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爱好者习惯将1966年—1976年这十年“文革”期间国内生产的带有“文革”历史痕迹的瓷器称为“文革瓷”。
“文革瓷”在中国2000多年制瓷史上独立成章、自成体系,表现出了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切要为现实服务的浓厚政治色彩。“文革瓷”的收藏价值以及市场行情已经逐渐被人们看好,这一点可以从近两年的古玩市场和拍卖市场得到验证。
从古玩市场来看,“文革瓷”的价格和数量成反比,2004年前与现在相比较,价格成倍增长,而数量成倍递减。
2004年前购买“文革瓷”时,还可以考虑一下,有选择性地购买,而现在几个星期都难得看到一件较为顺眼的,偶见一二件,也大部分不是让人很满意的。即便如此,如果不马上买下来,就很可能被下一个买主买走,上等级的“文革瓷”就更难寻觅了。
笔者几个收藏“文革瓷”的朋友都说,今非昔比,收藏“文革瓷”也已经像收藏明清官窑瓷一样,沙里淘金,难淘啊!
从拍卖市场来看,早年“文革瓷”根本进不了拍卖行,而现在的拍卖行尤其是中小拍卖行,有拍卖就有“文革瓷”,其价格也在节节攀升,从几千到几万,甚至几十万。
对于“文革瓷”的收藏,最早介入的都是些海外人士,最红火的时候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前后。国内的收藏家很少有人问津“文革瓷”,像四川樊建川那样的“文革瓷”收藏大家仅是少数。
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藏兴趣日益广泛,“文革瓷”逐渐被大陆收藏界关注,尤其是近两三年,“文革瓷”的收藏由“冷门”逐渐变成“热门”,从后台走向前台,开始登上大雅之堂。
“文革瓷”是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艺术品,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收藏价值。同时“文革瓷”因其时间跨度之短暂,特征之鲜明,品种之丰富,与其他历史时期陶瓷文物相比,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显现出无与伦比的艺术特点。
首先是“文革瓷”的历史性。它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蕴涵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信息,特别是蕴涵大量的政治、社会信息,是其他任何历史时期的瓷器都不具有的特点。
“文革瓷”如同“文革美术”一样,强调艺术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在创作上“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语),“文革瓷”主要体现着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切为现实服务的浓厚政治色彩。任何一件“文革瓷”,无论是造型,还是图案、文字,无一不打上这一时期的政治烙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每一件实物都记载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让人油然升起难以言表的思绪和难忘的情怀。
收藏就是收藏历史、收藏文化,收藏“文革瓷”,更大程度上是收藏“文革”史。
其次是“文革瓷”的艺术性。因其产生的那个特殊年代,在制作工艺、造型、绘制等方面均非常精致,就其艺术价值来说,它并不比清三代的官窑瓷器逊色。
景德镇的粉彩瓷、雕塑瓷无论在工艺还是在艺术上,都创作了历史的新高度。景德镇的“文革瓷”中的贴花、手绘或是雕塑,很多都是出自大师之手,他们以真诚的饱满的政治热情,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不记名利,无私而忘我地工作。他们聚集体的智慧,用精湛的技艺,高超的艺术,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传世佳作。
如景德镇陶瓷馆新彩“学《毛选》”瓶,图为售货员为公社社员送来《毛泽东选集》,无论老人、小孩、干部等,个个眉开眼笑,争相购买。人物形象逼真,场景生动;“女红卫兵”瓷雕,头戴军帽,身穿草绿色军服,脚穿白色运动鞋,丁字形脚步站立,昂首注视前方,左手紧握《毛泽东选集》,臂佩红卫兵袖章,右手叉腰,将“红卫兵”这一特定人物形象塑造得精神饱满,轩昂有力。
再如粉彩“赤脚医生”薄胎瓶,图绘赤脚医生推车送医下乡时,牧童为医生指路,配以柳条、竹枝及两只飞燕。画面简洁生动用色明快素雅,极富时代感。等等,足以说明“文革瓷”的艺术价值,这些“文革”精品瓷的科技含量尤其是胎釉颜料的科技含量要比清官窑瓷高,装饰绘画要比清官窑更生动,器形更多变,手感更润滑。清代官窑瓷,用高科技仿制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而“文革瓷”精品是难以仿制的,尤其是全手工制作的蛋壳胎更难仿制。
另外,一些民窑和杂窑出产的“文革瓷”,大部分也质朴率真,朴素无华,给人以纯朴自然的美感。当然,“文革瓷”也有一些粗糙的,但只是少数,因为“文革”期间粗制滥造、偷工减料是要冒被“批斗”的风险的。其三是“文革”其他艺术品种的价格增长的带动。“文革瓷”相对“文革宣传画”,价格较低、市场较软。这两年“文革”期间印制的宣传画变得炙手可热,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特别是“文革”色彩浓厚的宣传画更成为了抢手货,从几十元到几百上千元,有的已经达到上万元。原来一直没有起色,进不了收藏殿堂的“文革宣传画”,受到收藏界的如此追捧,真是让人一时难以理解。一些画家,尤其是名画家,他们在“文革”时期的作品,价格远远高于其本人其他时期的作品,这在拍卖市场屡见不鲜。
细细追究,不难发现,“文革”二字就是增值的卖点。“文革瓷”相对宣传画和书画作品,收藏市场还是刚刚启动。这里暂且不论“文革瓷”与名家的“文革书画”,专就“文革瓷”与“文革宣传画”相比较,笔者认为,无论当时还是将来,“文革宣传画”与“文革瓷”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不在同一个档次层面。
是宣传画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品;二是宣传画的文化价值不能与文革瓷相比;三是宣传画的重复率高,反复印刷,而瓷器的重复率低,有的就是孤品。那为什么“文革宣传画”在收藏市场竟如此火爆呢?据一些报刊分析,主要原因是海外人士对我们“文革”期间出现大量宣传画的现象感到惊奇,对它承载的历史信息产生猎奇的兴趣,希望通过收藏“文革宣传画”,更多地了解那一段历史,进而研究“文革”。
而“文革瓷”未被收藏界重视,主要是由于中国2000多年辉煌的制瓷历史,在许多时期达到一个又一个巅峰,极大地吸引着收藏家的目光,特别是对清三代的官窑瓷器乃至民国瓷的收藏。而对“文革瓷”,因对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和工艺、艺术的认识不够,缺少研究,疏于关注。
因此“文革瓷”真正价值还未体现,其艺术的面纱仍未揭开。相信在“文革”其他艺术品种的带动下,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将进一步了解、收藏“文革瓷”,那个时候,千金难求的局面也许就会出现。
其四,收藏市场的繁荣必将带来文革瓷的走好。这几年,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古玩市场日呈繁花似锦的景象,推动了收藏队伍的不断扩大。一些企业主介入收藏市场,带来收藏市场的持续发展,收藏品的价格也一路攀升。
“文革瓷”作为收藏市场的一员,其价值正逐渐被人们所认识,随着认知的进一步深入,“文革瓷”将因其独有的艺术魅力,融入收藏的大市场,成为收藏家追捧的对象。正如前面所说的,“文革瓷”还是一片未开垦处女地里的金子,其被掩盖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必将发出耀眼的光芒,它的价值也必将与价格达到平衡。现在市场上的“文革瓷”已经越来越少,精品更少。
一些有眼光的收藏者看准了它的价值,已经开始深藏不露,不到一定的价格,一般是不会出手的。另外,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关注“文革”资料的收集,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等机构也在收集“文革”资料;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些政协委员在为巴金先生提议的建立国家“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进行呼吁,这些也是“文革瓷”的长期利好消息。在收藏市场稳定有序发展的今天,“文革瓷”就像一只市场的潜力股,在人们日益关注的目光中积蓄力量,蓄势待发。
收藏“文革瓷”,赝品的普遍存在也不容忽视。像其他藏品一样,“文革瓷”在市场中也充斥着赝品,因为它离我们并不遥远,这就尤其要引起收藏者的高度关注。
1949年以来,特别是1957到1965年,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艺术陶瓷发展较快。1966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阻碍了陶瓷艺术的正常发展。“文革”后期,陶瓷艺术创作开始复苏,但设计人员的作品要经过“工农兵三结合小组”的严格把关审查,基本以“八个样板戏”作为人物形象创作的模型,形成了概念化的定制。这样,“文革”期间的陶瓷作品,就失去了地方艺术特色和陶塑艺术家的个人风格。相反,也就在这特殊的十年岁月里,出现了一些不可多得的具有独特历史时代风格的“文革”陶瓷,很多反映“文革”特色的作品,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文革"陶瓷也因此而成为现今博物馆和收藏家的新宠。
反映在器物上的文革内容
1、反映“文革”政治运动
“文革”开始,从开始的贴大字报,大批判,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一件花瓶上表现出来,如景德镇美术师陈义芳先生在1969年设计制作的花瓶,就充分展示了“文革”运动比较典型的画面,反映了在1969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一个场面,有贴大字报的,有有看大字报的;还有“景德镇市艺术瓷厂革委会”1969年制作的一套瓷板,反映了大批判的一套四件瓷板宣传画,“大批判”“中阿两国人民联合起来砸烂美帝苏修”和工农兵齐上阵。另一件瓷板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在当时可都是响遍全国的口号;另有三枚瓷质毛主席像章。通过以上陶瓷内容,真实的反映了文革运动形势的一个侧面。
2、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我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经历了两年动乱之后,学校开始进行“复课闹革命”,由于当时聚集了两年共六届的初中、高中、大学的毕业生,于是,毛泽东主席就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全国上下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陶瓷创作也紧密地围绕这方面的主题内容来进行宣传,创作出一大批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品。如彩釉“女青年唱歌”塑像,是庄稼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创作的,它真实地反映出知识青年在田间工休间隙与农民共同高唱革命歌曲的情景。又如“炊事员送饭”塑像,是由石湾陶艺名家罗琼竹于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从炊事员的着装、神态可以看出他也是个下乡知识青年,他一手拿草帽,一手扶着刚放落地的热饭菜,身系围裙,肩搭毛巾,着蓝衣黑裤,赤脚站立在田头,面部表现出热情、憨厚的性格;再如彩釉“引水上山”塑像,是由廖洪标、黄松坚和陶艺家苏锡荣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联手创作的。
3、反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文革”中曾一度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全国上下处处可看到学大庆、大寨的标语口号。石湾的人物陶塑在这一时期也配合形势创作了不少反映这方面主题的作品。如彩釉“铁人王进喜”塑像,是刘泽棉和陶艺家马海联手创作的,作者通过厚重的石湾陶塑造了王进喜同志身披咖啡色羊皮大衣,穿一套蓝色制服,挎一军用黄色书包,手拿一卷文件,头戴蓝色工人压舌帽,脚穿大头皮鞋,抬头挺胸,精神抖擞,表现了王进喜满怀信心归来的情景。又如彩釉“大庆人”塑像,是刘泽棉创作的,他塑造了大庆工人身穿羊皮大衣,肩扛大扳手,头戴羊皮毛帽,脚穿雨靴,大步向前。表现出石油工人勇往直前的创业精神。再如翠毛釉“大寨人”塑像,是由梅文鼎创作的,青年人头带白毛巾,身穿农民式的兰色对襟外褂,内穿白色对襟褂,腰扎布带子,穿酱色裤子,脚穿尖口布鞋,右肩扛一大铁锤,左肩背着一扎绳子,精神抖擞大步向前走的大无畏精神。另外,刘泽棉创作的翠毛釉“愚公移山”塑像,作品中的老愚公手拿镢钭,脚踏大山,通过老愚公的形象来歌颂了大寨人的精神。
4、反映“样板戏”
所谓“样板戏”一个在特殊政治环境下产生的特殊戏剧样式。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样板戏其自身的艺术魅力依然存在,一个个熟悉的形象,一段段精彩的绝唱至今令许多人无法忘怀。如景德镇制瓷器作的样板戏“红灯记”中的主要英雄形象,完全按照样板戏中的人物造型,真实的再现塑造出来,有些是在花瓶、执壶等器物上绘画样板戏的典型场面,这种图案在“文革”期间比较多见,不但是景德镇窑有全国其它窑口的瓷器都有生产;再如广东枫溪窑在1972年“文革”期间,制作的素胎“样板戏红灯记李玉和”的形象,把英雄人物典型的一瞬间准确的再现出来。同时还有其它艺术门类都不同角度的表现“样板戏”的作品,真可谓“八亿人民八个戏”人人都会唱几句。
5、反映支援“第三世界”
所谓第三世界,是指1974年毛泽东同志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我国曾派出大量的人员到国外去援助贫穷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帮助他们修铁路,建工厂,派医疗队为当地人民治病等,因而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刘泽棉师20世纪70年代早期创作的“中国医疗队在非洲”塑像反映的正是这段历史,作品塑造了中国医生正在非洲较有代表性的椰子树下,为黑人小孩看病的一个场面,人物造型神态真实、自然、生动、传神。
文革瓷器
6、反映外交方面
1972年中美关系打破了多年来的坚冰,建立起外交关系,自此之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段时期的石湾陶塑,也创作了不少反映中国外交政策取得辉煌成就的作品,如刘泽棉与苏锡荣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共同创作的素胎“银球传友谊”塑像;再如景德镇窑1972年制作的粉彩乒乓友谊塑像,正是表现了这段时期我国实行“乒乓”外交,以“小球震大球”。该作品表现了我国运动员与外国朋友相互交流球艺,从而建立起友谊的场面。景德镇窑和石湾窑都抓住了这种题材,都是采用雕塑形式,真实的表现出来,所不同的是石湾陶采用的是素胎,发挥石湾陶塑的特点;而景德镇瓷器采用的是粉彩,把人物的肤色、鲜花、靓丽的衣装展示出来。
7、反映和歌颂“人民战争”
1949年后,反映歌颂人民战争方面的电影,如:“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等,这些故事片在全国都家喻户晓。因此,在“文革”期间,以歌颂人民战争方面的内容作为创作题材的石湾人物陶塑比比皆是,既有中国题材的,也有外国题材的。如梅文鼎创作的彩釉“民兵埋地雷”塑像,反映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游击队员埋地雷;福建德化窑雕塑的“海防女民兵”则是真实的再现海岛女民兵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英姿形象。刘炳创作的素胎"越南女民兵"塑像,作品塑造的是越南女民兵边劳动,边准备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情景。
8、反映“赤脚医生”
“文革”期间我国曾培训了一批具有初级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让他们深入到农村去,送医送药到田头,由于他们有病人时就看病,没病人时就参加生产劳动,因此,当地的农民就把他们尊称为“赤脚医生”,“文革”期间石湾陶塑中也创作了不少反映这方面内容的作品,如潮安窑1972年制作的“银针传友谊塑像”,军医为了传授针灸技术,让“赤脚医生”在自己身上试针,表现了军民鱼水情的关系。又如黄松坚创作的彩釉“骑马送医”塑像,作品塑造了草原上的女赤脚医生身背药箱,头围浅色围巾,身穿淡青色蒙古袍,脚穿皮靴,骑马飞驰在草原上的情景。形象极富时代化,格调秀雅脱俗。
定窑白瓷在唐代时就堪与邢窑媲美,北宋时期,定窑取代了曾在唐代盛极一时的邢窑白瓷的地位,一跃成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定窑烧制以白瓷为主,釉色多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之美感,因此也被世人誉为“中和之美”。除烧制白瓷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两色釉彩瓷等,还生产三彩器物。黑酱、芝麻酱色釉瓷即是文献记载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时人的欢迎,价格皆高于白定。
定窑瓷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窑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产,以金代的装饰手法最丰富。纹饰丰富多样,有花卉纹、莲瓣纹、海水纹、云龙纹、禽鸟、游鱼、走兽等。其装饰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层次分明,纹样清晰,图案布局富于变化,独具一格。定窑装饰技法中,印花最为人称道,在宋、金时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被推为“印花之冠”。
定瓷之美有目共睹,其釉色温润,纹饰精妙,造型精美,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注定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人们所关注和青睐的瓷器,并成为御用珍品。 随后,定窑瓷器被各地瓷窑纷纷仿烧,如山西的介休窑、平定窑、北京龙泉务窑等窑场,甚至江西景德镇、四川的彭县窑等,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综观定窑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定窑遗址无疑是一座宝库,一座丰碑,它沉淀和蕴藏着创造性的天才杰作和独特的艺术与美学成就。
定窑——定州窑陶瓷,产地在今河北曲阳,古属直隶定州。定瓷烧制始于唐(公元618—907年),兴于北宋(公元960—1127年),失于元(1279—1368年),是我国北方大地上繁衍几代而影响深远的一个窑系。同当时的汝、钧、官、哥窑一起,号称我国宋代五大名窑。 定瓷以白定为主,胎质坚密细腻,釉色柔润透明,《归潜志》有联语:“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之外有红、黑、紫诸色,白定名贵,色定尤为名贵。宋·邵伯温《闻见录》曾有宋仁宗斥张贵妃接受臣僚王拱宸馈送定州红瓷的佳话。可知,宋时定瓷已为上层社会所倍至珍视。定窑器薄如纸,叩击如磬,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之称。五大名窑中,唯定窑以装饰见长。其刻花奔逸、潇洒,印花精细典雅,间辅以剔花、堆花、贴花等。品类有盘、碗、瓶、尊、炉、枕、人物等,设计或劲健挺拔,或秀美娟丽。 定瓷名播遐迩,势压群芳。史载:江西景德镇、山西平定、四川彭县、北京龙泉务诸窑皆蜂起仿效,故形成庞大的定窑系。定瓷的隆兴,不仅改革和引发着本国陶瓷工业,更以磅礴之势启迪和震撼着邻邦。北宋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载:高丽“碗、碟、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中国定瓷对日本的影响,也有目共睹,日本诗人虎关师练(1278—1346年)在《济北集》有诗为证:“定州白瓷陶冶珍,纵横小理自然新。扫清仙客闲天地,贮得四时一味春。”
唐代中后期之后,定窑成为白瓷的主要代表,工匠们对烧制方法的改进,使得定窑在北宋达到顶峰,并在北宋初期便成为皇宫定制贡瓷。广东省中国文物鉴赏家协会常务理事冯素阁,用“白定怡人”来描述它的珍贵。
“胎薄,釉白,印花精美”
定窑在宋代“五大名窑”中是唯一的白瓷名窑,它的“名气”在宋以后超越了曾经显赫一时的白瓷名窑——邢窑。晚唐以后,邢窑由于制瓷原料缺乏等原因而衰败下来,而定窑却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起来。从唐代至金、元,历时700余年,白瓷一直是定窑的主要代表产品。
唐代早期定窑白瓷质量粗糙,胎质与同期黄釉瓷、褐釉瓷相同,需要使用化妆土来美化胎体、提高白度。唐代中期以后,产品质量明显提高,经过淘洗处理的胎体杂质大大减少。
广东省中国文物鉴赏家协会常务理事冯素阁曾在接受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定窑的珍贵,原因在于它是当时北方地区白瓷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瓷器。而且历史上对定窑描述的文献相对比较多,包括它的一些艺术特点,“胎薄,釉白,典雅秀丽,印花精美,看起来比较完美,白定怡人”。
定窑在当时既要烧制高档的宫廷用瓷器,又要生产来自社会各个方面所需的日用瓷器。定窑在支圈仰烧法的基础上,发明了支圈覆烧迭置法。从器物仰烧到覆烧法的创造成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瓷器装烧方法上的一大革命,它既充分利用了窑位空间,又最大限度地节省了燃料,而且还可成倍地提高瓷器的产量。
釉色部分取决于窑中火焰的变化
据了解,瓷器的造型是与装烧方法、使用的窑具有着密切的关系;瓷器的釉色除了原料外,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窑中火焰的变化等等。各个时期定窑由于制瓷原料、窑炉结构与烧窑所用的燃料等方面的不同,以及烧造工艺上的不断改进,都会对瓷器的造型、釉色、装饰各方面留下一些工艺痕迹,形成各个时期不同的时代特征。
曾从事古董贸易近二十年的陶瓷专家李海向记者介绍,由于不同年代燃烧方法与燃料的不同,使得颜色上也有轻微的变化,“采用‘还原焰’烧法烧制,含铁偏重,所以,瓷器会有一点点偏青色。用‘氧化焰’烧法烧制,含铁量则偏少,定窑瓷略微有一点点偏黄。”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李辉炳分析燃料变化的原因称:“由于窑炉不断增加,生产区域随之扩大,烧窑所用的燃料——木柴的大量消耗(北方少柴),也已经达到了难以继续维持生产的地步。聪明的窑工们在这种种的困难面前,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经过反复的试验,成功地创造了从烧柴改用烧煤的新方法(北方多煤),这就给当时的定窑带来了新生。”
陶瓷可以说是中国的代名词,在国际上说到陶瓷,相信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想到中国。中国陶瓷的发展史就像是一部中国史,每个时期的陶瓷都各有特色,能从瓷器上找到每一个时代的影子,这就是文物收藏的价值所在。那么你知道该如何去判断一件瓷器是否有收藏价值吗?
1.观要注意器物的造型,一般来说,老瓷古朴、形制自然,并具有某个时代的风格特征。同时观察画工是否精致,如古瓷釉面富有层次感,花卉、飞禽栩栩如生,人物神态自然,带有时代韵味,形神兼备等。
2.看要细看釉面光泽度,古瓷釉面往往湿润,无现代瓷器上的刺眼浮光,部分瓷器还有蛤蜊光,可借用高倍放大镜观察釉面气泡,真品古瓷气泡大小不一、间距较舒朗,而仿瓷气泡一般较为细密且极细小,无自然风化的斑点,更无舒朗之感。
3.辨要分析色料,古瓷用料与现代仿瓷不同,彩瓷更为明显。如康熙青花是采用国产浙江料,色彩十分艳丽,具备了青花分五色的特点。
4.寻要寻找并掌握底足的特点,古瓷底足往往露胎,其胎质坚硬;胎表面可见米黄色护釉胎,有自然磨损痕迹,底足相对规整,圈足圆滑。而仿瓷底足露胎松散,无护胎釉,有人为沾上污迹的现象,底足过于规整,大多见于平足,平足也是现代仿瓷的常见手法。
5.识要识别落款的方式,不同朝代的官窑底足有不同的款识。如康熙和雍正时大部分为六字楷书蓝款,也有少量的篆书红(蓝)款。
古瓷经历了时间的冲刷,往往色泽都没有那么明亮,且多多少少都会有以下瑕疵。
但是瓷器的收藏不仅要看它的器型、工艺,它背后的文化价值也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项。
古代的文人雅士把焚香与烹茶、插花、挂画并列为四艺,香炉成了他们生活中重要的物品。随着宋代瓷器的发展,瓷香炉开始出现在大宋帝王的内庭,之后瓷香炉逐渐成了上层人士高雅的把玩之物。由于瓷香炉超凡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在收藏界一直备受青睐,尤其是宋、元、明、清等朝的瓷香炉,更是成为人们集藏的重点,市场价格稳步攀升。
宋代之前,香炉这种我国古代传统的实用器主要是用青铜和陶制成的,汉代以后,香炉的材质才逐渐丰富起来,有银制、铁制等。特别是到了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辈出,各种瓷香炉纷纷问世。
随着制瓷业的蓬勃发展,瓷香炉逐渐取代了陶制和铜香炉,成为香炉的主流。这些曾经是文人的把玩之物的瓷香炉,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在不断攀升,受到国内外藏家的喜欢,宋、元、明、清朝的瓷香炉在国内市场不断拍卖出新价。
瓷香炉,“三维一体”的收藏价值
在目前瓷香炉的收藏队伍中,不少收藏鉴赏家拥有珍奇的古瓷香炉,他们大多数因为喜爱瓷器,而转为收藏这种不仅具有瓷器特点,还具有生活实用性的瓷香炉。它的艺术构造和花纹可以说反映了当时文人雅士的“时尚”。
受到近年来瓷香炉收藏热情高涨的刺激,收藏投资风生水起。瓷香炉的收藏价值不仅在于它所蕴涵的历史价值,还在于它具有造型的工艺艺术。相比于铜香炉,它还具有瓷器工艺的价值,可谓是“三维一体”的价值体现。
瓷香炉起源于大宋帝王的内庭,而一些小型香炉则成为文人把玩之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为后世所仿制。宋耀州窑香炉是受到越窑的影响发展起来的,炉唇边较宽,釉色青润自然,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美誉。例如南宋龙泉书房梅子青香炉精巧典雅,三足鼎立,炉身有三条线纹,足底有褐色。
元代瓷香炉在继承宋代的风尚之余,数量与品种繁多,其中以中小型香炉为主,在器型上以三足圆炉和鬲式炉较为多见。但元代的耀州窑、龙泉窑、钧窑也制造了体形较大的瓷炉,这些瓷炉在装饰、造型和技法上都出现了很多变化。
明代,瓷香炉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造型,如象耳炉、戟耳炉、筒炉等。当时的瓷炉以景德镇窑为大宗,除部分的造型及釉色秉承宋元遗风外,大多数香炉以青花瓷为主,更着重于图案装饰。明嘉靖青花香炉,也出现了色彩斑斓的五彩瓷,明宣德皇帝自己本身是天分很高的艺术家,对色彩十分敏感,五彩瓷、斗彩瓷得到空前发展。
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以“孝”治天下,康熙时期祭祀风气盛行,干隆时期更是空前繁荣。景德镇一代名师巧匠以其聪明才智,将瓷香炉的制作推向历史高峰。清干隆豆青釉双耳三足炉,瓷质精细,釉色肥厚,里外满釉,光润匀净,如脂似玉,双耳自然连结,高雅之中不失秀逸,底有“大清干隆年制”青釉款。
瓷香炉在几代的发展与完善后,每个朝代的瓷香炉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点和价值,历经时代的演变,瓷香炉已经远离了现代人的生活,但它仍在蔓延着它收藏价值的“香火”。
瓷香炉,升值空间不断扩大
瓷香炉收藏者历来关注宋、元、明、清等朝的官窑作品,这也成为人们集藏的重点。例如南宋官窑烧制的鬲式炉,专供皇帝祭祀或陈设之用,极其珍贵。因此,官窑和名窑制出的瓷香炉在各大拍卖场均占有一席之地。
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赞美越窑瓷器的釉色为:“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越瓷的釉色以青为主,青中带灰,形成特有的“艾叶色”,晶莹润泽。越窑创烧于唐朝至五代时期,烧制技术至宋朝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在当时的吴越一带,即现在浙江的余姚、上虞、诸暨等地出现了大量的越窑古窑址,这表明了盛唐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制瓷业兴盛。从五代公元907960年起,制瓷业开始设立“御窑”即“官窑”,产品专供宫廷使用,越窑瓷器作为御用的也称为秘色瓷,宋人曾慥《高斋漫录》说:“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秘色实即还原焰经1300℃高温烧成的,釉色即所谓艾青、湖绿、翠青的“千峰翠”色。本件藏品是一件五代越窑瓜棱云纹双系梅瓶,瓶高31厘米。梅瓶是古代的储酒器,釉色为典型的艾青色,通体施釉,圈足支烧,底部阴刻“内”字(见图),可见这件作品是当时供“内府”使用的官窑器。整件梅瓶刻有六条瓜棱线,并在瓶体上以本色釉划刻六朵飘带立云纹,瓶肩部塑二圆孔,便于穿绳系带,瓶口外卷,亭亭玉立,美不胜收。五代梅瓶与后世梅瓶稍有不同的是口颈稍长、肩腹较宽,并带有双系,这是梅瓶初创时期的特征,不过那时这种作为酒具的窑器,不称梅瓶,而叫酒经、经瓶,至晚清“梅瓶”称谓才出现,因其小口仅能容纳一枝梅而得名。
2005年,纽约苏富比拍卖公司秋拍,曾以46.04万美元,拍出了一件器高39厘米的五代越窑刻花带盖梅瓶,得主是台湾私人收藏家,刻花图案也是飘带立云纹。由此可见梅瓶因其精湛的工艺以及独特的人文价值,给人以极高的艺术享受,是收藏拍卖市场的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