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陶瓷发展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0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秦汉茧壶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50℃—1000℃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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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秦汉时代的陶瓷发展


商周时代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称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代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0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 950℃—1000℃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秦汉文化陶瓷发展史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0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秦汉陶器及陶塑艺术的发展过程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扫灭了诸侯割据势力,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大国,汉朝的建立则使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更加巩固。

汉代,长期的安定局面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使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较大规模的官营和私营手工业,也有遍布全国城乡的小手工业、家庭手工业。陶瓷手工业在汉代是遍及全国的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

因为陶瓷用具是任何家庭、建筑部门都不可缺少的,因此发展得很迅速。陶质用具和砖瓦质量之佳,气魄之宏伟、艺术性之高是其他朝代难于相比的。

秦砖汉瓦的美名享誉千年,低温颜色釉的发明为陶器的美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殉葬用的画像砖,再现了汉朝社会现实。青瓷、黑瓷烧制的进步,把瓷器工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据统计,秦汉陶器生产仍然以日用器皿为最多。以泥质灰陶器皿为主,根据不同用途,有细泥陶、粗泥陶和夹砂陶之分。

由于烧成气氛的不同,陶器的颜色有青灰色、灰褐色、红色、黑色等,还有各种彩绘陶。其中以颜色纯正的青灰色陶器质量最好,火候高,还原气氛控制很好,颜色均匀悦目,质地坚实耐用。器物以表面光素为多,很少纹饰。

陕西关中地区的日用陶器有壶、小壶、扁壶、茧形壶、樽、豆、盆、杯、盘、钟、缸、勺、鼎、甑、釜、钵等。

河南等关东地区,主要生活用具有罐、壶、鼎、钵。楚文化集中的长沙地区,陶器具有地方特点,如矮足鼎、盒、壶、罐、碗、盆、釜、甑、长方炉、盉、博山炉、钫。

广东地区常见有瓮、罐、双耳罐、提筒、双联罐、四联罐和五联罐、瓿、小瓿、壶、匏壶、钫、敦、盒(包括小盒、三足盒)、四联盒以及碗、盆、甑、釜、鼎、熏炉、豆等。

长江以南地区除一般陶器之外,还有印纹硬陶。这些器物质地坚硬,表面往往拍印细密的方格纹,或刻划波状纹、锯齿形纹,器物种类以瓮、罐、壶、盒、碗等为多。

汉代陶器的装饰,一般陶器有弦纹、划纹、绳纹、印纹、模印浮雕、涂色和彩绘等若干种。有的弦纹比较宽,形似瓦沟状,故又称“瓦纹”,划纹有平行直线纹、连续点状纹,这种纹样像断线的珍珠,还有三角纹、连环纹、栉齿纹和阴刻动物纹,如虎、雀等。

印纹是由刻有图案的印模,单个地打印在坯体上。粘贴浮雕,模印的具有浮雕形象的泥片或捏塑形象,粘贴在器物表面,如陶灶、井栏、樽或仓的足部,铺首则贴在陶壶一类器物的肩部。

秦汉以来,用陶质器皿殉葬的风气很盛,专门为殉葬而生产的陶器即明器的制作得到进一步发展。明器包括一部分日常使用的器物造型,只是质地不如日用陶器那么致密坚硬罢了,更多的是仓、囤、炉、井、灶、磨、住宅、水榭和其他建筑模型。还有彩绘陶,以鲜艳的彩色绘出气魄宏伟而流畅的图案,充满神秘的色彩。许多釉陶作品也是明器。

陕西关中地区的常见的明器有茧形壶、鼎、扁壶等,模型有方仓、圆形仓和陶囤等。

河南关东地区墓葬里经常出现四种组合:

1.罐、鼎、壶、敦等,这是战国以来流行的器皿;

2.炉、井、仓、灶、磨等,这是汉代以来流行的器物和模型;

3.杯、盘、盒、案为代表的一套祭器,西汉晚期开始流行;到东汉流行一套仿漆器的模型;

4.住宅、水榭、坞堡模型和家畜家禽如猪、羊、狗、鸡等。

彩绘陶一般是在质地相当好的陶器上面作画,有的很写实,有的很抽象,有的很夸张。画面布局很满。有朱绘和粉绘之分。彩色有红、赭、黄、绿、橙、白、黑等色。工匠们很会搭配,大多数纹样繁缛,主要内容有青龙、白虎、朱雀、云气等纹,有狻猊追逐于流动性很强的云气之间,线条流畅婉转,生动活泼,色彩绚丽。有的像漆器彩画,富有很强的艺术性(详见《中国陶瓷史》秦汉部分)。

釉陶艺术,汉代釉陶艺术主要作明器。

大约从战国时代开始,陶器手工业中出现了一种表面施釉的陶器。在普通瓦胎器物表面,涂有浓厚的深绿、浅绿或棕黄色釉,由于釉料中羼入大量的铅,这种金属熔点很低,在釉里起助熔的作用。这就能使普通陶器在烧制中,呈现出光亮美丽的釉层。

中国发明釉陶可能与战国秦汉时代道家炼丹所获得的化学知识有关。道家富有实验和创新精神,常把铅、汞、石英等物质放在一起烧炼。这些物质在一定温度下能熔融成玻璃状物质。在炼丹的陶容器里这些物质混入黏土,粘附在陶器表面,就会出现铅玻璃一样的表层,这就启发人们发明釉陶。如果加入铜、铁等金属矿物的粉末,釉层就会出现美丽的绿色、棕褐色。

铅釉陶器的发明比原始青瓷更复杂。它要求寻找到能降低釉层熔点的金属铅加入其中,并要求配出与陶胎膨胀系数一致的釉料。还要在适合在烧陶的温度中烧成,加入铜、铁氧化物作呈色剂也需要具有丰富的知识。要求得到美丽的绿色、棕褐色,在烧成气氛的控制上也要求很严格。所以釉陶在原始青瓷生产以后很长时期才发明出来。

在艺术效果上铅釉陶器比普通陶器高得多。首先是坯体制作上比一般陶器要严格,几乎一丝不苟,器形设计、线条的使用和装饰内容的安排庄重雄伟,有青铜重器的气魄。

釉陶在西汉武帝时期至中期主要是壶类产品。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得到很大的发展,生产出各种型号的壶,还有钵、樽、仓、罐、洗、杯、勺、盒、魁、几等。东汉末年又增加了博山炉、瓶形器,各类动物、人物,即俑类形象。

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西、甘肃等地还有釉陶树、水榭、高楼、仓房、坞壁、楼橹等建筑模型。在河南、四川、广东等地还出土有水田、鱼塘模型等。釉陶丰富的内容把汉代现实社会的生产活动、农家的生活情景、家畜家禽的饲养、劳动者的衣食住行、统治阶级人物娱乐和腐化的生活、租赁借贷、人际关系、意识形态的信仰等方面都形象地表现出来,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釉陶作为殉葬明器,满足人们厚葬的要求,比一般陶器和瓷器更理想,表现社会形态方面的内容更广阔。

原始青瓷在春秋战国时期质量迅速提高,产量也增多了,只是吴国和楚国战争时期江南遭到较大的破坏,瓷器生产也受到一定影响,质量明显下降。

秦统一中国后到汉朝,随着江南经济的巨大发展,瓷器生产得到较快发展,也发明了黑瓷。各地汉墓出土瓷器明显增加,但也有一个现象很清楚,就是质地较粗,釉层不够明亮,胎釉密合不好,釉层容易剥落。这是胎料中氧化铝和氧化铁含量增高所致。要改变这些缺陷必须改进窑炉结构,提高烧成温度。然而到西汉时窑炉结构改进不大,因此瓷器的烧结程度没有明显提高。

到东汉时,窑炉大有改进,同时配釉施釉工艺也有明显提高,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在瓷器发展史上又来了一次飞跃。考古工作者在浙江的上虞、宁波、金华、德清、衢州等地发现东汉青瓷窑址比较多,说明当时的手工业作坊建立范围扩大。经理化测试证明,这些青瓷烧成温度已高达1300℃。瓷胎烧结良好,胎釉结合紧密。由于较好地控制了还原气氛,青瓷色泽纯正,透明而有光泽。在浙江省博物馆青瓷陈列中展出了海宁出土的青瓷双系罐,胎体浅灰色,致密,青釉比较厚,润泽碧绿,水平很高。

汉代青瓷器形有各种规格的罐、直颈瓶、双铺首壶、五管瓶、五联罐、虎子等。

东汉黑瓷得到发展。在德清、金华、宁波、上虞等东汉窑址中均发现有黑瓷器物。黑瓷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因为黑釉有很强的掩盖性,一般都不透明。黑釉深沉凝厚,釉光滋润,相当漂亮。它对胎料的要求不严,许多瓷窑都用下脚料烧黑瓷,成本低廉,为瓷器在一般民众中使用创造了条件。

秦汉的陶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今后2000多年雕塑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代陶塑艺术,以陕西临潼始皇陵东侧出土的陶兵马俑群为代表。

汉代陶塑艺术逐渐趋向于反映社会现实,是属于表现人和社会生活的古典写实艺术。它塑造的人物形象有农夫、厨师、舂米的家奴、射猎的勇士,身怀绝技的杂技、歌舞、说唱和演奏的人等。动物有牛、羊、马、犬、猪、鸡、鸭等家畜家禽。随葬用的建筑模型,有各种式样的高层楼阁、水榭、住宅、家禽的栏圈、装粮食的仓房等。

汉代陶塑的手法有捏塑、圆雕、浅浮雕、模印等,注重神似,线条简练而夸张,对汉代社会各种现象有极强的概括能力。

汉代除个体雕塑以外,群塑也极成功,最优秀的群塑制品要算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西汉初期的乐舞、杂技、宴饮俑。在一个长67厘米、宽47.5厘米的陶盘上,塑出22个艺术形象(现缺一奏乐人)。表演者在陶盘中心,后面是乐队,两侧是观众。这些内容是战国青铜器、漆器上经常出现的贵族宴乐活动,但在构图处理上却有很大的突破。战国青铜刻纹图像多以高大建筑物及其中的贵族宴饮活动为中心,向外展示乐舞或游猎、战争的图像,夸耀贵族奢侈淫逸的生活,突出其统治者的地位。但是,山东济南无影山的艺术形象的布局恰好相反:作者刻意描绘的是乐舞、杂技的表演者,宴饮作乐的贵族则退居陪衬地位。尽管形体高大,但面呆神滞,丝毫不引人注意。舞乐杂耍之人则活跃异常。

无影山陶俑群塑不足之处是人物面部缺少变化,反映了西汉初期陶塑艺术的时代特点。到西汉后期至东汉后期的庖厨俑、舞蹈俑、击鼓说书俑等,在人物塑造和刻画上就细腻得多了。

说书俑主要出现在四川地区,有站立的,有扭动身躯的,有坐着的。最成功的一件是四川彭山出土,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长期展出的踞坐形象说书俑。塑造的是一个活动于下层人民中间的贫穷的民间艺人。

他是位盲目老人,上身裸露,下着一条破裤子,赤脚,左手抱鼓,右手伸出食指,指向下方,头部缩在高耸的两肩之间,额头因双眉高抬和饱经生活艰辛而现出几条深深的皱纹。其情景是当其鼓声刚落,观众的注意力被吸引住以后,他热情洋溢地讲述动人的故事,满脸呈笑,讲得兴奋异常,情不自禁地抬起一只脚。生活虽然贫苦,但在下层人民中间他有无穷的欢乐。这种人被称为“瞽矇”。我国人民有记载历史、传播历史的优良传统。

在古代,传播历史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史官,西汉的太史令司马迁即是,他修的《史记》主要供最高统治者看阅,以严谨的文字写成巨著,民间看不到,也看不懂。民间传播历史主要靠瞽矇,他们有点生理缺陷,生活在人民中间,以高度的组织能力收集、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传说历史素材,经过艺术加工,并以说唱的方式,不断地在人民中间传播。寓教于乐,使劳动人民既受到教育又得到精神上的娱乐。这些作品在“传神”和艺术夸张方面是无可挑剔的,说明汉陶艺术不单纯着眼于刻画人物的外形,更主要的是对人物的神情动态作了敏锐、细致的观察和着力表现。由于善于选择、表现运动过程中最能代表动与力的一刹那,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活力和生命气质,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造型艺术的一般规律,使作品更富于生活情趣。

民国时期瓷器的发展工艺特征


公元1911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称为民国时期。是中国瓷业处于萧条衰落的黑暗时期。客观讲在这30多年里,也生产出不少精品瓷器。在这些精品瓷器中有传承,有融会,也有创新,倒给古老的制瓷业注入了新的曙光和希望。以郭葆昌为主导的传承派,制造了以"居仁堂"为款名的瓷器,其胎质、釉面和彩绘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公元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规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为了效仿明、清历代皇帝的做法,在景德镇设御窑,烧制名贵瓷器,写上年号,供宫廷使用。传世的"居仁堂"、"居仁堂制"和景德镇御窑督陶官郭葆昌,后用自己的别号"觯斋"为款识,烧制了一部分瓷器,堪称名贵。题"洪宪"年号的瓷器均为托名之作。到了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洪宪年号随之取消。清末民初的仿古风盛行,无论什么年代,什么窑口无所不仿,仿古范围包括瓷质,釉色及彩绘等各方面,青花瓷也不例外。的确,少数器物在技巧上达到"乱真"的地步。如民国孙瀛洲先生专仿明代前朝青花器。他仿制的永乐、宣德青花盘、碗类,其凝重结晶的青花斑点深入胎骨之间,效果与真正永乐、宣德青花器相似,极难辨识。民国初期出现了新粉彩。新粉彩瓷画与传统粉彩相比,无论在造型、线条、光泽、色彩等方面都吸收了近代画的营养,作品以工见长,色彩浓艳,更符合大众市民的欣赏水平。新粉彩瓷画的先行者汪晓棠和潘陶宇,他们的新粉彩瓷画影响了整个的瓷画风格。到了1928年在王琦倡导下,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何许人、徐仲南、邓碧珊、田鹤仙、毕伯涛、刘雨岑画师成立了"月圆会",称为"珠山八友"。同时与“珠山八友”齐名的著名画师还有张志汤,方云峰,汪大沧,余翰青,张沛轩,汪小亭,程芸农等人。新粉彩作品以瓷板画居多,有方瓶、筒形瓶、印盒、水盂、扁壶等造型简单的器物。为了挽救我国传统的陶瓷工艺,民族工商业者在中国瓷器手工业中进一步改革,创办了一批新式瓷厂。郭葆昌在景德镇监督烧制瓷器时,聘请绘画、填彩、浇釉、造型、烧窑等名家,采用官商合股开办了"江西瓷业公司"。烧制的器物,胎骨轻薄,釉色洁白,彩质纯净鲜明,绘画精美。器物的底部落"公司"款。这些器物给陶瓷鉴定家们称为:"中国瓷业史中仅有的一朵复兴之花。"在近代制瓷的成就中,除景德镇外,醴陵瓷器中的釉下五彩独树一帜。地处湘东的醴陵产优质瓷土,从清初至清末,制瓷业几度兴旺,但工艺落后,仅生产大众日用粗瓷。民国初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湖南人熊希龄,赴日考察瓷业,回国后在他家乡主持创办了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在景德镇艺人和日本瓷匠的帮助下,创造了釉下五彩。这种独具特色的釉下五彩,色彩丰富,晶莹润泽,清雅明快,独具风味。有红、橙、黄、绿、紫、黑、灰等各色。每种颜色又细分几种色调,达到了"艳而不俗,淡而有神"的艺术境界。既古朴典雅,又鲜艳浓郁。当时的制瓷绘画高手有张晓耕、彭筱琴、傅道惠、游先理、吴寿祺等艺人。醴陵釉下五彩问世仅20多年(1909-1930年)先后四次在国内外大赛瓷会上获得金奖,曾风靡一时。目前传世作品稀少。民国瓷器中最具文化特征的当属时装人物画瓷器。这种创新的时装人物画瓷器,展现了民国时期的新时尚。在瓷绘上采用了艳丽而丰富的新粉彩技艺,使中国瓷器人物画展现了划时代的新姿。民国以前的瓷器上的画面,多绘山水,花鸟和吉祥图案,人物画大都是文人雅士,道释和戏曲故事。很少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妇女。时装人物画瓷器多方面描绘家庭妇女生活的场景,有的对镜梳妆,有的弹琴,有的相互插花,有的戏童。这种在瓷器上描绘身著时装的摩登女性的家庭生活,在中国陶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为研究民国时期的风俗演变和妇女时装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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