欧洲人用瓷也和中国人一样，有日用和陈设两大类，但西方的建筑与中国建筑不一样，所以陈设的习惯和器型也不一样。
欧洲人用瓷器餐具是很晚的事了，早期一直都是用银质餐具。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就想研制瓷器，一直不太成功，直到17世纪初，才做得像点样子。那时候欧洲家庭也没有什么室内装饰的讲究，餐桌不是后来的分餐制，而是聚在一起用餐的。当时欧洲家庭的餐桌上，讲究一点是这样放置菜肴的：
欧洲家庭的餐桌上放置菜肴的方式
中间是调味菜、泡菜、色拉等；第二层放两个到四个小盘的苹果酱等各种酱类；再外面就是肉类、鱼类、主食和汤等。那时候的西餐也不是那么讲究，餐前点心和正餐都在一张餐桌上摆着。
实行分餐制以后，正餐前面有点心和开胃菜，通常需要椭圆形盘和圆形盘(约12寸)、8寸盘和6寸盘等，而正餐则需要大菜盘(13寸)和中菜盘(10寸)，以及分到个人面前的小盘(8寸)和各种调料、作料盘(6寸)以及大汤钵、色拉盘、汤盆(8～10寸)等。正餐以后，还有餐后甜点盘、甜食碗等等。饮制方而，有奶杯、咖啡具和糖缸等，以及茶具和酒瓶、酒杯等。
在上菜和上汤的时候，大盘(13寸以上)、大碗和大汤钵都会有个木质的托架{图299)，放在餐桌的不同方位，再把大盘或碗里的菜和汤分到每个食用者面前。还有许多的小器型是特别订制的，比如说装胡椒的和装盐的特别的器型。
一套餐具中，汤钵一般只有一两个，大的菜盘也只有几个(13寸以上)，中小型的盘子最多(6～8寸)。汤盆也是这样，小型的汤盆大约8～10寸，数量约比盘子少一些。有些菜、汤盆的西方设计，在边缘上做成缺齿状，可以架上汤勺，方便摆放。也有一些汤盆、色拉盆和鱼盆会做成动物形状，如鱼形容器，比较多见的是牛头型和鸭型容器。动物雕塑和实用器型相结合，美观又实用。它们多在乾隆年间订制，雍正时期的极少。了解了一套西方餐具的数量，在购买外销瓷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什么器型有什么用、数量多少。
1740年以后，由荷兰的瓷区设计出了一种四周有孔的色拉盘，放色拉时可以滤水，很受欢迎。这个器型制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后来也被用在一部分中国的餐具上。一套餐具中，数量少的汤钵和大盘、大碗比较珍贵，独立成型的异形器皿和雕塑容器就更为宝贵了。
四周有孔的色拉盘
西方的整套餐具的订制是雍正晚期还是乾隆早期开始的，目前尚无资料显示。在雍正时期有订制数量比较大的餐具，也许是各种餐具运到欧洲后再组合成套出售。由于数量少，品质好，乾隆初期以前的餐具收藏价值更高。
到了乾隆年间，就有了资料记载的整套餐具的订制。这段时期出口量增大，成本降低，加上经过近两百年的外销瓷的销售，中国的图案在欧洲已经十分流行。订制整套餐具在纹样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制作各种欧洲器型的技术在景德镇已经成熟，也有欧洲的整套餐具有西方的器型和中国图案的结合。
因为西式餐具器型特别复杂，景德镇瓷器艺人不熟悉，如果所有的绘画设计都是西方图案的话，中国的艺术家就更难画了，价格也就贵了些；而相对的，用西方的器型和中国的图案结合会比较容易制作。
l760年以后，因为在广州可以画出西方的纹样和画法，价格又便宜，而景德镇的艺术家比较习惯中国画法，要绘制完全的西方纹样，价格与成本都是比较高的，因此这类的成套餐具绘制的工作很多都转移到广州去了。乾隆年间景德镇绘制的成套餐具，画工比较偏向勾线、填彩等中国画方式。在广州绘制的餐具，数量多，品种全。
其实餐具的出口在很早就有了。《江西通志》记载，1555年国外就订制过三万多件龙纹的餐具。这个当然不能算是成套餐具，因为欧洲1555年还没有分餐制，l740年时已经分餐，由此成套餐具的器形更为丰富，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成套餐具的订制是乾隆初年开始的。
欧洲人在逐渐地将银器换成瓷器的时候，对精美的瓷器十分爱惜。l740年以后，欧洲人就只在大件的瓷器上加金属装饰，因为大件瓷器比较容易损伤，金属附件多加在花瓶的口部、颈部、盖钮、和底足部分，用以保护瓷器。现在各拍卖行拍卖中国外销瓷，凡有金属装饰的都会贵一些。也有一些重要的小型瓷器，会加上金属附件。它多加在边框或底部等，除保护功能外，还能起到美观的作用。
有些器形加了附件后，就被改变了用途，因为那时候欧洲还没有大量兴起室内装饰的风气，l8世纪初欧洲室内装饰开始兴起。而17世纪早期，欧洲人的家庭家具都比较简单，欧洲古家具中造型讲究的各种艺术风潮的样式基本上是1700年以后设计制作出来的，所以，欧洲人会将这些美丽的中国瓷器加上附件而成为实用的器皿。如他们将胆瓶加上附件后成为酒瓶，将花瓶加装附件，成为装奶的器型。更有甚者，为了好用，不惜破坏瓷器。就像大量的古瓷在底部打了一个洞，被做成台灯，有的花瓶被锯掉上面并在旁边钻个洞，加上铜的壶嘴就改成了茶壶，改造者居然还记录了其改造时间。
从收藏角度上来看，这些加有金属附件的外销瓷，因为在一件瓷器上，既有中国陶瓷艺术家的作品，又有西方金属雕刻艺术与之完美的结合，所以这样的瓷器价格比较高。
外销瓷中有一种造型。由于造型的难度比较大，彩绘也不易，所以在订购中，数量都不多，目前拍卖价也比较高，那就是瓷器烛台。烛台的造型比较丰富，制作比较精美。还有一些具有特别使用功能的瓷器，如剃胡须的盘子、婴儿的洗澡盆、生活中使用的便盆、首饰盒、化妆盒和鼻烟壶等，这些器形都比较特殊，一般都是专门定制的。
西方人比较讲究实用，他们除了前面所说的对一些瓷器进行改造，比较多的是把花瓶等器型改成台灯。上面的灯罩，会依据台灯的瓷器造型，加以配套。通常做成台灯的瓷器会在底部打洞，钻洞以后，对瓷器的损害很大，所以有少数特别精美的瓷器，人们舍不得钻洞，他们会将一根空心铁管作为台灯的支柱插到瓷器里面，铁管里面扭上一块铁环，并在其中堆上沙石，以增加台灯的重量，使其平衡。电线则是从花瓶口部插入铁管内。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著名的雍正寿桃天价花瓶，原来就曾被用做了台灯。
盘子在西方家庭陈设上很重要，有的放置在桌上，但更多的是挂在墙上，根据家具和墙面的关系组合大小不同的盘子，作为装饰。在西方家具中，有各种装饰和摆放瓷器的家具附件，如陈设瓷器的陈设柜，摆放瓷器的台子、几案等小家具，以及把小型雕塑瓷器放在墙上的小台子等等。(本文节选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国的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一书)
外销瓷鉴赏
乾隆粉彩花卉汤盘1740年直径47cm
乾隆粉彩花卉汤盘
该设计是欧洲陶彩的一种形式，画面非常漂亮，显示春暖花开的景象，还有蝴蝶在花中飞舞，十分精美。汤盆外观共有九层纹饰，不仅托盘精美，而且汤盆里面也有精致的彩绘。两边的拉手是两个寿桃，盖上的钮是一个镂空皇冠。这个乾隆粉彩可以和官窑相媲美。
乾隆青花描金及青花矾红人物汤盘1736至1740年直径23cm
乾隆青花描金及青花矾红人物汤盘
贵妇人和仆人在河边喂三只鸟，一圈外沿是折枝花卉构成的二方连续，再外面是一个个小方块，倒圆角的方形装饰和八个小形开光图案。这八个图案的形状都来自中间大图内。背后有七种小昆虫，画得十分精致，令人想起齐白石的小昆虫画。
这个样式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这个图案的设计者就是克里斯·普龙克CornelisPronk(1691—1759)。他于1734年8月31日住进阿姆斯特丹，开始做设计。当时到中国的订单都是经印度转到中国。这个设计合约规定，设计者要负责成品的品质，和原设计一样。关于这个样式的部分记录保存在印尼的雅加达。
1737年给荷兰的花伞系列中，一半是青花，一半是青花矾红加金。根据1736年8月23日的备忘录，这个设计在中国和日本都要分别做成不同的颜色：青花和色彩的。在日本做的内圈要大一些，女人身穿日本和服。在中国的瓷盘中，青花先做，色彩的后做，1736年左右在日本生产，因为日本要价太高，1738年就改到中国生产，但依然有少数私人还在日本人那里购买。这个样式在19世纪威尼斯还有生产。几乎所有中国外销瓷的书都有介绍普龙克教授的设计。
康熙德化瓷瓷雕狮子1700至1722年高25.4cm
康熙德化瓷瓷雕狮子
一只狮子坐在长方形底座上，狮子左爪下压着一只绣球。外销瓷中彩瓷雕塑比较多地来自景德镇，而白瓷雕塑则几乎都是福建德化产品。这件瓷雕底座中的镂空铜饰是在英国后加上去的。
编辑推荐
民国时期陈设瓷成型工艺
民国瓷器大体可分为圆器、琢器两个行业。但因器物的不同又可分为圆器成型、琢器成型、雕镶成型。又因具体成型方法的不同分为拉制成型、模印成型、注浆成型、拼接成型、捏镶成型。本文结合不同的行业加以介绍。
琢器多采用拉制与拼接成型相结合的方法，在成型过程中大致有以下几道工序：拉坯，将坯料放在陶车之上拉制成型；整坯，将干到一定程度的坯底拍紧，以防裂底。刮坯，整好的坯再干到一定程度后，放在陶车上进行精修，以瓶为例、先修瓶颈，后瓶身，使之厚薄适度，然后用泥浆粘牢。利好的坯干到一定程度后，扫干净瓶内的杂物灰尘，然后以清水入坯内，用手摇坯体，使坯内清水均匀淋湿坯内，将水倒出。然后施内釉，方法如上，然后施外釉。上述工序完成后即为剐坯，用坯刀修去圈足上的釉层，至此器物完全成型，装坯之后可入窑烧造。
圆器多釆用拉制成型与印模和拉制相结合的成型工艺。拉坯与琢器相同，为了保证器物大小厚薄一致，拉坯之后有一印坯工序，即在一定的印坯模上使之标准坯。利坯、剐坯同于琢器。然后上釉，至此，圆器成型。
镶器是指那些不能拉制成型的器物，如四方瓶等。基本工序为压片、刮板、刨平、镶接。压片是将泥料拍打成薄片。刮板是用直尺将泥板刮平。刨平是泥板干至一定程度之后，以刨刀将板刨平，干至一定程度之后，以泥浆粘接成所需的器型。
模印成型是对那些不规则的器物所釆用的成型法，如羹匙，先将泥料打成适度的薄片放人阴模之中，然后用手按紧，以竹刀修削成型。
注浆成型主要是对那些体积较大，器型复杂，对尺寸要求不甚严格的器物的成型法，以石膏为模，将泥浆注入模中，利用石膏的吸水性，在干燥过程中，坯土收缩，坯与模相分离。此种方式适合薄胎器物，如茶盘等。
“器行天下”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
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等，是“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黑石号”沉船，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这艘沉船载货以瓷器为主，多达67000余件，长沙窑瓷器占大多数，达56000余件，还有一些越窑青瓷、广东窑场烧造的青瓷和北方地区巩县窑等窑口的白瓷、白釉绿彩陶瓷，其中，打捞出的3件保存完好的青花瓷器备受瞩目。“黑石号”沉船中发现一件长沙窑釉下彩绘碗的外壁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826年）铭记，可知该船应为唐代晚期；而沉船中的瓷器组合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时期外销瓷器的品种与类别，亦可看出当时漂洋过海的外销瓷的规模与盛况。
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相关。自秦汉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海上交通发达，海外贸易不断，尤其是晚唐以来渐趋繁荣。瓷器是海外贸易中十分重要的输出商品。早在汉、晋时期，中国的瓷器在国外就有使用，如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些地区，已有少量流传。因瓷器易碎，陆路运输比较困难，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展，晚唐以后大规模的对外输出主要依靠海路，由港口出发，扬帆海外，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地区。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由于船舶装载量较大，瓷器外销的数量激增。
唐、五代时期，特别是晚唐以后，瓷器开始大批输往海外，其由扬州、明州、广州等港口出发，销往东亚的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区，并远至西亚、非洲东海岸等地区，如日本福冈太宰府鸿胪馆遗址、东南亚沙捞越地区、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等均有大量中国瓷器出土。前述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黑石号”沉船和印坦沉船、爪哇海域井里汶沉船则打捞出大批中国瓷器，处于我国南海贸易航线上的西沙群岛也有发现。这一时期的外销瓷以越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巩县窑瓷器、长沙窑瓷器等为主，闽粤沿海地区窑场所产的一些瓷器也是当时的外销品类之一。
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和繁荣，也掀起了中国瓷器外销新的高峰，尤其是南宋和元代。磁州窑、定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名窑产品广泛行销海外，华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泉州、广州、明州等重要贸易港口附近，还出现了一大批以外销为主要目的的外向型制瓷窑场，产品以仿烧景德镇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等名窑瓷器为主。这一阶段，海外发现的区域扩大，遍及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各地，而且数量众多，品种丰富，规模远超前代。贸易航线上沉船的水下考古发现，具代表性的有南宋时期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广东南海一号、福建定海白礁一号、元代西沙群岛石屿二号、韩国新安等沉船，均载有数量庞大的瓷器，更是证实了瓷器大批量的外销。外销瓷器品种以青瓷、青白瓷为主，也有不少白瓷、黑瓷、白地黑花瓷、酱釉瓷、钧釉瓷等，元代则还有青花瓷等。
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阶段，制瓷手工业格局与瓷器品种较之前代大变，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瓷器继续行销海外地区，直至清代晚期仍有一定发展，产品则以青花、白瓷、五彩瓷器为主。随着海外贸易模式的变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销售形式和瓷器类别，如订烧、纹章瓷等，这也促使中国瓷器外销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外销区域进一步扩大，最为突出的是，开始大量销往欧洲各国以及美洲地区。贸易航线上的一批沉船也打捞出水了大量中国瓷器，广东汕头海域南澳一号明代沉船，菲律宾吕宋岛海域西班牙大帆船“圣·迭戈号”沉船（1600年），马来西亚海域“万历号”沉船等；清代则有福建平潭海域碗礁一号沉船，越南海域头顿沉船（约1690年），印度尼西亚海域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1752年）、“泰兴号”沉船（约1822年）等。这一时期的外销瓷器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德化窑等为主，类别以青花瓷居多，五彩瓷和德化窑白瓷也较为常见。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克拉克瓷”，以青花开光图案为代表；在景德镇烧制、至广州上彩烘烧而成的广彩瓷器，图案多见西洋题材；德化窑白瓷的外销规模也较大，欧洲人称之为“中国白”（Blanc deChine），有些则专为西方烧制，如西洋人物雕像，独具特色。
中国瓷器的外销情况，受到不同阶段海外贸易政策的直接影响，如，晚唐五代南方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宋元时期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明清时期时断时续的海禁与开海政策，明中叶以后西方人竞相来华开展航海贸易。
“器行天下”，中国瓷器销往海外地区，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器形类别、装饰风格等传入了海外。海外市场的需求不仅刺激了中国制瓷手工业的发展，而且不少瓷器也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因素，如品种、器类、纹饰等方面，瓷器风格适应了当地的特殊需要。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模印贴花装饰的手法和纹样内容，唐青花瓷器的创烧和菱形花草纹图案等，都受到了阿拉伯风格的影响，有些还直接源自中亚、西亚一带的陶器、金银器。宋、元时期的军持，元代青花瓷器风格等也受海外地区影响。明、清时期，国外订烧瓷器甚多，据《景德镇陶录》记载：“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互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这类瓷器中最为普遍的餐具和咖啡具式样不一；还有一类独特的带有西方徽章图案的“纹章瓷”，种类多样，颇有特色。
与此同时，“技传海外”，中国的瓷器风格和制瓷技术也影响和流传到了国外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半岛制瓷手工业的发展，以及18世纪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日本奈良三彩、朝鲜新罗三彩虽属釉陶器，但制作方法源自唐三彩陶器。9~10世纪，朝鲜半岛从中国引进了龙窑技术，并开始烧造青瓷；其后，陆续烧制出的白瓷、青花瓷，以及分室龙窑、横室阶级窑等窑炉技术，均受到了中国制瓷技术的影响。14~15世纪，东南亚地区泰国的青瓷、越南的青花瓷则是受到龙泉窑、景德镇窑的影响烧制而成。16~17世纪，日本出现了分室龙窑、横室阶级窑，这应是受到福建德化窑、漳州窑的影响，烧制成功了青花、五彩瓷器，并与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上相竞争。欧洲地区也相继模仿中国瓷器，烧制了仿中国样式的陶器，如荷兰代尔夫特陶器等。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德国的伯特格尔利用优质高岭土于1709年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1910年建立新的迈森瓷厂，烧制白瓷和彩绘瓷器，轰动了整个欧洲。18世纪，法国瓷器迅速发展，以巴黎郊区的塞佛雷斯瓷器为代表。毫无疑问，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离不开明清时期瓷器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古代制瓷手工业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景德产佳瓷，产瓷不产手。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这是清代乾隆年间浮梁知县沈嘉徵所写《民窑行》，这首诗不仅生动地记述了当时制瓷手工业中心景德镇对工匠能手的吸引力和瓷器的生产状况，也描绘了瓷器行销的广阔市场。世界各地和四大洋各海域沉船中数量众多、品类丰富的中国瓷器的发现，再现了“佳瓷”之器成而行“天下”的盛况。
唐代以来，海外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瓷器的重要市场，瓷器成为当时中国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杰出代表，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中国瓷器外销所反映出的海上贸易线路，即是与北方陆路贸易“丝绸之路”遥相呼应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路线，亦谓“陶瓷之路”，即是从制瓷窑场出发，至沿海港口，而后扬帆远航，或由福州、明州等地向北、向东航行，到达朝鲜半岛、琉球、日本等地；或由泉州、广州等地向南航行，至东南亚南海诸国，再至南亚、非洲东海岸、西亚，以至欧洲、美洲、澳洲等地。
瓷器，作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发明和象征之一，漂洋过海，畅达世界，这也正是悠久而绵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
唐代潮州外销青瓷的起源与发展
潮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中国瓷都”。潮州陶瓷源远流长，其产品在中国陶瓷中独具—格，深受世人喜爱，饮誉海外。作者近十多年来，从开发工地收集到晋唐时期潮州青釉瓷器，经请教有关专家、学者和翻阅有关资料，试论唐代潮州青瓷出口外销的问题。
潮州处于中国大陆的东南端，韩江又直接流向南海，水运交通方便。唐代潮州地方人烟稀少，但窑场，窑地规模较大，有北关古窑群和南关古窑群盛产青釉日用瓷器，这些瓷器不仅当地自用，主要还是供出口外销。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我国对外贸易的瓷器自唐宋以来，畅销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宋史·食货志》记载，“开宝四年(971)置市舶司于广州、杭州和宁波，凡大食(阿拉伯半岛)，左逻(马来西亚)，安南(越南)，泰国、新加坡、三佛齐(巨港)诸番并通贸易，以金、银、铅、锡、杂色帛、瓷器、檀香等对换药品、犀角、珊瑚、琥珀、珠宝、镔铁、皮革、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苏木等物。”所记的我国“瓷器”对外输出贸易，虽然没有指明瓷器的品种和产地或窑口，但是可以确认包括“潮州青瓷”在内的瓷器，其数量也不少。在《中国陶瓷》史书上记载：“唐代广东与东 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等一些国家，贸易往来极为频繁，潮州、梅县、廉江、遂溪等地烧造的青瓷已成为出口的重要商品。”
近年来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阿曼、苏丹等国，也出土了不少唐代中国广东陶片陶器，说明广东潮州在唐代及五代时，陶瓷曾经大量外销。由此可以证实，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非常繁荣，“潮州青瓷”也在此时已经畅销世界各地。唐代潮州陶瓷的烧制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和大规模的生产，产品种类之多，何去何从?《中国陶瓷》一书中记载：“晚唐时期，朝廷设置广州、后置泉州、交州及扬州舶司、管理纳税机构后同世界各地通商，其中以广州最盛”。当时潮州陶 瓷及商品出口只有二个渠道，一须经广州检验纳税，路途较远，增加成本费用。二是经福建泉州检验纳税，陆路交通阻塞不通，水路虽较接近泉州可运输出口，但费用也高。除部分瓷器经上述两地检验出口外，从韩江直通大海，船只可便利地通往世界各国，节省成本费用。潮州地处韩江三角洲，唐朝韩愈贬潮时，尚有鳄患，可知当时潮州离海为“零距离”，可直接装货上船销往世界各地。古时北关有“埠头”、“埠尾”的叫法，是上货卸货的地方，潮州有“陶瓷换高丽(参)”的俗语。
唐代时期大量的青瓷器就从这里销往世界各地，节省了大量的交通费用，提高了运输效率。自“贞观之治”至“安史教乱”这段时期，由于避逃官府的检验纳税，大量的内地、外地商客在这里建窑烧制，后发展到府城外的南关窑群，现在韩江沿边的唐代陶瓷堆积层便是有力的佐证。古时潮州府的北阁佛灯前之龙湫宝塔，前沿江边这一带地方很热闹，沿韩江边原来都是旧破的商店遗址至青天白日前的“伯公庙”、“妈祖庙”一带地方古时是热闹的埠市，上连兴梅及福建，下通大海至世界各地。这应该是东南“海上丝绸”之路中一道分支线的始发港码头。
唐代广东潮州烧制的日用陶瓷，以青釉为主。碗型一般敞口平底，素面，莲花纹，莲花瓣，菊花纹，潮州唐代北关古窑出土的种类壶、碗，都是平底、附 盖、带把、短流口，容易提，罐有二耳，三耳，四耳罐，有些器型还粘附人物环坛一周或捏成水波纹环罐一周，具有地方的民俗特色，这些“宝珠坛”、“骨灰罐” 的装饰正好迎合唐代时期的佛教意识，使潮州陶瓷走向世界各地，特别是佛教圣地。海上“丝绸之路”可通往许多海洋国家。先谈一谈一衣带水的日本，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唐代“开元盛世”时期，中日互派高僧传教学法，在日本法隆寺，收藏的中国青釉四耳壶，镰仑市博多县、琉球群岛等遗址也出土了中国唐代青瓷的遗物陶片陶器。奈良正历寺古墓出土的青瓷深钵，岐阜县鹈饲村出土的青瓷碗，土云市出土的青瓷盘等器物便是有力的佐证。日本古陶瓷专家三上次南曾针对这个历史阶段 指出，“中国输出的陶瓷—福建和广东瓷窑的制品占一半以上”。在邻国的安南(越南)西贡市多处发现我国唐代青瓷器。在泰国，新加坡以及渤泥等国也出土有我国青瓷，特别在土耳其的伊期坦布尔博物院藏有我国瓷品1万多件，其中就有潮州唐代时期的青瓷。在印度和波斯湾沿岸的巴士拉，埃及的福斯塔特也发现了青瓷 碎片瓷器，笔者到过10多个国家，曾到过泰国的巴堤雅市参观，在那里的一家博物院就发现了潮州唐代的青釉罐和青釉玉壁底碗，盘，茶垫等青瓷器皿。
我国已故的古陶瓷学者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陶瓷史略》一书中记载，6、7世纪时，我国的青釉器就由我国的海船或经阿拉伯商人之手传到印度、波斯，并 由波斯到达埃及、新西兰，以至非洲的东部与北部，甚至通过地中海，远至海牙，曾有新西兰学者艾黎参观潮州古瓷展品之后，激动地说：“我在国外看到好多古瓷 器，原来它的老家就在这里。”我国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国家级权威人士耿宝昌先生曾先后二次到潮州，鉴赏唐代北关窑出土的瓷器，对一件青釉四花瓣口玉壁底 碗色面，旋釉均匀，开片裂纹，晶莹似玉，在阳光下照射出道道金色光线的景象，连声赞誉称：“这是唐代潮州窑的代表作。”
由此可见，潮州制陶瓷不只是在宋代就臻于鼎盛时期，就能一下子规模宏大，更应该是在承接唐代的烧制技艺基础上发展的起来的，唐代潮州也是制瓷的盛产地和出口贸易地，由于后期潮州陶瓷的不断发展壮大，有“水东窑”、“南门窑”，大埔窑“饶贵缶”，“枋溪缶”的窑址的众多名称出现，因窑口之多而忘却了 唐代的“青瓷”叫法。
不同时期的外销瓷
唐宋时期外销瓷
唐宋时期无论是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唐三彩还是龙泉窑青瓷，虽然是贸易用瓷，但都是以浓郁的民族风格为主，其外销的目的，始终以宣传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为宗旨。
元代外销瓷
从元代开始贸易用瓷的风格有所改变，其销往国外的瓷器开始注重销往国的风俗习惯，特别是作为大宗产品的元青花瓷，也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销往中东、西亚一带的青花器，器型一般较大，多为大盘、大瓶等，图案层次丰富。由于采用进口青料，所以莹润的釉色、浓重的青料同硕大的器型相得益彰，构成了气势博大的所谓元“至正型”青花瓷的特色。传世的元青花瓷也以伊朗阿迪别尔寺神庙、土耳其伊斯坦堡托布卡比·萨拉依博物馆收藏最丰富，可以说是元代青花瓷的宝库。而外销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的元青花，风格却迥然有异，以小罐、小碟、高足杯等小件器为主，因采用国产青料，青花发色灰暗，构图也较为简单。
青花瓷在元代主要作为贸易用瓷，这一点在目前学术界似已形成多数共识。特别是元青花瓷中高大丰硕的大瓶、大罐、大碗、大盘等风格独特的造型，以及与前朝风格迥然有别的多层装饰构图，都具有相当浓厚的伊斯兰图案装饰特色。此外，在元青花大盘上，采用同心圆环进行多层次装饰，也是典型伊斯兰风格，这种风格在14世纪早期伊斯兰器皿或陶瓷上都可以找到原型。元青花瓷器中以大盘居多，与中西亚地区贵族崇尚的饮食习惯有密切关系。明朝人马欢曾著《瀛涯胜览》一书，书中讲到西域国人用大盘盛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宴会时则以大盘盛姜黄色带香味之饭肴，置于地上众人以手撮而食之。这些都说明元青花器物，主要是为了迎合西亚地区人民的饮食习惯，是为与西亚地区贸易的需要而制作的，其次才是为了满足上层社会的贵族生活所需。
明清时期外销瓷
明代瓷器的大量外销，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曾七次率领庞大的商船队走遍南海诸国，其足迹曾抵达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历经30多个国家，历时将近30年之久。郑和的商船队与所到诸国在贸易、文化和政治等方面，都建立了密切关系，中国以瓷器、丝织品、金属器皿和铁币，换取当地香料、药材、珠宝等货物。与此同时，每逢这些国家的使臣来中国朝贡、访问回国时，也还要带回大量的瓷器。随郑和出航的费信所著《星槎胜览》、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等书，都记载过中国瓷器在国外受欢迎的情况。
明初永乐、宣德时期，虽仍以青花作为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但为外国的特殊需要而专门生产或订烧瓷器的风气在景德镇日渐兴盛。其烧制主要模仿西亚地区金属器皿，如仿制中东和西亚地区伊斯兰教徒做礼拜和朝圣时贮水之用的青花军持、青花方流执壶、青花绶带耳葫芦扁瓶、青花板沿盆等，其造型与14世纪早期西亚的金银器极为相似。字串8
外销瓷中的典型品种
从明代正德、嘉靖一直到清代早期，由于中国和欧洲直接通商，工匠们更注意各国人民的生活习俗，专门生产适应各国市场所需的青花器。这一点在《景德镇陶录》中有详细记载：“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与鬼子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所谓“岁无定样”，就是指每年产品的种类、造型、装饰都要根据欧洲市场的不同需要而特制，如盛行一时的纹章瓷、克拉克瓷，就是根据欧洲市场的需要订烧的。
纹章瓷，是指欧洲的一些政府部门、王公贵族、军队在中国订烧的瓷器，在这些瓷器上，都绘有代表他们标志的徽章。现存里斯本属于葡萄牙Manuel一世(1469—1521年)的一件青花纹章瓷执壶，可视为迄今已发现的中国为欧洲特殊订货烧制的最早外销瓷。
克拉克瓷，是外销瓷中最受欢迎的一个青花品种，日本人又称为“芙蓉手”。它最常见的造型一般是大盘，有圆口和花口之别，纹饰布局分中心纹饰与边饰。中心纹饰常见有仙人楼阁、花鸟树石、麒麟瑞兽等，边饰一般分为二层八格或二层四格，内绘花果、书画、卷轴等物。这种纹饰的画法虽然是中国传统方法，但纹饰布局已非中国风格，而是专为外销设计的。
海捞瓷、外销瓷和沉船
航行于中国沿海，乃至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中国古代陶瓷器，从中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新器形与新品种，因此每一次海捞瓷新发现都在改写中国陶瓷史。
海捞瓷，顾名思义，就是从海水里捞起来的瓷器。同意这个定义，也就意味着，海捞瓷没有年代的规定，即使是本世纪沉入海底的瓷器，它也应该是海捞瓷。这样的阐述，显然和市场上通行的海捞瓷的观点有相当的距离。
更为确切地说，海捞瓷，就是从海底古代沉船上捞起的瓷器。这个“古代”，一般指我国清代以前，也可以放宽至我国的民国时期。
海捞瓷和我国古代的外销瓷虽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把海捞瓷完全等同于外销瓷。在我国古代近岸的沿海航线上，也行驶着不少国内的船只，它们载负的货物中，完全可能有不少瓷器，在这样的沉船中发现的古代瓷器，就不应该是外销瓷。然而，远洋航行的船只失事的概率要比近海航行的船只大得多，同时，远洋航行的船只所载的货物中，瓷器的比例也大得多，所以绝大多数的海捞瓷都是从远洋航行的船只上打捞起来的。
我国瓷器的外销有着久远的历史，其贸易线路主要有北方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它最早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命名。在研究我国海上贸易的出口地和出口商品后，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条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应该称之为“陶瓷之路”更为恰当。
早在汉代，我国就开始了和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从我国至印度的航线，这条航线沿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出土记载也说明了陶瓷贸易的存在。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发地区，曾经出土了汉代初期的薄釉瓷龙勺一件。东南亚各地发现的这些汉代出口陶瓷，对陶瓷史、海上交通史和世界贸易史研究都很重要。
唐代的经济、文化和艺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唐代的税赋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税赋，而海外贸易在政府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所以陶瓷的大规模出口还没有形成气候。尽管如此，从海外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陶瓷，也足以震撼世界陶瓷界，在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六万多件中国唐代的瓷器。
宋代是我国海上贸易的繁盛时期，也是陶瓷之路形成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特别是陶瓷的输出，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宋代疆域不及西域，大大限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使得海上陶瓷之路成为宋代出口商品的主要通道；其次，宋代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大量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商品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商品供求和输出的需求，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第三，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政府管理海外贸易机构的诞生和成熟，反过来，它又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第四，宋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如水密隔舱新技术的出现增加了船舶抗风抗沉的能力，使得对外贸易的风险率大为降低；第五，无与伦比的宋代制瓷技术，在陶瓷商品的质量和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陶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占有率。
鉴于以上原因，在宋代，瓷器已经代替丝绸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我国宋代瓷器的海上贸易主要输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非洲海岸。而海上贸易的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三上次男先生在介绍宋代向日本的瓷器输出时说：“十世纪至十二世纪，泉州有许多商船运载中国陶瓷器东渡日本，发现最集中的是镰仓，在这里采集到的中国陶瓷器有五万余件。”日本九州福冈修地铁时出土中国陶瓷片有十万片之多。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当地的博物馆十几年来发掘所得的中国瓷片多达一百多万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宋代瓷片。在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有二万片之多。据古运泉和杨少祥等先生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路瓷器中，一年的总产量可高达一亿三千万件。而2007年发掘的浙江龙泉市的龙窑遗址，其规模之大，足见宋代龙泉窑瓷器的数量相当惊人，而作为宋代主要出口瓷器的龙泉窑在欧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我国宋代通过海上出口的瓷器，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实在难以统计，这个天文数字的出口瓷器，只要有万分之一突遇风浪沉没，其数量就是数十万件。
元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官方垄断，但商品的出口仍然如火如荼。元代统治者充分认识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好处，由于元代疆域的广大，陆上的贸易从北京可以直达巴格达，而海上的贸易也可以从福建的泉州到达波斯湾地区。现在保存于土耳其博物馆和伊朗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就是那时运抵西亚的。这些元青花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显然是适应阿拉伯地区社会生活的需要的。现在我国收藏界和文博界争论不休的元青花瓷器的数量问题，也许解决的最终途径是元代海捞瓷的官方发现。而西沙海域已经发现载有元青花瓷器的报道，将使揭开谜底的日子逐渐接近。下面的公文可见元人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南人燕参政说，有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帘子，这般与了，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人汪大渊也在《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我国陶瓷外销至琉球、爪哇和天竺等地的情况。
明代对海洋的感情是复杂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明代首都的北迁和倭寇的骚扰使得明代中后期的海上贸易受到相当的影响，但是，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一直刺激着民间瓷器的出口，官方的禁止或开放，使得这种贸易或者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走私的方式连绵不断地进行着，其规模之大，使得日本市场、东南亚市场和欧洲市场充斥着中国的瓷器。
据《明史》记载的官方赏赐：1374年（洪武七年），始以陶器送给琉球国，还以7万件和他们贸易；1417年（永乐十五年），明朝遣使到阿拉伯，送给他们王公大臣以鹰花绫、文锦和瓷器；1524年（嘉靖三年），又送给波斯失刺思部瓷器等物。民间的贸易数量更是惊人。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10年装走9227件瓷器，1612年运走38641件瓷器，1636年6只商船装走259380件瓷器，1637年装走21万件，1639年装走件数达到366000件。统计从1602年到1657年，运往荷兰瓷器的总量，约在300万件以上。日本和我国的瓷器贸易量也很惊人，仅1635年8月下半月，就从我国台湾装运了4船瓷器到日本，数量达135005件。可见，在明代，瓷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
17世纪是中国陶瓷出口的鼎盛时期，每年输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至少有300万件之多，这个明末清初的年代，瓷器的输出形成了一个U形的曲线，从明代晚期的高潮，明清之际的低谷，再至清初的大量输出，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声誉鹊起。据T.佛尔克先生所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所载，“从1602年至1682年，在这短短的80年里，我国瓷器的输出量竟达1600万件以上。”当然，进行中国陶瓷贸易的不止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因此，17世纪中国陶瓷出口的数量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清初我国瓷器的海外贸易有着一个很好的势头，出水的清初瓷器可以证实这种民间的瓷器贸易。然而，康熙二十三年后的长期海禁中断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头。虽然民间的瓷器贸易还在悄悄地进行，但已经不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流。清代中晚期，虽然还有着大量瓷器的出口，但瓷器的制造技术，已经外泄，我国瓷器生产也已经走入下坡路，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汉至清，我国外销的陶瓷以数十亿计，在航行于我国南海、黄海、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只要有万分之一因战争或自然的因素沉没海底，累计的数量就是十分惊人，所以说，海底不仅会出现数量惊人的我国古代陶瓷，更有可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古代陶瓷器皿和古代陶瓷品种，它们的发现，完全可能改写中国陶瓷史，使中国陶瓷史更全面更完整。
在工业时代以前的海上交通，人类尽管已经横跨大洋，沟通起七大洲的联系，但是，遇到风暴，或者不熟悉航路而触礁，或者被海盗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或者自己的疏忽，都会使船舶葬身海底。在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据甘雪莉先生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记载，“全球的海底到处可见沉船，其中至少有40艘西班牙对华贸易的帆船。”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和西沙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6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5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中，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海底沉船一旦被打捞上来，就会成为轰动的新闻。因为，陶瓷也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舱物，所以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中国古代的瓷器，也会给发现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益。
外销瓷：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
我国的瓷器输出主要是海陆两路，陆路即唐以前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唐宋以后东到朝鲜、日本，南经东南亚、南亚、西亚，远达非洲的“海上陶瓷之路”，陶瓷主要是通过这条海路向外输出的。
唐、五代时期，波斯、阿拉伯商人纷纷来我国经商，多到广州登岸；当时扬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因此成为胡商云集之地；明州紧连越窑诸窑址，又是天然良港，日本遣唐使及商船大多从这里登岸；泉州也是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成为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我国的陶瓷就是经这些港口，东输朝鲜、日本，或由波斯、阿拉伯商人贩运到南海诸国，尔后转运到世界各地。当时出口的瓷器主要有长沙窑瓷、三彩瓷、越窑青瓷、巩县窑瓷、邢窑白瓷、耀州窑青瓷、鲁山窑瓷以及广东诸窑瓷器等。
宋元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广州成为最大的瓷器输出港，宋代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多是从这里输出。宋代广州的外销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福建泉州在宋元时期也是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主要输出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青瓷、青花瓷等。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越窑、龙泉窑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制造的青白瓷、白瓷，元代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泉州窑和德化窑产品运销的国家和地区也很广泛。可以说，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宋元时期的中国瓷器风靡印度洋。
明清时期，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我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盛举，使中国瓷器广泛地流传到南亚、西亚和非洲各地，其中青花瓷尤受欢迎。中国和欧洲直接的瓷器贸易始于明代，16世纪葡萄牙是第一个和中国直接进行瓷器贸易的欧洲国家，此后，中国瓷器大量流入里斯本，致使里斯本很快代替了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成为欧洲专门销售东方古董和中国手工艺品的中心。邻国西班牙则是把菲律宾作为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据点，将购买来的中国瓷器转运，横渡太平洋(12.23,0.08,0.66%)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然后再由西班牙商船运回欧洲。荷兰从17世纪开始代替了葡萄牙，垄断了欧洲国家和中国的瓷器贸易，到了18世纪中叶，欧洲市场上经营中国瓷器的主要由法国、英国所取代。此外，德国、俄国、丹麦、奥地利、瑞典、美国等也被中国瓷器所吸引接踵而来。
明清时期，我国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彩瓷等，另外还有许多纹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绘瓷工人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瓷、人物图画(诸如神话、宗教故事和风俗画)、船舶图画以及码头风景画、花卉图四种。19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权的腐败而造成的社会动乱，使我国瓷业生产逐渐衰落，瓷器的外销也就每况愈下了。
从雍正粉彩大徽章瓷说外销瓷
雍正粉彩大徽章瓷藏家：华夏收藏网奚风瘦马近日买了一只雍正粉彩纹章瓷，直径32cm，盘心装饰欧洲贵族徽章一枚，直径达15cm左右，口沿传统缠枝花卉装饰一周，很是喜欢。发在微信朋友圈交流，有朋友问为什么也买外销瓷？答案在这里：仅就我们国内所产的明清瓷器而言，按照美学风格取向，我认为主要可以分为民间风格、宫廷风格、文人风格和异域风格，推而广之，其他收藏品也大概不外乎此，比如家具、玉器等等。其间的差异不言自明，不多赘述。不管玩哪一类型的藏品，我觉得都应该是风格特征越明显，越能体现这一类型的特色，越有味道，从长远来说，也就越有文史和经济价值。明清瓷器中有异域风格的，主要是我们常说的外销瓷。外销瓷其实主要是来自海外的订货，而最能体现风格差异的，无外乎器型和纹饰。纯外来的器型其实也很多，比如公认为永乐官窑的无挡尊，最近网站比较常见的军执等。纯外来的纹饰则有欧洲宗教题材、神话故事等，其中徽章瓷算是外销瓷中的一个专题门类，在国外有专门的收藏者。所谓徽章瓷，顾名思义，是指瓷器上烧有皇室、贵族、家族、城市、公司、团体等特殊标志的一种瓷器，主要是来自欧洲的定烧，晚期美洲也有定制。徽章的组成都是有传统和规矩的，其中的含义国外有专门的书籍介绍。但大体来说，徽章越大、越精美的，收藏价值也越大，曾经见一些欧洲皇室的徽章盘，徽章完全占据了整个盘心，且绘制极其繁复，观之颇使人震撼。对于徽章瓷，因为他的另类而略带神秘的美，我其实一直比较关注，一直想买一只品相完美、徽章较大的藏品，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如愿，如今遇到这只，也就顺其自然买下了。网上平时见的外销瓷普品多些，关于外销瓷如果想有系统的认知，可以看看余春明著的《中国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他本人早年在国外搞艺术创作，就收藏了不少档次不错的纹章瓷，目前展于南昌大学博物馆，有机会可以去看看，相信会有大开眼见的感觉。这里上几件馆藏器：1、明代外销瓷最早兴起、也是最早期的徽章瓷出现的时候，正德时期葡萄牙定烧的徽章瓷，花浇残件，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关于外销瓷的起源，建议阅读《文物》杂志2011年2期《15~16世纪景德镇青花瓷外销调查》，一定会受益匪浅。2、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干隆时期徽章瓷。是为英国绅士李克.奥勾瓦制作的，22.5cm，当时共定烧120，记载明确。有名有姓，资料确凿，没有相应各国的字母或缩写吧。3、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干隆时期马克杯（啤酒杯）。乾隆以后，徽章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其他实用器物上。徽章中每一个符号都有特定的含义。4、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干隆时期荷兰徽章纹杯和托碟这类杯碟目前回流很多，带徽章的几乎没有吧。其实外销瓷也有普品和精品之分，总的来说，目前比较常见的外销盘子、杯碟等，画工、用料和内销的还是有差别的，一般外销瓷会比较偏薄一点。外销瓷的工艺水平都不差，精品直追官窑水准，普品远高于民窑普品粗器的水平。中国人自古讲究个待客之道，不会把自己家里最差的东西拿出去丢人。就历史价值而言，外销瓷不仅客观反映了很多中国的历史，政治事实，还见证了世界的变迁。欧洲艺术发展过程中吸取的东方元素主要来源就是瓷器，因为当时瓷器是最主要的出口艺术品。就算是在价钱上，中国瓷器几百年前在欧洲就属于奢侈品，外销瓷精品早在国内市场对其有所认识之前就在国际拍卖上很有市场。在目前市面上官窑，民窑精品所剩无几，仿品铺天盖地的市场背景下，在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中，外销瓷在国内价格飞涨是大势所趋。
明清外销瓷回流火热升温
考古发掘证明，中国陶瓷外销至迟始于唐代，当时是作为特产随丝绸输往国外的。在今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巴林、约旦、叙利亚、苏丹、埃及、坦桑尼亚等国都出土了中国唐、五代时期的陶瓷标本，品种有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瓷器、广东梅州市梅县区窑瓷器等。长沙窑就是以生产外销瓷为主的瓷窑。
宋、元时期
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对外贸易进一步加强，中国陶瓷的外销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特别是在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后，大批外销瓷从这些港口启运，沿着唐、五代时期开辟的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亚洲、非洲各国，其中尤以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发现居多，埃及和伊朗出土的数量也很可观。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龙泉窑系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窑系青白瓷，元代景德镇窑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另有磁州窑系、耀州窑系、建窑系瓷器及福建、广东沿海专烧外销瓷的瓷器。
明清
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七下西洋，进一步促进了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外销瓷不但大量输出到亚洲、非洲各国，而且自明代晚期开始倾销欧洲诸国。明中叶以后，有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收购、订制中国瓷器，而且数量都非常巨大，据不完全统计，运到荷兰的瓷器最多一年（1639年）竟达366000件。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外销瓷的主要市场有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和欧洲，特别是欧洲市场。18世纪前期，欧洲的英、法、荷兰、丹麦、瑞典等国被允许在广州设置贸易机构，使中国瓷器在欧洲的销售量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载，每年仅巴达维亚一地远往欧洲的瓷器就达300万件之多，如果再加上其他国家及中国商人直接运往欧洲的瓷器，其数量之巨是可想而知的。明、清时期的外销瓷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和釉上彩瓷。许多瓷器的装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画工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又称徽章）、人物故事、船舶及码头风景、动物花卉、鱼草、博古等纹饰。在广州生产的“广彩”瓷即属于这一类。
19世纪20年代以后
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而造成社会动乱，中国瓷业生产每况愈下，瓷器的外销也就衰落了。中国古代陶瓷对外贸易的海上运输路线，被当代考古学家称为“陶瓷之路”。中国陶瓷运往世界各地后，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自唐代以来，各国陶瓷工匠竞相仿制，并生产出各具民族风格的陶瓷制品，从而推动了世界陶瓷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关于中国古代外销瓷的研究
古代海上贸易和中国古代陶瓷器外销的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中国古代与非洲的联系源远流长，沟通两地联系的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也有学者将其称为“陶瓷之路”。近年来我国学界不断走出去，在非洲东海岸展开考古发掘工作，目前正在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规模超出此前认识 研究正在逐步深化中国陶瓷约在唐代中期以后开始大规模向外输出，持续达千余年，外销瓷成为古代中国与异域交往的重要证据。秦大树长期从事宋元明考古、陶瓷考古，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他先后在肯尼亚进行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他介绍说，根据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和美洲沿海各国的古代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中国古代陶瓷，其年代上至唐代中后期，下至清朝晚期，“近年来水下考古不断发展，大量出水遗物表明，中国陶瓷外销到世界各地的规模远远大于人们此前的认识”。
据学者介绍，此前海上贸易沿线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多由欧美学者和日本学者主持、参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学术机构开始真正参与到古代贸易和中国外销瓷的研究中来。中国考古学家不仅在中国海域开展了大量的水下考古工作，并且积极参与到东南亚地区，诸如柬埔寨、新加坡、越南等地的考古工作中，还在北非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东非肯尼亚拉穆群岛等海上丝绸之路的西端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与发掘，并对这些地区发现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研。此外，学者对新出土的考古材料，以及过去欧洲学者发掘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记录、研究，为海上贸易和中国古代外销瓷的深入研究积累了重要资料。 转换研究角度建立信息数据库“尽管非洲距离中国较远，但考古学家在非洲开展的考古研究工作、发现的中国古代外销瓷数量，在环印度洋地区却是最多、最丰富的。”秦大树说道。据他介绍，许多非洲古代遗址中都出土了数目可观的中国外销瓷，例如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南非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中国学者对这些地区的考古工作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并且在东非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同时将其他地区遗址的资料系统地保存，为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除了上述对非洲发现的中国外销瓷进行调查统计外，“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还将对海外出土的中国外销瓷标本进行科技分析研究，建立中国古代外销瓷信息数据库，为今后中国外销瓷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数据的支撑。在此基础上，学界还将对出土中国外销瓷开展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秦大树将此次研究定位为“宏观视角的时空框架构建”、“多重证据的海上贸易复原”和“超长时段的阶段性观察”。其研究视角在时空上非常广阔，这在此前中国学界的研究工作中并不多见。秦大树说，“通过研究，努力建立从中国外销瓷大规模输出到清代后期中国外销瓷年代发展序列，探究各时期外销瓷的特点和数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青年学者丁雨参加了几年前在肯尼亚的考古发掘，目前正参加此次的研究工作。他介绍说，在研究中，他将尝试从非洲的视角回望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古代外销瓷在非洲社会中发挥的功能，包括在文化塑造方面的作用，发掘更多值得研究的现象。
再现贸易地位拓展研究中国视角在海外各地出土或传世的中国外销瓷器，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其使用过程中融入了当地文化环境，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证据。在这一领域主动开展深入研究，可以正确认识古代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以及在早期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贡献。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古代外销瓷研究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提供了更多的视角。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古代中国外销瓷的研究课题和国际会议不断。秦大树认为，立足于现有的考古材料，对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研究并与我国新的陶瓷考古成果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解读中国瓷器在古代海上贸易中的地位，并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海洋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助于重新撰写我国古代物质文化和对外交流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