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窑又称为:湖南长沙铜官窑、长沙铜官窑、铜官窑、瓦渣坪窑。现在我们称之为”长沙窑”。
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过多次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基本搞清了唐代长沙窑窑区的范围。它北起望城县(今为长沙县)铜官镇,沿湘江东岸的十里河滨往南延伸至石渚湖一带。在望城铜官镇至石渚湖,两端相距约五公里的地域内,大分为3个窑区:即铜官镇窑区、古城窑区、石渚窑区。铜官镇窑区位于今长沙市北三十公里处的湘江东岸,窑区分布在铜官镇北部,在沿江千余米的地带至今仍保存有4处烧窑遗址。石渚窑区则在铜官镇南面的石渚湖南岸 ,与古城窑区(即瓦渣坪窑)仅一湖相隔,约一公里左右。古城窑区位于这两者之间,在铜官镇南五公里处,地属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历史上即称为“古城”。由于当地窑址密集,遍地都有破碎的陶片,俯拾即是,当地村民相沿俗称此地为“瓦渣坪”(以前常被划归入石渚窑区)。这里是长沙窑生产釉下彩绘瓷器的主要窑区,占地面积约二十万平方米,北抵觉华山,西南滨湘江,东南临石渚湖。在这一片三角形地域内的数座保持着自然地貌的小山丘上,尚可见匣钵堆积的“窑包”十多处。瓦渣坪是挖泥段、蓝家坡、廖家屋场、都司坡、长城垅(又名“金鸡岭”)等地的总称。
1·器物的种类和造型
长沙窑彩绘瓷器的种类和比较丰富的,除大量的生活日常用器外(无论是内销还是外销),文房用具和玩具类也是比较丰富的。具体的器物造型有壶、瓶、碗、盘、碟、盆、杯、洗、盏托、盂、水注、枕、盒、唾盂、灯、炉、烛台等,文房用具有:镇纸、笔洗、笔添、砚等。玩具类有:动物、玩具式水注、鸟、兽、人物等。
2·器物的胎、釉、彩
器物的胎壁一般由厚重趋向轻薄,晚期有些器胎趋向粗笨。胎骨结构细密坚硬。胎色呈浅灰色,犹如香灰色,或呈土黄色(也称浅褐色),这是由胎中铁的今量比较高,以及窑炉中的气氛决定了的。胎质较粗,白度不高,淘洗不精。长沙窑所采用的原料为瓷石类原料,是一种富氧化硅质的制瓷原料,今氧化硅达70%左右,今三氧化二铁达1.5~2.5%,今钛也较高,绝大部分产品实际上是一种瓷化程度不高的半陶半瓷制品,严格地说是一种“炻器”。
绝大多数器物胎上涂有一层化妆土,化妆土不仅能增强胎体的致密度,也可以增加瓷胎的白度,在化妆土上绘画花纹,更能衬托出彩料的呈色,达到彩绘美 的预期效果。
长沙窑器物的釉是以磷灰石、方解石为熔剂的,即以氧化钙为助熔剂。由于釉层较厚,器物下部的釉多呈现滞流现象。施釉方法主要是荡釉、浸釉、淋釉、滴釉和涂釉、有些产品还兼用数种手法施釉。釉面莹润光泽。
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的釉色大体上有米黄、浅青、乳白、褐、绿五个大类的色调。釉层厚度在0.05~0.4毫米,多数有细纹片。白釉瓷器则白中泛青,釉层较厚,色泽莹润者不多,有开片的不少。
长沙窑釉下彩绘的彩,有褐彩、绿彩两大类,还有一种红斑,但为数甚少。长沙窑的褐彩、绿彩所使用的助熔剂以氧化钙为主,其含量在14~21%之间,属于氧化钙釉系统。主要着色元素只有铁和铜两种。如长沙窑的绿色釉彩中很少有透明的绿色,绝大多数为乳浊的湖绿或绿松石色,其中少数绿中泛蓝。而褐彩中的氧化锰高达3.8%,除了一部分是从草木灰中引入外,大部分是从某种含锰的铁矿中引入的。
在绿彩的边缘部分有时也会出现红彩,在有些绿彩中还存在用肉眼不易分辨的红色斑点或流纹。这些红色斑点或流纹,是铜 红。铜 红釉彩对温度、气氛、冷却速度、铜含量等因素极为敏感,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铜 红。绘于典型釉下彩生胎上的彩绘色料支很薄,一般只有约0.1毫米厚,而长沙窑器上所施加的彩绘色料层比典型下彩的色料层要厚得多。
褐红色的釉下彩是铜和铁两种离子混合作为着色剂而形成的色调。绿色和红色的彩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砷,可能起还原的作用。釉下颜色的变化与烧成气氛和铜、铁离子在釉中的浓度有密切的关系。钴蓝色上罩以青黄色釉,即黄色与蓝色重叠在一起而构成了绿色。
3·烧制工艺技术
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物大多数是以辘轳制为主,附件和零件(如罐耳、壶板、贴花)等大多是用模制,分单模和分模。少数器物手捏制成。正常烧成温度为1220±20℃,其中少数的釉虽然已经玻璃化,但胎仍属生烧,烧成温度吸有1170℃左右。胎的吸水率多数介于0.8~2%之间,个别生烧的则达到7%左右。窑中气氛不均匀,多数情况下是偏弱的还原焰,但有时也出现氧化气氛,是高温氧化焰烧成的一种,使用卧式龙窑烧成。装烧方法有单件装烧和多件叠装烧。两 种主法装烧的器物底部,均隔以大小相宜的垫饼、垫环或托珠,烧成后一般不留存痕迹。
4·器物装饰的主要特征
器物装饰是以釉下彩斑和釉下彩绘两种主要形式来装饰器物的。釉下褐色斑点——先在胎坯上点褐斑,然后施青釉。烧成后釉面平整,褐斑永有脱落。褐斑又可分两种:一种为大斑块或大斑点(常用在壶和罐的的口部或肩部,画三四个大斑块或大斑点);一种为小斑点,在壶、罐的器身上用连接成串的斑点组成菱形、斜十字或方形等图案纹饰。
釉下褐绿色斑点——斑点的排列方法是褐绿相间地连接在一起组成斜方、四方、六方和环状等多种图案纹饰。也有褐绿彩大斑点装饰在壶的上部。釉下褐绿彩是长沙窑瓷器中最美的一种,也是烧制过程中烧成技术最难掌握的一种,烧好它必须熟练地掌握三种金属的变化。
釉下绿彩——这种装饰一般用白釉或青黄釉。白釉绿彩的装饰分两种:一种是在瓶、罐或壶身上任意画几笔似云霞或水波状的花纹;白釉绿彩的绿彩应是铜元素呈色,白釉柔和,绿彩淡雅,配合协调。青黄釉绿彩也有两种,比较简单的是任意画几笔,图案比较繁复的即在器物上面画象征性的花草或花卉纹。这类青黄釉绿彩器的绿彩,有的是钴蓝+青黄釉而显绿色。
釉下褐绿彩绘——是长沙窑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制法分两种:一种是用褐绿彩在胎上平画花鸟纹;另一种是在胎上先划刻花鸟的轮廓,然后在轮廓线内填褐绿彩,最后再施青釉。
长沙窑釉下彩绘以线描为主,图案装饰采用点彩和多彩互渗等手法。线描装饰用笔和用色趋向规范化,常用的线条有:铁线式、棉线式、复合式。铁线式线条多用于“没骨画“,90%呈绿色,常用作填补轮廓线中的色彩。复合式线条系铁线式与棉线式两种线条的配合使用,一般用绿色棉线式线条色画轮廓,再用褐黄色铁线式线条描绘细部,绿色轮廓与褐黄色细部相衬托。
用色以多彩为主,单彩次之。一般使用点、线、块的表现手法,而以彩线为主。点、线交替使用,块、线组合使用,有时兼用泼墨与渲染,因而具有在宣纸上画水墨画的效果。
5·装饰纹样题材
装饰纹样题 材分以下几类。
人物纹样——有婴戏、竹林七贤、外国女郎、异国情侣、袒腹者。
动物纹样——飞禽有雀鸟、长尾鸟、凤鸟类、雁、鹭、鹤、孔雀、鸳鸯等。走兽有狮、豹、鹿、獐、羊。象征性的动物有鱼龙、龙、摩羯。
植物花草类纹样——莲花、蔓草、水草、芦苇、宝相花、菊花、紫槿、石榴(状)、菠萝(状)、兰草或芝草、折枝(茨菰、羽状叶、荷花、蒲葵、牡丹等),是釉下彩绘中最多的一种,常画于壶流下碗、盘内底中心、枕面等。绝大多数为褐绿彩绘莲花。
云气山水画类——有云山、帆船、树木、茅庐。
图案画——由圆斑点组成方块形、斜十字形、菱形。桃形、圆形以及云霞、水波等图案。多见于壶、罐上,尤以罐为多;线画图案,多为荷莲,主要绘于盘内底中心;非点非线,略同剪贴的图案,多见于唾盂上。
在今湖南长沙市铜官镇,又名铜官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少量的白釉、褐釉、酱釉、绿釉和蓝釉等,是唐代南方的重要青瓷窑。
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胎呈灰白或青灰色,少量黄褐和微带红色,后者往往再敷一层化妆土。胎体较疏松。(2)釉色多种,以青釉为主,青釉青中带黄色者为多。釉面均有细小纹片。(3)产品以盘、碗、碟、杯、壶、瓶、灯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还有猪、羊、马、狮、青蛙等玩具。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圆润柔和;后期趋于秀丽。以壶为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卷唇或唇外折,多棱短流,单曲柄,条形横系竖系。后期多为瓜棱腹,喇叭口,细长颈,圆管长流,双曲柄,模制印花耳系。(4)装饰技法有釉下、釉中彩绘及印花、贴花、彩色斑点等。釉下、釉中彩绘初期形式是单一的褐彩,绘以简单草率的花草纹,以后逐步演进到褐、绿两种彩色,一种是以笔直接绘画纹饰,另一种是在胎上先刻划纹饰轮廓,然后在刻线上填绘褐绿彩。以彩色斑点作装饰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的纹饰,大圆斑有褐色、褐绿色两种,小斑点则多数为褐绿或褐蓝相间的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双鱼、葡萄和圆景等,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晚唐出现印花装饰工艺,主要见于盘、碗、碟的器内,纹饰以花卉居多,较简练。此外,以诗和商品宣传文字为题材的装饰也多见。(5)碗、盘、碟一类器物采用叠烧,器心与器底均无釉露胎,很少使用支具垫烧,故烧成后一般都不存在痕迹,仅个别喷心发现3枚支钉痕,其中一部产品在露胎部分加彩遮盖美化。
此外,盘心有作方块状露胎的。盒类器物平底外凸,口沿及底无釉露胎。罐类器物则平底内凹,一般器外底中心有釉,中心以外无釉露胎。
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专家考察时,考虑到窑址紧挨铜官镇,而铜官镇烧制陶瓷又有悠久的历史,定名为铜官窑则大有追根溯源之意。然而,随着对长沙窑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一些专家认为“铜官窑”的名称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二:一是现在的铜官窑烧造的是陶器,而唐朝的窑烧造的是瓷器;二是“铜官”的地名太小,远不能与唐朝这个窑口的市场范围及历史影响相匹配。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古陶瓷专家们的斟酌,遂以“长沙窑”作为这个窑口名称,但古陶瓷专家仍有不同意见,因此遗址保护牌上还是兼顾各方观点而铭以“长沙铜官窑”的名称。最早来考察这个遗址的专家,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界权威冯先铭先生也曾提出过命名“潭州窑”较好,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没有采纳。
那么,现在用得最多的名称“长沙窑”是否得当呢?“长沙”一名,秦朝已有“长沙郡”,汉朝有“长沙国”,即使到了唐朝,“长沙”的地名也始终存在。武德三年,唐高祖曾封李世民之子李恪为长沙王;天宝元年,此地改名为“长沙郡”,唐太宗的重孙李岘便当过“长沙郡太守”;唐朝著名书法家怀素在他的自述帖中就说:“怀素家长沙”,而并非“家潭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潭州“有府一,曰长沙”。
湖南省的古陶瓷专家对长沙窑的创烧年代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安史之乱前后,兴盛于中晚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隋唐时期创烧,延续于整个唐朝和五代。不管哪种观点,长沙窑的创烧时期正是此地名为“长沙”之时。
由此可见,定名“长沙窑”也不是没有讲唐代地名的历史渊源。而且,以历史地名的影响力来看,“潭州”之名远不及“长沙”名字的历史悠久和深入人心,对宣传长沙市而言,恐怕“长沙窑”的名字更为有利。
最后补充一点,曾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是官窑性质。古陶瓷学术界所指的“官窑”是专门为皇帝烧造瓷器的窑口,并非官府管理的窑口就是“官窑”,连能够向皇帝进贡瓷器的“贡窑”都不能称为“官窑”。要证明“长沙唐代潭州窑是官窑”这个命题,我们以为还是要从实物中去寻找证据。最近有人发现了一片写有“窑司垸子”的长沙窑瓷片,窑司是官府中专门管理窑业的部门,由此便能够证明当年确实有官府在管理着这片规模庞大的瓷器窑场。
中国长沙窑于1956年被发现,举世皆惊。因为过去 “不见于文献记载”,连唐茶圣陆羽对它也忽视了。长沙窑真是一颗被淹没的陶瓷明珠。9月25日,我应邀到长沙窑窑址实地考察,在当地文物库房里又看了许多实物,亲手抚摸了这些国宝。长沙窑的瓷器式样变化之多,超出了人们的想像。长沙窑的辉煌使它在唐代瓷器中独树一帜,它所创烧的铜红釉和釉下多彩瓷,突破了越窑青瓷单一的青色,形成了多色釉、彩绘、点彩、模印贴花和诗文题记等五大装饰艺术特色,极大丰富了唐代瓷器的装饰艺术,为后世制瓷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召开中国长沙窑国际学术研讨会要解决哪些问题?它对火热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有何实际意义?
长沙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地专家研究的成果将进行交流,对长沙窑的历史、器型、图案装饰,湖南专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绩,借此也可以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这次会议主要研究装饰的内容和手段,及对中东陶瓷生产的巨大影响。此问题国内外学者研究很不够,我读到有些海外专家写的书,认为九世纪前,中国给中东最大的影响仅仅是白瓷,如邢白窑等,错误地以为中国的陶工认为有白瓷已经很满足了,而中东的窑工才是艺术家,发明了陶器彩绘,真是莫名其妙,这说明他们不了解长沙窑的特色。我们研究也不够深入,用比较的方法研究陶瓷,回答中国陶瓷器对世界的影响,可以确实帮助我们搞清楚九世纪同中东的关系,了解中外贸易交往历史,进一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
中国长沙窑始烧于中唐,盛于晚唐,衰于五代。笔者曾研究过长沙窑兴盛的原因∶唐中期发生的“安史之乱”,导致中原地区的瓷器工匠纷纷南下避祸,出现了“两京衣冠尽投江湖”的局面,如诗人韦庄《湘中记》所言∶“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 他们带来了唐三彩、邢瓷、金器等先进技术和工艺,促进长沙窑的发展。为此我还写了《烽烟催生长沙窑》一文(收入拙作《人间瓷话》)。长沙窑衰败的原因,根据我实地考察的情况,我想可能当地燃料发生困难,周围山林并非广袤无垠的,而长沙窑的烧瓷数量之大,十分惊人,林木大概被砍尽伐光了;另外一个原因唐五代的战乱,外销受到极大的影响,市场的萎缩,使长沙窑大伤元气,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我近来一直思考的问题?不知道汪老如何看这一问题?
这是历史问题,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同地区在同一项目上会产生突破,如北方巩县窑产生了唐青花,长沙窑出现了釉下彩,因为唐青花也是釉下彩。不同的是北方用钴料,南方用的是铁、铜。战争因素当然可以考虑,唐代官吏的陪葬品是实行供给制,根据等级领取大小不等的唐三彩。“安史之乱” 后,朝廷财政困难,供给制自然消失。原来生产唐三彩的工匠各奔东西,不少人来长沙窑是可能的。我认为不能单一的看问题,要加以全面地审视。长沙窑始烧并不是中唐,隋代就是南方重要的窑址,是岳州湘阴窑的前身,也是青瓷生产的基地。长沙窑大量出口中东是事实。唐五代出现了战乱,导致出口受阻,加上中国士大夫文人喜欢单色瓷,单色瓷比较高贵典雅,而不喜爱色彩斑斓的彩瓷,这都是长沙窑萎缩的重要因素。
长沙窑是我国生产外销瓷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分布很广,出土数量最多的是江苏扬州。唐代的扬州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波斯、阿拉伯商人来此经商的很多。1975年扬州唐代遗址发掘,出土唐代陶瓷片达15000多件,其中长沙窑瓷片不少。不少产品很可能是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定制的,装饰图形中出现了椰枣、娑罗树等亚热带植物,捏塑中出现唐以前罕见异国裸体人物,如蓝眼高鼻、满脸髭须的胡人、骑士等,还有书写的阿拉伯文,如“真主最伟大” 等。可见长沙窑的产品是根据订单或是样品生产的,也是产销对路的。伊朗、伊拉克等13个国家考古中出土了长沙窑瓷器,出土的遗址,很多是国家重要的寺院和宫殿,而不是民间聚集地。这说明很可能是官方的贸易,大量出口使唐王朝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听说在印尼唐代沉船里也发现大量的长沙窑精品。你是怎样看待长沙窑外销现象的?我们今天应该给长沙窑怎样的地位?
长沙窑同外销关系十分密切,我们要研究外销的刺激的作用,不能忽视,这一环节研究的很不够,无论从史料角度,还是实地考察都不够。但长沙窑在世界上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对中东的彩釉影响到多大程度,我们还无法猜测。长沙窑出口的产品中大量是彩瓷,波斯商人很会做生意,贸易做得很大。他们订了长沙窑,到河南巩县窑订了青花瓷,还订了邢窑等白瓷,然后组装船运出海。这次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沉船,就装有大量的长沙窑精品,海船不是中东的,也不是中国的,而是雇用印度的船,发现沉船是用椰子的壳做的。中国商人相对来说,生意做得还不够大。这也许同中国儒家文化“重农轻商”的理念有关。政府主要通过对进口中东香料、出口瓷器、丝绸等加以征税,来获得财政收益。在大量外销刺激下,长沙窑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士大夫文人往往对陶瓷工匠不屑一顾,很多事情都没有记载,如这么重要的唐青花、元青花,都不当一回事,实在可惜。这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一定困难,我们中国学者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去还长沙窑历史的本来面貌。
长沙铜官窑又称铜官窑、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境内,为唐五代时期民窑,现仅存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釉下彩瓷器,证明了这里是釉下彩装饰工艺的发源地,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1988年,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遗址位于湖南省东北部的长沙望城区铜官镇和丁字镇一带,沿湘江东岸分布,分铜官镇和石渚湖两大窑区。历史上长沙窑并未见于任何史书的记载,但据研究,它应从岳州窑发展而来,始于唐初,兴盛于中晚唐,而衰落五代末期至宋代初期。它是一处民间的瓷窑,早期以烧制盆、碗、罐、壶等生活器具为主,后来也兼烧镇纸、砚台等文房用品和动物造型的玩具。其制品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不少出口,远销至日本、朝鲜、暹罗、南洋甚至西亚、非洲等地。
长沙窑早已废弃达千年之久,目前仅存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已发掘了19处瓷窑,最大的达万余平方米。不少遗址内瓷器碎片堆积如山(自古瓦渣坪的地名由此而来),最厚的达4米之多。其中较典型的是陈家坪窑,它是一座龙窑,依山而建,窑床为斜坡式,长34米,宽4米,坡度约20度。其火膛、火门和风道、烟道等均为砖砌,窑底部有多层烧结面,窑内还残存一些窑具。
长沙窑附近曾有着丰富的瓷土,部分采矿洞坑留存至今。现在古窑周边的制陶业依旧比较发达,部分小型作坊还在使用传统的工艺进行生产。
长沙窑的时代大致可上溯到初唐,中后渐盛行,晚唐鼎盛,衰落于五代末年。窑址包括铜官镇和石渚湖两个赛区,北端依山临江,南端沿江面湖,相距5公里。铜官镇窑区沿江千米,有残存窑场多处,出土以碗最多。石渚湖窑区面积 100多万平方米,现存20多万平方米。窑址区有采掘陶土的洞坑,其中最大一处长85米,深6.5米,宽35米。有废弃窑包,现存13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取得唐元和三年(808)纪年铭文和不少釉下彩绘画、题字诗文的瓷器.1978年50多天的调查发掘中。获得遗物 2223件,按器形分44类,款式规格在百种以上。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占很大比例,有413件。实用器物、窑具、工具以轮制为主。瓷器胎多灰白,胎表大多涂有白色衬釉,瓷化程度高.纹饰有人物、山水、花草、云气、鸟兽等,美观大方。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唐代商业都会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浙江宁波),以及江淮流域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已有不少出土,在朝鲜、伊朗、日本、印尼、埃及也都有发现。
与国内同时期的陶瓷相比,长沙窑瓷器显然被“南青北白”的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所遮掩,但长沙窑的印记可称得上是“中世纪的绝唱”。关于长沙窑的名称定位,也有过困惑。而围绕这一名称的相关链接则有“岳州窑”、“瓦渣坪窑”、“湘瓷”、“铜官窑”、“石渚窑”等。“岳州窑”一词的出现较“湘瓷”要早。“茶圣”陆羽[唐肃宗上元(760年)前人]在《茶经》中提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上,殊不为然。”唐代“岳州窑”瓷器1952年在湖南省的湘阴县的铁角嘴找到了窑址。比陆羽晚的唐代诗人刘言史(9世纪初)在《煎茶诗》中写道:“湘瓷泛轻花。” “石渚窑”的出现又在前两者之后,9世纪中期的唐代诗人李群玉在《石渚》诗中写到石渚一带烧制瓷器的情况: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湘浦,即今天的石渚一带。1956年在湘江岸边的铜官石渚瓦渣坪一带找到了“长沙窑”瓷器。“铜官”一词出现更早,在《水经注》中记载:“铜官山西临湘水。”可见,这个命名为“长沙窑”的瓷器包含了“铜官”、“石渚”和“瓦渣坪”三个含义。也就是说,长沙窑瓷器的名称界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包含了以上各个名称的内涵,只不过是这一名称的时空不同而已。就像我们对“越窑瓷器”的命名一样,中国瓷器的命名很多是指瓷器的窑系,而非具体的某个局部瓷器产地。窑系的归位是拥有相同的瓷器特征和有遗传基因的瓷器脉系及延续关系。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与许多文化形态一样,瓷器本身就包容了很大的文化容量。瓷与茶、瓷与酒、瓷与绘画、瓷与书法、瓷与诗等构成了复杂的文化综合体。长沙窑瓷器在中国的瓷器舞台上较早地让我们领略了这种情怀和辉煌。
唐诗是中国文化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承载着大唐的兴衰和荣辱,也托举了中国文学的光华和璀璨。长沙窑瓷器上出现的唐诗诗文,没有理由不让我们相信这承载唐代主流文化的载体之一——长沙窑瓷器的重要性。作为工艺美术的瓷器在与融会东方哲学精神和情致的诗学意境里得到了提升,这一方面告诉我们长沙窑瓷器透析出来的社会风尚和文化趣味,同时也说明了在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独占风头的唐代社会里,长沙窑瓷器在试图跻进主流文化里保持了一分独特和个性,也因此得到了海外和时人的青睐。唐代以前瓷器上的装饰比较少见,而以诗文装饰则更少,可以说是长沙窑瓷器开创了诗文装饰的新局面。
在“诗言志”的哲学思潮影响下,唐诗被赋予了很多的社会意识和人文责任,它不仅是文人遣怀和抒发幽情的软载体,更重要的是时代情境和社会状态的一面镜子。这些唐诗的内容折射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有边塞生活,也有文人雅趣;有商贾市井,也有婚姻爱情;有离别友情,也有仕途坎坷等。如杨师道《南行别弟》:“万里人南去”、张氲(713—756)《醉吟三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等等。
从这些诗文可以看出,唐诗文是长沙窑瓷器重要的装饰内容,随着它的外销,也将这些诗文传到了海外,传遍了全国。
长沙窑瓷器与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是中国较早输往国外的三大陶瓷品种。随着长沙窑瓷器的国内外输出,这一独特的陶瓷装饰形式也在第一时间传达了一种信息:唐诗中所包孕的文化、心绪、责任和社会意识。考古证实,长沙窑瓷器在国内的十几个省份有发现,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在长沙窑瓷器的视野中,我们在发现这些醒目的诗句外,也有很多的谚语、俗句等。除了与其他同期瓷器不同的文字装饰外,也有大量的动植物纹饰,俨然一个欢快的动植物乐园。也有如一幅幅精美的异域风情画,无论是在中国瓷器史上还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长沙窑瓷器都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的彩瓷发展到唐代,可以说是有了重大的突破。尤其是唐代创制的三彩瓷和以釉下彩绘闻名于世的长沙窑彩瓷,以及唐钧花釉瓷等,均以其色彩丰富、气象万千而成为古代艺术宝库里的珍品。唐代的彩釉瓷因其色彩绚丽、精美绝伦,又历史久远,存世量不多,因此,收藏价值不凡。于是,市场上以假充真的赝品就层出不穷,收藏者务须认真鉴别,谨防上当。
在唐代的彩瓷中,长沙窑彩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始烧于初唐,兴盛在中晚唐,终结于五代。长沙窑彩瓷的出现,既代表了中国陶瓷从注重釉面装饰到注重釉下彩绘的审美追求的一种新发展,它又是应承当时外销出口的需要,是当时最著名的一种外销瓷,是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一个实证。因此,在鉴识时要充分地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形制到装饰,长沙窑除了展现出了中国古老文化的发展以外,也融合了很多西域的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和印度佛教等的艺术元素,这些在鉴识中都要予以充分的关注。
从胎釉角度看,早期的制品胎质较粗疏,呈灰黄、暗红或青灰色。中期以后胎质稍坚硬,色呈深灰或浅灰。胎体一般显粗厚。但长沙窑的壶、罐相对显轻薄,且在内壁留有瓦棱状的轮旋纹。仿品常忽略这一制作特征,且胎壁往往做得过厚,胎体显重。仿品对胎质常把握不好,不是过粗,就是过细;胎体不是过重,就是过轻。
长沙窑彩瓷施釉早期为米黄、姜黄,中期以后青色加重,为青黄或青绿。壶罐的外壁施釉不到底。为绘画需要,在胎釉之间,均施一层薄薄的白色化妆土,然后在这上面作画。仿品常无化妆土。和唐代其他彩釉瓷一样,长沙窑彩瓷釉面大多有流淌现象,且在放大镜下均可见器身上布满了细小的鱼子纹开片,且开片内可见腐蚀之痕和个别爆裂之处。壶类制品的短流口沿和模印贴花的贴塑折角之处应有爆釉现象,这也是长沙窑瓷真品的一个重要特征。仿品常把开片做得偏大,过分明显,开片中不见腐蚀痕迹,短流和贴花的交楞处也没有爆裂现象。
还有一点,长沙窑彩瓷的釉下绘画创意独特,线条灵活而流畅;模印贴花的刀功熟练,刻画生动。这是最难仿制的。仿品常在这些地方露出马脚。仿品的褐彩模印贴花人物器常常是褐彩淡而无力,人物形态呆滞,刻画线条模糊,形象缺乏精神。人物的衣褶之处也不见剥釉现象。
鉴识唐代彩釉瓷,要从胎釉特征和制作工艺等多方面去全面考察,要仔细去发现现仿品人工仿造的痕迹。比如,真品的棕眼自然,大小不一。仿品常无棕眼,或以人为做出。在形制造型的大小范式、比例协调,以及做工的精细程度等等方面。凡遇刻意精工之作,就要小心,因为,古代制品技艺娴熟,随心所欲,瓷品反而有粗糙厚薄不均之态。再,现在仿造技术高超,即便所有特征都对,也要看看是否有真正的旧气?有否人为的痕迹?不然,就容易吃药。
地处安徽省西南、长江中下游北岸的安庆地区,墓葬中时有长沙窑器物出土,品种有壶、罐、碗、玩具等等。图为怀宁县一唐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长沙窑褐绿彩双系罐。此双系罐高18.5厘米,口径15厘米,腹径17.5厘米,直颈,口沿外侈,窄肩,直腹,底部内凹,肩贴双系,双系两面用褐绿彩点绘相似的斜方形状图案纹饰,斜方纹内用绿彩点绘波浪纹。整件器物形体大方,修胎规整,釉层莹润光滑;为衬托出彩料的成色,达到其彩绘美的效果,器物胎上涂有一层化妆土,起到了增强胎体的致密度和增加瓷胎白度的作用;同时纹饰采用点、线表现手法,水墨晕散效果的抽象图纹,给人以丰富的想像空间。是一件难得的唐代长沙窑珍品,2004年安徽省文物鉴定站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现收藏于怀宁县文物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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