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白瓷又称“影青瓷”、“映青瓷”、“隐青瓷”、“罩青瓷”等,为宋代景德镇所创烧,是我国宋元时期主要瓷器品种。而景德镇烧制青白瓷最重要的窑址是湖田窑,其烧瓷的全盛时期长达700多年。在2004年景德镇庆祝建镇千年之际,湖田窑遗址群以一批重要的发现揭开其近千年的烧瓷历程。
考古资料显示,在景德镇所在的昌江及其支流东河和南河流域,晚唐五代及宋时期的窑业遗存十分丰富。晚唐五代的窑址主要有湖田、杨梅亭、黄泥头、社公庙、十八渡、新厂、湘湖、白虎湾、南市街等地。至宋代,东河及南河流域的窑址已发现136处(按《陶记》的记载则有300余处)。规模极其庞大,产量十分丰富。其中最具代表的遗址有湖田、银坑坞、小屋里、南市街、柳家湾、白虎湾等。“若夫渐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蒋祈文中所说的“湖田”,即今之湖田窑遗址。它位于景德镇市东南约4公里的竟成乡湖田村。遗址南面环山,北面临水。南河自东向西,环湖田村而过,在景德镇市区汇入昌江。遗址坐落在南山山脉缓坡地带及南河南岸一级台地的窄长地带,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址内窑包密布,窑渣堆积遍地,各个时期瓷片俯拾皆是。1982年,国务院将湖田窑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截至2003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湖田窑址进行过16个基建项目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了大量与窑业生产有关的制瓷作坊和窑炉遗迹,获得了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釉器、白釉器、青白釉器、酱釉器、黑釉器、卵白釉器、蓝釉器、青花器等各类文化遗物数十万件,时间涵盖五代、北宋、南宋、元、明各时期共七百余年。这些珍贵的文化遗迹和遗物,为湖田窑从晚唐五代到明代中晚期的窑业生产、销售;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青白瓷由于瓷胎洁白,釉料在高温下流动的原因,使瓷器釉薄处为白色,积釉处透青,故其总特征介于青白之间,可谓是白中闪青,青中泛白,青白淡雅,色质如玉。此类瓷器“光致茂美”,有“饶玉”的美称。景德镇青白瓷一经出现,很快为世人接受并成为十分畅销的商品。同时,其烧造技术也很快传播到江西境内的十余个县市。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省区的一些窑场也相继仿烧,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白瓷烧造体系,产品风靡大半个中国。它不仅销往大江南北、漠北草原,还远销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和中东、非洲等地区。
景德镇古称“新平镇”,因其位于昌江之南,又称“昌南镇”。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景德镇就能烧制原始陶瓷器。文献记载至迟在东汉时期,景德镇就已开始了成熟的青瓷器制作,“新平冶陶,始于汉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景德镇开始引起世人注目。在陈朝至德元年,皇室命新平镇贡陶础,这是景德镇为朝廷所关注并生产“贡瓷”的最早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陶瓷名匠“陶玉”将自己制作的瓷器带入关中,并向朝廷进贡,被称为“假玉器”,受到皇室青睐,于是昌南瓷器名扬天下。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在景德镇设置御窑,专门为皇室烧制瓷器,并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从此,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专门管理官窑瓷务,烧制宫廷用瓷,同时对民窑实行课税等管理。这是元朝在全国唯一设置的专门管理陶瓷生产的机构,是景德镇设立官窑的开始。此时,瓷器的生产(主要是青白瓷)有新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创烧了卵白釉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青花釉里红和高温蓝釉瓷、绿釉瓷等。景德镇的瓷器逐渐占据了中国瓷器艺术的中心,也从此由宋代其他五大体系转向到了景德镇,并以此带动了明清景德镇窑场的繁荣。特别是明洪武二年朝廷在珠山设立御窑厂后,景德镇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之势。
湖田窑制瓷始于五代。考古发掘证实,五代时期,湖田窑的窑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刘家坞、龙头山以及今战备公路两侧的湖田窑中心区域,距现地表深约8米。采用马蹄形窑烧制白瓷和青瓷器。马蹄窑为土制,窑炉烧结面较薄,瓷器烧成温度相对较低。器物种类主要有碗、盘、壶等。因采用支钉叠烧,只见垫柱,没有使用匣具,故器内底及器足上往往留有椭圆形支钉痕。青瓷多数胎色灰褐、质地粗松、釉色青灰,除少数葵口及内壁出筋外,没有其他装饰。窑址内也出土了少量瓷胎致密、白度很高的白瓷或青瓷。
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4)建镇后,景德镇瓷业生产获得重大进步。重要表现就是青白瓷的创烧。宋初的青白瓷,胎质较粗,色灰白;刷釉稀薄、透明,釉色青灰或米黄。器物种类较少,主要有碗、盘、罐、折肩钵、注碗、多管器等。器形普遍敦实、厚重。装饰较少,仅在碗外壁用利器刻画粗大牡丹或莲瓣纹样,纹饰粗犷古朴;或用梳齿状工具,在碗心画出简单水草。一些器物上有少量北方瓷器的贴花工艺及仿金属器造型。还发现一些酱黄釉器及褐彩青白釉器,器型类似青白瓷,有瓜棱罐、四系罐及八棱罐等。
北宋中晚期,湖田窑的青白瓷生产,除继续采用单件仰烧外,开始使用一种造价昂贵的瓷质覆烧匣具,大小不同的多件器物一匣覆烧,故出现了芒口器。此时的瓷胎细腻、致密、洁白;刷釉加厚,使釉色莹润青翠,青中闪白,白中透青,近似玻璃透明状。器物种类显著增多,造型趋于挺拔,装饰丰富多彩。日用品碗、盘、碟、盏类品种多样;盏托、注碗、瓶、炉、香熏、枕等形态各异,造型丰富;联子盒、鸟食罐、俑、动物塑像、围棋、象棋等文娱用品大量涌现。龙形碗、狮形枕、虎形枕、婴孩枕、仕女枕、荷叶形枕、元玉形枕层出不穷。早期的粗犷古朴的刻画法被成熟的“半刀泥”刻画所取代;刻画工艺娴熟、流畅,刻画题材广泛;构图集中在碗、盘内底及底壁交界处,早段多对称或单体图案,如植物类团菊、三束莲、折枝牡丹;动物类游鱼、龙凤、三团鸾等,稍晚纹饰布局趋于繁复、细密,如人物类婴儿戏水、婴孩攀枝,植物类缠枝菊花、缠枝牡丹等。
随着宋室南渡,一些北方的优秀技术和窑业工人纷纷南来。南宋初期,湖田窑窑业生产与北宋晚期相似。主要表现在碗、盘类器物的造型和装饰与北宋基本一致。但此时的碗、盘器壁更斜直,圈足更矮,仅毫米高;斗笠碗流行。特别是定窑组合式支圈覆烧具传入后,窑业生产出现很大变化。因支圈烧瓷密度加大,水气增多等原因,瓷器的胎质较前期粗松,釉色泛黄,几乎失透,器口普遍“芒口”。器物组合也发生较大变化。北宋流行的墩式碗、仰烧盘、注碗等基本消失,饮酒、斗茶之盏托及有座香炉等均明显减少,以至绝迹。装烧的变化还导致装饰的变化。北宋流行的刻画风格开始为印花装饰所代替。早期在碗、盘底心印各类题记,如“宋”、“詹”、“吉”、“酒”、“茶”,还印一些简单的单鱼、双鱼、芦雁、朵梅、折枝梅、荷莲纹等。此时,吉州窑、建窑的产品流入湖田,湖田窑开始试烧黑釉瓷。湖田窑的黑釉瓷胎质较粗,色灰黑,结构紧密;釉色漆黑,釉层厚。器类有高足杯和盏等,无论胎、釉、器型均与吉州窑、建窑产品有别。晚期的碗、盘印纹开始复杂、繁密。如狮舞绣球纹、开光盆景纹、凤穿牡丹纹、芦雁穿花纹等,器口沿多印有回纹、如意纹等。
[摘要]:从清末到民国,仿古瓷、美术瓷均有很高成就。仿古器皆习旧制,继承中亦有创新。彩绘以仿康熙青花为佳,仿乾隆五彩为多。颜色釉仿制更为突出。雕塑瓷在发扬原有的堆雕、玲珑、镂雕等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洋雕塑的技法,取得新的成就。
从清末到民国,仿古瓷、美术瓷均有很高成就。仿古器皆习旧制,继承中亦有创新。彩绘以仿康熙青花为佳,仿乾隆五彩为多。颜色釉仿制更为突出。雕塑瓷在发扬原有的堆雕、玲珑、镂雕等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洋雕塑的技法,取得新的成就。
清末民初兴起的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文人派浅绛彩瓷,一改前朝华缛浓艳的面貌,追求一种简约淡雅的清新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从此开辟了陶瓷彩绘文人画派的先河。稍后,以王晓棠、潘宇为代表的文人派改用粉彩颜料绘瓷,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色彩领域。至民国二十年(公元1930年)前后,文人派的新粉彩瓷便成为景德镇美术陶瓷的主流。
瓷苑名家王琦于一九二八年邀集数位志同道合者组成“月圆会”,每月十五聚会一次,研讨画艺,绘瓷作画,时人雅称其为“珠山八友”。“珠山八友”一说是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徐仲南、田鹤仙八人:另一说是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何许人、毕伯涛八人。尽管说法不一,然而,这十位艺人在当时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珠山八友”等人各有所长,风格迥异,技艺精湛,艺术成就名噪海内外。他们的成功,把景德镇的粉彩瓷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徵,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徵,制陶业从其他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品质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着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
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oC1300oC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
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
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
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品质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品质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景德镇的陶瓷蜚声中外,是瓷业的发祥地,在陶瓷的发展史上是最具有成就的陶瓷艺术王国,景德镇之所以被称为瓷都,因为景德镇的瓷器具有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独特属性。
以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和雕塑等为代表的传统名瓷,造型典雅,装饰精美,极其丰富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是人类艺术宫殿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景德镇不但拥有完整的陶瓷工业体系,近年来,汽车、制冷、食品业也迅速崛起,昌河轻型汽车和华意无氟制冷压缩机为世人瞩目。电子、航空、机械、化工、建材、医药等工业相继建立。景德镇市现已发展成为多门类的、新型的工业城市。
景德镇市人杰地灵,从秦汉以来先后出现了“长沙王”吴芮、 南宋忠臣洪皓、南宋赋税改革者李椿年、南宋著名高僧佛印、明朝“黔宁王”沐英、明朝薄胎高手吴十九、清朝武状元汪道诚、革命志士余金德等一大批古今名人。唐朝文豪白居易、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南宋名将岳飞、品茶高手陆羽、清朝督陶官唐英等大批古今名人、文人墨客纷纷踏至而来,在这个城市留下了足迹。
千年的窑火,造就了景德镇丰厚的陶瓷文化的沉淀,使它成为了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众多的陶瓷古迹、精湛的陶瓷技艺、秀美的自然景观、清澈的河流,别致的韵味,使景德镇成为我国35个王牌旅游景点之一,成为海内外旅游新热点。
景德镇市的交通十分便捷。皖赣铁路穿境而过,206国道贯穿 其南北,4 C级罗家机场开通北京、 上海、广州等航线,昌江航道客货轮可直达长江,邮电通讯四通八达。社会环境安定,旅游配套设施齐全。改革开放以来,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为来景德镇投资、 商贸、旅游、观光的海内外朋友创造了一份更好的条件。
景德镇是陶瓷的发祥地,很多喜欢陶瓷的人都被吸引来到景德镇,各种各样的陶瓷用品,让人流连忘返,景德镇的陶瓷文化也吸引着很多艺术家。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
德化的瓷业,历代烧制规模之大,分布之广,确实壮观,从人口密集的城关到偏僻的山村,从田野到丛山密林,经常可以发现古瓷片和古瓷窑的遗址,白莹莹、花艳艳的瓷片,象颗颗星斗撒在人间,似片片白玉镶织大地,把青翠翠、绿葱葱的山乡点缀到更加美丽。全县目前已发现的唐、宋、元、明、清至民国的窑址达238处,全县十八个乡镇都有古窑址分布,其中“屈斗宫德化窑址”(包括浔中、龙浔、三班、盖德,4个乡镇宋至明代的窑址)1988年被国务院颁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德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后期即开始生产和使用隐患。至唐代后期,德化三班、泗滨一带制瓷业已开始发展。唐末五代出现陶瓷专著《陶瓷法》、《绘梅岭图》。宋元时代,德化瓷器随着泉州港商业的系统工程海外贸易的发展而畅销海外,成为“海上丝瓷之路”的重要商品。北宋时代德化以碗砰仑窑为代表的窑场,其制瓷工艺已彩轮制、模制和胎接成型的技术。以龙窑大量烧制青瓷、青白瓷、白瓷、器形以碗、盘、杯、碟、瓶、罐、壶、盒、洗、花瓶为主,少量烧制黑釉茶碗等。装饰方法以刻花、划花和印花为主,于瓷器表面饰以莲瓣、牡丹、云水、蕉叶、缠枝花卉以及篾纹、菊瓣、葵纹、麦穗、卷草等纹饰,这些产品在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都有发现。到南宋时,瓷窑烧制技术又月新发展,烧制的白瓷,器型大、胎体薄、釉色滋润、白度高、透光度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宋末元初,德化瓷窑有很大的改进,出现了一种介于龙窑和阶级窑之间,较易控制烧成火焰的“鸡笼窑”。开始改变宋初以来,使用还原烧成的老技术进入采用氧化烧成新技术阶段。1976年考古发掘的屈斗宫宋元窑炉遗址,坡长达57.1米,共有17间窑室,出土了800多件生产工具和6790多件完、残瓷器标本。这座窑的发现,特别是大量外销瓷器的出土,对研究德化穴元时代的烧造规模、烧制工艺、窑炉发展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的发展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填补了过去德化龙窑的空白。
明代,德化瓷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器物造型、烧制技术、产品质量、生产品种、工艺水平、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都远在宋元之上。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塑闻名世界,被誉为“东方艺术”和“天下共宝之”的珍品。独树一帜的“象牙白”(建白瓷),釉色乳白,如脂似玉、色调素雅,被称为中国白瓷的代表,享有“中国白”和“国际瓷坛明珠”的美誉。特别是道释人物瓷雕,造型逼真、格调高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达到了德化窑古代工艺技术成就的高峰。明代,德化窑炉也有新的创新,在全国首先出现了装烧容量大,既节省燃料、又易于控制烧成火焰的半倒焰式的阶级窑。这种形式的窑炉流传到国外,对国际瓷窑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代,德化釉下青花瓷器争夺斗艳,青花瓷取代建白活跃主要地位。青花的花式丰富,纹画内容取材很广,有历史故事、人物仕女、生产活动、社会习俗、禽兽花果、山水景物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纹饰。画面明静素雅,笔法朴实粗犷,构图简洁舒展,充满生活气息,显示了民窑色彩或幽菁淡雅或浓郁艳丽的网络,开创了德化窑彩瓷的新纪元。它和清代新崛起的五彩瓷日用器皿和陈设供器一样畅销国外。
晚清以后,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和外来侵略,我国城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德化瓷业走向衰落。但是少数民间艺人如苏学金、许友义等在艰难岁月中,坚持制瓷事业、继承传统、锐意创新,其作品仍获得很高的评价。1915年,苏学金首创捏塑瓷梅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优等奖。之后许友义创作的《木兰从军》、《关公》、《观音》等瓷雕作品,先后分别获得在英国、日本和南京举行的国际和全国博览会的金奖。1930年,许友义师徒为仙游龙纪寺特制的瓷塑《五百罗汉》,形态各异、行动逼真,亦为中国瓷坛首创的珍品。
新中国成立后,德化瓷业生产获得了新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瓷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99年全县有陶瓷企业1100多家,从业人员8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传统瓷雕、西洋工艺瓷、日用瓷三大陶瓷产品体系。也涌出了一批陶瓷名企,如佳美集团、冠福集团、顺美集团等等!也使很多大企将分公司设至美国、德国、英国等等国家……。2001全县陶瓷产值38亿元,占全县经济总量的69.72%,陶瓷业纳税占全县税收总额的50.11%。2003年陶瓷产值达53.1亿元,出口交货值达42.1亿元。1993年,李鹏委员长任总理时题词德化名瓷,瓷国明珠,高度概括了德化陶瓷在国内的影响和地位。1996年3月,德化县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部等单位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改革开放以来,德化人民充分发挥山多、水足、矿富、瓷美四大优势,大力实施大城关发展战略,成功闯出一条山区经济发展路子,全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继1996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之后,2003年又被称评为“中国民间《陶瓷》艺术之乡”,“中国瓷都德化”。
左:清同治粉彩刀马图狮耳大瓶1对 右:清道光松石绿地粉彩福寿双喜纹盖罐
景德镇制瓷业历史悠久,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成就。粉彩瓷大约产生在17世纪中叶的清代康熙年间,后人把那个时代称作陶瓷史上五彩缤纷的时代。当时青花、五彩、斗彩、单色釉等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粉彩瓷集前代之所长,以其淡雅飘逸的色彩、新颖奇特的风格以及精妙绝伦的工艺成为独树一帜的釉上彩绘新品种。
粉彩瓷画是在五彩、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彩料、熔剂、制作方法上和五彩大致相同。当时景德镇制瓷工人借鉴珐琅彩的制法,在含铅的玻璃质中引进了“砷”元素,发明了著名的“玻璃白”(其成份为:P6O3、Sio2、As2o3),以此打底,使之产生浓淡、明暗相宜的绘画效果,层次丰富,立体感强,故《陶雅》中称粉彩“鲜艳夺目,工致常殊”。由于粉彩是以玻璃白掺入彩料之中,因而产生不透明的“粉”感,故称“粉彩”。入炉烘烧后色料熔化成玻璃状,并与釉面结合紧密,呈色晶莹。
清代景德镇民间粉彩瓷带有鲜明的赣地域文化特点,在内容题材方面都是与赣地其他民间美术形式相近的。景德镇制瓷艺人用极朴素的方式将审美与瓷器的装饰功能直接联系在一起,蕴涵着中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特质以及中国式的功利倾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物是景德镇粉彩瓷画中最常见的主题,带有明显的大众特点,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清代景德镇粉彩瓷的艺术风格及象征思维
粉彩出于五彩而胜于五彩,主要原因在于粉彩种类繁多,彩料“深于胭脂,浅如蔷薇”。早在雍正年间绘制的许多粉彩瓷大都用上了十几种彩料,有的甚至多达20多种。我们在景德镇民间粉彩瓷上随处可以看到江西民间年画、木刻版画、剪纸甚至玩具中的内容和主题。其人物、动物的造型风格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文字、吉祥图案方面尤其趋于同一,很难把它同其他民间艺术形式割裂开来。正是这种彼此的渗透和交融才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深厚的根基和肥沃的生存土壤。
景德镇粉彩瓷在清代中期出现较为明显的图案化,有些在表现喜怒哀乐、富贵繁荣的题材时直接使用福、禄、寿、喜、万寿无疆等吉祥文字作装饰。粉彩瓷纹饰中,无论是动物、花鸟、山水,在造型中都是较具体、写实的,表意明确而直观,这与景德镇民间艺人的真诚与纯朴是分不开的,构图方面采用散点构图居多,也有采用平视构图(或叫“平摊构图”),题材大体分如下几个方面:
1.人物,分为戏曲人物图、婴戏图、仕女图、刀马图、神话风俗图几种。如表现生殖文化的婴戏百子图、麒麟送子图,反映宫廷贵族及文人士大夫生活的仕女图、高士图、竹林七贤图,反映百姓生活的耕织图、望子成龙图,还有表现神话故事的天仙配、八仙过海、八仙祝寿,及反映尚武精神的刀马图,到了民国甚至还出现了太太、小姐休闲图等等。 2.花鸟,在粉彩瓷中也是相当普遍的,其中以凤凰牡丹最多,还有雉鸡牡丹、孔雀牡丹、双凤图等,其他花鸟题材的还有喜鹊登梅、四时花木、岁寒三友等,在民间还以谐音寓意喜庆吉利,如葫芦——“福禄”、蝙蝠——“福”、鲤鱼——连年有“余”(鱼)等等。
3.动物,民间粉彩瓷中的动物纹饰除常见的瑞兽图、百鹿图、奔马图外,龙纹和狮纹是最常见的,龙是权利、威严的象征,狮纹是威武、勇猛、尊严的化身。
4.反映佛教、道教、儒教思想的纹饰。如八仙图(明八仙、暗八仙)、八卦图、云鹤图、太极图等。
5.文字吉祥纹饰,常见的有喜字纹、丰登图、三多图(多子、多福、多寿)、如意、蝙蝠、博古、渔樵耕读等,还经常与回纹、锦地纹、唐草纹、莲瓣纹等辅助纹共用,不仅起到装饰作用,还起到表意教化作用,反映出人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与渴望。
清代景德镇粉彩瓷的主题表现
1.粉彩瓷是按照赣地域文化的传统伦理道德与做人规范准则进行创作,同一题材可根据使用时间、地点、贫富而有所区别,并且是程式化创作。
2.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采用象征、寓意和谐音等手法来表达人们的愿望,如将福、寿、吉祥这些不具物质形体的观念付诸形象并充分表现出来。
3.在表现形式上,只要是主题需要,可以将不同时间、空间中发生的人与事组合在一起,取消三度空间,刻意创造出全方位时空的装饰效果,如渔乐图中孩子是画面中心,而围绕孩子的鱼、蝙蝠、书画物象是象征祝愿的符号。
4.构图表述上,吸收了历代寺庙壁画强调求全、饱满与集中的创作方法,同时又融入赣地石雕、剪纸等线刻构图的艺术特点,既照顾了整体的装饰美,又注意到了局部的变化,而且在传承历史构图方法的同时,又利用新的材料表现形式,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把自己想要表达的理念单纯地表达出来。
5.在人物造型与色彩取向上,景德镇粉彩制瓷艺人总是从主题出发,不拘泥艺术法则的限制,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与精神气质,进行大胆的夸张和变形,以达到神形兼备的艺术效果。
清代景德镇民间粉彩瓷反映的儒学伦理内涵
景德镇粉彩瓷器与其他江西地方民间艺术一样,多取材江西民间传统故事与情节强的历史人物故事与戏文题材等,不仅是高品位的艺术,而且是深层次的文化积淀,它们用生动具体的形象语言表达严谨、缜密的理性思考,绝大部分内容都体现以仁爱为核心、以忠孝为根本,强调“礼”的行为规范,强调美的伦理性本质,重视审美的情感体验和道德伦理的结合。景德镇粉彩瓷所具有的这种以儒家为代表的古典美学思想,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精神,是从江西地域崇儒兴文的独特文化氛围的母体中诞生的。光影协调、朴素简洁、淡雅清丽的艺术风格也体现了赣地含蓄内敛、温柔敦厚的个性气质。景德镇制作粉彩瓷的民间艺人在内容上并非面面俱到,在物象的取舍安排上有很大随意性,也常用概括、简化和夸张、虚构的手法,开门见山地直奔主题,抓住人物和事件的特征加以刻画,在时间、距离、比例、透视上并不拘泥,体现了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设计理念,对我们今天的艺术设计思维极具启示意义。
明时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种类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到成化(公元1465-1487)年间,又造出精细的青花玲珑瓷,玲珑瓷碧绿透亮,青花青翠幽雅,融为一体,引人入胜。
大龙缸和薄胎瓷的烧造成功,是明时景德镇瓷业高度技术成就和制瓷技师惊人智能的体现。大龙缸,直径高度均达70厘米以上,通身饰以五爪龙须,形制巨大,气势宏伟,荘重肃穆,为帝王专用之物,他人不可僭越使用进而更现它的神秘。薄胎瓷的制作,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制瓷技师的艺术匠心和智能,最薄最细的薄胎瓷器,其厚度只0.5毫米,最厚的也只有1毫米,真正是“胎薄如纸”。
以成化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陶瓷史上空前的绝作。创于成化时期的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閗彩工艺,开创了我国彩瓷的新时代。成化时期的閗彩,釉上色彩一般都有三、四种,多者达六种以上,而所施色彩的特征又极其鲜明,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加绚丽,给人以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之感。至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万历(公元1573-1619年)年间在成化閗彩的基础上创出了青花五彩,改变以閗彩中仅青花是构成整个图案的决定性的主色地位,而使青花只是构成整个图案的一种颜色,青花和红、黄、绿等色处于一样的地位而没有主从之分,这就大大丰富了青花五彩的表现力,呈现出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以及釉下蓝色为主突出红色的局面,嘉靖、万历彩瓷也就以图案花纹满窑,色彩浓艳深翠而行于世。明代彩瓷还有白地绿彩、青花红绿彩和釉上五彩以及填彩、金彩等等,素三彩也较为出名。
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烧出温度在1200℃以上)和低温单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瓷器都有很大发展。白瓷的制作,明代各朝都有烧造,各臻其妙。永乐的洁白甜净;宣德(公元1426-1435)的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嘉靖的纯净无杂;万历的透亮明快;无不使人叹服称奇,爽心悦目。明代单色釉最具突出成就的还有永乐、宣德的红釉和蓝釉,以及成化孔雀绿和弘治(公元1488-1505年)黄釉。明永乐时的鲜红器亦称“祭红”,釉厚如脂,光莹鲜艳,有“永乐之宝”之誉,赢得“永器鲜红最贵”的评价。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釉又比永乐鲜红釉更胜一筹,釉汁晶莹似红宝石,胎质细腻坚致,极其名贵。明代的蓝釉瓷器,在宣德时烧造较多,后人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景德镇台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