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品中有一部分明代洪武时期烧造的官窑瓷器，这部分器物，过去一直鲜为人知，直至上世纪中即1964年南京明故宫玉带河遗址出土的许多明代瓷器标本中有一部分被确定是明初洪武时期烧造的官瓷，这一真相才为世人了解。实际上，传世品中有一大批景德镇瓷器是洪武瓷器。这些瓷器分藏于国内外一些大博物馆和相关机构内，也有部分在私人藏家手中。这里拟对这部分瓷器作一统计和简述。
一、上海博物馆藏洪武官窑瓷器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洪武官窑瓷器不算太多，但品种较丰富，这使得我馆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陶瓷陈列”就已使明清景德镇瓷器部分有一个良好的展示开局，尽管最初有一些器物被定为元代，后来，新的时代概念出现，洪武瓷器成为展厅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部分。
明洪武釉里红花卉纹大罐 上海博物馆收藏展品中的主体是釉里红瓷器，有大罐、大碗、大盘、梅瓶、双环耳瓶、碗和盏托等。其中大罐的引人注目是毫无疑问的，这件高48.8厘米的大件作品，是馆藏洪武瓷器中最大的作品，这种器物在传世和出土洪武瓷器中也应是体量最大的。同类型作品国内外有多件， 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门头明代御器厂旧址出土了与此器造型纹饰相同的青花带荷叶形盖的大罐，经修复后基本完整复原。但同类型釉里红器未见发现。
明洪武釉里红花卉纹大碗 上海博物馆收藏还有釉里红缠枝花卉纹大碗，口径40.4厘米，可说是古代瓷器碗类中的超大型作品了。内外都绘釉里红纹饰，呈色较好，外壁的缠枝扁菊纹为洪武瓷器的最常见装饰纹样。在传世品中，相同风格或相似尺寸的釉里红大碗有多件。
釉里红缠枝花卉纹菱口大盘，口径45.5厘米，是洪武釉里红瓷中的大口径瓷盘。在元代景德镇瓷器中，有一大批青花大盘，其中也有菱口盘，所以，洪武时期出现这种大盘显然毫不奇怪，它们是元代瓷盘制作的延续和发展。当然，在整体风格上已与元代作品存在明显区别了。洪武菱口大盘有青花和釉里红两种。由于配方和烧造及造型、纹饰等具有差异性，因此，洪武菱口大盘有着明显的独特风格。这种大盘在国内外保存有一定数量。各地收藏的相同造型作品，纹饰大同小异，烧造质量也有差别，发色好的作品与发色差的作品相差很大。
当然，上博洪武藏品中最有特色的应是釉里红云龙瓶，此瓶高45.5厘米。瓶的样式可在元明铜器上见到。传世品仅见两件，除此件外，另一件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件作品造型、纹饰完全一样，但有趣的是旧金山那一件器身所绘龙纹与上海博物馆这一件完全相反，前者龙头向右，后者则向左。过去曾认为这两件器物应该是成对作品，造型、纹饰和釉里红色泽均基本相同，龙头的向左和向右说明它们是配套制作，笔者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但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可能不一定完全。
对这类作品，有的专家认为可能是永乐时期的产品，因为景德镇御器厂旧址曾出土过署有永乐元年和永乐四年年款同类风格洗口器的口沿残片。但从那两块碎片的风格看与这种作品还有区别，碎片的洗口较高，款识就写在口外缘，颈部莲瓣纹也较宽大。传世完整器洗口较高，一周绘花纹，颈部莲瓣纹较细长。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样的作品可能在洪武末至永乐初年均有烧造。
青花春寿瓶上海博物馆藏上海博物馆还藏有青花云龙纹“春寿”瓶一件，高37厘米。这种瓶通常认为传世共有4件，目前大家较熟悉的有上博藏品和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及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品。这些作品的造型、纹饰基本相似，均为同时期制作。此类瓷器有两个特殊的方面，一是器身有青花“春寿”二字，这在景德镇瓷器上是独特的。
“春寿”瓶的造型与常见的明初或元代梅瓶不十分相同，似乎没有可比性，束腰身的风格几乎难以找到相同者，而底部内凹的则更是少见。从青花画面和烧造风格看，似更同元代景德镇瓷器接近，尤其是云纹的画法，与一些元青花的绘画风格是一致的，可以说此类瓶的烧造年代，应该说具备的是元末明初特征。
二、国内外收藏的洪武官窑瓷器
传世共有多少洪武官窑瓷器？过去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大家只是认为数量不多而已。经过此次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的明代洪武瓷器学术研讨会后，我们对国内外大约收藏了多少件洪武官窑瓷器已有一个较清晰的概念。据国内外已发表和相关研究机构已公布的洪武官窑瓷器数量统计，可能超过230件，分藏于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其中北京和台北两家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最为丰富，根据蔡义和黄卫文先生的报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洪武官窑瓷器75件，而据廖宝秀女士介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40件。两院合并总计有115件左右，约占全部传世品总数的50%。当然，目前的数字肯定是不完全的，国内外还有一些收藏未进入我们的统计视野，也有的可能还未被确定为洪武官窑瓷器。
明洪武釉里红花卉纹盘 南京博物院藏综合国内的其它收藏情况，除了上海博物馆外，南京博物院也有部分收藏，釉里红大盘就藏有5件。另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扬州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景德镇陶瓷馆等都有传世品收藏，另外，地处祖国边陲的西藏博物馆也有收藏，显然是当年中央政府的赏赐之物。在港台地区，香港艺术馆、天民楼等也有洪武瓷器收藏，台湾的鸿禧美术馆等也有收藏。
在国外，洪武官窑瓷器的流传也较为广泛，收藏的区域以欧美和日本为多。
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至少有十数件高质量的洪武官窑瓷，还有托管该院并展出的大维德基金会藏品中，也有同时期的官窑作品。另外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等也都有收藏。瑞士保尔博物馆、瑞士玫茵堂、荷兰海牙市立博物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文物博物馆等。这中间，有的收藏为我们所熟悉，也有过去不十分了解的，如瑞士玫茵堂的历代陶瓷收藏十分丰富。
美国的洪武瓷器也有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布鲁克林博物馆、洛克菲勒中心、华盛顿佛利尔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堪萨斯艺术博物馆等都有收藏。
在中东地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沙莱博物馆，以收藏众多元青花瓷出名，同时，该馆也拥有多件洪武官窑瓷器。另外，同样有着不少元青花器收藏的德黑兰伊朗国家博物馆也见有洪武青花瓷。
纵观国内外的收藏情况，各地收藏的洪武官窑瓷器，各有特点，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风格不变。
景德镇明代御厂遗址出土红绿彩盘残片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综合传世及出土的洪武官窑瓷器品种，计有青花、釉里红、高温红釉、蓝釉、白釉、绿釉、酱色釉，还有外红里蓝、外酱里蓝、里黑外白、里蓝外酱的高温两色釉以及白地红彩、白地红绿彩的釉上彩等。目前，传世品中最多的是釉里红瓷，青花器较少，但在已发现的景德镇御器厂旧址出土的青花瓷器碎片较多，可能在当时有较大量的生产。过去一般都认为洪武釉里红瓷是当时烧造最多的品种。至于那些绿釉和白地红彩、白地红绿彩的器物，目前未在传世品中见到，只有出土的碎片标本。
洪武官窑瓷器在专业人士和收藏圈中被认识，也有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专业人士对洪武官窑瓷器的深刻认识，首先主要是那些有这样收藏的博物馆和相关单位对景德镇官窑瓷器有深入研究的专业人士。很快，海外专业人士和收藏圈也开始重视洪武官窑瓷器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洪武官窑瓷器在艺术品市场上的强劲走势，曾不知不觉的达到了历史上瓷器拍卖的最高峰，它们与其它最有竞争力的明代官窑瓷器一样，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珍藏品牌。目前在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这些数量不多的传世洪武官窑瓷器，是见证明清收藏历史的重要名品。
两岸故宫博物院是洪武官窑瓷器的主要收藏代表，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没有摧毁宫廷中全部的洪武瓷收藏(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破坏，如北京四中出土的许多洪武瓷标本，可能就是当时被损毁的结果)，而其它收藏机构能够收藏洪武官窑瓷器也是幸运的，尤其是在早期没有人知晓洪武官窑瓷器之前，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偶然收入这样的作品，实在是难得的。当然，现在要收藏洪武官窑瓷器这样的作品，难度显然很大，因为传世品本来就较少，绝大多数已被收藏于国内外文物机构中，市场上出现的少量作品，早已是凤毛麟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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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篆书年款
我国古陶瓷上的款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特征，款识的内容能够反映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状况，它的发展由于与社会历史发展同步，所以瓷器上的款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而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的年号款识，由于标明了瓷器生产的确切朝代，也就成为明、清瓷器科学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明代官窑瓷器始烧于洪武二年（一说为洪武三十五年)，但到目前为止未见到书写年款的洪武官窑瓷器。到了永乐年间，在瓷器的款识上开启了明、清官窑瓷器书写帝王年号款识的先河，此种在官窑瓷器上书写皇帝年号的署款方式历经五百余年，一直沿用到清末。在明代各朝中，官窑瓷器的款识以楷书书写占绝大多数，以“大明XX年制”、“XX年制”的双圈、双方框及横款为常见。而以篆书书写年款的官窑瓷器，根据之前的资料记载，仅永乐、宣德、弘治及万历四朝有之。
永乐篆书款永乐官窑篆书款，目前仅见“永乐年制”四字双行款，按落款方法分为青花料写款、锥刻款（阴文）和模印款（阳文）。青花写款者，到目前为止仅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有杯心饰双狮戏球纹，球内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年款；与杯心画五瓣葵花，花心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年款，两种。据明末清初谷应泰著《博物要览》记载：“永乐年造压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双狮滚球，球内篆书‘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细若粒米，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但鸳鸯心者及署六字篆书者还未见有实物。锥刻款和模印款也称暗款，多见于颜色釉瓷器之上，落款位置大多在碗、盘、高足碗等器的内底心或内壁，署暗款的器物相对较多见，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甜白釉暗花龙纹碗，内底锥刻“永乐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款外围单圈；又如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出土的红釉双龙纹高足碗，内底心模印“永乐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款外围单圈，圈外环花瓣纹。由于此类暗款多刻印较浅，又被釉所覆盖不甚清晰、不易辨识，有些甚至需对强光透视方可看清，故极易被忽略。
永乐篆书年款，不论是青花写款还是刻、印的暗款，在字体上都颇有章法，风格一致。运笔流畅自然，起落笔处呈尖状，笔划转折处浑圆，字体结构严谨、苍劲浑厚、婉丽飘逸、雄浑豁达。有学者、专家经研究后认为永乐篆书款识的蓝本出自当时的大书法家沈度之手，只是由于临摹的工匠不同，才导致在款识的书写上略有出入。
宣德篆书款
宣德官窑篆书款，目前所见只有“宣德年制”四字款，落款方式与永乐时期一样，分为青花料写款、锥刻款及模印款几种。青花款仅见于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出土的天青釉高足碗上，落款于内底心，四字双行排列，外饰双圈。锥刻款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青花藏文高足碗上，其内底暗刻“宣德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外刻划双圈，圈外还印饰。模印款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甜白釉暗花龙纹高足碗，在碗内壁印双行四字篆书款，款字外围单圈，圈外环饰以莲瓣纹。
宣德篆书年款，字体刚朴肃穆，富有永乐官窑四字篆书款的遗韵，款字结构严谨，笔划圆润，书写规范，笔道粗细适中，笔法苍劲有力，其蓝本应与永乐篆书款之蓝本出自同一人之手。
弘治篆书款
署弘治篆书款的传世品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地绿彩二龙戏珠纹高足碗，其外壁釉下浅刻二龙戏珠纹，龙纹加填绿彩，碗内施黄釉，内底心锥刻“弘治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款字笔画填绿彩，款外刻单圈，款字左低右高，刻痕清晰，填彩不甚准确。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亦有相同品种的标本出土。
弘治官窑瓷器的篆书款明显留有永乐、宣德官窑篆书款的遗风，字体显得浑厚雄健、挺拔秀美，转折之处显圆润。这可能与弘治皇帝喜爱沈度的书法有一定关系。
万历篆书款
目前所见书写万历篆书款识的器物在款识的书写方式上较为特殊，与其他各朝款识有明显区别。署此款识的器物以青花盘为多见，亦有五彩器，纹饰上多见鱼藻纹或单个“寿”字纹。款识落于器物外底心，以青花书写“德化长春”双行篆书，外围单方框，框外按“上下右左”的顺序书写“万历年造”四字篆书，外复围单圈，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款识。对于书写此款的器物究竟是官窑还是民窑生产，目前古陶瓷研究界还存有争议。笔者认为，由于明晚期“官搭民烧”制度相当普遍，书此款的器物纵然不是官窑，也是“官搭民烧”之精品，能够反映出万历时期景德镇制瓷业的最高水平。
新发现的嘉靖篆书款
关于嘉靖瓷器的篆书款识，当前已经发表的涉及到嘉靖款识的著作中多数未作记载。冯先铭先生的《中国陶瓷》中载：“嘉靖官窑款未见篆体书写。”耿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中载：“嘉靖时，款识……均为楷书体，未见篆书。”吕成龙先生的《中国古陶瓷款识》中载：“明嘉靖年款无论官窑还是民窑器，其款字均为楷书，未见篆书。”
但是，伴随着近年来的城市建设和道路改造，不仅时有完整瓷器得以“重见天日”，而且还出土了大量质量上乘的陶瓷标本，其中不乏一些以前不曾见过的珍贵陶瓷品种。笔者收藏的一件嘉靖篆书年款素三彩梅瓶标本亦是其中之一。
明代成化官窑梵文青花杯
明代成化年间，官窑瓷器烧造开始达到顶峰。从目前传世的成化青花瓷器来看，成化青花早期尚有部分产品可能仍用进口青料绘彩外，后期的制品绘彩主要用江西乐平地区开采的“陂塘青”又称“平等青”。成化青花发色淡雅，将明代文人画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每件瓷器上，恬淡雅致，浓笔勾线，淡笔渲染，颇有水墨画的风格，对后世影响极大。传世的成化官窑器少见大件，多是高足杯、瓶、盘、碗、碟等精美小器。其精品薄胎、釉面滋润，抚摸上去如玉一般带有温润感。
这件明代成化官窑梵文青花杯，乃是笔者早年初学瓷器时从古玩铺中购得；杯高４．８厘米，口径４厘米；采用混合青料，薄胎，对光看微泛肉红。杯外描三圈梵文，底为方框双圈楷书款“大明成化年制”。笔者与专家探讨考证应为当时景德镇赏赐给藏区的御用瓷器。
西藏在明代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记载，１３６８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１３７０年河州地区的故元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降明，明太祖派人深入乌思藏地区招抚政教首领，１３７２年萨迦派的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归降明朝，并带领六十多人赴南京朝见了明太祖。喃加巴藏卜被明太祖封为“炽盛佛宝国师”，他还先后两次向明朝举荐故元的藏族旧官一百多人，他们都受到明朝的封赏。在争取到藏族地区大部分僧俗首领的归附以后，明太祖考虑到“彼方地广民稠，不立重镇治之，何以宣布恩威”，于是对藏族地区的管理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和补充。１３７４年１２月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及朵甘行都指挥同知锁南兀即儿等遣使来朝，又奏举士官赏竺监藏等五十六人。明太祖遂设朵甘宣慰司一、招讨司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十七，以赏竺监藏等分别为指挥同知、宣慰司使、招讨司官、万户、千户等，并派员外郎许允德携诏书及诰、印前往赐之。
这样的封授制度从明太祖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明代成化时期公元１４６５－１４８８年，宪宗皇帝依然延续祖辈制度，在每年接受藏族进贡之际，也大量封授藏族僧人，史料记载有时一次升职授职的藏族僧人达数十人之多。宪宗帝大量赏赐的物品如喜金刚像、大威德像、铃、金刚杵等无数法器，此外还有大藏经、供器、僧帽、袈裟等，以及各种珍宝、金器、银器、瓷器、绸缎、大小帐幕、茶叶、牛、马、骡等等，让这些藏族僧侣感觉到大明朝“恩泽四方”。
我们可以发现，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都通过这样的安抚政策，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保证了外疆的安定团结。这件明代成化官窑梵文青花杯，正是当时景德镇珠山御窑场为了满足御赐藏族僧侣而专门烧造的瓷器之一。虽然已经残破，但足见当时烧造工艺精湛，器物虽小，可它记载了一段历史，让今人不忘西藏地区在明代依然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
明代瓷器上龙纹的演变
龙，在我们民族文化里占有显赫的地位，它象征着威严、强大、正气、祥瑞。自商代龙的形象形成至今，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也深深烙印在每一位中国人的心里。自古，帝王就已龙中自居，皇帝自称真命天子，让人百姓则将龙作为吉庆祥和的化身和降雨的神灵。龙本身是一种虚构出来的东西，它是人们的一种信仰和图腾崇拜，更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寄托载体，龙在中国的政治、文学、艺术中都有痕迹。
明朝于洪武时期在景德镇置御器厂，用最好的原料烧造宫廷用瓷，洪武时期的釉里红，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成化时期的斗彩，弘治时期的黄釉，嘉靖、万历时期的五彩至精至美，明代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永乐时期迁都北京，或御用、或祭祀、或赏赐、或用于朝贡贸易。
图1.明 洪武 红彩云龙纹残盘
明代洪武年间的陶瓷龙纹传世不多，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南京明故宫出土的洪武白釉红彩龙纹盘。其龙纹的造型基本上保持着元代龙纹的形状：头小，颈细，身细长，鳞状龙纹，周围衬托以火焰纹，如意头状朵云；头的疏毛和肘的毛比元代更少，仅三、四条而矣；龙爪五趾，改变了元代时三、四趾的现象，而且这时的五趾相靠较近。
图2、明 永乐 青花云龙纹洗
图3、明 宣德 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
永乐、宣德时期的龙纹，改变了前朝那种身细、头小的幼稚龙形态，变得形体粗壮肥大，威武凶猛，形象高大。龙首比元代变大，上下颚较长，上颚比下颚长而高高突起，有张口和闭咀之分，张口的伸舌(早期较长如戟状，后期略短微微上翘)，闭咀的上唇似如意状，鼻的两侧有对称的长曲须，下颚多有两束或三束的疏须，头毛是一束束的疏毛，前期发少，后期的发多。发曲而向上冲，有怒发冲冠之势，显得很有神威，龙爪有三、四、五趾之分，趾甲成三角形，略微内弯，显得锋利刚劲。人们称明代的龙爪为鹰爪。这时的龙纹，周围衬托以海涛、缠枝花、火焰、朵云等等。这时的朵云与元代完全不一样。元代的是一头一尾，而永宣时是一头三尾或四尾；元代的云尾显得瘦而长，永宣时的云尾显得肥而短。所以，在鉴定时略加留意，就不难分辨清楚了。
永宣时的龙纹，从造型到描画，都是成功的艺术佳作;龙的身体“左盘右蹙如惊电”，这是凶猛、神威的体现。到明代中期，即成化、弘治、正德时期，龙纹又有所不同。永宣时的张牙舞爪、威猛的龙少见了，常见一种闭咀龙，多在花间、莲池中、海水中出现，或者是彩云龙纹。除了闭咀龙，也有少量张口龙、螭龙。
这时龙纹的特征是：闭咀的龙首呈扁长方形，上唇鼻处凸起，呈如意状，鼻端和眼眉有对称毛上竖着，头毛束成疏发或成蓬状，也向上冲，几乎和首垂直成90°，下唇须三条一束向前上冲，两眼并列，圆睁平视。龙爪五趾紧靠成风车状。身上的鳞片，早期绘工精细，后期简单粗糙。
这时期，还出现一种螭龙，也叫草尾龙。身似兽体，脚有似兽足或鸟足两种，张口伸舌，上颚长于下颚，上颚高高上翘且前卷，略似象鼻。龙尾多开又，似春草纹，口衔折枝莲花一枝。这种龙纹以后较为少见，仅见清康熙时有仿制品。
图4、明 成化 青花海兽纹碗
图5、明 弘治 青花绿彩云纹龙碗
图6、明 正德 青花穿花龙纹盘
成化、弘治、正德时的龙纹，多为游龙，已失去前朝张牙舞爪、凶猛威武、叱咤风云的雄姿，而表现出一副性情温顺的神态。其时龙纹的周围，往往衬托着缠枝莲花、折枝莲、海涛纹、凤凰纹、朵云纹等。朵云纹和前期明显不同，有一头一尾、二尾、三尾、四尾之别，尾中往往又突出一小块，变得尾中有节，不像元代时仅一条细长曲尾或头大尾特别细长。
图7、明 嘉靖 五彩海水龙纹盘
图8、明 隆庆 青花云龙纹蟋蟀罐
图9、明 万历 五彩穿花龙纹蒜头瓶
明代晚期的嘉靖、隆庆、万历时期，龙纹形式多样，以游龙为多。有相对而舞的，有正面张牙舞爪的，有两龙争珠的，有回首而望的，有龙凤对舞的；有的行于花间，有的舞于彩云，有的游于海涛之中。此时的龙纹，分张口和闭咀龙。这时的龙纹已大不如前期，画工简单草率，有的龙鳞画成简单的网格纹，神气也差；有的显得瘦弱，似失去了龙冲天入地、驾云行海叱咤风云的神威。
这时龙纹的特征是：龙的头部略圆，比前朝显细、鬃毛成蓬(过去是疏发)，毛有向上冲或向后斜上冲之势。上下颚较长，特别是上颚端肉发达，高高突起，呈如意状，形如猪咀，所以人称“猪咀龙”。鼻翼的两侧长出对称的长须，向上冲或向前冲。两眼并列，圆睁视前，眉毛绘成锯齿状或是并列对称成束，像匕首状前冲。张口龙往往伸舌，舌短直成匕前状，有的舌端微上弯。龙爪五趾，像前朝绘成“风车”状，往往是形似而无力。
晚明的龙纹，正如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衰退一样，显得苍老、无力。我们从崇祯五彩龙纹盘中可以看出，崇祯时的龙纹脸瘦尖，长胡须，蓬头散发，爪似蟹爪，显肚凹腰，恰似一条垂死的老龙。所以说，龙纹的艺术表现，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反映。
清代官窑瓷器赏析
康熙、雍正、乾隆朝是清朝官窑陶瓷生产的顶峰时期，也是我国制瓷工艺史上的一个高峰，无论是造型、釉色、彩绘、制作工艺等方面均达到了较高水准。
清康熙青花云鹤八卦瓷碗
此碗口径14.1厘米，底径5.5厘米，高7.2厘米。碗外壁腹中部绘一圈伏羲八卦方位图，分别是乾、兑、坤、离、巽、震、艮、坎八个卦象，中间以四只翔鹤和四朵袅袅上升的云气纹。碗腹下边绘一圈海水，八座仙山由海底涌出。碗心描画团花海水纹。圈足内以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两行六字楷书款双圈。康熙青花即一般所说的翠毛蓝，发色十分鲜艳，有浓翠的感觉，浓淡深浅层次丰富。翠毛蓝只出现在康熙朝青花瓷上，被誉为青花中的神品。
清康熙素三彩瓷碗
此碗口径12.5厘米，底径5.5厘米，高5.5厘米。碗内外大量施绿釉，其中间以黄、茄、白釉，各釉色发色明晰，又衔接自然，水乳交融。圈足内施白釉，书“大清康熙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双圈款。此碗为康熙朝素三彩中难得的一件精品。康熙朝生产的素三彩有两个著名的品种：墨地三彩和虎皮三彩。其中的“虎皮三彩”据《陶雅》云：“以茄、黄、绿三色晕成彩斑，曰虎皮斑也……”其釉面由黄、绿、紫、白色斑块渐次浸晕而成，如同班驳的虎皮，因此称为“虎皮三彩”，传世器物以碗居多，官窑器外底多署六字款。康熙素三彩在清末民初曾被大量仿制，真器釉色薄而润，色斑衔接自然；仿品釉色不正，色斑生硬呆板。
清乾隆素三彩葫芦形贴花龙纹小瓷瓶(一对)
瓶口径1.6厘米，底径3.6厘米，高13.2厘米。瓶身以青绿色暗刻纹为背景，浅浮雕三条龙和云、水，分别施以黄、蓝、紫色，清新淡雅。表现手法以堆塑为主，辅以阴线刻划。在不大的器物表面雕划多样纹饰，工艺严谨，技法多样，但繁而不乱，主次分明。素三彩是瓷器釉上彩品种之一，是在未上釉的素胎上，施以绿、黄、茄紫三色而烧成。素三彩始于明正德年间，清康熙时继续烧制。素三彩瓷其实并不限于三色，但不用红色。其制作方法是在高温烧成的素瓷胎上用彩釉填在已刻划好的纹样内，再经低温烧成。“素三彩”一词首先出现在清末寂园叟《陶雅》中：“西人以康熙黄、茄、绿三色之瓷品为素三彩”，其中的“三”表示多数。之后，民国初年的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也提到：“茄、黄、绿三色绘成花纹者谓之素三彩。”“素三彩”中的“素”可以归结为两种含意：一是使用“素胎”(又称“素烧胎”)烧制，“素胎”是陶瓷生坯没有上釉前预烧的胎，既可增强坯体机械强度，使其在搬运时不容易损坏，又可在上彩釉时不会因浸湿坯体而导致坼裂；一是古代有“红为荤色，非红为素色”之说，素三彩所用色釉以素色为主，故名。
古代瓷器：品味宋官窑瓷器
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以孤。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这是清代乾隆皇帝对宋代官窑瓷的赞美诗。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对艺术十分爱好的帝王，他在位几十年曾写下了无数的对各种艺术品的赞美诗词，至今仍为后人津津乐道。从这首诗中，人们亦不难看出乾隆皇帝对宋代官窑瓷器的推崇之情。
传世甚少
官窑，属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继汝窑后为满足宋朝皇室特别是宋徽宗个人的艺术爱好，而在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设窑烧瓷的窑口，史称汴京官窑，学术界又称为旧官。宋代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中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北宋官窑。
北宋官窑瓷器传世甚少，这是因为黄河古道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改道，窑址均被淹没无存，实物也难以寻找之故，所以考古界无法考证，这对中国陶瓷发展史的研究是一件憾事。
而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宋朝皇室南迁，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也就是南宋初年，当时的南宋皇帝宋高宗便在京都又设官窑于修内司(即杭州老虎洞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即杭州郊坛下官窑)，这个时期烧造的瓷器则称为南宋官，学术界又称之新官。
南宋叶寘的《坦斋笔衡》中说道：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古朴精致
官窑既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而且又是继汝窑后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其器物形制和烧造工艺等与汝窑有不少共同之处。
南宋官窑瓷器造型古朴而精致，胎体同北宋官窑一样较薄，呈紫褐铁色，但釉层肥润，具有玉质感，其釉色多见淡雅的粉青色和米黄色，釉下见气泡，釉面见大开片，底足亦露胎，紫口铁足。但无论是北宋官窑也好，还是南宋官窑也好，学术界均统称其为官窑，而且价值不菲。
器型多样
宋代官窑的器型丰富多样，除了上述所说的仿古礼器外，主要还有各式洗、瓶、壶、炉、盘、碗以及盏托、花盘、单柄杯和供器等，且多以釉色见长，特别是南宋官窑中修内司仿汴京官窑形制特征所烧造的瓷器，系采用澄泥，制作极其规整，并以釉质晶莹透澈而备受人们珍视。
《格古要论》说：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遵生八笺》也说：官窑品格大抵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可见釉色、片纹、金线纹三者的有机结合，使之浑然一体，是官窑瓷器千百年来具有特殊艺术效果的根本，后人绝难仿造。难怪诸多文史资料中历代文人多有赞叹之词，就是清代乾隆皇帝对之也赞不绝口，赋诗以抒胸臆。
正因为官窑瓷器具有如此的精妙之处，因而其文物价值与经济价值都有着不俗的表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佳士得在一次春拍中推出的一件南宋粉青色琮式瓶，最后以25.3万港元成交；而北京翰海秋拍会上推出的一件宋代官窑琮式瓶，更以902万元人民币成交，令人惊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