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二“国朝御窑厂恭纪”载，清代御窑厂建立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由朝廷委派饶州府几名守道“督造龙缸，栏板”，均不成功，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由巡抚张朝璘疏请停止。到了康熙十年（1672年），康熙帝玄烨曾为其父顺治帝陵墓定烧了一部分祭器，除此之外，官方文献中并无其它重要烧造的记录。康熙十三年（1675年），因吴三桂等煸起三藩之乱，致使窑事受到严重破坏，到了十六年（1678年）才恢复了部分民窑生产。大规模的官窑器生产则是到了康熙十九年以后才正式开始的。光绪《江西通志》陶政卷载：是次由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等驻厂督烧的“大造”，由康熙二十年始直至二十七年止，烧制出开国以来最大批最精美的御用瓷，即所谓的“臧窑器”。《景德镇陶录》载：“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理官臧应选所造，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兼备。”康熙朝另一位著名的督陶官是于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间在任的江西巡抚郎廷极。他监制的官窑器即所谓的“郎窑器”。除著名的“郎窑红”器外，还有水平极高的仿明宣德青花器和仿明成化脱胎白釉器。除上述两位督陶官外，另一位对康熙御窑厂的生产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就是刘源。据宋伯胤先生在《从刘源到唐英》（南京博物院《清瓷粹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文中的考证，刘源其实是在康熙中已官至刑部主事，并供奉内廷，随侍在皇帝左右，故可能有机会饱览内府珍藏的历代器物珍玩，所以见闻甚广，精于鉴赏，并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是一名宫廷画家和诗人，传世作品在故宫和南京博物院均有收藏。而当景德镇的御窑厂一开，“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清史稿》卷五０五）笔者最近看过一件精美异常的康熙款斗彩松鹤延年纹大盘，其细致高超的写实性技法，浓郁的宫廷画风格，优美典雅的构图可媲美成化斗彩的敷色技巧，实在非当时一般窑师所能出者，后经刘新园先生之考证，推断其设计粉本就是刘源所作。这件大盘十分罕有，未见有其它传世品的记录。在1989年秋季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曾以高价拍出一对极为精致罕见的康熙款斗彩贺知章醉酒图小杯，人物、景物均栩栩如生，敷色明快细致，淡雅宜人，比之成化斗彩亦毫不逊色，应也出于刘源之手，笔者至今仍印象犹新。相对于大部分官窑器上图案式的构图设计，这种纯粹以瓷面作为绢面来描绘高度写实性题材的作法，反映出刘源出众的才华和优雅的品味，也是康熙彩瓷的另一大特色。
继康熙御窑厂取得的辉煌成就之后，雍正四年（1726年）奉任督陶官的年希尧，也监烧出一批美器，世称“年窑”。《景德镇陶录》卷五曰：“雍正年年窑，厂器也。督理淮安板闸关年希尧管镇窑务，选料奉造，极其精雅。”而真正把清瓷造瓷艺术推上顶峰的则是雍正六年（1728年）往御窑厂上任的陶务官唐英。他虽以四十七之龄赴任，仍能在任内二十八年中将御窑厂的生产推上了陶瓷艺术的顶峰。在厂的二十八年内，他凭着尽忠朝廷，鞠躬尽瘁的精神，事事亲历亲为，苦心戮力，与工匠同食息者三年，终于掌握了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创造出大量的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
景德镇御厂在清三代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繁荣安定，国力雄盛的社会状况是天时；景德镇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丰富优质的高岭土资源，便利的水路运输和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窑师技工是地利；而人和就是得到了朝廷的关注和重视，除了几位督陶官的出类拔萃的贡献外，最重要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对瓷器的浓厚兴趣和爱好，甚至亲自干预瓷器之设计与生产。在《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就有大量的资料详细地记载了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如何亲自过问，甚至下旨设计和修改瓷器式样、釉色和花纹之事。如此一来，御窑厂自然能够不惜工本，不惜代价，集合最好的材料与窑师来为皇上烧制出最好的瓷器。所以三代的官窑器也在某一程度上直接反映出三位皇帝各自独特的性格和喜好爱恶，这也是三代官窑器的另一大特点。
清三代御窑厂烧制的官窑器，或曰厂器，是专供皇宫内府使用的御用瓷，除了由皇帝赏赐之外，即使是王公重臣，也不能直接从御窑厂中得到。这些珍贵的皇室艺术品，由于它们出类拔萃的优秀品质，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和传世稀少的数量，历来受到世界各地收藏家们的喜爱和珍视，证明了这些瓷器恒久的艺术魅力和收藏价值，它们不但反映了中国古人的生活情操和意趣，同时体现了中国古代窑师们杰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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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陶官:唐英卒年新证
在中国陶瓷，特别是清代陶瓷发展史上，唐英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作为清代雍正、乾隆两朝的督陶官，他从雍正六年至乾隆二十一年一直负责督理景德镇御窑厂的窑务。在将近三十年的任职期间，由于他实行了比较进步的窑务政策，本人又掌握了陶冶技术，再加上他的尽心竭力，使这一时期的制瓷业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他所督造的瓷器，被称为“唐窑”。督陶之余，唐英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书画、篆刻、诗文、戏曲均有涉猎，但最为后人称道的还是他为中国制瓷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也正是鉴于此，长期以来，有关他任职期间的瓷务活动及生平事迹等，一直都是陶瓷研究者关注、探讨的课题，这其中他的卒年至今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唐英，字俊公，晚号蜗寄老人，隶汉军正白旗，辽宁沈阳人。他的生年很明确：生于清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五。至于他的卒年，曾有过乾隆十九年、二十一年两种说法，从现在已知的资料来看，后一种说法更为可信。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文献档案可以证实，其究竟卒于这一年的什么时间，说法不一。耿宝昌先生著《明清瓷器鉴定》据唐英《陶人心语》之卷后语，定其卒于乾隆二十一年的下半年。《唐英集》的整理者则称其卒于这一年的冬天，但没有说明出处。
有关唐英在乾隆二十一年的活动情况，傅振伦、甄励先生所编《唐英瓷务年谱一览表》记录最详：
正月十九日唐英于圆明园拜谒乾隆帝，赏给奉宸苑卿衔。二月初一日出京。三月十三日抵九江。四月二十四唐英为次色瓷器事具摺呈奏。七月初七日唐英将次色黄器一万一千零七十九件，次色祭器一百六十四件呈进。二十七日唐英奏请退职。八月二十一日唐英卸任。九月十二日新任九江关监督办理窑务尤拔世自京启程赴任。闰九月初一日尤拔世抵九江任。
以上所列均出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唐英档案》，可谓详备。唯一的遗憾就是唐英病殁的时间付之阙如。另一方面，如果唐英真的卒于乾隆二十一年，那么在这一年的档案中应该会有些相关的线索。由此，笔者在检读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的《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十五辑）中果然发现了一件时任江西巡抚胡保 的奏折，其内容即是胡保 代唐英之子寅保报奏九江关监督唐英病故及事后处理相关事宜等。奏折全文如下：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初二日江西巡抚臣胡保瑔谨奏，为据情代奏事，臣接准翰林院编修寅保呈称：职父唐英荷蒙皇上天恩，简畀九江关监督历任多年，復命寅保随任帮助。不料职父于本年五月中染患痰火病症，两月医药罔效，今于七月二十九日在署病故。伏查乾隆十三年职父进京谒见，所有九江关印务送交九江府知府就近代管。现在关库钱粮及日征料税关系重大，未便旷误，谨循例将九江关印务送交九江府知府董榕就近暂管，恭候皇上另差接管。除景德镇御器厂烧造事务，现行令在厂协造老格加意小心办理，统俟新任监督到日照例另行交代外，合将职父病故、送交关印缘由呈请代奏等情到臣，臣随即檄行九江府暂行代管，严密稽查，毋许关书人等乘机透漏舞弊。谨据情恭摺代奏，伏候皇上睿鉴施行，为此谨奏。（乾隆批：阅）
奏折中说唐英于七月二十九日病故，据他二十七日奏请退职的奏折仅仅隔了两天。而乾隆皇帝在八月二十一日只接到了七月二十七日唐英的奏折，并不知道唐英已经病故，因此才有这日批准他卸任的上谕。乾隆见到胡保 奏折的时间是在八月二十八日，此记载见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九辑：
八月二十八日，批胡保瑔摺：九江关监督唐英于七月二十九日病故，印务送交九江府知（府）董榕就近暂管。其景德镇御器厂烧造事务，现行令在厂协造老格加意小心办理，统候新任交代。（乾隆批：览）
九月初二日，乾隆发布上谕，任命尤拔世为新任九江关监督（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九月十二日尤拔世自京启程赴任。关于尤拔世上任的情况，在其到达九江后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也有记述，此奏折见于同一辑《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中，录文如下：
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初一日九江关监督办理窑务奴才尤拔世谨奏，为恭报奴才到任接管关务日期事。窃奴才钦蒙恩命管理九江关务，復奉谕旨着奴才速赴新任，奴才遵即于九月十二日自京启程，业经具摺，恭谢天恩，奏闻在案。今奴才于闰九月初一日到九江新任，据暂管关务九江府知府董榕将前监督唐英任内征存税项交代奴才接受管理。奴才现在查明有无未清之项，另摺奏闻，并将关务情形悉心稽查，所有平余养廉等项均照凤阳关一体办理，据实报销。谨先将奴才到任接管日期恭摺奏报，伏乞皇上睿鉴。再查本年窑工将次告竣，其烧造钱粮业经唐英照例支发，应归唐英任内报销。奴才应办磁务俟来年春季开工另行查办，合并陈明，谨奏。
唐英病故奏折的发现，为其卒于乾隆二十一年之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也使长期以来有关其卒殁时间的讨论画上了句号。至此，唐英有了详细、准确的生卒年，即：生于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五月初五日，卒于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七月二十九日，活了７５岁。其生卒年的确定，对于我们鉴别有纪年的唐英款瓷器提供了新依据。唐氏晚年很喜欢将自己的书画描绘在陶坯上制成瓷器，这些特殊的作品，由于艺术性和工艺性的完美结合，备受世人青睐，也引来了不少赝鼎之作。时至今日，带有唐英书画、款识的瓷器还有一定数量的留存，这些作品绝不可能全部出自唐氏之手。而真品与仿品之间，由于制作时代相近，工艺相同，给鉴别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唐英款的笔筒，署年款为乾隆二十二年，在唐氏明确卒年发现之前，对它的认识一直处于可否之间的模糊状态，现在看来，它是一件仿冒品是无可置疑了。
景德镇御窑厂
明初，景德镇成立了御窑厂，宫廷瓷器开始注明皇帝的年款。
代表东方古老文化的瓷器，素有官窑、民窑之别。官窑，即官方创办的窑厂。封建社会的官窑是专为皇宫内院制造皇上用的瓷和皇帝赏赐臣僚的御瓷的御窑厂。
说到御窑厂，其来龙去脉应当是萌发于元初而兴于明清，绵延近七百多年。由于御窑厂的特权所在，历来荟萃着景德镇的陶艺精英和能工巧匠。它虽然专为皇帝烧制瓷器，而客观上则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瓷文化的奇珍异宝。除了不少流失于海外，至今尚有许多陶艺珍稀品为故宫博物院所珍藏，并向海内外游客作展示。
御窑厂是官窑的象征，是陶艺瑰宝的摇篮。历来，人们对御窑厂充满神秘感与好奇心。
一、元帝设浮梁瓷局
公元1271年，元帝国建立。蒙古族“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其服饰建筑都崇尚白色。白色的瓷器，同样成为元代帝王的珍爱之品。白瓷在蒙元统治时期的景德镇有很大的发展，优质的白瓷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第一所官窑———浮梁瓷局，专为元皇室烧造御用瓷器。应当说，这便是御窑厂的萌芽。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造出枢府瓷、青花和釉里红瓷，其成就为后来明清两代御窑厂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自元代起就开始有了官窑。
二、洪武大帝建御窑
朱元璋推翻蒙元帝国，建立了大明王朝，却几乎全盘承袭了元代的匠籍制度。由于祭祀、赐赏、贸易的需要，明朝开国之初就在原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御窑厂，世称“洪武官窑”。
洪武窑瓷器，土质细腻，胎体很薄，釉分青、白二色，以纯素者为佳。据记载，洪武窑有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等二十座。洪武年间军事上需要以瓷器换马匹用于战争，又要用瓷器扩大贸易和安抚邻邦。御窑厂烧出器型硕大的青花釉里红大盘、大碗、大罐，素朴雄浑粗豪而不失民族文化风韵，形成了洪武官窑的独特风格。
三、戏说燕王红战袍
永乐为明成祖朱棣年号。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朱棣身穿鲜红的战袍指挥作战，威风凛凛，气势非凡。第二天清晨，士兵们发现朱棣的红战袍上的霜花自然凝结成了一条腾空飞舞的白龙，以为瑞祥之兆，士气大振，战果辉煌。1402年朱棣登基为永乐皇帝。御窑厂的技师们便依照燕王战袍的故事，设计烧制出鲜红甜白的龙纹瓷器，以表示对永乐皇帝的崇敬。而这种集鲜红与甜白于一体的瓷器，一时间成为永乐官窑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紫砂工艺厂简介
1958年全国“大跃进”，紫砂工艺厂在短短的半年时间中，招收徒工近千名，提出“一步登天上大学，三天学会做高级工艺品”的口号，追求产值、产量逐日翻番。与此同时，生产质量却直线下降。老艺人出样的品种有：“双线竹鼓壶”、“牡丹壶”、“蛤蟆莲蓬壶”等，价值不菲，然而经徒工大量复制，成为质次价高的“劣质高档工艺品”，因而无人间津，闲搁在仓库内。这些壶表面加工粗糙，只有大概的器形轮廓，后来这些壶有相当一部分流入社会，在地摊上、庙会上被充作古董出售，一度产生不好的影响。
1966年“文革”开始，宜兴紫砂工艺厂的整体生产并未受到影响，半成品质量检验制度没有被冲掉，成型工人制作的所有半成品坯件，仍要送到半成品库一件件验收，所以茶壶成型的质量基本没有下降。紫砂品种除设计制作参展作品外，全厂上下不管手艺高低，艺人们无一例外地都被投入到面向大众的产品生产中去。这样，在一个品种的茶壶里，就有师傅的作品，也有徒弟的习作，质景悬殊。因此，这一时期产品中就包含了很多现今高级工艺师的作品。已故大师朱可心就曾在那段时间里，做过近百把“矮竹鼓”商品壶。
“文革”期间，紫砂工艺厂生产的产品母模，是任职于工厂研究室的顾景舟、高海庚、徐汉棠等名艺人提供的，或是经他们审定的打样，因此，整个紫砂生产虽然品种档次低，价格饵便宜，但造型标准，整体生产的水平没有下降；一些普通的商品壶为名艺人所作。其壶型以传统式样居多，如竹鼓壶、直型壶（原名洋桶壶）、合梅壶、龙蛋壶（原名寿星壶）、传炉壶、竹段壶、莲子、鱼化龙等，也有新的品种，如报春壶、狮球壶、井栏壶等，及一批小型各式花盆。“文革”中，紫砂壶和紫砂茶杯的印花、陶刻、纸贴花装饰的内容也有所变化，所用铭文，强调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度袭用领袖语录、诗词或革命歌曲中的句子，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紫千红总是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等，大多刻得认真、精美。其用白泥贴花纸是在江苏省陶瓷研究所的协助下，先试好与紫砂能结合的白泥浆，用丝网印到贴花纸上，剪开贴到紫砂坯体上，再把纸取下。这种办法只是适合政治内容的需要，，效果并不理想，生产一段时间后就停用了，现在市面上还可以见到这种“文革壶”。
唐窑帝国的督陶官—唐英的那点事
在景德镇瓷器中，“唐窑”的成绩相称突出，这在比年来的中国陶瓷史著作中已为各人所公认。
“唐窑”即清代督陶官唐英来景德镇所督造之官窑。但本日很难在景德镇看到唐英生产的瓷器。
许多都在各地的博物馆，好比上海博物馆里有一个“乾隆五年”的大花觚，落款就是“沈阳唐英”。国家博物馆里有“乾隆六年”的大花觚，落款也是“沈阳唐英”。
那都是唐英监造的精良瓷器，在本日看来都是国宝。
清乾隆 青花缠枝莲纹花觚
那这位唐英毕竟是何许人也？
唐英是清陶瓷艺术家。字俊公，关东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初授内务府外郎兼佐领，历任淮关、九江关、粤海关监视以及督陶使等。
他能文善画，兼书法篆刻且又醒目制瓷。1728年，唐英奉命以内务府员外郎职衔兼景德镇佐理陶务，至1756年奏请退职解任，前后榷陶二十多年。
唐英礼贤下士，客气修业，受苦钻研于制瓷工艺知识，致力于制瓷工艺的总结和改革，唐英对清雍正年间景德镇的瓷器制作及其发展创新，唐英作出了不可消逝的贡献，陶瓷史上称其督陶期间景德镇所制陶瓷为"唐窑"。
"唐窑"产物被公认是瓷中珍品，无论在品种的仿古创新方面照旧在器物的制作武艺方面，都到达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对中外陶瓷生产产生过极其紧张的影响。
唐英本人也亲手到场瓷器的制作，传世作品许多。他在瓷器上所书具的款识，除唐英、俊公外，另有俊公氏、隽公、叔子、蜗寄、蜗寄老人、陶成居士、沐斋居士、陶人、榷陶使者等。
唐英存世作品重要有白地墨彩篆书寿字笔筒和行书笔筒、冬青釉隶书"朱文公家训"瓷板、粉彩三果盘、青花缠枝莲花觚等，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汗青博物馆等处。
唐英在督陶期间，还体系观察和研究了景德镇制瓷工艺，编写了《熏陶图编次》，是相识研究景德镇清代瓷业生产状态的贵重史料。
清《熙朝雅颂集》网络了唐英的23首诗；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着唐英的很多精致字画；清人曾集其诗文为《陶民气语》。
《熏陶图编次》内页
清乾隆 唐英制粉彩题诗四序花鸟四条屏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的前8年是雍正在位时期，这一时期，除雍正粉彩外，还继续了康熙斗彩工艺，使雍正斗彩比康熙斗彩更具清俊富丽之美。
别的，雍正时期景德镇官窑在唐英的主持下，创新乐成了窑变釉，从而使原来色调单一的单色釉变得流光溢彩，壮丽斑斓。
清乾隆 唐英制仿古铜青绿浮雕夔龙开光石纹釉诗文壁瓶
烧出龙缸是唐英另一件一生自得之事。龙缸在其时被以为是皇权的象征。
作为皇家督陶官的唐英，为了烧造龙缸，不但在御窑厂与工匠们一起探究研制， 而且一有闲暇，便到民间寻访老工匠，相识烧制龙缸的环境及工艺。
他还查阅地方文籍，找寻统统与烧制龙缸有关的资料。皇天不负苦心人，失传已久的龙缸烧制工艺最终在他的手中得以重新规复。“自国初烧造龙缸未成，至唐窑始复其制。”
一代督陶官唐英画像
唐英督陶真正的光辉是在乾隆朝初期的20年间。以唐英在乾隆朝督陶20年盘算，统共为乾隆天子烧造的瓷器达50万件至60万件之多。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被称为“瓷母”的各色釉大瓶，就是唐英为了迎合乾隆天子的 “风雅”而特意烧造的。
清乾隆 唐英制木纹釉诗文笔筒
乾隆天子是爱瓷之人。他曾直接干预宫内制瓷事件，不但对宫内瓷器的用途、外形、纹样等频频干涉，还亲身审定画样，乃至对于瓷器的烧制过程也极感爱好。
唐英就奉乾隆天子的旨意编纂了《熏陶图》，书稿图文并茂，细致地展示了制瓷的全部工序，被后代誉为“集厂窑之大成”，是中国陶瓷史上一部不朽的著作。
乾隆时期的瓷器烧造，到达了一个工艺上的高峰。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上纪录了在其督陶期间，共仿古、创新五十七种。
清乾隆 唐英制粉彩“灵仙祝寿”图诗句斗方杯
（唐英在其雍正十三年所撰的《陶成纪事碑》中称，他曾根据景德镇东二十里外，地名湘湖，有故宋窑址觅得瓦砾，因仿其色泽、格局烧制成粉青色宋釉。）
清雍正 唐英制淡绿釉矾红描金供盘
“唐窑“，这是后人对唐英任督陶官时期的景德镇官窑的称呼，也是至高无上的光彩。景德镇“古窑”遗址现存唐英一副看似寻常实则寓意深刻的楹联：“未曾随俗唯求己，除却读书都让人”。
明代瓷器：御窑厂的诞生！
明 成化 斗彩鸡缸杯
在276年明代历史上，明宪宗朱见深往往被认为是一个不合格的皇帝与其先辈甚至子嗣相比，他都显得懦弱而无所作为。但也有史学家指出，他的一些优秀特质被人们所忽略了，比如至情至孝、喜好读书、热爱艺术、宽恕而近乎无为而治。在他所统治的成化年间，社会与文化艺术领域中的诸多变化推动明朝社会“从前期严肃冷酷到后期自由奔放的转型”。
明 宣德 宝石红釉僧帽壶
中国瓷器工艺的提升点
景德镇自五代以来就是中国最重要的瓷器生产中心之一，明初承元制继续在景德镇设瓷局，但尚无固定的御窑厂，官窑和民窑都为朝廷烧制瓷器。在永乐及宣德年间，宫廷瓷器在工艺上取得了非凡成就，红釉瓷、白瓷、青花瓷都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峰。永乐甜白瓷、永乐鲜红釉、宣德祭红釉、永宣青花迄今仍是中国官窑瓷器中的珍品。宣宗登基后，开始在年号款前加上朝代，以强化皇权。同时，朝廷派人督造御用瓷器，御窑厂正式诞生，此举使中国传统的官窑制度变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官窑与御窑并存的机制。
明 宣德 祭红刻花莲瓣纹卤壶
由于专供皇室，皇帝对瓷器的干涉控制更强，御窑厂的技术和生产力不断提升。宣德青花发色蔚蓝苍翠线条间往往有晕散现象效果如同水墨画。宣德青花上那些花卉、鸟虫瓷绘与宋人花鸟风格上存在诸多类似，显示出同期宫廷画家和皇帝本人绘画“以宋为宗”的艺术取向。
明 宣德 霁青刻花莲瓣纹卤壶
在此背景下，宪宗朱见深的即位可以说是中国御窑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在他治下，景德镇御窑厂成为了唯一的御窑，垄断了御器生产。皇帝的支持促成了各地制瓷技术和工匠向景德镇的汇集，当地瓷器质量由此飞速提升，推动成化时期的瓷器制造达到了顶峰，诞生了著名的成化青花和成化斗彩。
明 宣德 娇黄盘
明代世风的变革与转折
明朝历史前后呈现出截然的反差，前期的严肃冷酷到后期的自由奔放令人印象深刻。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相信，导致这种转变的诸多关键因素正是发生在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这也是自“唐宋变革期”之后由宋至清900多年历史中意义非常的社会变革期。而成化时期正是这一变化的起点。
明 宣德 青花描红云龙纹合碗
从洪武到宣德，宫廷瓷器在材质、器型、纹饰方面的变迁，记录了一个严肃朴素的古典时代的逐渐远去。当蟋蟀罐、鸟食罐这些带有赏玩性特征的瓷器出现在宣德朝时，昭示着明代皇帝从重视外在事功到返回内心世界的转换，一个日益注重精致享受、倾心世俗趣味的新时代已经若隐若现。
明 永乐 翠青三系盖罐
然而，相比宣宗时代的允文允武，重视外在事功，宪宗朱见深显然更加注重内心世界的丰富，喜好世俗生活。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成化时期的瓷器似乎更具“现代性”。
明 永乐 青花花卉纹镂空花熏
终其一生，朱见深周旋于自我、家庭与王朝使命之间。他倦怠皇帝这个工作退而回到内心世界。他痴迷于艺术和情感，通往世俗化的生活，执著于一个普通人的爱好。
明 永乐 青花花卉纹洗
清代官银 元代瓷器 南北朝瓷器尽在北京老琉璃厂
北京琉璃厂老古玩商中曾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六个子玉蛐蛐罐能换一对道光官窑粉彩龙凤碗。别小看这一只只小小的蛐蛐罐，它最能体现蛐蛐主人的身价，自古名家制作的蛐蛐罐都身价不菲，其中由赵子玉制作的在清末民初时就值百八十现大洋。
边饰辅以莲纹，纹饰严格依照左右对称，每一个细节处理以及线条使转，均能达到如镜影般完全相称、高度一致，可见工致非凡。
博山香炉也称博山炉，又名熏炉，是西汉时期常用熏香器具，可用来熏衣、熏被以除臭、避秽。图中的这个南北朝博山香炉高13厘米，直径11厘米，上下两层，可以自然启合。
民国刘子芬《竹园陶说》古瓷不重彩绘，所有之器皆纯色，市肆中人呼为一道釉。其实高贵之品，自以一道釉为古雅，青花亦较五彩隽逸。
明宣德时期御器厂仿烧哥釉瓷器时，底部用青花书写款识，可谓此品种的始创。哥釉青花于明代晚期较为常见，但烧制的器皿比较粗糙。
清朝的银两多以马蹄形的元宝出现，故亦称为宝银。经过熔铸，又可分为大锭、中锭、小锭，通称银块或银锭此外还有碎银。
世风渐薄，彩瓷风行一世，不知古意既失，价值自低，唐宋人尚青，明清尚红，近日西商则重紫，均窑紫器一枚价值万金，安得起古人而正之哉虽然彼亦有说以处之矣。
吴王夫差剑 为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前495－前473在位）时制造的一系列青铜剑。剑身铸有“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字样。
元釉里红是元代汉族传统瓷器烧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元釉里红是陶瓷装饰历史上重要发明之一。元代八方龙纹釉里红拔白梅瓶它为釉下铜红彩绘、拔白、打板、接胎而成，烧成难度大，氛围特殊性强
在蛐蛐罐收藏领域，有这样一个排名永乐官窑、赵子玉、淡园主人、静轩主人、红澄浆、白澄浆。由于永乐官窑以及赵子玉蛐蛐罐在目前的市场上已很难看到，因此明代的蛐蛐罐就成了珍品。
景德镇御窑厂的600年
古代景德镇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只是浮梁县治下的一个镇，并不具备构筑城墙的政治资本，即使它远较不远处的县城繁华百倍。令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是皇家瓷厂驻地的无比荣耀，明代御器厂、清代御窑厂均选址于珠山之巅、昌江之畔，所有的窑房与民居均以御厂墙根为中心，紧紧环绕，狭窄而密集的里弄形成环环相连的同心圆布局，即便再拥挤，这一大片成千上万镇民聚居的民房都断然不会在海拔上超越御厂围墙，以保证御厂始终处在俯视万民的优越姿态。
这座城市如同一只巨大的蜂巢，而御厂便如蜂王居住的神圣地方。虽然御厂绝不是皇宫，但却生产着皇家象征的御用瓷器，这也使得镇民们油然而生皇城根下的飘然感觉，也使得八方工匠趋之若鹜，即使不得不常常面对狐假虎威的督陶官员的征召、盘剥与压榨，但无论是墙内，还是墙外，生存似乎较其他地方更为容易，虽然，在很多时候，这只是看上去很美。
立墙
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区的大战，使明朝开国大帝朱元璋早在元末时期就应该对景德镇这一产瓷名地有着清楚的认识。镇守浮梁的朱元璋手下大将于光即在此地设有军窑，专烧军需陶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朱元璋建立起大明帝国时即着手开始御厂的建立，而不必等到其身后的洪武三十五年，也即建文四年。因而，在众多纷纭的明代御器厂建立时间的版本中，笔者还是倾向于洪武二年的，至少，即使没有御器厂之名，亦应有御器厂之实。
宋元时期，在浮梁县境内，景德镇只是众多生产瓷器的集镇之一，其声势实际上还不如湖田或湘湖等南河流域其他集镇，而自御厂立，浮梁县境内其他诸窑逐渐衰败并向景德镇转移和集中，可见皇家权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过，这种凝聚力只在明代中后期才逐渐形成，而从明早期来看，各地窑工完全处在观望状态，面对这样一个新生的皇权事物充满敬畏甚至恐惧。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令窑工们避而惟恐不及，这座对小镇来说显得巨大的御器厂的建设是否涉及强拆事件不得而知，但强征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明《江西省大志·匠役》言：“上班匠，籍匠户例派，四年一班，赴南京工部，上纳班银一两八钱。遇蒙烧造，拘集各厂上工，自备工食。”这即是所谓的轮班匠制。对于散布于浮梁各地的窑工们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四年一轮的赴京上班实在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这是正班，到御器厂工作则并非正班，窑工们自然可以拒绝，然而“拘集”二字却分明地证实了官府血淋淋的强征事实。
不过，能“有幸”被强征者必是高匠，大约区区三百余名，明《江西省大志》记曰：“御器厂23作，有工匠334名。”但所有的窑工都有被强征到御器厂的概率，这种强迫劳动的手段确实令人不齿，因而至少在明代早期，并没有多少民窑斗胆聚集于御厂墙根下，处在极弱小的状态，湖田的窑火依然鼎盛。
御器厂的产品虽然仅供皇帝专用，绝非商品，但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却显得超强。尤其是在明早期，害怕民窑剽窃已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甚至常以杀头令来明令禁止民窑生产某些产品，当然其本质目的是防止贱民们有辱皇家威仪。
明宣德早期，御器厂已库存了数量颇大的洪武、永乐时期的落选御瓷，不得不考虑处理事宜，督陶官丝毫不敢怠慢，打碎以后选择在平地仔细掩埋。此后，从宣德直至明中期，这一处理方式都得到延续，只是越来越显草率，明代中期时已混同于其他窑业垃圾之中，而明代晚期则几乎无迹可循，这表明在明代晚期出现了贪婪而大胆的变卖落选御瓷的行为。
晚明的嘉靖、万历二帝在位时间极长，但头脑显然与明早中期帝王相距甚远，有如此不精明的皇帝，御器厂出现集体侵吞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向御厂墙根聚集的窑工数量也突然猛增，嘉靖时期已是“主客无虑十万众”，并出现了大型手工工场。这种非正常的增长，表明御器厂的督陶官员们及地方官员们已从单纯残暴的压迫和钳制转向官商勾结，甚至直接投资，而其间很可能也涉及到炒作房地产的行为。
晚明景德镇暴富的消息不胫而走，以致“弹丸之地，商人贾舶与不逞之徒皆聚其中。”这似乎是御器厂愿意看到的现象，既可趁乱敲诈勒索，更可将本应是御厂烧造的部分瓷器强迫转嫁到民窑中烧造，从而大发其财。由于晚明景德镇瓷器几乎垄断了国内外市场，民窑工场主们即使被大肆盘剥却依然能够获取丰厚利润，而即使是个体户亦能安然度日。
《醒世恒言》中即说到了这样一个小业主：“就其中单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个窑户，一个做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瓷坯，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俱能度日。”虽是虚拟，却极形象地表述了晚明景德镇小民的讨食生活。
官、工、商、民之间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使大家都能够相安，保持一种表面的繁荣，直到更为残暴贪婪的潘相的到来，这一切平衡瞬间被打破。
清代康熙御窑瓷器款识之我见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顺治朝御窑瓷器所见很少，康熙朝初期御窑瓷亦不多见。这也许是因为这时正是从明到清改朝换代的过渡时期，御用瓷器生产这类区区小事，不可能被顾及到。直到康熙18年之后，天下基本安定了，才出现了御窑瓷器发展的高潮，也就为清三代瓷业成为中国瓷器发展史的顶峰打下了基础。
康熙18年前的款识很少见，仅见有一种“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横排款。其熙字写法与现代写法相同（即熙），也叫古熙字，是历来各朝代沿用至今的写法。例如五彩山水纹碗活动底座上的青花款识属于此类（图一）。
康熙18年后，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御用瓷器有摔打跌破的可能，康熙帝认为朝廷称号被打成碎片是很不吉利的大事，故下令停止用康熙年号作款识。这是康熙中期（即康熙19～40年）御用瓷器款少的原因。但是，总得有个办法可以用来表示御用瓷器，因为从瓷器本身来说，有些民间定制瓷器（例如达官贵人家庭用瓷）的档次与水平并不见得低于御用瓷器。于是就采用划双圈作为御用瓷器款识的方法。也就是说，有双圈青花款识的，都应划属御窑瓷的范围内。
此外，在这一时期，御窑还烧制了许多仿明瓷，故有不少“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宣德年制”的仿明款识。
到了康熙40年——从康熙40年至康熙61年，算作康熙晚期，御窑瓷器质量大大提高，数量也成倍增长，此时才容许所以本朝款识。但仍有顾忌，仍然担心打碎底款的不祥预兆，所以便将“熙”字加一笔，改写成“熈”字（见图二）。这是汉字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熙”字的异体写法。今天所见的康熙御窑瓷有此款识的极多。
这一时期，除了“熙”字写法的变化外，康字的写法也不一样。六字双行款的康字下部一般是一竖直勾、一点一挑、一撇一捺。
四字款“康熙御制”出现在珐琅彩器上，一般有三种写法。一种是当康字下部为“水”字时，御字中间上部则首先是一撇，成为“午”字头的头两笔，下部是一个竖出头，最后一横写成一横提的正字（图三）。另一种是康字下部为一直勾，左边一点一挑、右边一撇一顿捺（或一点），御字中间上部则是一个“十”字，下部为一“正”字（图二）。还有一种是康字下面左边为一点一挑，右边为一撇一捺，御字与第二种写法一样（图四）。
总的所来， 康熙款识均为楷书，只有六字和四字款两种，尚未见到有篆体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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