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凤尾形卷草纹
图2 “卍”字纹
图3 图案纹
乾隆朝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官窑瓷器以其丰富的品种和制作精美著称于世。尤其是乾隆早期发明的粉彩轧道瓷就是其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历年来，粉彩轧道瓷备受人们的青睐，市场价格逐年攀高。2011年在香港苏富比[微博]举行的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上，一只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以逾2.5亿港元成交，创下了清代瓷器拍卖的历史纪录。
粉彩轧道瓷始创于乾隆早期，它是在督陶官唐英和景德镇工匠不懈努力下，借鉴瓷胎画珐琅制作工艺而创制的一釉上彩新品种。它的烧制地点就在景德镇御窑厂，在督陶官们的严密组织下，集中景德镇和周边地区的最好的瓷用原料、最好的工匠，不惜工本精工细作而成。
粉彩轧道瓷就是在主体或局部纹饰外的锦地上轧上花纹的瓷器，这种瓷器做工复杂繁琐。它把粉彩和轧道的工艺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珠联璧合。所谓粉彩就是用玻璃白料为底色，运用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中的没骨法彩绘渲染图饰的彩瓷，这种瓷器的特点是画面阴阳突出，浓淡分明，立体感强，色泽柔和淡雅又明亮。所谓轧道，又叫雕地，宫中称锦上添花，景德镇艺人谓耙花，它先在白胎上用丝绵均匀拍上一层色料(锦地)，如红、黄、紫、胭脂红等，再在锦地上用一种状如绣花针的工具刻划出细小的、诸如凤尾形卷草凹纹，从凹纹上可隐约看到白胎。最后配以花鸟、山水或开光等图饰。
笔者根据纹饰把它分三种形式，第一为常见的凤尾形卷草纹(图1)，第二为“卍”字纹(图2)，第三为图案纹(图3)。第三种制作难度最大，传世的品种不多见。
在存世的粉彩轧道瓷中，台北故宫[微博]藏品最为丰富、乾隆藏品最多，北京故宫次之。民间也有极少数，但多为晚清或者民国仿品，其中不乏老胎新加彩，且做工粗糙。其造型除了常规的碗、盘外，还有灯笼瓶、爵杯、套瓶、转心瓶等，器身的空雕、镂雕、堆雕应有尽有。纹饰多以缠枝莲、洋花为主体，并加饰夔龙、夔凤、鸳鸯、蝙蝠、八仙等纹样，组成各种符合圣意的寓意祥瑞、吉庆的图饰。
粉彩轧道瓷在乾隆后期均有仿制，但精美程度都不能和其相提并论。
近几年来，景德镇的工程技术人员充分吸收和消化粉彩轧道技艺，为有关文博单位复制了一批以假乱真的仿品，同时还不断创造、创新了许多款式新颖的轧道瓷。如礼赠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绿地粉彩轧道花鸟石榴尊，被收藏界誉为新一代“官窑”瓷。
延伸阅读
粉彩轧道瓷赏析
粉彩轧道瓷（耙花）就是把粉彩和轧道的工艺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珠联璧合。所谓粉彩就是用玻璃白料为底色，运用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中的没骨法彩绘渲染图饰的彩瓷，这种瓷器的特点是画面阴阳突出，浓淡分明，立体感强，色泽柔和淡雅又明亮。所谓轧道，又叫雕地，宫中称锦上添花，景德镇艺人谓耙花，它先在白胎上均匀施一层色料，如红、黄、紫、胭脂红等，再在色料上用一种状如锈花针的工具拔划出细的凤尾纹，最后配以花鸟、山水等图饰或开光图饰。
在景德镇诸多瓷器品种中，粉彩轧道瓷是其中一朵独特而绚丽的奇葩。它是从古代陶瓷，尤其是唐宋陶瓷器刻划工艺中得到启发和继承发展的。它创制于清代乾隆年间，嘉道时期达到高潮，清末期则少见，到民国时随着复古之风的盛行才偶有仿制，后其工艺逐渐失传。景德镇能恢复烧制出粉彩轧道瓷是近几年的事。
粉彩轧道瓷其色釉有粉红、胭脂红、绿色、蓝色、黄色等，少数还以开光作为装饰。器型多见于盘、碗、花瓶、笔筒等小件器皿。
粉彩轧道瓷制作不易且流程繁复，但其一经问世，就以工艺精湛、图案精美、色泽反差明显、装饰味浓郁受到众多使用者和收藏家的青睐，给人以富丽堂皇、精致美观、色彩艳丽、层次丰富、立体感强烈的艺术享受，这种工艺曾广泛应用于官窑与民窑。
粉彩轧道瓷就是瓷器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历年来，轧道瓷倍受人们的青睐，市场价格逐年攀高。
神秘的白瓷奇葩———定窑
定窑是我国宋金时代北方生产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贡御时间最长的瓷窑场，是中国古代白瓷生产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杰出的窑场。白瓷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瓷器产生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白瓷的发展史中，定窑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综观定窑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定窑遗址无疑是一座宝库，一座丰碑，它沉淀和蕴藏着创造性的天才杰作和独特的艺术与美学成就。
编者按
陶瓷文明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之一。中国陶瓷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名窑名品不胜枚举，宋代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已名扬海内外，其中的定窑就是河北大地孕育出的艺术奇葩。河北是陶瓷大省，河北先民创造了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都堪称辉煌的陶瓷文明，燕赵大地有许多令人骄傲的古窑址，比如邢窑、定窑、磁州窑、井陉窑等等。邢窑被誉为中国白瓷的发祥地；定窑开创了继邢窑白瓷之后的一大瓷窑体系；磁州窑有“中国第一民间瓷窑”之称；井陉窑更是填补了中国北方瓷窑分布的一个空白。故此，邢窑、定窑、磁州窑、井陉窑被称为“河北四大名窑”。
本刊从即日起，推出“走近河北四大名窑”系列报道，邀请我省文物考古、陶瓷研究领域专家学者撰写文章，梳理河北四大名窑的历史发展脉络，用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考古材料揭开四大名窑留下的诸多千古之谜，共同探索我省四大名窑保护传承的新路径，寻求依托古瓷窑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做强文化产业等现实问题的答案。
定窑之名
定窑之名是怎么来的？古人对定窑有何评价？定窑何时入围“五大名窑”？定窑的流布范围到底有多大？
定窑是精细白瓷生产最具代表性的窑场。北宋时期，取代了曾在唐代盛极一时的邢窑白瓷的地位，一跃成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因为定窑器物的精细特征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注定成为当时士大夫们所关注和青睐的瓷器。许多被进献到宫廷、官府，供皇帝贵族使用。随后，定窑瓷器也被各地瓷窑纷纷仿烧，因此，对南北方的诸多窑场如周边的山西的介休窑、平定窑、北京龙泉务窑等窑场，甚至江西景德镇、四川的彭县窑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窑场仿造的定窑瓷器，通常被人们称为“仿定器”，而效仿定窑不同地区的瓷器烧制工艺生产的精细白瓷被命名为“定窑系”。
据不完全统计，宋至清时期文献和方志中有关定窑的记载达30余条，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刘氏所言的“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宋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瓷琢红玉”，认为定瓷精细坚致，可与玉相琢。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锦》给定瓷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等皆为“天下第一”的名品。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宋仁宗一日去张贵妃宫，见宫内陈设有一件“定州红瓷器”，仁宗问怎么来的，贵妃回应说是某大臣所献，皇帝听后震怒，训斥其不尊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馈赠。说明定窑不仅白瓷天下知名，也产红瓷器，且在当时也属珍贵物品，并为达官贵人所喜爱。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及“新官”字款的，可见定窑与官家关系之密切。
据说，清代乾隆帝也是一位喜欢艺术收藏的帝王，极爱定瓷。据统计，乾隆在位期间创作咏定瓷的诗达32首，有些诗作被宫廷匠师镌刻在器物上流传至今，可见其对定瓷情有独钟。乾隆曾有一首《咏定窑海兽洗》的诗：“海马瀛羊舞浪中，扶桑想见涌曦红。不为玩器为盂洗，淳朴犹余暮古风”，此件方洗现藏于故宫。
古代瓷窑址一般以州命窑，定窑在曲阳，古属定州管辖，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称为定窑。定窑是长期以来人们所公认的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历史学家傅振伦先生曾谈到：“世之言瓷者，以为宋世有瓷，且以定、汝、官、哥、钧为宋代五大名窑。”
定窑瓷器流布的范围很广，考古发现东到我国东北的辽宁，北到内蒙古，南到江浙、湖南，西至陕西的广阔区域内都有定瓷遗物出土。即使在宋金对峙时期，也从未阻断过定瓷产品的流通。近年来，在杭州市开展的南宋都城临安城考古的许多重要发现，如南宋太庙遗址、临安府衙署遗址、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等等，在遗址南宋地层中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定窑瓷器，有的还带有宫廷使用的款识。甚至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过不少北宋时期的定窑瓷片，非洲的东海岸以及东南亚等地也都有定窑瓷片被发现。这说明定窑的产品不仅全国驰名，而且曾畅销海内外，大洋和战争都没能阻挡住定瓷的流通，可见其在对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定瓷之美
定窑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以中华大地上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精细白瓷窑场著称，而且，定瓷之美也有目共睹，其色温润，饰精妙，型精美，流传后世的精品更是家喻户晓。
色温润。定窑白瓷唐代时就堪与邢窑媲美，宋到金代是定窑的鼎盛时期，定窑的白瓷工艺达到极高的水平，定瓷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00摄氏度以上，高于一般成瓷的1250摄氏度，所以定瓷比其他窑烧出的瓷胎更坚致。定瓷的胎料经过精心加工，因此产品烧成后胎质细腻温润。定窑烧制以白瓷为主，由于釉料中氧化钛含量较高，加之用氧化焰烧成，故釉色多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之美感，因此也被世人誉为“中和之美”。白瓷乃彩瓷之母，定窑除烧制白瓷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两色釉彩瓷等，还生产三彩器物。黑酱、芝麻酱色釉瓷即是文献记载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时人的欢迎，价格皆高于白定。
饰精妙。定窑瓷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窑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产，以金代的装饰手法最丰富。定窑纹样有花卉纹、莲瓣纹、海水纹、云龙纹、禽鸟、游鱼、走兽等，丰富多样。其装饰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层次分明，纹样清晰，图案布局富于变化，独具一格。定窑装饰技法中，印花最为人称道，在宋、金时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被推为“印花之冠”。所见传世的印花花鸟图盘，内壁上的两孔雀之间以一枝牡丹相隔，盘心配以鸳鸯牡丹，图案优美宛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画。窑址多见印花龙纹标本，造型多数为盘，盘内满印云纹，盘心印一条姿态矫健的三爪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张牙舞爪，栩栩如生。
型精美。定窑瓷器的造型很丰富，其高端产品造型精美，有枕、炉、洗、盘等生活用具，也有佛事用具等。如在定县（现定州市）出土的一件白釉刻划花莲瓣纹龙首净瓶，高达60.9厘米，通体刻花，肩部刻三重覆莲瓣纹，上腹部刻缠枝菊纹，腹中部以下又刻有四重仰莲瓣，堪称北宋早期定瓷的代表作。层次明快、饱满、优美，有浅浮雕之立体感，是国宝级文物之一。
定瓷以造型精美独特著称，最精美的代表器物恐怕当属世人熟知的白釉孩儿枕。枕高18.3厘米，长30厘米，为婴孩造型，双臂交叉环抱，头侧枕其上，双腿相叠上翘，以背为枕面。婴孩长裤坎肩，手持绣球，伏卧于榻上。体态丰腴，清眉秀目，若有所思，逼真可爱，栩栩如生。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曾多次提看孩儿枕，并下令为其配制木座、锦垫，可见对其喜爱。孩儿枕是定瓷中的珍品，已知存世两件，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藏有一件，造型如出一辙。定窑之谜
定窑创烧于何时，是隋代或唐初，还是唐中晚期？是官窑，还是民窑？贡御时间有多长？都有哪些工艺创新，对历史上瓷业的贡献是什么？
发现定窑。定窑虽因其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屡见于文献记载，但由于窑火的熄灭，定窑遗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人们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定州本地并没有发现窑址，窑址遗迹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1934年，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这位背负实业报国留洋归来的学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之谜。他通过实地考察，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即涧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复查，基本确认了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即历史上记载的定窑遗址所在地。
揭秘定窑。20世纪60年代初和80年代中期，文物部门先后对定窑进行了两次发掘，2009年底至2010年初，对定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遗迹遗物，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就达数千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揭开了定窑许多历史谜团，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古发现并清理了从中晚唐到元代各个时期的地层，从而证明了定窑自中晚唐直至元代，乃至明代生产没有间断，窖火从未停息。我们发现的考古文化层堆积物很丰富。最重要的是在不同发掘地点发现了晚唐、五代到宋初的地层，其下即为生土，并出土有中唐时期特征的碗、执壶残片等，这种事实使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定窑的创烧时代在中晚唐时期，早不过中唐。这初步纠正了定窑创烧初唐和隋代的说法。又通过对燕川附近的野北、杏子沟等地的地面调查，发现了大量的元代遗物，推断出定窑在元代烧造规模仍较大，但产品质量下降，与宋金时期的精美定瓷已相差甚远。从而推断出，定窑成规模的瓷器生产在元代宣告结束。
另外，我们此次发掘出了一批代表定窑各时期贡御情况的重要遗物，如五代、宋代初期地层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至金代地层中的带“尚食局”、“尚药局”、“东宫”款，装饰龙纹器物的碗盘等。这说明自五代，历宋至金代定窑都在为宫廷烧制瓷器。另外，考古工作者发现在集中出土这些官用器物的地点，同时还生产胎釉粗劣、制作草率的另一类产品。由此推测定窑的官用精致产品似乎是由许多水平较高的窑户承造的，同时其还从事民间商品生产。
定窑创新。定窑要生产薄胎瓷器，就必须克服烧制中器物变形的问题，因此，定窑发明了“覆烧”的工艺。定窑的发掘不仅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同时也出土了大批量的不同形状的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用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承托器物的口部入窑烧制即采用覆烧工艺，这种工艺首先解决了器物变形的问题，同时也由于覆烧的装窑密度大于一般的叠烧，特别是匣钵单烧，因此极大地提高了产量，有学者统计，采用覆烧工艺可以使瓷器产量比匣钵单烧方法提高4倍左右。定窑发明的覆烧工艺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对整个瓷器业生产的繁荣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定瓷之光
近年来，各级政府正在把定窑遗址的保护纳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视野中去考量，把定窑窑址的保护利用和定窑技艺的保护和传承纳入一个大盘子，整体推进，统一规划。一幅宏伟壮丽的整体保护、活态保护的画卷，正在徐徐铺开。定窑经历千年历史风雨之后又散发出了生命之光。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定窑遗址的保护工作。195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定窑遗址公布为重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1988年，国务院将定窑遗址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1985年，曲阳县人民政府在定窑遗址设立了专门保护机构“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修建了专门的重要遗迹保护展示棚。
特别是近十年来，各级政府和文物部门对定窑遗址开展了一系列保护管理工作。制作遗址保护规划、支持对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和保护、大力扶持复仿制品产业的发展、成立了定瓷研究室，培养出了定瓷制作大师陈文增等制瓷名人，以陈文增为代表的定瓷人在继承、挖掘古定瓷的基础上又开发创新新产品数百品种，产品远销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港澳等国家和地区。定瓷坯釉研究及艺术瓷产品等项目多次荣获省级、国家级金奖和专利。2006年“定瓷烧制技艺”被列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曲阳投资拍摄了《定窑考工记》纪录片，提出了建设定窑考古遗址公园的计划并开始积极实施等。
尽管定窑遗址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其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还不相称，经费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研究人才匮乏，考古发掘成果公布迟缓，复仿制人员少和场地分散，大部分为小作坊，严重影响了世界视野下的定窑研究和保护传承。
众所周知，定窑的保护利用，绝不仅仅只是作为窑址进行单一的文物保护，还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并传承弘扬传统技艺，积极推进生产性保护，开拓文化产业市场。“两条腿”走路才会给千年定窑带来勃勃生机。下一步文物部门要稳步推进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建设遗址博物馆，让出土的文物有安身之所，让流出去的文物能够回来展示。支持整理和出版定窑论著和考古资料，在遗址区外建设定窑复仿制产业园区，把分散的小作坊进行集中和整合，使定瓷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同时，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资者，从而改善发展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韩立森
各朝代中青花瓷的特点——元青花瓷
元代青花瓷器
成熟的青花瓷应是元代的景德镇青花瓷。
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代青花瓷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青花瓷器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古瓷鉴定中的工艺痕迹辨识
在景德镇第三期古瓷鉴定研修班结业典礼上，面对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一位来自上海的学员说：”参加这期研修班的最大收获就是深入了解了古瓷制作的工艺过程。熟悉不同时期的不同制瓷工艺及其留下的工艺痕迹，就像医生熟悉人体解剖一样重要，否则，就无法准确判断古瓷的生产年代及其真伪。”
这话是十分中肯的。因为陶瓷是通过工艺过程制作出来的．而不同时期的胎釉原料性能、炼制方法、成型工艺、施釉手法、装烧窑具、烧成窑炉结构、烧成气氛、装饰材料性能及炼制方法、装饰技法等等，并不完全相同．这就必然会留下不同时期的不同工艺痕迹。认识这些工艺痕迹，对于古瓷鉴定与辨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景德镇古代陶瓷制作为例：宋代以单一瓷石成型，烧成温度和烧结程度不如明清；早期碗类仅拉坯、过范、剐足三道工序，有手拉痕迹，不及中后期增加镟坯工序，坯体表面留有刀痕；壶类多拉坯成型，未干时用竹刀压出瓜棱，不很规则；装烧工艺碗盘类早中期多以耐火土(含铁量较高)做成圆饼或圆圈，顶在无釉的圈足内底，吊脚而烧，实物内底留有不规则的“米糊”粘渣；后期采用支圈组合式窑具的覆烧工艺，口沿成为无釉的”芒口瓷”。
元代以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制胎，可烧大件器物而不易变形，但由于早期高岭土水洗选矿不精，大件元青花胎体不如明清瓷器细腻。元青花一改宋代以拉坯为主的成型方法．采用过范分段印坯然后泥浆粘接的工艺．瓶罐内壁可见手捺痕迹和分段接坯泥浆挤压痕迹；圈足内底除小件如玉壶春瓶等外，多数为涩底，且由于施釉采用泼釉工艺，釉层有时会出现厚薄不匀现象，釉汁流到底部也需要刮除以防粘连。由于胎体厚重，左手卧撑，右手刮釉不能持久而刮得草率，往往留有未刮净的釉痕。元瓷装烧采用垫饼铺沙工艺，圈足处往往出现粘沙的黑点。元青花以及洪武，永乐、宣德青花的绘制，采用勾线并浓淡拓科技法，两笔之间的重合处料色特深，由于采用西亚进口的“苏麻离青”料，内含一定量的氧化铁，凝聚在料深处往往形成铁锈斑，而且深入胎骨，这与成化以后采用多锰少铁的国产料，并逐步运用勾线分水技法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料色匀净，几乎不存在铁锈斑。当然明清各期由于青花料来源的不同以及绘制技法的差异，其发色效果并不相同。发色效果其实还与釉料成分、施釉方法、釉层厚薄以及窑炉结构。窑位烧成曲线和烧成气氛甚至气温、气压。湿度有关，特别是釉里红、青花釉里红和铜红釉的发色，后者更起主导作用。
洪武青花或釉里红，原材料来源及技术都继承了元代，但釉面泛白黄，釉质普遍欠莹润，发色效果多数欠佳，可能与窑炉结构由龙窑向葫芦窑或马蹄窑转型有关，对于窑温和烧窑气氛的掌握还处在摸索阶段。其露胎的涩底大量出现“火石红”，则与湿泥垫饼装烧有关，升温时垫饼中的水分渗入器底，导致器底始终处于氧化状态，坯体中的氧化铁在这种状态下便形成红色。现代试验证明，湿泥垫饼粘老糠灰装烧坯体，烧成后底部露胎处都会出现“火石红”。
永乐、宣德时的瓷器上出现的所谓“桔皮棕眼”，则是由于烧成后期降温加速所致。我们知道，釉在高温下形成液态覆盖在胎表面，而胎内的空气必须冲破釉层泄出，形成一个个气泡。如果降温阶段减缓，气泡周围的釉液会将气泡收缩后所形成的棕眼填满，使釉面光洁，如果快速熄火，因釉液来不及填平而形成所谓的“桔皮纹”，这种情况柴窑中烧成更为明显。
成化釉中所使用的二灰(石灰加草木灰配制而成)最少，所用风化程度最适中的瓷石制釉果，加上烧成温度和气氛最佳，所以釉面肥润莹丽，白里微泛青，质如美玉。
清三代瓷胎中高岭土含量为历史上最高，烧成温度可达1300摄氏度以上，故瓷胎坚实，胎体薄腻、瓷质精美。
限于篇幅，仅举数例以窥全豹。不同时期由于原材料性能和制作工艺不同，瓷器上所留下的工艺痕迹也不同。历史上或近现代的仿古瓷，无论其如何刻意追求仿制品的“乱真”，总是会留下仿制时期的工艺痕迹，准确辨识不同时代的工艺制作所留下的痕迹，有利于解决传统鉴定方法中目测，手触等无法解决的难题，对于断代和辨伪，减少了许多人为的主观因素。从某种意义来说，可以成为鉴定学的一个分支。
明官窑瓷器中的白瓷赏析
永乐白釉方流直颈执壶 高32.6厘米 198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 永乐白釉浮雕莲瓣纹束腰三足座 高19.3厘米 198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
清白釉印龙纹尊 高24厘米 私人藏品
白瓷，是指呈白色调的单色釉瓷，明代称其为“白磁”，清代多称“填白”或“甜白”。我国传统瓷器主要有青瓷、白瓷、青花瓷以及彩瓷等，白瓷属于其中一大分类，也是明清景德镇御窑厂中较为常见的单色釉品种。
与其他色釉瓷相比，白瓷制作较为简单，因此在历史上创烧时间较早。制作理想的白瓷也并非易事。首先，高质量的白瓷需要纯净的胎土与釉，其中含有其他微量杂质，容易影响胎与釉的发色，降低成品质量。例如明代麻仓土提炼不如清代纯净，导致胎土略带黄色调。清代胎土纯净，对表面釉色几乎没有影响，于是釉面发色更为洁白。另外入窑烧制时的火候控制也非常重要。通常使用氧化焰烧制，白釉呈牙白色；使用还原焰，白釉则呈青白色。因此，白瓷的主要色调可以分为牙白色(偏黄)与青白色(偏青)两大类。
明官窑白瓷
1995年8月，在城市建设改造中，南京明皇宫遗址内玉带河西侧一口古井中出土不少明初白瓷残片，造型主要有盏、杯、盘、爵、梅瓶等，制作风格在元与永乐之间，被学者断为洪武制品。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判断早在洪武时期，御窑厂白瓷已经大量制作，并广泛用于祭祀、赏赐以及日常使用中。由于明初御窑厂早期制瓷种类不多，色彩相对单一，因此白釉瓷大量制作属于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时，景德镇御窑厂已经具备相当成熟的制瓷技术，使用研磨细腻的麻仓土与瓷石配制的二元配方胎土，并用磁铁成功吸附，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胎土中的铁含量，还将釉料中的铁元素含量降低到最低点。
到了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制作白瓷的技术更加娴熟，胎土光滑细腻，釉水丰润如脂，呈半透明状。其制品被历代推崇，甚至为它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即“甜白”。永乐御窑厂的白瓷制作不仅在于釉水发色方面很有特色，在造型方面更是首屈一指。从景德镇御窑厂发掘出土瓷器的情况看，永乐甜白的制作量相当可观，造型尤其丰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仿伊斯兰器。该类器物主要为永乐年间配合郑和下西洋以及明朝与伊斯兰圈诸国的贸易往来所制。造型仿制伊斯兰地区常见的青铜器、玉器等，如执壶、烛台、扁瓶以及西亚地区的其他罕见造型。除了用于波斯等地的赏赉外，该类器物在内地并无太多实用价值，仅作为陈设观赏瓷使用。因此，随着后来郑和下西洋的终止，该类器物在景德镇御窑厂的制作量急剧减少。
仿中国古代青铜器。从景德镇御窑厂发掘出土情况看，永乐时期还制作了白瓷、白瓷爵等仿古代青铜器造型的白釉瓷。白釉仿制东周盛行的青铜乐器，原本是一种形制接近于钟的乐器，不像钟那样口部呈弧状，而为平口，器身横截面为椭圆形。明初制作白釉并不是作为乐器使用，应该是一种用于祭祀或象征性陈设观赏的博古瓷。白釉爵也是仿古代青铜饮酒器爵。当时御窑厂制作了大量高足杯等饮酒器，因此爵同样无太大实用价值，也应主要作为祭祀、陈设观赏器使用。
日常用器。永乐白釉瓷中，盖罐、玉壶春瓶、盘、碗、杯(包括高足杯)等都是历代传统制作造型，也是宫廷内部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器。因此，这类饮食用瓷制作量最大，所占比率较高。
除了以上各类造型的白釉瓷之外，永乐时期还制作了仿石雕器座、罕见的碗类造型，以及藏族等地流行的僧帽壶等。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御窑厂为了丰富制品造型，服务于巩固团结各族关系的劳动成果。
由于永乐朝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与海外诸国积极广泛的贸易往来使得朝廷需要数目巨大、造型多样、质量精美的各类瓷器以保障贸易顺利进行。因此，景德镇御窑厂在瓷器生产方面不遗余力，促使御窑厂制瓷迅速繁盛起来。
永乐甜白釉并非完美无瑕，基于当时的制瓷水平，永乐甜白釉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制作缺陷。例如永乐甜白釉的釉面处理还不够理想、成熟。特别是制作大器时，容易出现明显的厚薄不均的情况。由于釉面较厚，釉与胎土的膨胀系数没有控制好，导致釉面出现大量开片，影响审美效果。
尽管如此，这些技术缺陷并没有妨碍永乐甜白瓷在明清白瓷中的主导地位，该时期制作的白瓷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不少制品空前绝后，堪称明清时期的白瓷制作高峰。
宣德时期对海外贸易不够重视，导致该朝仿伊斯兰器的白釉瓷数量、造型也明显减少，许多造型停止生产，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实用日常用品。
洪熙和宣德朝史料中有一些涉及白瓷的档案记载，如：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己酉条：“命行在工部(即北京工部)江西饶州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瓷祭器”(《明实录·宣宗实录》)。宣德元年(1426年)，赐杨荣：“……赐公端砚，御用笔墨及白磁酒器，茶钟，瓶罐，香炉之类”(《杨文敏公集》)。宣德三年七月，“己巳，(明)使臣昌盛、尹凤、李相至，赉赐白素瓷器十桌，白瓷青花大盘五个，小盘五个”(《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宣德四年十一月甲辰，“使臣金满来，赉曰：‘……兹谴内官金满来敕谕王，特赐白瓷器十五桌”(《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从以上史料看，宣德时期的白瓷主要用于祭祀以及赏赉，其中几筵制品较多，也就是日常实用的杯、盘、碗之类。
由于宣德朝紧随永乐朝，所以宣德时期的白釉制品与永乐时期在工艺上差别不大，时常也出现釉面开片现象。但整体制作技术略有提高，釉面厚薄处理上优于前朝。宣德之后，御窑厂青花制作昌盛，并开发研制出斗彩及其他各类色釉瓷，统治者日常饮食所用多为青花或斗彩等制品。白瓷制作主要为满足祭祀需要。特别是《大明会典》记载：“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圆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解。”说明后来白瓷曾被统治者指定为祭祀月坛专用制品。白瓷的制作量与使用范畴，在明代皇家变得日益有限。
清官窑白瓷
清初，随着康熙帝逐渐稳定了全国政权，御窑厂体制也开始逐渐恢复，并进入正轨。这时，白瓷的主要功能与以往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仍然着重于祭祀、赏赉、日常使用几方面。随着宫廷审美观的不断提高，观赏瓷越来越盛行，景德镇御窑厂开始集中精力提高器物的实用性与观赏性，使得观赏性与实用性紧密结合的新颖白瓷制品大量问世。
雍正时期，彩瓷制作工艺不断发展，白瓷在官窑中越来越不平常。为体现本朝制作风格，御窑厂瓷设计者只能在造型上不断创新，突出新意。唐英等优秀督陶官的涌现，使得雍正单色釉再次异军突起，出现更多新造型。
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海望奉上谕：将霁红、霁青、黄色、白色高足靶碗每样烧造些。厚的亦烧造些，以备赏蒙古王用。年希尧家人郑天赐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办理。”说明当时对赏赉等瓷依然有一定需求。
与以往历史时期相比，雍正时景德镇御窑厂又多了一种白瓷制作，即宫内造办处珐琅作烧制珐琅彩瓷所用的白瓷(又称“填白釉”“填白瓷”)。这类制品在以往档案中经常提到，如：雍正十年(1732年)七月初十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日司库常保持出五彩花瓷果托一件，说殿监副侍李英传旨，着传与年希尧，照样将填白釉果托烧造些送来，令造办处将黄色画珐琅烧些。钦此。”(《珐琅作》)八月初六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日司库常保，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沧洲传旨，着将二十四日交出白地画红龙大玉壶春瓶照样镟木样，交与年希尧烧填白釉几件。钦此。”(本日交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家人郑天锡持去，讫。)(《记事杂录》)
严格地说，宫内造办处珐琅作所用白瓷只是半成品，最终要烧制成为珐琅彩瓷。雍正时期御窑厂制作白瓷的水平相当成熟，可以根据调节釉内成分的方法烧制不同特点的白瓷，如仿明初甜白釉瓷，仿宋代定窑白瓷等。这些高质量白瓷都可以证明清代御窑厂对传统白瓷的推崇以及制作技术的高超。
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六年秋八月，怡亲王宣圣命，唐英着内务府员外郎衔，驻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充驻厂协理官。”截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景德镇官窑制作主要由唐英主持，因此这期间的白釉发展基本属于同一阶段，其白瓷制作变化主要是唐英在造型方面呕心沥血，推陈出新。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时期出现了白釉玲珑瓷。乾隆之后，御窑厂制瓷较少出新。
明清官窑白瓷的装饰
白瓷色泽相对单一，装饰手法不太复杂。从现有明清官窑白瓷制品看，该类器物的主要装饰方式可以分为贴金与描金、印刻花以及镂空等方式。
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了明初贴金白釉瓷，该装饰手法在当时的青花、单色釉器物上也曾出现过。只是因为金箔不太牢固，容易脱落，所以类似的贴金箔制品数量有限。到了清初康熙时期，金饰方式出现改进，御窑厂开始使用胶类与金粉调和，再用毛笔描绘的装饰手法局部装饰白瓷，于是出现描金白瓷。
刻印花的装饰手法流行于北宋定窑、耀州窑，在明清白瓷中也被大量使用，大致分阴刻、阳刻两大类。从明清官窑的白瓷制作看，刻印花装饰手法是它们的主要装饰方式，使用时期最长，制品最多。
乾隆时期，白瓷出现了镂空制品。这种题材相对有些新意，只是制作难度较大，需要先在器体表面绘画图案，再将局部镂空，上白釉烧制，所以产品数量较少。
宣德朝御窑厂曾经制作过一种祭祀用坛中供器——白釉“坛”字碗。该器碗心内落“宣德年制”双圈四字青花年款，器口沿内外以及足底处各有两条青花圈线，由于碗底足内书写青花双圈“坛”字，所以被称为“坛”字碗。从装饰角度看，该碗介于青花与白瓷之间，因为它的用途、装饰都十分特殊。
明清官窑白瓷的主要用途
在汉民族文化中，白色与死亡、丧事相联系，所以，白瓷是明清统治者指定的祭祖色釉瓷。例如明初宣宗时期的奉先殿白瓷祭器，太宗、仁宗皇帝几筵白瓷祭器，以及嘉靖之后的祭祀月坛所用白瓷祭器。因此，白瓷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庄重、肃穆。
白色亦象征纯洁、神圣、和平，因此对于海外诸藩、使臣以及国内皇亲功臣，白瓷经常被作为明清时期的贸易、赏赉瓷使用。
由于釉色明快，便于清洁，所以白瓷适合作为宫内日常饮食器、观赏器。与其他单色釉瓷相比，明清御窑厂尤其重视白瓷制作。这不仅与宋代定窑大量制作应用白瓷对后世所造成的历史影响有关，还与汉族人重视祭祀天地、祖先的传统有关。因此，明清统治者对待白瓷的情结相当复杂，既有对纯洁、和平的向往之情，也蕴藏着对天地日月的敬畏之心，更饱含了对先祖的无比怀念与敬意。
清代宫廷瓷器中的巅峰——雍正瓷
清雍正·菊瓣盘 大英博物馆馆藏
历史上的雍正皇帝，除开勤勉政事以外，其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审美趣味也令人称赞。事实上，不仅仅是康雍乾三代，纵观整个清朝，雍正的品味也是能脱颖而出的。尤其是雍正时期的瓷器，简直堪称屹立于审美巅峰的奇迹。纵向比可能没什么感觉，我们可以将其与西方的艺术设计思潮变革期所产生的器皿外形风格进行简要的对比。
在西方，摆脱巴洛克洛可可这种繁复缀余风格的标志是工艺美术运动，该运动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而以包豪斯思潮为代表的现代功能主义风格则兴起于20世纪初期，我们现代的主流审美正是沿袭于此。雍正时期的瓷器以精细著称于世，单色釉高贵彩瓷风雅，此种审美趣味与工艺美术运动（甚至包括其后的新艺术运动）和包豪斯思潮十分之类似。不过，雍正皇帝生活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远早于西方的艺术审美革命思潮。
雍正瓷器的釉色
雍正皇帝性格严谨有序，审美趣味极高，据说素雅高贵的单色釉（颜色釉）正是他最喜欢的瓷器品类。雍正年间的单色釉瓷器颜色较之康熙时期更加精致和柔美，暗纹的绘制也更加的轻巧纤细，且注意构图，有密集有留白，甚至还有规律的几何形韵律纹饰。宫廷瓷器功能各有不同，例如蓝色釉就往往被用于祭祀活动。而根据遗留下来的瓷器来看，雍正在位期间最常见的单色釉釉色应该是红釉、黄釉和青釉。红釉是在康熙时期进行改制烧至巅峰的品类、黄釉和蓝釉则可能更接近于雍正自身的审美趣味。
清雍正·胭脂红釉盘 故宫博物院馆藏
清雍正·淡黄釉梅瓶 大英博物馆馆藏
清雍正·窑变釉双螭耳尊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清雍正时期彩瓷通常包括了五彩、粉彩和斗彩等传统彩瓷，而我们如今看到的珐琅彩一类在当时则被称为“洋彩”。不过在雍正时期，五彩并不流行，而粉彩倒是十分鼎盛。同时雍正时期的珐琅彩也十分有名，不过时至今日已存世不多。在雍正时期的彩瓷并未没落，而是在雍正精益求精的性格中蓬勃发展起来。相比于简洁素淡的单色釉，在富丽堂皇的粉彩瓷器上雍正皇帝自身的特征就更加明显。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绚烂和堆砌，雍正时期的彩瓷图案明显有收敛之态，器身上绘制的人景花鸟均有明显的缩小和聚拢特征，纹饰绘制的笔触也更加纤细，这使得瓷面上的图画更加紧凑和错落有致，富于立体感。同时，雍正时期的彩瓷用色也相对比较淡雅，颜色柔和不艳，彩中带素。
清雍正·粉彩瓷碗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
清雍正·粉彩瓷碗 大英博物馆馆藏
清雍正·珐琅彩瓷碗 大英博物馆馆藏
清雍正·珐琅彩兰石纹碗 故宫博物院馆藏
雍正瓷器的器形
在雍正之前的康熙时期，瓷器的器形往往非常敦厚古拙，有浑厚敦实之感。雍正之后的乾隆时期，瓷器器形往往新奇有趣，风格华丽，但敦厚不如康熙时期的瓷器，秀美不及雍正时期的瓷器。雍正年间，瓷器器形的主流是胎薄体轻，工美妩媚。甚至连各类常见的生活用瓷的大小也有精致小巧的特征。当时的器形品类众多，单说瓷瓶就有抱月瓶、梅瓶、软棒槌瓶、赏瓶、葫芦瓶、天球瓶、橄榄瓶、弦纹瓶、云耳瓶、观音瓶等等。无论是瓷瓶、瓷碗还是壶、樽、罐乃至文房用具等，均是器态优美秀巧玲珑。
清雍正·粉彩抱月瓶 大英博物馆馆藏
清雍正·粉彩葫芦瓶 大英博物馆馆藏
这些瓷器大多古而有之，但独有雍正时期的瓷器，器形往往胎薄体轻，整体隽秀尔雅、小巧玲珑。这些瓷器形体比例协调观感柔和，被称为“曲线美”。雍正瓷器的外观线条美到什么程度呢？有人这样形容雍正时期的瓷器器形“增一分则拙，减一分则陋”。并且，雍正时期的瓷器器形通常都富于规律性和韵律感，具有几何形态的审美趣味。例如流行于雍正时期的折腰碗、菊瓣盘等，都非常符合现代的美学构成规律。此中趣味与我们如今的现代主义审美不谋而合。
雍正瓷器的纹饰
纹饰主要是指彩瓷上的瓷面装饰（当然单色釉上也存在朴素的暗纹）。雍正时期的瓷面装饰以绘画为主流，兼之以刻、印、划、堆塑和镂雕等工艺。受到“没骨画法”的影响，当时的瓷面图样风格清妍娟秀，气韵具足，设色相比康熙时期也更为淡雅秀丽，运笔勾勒相对比较精致细密，甚至连人物的体态也画的略显清瘦修长。当然，雍正时期的纹饰也有很多沿袭了康熙时期，例如龙凤图案、竹木题字等。
清康熙·青花瓷盘 大英博物馆馆藏
清雍正·青花瓷盘 大英博物馆馆藏
在纹饰的主题选择上，雍正瓷器似乎格外青睐花卉，牡丹、桃花、海棠、菊花、虞美人等均有入画。同时，盘、碗的纹饰由内延伸至外侧的“过墙龙”式纹样也在雍正时期兴起。而在康熙年间兴起的虞美人纹样和皮球花纹样，也在雍正手下达到了巅峰状态。据说，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十分仰慕项羽，并对项羽和虞姬的故事十分敬佩，因此而偏爱虞美人花。曾有文学家考证，在景德镇御窑厂所在的珠山上，清代曾遍植虞美人花。因此在雍正年间的瓷器上，虞美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纹样主题。
清雍正·虞美人“过墙龙”瓷碗 大英博物馆馆藏
当然，无论是什么纹样，真正让雍正时期瓷器在众多瓷器中脱颖而出的还是绘制纹样的手法和技巧。素雅浅淡的纹样颜色，错落有致的瓷面构图，纤细柔美的笔触线条，都使得雍正瓷器成为清代宫廷瓷器中的审美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