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民族于公元916年,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灿烂文化,在我国陶器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人们把这种陶瓷器称之为“辽瓷”。它继承了“唐三彩”的传统,故又称之为“辽三彩”。
(辽三彩胡人驯狮温碗)(辽三彩印花高座盘)(柏林东亚艺术馆辽三彩砚)辽三彩是契丹建辽期间烧制的具有独特的游牧民族风格,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时代特征的低温釉陶瓷器,至于最早烧制年代到底始于何时,尚无确切证据可考。但从工艺传统承传和沿续的角度上分析,入辽以后的界庄窑和浑源窑应该具备烧制三彩的条件和能力。辽初会同五年(942)下葬的辽初皇族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绿釉黄彩穿带瓶与标准的辽三彩之间的内在发展关系已经比较清晰,可以视为“辽三彩之雏形”。因此,辽代生产三彩陶瓷的历史,不排除早到辽代初期的可能。
(辽三彩划花龙纹盘)(辽三彩刻花兔纹小碟)辽三彩还做出了一个三彩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那就是将唐三彩以明器为主的局面,转变为以生活实用器为主,有如穿带壶、龟形壶、兔形壶、鸡冠壶、海棠式长盘、莲花式碟、印花暖盘、三角形碟等,这些器型都具有契丹民族风格,这是我们鉴定辽三彩的一个依据。此辽三彩交颈鸳鸯壶,实为辽代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辽三彩的装饰有划花、印花和贴花。一般盘、碗、碟等多用印花,纹饰多以牡丹花为主,还有一些水纹、草花纹、双鱼纹等。
(辽三彩印花四角方盘)(辽三彩印花盘)(辽三彩釉印复瓣莲纹花式碟)所以说,辽三彩继承了唐三彩的装饰技法,对三彩的发展起到承接作用,更开启了一个三彩文化的新时代,并且对金、元以及之后各朝的三彩烧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辽三彩釉印牡丹纹盘)(哈佛艺术馆辽三彩枕)(辽三彩印花海棠式长盘)(辽三彩印水波三花纹海棠式长盘)(辽三彩釉印牡丹纹海棠式长盘)(辽三彩鱼形壶)(辽三彩鸳鸯壶)(大英博物馆辽三彩佛像)辽代三彩承袭了唐代传统,是接受唐三彩传统的一种低温瓷式釉陶,胎质粗而较硬,呈灰黄白色或淡红色。质量不如唐三彩,但也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
虽然受契丹民族传统文化制约,但是,在整个辽三彩文化中,常常可以看到中原文化、西亚文化的影子。某些器物一方面承袭了唐代器型、装饰技法和内容,另一方面与伊斯兰彩釉陶器有相似之处,这无疑是多元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构。
在景德镇诸多瓷器品种中,粉彩轧道瓷是其中一朵独特而绚丽的奇葩。它是从古代陶瓷,尤其是唐宋陶瓷器刻划工艺中得到启发和继承发展的。它创制于清代乾隆年间,嘉道时期达到高潮,清末期则少见,到民国时随着复古之风的盛行才偶有仿制,后其工艺逐渐失传。景德镇能恢复烧制出粉彩轧道瓷是近几年的事。
粉彩轧道瓷其色釉有粉红、胭脂红、绿色、蓝色、黄色等,少数还以开光作为装饰。器型多见于盘、碗、花瓶、笔筒等小件器皿。
粉彩轧道瓷制作不易且流程繁复,但其一经问世,就以工艺精湛、图案精美、色泽反差明显、装饰味浓郁受到众多使用者和收藏家的青睐,给人以富丽堂皇、精致美观、色彩艳丽、层次丰富、立体感强烈的艺术享受,这种工艺曾广泛应用于官窑与民窑。
粉彩轧道瓷就是瓷器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历年来,轧道瓷倍受人们的青睐,市场价格逐年攀高。
台北故宫藏 清▪雍正珐琅彩山水碗
台北故宫藏 清▪雍正珐琅彩蓝料山水把壶
瓷胎画珐琅是珐琅彩瓷的正式名称,是一种将铜胎掐丝珐琅彩技法移植到瓷胎上的一种釉上彩瓷。
清▪康熙紫红地珐琅彩折枝莲纹瓶
清▪雍正黄地珐琅彩梅花纹碗
清雍正珐琅彩梅花牡丹纹碗
清▪乾隆珐琅彩缠枝莲纹双连瓶
清▪乾隆珐琅彩缠枝花卉蒜头瓶
据清宫造办处文献档案记载,瓷胎画珐琅是在康熙皇帝的钦命旨意下,由清宫造办处珐琅作的御用匠师将铜胎画珐琅的技法移植到瓷胎上而创制的新瓷器品种。珐琅彩瓷本是专为清代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精细彩绘瓷器,部分产品也用于皇帝犒赏有功之臣。
清▪乾隆珐琅彩双环瓶
清▪乾隆黄地珐琅彩开光西洋人物纹绶带耳葫芦瓶
清▪乾隆珐琅彩开光双戟小瓶
瓷胎画珐琅是在康雍乾三朝兴盛,在有清的200多年里都属宫廷垄断的工艺珍品。其所需的白瓷胎体全部由景德镇御窑厂供应,按照宫里下发的器物形状图稿,由御窑厂烧制成素胎,然后挑选无瑕疵的素胎解运至京,在素胎上绘制之前,所需的图式样稿先由清宫造办处如意馆拟稿,后呈皇帝御览,皇帝同意烧造后,再交由清宫造办处如意馆的宫廷画师彩绘、彩烧。
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
珐琅彩松竹梅纹瓶
珐琅彩瓷在清代前期、中期有大量的烧制,在后期也仍有少量烧制,但烧造场所已不在清宫之中,而是移至景德镇的御窑厂。清亡后,曾经一度被宫廷垄断的瓷胎画珐琅技艺,就传入了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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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民族于公元916年,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灿烂文化,在我国陶器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人们把这种陶瓷器称之为辽瓷。它继承了唐三彩的传统,故又称之为辽三彩。
辽三彩是契丹建辽期间烧制的具有独特的游牧民族风格,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时代特征的低温釉陶瓷器,至于最早烧制年代到底始于何时,尚无确切证据可考。但从工艺传统承传和沿续的角度上分析,入辽以后的界庄窑和浑源窑应该具备烧制三彩的条件和能力。辽初会同五年下葬的辽初皇族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绿釉黄彩穿带瓶与标准的辽三彩之间的内在发展关系已经比较清晰,可以视为辽三彩之雏形。因此,辽代生产三彩陶瓷的历史,不排除早到辽代初期的可能。
辽三彩还做出了一个三彩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那就是将唐三彩以明器为主的局面,转变为以生活实用器为主,有如穿带壶、龟形壶、兔形壶、鸡冠壶、海棠式长盘、莲花式碟、印花暖盘、三角形碟等,这些器型都具有契丹民族风格,这是我们鉴定辽三彩的一个依据。此辽三彩交颈鸳鸯壶,实为辽代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辽三彩的装饰有划花、印花和贴花。一般盘、碗、碟等多用印花,纹饰多以牡丹花为主,还有一些水纹、草花纹、双鱼纹等。
所以说,辽三彩继承了唐三彩的装饰技法,对三彩的发展起到承接作用,更开启了一个三彩文化的新时代,并且对金、元以及之后各朝的三彩烧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嘉庆朝彩瓷以粉彩为主流,陈设器、文房用具、陶瓷日用品以及五供(由两件香罐、两件花抓及一件香炉组成)和法器等都属常见。嘉庆早期的粉彩还有乾隆朝的特点,比较精细,既有“百花不露地”的,也有彩地轧道开光的。“百花不露地”相当精细,个别的甚至是“金地百花”;彩地轧道开光品种的不如乾隆时的精细规整,所绘纹饰有的也显呆滞。嘉庆粉彩瓷常见纹饰有花卉、八宝、云龙、罗汉、婴戏、石榴等。器型有瓶、笔筒、洗、盘、碗、茶壶、戟耳瓶等。粉彩器中有部分器物的内壁和底部施豆瓣绿釉,压凤尾纹粉彩器则仍多见各种色地,如黄、红、绿等。这一时期描金工艺的采用也较为普遍。
嘉庆粉彩瓷瓶
总的来说,嘉庆朝粉彩的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官窑器中的粉彩开光器为多见;二是继承乾隆制作的压凤尾纹(即轧道工艺)粉彩仍属多见;三是万花堆、百花图画面的器物十分突出;四是在碗类器上也出现了山川风景画;五是碗、盘之类器物的图案以花卉、花果为多,特别突出的是过枝癞瓜的图案,象征着瓜瓞绵绵的吉祥之意。
道光朝彩瓷,除了白地粉彩器外,所见有各种色地开光粉彩,而且往往和描金工艺结合。器物除瓶、罐及少量文房用具外,大量的是碗盘等日用器皿,图案以荷花、癞瓜和婴戏图、清装仕女以及各种花蝶虫草为突出。亦常见“吉庆有余”、“麻姑献寿”、“太平有象”等吉祥题材,其中凡属“慎德堂制”、“懈竹主人造”及“种德堂制”款的粉彩器,大多都比较精致。
道光朝粉彩瓷类同于嘉庆朝,只是绘瓜蝶、草虫纹饰的略精。署“慎德堂”款的粉彩器是道光皇帝的私人堂款,相当于官窑瓷器,其工艺精湛,主要器型有瓶、罐、花盆、盘、碗、灯笼尊、盖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