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大名窑中的钧瓷出禹州，单钧台窑就占地30多万平方米，瓷片堆积厚1～2米，足称钧瓷之乡。但在它的北方约300公里的地方，也有一片烧造钧瓷的古窑群，这就是豫北的鹤壁集窑。
四川大学教授陈德富在《古瓷收藏与鉴赏》一文中提到：此窑“窑址在鹤壁集市西茹家村一带，时代为宋元，这是河南宋代一个大窑场，出土物十分丰富。其瓷器胎细，白或灰白，釉色以青釉、白釉为多。”
鹤壁窑在河南省的最北端，隔漳河与磁州窑遥遥相望。西背太行，东展平原，汤河在其南，洹河在其北。窑址散落在方圆四十华里的丘陵之上，当地有四十五里烧窑坡之说。已探明的窑址有鹤壁的西茹村，安阳县的善应乡、马家乡等。字串7
上世纪的70年代，古瓷收藏还未火热，当地百姓雨后在田间地头、冈坡岭涧不时拾到一些残片及残器。因不识为何物，或放在窗台墙角，或用来盛食喂鸡。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老城改造工作蓬勃兴起。在鹤壁邻近地区的邯郸、安阳、新乡，从建筑工地出土了大量的钧瓷片。当时古瓷爱好者还以为是禹州的钧瓷，十分珍惜，“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观念已深入人心。随着越来越多的残片及残器的出现，古瓷爱好者恍然大悟：安阳及周边地区的钧瓷80%是出自鹤壁窑。至此，当地古瓷界始有“鹤钧”之说。字串7
鹤壁窑钧瓷始烧于北宋末年至金代这段时间。2002年安阳首届全国收藏品交流会上，我看到一片鹤钧盘残片。盘心内有黄彩铭文：“□谅周元恒，巧工手工生，火烧初造瓷□。”该器为当时钧瓷烧造成功的纪念物，盘口微敛，圆唇，弧腹，平底，圈足略向上撇，盘底施护底釉，是典型的宋、金时代的器物，足可佐证“鹤钧”始烧于宋末或金代。鹤壁窑钧瓷兴盛于元初，从安阳老城出土的大量钧片来看，当时几乎家家用钧瓷，数量相当可观。元末不知什么原因，鹤壁钧窑戛然停烧，不复再燃。德-化-陶-瓷-总-站
鹤壁钧窑的器型有：碗、盘、钵、罐、盆、瓶、炉、盏托、杯等，都是供周边地区居民所用，为典型民钧。其胎质分为两种，一种为灰黑胎，粗糙坚实；一种为灰白胎，比较粗松，与釉面结合不牢。釉色有天蓝釉、月白釉、米黄釉、青绿釉、靛青釉，具有代表性的是那种呈深蓝发黑带白点的釉色，比较凝重。鹤壁窑好的釉色与禹钧不相上下。其窑变紫斑、红斑虽不及禹宋钧的窑变缥缈弥漫，但上乘窑变还是十分迷人的。字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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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鉴赏-鹤壁集窑址（图）
宋元时代北方民间瓷窑址。位于今河南省鹤壁集市的汤、淇两河沿岸，共发现窑址10余处，其中以鹤山区鹤壁集西边瓷窑的规模为最大。窑址总面积约84万平方米。创烧于唐而终于元。烧制的品种繁多，白地黑花瓷器与磁州窑的关系较为密切，故属磁州窑系。1955年故宫博物院进行调查，1963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发掘。
唐五代时期，鹤壁集窑窑具都用耐火土制成。匣钵敞口，直壁。窑柱成管状。支具分圆形垫饼和上下用圆形垫饼中间以柱相连的两种。烧制器物以白釉瓷器为主，黄釉占一定比例，黑釉次之。器物有壶、瓶、罐、碗等。北宋时期，匣钵有直壁深腹与直壁方唇下部作锅底形漏斗状两种。烧制瓷器仍以白釉为主，豆青色釉与黑釉器为数不少。器形有碗、盘、罐、钵等。瓷器制作技术较以前有所提高,烧制品种增多，装饰花纹也渐趋复杂,有刻划花和白地绘黑花等。
(见彩图[瓷器残片(宋)]）
[鹤壁集窑白釉黑花瓷残片(宋代)]
金代继承北宋技术，窑具较前复杂多样，除多种式样的匣钵外，还有各种支垫与器托等。在装饰技法上更为丰富多采，有刻花、划花、印花、白地绘黑花，还生产釉上加红绿彩器物。器形有各式瓶、壶、盂、钵、碗、盘等。褐黄釉折沿大盆最具特色，盆内施黄釉，外施黑釉，器内多刻划各种纹饰，有的划一昂首的鹅游于水上，有的划莲花、荷叶。兔纹也比较常见，其作法是先划兔吃草的主题纹饰,在纹饰内敷一层薄薄的白色化妆土,然后施釉，在褐色地上衬托出褐黄色纹饰，这是鹤壁集窑的特有之作。
[瓷器残片（金代)]
元代除烧制黑釉、酱釉瓷器外，还继续烧造白地绘黑花器物，但瓷质和施釉均较粗糙，仿钧窑的天蓝釉和带有紫红色斑的瓷器却大为增加。
鹤壁集窑的产生与发展，是直接与民间用瓷的需要相联系的，纹饰题材多来源于民间，表现了民间艺人熟练的技艺。
唐代梅县水车窑陶瓷作品的美的解说
唐代梅县水车窑由于工艺先进，其作品表现出许许多多的美，站在不同的角度它都能给人予美的发现和体验，可谓“景随步移，美随形变”。笔者将之概括为“八美”。
恢宏之美
水车窑的造型深受盛唐大文化的影响，始终在追随和追求一种恢宏大气，且最终达到的是一种小器通大道理，大器大道理兼有的“大气”，而且这种“大气”和壮美的作品远远多于同时代其它窑业。如全国同期独一无二的巨型八足砚（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雄强霸气的长把汤瓶、身高４０厘米的四系大罐（省博馆藏）等皆为杰出的代表作。
自然之美
我们在水车窑的瓷艺作品里，看得到匠师们在追求作品与自然界独立自在形态的吻合；追求天衣无缝，没有人工做作痕迹的审美品格。比如水车窑青翠之釉色，几乎很难找到完全相同一致的，没有标准色阶可作比较，窑工配釉和施釉的随意再经窑火自然幻化而成的丰富色阶，构成了一幅幅天然的画卷。
简约之美
水车窑从隋唐始至宋初终，三百年恪守不着纹饰、一任天成的简约理念，有人说这是水车窑的一大缺陷，笔者并不这么认为。纹饰有纹饰的美，简约有简约的美，纹饰的美是外露的、奢华的；简约的美是内收的、朴素的；两相比较，后者比前者多了一份佛风禅韵的神秘感。
圆润之美
中国古人推崇圆满和圆融的境界。水车窑不乏“圆”与“美”结合的经典，其绝大部分作品中所表现的拙朴圆润之美，尤其三足炉、唾壶、执壶等的神圆造像，既是中原士族后裔——水车窑匠人秉承华夏民族尚圆审美文化的折射，又与明清之后带有浓郁功利色彩的机械工艺陶瓷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文质之美
水车窑匠人为客家先民，是来自中原的士族后裔，受儒家思想影响甚深，千年不改“崇文重教”之良好风尚。物如其人，水车窑的陶瓷艺术理所当然自然地散发出翰墨之香，无论是执壶还是罐或是炉，其或颀长或圆润的外形无不透出一股儒雅风流之质，而且这一特征在全国诸窑作品中显得格外突出。
拙朴之美
水车窑作品一色青翠，无纹无饰，表面上给人一种平平庸庸的感觉。然而，这恰恰反映出唐代水车窑发展时期的鲜明特点及其独具的拙朴美。比如在瓷品坯胎上不经意留下的手抓痕，釉表上呈现的垂泪痕，壶、罐类器皿足底留下的“帘格状”刮削痕等等。用进化的工艺技术衡量，它显然是当时的“缺陷”或不足，而在考古学家的眼中，它却是甄别年代的符号；在艺术家的心目中，它则是最形象、最自然、最有韵味的艺术语言。
片纹之美
用平常的目光来观察水车窑青瓷，没有人不说它太一般：古拙的外表、平凡味淡，就像身着素装的僧人。尤其瓷器表面，除了自然开片的裂纹，光溜溜的一丁点纹饰都没有。其实，这就构成了艺术的空灵之美。似断又连、似有还无、似真亦幻、似虚却实的裂纹，有多少空灵意境又有多少禅趣虚幻蕴藏在里边。
韵律之美
瓷艺作品交给人类品读的实体首先是它的造型构图，而决定造型构图美丑最重要的指标是轮廓线（线条），而线条变化产生的美感称之为韵律。中国艺术品是用线条表现的艺术，如绘画、书法、雕塑、木刻，陶瓷也不例外。信手挑一件水车窑作品，我们尽可在其中领略一番韵律之美。
解说陶瓷上下五千年文化（中）
宋元工艺美术的最高成就是陶瓷工艺,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得到空前发展, 它在唐、五代“南青北白”的基础上，受当时商品流通、城乡庶民生活及宫廷御用的推动，产量激增，质量提高，在花色品种和纹饰图案上也有所改进和创新，形成了自由奔放、简练潇洒的时代风格，并出现了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等五大名窑，而当时的磁州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名窑也以其清新质朴的瓷器闻名于世。
汝窑
汝窑窑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宝丰宋代隶属汝州，故简称汝窑，又因其是烧宫廷用瓷的窑场，故也称 "汝官窑"。其烧造时间不长，仅从宋哲宗到宋徽宗烧造了20年。汝窑瓷器胎均为灰白色，深浅有别，与燃烧后的香灰相似，故俗称"香灰胎"，这是鉴定汝窑瓷器的要点之一。
汝窑碗 宋高6.7cm，口径17.1cm，足径7.7cm。碗撇口，丰腹，圈足微外撇，胎体轻薄。通体满釉，呈淡天青色，莹润纯净，开细小纹片。制作规整，足内有五个支钉烧痕及乾隆御题诗一首。
汝窑三足樽，宋，高12.9cm，口径18cm，底径17.8cm。此樽仿汉代铜器造型，直口，平底，口、足径度相若。外口及足上各凸起弦纹两道，中部凸起弦纹三道，下承以三足。底部有5个小支钉痕。里外满施淡天青釉，釉面开细碎纹片，莹润光洁。
汝窑盘，宋，高3.5cm，口径19.3cm，足径12.6cm。盘口微撇，圈足外撇。盘身满釉，开细碎纹片。底有5个支烧钉痕，并刻有“寿成殿皇后阁”六字。
此器制作工细，釉质纯净，开冰裂纹片，是宋代汝窑瓷器中的上品。其题字表明此器为当时供奉宫廷的器物。
汝窑圆洗，北宋，高3.3cm，口径13cm，足径8.9cm。圆洗敞口，浅弧壁，圈足微外卷。通体施偏蓝的淡天青色釉，釉面开细碎的片纹，胎呈香灰色，外底有三个细小如芝麻粒状的支钉，并有镌刻的“乙”字。此洗工艺精湛，釉色莹润。
官窑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有南北之分。据文献记载，北宋末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1125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官府设窑烧造青瓷，称北宋官窑。宋室南迁杭州后，在浙江杭州凤凰山下设窑，名修内司窑，也称“内窑”。后又在今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别立新窑，即郊坛下官窑。以上统称南宋官窑。
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所用瓷土含铁量极高，故胎骨颜色泛黑紫。器之口沿部位因釉垂流，在薄层釉下露出紫黑色，俗称“紫口”；又底足露胎，故称“铁足”。
官窑贯耳瓶辽宋西夏金时期 高22.8厘米、口径8.3厘米、足径9.6厘米宋代瓷器的质地、釉色、式样、产量都远远超过前代。这件官窑贯耳瓶即仿自古代青铜投壶造型，直口阔腹，瓶侧筒状贯耳与足部两侧长方孔相对应，可以穿系绳带。此瓶釉色厚润，端庄典雅，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
官窑弦纹瓶高33.6cm，口径9.9cm，足径14.2cm瓶洗口，长颈，圆腹，高圈足，圈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扁孔可穿带。颈至腹部有凸起弦纹7道。瓶通体以青釉为饰，釉层肥厚，呈粉青色，釉汁莹润，具有凝厚深沉的玉质美。
此瓶体仿汉代铜壶式样，简洁雅致，凸起的弦纹改变了造型的单调感，增强了器物的装饰性。器身布满大片纹，纵横交错，是宋代官窑瓷器的代表作品。
官窑圆洗，高6.5cm，口径22.6cm，足径19cm。洗直口，微敞，器身近直，洗里坦平，圈足矮宽，底部边沿露胎无釉。此洗造型端庄典雅，通体施青釉，釉呈粉青色，纯净莹澈。釉面上，金丝般的片纹纵横交织，片纹间又闪现出条条冰裂纹，优美和谐。
宋代官窑瓷器主要为素面，既无华美的雕饰，又无艳彩涂绘，最多使用凹凸直棱和弦纹为饰。其上纹片粼粼，愈显高洁古雅。这件官窑圆洗是宫廷御用器，在造型、工艺及装饰技巧方面都十分考究，尤以釉色及片纹突出。同时，借助于烧成后期的二次氧化作用，在釉层较薄的器口或未被釉层遮盖的器底部分，形成“紫口铁足”，使器物愈显古朴庄重。
官窑葵瓣洗，高4.8cm，口径18.7cm，足径11.2cm。洗八瓣葵花式，斜直壁，折底，圈足。通体施粉青釉，釉面开片，片纹交织如网。足底边无釉，露铁黑色胎。
官窑大瓶，宋 高34.5cm，口径9.9cm，足径14cm。瓶圆口，直颈，垂腹，圈足。通体内外施青釉，釉面开有冰裂状纹片，上部开大片纹，近底处纹片细碎。
“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粹”，这是《饮流斋说瓷》中对宋代官窑瓷器的赞美。
宋 官窑琮式瓶哥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这里所说的哥窑是指传世的哥窑瓷。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
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
哥窑传世品均为宫中藏品，目前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国外一些大博物馆中。
哥窑弦纹瓶高20.1cm，口径6.4cm，足径9.7cm瓶广口，细长颈，扁圆腹，圈足，颈及肩部凸起弦纹四道，器里外及底心满釉，通体开金丝铁线纹片，底足露胎处为酱色。
釉面开片原因釉与胎的收缩率不一致，冷却时形成一种釉裂胎不裂的现象，古代工匠巧妙地利用错落有致的开片，顺其自然，形成一种妙趣天成的装饰釉。哥窑釉质凝厚，釉色沉稳，其胎体中含铁量较高，烧成时口沿处釉下垂，形成酱口。
南宋 哥窑五足洗跻身于宋代五大名窑之列的哥窑因窑址至今尚未发现而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大悬案。
这件传世五足洗内外施米黄色釉,器身布满深褐色和浅黄色的大小开片,这种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而产生的开片被古代文人称为"金丝铁线"。这件作品造型别致,制作极为精美,是一件稀世珍品。
哥窑碗，高7.5cm，口径19.8cm，足径5.6cm。碗敞口，弧壁，浅圈足。里外满饰青釉，釉厚润如脂。釉面布满细碎的开片纹，深浅不一，如网如织，深纹片呈黑色，浅纹片呈黄色，俗称“金丝铁线”纹。
哥窑鱼耳炉，高9 cm，口径11.8cm，足径9.cm此炉造型仿商周青铜礼器簋，“Ｓ”形轮廓线上收下凸，勾勒出端庄饱满的体态，两侧对称置鱼耳，下承圈足。炉的外观古朴典雅，通体施青灰色釉，釉面密布交织如网的“金丝铁线”，使素净的釉面富于韵律美。外底有6个圆形支烧钉痕。
哥窑八方碗，高4.2cm，口径7.8cm，足径2.8cm碗呈八方形，口微外撇，弧壁，瘦底，八方形圈足，足微外撇。碗里外满施釉，外壁施釉较厚，开片较大，为冰裂纹；内壁施釉薄，开片细小而密集，形成一种无规则的蜘蛛网线，即百圾碎。口沿因釉下垂呈现出紫色，足边无釉，呈铁黑色，俗称“紫口铁足”。
哥窑八方贯耳扁瓶高14.9cm，口径4.6-3.7cm，足径4.8-6.4cm瓶仿青铜器式样，为八方形，口微外撇，颈部凸起两道弦纹，两侧各有一筒状圆形直耳，中空，俗称“贯耳”。腹下部丰满，高圈足微外撇。底足一周无釉，呈黑色
哥窑葵花洗，高3.5cm，口径12cm，足径8.8cm洗呈葵花瓣式，洗心微向内凸起，底有6个支钉烧痕。通体施灰色釉，釉汁厚润，釉面满布开片，纹片大小相间，大片的纹线呈铁黑色，小片的纹线呈金黄色，故有“金丝铁线”之称。
此洗造型玲珑小巧，典雅可爱，是宋代哥窑瓷器中的精细之作。
定窑
宋代北方著名瓷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始烧于晚唐、五代，盛烧于北宋，金、元时期逐渐衰落。北宋定窑以烧造白釉瓷器为主，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捏塑等。纹饰以莲花、牡丹、萱草为常见，画面简洁生动。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
定窑白釉刻花直颈瓶 宋 高22cm，口径5.5cm 足径6.4cm瓶平口外折，颈细长，圆腹，高圈足外撇。腹部刻螭龙穿花纹饰。
此瓶造型优美，胎体洁白，螭龙纹刻划得矫健生动，刀工遒劲有力，线条自然清晰，为定窑的上乘佳作。
定窑印花螭龙纹盘，宋，高4.7cm，口径23cm，足径10.8cm盘敞口，口沿无釉（俗称芒口），浅弧壁，圈足。通体施白釉，外壁釉垂流形成泪痕。碗内模印螭龙纹。胎体轻薄，胎色洁白。
印花装饰是宋代定窑所采用的一种主要装饰手段。北宋中期以后定窑发明了覆烧工艺，“芒口”是这种工艺所留下的特征，覆烧可以充分利用窑的容积，大大提高产量。
白釉刻花折腰碗，高5.5cm，口径16.8cm，足径9.4cm碗敞口，浅式，斜腹，近底处内折。通体白釉，口部镶铜。碗内、外壁及里心划刻莲花、莲叶纹。
此碗白釉纯净，所饰莲花线条自然流畅。碗之内、外壁均有刻划纹者较为罕见，此碗是定窑瓷器的精美之作。
定窑白釉盏托，宋，高6.5cm，口径8.6cm，足径8.2cm盏托上呈杯形，口沿无釉，托镶铜口，圈足外撇。里外施白釉，杯口与托口沿各饰回纹一周。
此盏托造型规整，釉色温润，纹饰简洁，具有美观而实用的特点
定窑白釉刻花梅瓶，宋高37.1cm，口径4.7cm，足径7.8cm瓶小口折沿，短颈，丰肩，肩下渐收敛，圈足。俗称“梅瓶”。通体施白釉，釉色柔和洁净，白中闪黄。肩部刻菊瓣纹一周，腹部刻缠枝莲纹，下部刻上仰蕉叶纹，刻花清晰婉转，深浅不一，莲花简洁典雅，线条流畅，显示出定窑刻花技术的娴熟。
此瓶造型挺拔，是宋代定窑梅瓶的标准式样。
孩儿枕，高18.3cm，长30cm，宽11.8cm枕作孩儿伏卧于榻上状，以孩儿背作枕面。孩儿两臂环抱垫起头部，右手持一绣球，两足交叉上跷，身穿长衣坎肩，长衣下部印团花纹。榻边模印花纹，四面开光，其中一面凸起螭龙，相对的一面光素，其余两面凸起如意头纹。枕身釉作牙黄色。底素胎，有两孔。
定窑紫金釉葵瓣口盘，宋，高3.5cm，口径17.9cm，足径5.9cm盘口外撇呈六瓣葵花状，腹部渐敛，近底处呈折角状，故称“折腰盘”。器里外施紫色釉，外部施釉不到底，足墙露胎，足底心有釉。
此盘造型规整，是宋代北方地区常见的器形。其釉色匀净，折角线清晰，堪称定窑瓷器中的精品。
钧窑
北宋著名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县城内的八卦洞。钧窑利用铁、铜呈色的不同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纯天青、纯月白等多种釉色，以蛋白石光泽的青色为基调，具有乳浊而不透明的效果。钧瓷的又一特征是釉面上常出现不规则的流动状的细线，称“蚯蚓走泥纹”。北宋钧瓷的器形主要有花盆、盆托、洗、盘、炉、钵、碗、尊等。花盆、盆托、尊等器物底部往往刻有一至十的数目字，表示一套器物的大小序号，还有的刻有“奉华”等字样。
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高15.8cm，口径22.8cm，足径11.5cm。花盆六瓣葵花式，折沿，口沿边起棱，深腹，圈足。盆内外施釉，口沿以内呈灰蓝色，外呈玫瑰紫色，口沿下流釉，凸棱处釉薄呈酱色。
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托，高14.7cm，口径23.3－18.6cm，足距8cm。花盆托通体呈海棠式，敞口，折沿，腹上阔下敛，平底，四云头足，盆底有5个圆孔。底面刻有“重华宫”、“金昭玉翠用”八字楷书及“四”字。盆内壁施月白色釉，外壁施玫瑰紫色釉，釉层厚润，上有“蚯蚓走泥纹”。
钧窑鼓钉三足洗，高9.4cm，口径23.5cm，足距9.5cm。洗作鼓式，亦称鼓式洗。器身上下饰鼓钉二周（上22枚，下18枚），其下承以三如意头足。洗内施天蓝色釉，外为玫瑰紫色釉。底刷黄褐色薄釉，绕底一周有支烧痕，并刻有“一”字标记。河南禹县钧台窑址曾发现刻有“一”至“十”数目字的钧瓷标本，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钧窑瓷器相同，此类数目是同类制品从大到小的编号。
钧窑玫瑰紫釉花盆，宋，高18.4cm，口径20.1cm，足径12cm花盆撇口，长颈，圆鼓腹，圈足外撇，足底开有五个渗水孔，并刻有数目字“六”。通体内外施窑变釉，各部位釉色有所不同。口沿至颈部以天蓝色釉为主，又散晕着玫瑰红色釉，犹如晚霞；腹部釉色以玫瑰红色为主，明亮艳丽；外底施酱色釉。此器造型端庄，色彩变化丰富，堪称钧窑瓷器中的精品。
钧窑天蓝釉八角龙首把杯 宋 杯高5.1厘米，口径10.3---8.2厘米杯作八角形，直口，浅腹略鼓，腹以下渐收，平底。一侧附一环形把，把上塑龙首。胎质紧密。器内外施天蓝釉，釉色乳浊失透。口沿釉薄，下腹部及底露胎。此杯造型特殊，制作精巧，为钧窑中的少见之作。
钧窑天蓝釉紫斑罐 宋元蓝釉红斑是钧窑瓷器中常见的品种，虽不如“海棠红”、“玫瑰紫”那样名贵，但也是铜红釉的成功之作，故颇受世人珍爱。
钧窑天蓝釉红斑贴花双耳三足炉 宋元形制高大凝重，胎骨厚重，胎质坚硬颇粗，呈灰色。通体施天蓝釉，釉面肥厚莹润，局部添饰红斑，红蓝相映。为元钧瓷器中少见的大器。
磁州窑 北宋、金代北方地区著名的民间瓷窑之一。窑址位于河北磁县观台镇与彭城镇一带，宋代属磁州，故名。产品以白瓷、黑瓷和白地釉下黑、褐彩绘瓷为主。白瓷装饰有划花、剔花、绿斑、褐斑及珍珠地划花等。白地釉下黑、褐彩划花器是磁州窑的优质瓷，器物除瓶、缸、罐、碗、盆等日用品外，以瓷枕颇为著名，枕底往往有张家、李家、王家和陈家造等印记。
磁州窑白地黑花八方枕，宋 高12cm，枕面长32cm，宽23cm；底长31cm，宽21.5cm。 枕八方形，面、底出沿，枕壁棱角处有八条竹节状突起，背面有一通气孔，素底无釉。枕面白地上以黑彩描绘折枝牡丹一枝，并在花瓣、花叶上刻划出筋脉。枕面周边描绘黑彩边框。 此枕采用的竹节出筋装饰是宋代磁州窑的典型风格，枕面画面精细生动，为磁州窑的高档产品。 磁州窑白地黑花竹纹枕，宋，高10.5cm，长28.3cm，宽19.8cm。 枕呈长方多边形，枕壁有八面，枕面和底部均出边。枕面与枕壁均有白地黑花装饰，枕面为篁竹一丛，枕壁为卷草纹。 在宋、金、元时期，瓷枕是磁州窑的主要器形之一。此枕采用简笔画法，笔触自然流畅，形象地表现出篁竹的挺拔与柔韧，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枕的底部戳印“张家造”款识。 磁州窑白地黑花鹡鸰图虎枕 宋元 枕作卧虎状。胎呈灰色，敷化妆土，虎身施赭黄釉，毛发斑纹以黑彩画成，耳、眉、眼和嘴则以白釉点缀，虎耳各有一小圆孔。枕底露胎，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廿六日×家”一行。耀州窑 北宋著名瓷窑之一。1959年发掘，窑址以今陕西铜川黄堡市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等处，宋代属耀州，故名。耀州窑唐代已开始烧黑釉、白釉和青釉瓷，曾使用化妆土。玉璧底碗及堆酱彩朵花小盖盒是其典型器。北宋时以青瓷为主，兼烧酱色釉器。北宋中、晚期是耀州窑的鼎盛时代。耀州窑青釉刻花婴戏纹碗 宋，高8.5cm，口径20.8cm，足径4.8cm 碗敞口，宽唇，圈足。里外施青釉。碗内刻婴戏莲花纹饰，一肥胖的婴儿戏于三朵莲花之间，两手腕各戴一手镯，憨态可掬。 青釉刻海水鸭纹碗，高7.4cm，口径17.8cm，足径4.9cm 碗敞口，腹为六花瓣形，近底渐收，圈足。内壁蓖划海水纹，碗心刻划一游鸭，外壁光素无纹。通体以青釉为饰，釉色深沉，青中泛黄。 此碗造型优美，纹饰清晰，鸭纹的刻划生动传神，海水纹宛转自然，由此可见耀州窑瓷工们娴熟的技艺，是耀州窑瓷器的代表作品。 吉州窑 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宋时称吉州，故名“吉州窑”，又因烧造地点在永和镇，也称“永和窑”。其创烧于唐而终于元，所烧品种繁多，是一座综合性的民间窑。吉州窑瓷器地方特色浓郁，其中以黑釉瓷器上特有的装饰风格著称于世，除剪纸贴花外，还有木叶贴花、剔花、玳瑁釉、鹧鸪斑釉等等装饰手法，皆惟妙惟肖。吉州窑叶纹三足炉 宋元 平沿，肩、颈部各饰凸弦纹一道，附三足。平沿处饰褐彩回纹。肩、颈部以褐彩作地留出白色回纹。器腹饰主题纹样，是在白地上绘褐色叶纹，花纹规整、细腻，色彩对比鲜明。吉州窑黑釉剔花梅瓶 宋，高19cm，口径5cm，足径6.8cm瓶小口，圆唇，短颈，丰肩，内凹足。通体施黑釉，器身剔折枝梅花，纹饰部分露黄色胎，花蕊用褐彩勾画，装饰效果极强。龙泉窑 宋元时期中国南方最大的民间窑厂，窑址在今浙江省龙泉市，故名。窑址已发现上百处。始烧于北宋前期，南宋至元为其鼎盛时期，瓷窑数量成倍增长，其产品质量提高。南宋中期烧成了著名的粉青釉，器型也更加丰富，尤以鬲式炉、堆塑龙虎盖罐、双耳瓶、八卦炉为典型器。器物胎色灰白，釉质滋润，造型多种多样，在生产白胎青瓷的同时，还仿造官窑的黑胎器物。元时在烧制大件器物上成就突出，近三尺的大盘、大瓶，烧成后不变形。明中期后渐衰落。龙泉窑三足炉 高12.4cm，口径14.5cm，足距9.2cm 炉折沿，短颈，扁圆腹，下承以三足。肩部饰凸起弦纹一道，腹部与三足对应处饰有三条凸起的直线纹。通体施青绿色釉，三足底部显露酱黄色。青釉弦纹瓶 高31cm，口径10cm，足径11.3cm瓶洗口内敛，细长颈，斜肩，扁圆垂腹，圈足外撇，颈上凸起弦纹3道，腹中部凸起弦纹4道。里外满釉，胎体洁白，圈足露胎处呈现火石红色。通体所施的粉青釉，青翠碧绿，汁水莹彻，温润如玉。龙泉窑堆塑蟠龙盖瓶 宋元灰白色胎，底足露胎无釉，泛显火石红色。施粉青釉，釉层匀厚，色泽莹润。在拉坯成型的同时，结合雕塑装饰，生动、典雅，是龙泉窑青瓷中的精品。龙泉窑青釉贴花龙凤纹盖罐 宋元 盖呈荷叶形，全器端庄敦厚。通体施青绿釉，釉面肥厚莹润。主题纹样贴花而成，在器腹饰云龙戏珠纹，器盖饰云凤纹。无釉处呈赭红色。景德镇窑 江西景德镇市我国著名产瓷地区,自唐以来就烧制青瓷.宋代景德镇的突出成就是制成著名的“影青”瓷，釉色呈一种半透明的淡青色，胎料采用高岭土，胎薄质细，装饰方法大多采用划花和刻花。青白釉刻花梅瓶 高26.6cm，口径5cm，足径8.5cm 瓶小口出边，溜肩，肩下渐收，内圈足。通体施青白釉，腹部刻缠枝花卉。 此梅瓶造型比宋代较为典型的修长形梅瓶略显粗短。所刻花纹在匀净的青白釉面上若隐若现，青白相映，素雅恬静。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器胎质洁白，声音清脆，因此有专家认为传说中对“柴窑”的品评，所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很可能是指这种青白釉而言。青白釉双狮枕 高15.5cm，长17.5cm 枕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枕面为如意形，其上刻缠枝花纹；中部雕塑双狮作搏斗状；下部为腰圆形，枕底胎厚重无釉。其整体施青白釉，釉色匀净。 青白瓷是宋、元时期我国南方地区生产的一种重要瓷器品种，是古代窑工仿照青白玉的外观而制作的，又有“假玉器”之美称，以景德镇地区的产品质量最佳。解说陶瓷上下五千年文化（上）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省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
曙光熹微原始瓷
青釉弦纹尊 商周 （公元前16-前11世纪）这是现存原始青瓷中难得的精品。原始青瓷指一种用含铁量在3%以下的粘土成型,经过人工施釉，烧成温度在摄氏1200度以上的青釉制品。此尊釉色滋润,呈色稳定,器表匀净光洁,造型端庄工整,朴实无华,象这样制作极精的原始青瓷传世较少。
战国原始瓷提梁盉 高17.7cm，口径7cm盉直口，圆腹，下承以三兽形足，流为兽头状，壶体另一侧饰一卷曲短尾。提梁为弓形，顶部两端饰有锯齿形棱脊，肩、腹部饰以四道连续的水波纹。器物造型古朴端庄，釉色青中泛黄，施釉均匀，纹饰简洁明快，富有动感。
青釉划花双系壶壶撇口，长颈，溜肩，肩部相对两侧各有一系，鼓腹，圈足。通体施釉，釉呈黄绿色。肩部饰划花纹饰，颈、肩及腹部饰弦纹5道。
西汉原始青瓷的胎质一般比较疏松，存有大量气孔，吸水率高，胎色呈灰色或深灰色。其釉层普遍较厚，色调偏深，多呈青绿或黄褐等色。装饰纹样则有弦纹、水波纹、云气纹及划刻花纹等，壶、罐等多饰双系或堆贴铺首。
此壶器型敦厚古朴，纹饰洗练，釉厚而色深，是典型的西汉原始青瓷向东汉青瓷烧成的过渡性器物。
生机盎然的成熟青瓷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时期，南北制瓷业的发展也不平衡。在比较安定的南方，以浙江早期越窑为中心，继承并发展了东汉青瓷的成就，这些青瓷习惯上被称为“六朝青瓷”。北方则由于连年战乱影响，瓷器的生产起步较晚，直到6世纪初期的墓葬中才有随葬青瓷发现，但晚期的墓葬中却出现了白瓷。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的生产以浙江地区最为发达，窑场广泛分布在浙江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是唐代德清窑，越窑，瓯窑和婺州窑的前身，其中以位于宁绍平原的早期越窑水平最高。
青瓷双系壶东汉 高24.5cm，口径11.5cm，底径9cm。壶洗口，束颈，溜肩，鼓腹，腹以下渐敛，平底。肩部置对称竖系。通体内外施青釉，外壁施釉不到底。颈、肩部刻划水波纹，腹部刻划密集的弦纹。
这件青釉双系壶胎体较薄，釉层匀净光洁，属于刚从原始瓷中脱离出来的质量更高一筹的青釉器，堪称我国最早的瓷器。
青釉羊 高13.2cm羊卧伏状，昂首张口，体态肥硕可爱。背部饰对称的线条纹。腹部浅刻戳点和条纹，似羽翼张扬。此器釉色青绿，晶莹润泽。羊首上端开一圆洞。
羊在古代被视为祥瑞动物，三国两晋时，青瓷中屡见羊形器，均精致可爱，为一时风尚。
青釉龟形砚滴 高5.8cm，口径2.4cm 腹径4.9-4.7cm。砚滴为乌龟形状，龟首昂起，颈部刻划螺旋纹。龟背前小后大，有圆形的小直口可以盛水，龟腹平坦，刻划十瓣莲花装饰，通体施青釉不到底。
这件砚滴为东晋时期所制，属于南方青瓷越窑系，造型生动，工艺精湛，不失为一件精美的古代文房用具。
青釉褐斑四系壶 高17.9cm，口径8.4cm壶洗口，长颈，丰肩，鼓腹，腹下内收，平底。底部无釉，有支烧痕迹。肩部刻划弦纹2道，四面分别饰一横向系。外口凸起弦纹1道，器身施半截釉，釉色青黄，散布有垂淌的褐斑。
此器为东晋时期所制，褐色彩斑装饰面积较大，形态千变万化，或似泼墨，或似树叶，装饰效果绮丽，十分罕见，属于南方青瓷越窑系。
青釉双系卣 高23.7cm 口径11.7-10.6cm 底径16.4cm。卣直口，短颈，平肩，垂腹，腹下饱满，圈足外撇，通体呈扁圆形状。卣的肩部前后两面各贴塑兽首，其下各立一系。肩左右两边分别塑有龙首系，龙鼻下卷构成圆环。两对系大小相间，形成稳重平衡之美。施青釉，釉面匀净，微黄。外壁上部印纹饰4组：中间为4行菱形模印纹饰一周，其上下分别戳印圈点纹，最下方由一周山形纹托起上部图案。器壁的菱形纹饰与圈足外壁上模印的3行菱形图案相对应。
青釉印纹贴花洗 高9cm 口径20.7cm 底径15.7cm洗折沿，鼓腹，平底，三兽足。器外壁模印网纹一周，上下戳印圆圈纹，网纹上又分六方模印贴塑6尊佛像。洗沿刻划条形羽状纹饰。洗内底刻划太阳纹、水波纹和羽毛纹。
洗在当时是主要的生活器皿之一。此洗属南方青瓷越窑系，具西晋时期比较流行的造型，借鉴和吸收了青铜器的纹饰和造型，又以佛像作为装饰，反映了当时佛教已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
青瓷莲花尊南北朝 河南省上蔡县出土 高49.5厘米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许多建筑、日用器物都用佛教图像加以装饰。这件莲花尊颈部有2个天人、4个交脚而坐的佛像。“天”是佛教对神的称呼，佛经中有20种“天”和其他小神，许多神住在天上，叫做天人，表现他们时多作飞腾状，故今日又习称“飞天”。飞天能奏乐、散花，又能护法，是佛的弟子和侍卫。莲花在佛教信仰中象征洁净。尊腹部作出浮雕式莲花4层，上3层下覆，下1层上仰，把器物形体配合得很华贵。
此尊为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四件莲花尊之一。器型高大，气魄雄伟，纹饰华缛精美，集贴、印、堆塑、刻划、模印、浮雕等多种装饰技法于一体。装饰题材莲花、团花、飞天与佛教艺术题材吻合，反映了佛教艺术对北方陶瓷的影响。经过化验分析，其胎、釉组成具有北方青瓷特点，该尊为北方青瓷的杰出代表作。
黄釉绿彩刻莲瓣纹四系罐 高23.5cm，口径7.7cm，足径8.4cm。罐直口，溜肩，肩部有四弓形系，腹下渐收敛，假圈足，平底。口部及下腹部各刻弦纹一周，肩部刻弦纹数道，四系之下刻忍冬纹一周，腹部刻下垂莲瓣纹。器身上半部施黄色透明釉，又在八个方向上各施一道绿彩，下部露胎。
黄釉绿彩罐胎质洁白，造型工整，釉色突破了单一色彩，更富装饰性，为丰富多彩的唐三彩工艺开创了先河。
冰清玉洁的隋唐五代瓷器
隋朝历史很短，不足40年，但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她为大唐帝国的创建铺平了根基。在陶瓷史上，隋代陶瓷工艺也不曾有什么独特的建树，可她却为一个新的陶瓷时代拉开了序幕。
同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相一致，唐代瓷器的制作与使用更为普及，瓷器的品种与造型新颖多样，其精细程度远远超越前代，在发展中形成了“南青北白”的两大瓷窑系统。南方地区主要烧制青瓷，以浙江越窑为代表，北方地区主要烧制白瓷，以河北邢窑为代表。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越窑，唐、五代至北宋初年著名的瓷窑。唐代制瓷作坊集中在浙江上虞、余姚、宁波等地。随着瓷器质量的提高和需求量的增加，瓷场逐步扩大。越窑以生产青釉器著称，唐代以素面器为重，有“如冰”、“似玉”的美誉。唐代诗人陆羽在《茶经》中评价青瓷茶盏，以越窑器为第一。由于其产地在浙江一带，为旧时的越州，故称“越窑”。
越窑青釉花瓣口碗 高3.6cm 口径14.1cm 足径6.5cm碗十花瓣口，口以下渐敛，平底，里外满釉，釉色青绿，如“嫩荷涵露”、“古镜破苔”。唐代中期以后越窑产品的质量逐渐提高，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之誉。至晚唐，越窑更加兴盛，其中碗的形式很丰富，有荷叶、海棠和葵瓣形，还有仿金银器造型者。此花瓣口碗为越窑具有代表性的佳品。
越窑青釉瓜棱壶 唐,高20.4cm，口径8.9cm，足径9.4cm壶撇口，束颈，溜肩，长圆腹，圈足。通体呈四瓣瓜棱形，肩部一侧置短流，另一侧置曲柄，与流、柄成十字形的颈、肩之间置双系。通体内外及圈足内均施青釉。此壶造型圆润饱满，釉质润泽，为晚唐越窑的代表作品。
越窑青釉八棱瓶 高21.7cm，口径2.3cm，足径7.9cm瓶直口，长颈，腹部呈八棱形，圈足外侈。灰白色胎，质致密。釉呈浅青绿色，唐人陆龟蒙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道出了越窑青瓷的釉色特点。
越窑青釉直颈瓶 高22.4cm，口径2.3cm，足径7.3cm瓶直口，长颈，颈上细下略粗，硕圆腹，圈足。通体施青釉，釉色莹润细腻，发色纯正。
唐代越窑青瓷以其釉色之美著称于世，为当时全国青瓷之冠。唐代越窑青瓷釉质细腻，透明度好，釉色极为优美，青绿色调，浑厚滋润，其胎体灰白色，浅淡的胎骨使釉色愈加亮丽幽美，釉面犹如一湖清水。
越窑青釉海棠式碗 唐代这是一件传世瓷器中造型独具一格的越窑青瓷碗：器形规整,丰满硕大,碗口如一朵盛开的海棠花；胎质细腻,釉色匀润,青中闪黄,润泽如玉。早在唐代,以浙江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烧造了许多专供帝王享用的贡瓷,这件海棠式碗即是其中的一件精品。
越窑青釉刻莲花纹盒 五代，通高4.8cm，口径8.8cm，足径5.4cm。盒直口，外撇圈足。盒盖面坦平，直口。盖面刻花，中心为一莲蓬，外环莲瓣一周，盖边与盒底中腰各有弦纹一道，盒里外及足内满釉，釉呈青黄色。
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质地细腻，胎体轻薄，釉面光滑，造型趋于秀美，刻花技法更加成熟。这件越窑刻花盒为五代时的瓷器精品，器物施满釉，釉薄而匀，明显与唐代越窑不同。五代时期，更多地注重花纹装饰，刻花、印花、划花技术发展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
越窑青釉壶 高14.2cm，口径6.1cm，足径7.4cm壶撇口，短颈，溜肩，圆腹，椭圆形圈足。颈部一侧有八方形短流，另一侧为曲柄。壶身饰直线纹四条，将壶身分为四瓣形。壶内外施釉，釉色青中闪黄，晶莹透澈，釉面开有细小的纹片。
越窑青釉四系壶 唐代胎呈浅灰色，质地细腻致密。通体施青釉，微泛黄。釉层均匀光洁。造型圆润饱满，制作精致工细，通体无暇疵，是一件十分罕见的唐代越窑佳作。
越窑青釉执壶 五代高19.7cm，口径9.7cm，足径7.6cm壶撇口，短颈，溜肩，长圆形五瓣瓜棱腹，浅圈足。壶身一侧置弯流，另一侧置连于口、肩之间的曲柄，肩部置对称竖系。壶内外及足内满施青釉，釉面开细碎片纹，壶流根部积釉处产生窑变现象。
经对唐、五代墓出土陶瓷执壶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与唐代执壶相比，五代执壶的构造更趋合理，特别是壶流明显加长，便于实用，这件青釉执壶就是最好的例证。
五瓣葵口秘色瓷盘 唐相传，在唐代，有一种叫做“秘色瓷”的瓷器，这种瓷器除了皇室成员之外，其他任何人无权享用。凡是有幸见到“秘色瓷”的人，无不为它的美仑美奂所倾倒。要烧成这种瓷器，必须使用一种秘密配方。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这个秘密配方和这种神秘的瓷器就一同消失了，几百年来，再也没有人亲眼见过 “秘色瓷”。
秘色瓷碗 唐朝时期 高7.1厘米、口径25厘米 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法门寺相传始建于东汉，唐时建有护国真身宝塔及地宫，供养佛指舍利。地宫中的许多文物是唐皇室供奉的，其中的秘色瓷是作为贡瓷的越窑精品，属宫廷专用。因其釉色、形制少为人知，故以“秘色”相称。器物以青绿釉为主，釉内夹杂玛瑙细末，釉面润泽晶莹，釉层有透明感。
邢窑白釉小壶 唐高10.5cm，口径2.5cm，足径5.3cm壶敛口，短颈，圆腹，圈足。肩一侧有短流，对应一侧有壶柄，柄上端饰装饰结。
此壶造型小巧，釉质白润，是河北邢窑唐代的产品。
唐代，邢窑是北方的著名瓷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黄釉、黑釉、三彩品种。其产品不仅供国内使用，而且远销世界各地。邢窑遗址位于唐代河北邢州境内，中心窑场在今河北省内丘县城关一带。从窑址调查和发掘所出土的标本看，唐代邢窑白瓷有精、粗之分，以供不同阶层人的需求。正如唐人李肇《国补史》所曰：“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邢窑白釉皮囊式壶 唐通高12.5cm，口径2.2cm，底径12.5cm。壶提包式，上窄下宽，形似袋囊。顶端一侧为短直小流，中间有一曲柄，另一侧饰一曲尾。袋囊的转折处饰有凸起的摺线纹，中间亦饰凸线一道。此壶通体施白釉，在有装饰线的积釉处，釉泛青白色。平砂底，以行草书体刻划工匠名称“徐六师记”四字。
此壶的造型源自唐代金银器，具有稳重、大方、实用的特点。
白瓷至唐代已自成一个系统，可与青瓷分庭抗礼，陆羽在《茶经》中以“类银”、“类雪”赞美其釉色之白。它不以纹饰取胜，而注重造型与釉色的相互衬托。唐白瓷以河北邢州所产最负盛名。这件精雕细琢并带有工匠名款的器物是研究唐代白瓷的珍贵的实物资料。
白瓷双腹龙柄传瓶 隋朝时期 高18.6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6.3厘米此器两瓶身相联，联接处上伸一杯式口，颈部有凹弦纹三周。釉施及于腹部弦纹以下，有冰裂纹细开片，近底部分及底部露胎。高岭土（瓷土）含铁量较高，经过1300℃高温只能烧成青瓷器，经过控制而降低瓷土中的含铁量，克服铁的呈色干扰，即能烧制成白瓷。中国在北齐时已开始烧制白瓷，但当时烧成的白瓷普遍泛青，说明含铁量偏高，烧制温度偏低，烧制工艺还不够成熟。这件隋代白瓷器，胎、釉已完全不见白中泛青现象。
白瓷长颈瓶 唐朝时期 高22.2厘米、口径6.9厘米、底径7.2厘米唐代白瓷生产以北方地区为盛，邢窑在今河北省临城县、内丘县一带，其产品色泽如雪似银，叩之铿锵有声，代表了当时白瓷的最高水平。此外，河南巩县窑烧造白瓷的时间长，产量大，品种多，公元8世纪是其高峰，西安市唐大明宫遗址和西市遗址曾发现巩县窑的产品。河北曲阳窑烧造白瓷的时代较晚，但其产品胎质洁白，釉色白净光润，晚唐时已取代了邢窑的地位。这件白瓷长颈瓶的造型，在唐代瓷器中实属罕见。
白釉瓶 高14.4cm，口径6cm，足径7.2cm瓶口外撇，肩下渐收，底足平实。通体施白釉，釉色无杂质，瓶体除肩部刻划两组弦纹外，别无纹饰。
邢窑白瓷传世品以盘、碗居多，瓶类非常少见。此瓶器型虽小，釉面又无刻划纹样，但纯净洁白的釉色，端庄秀美的造型，仍能使人感受到大唐盛世雍容华贵的气质，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邢窑白瓷以其实用的造型、洁白的釉面在唐代成为最受欢迎的瓷品种之一。唐朝人李肇《国史补》中就曾记载：“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不仅如此，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都被作为地方名瓷向宫廷进贡，并成为最早的贸易用瓷运往海外，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邢窑白釉“盈”字盖盒 唐代胎质白皙密致。通体施白釉，仅子口接触处未施釉。釉层洁白匀净。底部刻一“盈”字，应为唐代内府“百宝大盈库”的简称。是唐代白瓷中的佼佼者。
褐釉模印贴花双耳罐 高19.2cm 口径12.6cm 足径14.2cm长沙窑是唐代南方重要的、规模甚大的青瓷窑场，其窑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郊铜官镇瓦渣坪，所以又称“铜官窑”或“瓦渣坪窑”。长沙窑始于初唐，兴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长沙窑最重要的成就，是最先把铜作为高温着色剂应用到瓷器装饰上，烧出了以铜红作为装饰的彩瓷，这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也是我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对宋代的钧窑，元明清时期的釉里红、豇豆红、郎窑红等铜红釉产品的问世，都起到了最初的奠基作用。
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人物壶 唐 白釉绿彩枕 高9.5cm，长16.5cm，宽10cm。枕长方形，圆角，一侧有孔。枕面白釉地，中央以绿彩绘4朵菱形花纹组合成的大菱形图案，四角又各绘小朵花纹。釉面开细小纹片，底无釉。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花卉纹枕 唐代此枕釉下彩绘褐、绿色花瓣，色调柔和。唐代长沙窑的釉下彩绘已经比较成熟，采用蓝、绿、褐、黄、红等多种彩料。长方形圆角枕是唐代典型的瓷枕样式。
三彩盖罐 通高23.5cm，口径12.8cm，足径12.8cm罐口微撇，短颈丰肩，肩下渐收至底，平底圈足。罐盖尖顶，出边，直口，盖与罐口不吻合，略小于罐口。罐口施黄釉，罐身施釉不到底，以绿釉为地，衬以白点及黄道组成的菱花图案，盖面以绿釉为地，衬以白点及黄道组成的四瓣纹饰。
唐三彩陶器是我国古代陶瓷史上的一枝奇葩，是在汉代低温铅釉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成果。
三彩双系罐 高12.5cm，口径13.5cm，底径6.9cm。罐呈扁圆形，口内敛，平底，口外两侧各有一系。器内施黄釉，外壁以绿釉为地，上以白、黄、绿三色点染花朵。器施半釉不到底，露胎处呈白色。
解说陶瓷上下五千年文化（下）
独领风骚的元代瓷器
元代制瓷业是宋，金制瓷业的继续和发展。元瓷夹在宋和明清两个制瓷业高峰之间，过渡性十分明显。一方面，宋、金时期的一些名窑，如磁州窑、钧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的传统产品仍在继续烧造，特别是龙泉，青白系诸窑，由于外销的需要，大件器型增多，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另一方面，元代中晚期景德镇又正式烧出了青花，釉里红，钴蓝釉，铜红釉，卵白釉等新品种，为它日后成为瓷都奠定了基础。
元朝统治时期，北方定窑、耀州窑巳经走向衰落，钧窑和磁州窑则继续发展。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是两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品类。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转为彩瓷的新时代的到来；元青花以其多层次，满画面，主次分明的装饰特征和以彩绘为主兼刻、划、印花的装饰技法，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青花凤穿花执壶 高23.5cm，口径4.7cm，足径7.3cm，腹径13cm壶直口，口下渐展，粗颈，垂腹，腹下内敛，圈足微外撇。腹一侧安有上细下粗的长弯流，另一侧有如意形把柄，柄上端安小系。平顶盖，圆珠钮。底白釉，无款识。流绘以火云纹，柄有银锭、宝钗等纹饰，盖绘菊瓣纹。器身于青白釉下满饰青花纹样，腹两面均绘凤穿缠枝花卉图案，并间以火珠云及竹石纹。
青花麟凤纹盘 高7.9cm，口径46.1cm，足径26.1cm盘折沿，菱花式口，盘心坦平，圈足。器身施青白釉，底素胎无釉。盘内外绘青花纹饰多层。口沿上饰一圈卷草纹，里壁青花网纹地上突出白色的缠枝牡丹6朵，盘心边缘环以卷草纹一周，中央青花地烘托麒麟、翔凤各一，空间衬以白色的莲花及朵云纹。盘外壁为缠枝莲花6朵。
花海水白龙纹八方梅瓶 高46.1cm，口径6.2cm，足径13.4cm梅瓶胎骨厚重，小口平沿，颈细短。瓶身修长，有八棱。肩饰斜格锦纹，锦纹下一周大如意云头纹，内绘凤或麒麟穿牡丹图样，瓶身中部一周绘4条白龙，衬以青花海水和火焰纹，近足处饰一周如意云头纹，内绘牡丹花叶。
青花鸳鸯莲花纹盘 高7.3cm，口径46.4cm，足径29.8cm盘折沿，16瓣菱花口，盘心坦平，圈足。盘内、外施亮青釉，底素胎无釉。盘内外绘青花纹饰。内沿面环绕锦纹。内壁饰串枝花一周，6朵仰覆牡丹相间缀于曲折的枝茎上。盘心绘鸳鸯戏莲主题纹饰，并蒂莲竖向环置，一对鸳鸯戏于其间。盘外壁亦以串枝牡丹环绕，与内壁纹样相对应。
景德镇窑青花牡丹纹罐 元，高27.5cm，口径20.4cm，足径19cm罐直口，短颈，圆肩，敛腹，浅圈足，砂底。内外施白釉，外壁以青花为饰。口沿为缠枝花，肩部为缠枝莲花，腹部通景绘缠枝牡丹，近足处为仰莲瓣纹。
釉里红高足杯 高9.1cm，口径7.5cm，足径3.8cm杯撇口，深腹，瘦底，下承中空竹节式高足。通体施青白釉。杯身涂抹3块釉里红斑，并置一小圆系，杯底和高足以子母榫相衔接，可以自由转动而不脱开
釉里红刻兔纹玉壶春瓶 高20.5cm，口径6.3cm，足径6.8cm瓶撇口，细颈，圆腹，圈足。俗称“玉壶春瓶”。通体施青白釉，肩部及腹径最大处各有暗刻弦纹四道，上腹部暗刻一只野兔奔跑于花草间，刻花技法娴熟，刀锋犀利洒脱，线条流畅自然。小兔作回首观望状，以釉里红点睛，形象栩栩如生。花纹空白处随意涂抹釉里红，形成红地白花，增强了图案的艺术效果。瓶内口部施釉里红。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碗 高10cm，口径20.6cm，足径9.1cm碗墩式，口微外撇，圈足。通体白地红花，内外口沿各绘回纹一周，碗内壁为缠枝菊纹，碗心双圈内饰折枝花卉纹，外壁绘缠枝牡丹纹，足外墙绘回纹一周。
此碗纹饰活泼明快，红色较艳，无论造型或纹饰构图都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为元代釉里红瓷器的代表作品。
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 通高41cm，口径15.5cm，足径18.5cm罐直口，短颈，溜肩，鼓腹，圈足，砂底无釉。胎体上薄下厚，胎质细腻，青花色彩浓艳，釉里红略暗。附狮钮盖。
绚丽多姿的明代瓷器
明时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种类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洪武
釉里红松竹梅纹玉壶春瓶 高33cm，口径8.8cm，足径11.3cm瓶撇口，细颈，圆腹，平底，圈足。通体釉里红纹饰：里口沿绘卷枝纹一周，颈部绘蕉叶纹，颈、腹之间绘变形海水、卷枝纹各一周，腹部主题纹饰为松竹梅，衬以山石、芭蕉、灵芝纹。近足处绘莲瓣纹一周，圈足上亦绘卷枝纹。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执壶 高32cm，口径7.3cm，足径11cm壶唇口，细颈，斜肩，硕腹，圈足。壶身作玉壶春瓶式，壶体一侧置弯曲细长的壶流，并以一云板形饰件与壶身相连，另一侧置曲柄，连接于颈腹之间，柄上端置一小系。壶通体绘釉里红纹饰，唇口绘回纹一周，颈部分层绘焦叶纹、回纹、缠枝灵芝纹各一周，腹部满绘缠枝牡丹纹，壶流亦满饰缠枝花卉，壶柄绘有缠枝栀子花等纹饰，近足处为一周变形莲瓣纹，足外墙绘卷草纹。足内满施白釉，无款。
鲜红釉高足碗 高9.9cm，口径15.8cm，足径4.2cm。 碗撇口，弧腹，高圈足微外撇。碗外壁及足满施鲜艳的宝石红釉，内壁为白釉，有暗云龙纹装饰。碗心暗刻篆书“永乐年制”四字款。 此碗造型秀美，鲜红釉纯净无瑕，亮丽匀净，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唯一带有永乐官窑年款的红釉器。甜白釉划花缠枝莲纹梅瓶 高24.8cm，口径4.5cm 瓶小口，肩下渐敛，足胫处略外撇，圈足，砂底无釉。通体施甜白釉，釉面暗划3组纹饰，依次为卷草纹、缠枝莲花纹、折枝花卉纹，以弦纹间隔。 甜白,明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创烧的一个白釉品种，其特点是白如凝脂，素若积雪。之所以称“甜”，是因其洁白的釉色给人一种甜美之感。又有人称其为“填白”，是指在此白瓷上可填彩绘画。青花压手杯 高4.9cm，口径9.2cm，足径3.9cm 压手杯是明代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创制的新型瓷杯。杯体如小碗状，口微撇，直壁，丰底，圈足。此杯制作精细，形体古朴敦厚。内外均绘青花纹饰，青花色调深翠。杯心有葵花一朵，花中心青花篆书“永乐年制”四字款。外壁口沿下绘朵梅一周，腹部饰缠枝莲纹。压手杯的特点为胎厚体重，重心在杯的底部，口沿微微外撇，手握杯时，正压合于手的虎口处，给人以稳重贴合之感，故有“压手杯”之称。青花折枝花果纹梅瓶 高28.5cm，口径4.8cm，足径11.3cm
瓶小口圆唇，短颈，丰肩，宽圈足。通体青花装饰。肩部绘变形莲瓣纹，纹内绘朵花。瓶身绘折枝花果，大小各3枝，分别为石榴、枇杷、樱桃、葡萄、荔枝，近足处绘上仰蕉叶纹一周，素底无釉。此瓶是明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宫廷用器，这种梅瓶的传世完整器物不多，十分名贵。
明永乐年间，青花瓷器经过洪武朝短暂的低潮后又迅猛发展，出现了自元末青花瓷成熟以来的第二个高峰。这一时期，青花瓷器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被称为青花瓷器的“黄金时期”。它一改元青花繁密、雄健的格调，呈现出浓艳、凝重、古朴、典雅的艺术风采。由于此时烧制青花使用进口的“苏麻离青”钴料，产品呈现出浓艳明亮的蓝宝石般色彩，纹饰线条间往往会出现晕散现象，宛如水墨画在宣纸上所形成的墨晕，错落有致的黑色斑点与艳丽的青花相映成趣，产生了非凡的艺术效果。
宣德
鲜红釉菱花式洗 高3.8cm，口径15.9cm，足径13cm洗通体作十瓣菱花式，敞口，浅身，腹壁近直，平底。通体施鲜红釉，釉面匀净，色鲜艳。口沿与腹壁花瓣出筋处显露洁白的胎色，与器身的红釉相映生辉。底施白釉，无款。
蓝釉白花鱼莲纹盘 高4cm 口径19.2cm 足径12.7cm盘敞口，弧壁，圈足。内外均以宝石蓝釉为地，并饰白釉鱼莲纹装饰。盘心在白色圈栏内绘莲池游鱼图，两尾游鱼潜游于飘浮的水草与盛开的莲花之间，外壁亦绘莲池游鱼纹，荷莲与游鱼规则地相间排列。足内施白釉，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
青花梵文出戟盖罐 高28.7cm，口径19.1cm罐直口，平肩，硕腹，下部微向内收，平底，口上有槽，肩部凸起8个长方平面扳手，附圆盖。胎体厚重，釉色青白，青花浓艳并有黑疵，以渲染手法描绘纹饰。罐身分层饰海水纹、八宝、蓝查体梵文及莲瓣纹。罐盖面饰4朵云纹，间以五个蓝查体梵文，是佛种子字，盖之外壁饰海水纹；盖内顶面莲瓣纹环围，九瓣之上各书一蓝查体文字，中央双线圈内从左至右篆书“大德吉祥场”五字，与罐内底面同样的五字相对应。
青花缠枝莲纹瓶高19.8cm，口径3.8cm，足径7.1cm瓶直口，圆唇，细长颈，扁腹，圈足。通体青花纹饰。口沿下饰朵梅纹，身部饰缠枝花卉，足墙外饰卷枝纹。口沿下从右至左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
明宣德朝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色泽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著称，被认为是明代的素花瓷器之冠。宣德青花所用青料为“苏泥勃青”，烧成后在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与浓艳的青色相映成趣。宣德青花的图案装饰，继承、融合了元代青花的笔绘画风，并渐趋典雅、秀丽。其纹饰以花果纹为主，很少描绘人物。
青花矾红彩海水龙纹合碗高7.4cm，口径17.4cm，足径9.3cm碗敞口，折底，圈足。碗外青花红彩饰海水龙纹，以青花绘云及海水，红彩绘双行龙，下腹部饰凸起的弦纹两道。碗里光素无纹饰，中心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这种类型的合碗应有盖，此碗失盖。
宣德青花加彩器物比较少见，此碗造型秀美，为当时首创。所绘龙纹下辅以海浪纹饰，愈显生动。
鲜红釉描金云龙纹碗高8.8cm，口径20.9cm，足径9cm碗撇口，弧腹，瘦底，圈足。通体施红釉，口沿一周呈白色，称“灯草边”。内外壁均以金彩描绘二龙戏珠纹，外壁近底处以金彩绘变形莲瓣纹一周，金彩虽已脱落，但图案依稀可见，可以想见原初金彩与鲜红釉相辉映的富丽气度。足内施白釉，无款。
清乾隆帝曾于丁酉年作诗赞此宣德红釉碗：
“雨过脚云婪尾垂，夕阳孤鹜照飞时。沼澄铁旋丹砂染，此碗陶成色肖之。”
成化
斗彩婴戏图杯高4.8cm 口径6cm 足径2.7cm斗彩初创于明宣德年间，是一种以釉下青花勾线，再以釉上彩绘填彩的方法。斗彩工艺至成化年间趋于成熟，烧制的斗彩瓷也最为精美，因使用的是国产平等青料，具有呈色稳定、色泽淡雅的特点，再加艳丽的釉上色彩，使其形成主次分明、交相辉映的艺术格调。《博物要览》云：“若宣窑五彩，深厚堆垛，成窑用色浅深，颇有画意。”成化官窑制品常见高足杯、酒杯、盘、碗、罐等小型器物，造型玲珑奇秀，胎体细润，彩料精纯，绘画淡雅幽婉。此件斗彩婴戏图杯即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此杯造型轻盈秀雅，胎体洁白细腻，所绘婴戏纹饰为成化器中少见的题材，愈益珍贵。
成化彩鸡缸杯此杯是明成化朝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宫廷用器，明清文献多有所载，颇为名贵。明万历年间《神宗实录》载“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由于鸡缸杯的名贵，引来仿制不息。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代无不仿烧。康熙时仿品最佳，从造型到纹样都贴近原作。
斗彩高士杯，高3.4cm，口径5.9cm，足径2.7cm杯敞口，口沿微撇，口下渐敛，浅圈足。足内双方栏内楷书“大明成化年制”双行六字款。杯外壁绘两组斗彩纹饰，一为“王羲之爱鹅”，一为“俞伯牙携琴访友”，故有“高士杯”之称。画面中王羲之着红衣，临池俯视水中游鹅，身后一绿衣童子手捧书卷，四周环以垂柳、野花，彩云轻飘。另一面俞伯牙服绿衣，头扎双髻，稳步前行，一红衣书童抱琴相随，四周松柏苍翠，野菊丛簇。
弘治
黄釉描金双耳罐高31.6cm，口径18.8cm，底径17cm。罐直口，溜肩，肩以下渐敛，平底，口、肩之间置对称曲带形双耳，口、底大小相若。罐内施白釉，外施黄釉。罐身上下共有描金弦纹7道，双耳上各有青花线2条，下腹部相对的两面以金彩绘二牛。底素胎无釉。
青花麒麟纹盘，高6.5cm，口径34.5cm，足径22.2cm。盘撇口，弧壁，圈足。砂底无釉，有褐色斑点，俗称“糊米底”。盘里口饰双弦纹，盘心青花双线圈内绘两只奔腾追逐的麒麟及朵云纹。盘外壁绘首尾相逐的麒麟，间以朵云纹。外口沿楷书“大明成化年制”横行六字款。
据文献记载，成化青料系用江西饶州乐平出产的“陂塘青”，又称“平等青”，这种青料含铁量低，没有了宣德青花那种黑斑，其柔和淡雅和透澈的蓝色与宣德青花浓重艳丽的效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黄釉描金双耳罐高31.6cm，口径18.8cm，底径17cm。罐直口，溜肩，肩以下渐敛，平底，口、肩之间置对称曲带形双耳，口、底大小相若。罐内施白釉，外施黄釉。罐身上下共有描金弦纹7道，双耳上各有青花线2条，下腹部相对的两面以金彩绘二牛。底素胎无釉。
嘉靖
霁蓝釉梅瓶高27.4cm，口径3.8cm 足径8.6cm瓶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广至腹部内敛，圈足。通体施高温霁蓝釉，近底处由于积釉较厚呈紫黑色。足内无釉露胎。
此瓶造型端庄古朴，釉色浓重而匀净深沉，釉面莹润，是明嘉靖蓝釉瓷器的精品。
白釉塑贴红蟠螭纹蒜头瓶 明嘉靖，景德镇窑制品，高30cm，口径2.6cm，足径10cm。瓶口呈蒜头形，细长颈，溜肩，鼓腹，高圈足外撇。瓶通体施白釉，釉质洁白细润。口部刻细线蒜瓣纹，腹部有粘接痕一周。瓶颈至肩部塑贴一条红色螭龙，曲体上仰，口衔仙草，由肩部向颈部盘绕，卷尾与首相接，四肢平伏于瓶肩部。
万历
五彩镂空云凤纹瓶高49.5cm，口径15cm，足径17.2cm。
这件镂空云凤纹瓶不仅成功地运用了五彩装饰，而且以熟练的镂雕技艺，给人以巧夺天工之感。如此繁密的镂空与五彩装饰相结合的工艺，反映出当时瓷匠们高超的技能，是万历时期官窑五彩瓷中的稀世珍品。
钧瓷史略
一，创烧时期
禹州市有发展陶瓷的天然资源。远在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人已从事陶器生产。境内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曾出土大量古陶器。经过漫长的岁月和先人们的不断创造，在陶器的基础上，又采用瓷土作原料烧造出瓷器。1988年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郭连乡岗胡村西晋墓葬发掘中，出土了早期青瓷残器。后又在三峰山南麓杨庄村西晋墓葬发掘中，出土两件完整的青瓷罐。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制瓷工艺技术的不断改进与提高，禹州的陶瓷业到了唐代，发展更加迅速，不仅窑场增多，而且瓷器质量提高，釉色品种也显著增多，在河南乃至全国占重要地位。目前已发现唐代古窑址4处，其中苌庄乡3处，神垕镇1处。苌庄乡的3处古窑址分布在苌庄村、玩花台村和磨河村。这里西接登封市，北连新密市，陶瓷原料丰富，交通比较发达，3处古窑址，相距不到4华里，是唐代禹州的一个陶瓷集中产区，总面积约9万平方米，该窑址的文化堆积层中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窑具、瓷器残片等遗物。器物有碗、罐、壶、盆等。釉色有黑、黄、褐、白四种。器物造型丰满、平底。在装饰艺主上，有白釉饰绿色彩斑，有黑、褐釉饰蓝斑或白斑。磨河西岸的窑址内涵丰富，瓷片、窑具俯拾皆是，有黄釉阔腹平底钵，有平底淘澄器。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大量的黑釉蓝斑残片。1984年5月经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心家冯先铭等鉴一，确认系唐代烧制。
1977年冬，在神垕钧窑集中产区下白峪村的赵家发现1处唐代花瓷古窑遗址。该窑场面积约3000平方米，窑区内有很多花瓷器残片、窑具、炉灰等。窑炉上部已坍塌，只有半个窑底，是在平地上深挖的土质窑。靠近窑炉旁泥池内的泥料为浅黄色，主要有拍鼓及各种罐、盘、碗、钵等，胎骨较厚。碗、钵、罐均为平底。釉色以黑、褐居多，也有少数黄色釉。由于受窑温的影响，彩斑多不规则，有的稳定，有的从器物口部流淌到足部。斑块有月白色、灰白色、蓝色，潇洒自然，有烟云变化之美感。也有的蓝白相间，莹润典雅，耐人寻味。在堆积层内，发现有窑具、瓷器残片和木炭灰，没有煤碴，也没有匣钵，系用木柴烧制。这一窑址的发现，使陶瓷介的专家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的专家、教授，曾亲临现场考察，都认为这是一次重大发现。这个窑口的产品，质地优良，和鲁山段店、郏县黄道窑的唐代花瓷属同一类型，为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资料。如《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内记有：“此后不久河南禹县……在小白峪（实为下白峪）也发现了1处唐代瓷窑遗址。在采集的标本中，也有不少腰鼓残片，釉色班点、形质与鲁山段店窑的基本一致。由此得知河南唐代烧腰鼓的除鲁山窑外，还有禹县小白峪窑……提示了钧窑早期历史与唐代花瓷有关。”
唐代南卓《羯鼓录》前录成书于唐太宗二年（628年），后录成书于唐太宗四年（630年）。由于禹州唐代花瓷窑址发现较晚，古书无记载，但其生产时间并不晚于河南其它唐代瓷区。建国后，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市区内征集收藏较完整的唐代花瓷10余件，其中定为国家三级以上文物的8件。70年代在苌庄乡龙福寺和火龙乡瓦店村出土的两件唐花瓷注子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鲁山文化馆、郏县文化馆收藏的注子形质基本一致，都是我国唐代花瓷的典型作品，也是国家的稀有珍品。1988年5月，在禹州市浅井乡横山村，唐代阳翟镇遏兵马使郭超岸的墓中出土了唐瓷双系罐3件，造型古朴高雅，彩斑挥洒淋漓，分别定为一级和二级文物。据该墓出土的墓志记载，郭超岩死于唐元和二年（807年），葬于唐元和五年（810年），证实了禹州生产唐代花瓷的时间下限。唐元和五年属唐代中晚期，这时花瓷工艺技术已相当成熟，可证唐代花瓷的始烧时间应在唐代中期或早期。唐代陶瓷手工业“以釉致胜”的独特装饰技术是我国颜色釉陶瓷蓬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种花瓷由于在黑釉、褐釉、茶叶末釉上，施以呈色不同的釉料，经高温烧制而泛现出灰蓝、乳白色的大块彩班，或蓝、白、绿、灰相间的流纹，形态各异为化万千，突破了单色釉的局面，发展为多样装饰，和宋代钧釉有相似之处，陶瓷史学界称之谓“唐钧”。根据《中国陶瓷史》记载：“花釉瓷……利用釉的流动，使它出现像窑变一样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淋漓酣畅，大胆泼辣，似有意似无意，似有表似无形，妙趣横生，变纪晨测，为后来的钧釉彩斑开启了先声。”赵青云、许天申在《钧瓷的兴起及其工艺持片》一文中也说：“唐代花瓷出现，为钧窑之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钧瓷在北宋成为五大名窑之一是与唐钧的无导作用密不可分的。”从上述可知，唐代花瓷与宋代钧窑有渊源关系，是钧窑的前身。钧瓷始于唐，已得到陶瓷史学界的公认，并载入史册
二、成熟时期
神垕唐代花瓷区的下白峪村，地处大刘山下、清龙河之滨，瓷土、釉料储量极其丰富。这里河水潺潺长流不断，古时山上森林茂密，煤的覆盖层薄，易开采，有发燕尾服陶瓷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和此地毗邻的禹州市磨街乡，唐、宋时期冶炼业比较发达，有“四十五里黄砂镇（指铁矿绵延45里长），七十二座分金炉（指炼铁炉之多）”的传说。至今古冶铁遗址犹存。碗药山（产釉料的矿山）和产铜矿石的大红寨山都距此地不远。这里又和烧唐代花瓷的黄道窑、烧青瓷的汝州窑，仅一山之隔，有博采众长的优越条件。匠师们在唐代花瓷工艺的基础上，经过潜心研究，利用当地原料，在青釉中加入少量铜质，在还原气扮下，成功地烧制成高温窑变钧红釉，可谓“水到渠成”了。下白峪唐代花瓷窑址周围，宋代早期钧窑遗址很多，又和于沟、上白峪、刘庄等古钧窑遗址连接在一起，成为面积约为4平方公里的大瓷区。且唐、宋、金元时连续烧制，产品质精釉美，是钧窑的发祥地，也是民窑的中心。建国后，研究古陶瓷的专家学者都把这里作为考察重战火炎。出土的标本，造型丰富多姿，古朴典雅，胎骨细腻，切削规整，釉色多样，质地莹润，宝光内蕴，工艺精细，达到类翠似玉的程度。在该遗址中，还发现有薄胎厚釉，晶莹似玉，天青挂红斑，胎体厚度仅2毫米，两面釉比胎厚1/3的钧瓷钱片。釉色之佳，制做之精，不愧为“雨过天晴泛红霞”之美称。建国后，这里又出土了完整的带把洗、莲花式大碗、香炉等工艺精细、釉色莹润的珍品。1988年又在该窑遗址中，发现连座瓶残片，其造型和釉色与传世的宋代连座瓶完全一样。
经过近年来的多次调查，神垕镇的刘庄窑、下白峪窑遗址中，均发现有底刻数码字和“郗”“朱”“李”等标记，釉色和帛作工艺与“传世宋钧”相似的器物残片。可证当时钧窑高超的技艺水平已为达官权贵所赏识，为钧窑由民窑升格为官窑铺平了道路。
关于钧窑和柴窑的关系，过去陶瓷专著曾有不少记述。清朱琰《陶说》中说：“后周柴窑，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时督瓷官吏请示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才（这）般颜色作将来。”清陈浏《陶雅》云：“宋钧之无紫而有异我发现者，盖仿柴天青之佳品也，何必玫瑰紫始为悦哉！今以月白俗名污之，谬亡甚矣。盖世人俚语，不知世有柴窑者也。”又云：“钧窑有紫、青两种，青者俗谓之月白，实渊源于柴周之雨过天青。”民国许之衡《钦流斋说瓷》中说：“钧窑之天青色者，肆人呼之为月白，盖仿柴之雨过天青也。”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先生在《陶说注释》中也谈到：“明已有‘片柴值千金’之谚。传世品除见于高澹人《宋钧窑瓶歌注》、王淦洋《香祖笔记》外，还有《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七颂堂识小录》，但窑址迄今尚未发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赵青云、许天申在《钧窑的兴起及其工艺特征》一文中也说：“柴窑这种精良的瓷片，也为北宋瓷业的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上述史料说明，柴窑和钧窑关系极为密切。相传钧窑原为柴窑故有工匠所组成，所制器物已较柴窑为优。而且钧窑与后周显德时在郑州设立的柴窑相距不远，迨赵宋工周，柴窑工匠无所依归，遂群趋颍川经营钧窑是有可能的。但迄今尚未发现此要窑旧址和器物，尚不能定论。柴窑的真相，有待考证。
北宋王朝由于采取了宽减赋税，鼓励农业、手工业生产等措施，从而使科技发展，商业繁荣，加之煤炭用于生产和冶炼业的推广，为陶瓷的高温烧制和在釉料中引入金属元素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宋代钧瓷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时宋都汴京已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最大的城市及市场。随着经济的繁荣，茶馆酒楼急剧增加，一般都使用高档家具和名贵瓷器，以招徕顾客。同时，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首先是皇室、贵族、富商大贾装点居室和观赏收藏的陈设用瓷需要量的增多，对陶瓷生产和陶瓷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宋时，禹州称阳翟，属颍昌府，隶京西北路，东近首都开封，西通西京洛阳，钧瓷销售市场极为广阔，这都为钧瓷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禹境内现已发现北宋钧窑遗址多达40处。属北宋早期的有：神垕镇内的刘庄（刘家门），上白峪，下白峪，于沟，张庄，苗家门，茶叶沟，槐树湾，里杜沟，红石桥，王家门，长春观等，共12处。属北宋中晚期的有：钧台窑，西寺，霍洞，邓禹寨，温家门，赵家洼，五洞口，五龙泉，花石，王桥，大涧，王家门，闵庄，吴庄，黄庄，神林店，接官亭，石峪，华沟，石圪节，铁炉沟，扒村，桃园，郭寨，方山，磨街，西柳树，鸿畅村等，共28处。这些窑址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山区，依山傍水建在蓝河上游，涌泉河、清龙河、潘家河、驺虞河之滨，以神垕镇的大刘山脚下最为集中。如禹州现存最早的《钧瓷志》中说：“磁窑在州西大刘山下。”《河南通志》（雍正本）中也说：“禹州瓷器出神垕山，山在州西六十里。”这里陶瓷原料储量丰富，煤、柴都可就地取材，生产陶瓷有着优越的便利条件。随着时代的推移，钧瓷生产由南向北逐步发展。生产规模南大北小，生产品种南繁北简。在考察中发现，宋早期钧窑遗址中，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品种最多的是神垕镇的刘庄窑。如叶哲民在《河南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中说：“刘家门（刘庄）所烧器物品种较多，水平也最高……”器物中尤以带把洗、菊花盘、折沿碟、盖盒等最为出色，真正估重叠了“葱倩肥厚，光彩夺目”的程度。这个窑址内的窑炉非常密集，从残留的遗迹看，其形体多为馒头式，高度已看不出来，直径为1.5米左右，也是就地挖筑的土质窑。
1982年以后，钧瓷研究者又对该窑址进行了复查，收集到不少实物标本。通过器物残片能看出造型的有盆、瓶、炉、洗、盘、碗、碟、罐、盒等九类，品种达40余种，且造型比例匀称，切削工艺考究，内施满釉，外施过足釉，部分足部涂褐色护胎薄汁。可以看出，刘庄窑轮制手拉坯的成型方法和烧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1985年对神垕镇刘家沟遗址进行了复查，该窑址，东起崇音寺，西至小山头，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这里古窑址很多，以群众俗称“七么地”的地段内最为密集，残片和窑具的堆积层有2米多厚，釉多天蓝，和其他窑口相比有独到之处。同时发现的还有1个钧瓷小碗和一些古钱币，有开元通宝和大观钱、崇宁钱等。和刘家沟相连的有一个村，名叫霍垌，也是宋代钧瓷窑区，据传为了存放钧瓷，开挖土窑洞作为仓库，俗称该村为货垌，后易称“霍垌”（此村无一霍姓者）。足见这一窑区时代之早，范围之大，窑炉之多，产量之高。1988年在神垕镇北大办事处的王家门又新发现1处北宋钧窑遗址，这处古窑址，是群众烧砖现的。出土器物、残器做工精细，造型优美，釉色鑫豆绿色，且匀净纯正，釉、胎都较薄，匣钵有桶式和漏斗式两种，除烧钧瓷外，还烧白釉黑花等日用器皿。
早期宋钧釉色是以蛋白石光泽青釉为基调，以氧化铁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焙烧而成，呈现出天青、天蓝、月白、葱翠青等色。同时当时匠师们的在红色上很下功夫，经过千锤百炼，烧出深浅不同的红色或紫色窑变彩斑。钧红釉的创烧成功，一方面显示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同时也为陶瓷辟了新的境界。正如《中国陶瓷史》所说：“宋瓷所创造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钧瓷……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
三、鼎盛时期
钧瓷在宋初已负盛名，宋代中期得到很大发展，很快饮誉全国，声震京都，进入了名窑的行列，被喜文弄墨、善诗长画、喜爱花石的徽宗皇帝赵佶所看中。为了满足宫廷建造园林和美化生活的需要，选派职官，集中民窑优秀工匠，在阳翟县（今禹州市）钧台附近设立官窑，为宫廷烧造贡瓷。
建国前，有关史料对钧窑的记述不详，见解各异。建国后，古陶瓷专家、学者，对钧窑遗址曾进行过数次调查，但都未得到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宋钧”相一致的标本。如1964年3月，故宫博物院叶哲民，在《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中记述他在神垕镇西刘家门一带发现的早期钧瓷残片，“但大都为盘、碗之类，而传世的许多号称宋钧，特别是刻有数码的盆、奁等残片，迄无所获。”陶瓷介对钧窑的起始年代，因何命名，窑变技术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继承和发展古钧艺术，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河南省政府指示禹县组织力量，进行全面调查，要求3年内写出一部完整的《钧瓷史》。1964年8月，中共禹县委员会、禹县人民政府抽调干部，组成“钧瓷史考察组”。他们是焦俊昌、王熙兆、谢相林、田松山。调查组成立不久，因“文化大革命”而搁浅。他们的工作虽历时不足半年，却收获很大，共发现古钧窑遗址110处，收集到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瓷片、窑具标本，写出了《钧窑遗址考察笔录》，为恢复和发展钧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和文字资料。特别是他们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了钧台窑，引起了陶瓷界的关注，为研究钧瓷展史和中国陶瓷发展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料，并为“钧官窑”的全面发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考察组于1964年11月和省文物工作队共同进行考察定点，为全面发掘做准备。接着“四清”运动开始，继而又是“文化大革命”，一直拖了10年之久。
197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钧台窑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以后又不断配合基建施工前的勘探发掘，对该窑址的范围和文化内涵已得出初步的结论。该窑址位于城关镇北门内的钧台周围，东起城墙，西至十三帮会馆，南起老县衙（今人民武装部）前东西大道，北至城墙，东西长达1100余米，南北宽约350米，总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整个遗址分为官用和民用两大烧造区域，东部以烧钧瓷为主，西部以烧民用瓷为主。遗址内除发掘出窑炉、作坊、泥池、灰坑等遗迹外，还发现大量的窑具、工具、瓷器残片、瓷土、泥料、石英、釉药、彩绘料等。瓷器品种，以钧瓷为主，还有汝瓷、影青瓷、天目瓷和白地黑花瓷、宋三彩等。此后又在今人民武装部院内发现7座窑炉遗址，有较完整的窑炉4座，残窑3座，均埋入地下2米以下。这里的窑炉一般都是就地挖筑的土质窑，除了烧造天目瓷的窑炉门向西外，其余均坐南向北。窑炉挖筑比较集中，有的呈一线排列，有的三窑鼎立，中间充作坊，并与各窑相通。窑炉有圆形、马蹄形和长方形。发掘时保留了两座窑炉供研究和参观之用，按发掘编号为一号窑炉与七号窑炉。经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测试，断定为北宋所烧。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发掘出的标本看，宋徽宗在位25年间，是钧瓷生产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盛烧的钧瓷是在民窑天青釉和紫红斑釉的基础上，成功地创烧了蓝、红、紫、青诸色错综掩映的窑变釉，由北宋早期的青一色发展到“官钧”青紫并重的基本格调。青蓝釉施于器内，红紫釉多施器外，即清代陈浏《陶雅》所说“内青外紫”，也有少数是内外皆施青蓝釉的。但官钧青蓝釉不像早期宋钧那样纯粹单一，而是在一个较深的蓝色背景上布满带月白汗珠状的流纹（泪痕纹），少数烧制工艺水平高的则遍布蟠回曲折的蚯蚓走泥纹，或在一个紫色背景上遍布蓝白色流纹，此即一些文献所称的“宋钧之紫汗漫全体，青葱紫倩蜡泪之成堆”。从釉的艺术风格看，官钧和早期宋钧也截然不同，它追求的是模仿花玛瑙一般“花”的效果，或大自然中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观。从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大量官钧瓷片和残器标本看，釉色极为丰富，大体分红、青两大类十余种窑变色彩，青者如月白、天青、天蓝、葱绿、米黄；红者如茄皮紫、海棠红、玫瑰紫、胭脂红、葡萄紫、鸡血红、丁香紫、火焰红等。
此时钧窑釉那种莹光般含蓄的乳光状态和绚丽多姿的窑变艺术效果臻于完美，构成钧瓷独特风采和巧夺天工的精湛艺术效果，为世人所倾倒，故获得“钧瓷无对、窑变无双、千钧万为、意境无穷”，和“钧与玉比，钧比玉美，似玉非玉胜似玉”的美称。
这个时期的钧窑作品形制繁多，工艺规整，端庄浑厚，胎厚釉活，精美绝伦。具有代表性的是尊、炉、鼎、洗、盆、奁、杯、盏、瓶、钵、盘、碗、盒、枕、座墩等十余种。尤以花盆为多，如葵花式、莲花式、海棠式、主角式、方形和长方形等。器底呈芝麻酱色，器表有片纹，莹润浑厚，绚丽夺目。官钧的上制品入选后，其残次品全部销毁，不准在民间流传和收藏，故钧台窑作品传世极少而声价也极高。钧台窑遗址出土之器物比民窑品种和釉色要多，不仅为禹境诸窑之冠，即在整个钧窑系中亦为首屈一指。这说明“钧台窑”生产，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在经济上不惜工本，属于非商品性烧造。
钧台窑烧造规模大，产品质量好，艺术水平高，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艺术宝库。对它的发现和发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在它的文化层中发现了很多珍贵的实物资料，解决了多年来钧瓷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疑杂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
（一）解决了钧瓷始烧年代的争议
对钧窑的始烧年代曾有几种说法。一说在宋初，（清）《景德镇陶录》中说：“钧窑亦宋初所烧……”一说在北宋，（清）《中国青瓷史略》中说：“所谓钧瓷，在北宋时候只是紧临汝州阳翟县所烧的一种青釉器而已，还没有钧窑这个名称。而在南宋的记载里也没有提及过钧窑。它的兴起与临汝窑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临汝窑到北宋末年，经过靖康之变是毁灭了，而紧临着临汝东北乡大峪店的阳翟县野猪沟（东距神镇10公里属郏县辖区），就烧造了一种不同于临汝所烧的青瓷器。这是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以及元代一百余年间的产物。”又说：“钧窑之继汝窑而起，是在金人统治时代，那时是钧器的黄金时代。”关松房在《金代瓷器和钧窑的问题》一文中也说：“钧州在战国时为阳翟，到宋代元丰三年阳翟属颍昌府，金大定二十四年才改为钧州，钧窑不叫阳翟，不叫颍昌，也不叫禹窑足见钧窑建于金大定二十四年后，这是肯定的。”一说始于元，如有人认为，钧窑器在大量宋代墓葬中不曾发现，而多出于元代墓和遗址中，因而宋无钧窑，钧窑创烧于元代。在钧台窑的发掘中，出土大量的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世宋钧”相一致的标本，有底刻与定窑、汝窑铭文相同的“奉华”字样的器皿。据考证，宋有“奉华”殿名，这些器皿都是为宫廷需要而烧制的。金无此殿名。且宋金对峙时，禹州在金人统治下，更不能为南宋烧造宫廷用瓷了。早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禹州有一魏姓者，在钧台窑区挖出瓷制方形钱模一个，正面有“宣和无宝”字样。1964年又发现同样钱模，经河南省文物研究部门鉴定，钱模胎质与钧台窑钧瓷胎质相同。“宣和”为北宋徽宗年号，这一重要发现为解决钧台窑的断代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佐证。还可和1962年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今禹州市瓷厂）建电厂时出土的“元七年高天顺制”钧窑碗相互印证。再据老一代史志、古陶瓷专家傅振伦先生说：1946年11月8日和李鸿庆同游，在北京古玩铺见一钧窑盘，铭文曰：“绍圣二年（1095年）五月□命望道□敬造社长刘造于钧州高天祥题。”上述实物都足以说明，北宋中后期是钧窑盛烧之时，始烧是北宋早期。正如赵青云在《钧台窑的兴起与昌盛》一文中所说：“钧台窑创烧于北宋初期，盛烧于北宋中、晚期。”
（二）解决了钧瓷因何命名的问题
关于钧瓷一名的由来，明以前没见记载，自明以来说法有二。一说因产于钧州而得名。如明代屠隆《考磐余事》、高濂《遵五八笺·燕闲清赏笺》、文霞亨《长物志》均称钧窑为“钧州窑”。（清）《南窑笔记》中也说：“钧窑北宋钧州所造。”建国后仍有不少文章中沿用“钧瓷因产于钧州而得名”。二说因钧台而得名。如郭葆昌《瓷器概论》中说：“钧窑建于宋初，在河南禹县，其地有钧台，因名钧瓷，至今尚存。”经过对钧台窑的发掘，陶瓷界才统一了认识，钧瓷因钧台而得名。因为禹州古为夏禹国，禹受封于此为夏伯，境内有钧台，禹之子启大享诸侯于此，表示正式继位。从此，钧台就成为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实物佐证和国家产生的标志，也成了我国稀有的远古遗迹和历史名胜。数千年来，禹州人民一直把钧台当作禹州的象征。北宋时，在禹州城内北门里钧台附近设立官窑，大规模地烧造宫延用瓷，并在艺术上取得杰出的成就，故古人以钧台这一历史名胜命名钧瓷是勿庸置疑的。正如清《景德镇陶录》所载：“钧窑宋初所烧，出钧台。”现代古陶瓷学家安金槐也说：“禹州夏有古钧台，钧瓷之名由此来。”赵青云在《钧台窑的兴起与昌盛》一文中也明确地说：“若窑以地名，钧窑就当来自钧台，这是和宋钧的产地及其禹县在北宋以前就有闻名于世的古钧台这一历史地名是完全一致的。”
（三）解决了钧窑编号数码用意的争论
钧瓷底部刻有一到十的数码，对其用意长期以来曾有多种解释。
（明）张应文《南窑笔记》中记有：“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盖一副之记号了……”还有的认为红朱色者都用单数，青蓝色者用双数。从发掘出的大量器皿标本中，经过数码器物对照，弄清了数码的用意，即数目字与器物的尺寸密切相关，数码越小器形越大，数码越大器形越小。同时也是为了花盆与盆托（即盆奁）同号配套，按照宫廷盆景设计需要，对不同类型不同号码的花盆和盆奁进行批量生产的标记。现选附《中国陶瓷史》之表于此供参阅。
（四）解决了钧瓷研究者多年来未能解决的技术难题
陶瓷介的专家学者，用现代化的手段，对钧台窑的胎、釉进行了测试和研究，揭示了钧瓷窑变的本质，找出了窑变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数据，为钧瓷的恢复和发展，在科技方面找到了正确途径。钧窑匠师在钧台窑出土的实物中学习到了很鑫的高超技艺和宝贵经验，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特别是钧台窑的造型技艺、帛作工艺、釉料配制、烧造技巧，已成为钧窑匠师长期追仿的榜样。
（五）解决了钧、汝两窑谁晚的争议
北宋时期，钧窑已影响到河南省内的郏县、宝丰、鲁山、归汝、登封等较为有名的窑区，正如《中国陶瓷史》中所说：“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是临近瓷窑的相继仿制。”尤其是临汝窑与钧窑相互仿制更为突出，在钧、汝两窑址的考察中，也确实发现了不少天青、豆绿等釉色相同的残片，故有“钧、汝不分”和“钧窑继汝窑而起”之说。建国后，陶瓷界对此曾多次实地调查，发表文章。如60年代中期，冯先铭在《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一文中记有：“重点复查了11处遗址，就有8处烧造钧瓷（宋代3处，金、元时期5处），可见临汝窑大多数烧造钧瓷。”冯先铭通过对临汝西南乡严和店与东北乡大峪店两大窑区遗址的多次考察，认为临汝窑烧制的钧釉器，以大峪店东沟窑、陈家庄窑最为精美，既具有临汝窑晶莹似玉、匀净明快的特点，又有钧窑乳光内含、豪放酒脱的窑变特色。而在钧窑遗址中，特别是钧台窑遗址中，也有专烧汝瓷的瓷窑。如赵青云在《汝窑的烧造历史及装饰艺术》一文中说：“然钧台窑除了烧造钧瓷名牌产品，对汝窑印花青瓷的传统工艺也倍加欣赏，所以在钧台窑专设一个生产区烧造汝瓷，其产品除光素无纹者外，也印有各种缠枝、折枝花卉和水波游鱼等文饰，且产品造型却与众不同，圈足较矮，碗盘较浅，临汝窑风格的印花小碗敞口尖底与碗身稍高的特征，在这里几乎绝迹。”在钧台窑中还发现有与汝窑相同的“奉华”铭文器皿。都可证两窑系同时烧制，又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禹州市西部的钧窑集中区神垕镇，与汝州的大峪店乡的东沟、碗沟相距很近，而且都有发展陶瓷的天然优越条件。两地近在咫尺，在陶瓷技艺上，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是很政党。但两地产品各具特色，如两地釉面，钧窑多光素，而汝窑则多刻、印花纹；釉色，汝窑为显示花纹多薄而透明，而钧窑则多厚而乳浊；胎骨，则是钧窑厚而当窑薄；钧窑釉青中带红斑者居多，而汝窑青中带红者较少。至于汝官窑和钧官窑的胎骨和釉色更是泾、渭分明，各具千秋了。综上所述，钧、汝、两窑，关系密切，同属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由于钧釉窑变色彩美妙，汝窑自然要学习其技法，而钧窑对汝窑美丽的釉色，倍加赞赏，也要吸取其技巧。正如李辉柄在《钧窑系的形成与分期》一文中所述：“临汝与禹县近邻，禹县的钧窑影响到临汝而生产钧瓷，临汝的印花青瓷也影响到禹县。”
四、恢复与发展时期
金、元时期，钧瓷继续发展。
北宋末年，战争频繁，靖康之变，汴京陷落，宋王朝南迁临安，在南方另辟官窑烧造御和器皿。金朝末年，蒙、金在钧州在战，钧台窑由此停烧，其它窑场也因战争而遭到破坏。然而，为满足广大居民生活需要，在战局稍安后，有一些窑场仍继续烧制。在神垕镇古窑遗址中，曾发现一件白釉瓷枕残器，枕面刻有诗文：“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一朝事业如春梦，不如蓬门闭户，教几个小蒙童。忽然喧哗一片声，不觉金兵到门庭。”又据关松房《金代瓷器和钧窑的问题》中记述，1963年，中国文化代表团在日本曾看到一件中国制的绿釉瓷枕，底部有一长方形印痕“赵家造”三字。枕面一段文字：“时难年岁事业空，兄弟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途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时余游颍川，闻金兵南窜，观路旁骨肉满地，可叹！可叹！为路途堵塞，不便前往，仍返原郡。又闻一片喧哗，自觉心慌，思之伤心悲叹。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只有作诗稍觉心安。余困居塞城半载，同友修枕二十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月也。”绍兴为南宋高宗年号，三年即1133年，金太宗完颜晟天会十一年。作者不用金年号，显然出于正统观念和民族意识。以上两方瓷枕说明动乱中，颍川（今禹州一带）瓷窑仍有生产者。
金王朝于海陵王（完颜亮）贞元一年（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后，中原地区经济得到恢复，禹州钧瓷也在北宋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据《禹县志》（民国版）中，元朝张克己所撰东张镇（即浅井乡扒村）百灵公庙碑文中说：“州之西北二十五里，有镇曰东张，古今以为陶瓷之所。……所居之民皆以烧造瓷器为业，乃所谓凝土以为器者，其所由来远矣。是镇金国末年最为繁盛，人稠物充，几有万室，市井骈阗，不减城邑。逮壬辰（1232年）兵烬之余百不存一。”这里所说的壬辰兵烬，即蒙金的钧州大战。华石编《中国陶瓷》（1985年第1版）中也说：“金迁都燕京（1153年）后，陶瓷工艺主要继承北宋风格。金代钧瓷生产比宋代更为普遍，生产范围从河南扩大到河北、山西等地，民间普遍使用。”这时的钧器多数失去宋的传统技艺，胎质粗松，工艺欠佳，釉色暗淡，窑变彩斑也不像宋钧之灵活美妙，而似彤云密布景象。不过也有的继承了宋钧瓷艺，造型规整，釉色莹润，具有宋钧窑变美妙的艺术效果。据调查，这类钧窑遗址在禹州境内甚多。汝州、郏县、登封、宝丰、鲁山、新安以及黄河以北的汤阴、鹤壁、林县、淇县、焦作、安阳等地也有不少发现。北京大葆台金代遗址中，出土钧瓷碗二件，侈口浅腹，圈足，底足露胎，帛作不规整，釉色不像宋钧那样肥润莹沏，光彩夺目，而是近似月白色的暗釉；胎质也不像宋钧那样坚细致密，呈现褐色，而是粗松的黄胎。在山西浑源窑遗址中，曾发现数量可观的金代钧釉瓷片，有的还粘连在匣钵之中。器形以盘、碗居多，胎质比较细腻坚密而呈灰色，釉色有月白、天蓝、紫红，帛作相当规整。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墓出土的一批钧釉瓷器，其中有些产品造型、釉色、质地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金代浑源窑的佳品。此外，在河北曲阳涧磁村的金代墓葬中，也出土有胎质、釉色都不同于宋、元时期的钧釉器，其胎质坚细色灰，釉面润泽有开片，有的浑斑或带有小黑点，与此伴随出土的还有刻铭为“时崇庆龟仲冬十二月三日造（1212年）”的陶砚。这些金代钧窑瓷器很接近北宋钧釉胎质，有可能是来自禹境内钧窑的产品。如李知晏在《河南以外几处窑址的钧瓷作品和元朝故宫内出土的钧瓷》一文中说：“根据调查和发掘资料，北方广大地区金元时期的文化遗址、墓葬和窖藏钧瓷出土的情况相当普遍。这些钧瓷大河南地区的产品，特别是禹县的产品……”综上所述，禹州在金人统治时期，钧瓷在北宁的基础旧，处于发展时间。《中国陶瓷史》中说：“金代陶瓷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由于过去文献记载不详，再加之金钧有的与宋钧接近，有的与元钧相似，不易分清，往往把金钧当作元钧看待，这是今后钧瓷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元世祖统一中国后，重视海外贸易，并发挥有技能匠的作用，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制瓷业在宋、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在我国陶瓷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河南禹县为代表的钧窑系，在元代继续生产着传统品种——天蓝釉、月白釉及蓝釉红斑器物。”以神垕镇为中心，由南向北逐步发展，宋、金时期的窑场绝大多数恢复并且有了大的发展。建国后，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元代古钧窑遗址遍及禹州市境，全市现有26个乡（镇）中，就有人5个乡（镇）有古钧窑遗址，多达160余处。东自顺店乡的党寨村，西到鸠山乡的官寺村，南从神垕镇的上、下白峪村，北到花石乡的桃园霜，近百平方公里的丛山峡谷中，有数以千计的窑炉进行钧瓷生产，真可谓“烟支遮天，盛况空前”。关于元代陶瓷生产的盛况，元朝张克已所撰东张镇百灵公庙碑文中也有一段记述：“复业之家相继而至……其瓷之优，比之他所，实为拔萃。远方之人竞来兴贩，车载驴驮，恒无虚日，散之四方者，不可胜计。爰自破宋之居，浮于颍蔡，达于淮汉，诚百家必用之物，一日不可缺者也。俾是乡之民，不耕不商，衣食自足，润民济世之利，不变博乎……”《禹县志》（民国版）中也说：“按神垕柏灵公庙碑文元延富七年（1320年）重修，创建无考，则瓷业之兴久矣。”据考证，这个时期的产品多大器，釉色以天青、天蓝居多，带紫红斑者亦不少见。造型多为盘、碗、瓶、炉、盆之类的民用产品，而且产量较大。窑场内除烧钧瓷外，大部分都烧白底黑花瓷。当时钧瓷虽已成为民间普通用瓷，但价格会高于其他日用瓷器。钧瓷和白底黑花瓷是为满足不同层次的而生产的多样品种。
元代钧瓷一般较为粗糙，胎骨厚重，釉厚欠匀，色暗而多棕眼，釉汁流积发蜡泪，和北宋时期刘庄窑一带的精良之品相比，不论釉色和造型都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为了最大限度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就必需生产出经济实用的产品，否则就应付不了“竞来兴贩，散之四方”的局面。但是元代也有少好的作品，有些质量还是相当好的。如1960年内蒙古自然区呼和浩特东部的太平人民公社出土的钧瓷双耳大香炉，正面刻有“已酉年（1309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字样，造型优美，釉色莹润，帛作规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钧瓷珍品。又如新安县出土的元钧产品，有天青、天蓝、月白、葡萄紫、海棠红等釉色，红紫相映，窑变美妙，堪与宋钧相媲美。元代器形高大，胎骨厚重，有大型的坛、罐、壶、瓶、盘、炉、盆等产品，制作规整，且不变形，充分显示了元代钧瓷雄壮浑厚的气魄和艺术风格。元代钧瓷不但在工艺上有所改进，而且在窑炉和原料加工设备上也有所更新。据实地考察发现，元代的窑炉比宋时有所扩大。并采用直径1米多的石磙加工原材料，这种石磙一直沿用到建国初期。充分证明陶瓷史学家关于“元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的推论是很有道理的。
元代钧瓷生产在北方相当普及。《中国陶瓷史》中说：“钧瓷的烧造虽始于北宋，但钧窑之形成一个窑系，主要在元代。元代烧制钧瓷的窑场主要是在北方广大地区……”河南省内的禹州、郏县、宝丰、鲁山、内乡、汝州、登封、新安、安阳、鹤壁、修武、林州、淇县、浚县、焦作、许昌、新密、卫辉等地的仿钧窑场有所增加。影响所及河北省的磁县、邯郸、隆地的仿钧窑场有所增加。影响所及河北小的磁县、邯郸、隆化和山西的交城、临汾、长治、怀仁、介休、浑源等地都有烧造，更远的波及到内蒙的呼和浩特和包头都争相仿制，竞争销售市场。“发现烧钧瓷的瓷窑已有四省二十七个县……，以禹县为中心形成了钧窑系”（冯先铭《有关钧瓷诸问题》）。
南宋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北方富商大贾及技艺工匠骈集临安，钧瓷技艺传播南方，江南地区仿钧之风日趋兴盛。如吉州窑在宋至元烧出了光彩夺目的窑变釉，景德镇也生产出了高质量的红釉瓷器。明清著中的宝石红、霁红、郎窑红、美人醉等瓷器品种，都是在钧瓷工艺的启迪下发展起来的。宜兴的釉陶称宜钧，广窑的釉陶称广钧，景德镇瓷器上的低温装饰称为炉钧釉，可以认为这是钧瓷工艺的延续和扩大。据调查，景德镇瓷业工匠有些来自北方宋代名窑，在元代瓷器中有“睢阳蒋制”的仿官器皿，说明北方精于制瓷的工匠已到达景德镇。《浮梁县志》中沈嘉征《民窑行》诗：“景德产佳瓷，产瓷不产手，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志书中如实记载了景德镇造瓷工匠的来源。广东省佛山市石湾窑陶工也多有从河南一带迁去，他们带去了中原地区陶瓷技术和先进经验，促进了石湾陶瓷业的发展，其仿钧产品更有独到之处。至今石湾瓷业工人中有的祖籍是河南。这些制瓷技术又溯珠江而上传到广西的柳城，在柳河北岸的大浦镇发现有元代瓷窑遗址，产品釉色月白或天蓝色，但釉层很薄。在广西的兴安、永福等地区也有类似的标本，是肥钧窑影响而生产的一种仿钧产品。在浙江金华地区的铁店窑，亦发现有元代烧制的仿钧器物20余种，以盘、碗、罐、炉、三足洗、花盆为多。釉色以天青、天蓝、月白为主，但没有带铜红斑彩的。这些产品与北方钧窑造型不同，具有南方元代造型特征。浙江江山文管会在陈家庵窑调查时，获得单箍一件，上刻“陈窑记”三字铭文，陈家庵陈姓为宋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从颍川迁至江州（今九江市），再迁入江山的，故在当地发现有元代烧制的仿钧乳浊釉器。上述史料说明北匠南迁，带来北方制瓷的精湛技艺，与当地陶瓷工艺结合后，创造出新的产品。南北相互交流技艺，促进了陶瓷的发展。
五、衰退时期
明代和清代中叶，钧瓷处于衰退时期。
明代初期，社会相对安定，封建经济再现复兴。到永乐、宣德年间瓷器生产出现了新局面。全国瓷业中心趋向江西景德镇，品种多，质量高，装饰、彩绘技艺日臻完善。“它不仅要满足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用器和官府对内、对外赏赐和交换的全部窑器的制作。”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又说“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禹县志》（民国版）中也说：“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将山西3.5万户迁徙钧州等地。”以上说明元朝末年因战争、灾荒，禹地居民死亡惨重，人口稀少。经在禹州境内，特别是在神垕古钧窑区，多次调查与访问当地居民，他们都不是当地老户，多从山西或外地迁此，更查不到明以前的钧瓷世家。上述可知，钧瓷在元末因战争灾荒，窑毁人亡而停烧。另据宣德年间《大明会典》记载：“题准光禄寺，每年所需酒缸、瓶、坛分派河南布政司，除钧、磁二州外，真定府曲阳县分派酒缸117个，十瓶坛4274个，七瓶坛6100个，五瓶6240个，酒瓶10314个，每年烧造解寺应用。”明嘉靖三十二年，“题准曲阳缸、瓶共17765件，通行解部，如遇缸乏，止行磁州、真定烧造，免派钧州。”可见原能烧造艳丽绝伦的钧窑场，衰败到只能烧造酒缸、瓶坛的粗瓷窑场了。据考证，禹州的陶瓷业后产于明代仍以神垕镇为集中区，其他窑场除个别烧制少量的缸、坛粗瓷外，已全部停烧。神垕镇已成为全国日用粗瓷主要产区之一。据镇内真武庙碑文记载“成化二十年（1484年），已有耕渎（读）陶冶者千余家”，还驻有“督瓷贡委官”，负责陶瓷纳贡事宜。《中国陶瓷史》中也说：“明代日用瓷的主要产地有仪真、瓜州、钧州、磁州和工阳等地，他们担负丰大量的派造任务。”明代《如梦录》（孔宪易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中也记有开封“南薰门外吊桥下……往南路西有周王碗店，乃神垕瓷器碗盏……”的记述。上述记载都说明禹州（主要是神垕镇），在明代主要生产日用瓷器。《禹州志》道光版（1821年）中也记有“禹州窑旧名钧窑……明万历三年以避讳故改名禹州，其时钧窑既不中称禹窑，则避讳书作均事属可据……”。上述史料说明，因避朱翊钧讳改钧州为禹州，钧窑避讳书作均窑（古钧与均通）都是历史事实，但对钧瓷生产与否无从查考。
对明代禹州的钧瓷是否断烧，一直为陶瓷界所关注。禹州的陶瓷研究者也经过多次考察，尚未发现明代钧窑遗址。只是于1980年在神垕镇西大办事处瓷厂院内3米深处，发现一古窑址，出土有少量仿天青釉钧器残片，同时出土的有一陶范，上刻“天启六年”和“祁造”字样。证明在明代末年有少数工匠摸索仿制天青钧釉器，其釉色系用氧化钻调染，用氧化焰烧成，和窑变钧釉区别很大。而南方的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等地于明代宣德年间，也有仿制钧器者，有的仿制得还相当出色。
清王朝时期，制瓷工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南方瓷业生产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景德镇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彩绘，花鸟`虫鱼`山水`人物，作品艳丽动人。且有镂空、堆花、剔花等新的装饰技法。此时景德镇设御器厂，专烧宫廷用瓷，并仿烧宋代名窑。特别是“雍正皇帝对宋代名窑瓷器，而且还命景德镇御器厂进行仿制”。“在仿制的宋代名窑瓷器中，以仿钧最为成功”。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景德镇御器厂协理陶务的唐英曾派厂署幕友吴尧圃来禹州调查钧窑顺釉料配制方法，并赋有《送吴尧圃之钧州诗》，内有“……春风送客钧州路，……此行陶冶赖成功，……陶一发天地北，神工鬼斧惊才雄”等语。“雍正七年以后，宫廷档案中屡见景德镇仿钧釉成功的记录，是与吴尧圃的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分不开的”。据《中国陶瓷史》记载：“雍正八年十月二十日……将年希尧烧造来的仿钧窑磁炉大小十二件呈览，奉旨此炉烧造的很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几件（造字3332号）。”雍正十一年正月一十一日司库常保奉旨着照宜兴钵样式，交与造烧瓷器处仿样将钧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名烧造些业，其钧窑的要紧，钦此（造字3360号）。”
上述史料既说明清朝宫廷对仿钧的重视，又说明唐英仿钧之时，禹州的钧窑可能有少量烧制者，但已不能生产上乘的贡品了。《大清统一志》（乾隆本）中说：“河南许州府土产，瓷器出禹州神垕山。”《禹州志》（道光本）中也说：“州西六十里，乱石山中，有镇曰神垕，有土焉可陶为瓷。”“古钧窑多在方山、涌水、蓝水之滨，而治北扒村亦有遗址，故不止一处也。”可见当时禹州神垕主要生产“土产”粗瓷器，古钧窑已成历史“遗址”而未恢复。故窑变宋钧瓷仍被视为珍宝。如清乾隆对宋代名窑也十分喜爱，他一生所作有关陶瓷诗文就有199首，其中题钧瓷诗9首，这些瓷器一向被视为“宫廷秘宝”。1927年前后，北京西华门内廷古斋古玩铺收进一宋钧窑碗，表里天青有霞斑片点，足内刻有清乾隆御题诗文：“青器欣在北宋传，阅年八百尚完全，围匡底用以铜锁，口足原看似铁坚，摩抚天成岂茅蔑，规月样镇团园。柴瓷罕见兹称古，望古因之间幸然。”有些爱好古陶瓷，收藏也很丰富，自号“陶痴”，建国前曾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的陶瓷专门委员多年，对御题诗文很熟悉，自得此碗后，曾在“胶澳书画古玩展览会”中展出，评价甚高。
六、复苏时期
清代后期以迄民国，钧瓷在明代衰退之后，进入了复苏时期。
清代后期，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入侵，使中国陶瓷业受到严重打击。为了挽救我国的陶瓷工业，民族工商业者在清朝政府提倡的“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在中国陶瓷手工业中进行了一些改革，创办了一些新式瓷厂和公司。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中国先后建起了七个新式瓷厂，以后又建起了不少的瓷厂和公司，神的的“钧兴公司”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商大贾来到中国，使中外爱好古陶瓷的收藏家日渐增多，仿古器物因此而大量涌现，这一仿古之风，对钧瓷复苏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清光绪五年（1879年），神垕镇陶工卢振太、卢振中及振太之子天福、天增、天恩兄弟三人，受古玩商人高价收买宋钧的影响，立志恢复钧瓷。他们跋山涉水，在神垕附近找矿寻料，用当地原材料，经过多年反复试验，终于以氧化钴为着色剂，在氧化焰中烧出仿钧窑孔雀绿和碧蓝相兼的仿钧器。而后由于经常与外界人士接触，从中借鉴他人经验，在天表器上创烧抹红、飞红加彩新工艺，但红彩是铬锡红色料，故彩斑红暗较呆滞。后又在釉料中加入铜的成份，并用捂火（还原焰烧成）方法，用风箱炉，烧制小件仿宋钧瓷，虽规模小，产量少，但取得了成效，积累了经验，卢氏第三代艺人广同、广东、广华、广文等为恢复钧瓷矢志不移。在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和试验中，曾卖掉良田和瓷窑，终于使失传已久的钧瓷于清光绪年间恢复生产。其后，神垕钧窑发展到10多家。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禹境大旱，卢天福贫病而死，其子侄辈仍坚持烧制。
钧瓷世家卢氏烧造钧瓷，除在粗瓷窑内搭烧仿雨过天晴器外，主要是用风箱炉小窑还原高温烧成，故称“炉钧”，又因出自卢家艺人之手，也称“卢钧”。其精上制品五彩灿烂，玉润晶莹，有的可与宋钧媲美。其作品如折边盘，乳钉罐，天青釉加紫红彩，异精美，曾流入英国大不殉颠博物馆误作“宋钧”珍藏。故有文献记载：“禹县神垕镇艺人卢广同、卢广文等兄弟，善仿宋钧，珍珠刻花，能作到以假乱真。”上海、开封古玩店常把卢钧误作宋钧收购。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禹州知州曹广权给慈禧太后庆寿，征集工匠在州衙内设窑烧造钧瓷贡品，做了钧瓷炉、瓶、盆、尊、洗、寿桃、佛手和仿制的禹贡九鼎等36件寿瓷上贡。这批寿瓷形神兼备，宝光内蕴，莹润超玉，慈禧称赞不已。从此，钧瓷又登上艺坛，进入宫廷，受到多方重视。光绪三十年（1904年），曹广权在神垕镇建立“钧兴公司”，聘请钧瓷艺卢天恩（又名丙岱）和宋吉成、贾钧、郗五寅、郗江、贾喜、王大黑等到公司做工。这个公司曾借鉴南方瓷厂管理方法，订有公司章程和谕工匠帖（详见第九章），有较正规的管理制度和工艺规程。所出产品造型规整，工艺考究，但色釉单调，成色率低。对此曹广权亦有一段文字记述，他说：“近三百多年来，神垕瓷业仅有黄、白粗碗，而钧瓷的奥妙更无人知晓，召来诸匠选试，仅得天青一色，然多赘坠，又几经试验，漂选钵研，成色不到斗上率。”曹广权热心于教育和实精致工发，关心钧瓷的恢复和发展，派职官汪瑞甫专管钧兴公司，并请景德镇工匠来神垕相互交流技艺。他任职期间，不断到神垕巡视，和钧瓷艺人关系比较密切。后东渡日本，又调北京任职。在京期间向钧瓷艺人致函问候。钧兴公司共经营十余年，因政治局势混乱，无力经营，约在民国初年停办。此后，河南省长田文烈、禹县县长韩邦孚、王桓武、侯慕彝等都曾支持过钧瓷的恢复，或筹建钧瓷公司，或开办工厂，皆短命夭折。后在政局稍安时，率先恢复钧瓷的卢家和王喜娃、郗杰等钧瓷工匠仍不断从事钧瓷的烧制。不过这时禹州的神垕镇仍以大量烧造粗瓷为主，钧瓷产量极其有限。如《禹县志》（民国版）中记载：“神垕一镇雄于全境村庄者绵以制造粗瓷故也，若新钧瓷之兴，等之奇货可居，非常业也。”即是常烧钧瓷的卢氏兄弟也是“等客上门”，多天只能卖上几件，才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故在神垕对卢家流传着“三天不添锅，卖了吃整桌”的民谣。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1938年6月侵占河南省会开封，接着又是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的冲击，政局混乱，民不聊生，致使钧瓷销路闭塞，生产处于奄奄一息状态。至1942年河南又遭大旱，钧瓷艺人，无以为生，有的背井离乡，有的另谋生计。至此，恢复数十年的钧瓷，又因战乱、灾荒而基本停顿。
七、新生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与扶持下，经过老艺人和专家、学者的艰苦努力，钧瓷技艺获得新生。1977年以来，钧瓷这一艺术之花更加绚丽多姿，大放异极。
1949年4月，神垕解放不久，战争创伤未愈，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豫西行署五分署即派分署建设科科员任坚（神垕人）回神垕接收、代管逃亡匪霸经营的瓷厂，办起人民工厂（后改名地方国营豫兴瓷厂，现为地方国营禹州市瓷厂）。职工艰苦创业，惨淡经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积累逐年增加。任坚出身陶瓷世家，酷爱钧瓷，在他的带领下，人民工厂于1950年曾搞过仿钧（氧化火烧成）试验。建国初期，神垕陶瓷工人和手工业者，除百余人在人民工厂就业外，大部分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1951年，陶瓷工人刘保平等组织工人自筹资金建立三个互助组，并逐步发展成为禹县神垕瓷窑生产合作社（今禹州市钧瓷一厂）。1954年建立第二瓷窑生产合作社（今禹州市钧瓷二厂）。1956年合作化高潮时，神垕陶瓷业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全部组织起来，建立7个陶瓷生产合作社。1957年这7个社分别并入第一、第二陶瓷生产合作社。之后不久，这两个合作社改名为第一、第二陶瓷合作工厂。
解放初期，神垕有几家较大的私营窑场，1955年人民政府对这些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立公私合营豫西瓷厂。至此，神垕陶瓷生产全部恢复，陶瓷工人全部就业。
1950年，古陶瓷研究著名人士陈万里，千里迢迢到神垕考察钧窑。1955年，轻工业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陶瓷会议，决定恢复传统工艺瓷生产。1957年陶瓷专家沈明阳等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到神垕帮助试烧“炉钧”获得成功。1964年故宫博物院派专家到神垕刘庄、刘家沟、上白峪、下白峪等古钧窑遗址进行考察，采集大量钧瓷钱片标本，肯定禹县是钧瓷的发源地，神垕是集中产区。以后，陶瓷专家李家治、刘凯民等也先后来神垕考察，对钧窑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为钧瓷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数据。
1955年中央陶瓷会议后，神垕第一陶瓷生产合作社主任刘保平根据会议精神和专家的建议，从外地请回钧瓷老艺卢广东，率行试验钧瓷。1955年10月到1956年10月，经过180多次试验，终于试烧钧瓷成功，并通过上海、广州、天津、青岛等口岸，销往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这是建国后神垕钧瓷第一次出口。以后，地方国营豫兴瓷厂和公私合营豫西瓷厂先后请回钧瓷艺人卢广文、郗杰、王喜娃、卢正兴试烧钧瓷，河南省有关部门也派工程技术人员前来指导和帮助。
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和小型试制，钧瓷发展的条件已基本成熟。1957年秋，经轻工业部批准，投资6万凶，由地方国营豫兴瓷厂抽出专人筹建钧瓷试验厂。1958年4月14日，地方国营禹县钧瓷厂建立，主要钧瓷艺人卢广东、卢广文、郗杰、杨书信、王喜娃、卢正兴等都被聘入厂内，并从洛阳、临汝等地请来陶瓷艺人丁庆祥、高松禄、高松茂、郭遂等，又从各厂选调20余名技艺高的技工，群英荟萃，研制钧瓷。1958年5月5日公私合营豫西瓷厂与地方国营豫兴瓷厂合并，定名为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
钧瓷厂在河南省轻工业厅李志伊等工程技术人员指导下，艺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相结合，边试验、边研究、边试烧、边总结。通过123窑次的试验，初步找到了窑变成色的门路，攻破了“十窑九不成”的难关，并运用倒焰窑以还原焰烧成五光十色的窑变钧瓷。当时品种有坛子瓶、双耳花瓶、将军盔、鱼捕尊、双耳八钉瓶、浮雕大盘等。釉色红若胭脂，紫若玫瑰，虽不及宋代钧瓷色质玉润，但却打开了钧瓷窑变技术的大门。
钧瓷成形除保留传统手拉坯外，还用石膏模注浆成形，不但提高产量，并可使传统造型品种大批投入生产。工艺过程中采用浓度计测试釉料浓度，以荡釉、浸釉和刷釉方法施釉。用光学高温计、釉锥和热电耦测试窑炉温度。并对胎、釉和原料进行全面的化学分析，从页提高了产品质量和成品合格率。经过钧瓷艺人的努力，试烧出一批朱砂红、茄皮紫、鱼肚白等名贵产品。次年5月与天津口岸签订合同，出口产品450件。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把刚建立起的钧瓷专业厂，并入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成为一个车间，又要求钧瓷也大放“高产卫星”，工人日夜加班“连轴转”，用100立方米大窑烧天蓝釉钧瓷，只求数量忽视了质量。
1961年，贯彻上级“高速巩固、充这、提高”的方针，神垕镇大跃进时期合并起来的三个瓷厂又重新分开，地方国营禹县瓷厂、禹县神垕第一陶瓷生产合作社又重整旗鼓，恢复钧瓷生产。为加强古陶瓷生产的领导，河南省建立恢复古陶瓷委员会，省工矿研究所的化验设备调拨给地方国营禹县瓷厂，对钧瓷进行化学分析。并派出人员外出走访专家，学习技术。抽调专业技术人员，设置试验机构，有领导、有计划、扎扎实实地进行钧瓷试验和小批量生产。为了调动老艺人积极性，在生活上对他们实行“特需”照顾，安排子女进厂随父学艺，继承父辈传统技术。在老艺人和技术人员积极努力下，钧瓷研制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对月白、钧红、钧花、天青等名贵釉色别致，接近宋代上乘钧红釉风格。通过调试和改变烧成条件，找到了烧天蓝釉的工艺方法，其产品古相加柔润，醋似古钧。同时在胎骨、烧成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这个时期的产品至今各厂展室均有收藏，很受中外陶瓷界的青睐。正当钧瓷生产稳步发展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钧瓷生产遭到严重的冲击，在“破四旧”的口号下，仿古的钧瓷造型被毁掉，有的钧瓷技术人员被批斗，有的老艺人被勒令回家，钧瓷生产又趋于低潮。
1979年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经济，使历遭厄运的钧瓷又回到绚丽的春天。由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啬，钧瓷的国际市场日益扩大；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与提高以及旅游业的开展，国内对钧瓷的需要量也显著增加，因而大大促进了钧瓷生产的发展。原有厂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新的厂家不断增加，出现了全民（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专业户，大上钧瓷的新局面，使1979年的钧瓷产量比1956年提高了20倍，1988年的钧瓷产量达到100万件，比1979年又翻了三番。由于国家在“尊重知识”、“重视人才”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制定了有关政策，把“文化大革命”中被迫退休的老艺人请回重操旧业，对受迫害的工程技术人员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充分调动了钧瓷匠师们的积极性，他们可以大显身手，各显其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于钧瓷事业，设计出不少新的造型，配出多种好的釉料，烧制出一批名贵的珍品，于1984年获得了国家的最高奖赏——金杯奖。随着钧瓷销量的日益增加，个体钧瓷厂家也日渐增多，在市场竞争大潮中，进一步促进了钧瓷技术的提高。现在禹州市的钧瓷，不但生产盛况空前，品种多样，釉色美观，而且市场广阔，使昔日贡品，今日为国内外广大群众所享用，真可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