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盈”字,话邢窑(征求意见稿)

提起邢窑,一般认为:“邢窑是中国白瓷的发祥地,是中国白瓷烧造最早的窑口之一”。虽然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老一辈古陶瓷专家及考古工作者就对邢窑的众多未解之谜展开了探寻与研究,但邢窑的发现与发掘,却经历了太多的艰难与曲折。提起邢窑,就不能不从“盈”字说起。一、邢窑的发现从“盈”字开始

1956年春,在西安一个废弃的学校旁,几个建筑工人在平整场地时,无意间发现埋在地下的一块大条石。后经考古专家发掘,惊奇的发现这块石碑上刻有三个明显的大字----大明宫。经多方考证,此地正是唐代赫赫有名的大明宫的遗址所在地。随后,考古队又在附近陆续发现了一些极有学术价值的物品,其中,还找到了部分白瓷残片,有些瓷片上面清晰地可见刻写有“盈”、“翰林”等字。由于受当时资料所限,这一“重大发现”也就只能成了一宗悬案。

20年后的某一天,河北省内丘县文管所的工作人员,从一个放羊娃那里得到的几个白瓷片中惊奇的发现,其中一个玉璧底的中心刻写有一个“盈”字。考古人的责任心和职业敏感,立刻引起了时任内丘文保所副所长贾忠敏的极大兴趣。他迅速带着这件“宝贝”赶赴京城,很快找到了中国古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冯先生结合西安前些年出土的“盈”字瓷片认为:“这应该是邢窑考古工作的一个重大起点和突破”。随后,有关人员又做了大量查询与核实工作,也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证据,但确切的窑址却始终迟迟不肯露面。

二、窑址发掘与“邢窑”命名的一波三折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河北师范大学杨文山老师的指导下,以张志忠为首的河北临城县的 “邢窑研究人”,率先在本县展开了大面积深入普查工作。经过不懈努力,1980年,终于在该县祁村一带,首先发现了古窑址和堆积层,大量与唐代邢窑瓷器相吻合的邢瓷标本,渐渐露出了真实面目。其中“类银类雪”的邢窑白瓷残片也赫然位列其中。故宫博物院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几位知名专家也亲临现场考察、指导。随后,在临城县境内又相继发现了多处邢窑窑址。

1981年4月,在临城召开了“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经与会专家论证,得出了当时的考古结论:“此地就是当年盛极一时的邢窑所在地,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1982年7月,临城邢窑遗址被正式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此同时,以贾忠敏为代表的内丘“邢窑研究人”,却始终耿耿于怀。他们在无比纠结的同时,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早晚有一天,“内丘白瓷瓯”的史籍记载,会通过我们的辛勤劳动得到印证。为此,他们风雨兼程、马不停蹄的加紧邢窑的搜寻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充分准备,1985年12月由国内十几名专家参加,在内丘县又一次召开了“邢窑鉴定会”。通过查看几百片瓷片标本及实物,尤其是一些带有各种款识的标本和资料,以及对几处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等,与会专家一致确认:“内丘是中国历史上唐代邢窑所在地”。

1988年制99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牵头,组成了“邢窑考古队”,队长先后由刘来成、王会民担任。经过对内丘、临城部分重点窑址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其中,透影白瓷、邢窑三彩的首次发现,极大丰富了邢窑的“想象空间”。

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邢窑遗址”的名字也想当然的被列在其中,其定义是:“邢窑遗址,隋-五代,河北省内丘县、临城县”。至此,“邢窑解谜”工作初步告一段落。

三、关于“盈”字款

1、邢窑“盈”字款发现地的偶然与必然。 第一块“盈”字标本在西安大明宫遗址被发现,似乎是一种偶然。那么,第二块“盈”字标本在内丘的复出,也似乎不足称奇。然而,“盈”字款陆续在邢台老城区(1997年考古发掘)、内丘古城西关一带(2003年考古发掘),以及在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等地先后成批出现,无疑就揭示了一个历史的必然。

邢窑,以“盈”字款瓷器,与“大盈”、“翰林”“官”、“进奉”等款瓷器为主,构成了当年邢窑白瓷贡奉“百宝大盈库”“翰林院”等,宫廷、皇族、显贵等的铁证。邢窑是唐代御用系列贡品瓷器的首选,是唐代宫廷贡瓷中响当当的“大哥大”。

2、“盈”字的刻写方法。

邢窑“盈”字款的主要形制有:平底(平足或饼形足)无釉“湿刻款” ;玉璧底,釉上、釉下款;圈足,釉上、釉下款;玉璧底、圈足“后刻款”(砣刻款) 等多种形式。

3、西安出土的其它窑口“盈”字款瓷器。

除邢窑“盈”字款外,笔者还在西安藏友那里以及有关资料中,见到一些其它窑口的“盈”字款标本及图片。其中至少有越窑、巩县窑等邢窑以外的“盈”字款标本,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绝大多数为“后刻款”。

四、邢窑的定位与研究

我们探讨、发掘邢窑,学习、研究邢窑,应该对于一些看似简单和基本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例如何为“邢窑”?邢窑究竟在哪里?邢窑的烧造年代?

(一)关于“邢窑”

1、邢窑的烧造地:位于河北省境内,太行山东麓,汦河、李阳河流域的丘陵与平原交汇处,以内丘为核心的周边广大地区。包括内丘、临城、邢台、高邑等市县区在内的,1000多平方公里的相关区域。只要它的烧造年代、品种、工艺等,基本要素和产品特性符合邢窑瓷器的主要标准,都是邢窑的烧造地,也是邢窑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2、邢窑白瓷:以内丘为核心的,以“盈”字为代表的,以供奉唐代宫廷及上流社会享用的,“类银类雪”的高档白瓷,就是邢窑。

3、邢窑家族:白釉瓷、绿釉瓷、黄釉瓷、酱釉瓷、褐釉瓷、黑釉瓷、白地绿彩瓷、三彩瓷、白地点彩(点褐釉或黑釉)瓷、白陶、施彩佛龛等的品种,使邢窑更加丰富多彩、异彩纷呈。

4、邢窑烧造年代:根据现有资料表明,邢窑的烧造年代,大致为创烧于北朝(或许更早),隋代中期烧制成功白瓷,唐代使其发扬光大,达到顶峰,后经五代、北宋、金元,直到元末明初结束。

5、邢窑的器型品种:略、、、、、、

(二)邢窑的历史定位

陶瓷,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载体,和璀璨耀眼的标志物之一,绝不辱历史使命。邢窑白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时代先锋和典范作用,更是当之无愧。(一致认可的是以下的前面2点。后5点,供讨论)

1、邢窑白瓷,首先创烧并使白瓷达到了历史的高度,一举打破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

2、邢窑白瓷,为后来的青花及各种彩瓷的多彩纷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邢窑白瓷,隋代就开始使用三元配方,烧制出透影白瓷,这不能不说是陶瓷发展史上科学进步的里程碑。

4、有证据显示,匣钵装烧法为邢窑首创。窑工们并且充分组合、调动和发挥各种有利用因素,使窑温达到1380度至1400度以上。经科学测定,唐代邢瓷的物理性能,与现代世界制瓷业最先进的所谓“硬质瓷”烧成的物理性能十分接近。

5、罕见的组合式窑炉。几个窑炉环绕在一个工作场周围,共用一个窑前工作区。这种窑炉组合形式“国内罕见”(节能、省工、、、、)。

6、以“盈”字为代表的系列款识,作为供奉当朝的高档器物的标志(标识系列化)之一,是否也是值得纳入标识史学里程碑呢?

五、结束语

邢窑的伟大,不仅仅是最早创烧了白瓷,而且烧造出了当时最高档白瓷,更以开创和引领一个白瓷时代而傲视群雄。邢窑白瓷,釉色洁白如雪、轻薄如云、造型规整大气、叩之音翠悦耳。邢窑白瓷,不仅名声蜚声海内外,还实实在在为丰富全人类的物质、精神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随着邢窑发掘、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有关邢窑的谜底一个个被揭开,但新的谜面却还在不断在增加,这就更加促使我们要不断的加倍学习、探索、研究。

编辑推荐

陶瓷文化鉴赏-邢窑


邢窑:在今河北内丘县,唐属邢州。故名。以烧白瓷为主,是唐代最负盛名的白瓷窑,与同时代著名的越窑所产青瓷齐名。白瓷分粗细两类,其特征及鉴定要领是:(1)粗白瓷1胎色白,胎体厚重,胎釉之间敷一层化妆土。2釉色银灰,积釉处泛青或泛黄。3产品有碗、杯、壶、罐、钵和直口平底盘较有特色。4施釉方法器内满釉,外壁施釉不到足。5器外旋削痕较明显,部分器物足底外缘有一道切削斜棱。6光素,无纹饰。(2)细白瓷1胎白而细洁,瓷花程度高,胎质坚实致密,胎体厚重。2釉色白润如雪,微闪黄或闪青,釉厚处呈浅水绿色。3不施化妆土。4产品有碗、盏、瓶、罐、喷、盒和烛台等,其中凤头壶、皮囊壶和穿带壶等别具一格。5碗类有葵口、菱花口等,碗身较矮,碗壁弧度不大,底足外墙壁略高于内墙或相当,挖足较浅(玉环底)或为玉壁形足。6施釉方法为器内外、足心满釉,足端露胎。7光素,无纹饰。8器底心有的刻“盈”、“翰林”或墨书“翰林”款,为官用瓷。

邢窑陶瓷佛教造像


佛龛

圆雕佛像

释迦头像

邢窑是我国白瓷发源地,它始于北朝、盛于隋唐,宋元逐渐走向衰落。邢窑中心位于今邢台市内丘县城周围。内丘唐代属邢州辖,古时窑口常以州名命名,故内丘的瓷窑场得“邢窑”之名。邢窑自被发现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出土了大量的陶瓷佛教造像,加强邢窑陶瓷佛教造像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邢窑文化和佛教艺术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1984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邢窑遗址在内丘境内被发现,“千年邢窑之谜”从此被逐渐揭开,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极大关注。然而,也许由于邢窑白瓷耀眼的光辉遮蔽了佛造像的光环,而使得邢窑佛造像艺术一度被忽视。而对邢窑佛造像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邢窑文化和佛教艺术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邢窑佛造像

邢窑自被发现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出土了大量的陶佛造像,尤其在2003年,内丘县城旧城改造时于县礼堂至县影院一带(现已为商业步行街)“在南北长380米,东西宽40余米范围发现邢窑中心窑场,包括较完整的窑炉、窑床、窑具及手工作坊等陶窑、瓷窑遗迹。”其中有细白瓷、唐三彩、带“翰林”、“盈”、“官”字款残件,以及透影瓷残片等“数以万计”。并在H32、H08、H09号灰坑发现“素烧佛龛立佛像、坐佛像、武士俑、以及菩萨、罗汉”。(见韩秋长、贾忠敏《邢窑揭秘》)除此以外,在内丘县城的西关、县外贸、县工商行北、城西的西邱、长寿岗、北双流,城东的白家庄等遗址均有陶瓷佛像出土。“有瓷必有佛像,有佛像必有瓷”似乎成为内丘窑口普遍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内丘以外的其它“邢窑系”窑口均未出现。

事实进一步证明以内丘县城为中心的邢窑,不但是邢窑白瓷的烧造中心,也是烧造陶瓷佛教造像的重要窑场。

众所周知,邢窑白瓷曾以“类雪”、“类银”(唐·陆羽《茶经》)以及“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李肇《国史补》)而闻名。那么邢窑艺人为何又以如此大的规模和精力去烧造佛像?又是什么力量驱驶着他们与佛结下不解之缘?

渊源与环境

佛教又称“像教”。为了宣传普及佛教,通过有形的图像宣传教理教义,从而使普通民众更为形象和直观的理解佛教,由此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和市场需求。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波及到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尤其在后赵佛图澄襄国(今邢台市)弘法之后,邢台佛教即与中国佛教的兴衰息息相关,包括佛造像在内的邢台佛教艺术也与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建白马寺和齐云塔(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与此同时又在南宫(今邢台市辖)建普彤寺塔。1990年普彤寺塔重修时,发现明嘉靖十五年铜佛像41尊,其中一尊背铸铭文曰:“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按:始建于永平十年,竣工于永平十五年)摄摩腾、竺法兰建”,与普彤寺唐、宋二碑碑文形成互证,说明该塔比洛阳白马寺(塔)早一年,为中国佛教第一塔。(见赵福寿《邢台通史》)由此看到中国寺庙、佛塔以及佛教造像的源头。也进一步证实了“东汉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同时,也传入了邢地”。(赵福寿《邢台佛教文化》)

十六国时期的后赵,(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石勒在襄国(今邢台市)建都。西域高僧佛图澄以襄国为中心弘扬佛法,石勒为佛图澄在襄国创建宫寺、中寺。佛图澄收徒弟众多,以释道安最为著名。道安成为佛图澄所遗后赵僧团领袖,期间营造佛像不计其数。

邢台地区亦有着非常精湛的石窟造像艺术,如隆尧县宣务山(尧山)石窟,沙河市广阳山石窟,邢台县玉泉寺棋盘山摩崖石刻,其中以宣务山石窟群规模最大,最为著名。宣务山是一座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山,集儒、释、道三教精华为一体。隋唐到宋,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石窟、摩崖石刻造像群,其主体为千佛堂、同声谷石窟、卧佛殿等唐代造像。摩崖造像群分两群6号(组)共计1380龛;千佛堂石窟佛像940龛,大多为供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见张稼农《隆尧县宣务山文物古迹概况》)

应当说无论从印度高僧南宫建塔造像,到佛图澄襄国弘法;从邢台一带高僧辈出、寺塔林立,到工艺精湛的宣务山石刻造像群,以及民间石佛龛造像,它们对邢台地区佛教思想的传播和邢窑佛教造像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艺术特征

魏晋南北朝,佛教的传入以及在中土的兴盛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大发展,佛教题材成为雕塑最主要的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如中国石窟造像艺术,它们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出其他门类,同时波及到陶瓷艺术之中。而邢窑佛造像的创作题材和艺术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石窟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无论衣饰的处理,面部表情的刻划,还是“刀法”的运用,甚至质地的追求,均与石刻造像有异曲同工之妙。诸如雕塑语言中的“犍陀罗风格”、“湿贴薄衣”、“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等,同样见于邢窑陶佛像之中。

内丘西关曾出土单体圆雕陶佛造像,头像头顶肉鬓,面相方圆,两耳垂肩,鼻部残(原应为高鼻梁),眉目清秀,表情庄严,略显冷峻。头光内有莲瓣花纹,惜肩下无存,它们为北朝释迦坐像。说明邢窑在北朝烧造瓷器同时,亦有佛像烧制,其造型特点追逐同时期石刻造像之风;2003年在内丘礼堂邢窑遗址出土白陶立佛像,通高23厘米,系硬质白陶。头束有发结佩饰,宝缯耷于双肩之前。面相方圆,眉如弯月,眼睛眯成一条弯缝,嘴角含笑,两侧各有小圆酒窝,表现了健康的女性之美。体态轻盈匀称而优美,线条流畅疏朗,取舍有度。细处精微,整体简约,有学者曾将此类陶佛造型风格定为北齐是有道理的。

邢窑陶佛龛有早、晚期之分。烧造时间约在北齐至中唐之间,其表现内容和艺术特点,延续了石窟造像之风,其形制类于缩小的石窟佛龛。北朝的佛龛多为硬质陶,龛的中央为弥陀佛,端坐于“工”字座上。面形长方,高鼻修直,眼长而弯,两耳下垂。身着袒右肩,褒衣博带式袈裟,衣纹细密有序;左侧有观世音菩萨左手持净瓶,右侧有大势至菩萨左手持花蕊,分别站于两侧;左右边框又有金刚力士分别站立。龛正上方有正面龙首,两侧有飞天飘舞。龛下方基座中央有佛祖出世或赤身夜叉,左右各有形状类狗的护法狮子蹲坐两旁。而晚期(中唐以后)的陶佛龛大多为低温白陶或粉红陶,形制与北朝虽有类同,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无论“形”的准确性和“线”的力度等,都与北朝造像无法比拟。

邢窑陶佛造像的兴衰,与邢窑白瓷的命运息息相关,到了邢窑衰落期的宋元,邢窑陶佛造像也由原来规格的圆雕和佛龛,逐渐退化为小巧玲珑、类于玩具的摩诃罗而流传于民间,完全失去了昔日庄严、神圣的灵光。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和普及,这一宗教传播手段逐渐被简便易行的木刻版画——纸马(又曰神码)所代替,并在这一地区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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