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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世家官窑梦
龙泉官窑礼品
龙泉官窑瓷器
赖建平是青瓷世家第八代传人，他的人生轨迹、他所有的梦想和追求都与“龙泉官窑”的振兴交织在—起。
陶瓷界的“中华老字号”
2006年10月，北京。阳光和煦。国家商务部“中华老字号”授牌仪式在北京饭店举行。一位身材颀长、浓黑的剑眉下眼睛炯炯闪光的男子，步履快捷地走上主席台。他，就是“龙泉官窑”的掌门人赖建平。
欢快的乐曲响起来了，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从赖建平心头涌起，他很想有人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这时，父亲赖自强的身影飞快地闪入他的脑幕。为龙泉青瓷奋斗了—辈子的父亲，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得终生难忘的记忆。那是1959年的10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日子里，赖自强带领同仁设计制作的100套“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茶具和200个花瓶，入选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纪念品，在首都人民大会堂展出。40多年后，由儿子赖建平来北京见证龙泉青瓷的新辉煌了。在欢快的进行曲中，赖建平接过沉甸甸、光灿灿的“中华老字号”铜牌，也接过了历史的评价和国家的信任。
在全国陶瓷界，唯一获得“中华老字号”称号的便是“龙泉官窑”。龙泉官窑是千年窑火炼铸成的珍宝，是一代代龙泉青瓷人所憧憬的民族瑰宝，是值得保护和创新的文化精粹。
授牌仪式结束后，赖建平去听文化部请来的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演讲。舒乙的话说到了赖建平的心里：“中华老字号是民族的东西，是几千年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你们作为掌门人，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演讲结束后，赖建平向舒乙递上了名片及龙泉官窑的资料。随后又专程前去拜访舒乙先生，向他述说了龙泉官窑的历史和现状，说起祖上对龙泉窑的贡献，说起窑史与家史难分难解的联系。舒乙听着介绍，频频点头，连声叮嘱要“坚守祖业”。回到龙泉不久，赖建平收到舒乙寄来的题词“朴瑜至美”。
在北京期间赖建平还专程拜访了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吕济民先生。交谈中，赖建平介绍了近年来在挖掘龙泉官窑传统的基础上，下工夫创新官窑瓷品，使新打造的“官”字品牌瓷品已成为外交礼品的经历。吕济民先生频频点头说：“据我看，‘龙泉官窑’瓷品的各项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准，可以与古代龙泉官窑媲美。”得到吕济民先生的认可，赖建平颇为欣喜，后来又得到吕老寄来的“龙泉官窑瓷中精品”的题词，更是喜上加喜。
他还得到冯骥才“龙泉官窑民族瑰宝”、邵华泽“青瓷耀中华珍品数官窑”、肖峰“龙泉官窑南宋遗韵”、邹德忠“官藏奇绝千年韵窑出精妙万世传”等名人题词。文化名人对龙泉官窑的赞誉，也是对赖建平传承和光大官窑瓷业的高度肯定和支持。
青瓷世家在浙江的不凡经历
清代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一对青年夫妻挑着箩筐，风雨兼程，从福建永春州德化县梅上里党坪出发，一步一步走进浙江地界。男的姓赖名永称，在老家协助大哥赖永魁从事瓷业，因度日艰难，便应身在浙江的亲友之邀，迁徙到龙泉谋生。他们步行到龙泉县西乡木岱村时，见这里瓷土丰厚，流水潺湲，是个烧瓷器的好地方，就决定在这里居住，并挖建了长长的阶级龙窑，将厂号定名为“赖永顺”。
其时，赖永称肯定没有想到，在龙泉青瓷日渐衰落行将消失的情势下他在浙江建窑烧瓷，这一举动竟会被记录进地方志：“福建德化县一位姓曾和姓赖的瓷工迁居龙泉木岱村，发现该地瓷土矿藏丰富，就在木岱村重新开始兴建瓷窑，以后瓷器从木岱村扩展到附近。”
看一看龙泉青瓷史，便能洞明赖永称此番点燃窑火的历史意义，更能掂量出赖家在龙泉瓷业延续和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南宋时，随着越窑的衰退，龙泉青瓷成了主流瓷器，而且形成哥窑和弟窑两类美学特征不同的流派。朝廷在龙泉设立官监民烧的官窑基地，开片多姿多样的官窑瓷器成为宫廷使用的上等瓷品。明末及清朝，由于税重利微，又实行海禁，生活难以为继的龙泉瓷民纷纷关闭瓷窑，龙泉窑所剩无几，气息奄奄。
就在此时，赖永称在龙泉木岱村重建窑场，重烧青瓷，重打品牌，使已经干涸的青瓷之河重新丰盈起来，流动起来。这不能不在龙泉青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赖氏青瓷世家传到第七代赖自强，已是抗日战争时期了。
由于抗战的需要，要修建丽水至福建浦城的战备公路。这条公路正好通过赖氏世代建窑烧瓷之地。一听是为了抗日，爱国之情在赖氏传人心里升腾起来，赖自强慨然同意毁窑筑路。当他们看到赖氏几辈人用身家性命经营起来的窑厂被毁，虽然眼眶里蓄满了泪水，痛惜的心紧缩得厉害，可他们还是慢慢地转过身子，渐渐地离开原先赖以生存的窑场。因为他们知道国家生存比个人生存重要，抗日之路比个人生活之路重要，没有国哪有家？不打败鬼子，哪有自己的事业？
直到1957年国营龙泉瓷厂挂牌成立，赖自强凭精湛的手艺在厂里担任技术科长。在赖自强的主持下，厂里成立了专业的青瓷车间。赖自强带领技术骨干进行青瓷胎釉、造型和生产工艺试验。试验硕果累累，对龙泉青瓷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赖自强熟悉龙泉青瓷的传统工艺，是个善于思考、敢于探索的改革者。多少年来龙泉窑都是烧木柴的，如此烧下去，那得烧掉多少树木？赖自强做了煤烧倒焰窑和隧道窑的试验，并获得了成功。窑工们击掌庆贺，连绵群山上的森林伸出数不清的手，向赖自强致意。赖自强是个不停步的改革者，后来又发展到油烧梭式窑。他还改革了青瓷工艺的全部工序，使这朵古老的工艺之花焕发出盎然生机。
由此，赖自强被瓷界称为现代龙泉青瓷之鼻祖和一代宗师。
第八代传人重建“龙泉官窑”品牌
1993年，青瓷世家第八代传人赖建平在杭城最繁荣、最亮丽的湖滨租下3个柜台，开起龙泉青瓷店铺。各种造型的青瓷琳琅满目，哥窑弟窑的瓷器俱全。龙泉青瓷从大山深处走向现代化的城市，走向千家万户。古老而清丽的青瓷与同设在湖滨的王星记扇子、西湖绸伞等传统名牌产品互相辉映，竞艳斗奇，增添了杭州传统文化的氛围。
有一天，赖建平在书店里看到—本《文物》杂志上登有关于“龙泉青瓷”的文章，立即掏钱买下，晚上便在灯下津津有味地看起来。这篇文章的观点触动了赖建平的灵感，他的思路像一只飞翔的大鸟，迅速从古代穿过时间隧道飞到现代，飞到大山之中的一个个龙泉窑，飞到当下的青瓷市场。他双目炯炯有神地望着窗外纷繁的街市，左手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注册龙泉官窑瓷业有限公司，注册“官”字商标，打响自己的品牌，让古老的高品质的龙泉官窑得以恢复和发展，让高品格的“龙泉官窑”走向全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赖建平辗转于著名官窑研究专家之间，求教官窑制作的工艺：又组织技术人员研究当代高品质瓷器的生产经验，古今结合，既继承传统，又不断创新；既集聚老窑工探讨传统工艺，又亲自潜心研究新工艺，力保底部打上“官”字印记的瓷品确是精品。他不愧是“龙泉官窑”掌门人，在他的监管下，“龙泉官窑”操作规范，把关严格，所生产的瓷品被专家认为已与古代龙泉官窑质量相当。经过认证，证书和荣誉接踵而至。2004年，北京一家集团慕“龙泉官窑”之名前来定制350件官窑瓷器。赖建平足足烧制了2300多件，然后亲自一件一件挑选，最终将350件珍品交给对方，其余的全部销毁。对方既惊讶又信服，赞美“龙泉官窑”瓷器精美，连操作也仿效古制，实在让人敬佩！
200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六十华诞。此前国家财政部与赖建平联系，要定做300多套瓷品作为礼品，让赖建平提供样品。赖建平推荐了4套，国家财政部选定其中的3套。赖建平依样烧制了1000多套。赖建平认为，这套礼品意义很不一般，每套都必须是精品，每件都要有官窑瓷品的精彩。于是他戴着眼镜一件一件精挑细选，稍有一点瑕疵就落选。如此严之又严，最终在1000多件产品中只挑出了250套。赖建平坚持官窑的品格和品质，使“龙泉官窑”又一次获得了荣誉。
赖建平为了让龙泉官窑重放光芒奉献了全部心智和力量，“龙泉官窑”现已成了文化部、财政部、浙江省政府等政府机构对外文化交流的礼品。
几十年来，赖建平—直在做官窑梦，梦境不断更新。2008年春夏之交，赖建平瞅着那么多华贵的官窑瓷器陈列品，心想应该有个艺术馆来陈列这些高雅的瓷品，让人们在艺术馆里浏览龙泉青瓷的历史，欣赏青瓷文化的美丽。于是，他向有关部门打报告要求建立“龙泉官窑艺术馆”。一年之后，在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下，他开始筹办，一步一步将华彩的梦变成真真实实的艺术宫殿。
宋六陵出土龙泉窑青瓷的启示
“狐死首丘”，说的是狐狸濒死时，总是把头朝向栖身的小土山。《礼记·檀弓上》云：“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后便以“狐死首丘”比喻不忘本，或比喻人对故土的怀念。被金兵逐出汴京、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南宋统治者，内心深处时时不忘收复失地，回归中原。这种意识在他们的丧葬上表现得格外强烈。南宋皇帝及后、妃、大臣死后集葬于绍兴高埠，因此地瘗有南宋６位皇帝，故今人称之为宋六陵。该陵园在元兵下江南后不久，便被大规模盗掘而夷为废墟。当我伫立于宋六陵废墟上，环视着土地局促、地面建筑遗址简陋的陵区时，清晰地感知到了南宋统治者“狐死首丘”、草厝以待迁葬故乡的心愿。不过，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残片，而要认识这些瓷片的价值，首先必须弄清宋六陵何时被毁这一重大问题。
在元明清的史籍中，宋六陵遭盗掘的年份说法不一。生于南宋、卒于元的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八月和十一月，会稽县泰宁寺僧侣宗允、宗恺勾结杨总统率众发掘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墓。同书的另一处又重复记述了此事，时间相同，但内容有所差别。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所载南宋皇帝陵墓被盗之事最为详尽，该书云：“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岁戊寅”为南宋祥兴元年（１２７８），亦即元至元十五年，这比《癸辛杂识》所记早７年。细读《辍耕录》的记载便可发现，其叙述的时间和具体内容比《癸辛杂识》更真实可靠。《辍耕录》在援引《癸辛杂识》的相关记载后写道：“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将十载，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窃恐此时庶事草创，而妖髡得以肆其恶与。妖髡就戮，群凶接踵陨于非命，天之所以祸淫者亦严矣。”这段文字有力地说明了宋六陵被盗的时间是在元兵下江南后的动乱之秋，也就是南宋垂亡的祥兴元年，而绝不是《癸辛杂识》所说的至元二十二年，因为这时“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盗掘皇帝陵寝者必定依法“就戮”，谁敢冒死妄为呢？有两件事可以为证：（１）僧侣欲发掘南宋皇帝陵寝，“时有宋陵使中官罗铣者，犹守陵不去，与之极力争执，为泽率凶徒痛，胁之以刃，令人拥而逐之。铣力敌不能，犹拒地大哭”。这说明当时元兵虽已攻陷浙江，但南宋尚未灭亡，否则，守陵人罗铣肯定不会有如此忠于宋帝而过激的举动的。（２）《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九月，朝廷“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明史》亦有“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的记录。既然至元二十一年朝廷用从杨琏真珈那里籍没的资财修建天衣寺，这表明此前杨琏真珈已经被诛，那么他盗掘宋六陵的时间又怎么可能会在至元二十二年呢？清代的《越中杂识》所载宋六陵被盗的文字虽较详备，却只是元至清初各书相关资料的未加考证的糅合，其中，盗掘陵墓的时间等系照抄《癸辛杂识》的，故舛误在所难免。同为清代编纂的、史料价值甚高的《续资治通鉴》，将南宋皇帝陵寝被盗的时间记为至元十五年十二月，而所述“籍嘉木扬喇勒智（旧作杨琏真珈）发宋陵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的年月与《元史》记载相同。毫无疑义，绍兴高埠的宋帝陵园因“妖髡”盗掘而成为废墟的时间，是在祥兴元年暮冬。
杨琏真珈利令智昏、暴戾恣睢的盗墓活动，使南宋统治者归葬中原的夙愿彻底粉碎了。他率众发掘的钱唐、绍兴的赵氏诸陵及其大臣冢墓，共有１０１座，攫取的金银珠宝则不计其数。当盗墓者带着财宝扬长而去时，却将精美的龙泉窑青瓷遗弃在苍凉死寂的陵园废墟上，无意地留给今人一个不难揭开的历史谜底。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以白胎瓷为主，其中有一部分是施乳浊釉的精品，它们的年代下限为祥兴元年，从器型和纹饰看，这些瓷器大多烧制于南宋中晚期。白胎瓷是龙泉大窑等地窑场的大宗产品，在社会上随处可见，非珍贵之物，自然也就不会为盗墓者所看重。问题在于龙泉窑白胎瓷是如何涌入南宋统治者的日常生活的呢？答案很简单，是处州府以土贡的方式将之输入朝廷的。宋代朝廷设立官窑，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对其他瓷器品种的排斥，相反，他们更需要纳用不同种类的瓷器以丰富其物质和精神生活。北宋晚期，朝廷在汝州设立官窑烧制青瓷时，曾“移情别恋”过青瓷以外的瓷器品种，其中既有适合陈设的钧窑铜红釉瓷器，也有便于斗茶的建窑黑瓷。与之相比，南宋统治者喜爱龙泉窑白胎青瓷亦就不足为奇了。
必须指出，南宋官窑为了使产品的釉面更莹润如玉，在南宋中晚期大量烧制黑胎厚釉青瓷，但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所以产品釉面普遍开片，这与宋朝统治者的审美观是相悖的。譬如：在唐代就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端砚，到了宋代则更受世人珍爱，当时人们认为端砚以有眼为贵，眼的名称有“鸲鹆”、“鹦哥”、“了哥”、“雀眼”、“鸡眼”、“猫眼”、“绿豆”等，其中又以“鸲鹆眼”为最贵。然而，宋高宗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说：“端砚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何必以眼为贵耶？”宋高宗的陵墓被盗时，所见随葬品中有“端砚一只”。这证明古籍关于宋高宗对端砚的见解的记载是可靠的。南宋最高统治者对端砚尚且要求“莹润无瑕”，更何况本来就追求玉的质感的官窑黑胎瓷呢？但黑胎瓷那难以避免的开片，已不是大醇小疵，而成为烧制者和受用者的大憾，于是，龙泉窑的滋润如玉、釉面不开片的白胎瓷才在帝王将相的日常生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可以认为，龙泉官窑既受处州府之命为朝廷烧造黑胎瓷，又在处州府的监控下生产用于土贡的白胎瓷，故《菽园杂记》转载《龙泉县志》所谓“县官未尝见”的上等瓷器，应包括处州府订烧的白胎贡瓷。由此联想到，余姚官窑（今慈溪开刀山等地窑址）于南宋中晚期烧制的釉面润泽而不开片的白胎厚釉青瓷精品，可能亦曾被绍兴府用于土贡，以满足朝廷对瓷器的审美需求。
陶瓷文化鉴赏-真假宋官窑瓷器的鉴别办法
一是釉质的差异。宋代官窑器釉质肥厚，酥光宝晕，有玉质感。釉下气泡颗粒大而明亮，并累叠密集，如史料“聚沫攒珠”之述。釉色以粉青、天青、炒米黄等色为多。雍正仿宋官窑器釉层较薄，釉下气泡小而疏，釉表多数均透明光亮而欠润泽。釉色以豆青、灰蓝、月白为多，有的甚至接近亮白。二是纹片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纹片有大小开片两种，大开片纹痕长而粗壮，有的纹痕在瓷器上自上而下呈经线走向一直到底，如一根牛毛一样垂披于臀，因此有“牛毛纹”之称。即使是小开片的瓷器，也不乏有几条较长较粗的纹痕。纹痕的颜色以鳝血、鱼籽黄、墨色、油灰居多，鳝血者为上品。雍正仿宋官窑器以小开片居多，纹痕粗细大体相差不大，迄今未见有牛毛纹者。纹痕颜色比较单调，基本为黑色或浅黑色。三是胎色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胎色呈灰黑色或深灰色(紫灰)，均色深，故称“黑胎”，其著名的“紫口铁足”特征的形成，完全是由于胎色所致。而雍正的仿宋官窑器，胎色为白色、灰白色和浅灰色，这样的胎色在器口釉薄处和足根露胎处不可能形成紫口铁足。四是底足的差异。宋代官窑器有满釉裹足支烧和足根露胎垫烧两种，前者器底有支钉痕，后者足根露胎为铁足，足部修胎比较粗糙，底部无款识。雍正仿宋官窑器除了足根施以酱釉以外，其足部修胎十分精细规整。
青瓷之首宋汝窑：中国古瓷中的“大熊猫”
5月11日至13日，深圳迎来一场特别的文化盛会——作为第六届文博会的活动之一，汝窑研讨会在龙岗大澳湾山庄举行。全国顶级的汝窑学者、专家及收藏家在这里聚首，共同探寻中国青瓷魁首的秘密，商讨如何保护与传承这一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华彩乐章的昙花一现
汝窑可以说是中国古瓷中的“大熊猫”，不仅珍贵而且极其稀缺。中国古瓷中，宋瓷为首，而宋代“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中，汝窑排列首位，自古就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之美誉。汝窑可以说是中国的古瓷之尊。
何为汝窑？古瓷以州定名，五代至晚清宝丰为汝州属地，故称汝瓷。北宋晚期皇室建汝官窑专烧御用瓷，供皇家御用，集民间的能工巧匠，严密的工艺流程，科学的胎釉配方，而烧制出精美的瓷器。现在我们所说的“汝窑”，就是指这一时期的汝瓷。然而，因靖康之乱，金兵入侵中原宋朝被迫南迁，大量汝瓷毁于一旦，窑址荒没，工艺失传。专家学者们的普遍观点是，北宋汝官窑只烧制了2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汝窑仿佛一曲华彩的乐章，但只是昙花一现。
汝窑是北宋时间出品，到了南宋便有了“近尤难得”之说，受到皇家、贵族、文人雅士的“热烈追捧”，而窑址难寻工艺失传，更让汝窑一直以来成为亦幻亦真的传奇。
汝窑之美体现在很多方面，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其色彩。据专家研究，汝窑采用釉内掺和玛瑙，使玛瑙的结晶体在高温下溶解于釉料之中，产生斑斓光彩于釉内，在阳光照射下霞光四射，柔和玉润，颜色主流为天青、天蓝，光泽含蓄内敛，像丝绸般柔和，让人爱不释手。
曾有人统计，现在传世汝瓷不足百件，且分别珍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及我国香港极少数私人手中，难得一见。所以在河南西南一带，现在仍有“纵有家产万贯，小如汝瓷一件”的说法。我国著名艺术大师李苦禅先生曾挥笔写下：“天下博物馆，无汝(瓷)者，难称尽善美也。”
千古之谜的各家之言
在研讨会的嘉宾名单上，记者看到了叶喆民的名字。现在讲中国古瓷研究，叶家是绕不过去的。叶喆民的父亲叶麟趾和陈万里在中国古瓷学界并称“南陈北叶”，叶麟趾最早确定了定窑遗址的位置，而叶喆民，则在1985年公开了他8年前几次考察研究后的结论——河南宝丰县清凉寺藏有汝窑遗址的重要线索。
这次研讨会，叶喆民老先生带来了他的《关于汝窑的再认识》，讲述汝窑窑址的发现和地理沿革，论述汝窑的主要特征、胎釉工艺，解析汝窑名称的混乱及其是否北宋官窑的问题等。
这次研讨会，可谓名家云集，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阎振堂，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陶瓷鉴定家耿宝昌，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著名陶瓷鉴定家李知宴，香港宋瓷雅集会社首席专家、执行理事潘彦伯，香港永宝斋斋主、著名古董商、收藏家翟健民……
汝窑因其传奇身世带来了许多专家学者和收藏家们的探寻——
河南宝丰县清凉寺及汝州张家巷瓷窑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具汝窑美丽特征的宋代青瓷器，世上只有70余件汝窑的认知已不符合事实，存世宋汝窑到底有多少？
汝窑是什么？认定为汝窑的标准又是什么？文博、收藏、考古各界存在着不同意见，没有统一的认识，对宋代汝窑保护与传承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有学者认为“宋五大名窑”的提法不符合宋代瓷器生产的实际，就出现了汝窑烧变的地域说与特征说，到底谁是谁非？
台北故宫最得意的镇馆之宝——“奉华”铭汝窑遭到研究者的质疑，真相到底如何？面对面的讨论显然是释疑的最好方法。
有研究者认为：河南宝丰县清凉寺瓷窑遗址既不是“贡窑”，也没有“御用汝官窑”之特征，而是一处民窑。对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性质的探讨，其意义可谓深远！
台北故宫认为典藏于世的汝窑只有70余件，台北故宫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很多专家见汝窑就说是“假的”，他们鉴定汝窑真假的依据又是什么？什么样的鉴定才算是汝窑的科学鉴定？其标准又是什么？
据《宋会要辑稿》载，宋代皇家官窑的东西窑务，监官3人、工匠1200人、十大工种，其产业化规模不比现代陶瓷厂的规模小，分工协作的专业化程度也决非现代仿造小瓷窑可比。
观点纷呈，考据难辨，现在，对汝窑本身及其烧变工艺的认知，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直接威胁着中国瓷器烧变的保护与传承。作为华夏珍贵历史文化遗留物的宋代汝窑，绝对算得上是华夏历史文化的珍稀遗产，其烧造工艺及天青釉配方到现在也未破解，继承与发扬无从谈起，产业化就更不可能。
与会的名家也带来了他们对汝窑的看法和追问，他们带来的论文涉及汝窑的艺术、汝窑遗址的悬疑、汝窑瓷器的真伪等诸多方面，是多年调查研究的心血之作。
人文龙岗的转型之路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保护与传承”，作为本次研讨会的承办单位，龙岗区文产办主任黄虎告诉记者，宋汝窑的抢救与保护，现在已是刻不容缓。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传承宋汝窑这一华夏珍稀历史文化遗产，不要让宋汝窑毁灭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为关心并真心保护宋汝窑的人提供建言的平台，这是龙岗区政府主办第六届文博会中国汝窑研讨会的目的。本届研讨会看似汝窑的专项讨论，实则涉及宋瓷烧变史及宋瓷烧变工艺的探索，为现代瓷器的借鉴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不断地研究和探索，才有可能找到宋瓷造极于中国瓷器的秘方，使现代陶瓷工艺研究及产业化发展能再次屹立于世界之颠。
这一研讨会的举行，也应和着龙岗区的转型发展之路。
龙岗是深圳的文化重镇，深圳又名鹏城，这一名称来自古有的大鹏所城；龙岗是岭南文化、客家文化的重要代表地，承载着深圳最悠久的历史和人文精神，有距今7000多年的咸头岭新石器遗址、体现客家风情的鹤湖新居等围屋和村落。在“人文龙岗”的大战略下，文化产业已经成为龙岗区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近几年来，龙岗区大力实施“文化强区”战略，围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安全发展、人本发展”的要求，强力发展文化产业，将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促进产业转型、加快城市更新、提升龙岗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着力促进文化和经济的融合与互动。
本届文博会，龙岗成为深圳分会场最多的区，有9个分会场，其中就有陶瓷文化产业园分会场。深圳斯达高瓷艺有限公司是深圳市陶瓷龙头企业及市重点文化企业，企业在园区内将形成完整的瓷艺研发生产链，并将充分利用该工业区的厂区资源做大陶瓷产业，在园区周边创建中华名窑创新基地、陶瓷艺术大师交流基地、特色陶瓷教研基地等，最终形成一个集“传统文化、特色旅游、创新产业、文博会展”为一体的生态陶瓷文化园区。
龙岗区文产办负责人表示，举办汝窑研讨会，对龙岗发展传承陶瓷文化，做大做强陶瓷产业，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明年，大运会即将在龙岗举行，高端文化产业成为龙岗下一步发展的重要目标。汝窑的研讨是中国古瓷的顶级峰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龙岗举行汝窑研讨会，可谓顺应天时地利，也标志着龙岗的文化产业将向着最高端的标准起跑前行。
深山蕴瓷史——浙江宝溪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这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偏远乡镇，本该寂寂无名。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在龙泉青瓷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于式微中延续着青瓷的血脉，于断断续续中承载着传承的窑火，在近现代龙泉青瓷的发展史上，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宝溪也因自身所深蕴的历史内涵，一如镶嵌在大山中的一棵明珠，熠熠生辉。
山中乡镇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宝溪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
“宝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它不仅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填补了龙泉青瓷历史上的空白，还在龙泉瓷厂的恢复和当代青瓷发展的两个过渡时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宝溪乡乡长周义泉在谈到宝溪的制瓷历史时这样告诉记者。
众所周知，龙泉窑是我国历史上的五大名窑之一，它始于三国两晋时期，发展于北宋，兴盛于宋元，而衰落于明末清初。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从宋元以来极盛数百年的龙泉青瓷几近断脉。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一批土生土长的宝溪青瓷艺人却一直在家乡传承着龙泉青瓷的窑火。
据《龙泉瓷厂厂志》记载，1825年间，宝溪乡溪头村李君义在当地建窑称“李生和号”，这是近代龙泉青瓷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私人窑厂。
1934年，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邀本乡瓷工李怀德、张高岳、张高文、张照坤等组织成立了第一个仿古青瓷研究小组，青瓷生产技术和工艺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承，仿制古青瓷的热情也在龙泉民间一度高涨。
“应该说，民国时期宝溪的仿古青瓷技艺已经很精湛了，否则，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也不会挑选百余件精品送给政府。”据周义泉介绍，1945年，陈佐汉曾把仿宋弟窑制品牡丹瓶、凤耳瓶等100余件仿古青瓷精品寄送南京中央实业部请功，分送盟友，并被蒋介石题赠“艺精陶仿”予以勉励。而这在宝溪的历史上也有明确记载。
至于宝溪在现代龙泉青瓷史上的地位更是毋庸置疑。
据张高岳老人的回忆录记载，195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恢复面临绝迹的“龙泉青瓷”生产。当时，浙江省政府按照总理批示成立了11人的仿古小组，由他牵头，连他在内，包括李怀德、李怀荣、李怀川、张照坤、龚庆平、张高文等共有七位宝溪青瓷艺人参与其中。当时，仿古小组把地址也设在了宝溪，即当时的宝溪张二昌小厂内，取名“宝溪仿古瓷厂”。可以说，现代龙泉青瓷的第一窑火就是在宝溪点燃的。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宝溪仿古青瓷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据周义泉回忆，1967年，从张家菜园里挖出300多件仿古青瓷没收，八十年代中期，仿古青瓷被禁，很多仿古艺人也不得不放下了这门手艺。但时隔不久，80年代后期随着浙江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90年代初仿古瓷又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龙泉瓷厂、艺术瓷厂等国营企业先后破产，龙泉青瓷又一次走向困境，一大批宝溪青瓷艺人下岗回到了家乡。而正是这批下岗工人，重新拿起瓷土，做起了仿古瓷。
对此，宝溪青瓷艺人曾轶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在大批国营瓷厂倒闭的时候，龙泉青瓷行业几乎是奄奄一息，但是一大批宝溪工人却回到宝溪做瓷，形成了一个仿古青瓷的文化市场，延续着青瓷的血脉。 “在关键时刻，宝溪总是成为青瓷文化延续的最后一块净土，把宝溪称为近现代龙泉仿古青瓷中心一点也不为过”。
百年龙窑群“佐证”人类文明
曾轶星是现在宝溪青瓷艺人中从事仿古青瓷制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看来，龙窑是2000年中国南方烧制陶瓷的历史见证。“龙窑在结构、功能和形状上延续了2000年，从未有过改变，可以说龙窑也是见证人类文明活动的重要佐证。 ”
对于龙窑，曾轶星有着自己的见解。在他眼中，宝溪不仅有龙窑，还有龙窑群。“这样的龙窑群，现在只有宝溪乡有，世界上也只有宝溪有。”作为土生土长的宝溪人，对宝溪的认知自是不同一般。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记者实地走进了宝溪乡溪头村，感受龙窑群见证历史的痕迹。
据曾轶星介绍，宝溪共有12支龙窑，大多建于民国时期，也有几支建于清代，主要以生产民间家用器皿为主。由于后来煤气窑取代了龙窑，古老的龙窑逐渐退出实用生产领域。“煤气窑成品率高，宝溪的几支龙窑几年前都先后停火了”。
而在溪头村，记者看到，现存的几支龙窑依岗而建，气势不凡。窑室多为宽1.6-1.8米，一般为19间，多则26间，整体风貌保存较好。
位于溪头村老桥头附近的龙窑，是最迟停烧的，之前一窑可烧制上万只碗。窑主丁绍清对当年的龙窑盛况记忆犹新，他说，“每逢烧窑，火出窑尾，烈焰腾空，数里之外均可看到”。虽然歇业多年，但从龙窑的轮廓和摆设中，我们仍能够想象出当年民间利用龙窑烧制土碗的场景。
曾轶星告诉记者，龙泉市窑工在北宋时期就建立了龙窑，一直持续到现在它的结构都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可见龙窑应该是非常科学的制瓷工具”。
但宝溪拥有的12支龙窑，自停烧后，命运各不相同。“龙窑占用面积较大，有几支龙窑在几年前被村民拆除了，现在仅剩下7支。近期在宝溪乡党委政府的重视下，组织人手进行了清理，目前已焕然一新，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几支。”
据他介绍，为了让龙窑炉火再燃，日前，宝溪乡的一批青瓷艺人打算重新烧窑。“龙窑隔5-6年就要修缮一次，长期不用会坍塌，近期有准备开窑的打算。”曾轶星告诉记者，龙泉青瓷申遗成功，是荣誉也是责任，“作为青瓷艺人，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技艺传承历史，而重燃龙窑窑火，就是传承的重要一步”。
而记者也从周义泉那里了解到，“恢复宝溪龙窑烧制领导小组”已于8月初成立， 目前正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预计10月底前可以开窑。“做为党委政府，我们也在做一些规划，以更好的保护及传承宝溪的这份历史。”
深山蕴瓷史 浙江宝溪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这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偏远乡镇，本该寂寂无名。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在龙泉青瓷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于式微中延续着青瓷的血脉，于断断续续中承载着传承的窑火，在近现代龙泉青瓷的发展史上，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宝溪也因自身所深蕴的历史内涵，一如镶嵌在大山中的一棵明珠，熠熠生辉。
山中乡镇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宝溪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
“宝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它不仅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填补了龙泉青瓷历史上的空白，还在龙泉瓷厂的恢复和当代青瓷发展的两个过渡时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宝溪乡乡长周义泉在谈到宝溪的制瓷历史时这样告诉记者。
众所周知，龙泉窑是我国历史上的五大名窑之一，它始于三国两晋时期，发展于北宋，兴盛于宋元，而衰落于明末清初。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从宋元以来极盛数百年的龙泉青瓷几近断脉。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一批土生土长的宝溪青瓷艺人却一直在家乡传承着龙泉青瓷的窑火。
据《龙泉瓷厂厂志》记载，1825年间，宝溪乡溪头村李君义在当地建窑称“李生和号”，这是近代龙泉青瓷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私人窑厂。
1934年，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邀本乡瓷工李怀德、张高岳、张高文、张照坤等组织成立了第一个仿古青瓷研究小组，青瓷生产技术和工艺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承，仿制古青瓷的热情也在龙泉民间一度高涨。
“应该说，民国时期宝溪的仿古青瓷技艺已经很精湛了，否则，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也不会挑选百余件精品送给政府。”据周义泉介绍，1945年，陈佐汉曾把仿宋弟窑制品牡丹瓶、凤耳瓶等100余件仿古青瓷精品寄送南京中央实业部请功，分送盟友，并被蒋介石题赠“艺精陶仿”予以勉励。而这在宝溪的历史上也有明确记载。
至于宝溪在现代龙泉青瓷史上的地位更是毋庸置疑。据张高岳老人的回忆录记载，195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恢复面临绝迹的“龙泉青瓷”生产。当时，浙江省政府按照总理批示成立了11人的仿古小组，由他牵头，连他在内，包括李怀德、李怀荣、李怀川、张照坤、龚庆平、张高文等共有七位宝溪青瓷艺人参与其中。当时，仿古小组把地址也设在了宝溪，即当时的宝溪张二昌小厂内，取名“宝溪仿古瓷厂”。可以说，现代龙泉青瓷的第一窑火就是在宝溪点燃的。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宝溪仿古青瓷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据周义泉回忆，1967年，从张家菜园里挖出300多件仿古青瓷没收，八十年代中期，仿古青瓷被禁，很多仿古艺人也不得不放下了这门手艺。但时隔不久，80年代后期随着浙江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90年代初仿古瓷又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龙泉瓷厂、艺术瓷厂等国营企业先后破产，龙泉青瓷又一次走向困境，一大批宝溪青瓷艺人下岗回到了家乡。而正是这批下岗工人，重新拿起瓷土，做起了仿古瓷。
对此，宝溪青瓷艺人曾轶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在大批国营瓷厂倒闭的时候，龙泉青瓷行业几乎是奄奄一息，但是一大批宝溪工人却回到宝溪做瓷，形成了一个仿古青瓷的文化市场，延续着青瓷的血脉。 “在关键时刻，宝溪总是成为青瓷文化延续的最后一块净土，把宝溪称为近现代龙泉仿古青瓷中心一点也不为过”。
百年龙窑群“佐证”人类文明
曾轶星是现在宝溪青瓷艺人中从事仿古青瓷制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看来，龙窑是2000年中国南方烧制陶瓷的历史见证。“龙窑在结构、功能和形状上延续了2000年，从未有过改变，可以说龙窑也是见证人类文明活动的重要佐证。 ”
对于龙窑，曾轶星有着自己的见解。在他眼中，宝溪不仅有龙窑，还有龙窑群。“这样的龙窑群，现在只有宝溪乡有，世界上也只有宝溪有。”作为土生土长的宝溪人，对宝溪的认知自是不同一般。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记者实地走进了宝溪乡溪头村，感受龙窑群见证历史的痕迹。
据曾轶星介绍，宝溪共有12支龙窑，大多建于民国时期，也有几支建于清代，主要以生产民间家用器皿为主。由于后来煤气窑取代了龙窑，古老的龙窑逐渐退出实用生产领域。“煤气窑成品率高，宝溪的几支龙窑几年前都先后停火了”。
而在溪头村，记者看到，现存的几支龙窑依岗而建，气势不凡。窑室多为宽1.6-1.8米，一般为19间，多则26间，整体风貌保存较好。
位于溪头村老桥头附近的龙窑，是最迟停烧的，之前一窑可烧制上万只碗。窑主丁绍清对当年的龙窑盛况记忆犹新，他说，“每逢烧窑，火出窑尾，烈焰腾空，数里之外均可看到”。虽然歇业多年，但从龙窑的轮廓和摆设中，我们仍能够想象出当年民间利用龙窑烧制土碗的场景。
曾轶星告诉记者，龙泉市窑工在北宋时期就建立了龙窑，一直持续到现在它的结构都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可见龙窑应该是非常科学的制瓷工具”。但宝溪拥有的12支龙窑，自停烧后，命运各不相同。“龙窑占用面积较大，有几支龙窑在几年前被村民拆除了，现在仅剩下7支。近期在宝溪乡党委政府的重视下，组织人手进行了清理，目前已焕然一新，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几支。”
据他介绍，为了让龙窑炉火再燃，日前，宝溪乡的一批青瓷艺人打算重新烧窑。“龙窑隔5-6年就要修缮一次，长期不用会坍塌，近期有准备开窑的打算。”曾轶星告诉记者，龙泉青瓷申遗成功，是荣誉也是责任，“作为青瓷艺人，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技艺传承历史，而重燃龙窑窑火，就是传承的重要一步”。
而记者也从周义泉那里了解到，“恢复宝溪龙窑烧制领导小组”已于8月初成立， 目前正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预计10月底前可以开窑。“做为党委政府，我们也在做一些规划，以更好的保护及传承宝溪的这份历史。”
鉴宝区
清冬青釉盖罐
此物品系清雍正时期作品。器小口，带盖，丰肩，腹收敛，圈足，底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青花双圈楷书款，胎质纯净细腻，器身通体施冬青釉，釉色匀净莹润。青釉是以铁为着色剂，在还原焰中烧制而成的，这种传统的高温釉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出现的釉，是中国最古老的颜色釉。青釉瓷器一直是中国瓷器的主要产品，历经了东汉、六朝、唐、宋、元直到明、清不绝。明清景德镇窑继承龙泉青瓷的优良传统，烧出了深浅不同的各种青釉瓷器，但直到清雍正时才达到了呈色均匀，稳定的烧造水平，是青釉历史上最成熟的阶段，雍正时景德镇青釉瓷器的生产，无论是配方还是烧窑技术的掌握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同类品种的釉色保持高度一致，青釉按呈色深浅不同划分，淡青色称粉青，稍深者称冬青，最深者称豆青，此罐为冬青釉色，堪称佳器。
物品描述：高46.3厘米，口径9.4厘米，腹部最大直径33厘米。
物品年代：清雍正年间
持有人：吴女士
当代青花龙纹碗
此藏品系当代作品。深腹、弧壁、敞口、圈足较小，器壁较厚，为仿制明宣德永乐胎碗。此碗浓艳明亮，碗上青花绘釉下九龙，形象各异，釉上海水以细腻鲜艳的抹红绘出，和釉下九龙的豪放形成鲜明的对比。釉下青花和釉上红彩相结合，在中国陶瓷的彩瓷制作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只可惜此碗为当代作品。
青花和矾红彩结合，是明宣德时期一种新创的瓷面彩绘方式，其制作程序为：先在透明釉下以钴蓝绘九龙，高温烧成后再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矾红画出浪花，经低温烧成。釉下青花艳丽深沉，釉上矾红凝腻温润，在如脂的白釉的衬托下，呈现出强烈的色彩对比，极好地表现出雄健的画面主题。
物品描述：高11厘米，口径12厘米物品年代：当代持有人：夏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