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瓷器制作到了唐代，逐渐发展成熟，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
因为陶与瓷的分野，在乎质白坚硬或半透明，而最大的关键在於火烧温度。
汉代虽有瓷器，但温度不高，质地脆弱只能算是原瓷，而发展到唐代，不但釉药发展成熟，火烧温度能达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所以我们说唐代是真正进入瓷器的时代。唐代最著名的窑为越窑与邢窑。
越窑——越窑在南方浙江省绍兴，主要制造青瓷;邢窑在北方河北省邢台，主要制造白瓷。越窑的青瓷明彻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
邢窑——邢窑所产的白瓷，土质细润，器壁坚而薄，器型稳厚、线条流畅。
唐三彩
唐代最重要的产品是驰名中外的唐三彩，一直到文明的今天还受到广泛的喜好与收藏。唐三彩是陪葬的陶器，色彩亮丽有黄、绿、青三色铅釉，故名唐三彩，但不一定每件唐三彩都三色俱全，但可利用三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来制造出美丽的花朵，以及先在坯体上刻花成暗色图案，变化无穷，彩色斑斓。
唐三彩分布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在长安的称西窑，在洛阳的则称东窑。唐代盛行厚葬，不仅是大官贵族，百姓也如此，已形成一股风气。
唐三彩种类很多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等。大致上较为人喜爱的是马俑，有的扬足飞奔，有的徘徊伫立，有的引颈嘶，均表现出栩栩如生的故种姿态。至於人物造型有妇女、文官、武将、胡俑、天王，根据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刻画出不同的性格和特徵;贵妇面部丰圆，梳成各式发髻，穿著色彩鲜艳的服装，文官彬彬有礼，武士刚烈勇猛，胡俑高深目、天王怒目威武、雄壮气概，是我国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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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鉴赏-带你感受唐代的文化精神气质
长沙窑，早在九世纪初就被诗人吟咏。刘言史的煎茶诗中就有“湘瓷泛青花”的诗句。具考证，长沙窑大致兴起于安史之乱以后，至中晚唐发展到鼎盛时期。长沙窑，这个唐代著名的外销瓷器窑，以它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在中国陶瓷史和九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有着不可代替的地位。长沙窑是岳州窑的继续和发展，唐代时，由于经济的发达，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瓷器最初主要经丝绸之路销往国外，而且大多是岳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的二组合。随着唐代瓷器产业的日趋发展以及海上交通的开通，瓷器外销逐渐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长沙窑就是在这一时期(九世纪)兴盛起来的。此时的外销瓷己由以往的“二组合”发展为汝窑青瓷、定窑白瓷和长沙窑瓷器的“三组合”。长沙窑位于现在的长沙市望城县的石诸湖一带。九世纪中期湖南澧州诗人李群玉的石渚一诗中对长沙窑的描写更为壮观:“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这就是当年长沙窑烧窑的情景。长沙窑多为龙窑，原料取自当地，制瓷原料有:窑头冲粘土、觉华山土、瓦坪渣底土、张家坡土、蓝岸嘴粘土、泥洞粘土，以上原料均含90%左右的SiO2，属富含硅原料，烧成温度为1200士20至1270士20之间。长沙窑瓷器前期胎质较粗松，胎色为暗红色后期胎质细密，胎色呈灰白或香灰色。长沙窑产品大多以手工拉坯为主，附件和零件如罐耳、贴花等用单模、分模、手捏制成。此外还有雕刻、镂空、堆雕等手法。长沙窑瓷器造型之多在唐窑中很少见。烧制器物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又兼文房用具及各种瓷塑玩具。早期长沙窑的产品，以碗、盘、壶、罐、盂为主，规格划一，后期除增加洗枕盒等日常生活用具外还烧制镇尺、砚滴、笔洗、砚台等文房用品及俑、鸟、狗、猪、羊等瓷塑玩具。当时品种不断增加，而且形式风格趋于多样。另外，由于长沙窑陶瓷产品大量外销的原因，还出现了为迎合胡人及西域人所喜爱的金银容器式样的酒壶和酒盏。长沙窑瓷器在造型上各时期变化很丰富，比如:前期的喇叭口壶，长腹、粗壮颈、口微外撇，略具喇叭的雏形，罐为长形圆鼓腹，腹的最大径在中部，肩经有对称的条形，半圆形系耳，后期的喇叭口壶，瓜棱腹，有的成橄榄形，颈长而细，多棱流，比前期略长，并由前期的单曲带形变为双曲耳形，流从多棱，较短变为圆罐、长流。罐的最大腹颈在上部，肩安模制穿孔，竖耳，有的罐顶有四片带横穿耳。因此，我们可以说，长沙窑陶瓷造型前期形态丰满端庄，线条圆润柔和，后期形态趋于隽丽，有出新意以应时宜之用，且大都具雄浑洒脱之唐风。唐长沙窑在陶瓷装饰上，从注重瓷器的釉色美转移到瓷器彩绘装饰美的发展新方向，釉下彩的发明，无疑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据考古发掘，南京三国(吴)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釉褐彩盖罐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釉下彩瓷器。长沙窑的釉下彩装饰，从最初单一的褐彩逐渐发展到褐绿两彩，褐彩的成色剂为铁，用其描画，色泽稳定，绿彩为铜。铜由于在高温下容易流散，因此往往用来填彩或晕染。一般情况下，先用绿彩勾轮廓，再用褐彩描绘细部，装饰纹样有动物的腿、嘴、羽毛、植物的叶脉、山石的肌理、人物衣纹等，线条刚柔相济，色彩对比协调，若是写意装饰则浑然天成，线条奔放洒脱。瓦坪渣窑址发现的盘、罐上画着折枝的花卉，菊花、莲花等纹饰，虽寥寥数笔，但神态如生，颇得写意之妙。长沙窑釉下彩的这种写意效果，是由当时的环境决定的，长沙窑当时产量很高，画工在坯上画彩是就要追求数量，由数量的加大而提高速度，由于速度提高自然就对所绘的形象进行概括和提炼，致使所绘形象更简洁，从而出现了空灵生动的效果，这就是我们见到的颇得写意之妙的长沙窑瓷器了。可以推断，后来发展起来的写意画是受其影响的。长沙窑瓷器的装饰除了釉下彩极具特色之外，它的模印贴花也很有代表性。长沙窑的模印贴花装饰都是采用阴模，而且多以局部装饰为其特征。长沙窑在装饰素材上有人物、植物、动物、山水、抽象纹样等几个方面。长沙窑的装饰纹样除了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纹样之外，也由于产品的外销，一部分吸收了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了长沙窑独特的装饰风格。在长沙窑的装饰人物中的传统图形形象生动，自然洒脱。比如手持莲花童孩的纹饰就是一例，它用笔挺健，整个画面清秀、自然、仿佛能感到丝带在童子的奔跑中飘动而莲花莲茎也随之颤动。在装饰图形中，还有些是釉下彩绘的波斯人，模印贴花的骑士、吹笛的胡人、骑马俑的雕塑。其中，长沙窑中模印贴花和雕塑的舞蹈者形象头戴宝冠，披巾裸上身，右足立于蒲团之上，左脚曲做舞蹈状，称为“三道弯”式。这种造型，在印度的古代雕塑中极常见。长沙窑中的植物纹饰在它的釉下彩中大多是中国传统的纹饰，如:莲花纹、菊花纹、折枝纹、蕨草纹等，这些纹饰舒展生动，简练洒脱。除了釉下彩的植物纹以外，在模印贴花图形中还出现了在唐代铜镜与波斯金钱器屡屡出现的椰枣纹、棕榈纹、铁树等纹饰。其中，椰枣树是西亚的主要树种。而这些地区也是长沙窑的外销国，可见长沙窑也是为了迎合外销市场。还有一种印度佛教装饰题材的“沙椤树”也在长沙窑出现，这个印度佛教中的圣树，被长沙窑的艺人们以模印贴花的形式装饰在长沙窑的壶腹流下和双耳罐上。长沙窑中，釉下彩绘的动物很多，仅鸟纹就有20多种，典型的有:长尾鸟纹、飞鸟纹、回首鸟纹、彩凤纹、鹭纹等等。此外，山羊、野鹿、狮、鱼、豹、獐等题材在长沙窑也很常见。在模印贴花中还出现了摩羯和狮子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在印度雕刻和绘画中摩羯的形象常常出现，长沙窑中模印贴花狮子常做人立状，并往往与佛塔和菩萨状的舞蹈者组合到一起，甚至有些狮子蒲团之上，我们知道，狮子形象在古埃及和希腊雕刻中多有出现，而且在印度佛教中狮子也是护法神兽，从以上几点看，这些纹饰深受西域文化影响。在长沙窑的釉下彩绘中也出现了大量抽象图形，有的由连珠纹组成作串珠状，类似波斯地毯的效果。有的则如行云流水般自由舒展，变换丰富的线条，似蔓草、宝石纹理。这种装饰的形成，主要是迎合伊斯兰教徒在习惯上对抽象纹样喜爱。另外，长沙窑还生产了大量捏塑的动物玩具，题材包括:狮、象、豹、牛、羊、虎、猪、狗、鸡、鸭、鸽和人物等等。这些形象无论人物还是动物都憨态可掬，造型概括生动，就连狮、虎一类凶猛的动物也塑造得可爱、童真，如顽皮的孩童。在每只玩具下并钻有两只圆孔，可以吹响，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可见当时长沙窑的产品多么普及。在长沙窑中值得一提的还有诗文壶，这种诗文壶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人的需要，除了在壶上提诗，在瓶、碗心、盏心、筒形器上也有发现。所提多为五言绝句，少有六七言，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民间的俗语、俗话、谚语、题材和款式等，它们大多用毛笔以铁绘于器物上，大多以行书居多，也有少量草书。如初唐杨师道的《南行别弟》，盛唐张氲的《醉吟三首》，杼彬的《丹阳作》、晚唐贾岛的《遇海联句》等在壶上都有所见。其中一首与白居易的《问六十九》大同小异:“二月春澧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不意多离别，临别泪痕难，愁容生白发，相送到长安。”“岁岁常为客，年年不在家。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花。”这样的引酒闲诗、闲情题于壶上，与朋友畅饮或一人独酌，酒意与诗意相应相容，情趣盎然，极具文人气质与从俗于生活的情趣。综上所述，我们知道长沙窑艺术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其装饰风格博绘画染缬、书法、雕塑市场，又具中西亚地方特色和伊斯兰教、佛教艺术的某些装饰于一体，从而形成长沙窑独特的艺术语言。它的模印贴花器物中严谨的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作为精致的局部装饰，与器物大面积的空白相对比，装饰性极强。它的釉下彩绘有张有弛，舒展洒脱，物我两忘，俊逸不羁，长沙窑的釉下彩虽没有景德镇青花的华丽丰富，但有自己独特的厚重、朴实的艺术语言，它的花鸟人物装饰，比之磁州窑的繁满，更显简洁、生动、空灵、动感十足。长沙窑艺术的形成与唐代开放的社会背景有直接的关系。唐代是一个开放和吸收的时代，从长沙窑艺术中，我们可以略见，长沙窑的各种艺术形式，他表现了一种随意、洒脱、放松的意味，长沙窑的发展是在唐代，它的鼎盛是在中晚期，当时社会开放而文明，中西文化互渗互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才出现了有别于其他窑区的装饰，形成独具特色的装饰洒脱、自由的长沙窑。长沙窑艺术风格和精神气质是唐代这个时代造就的，它的不狭隘、不拘谨，旷雅风度也是唐代所特有的。同时，长沙窑注重吸收姊妹艺术的营养，融合中西文化和佛教文化，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长沙窑艺术风貌。古老的长沙窑，虽然己经逝去，但我们能从它洒脱、俊逸、空灵的釉下彩装饰艺术中感受唐代的文化精神气质，同样的，这种文化精神气质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搞陶瓷设计的艺术家应该去研究的课题。
陶瓷文化：一组馆藏唐代长沙窑瓷器
图1唐长沙窑青釉褐斑武士纹执壶
图2唐长沙窑青釉褐彩鸟荷盆内底
图3唐长沙窑青釉红绿彩水草纹盂
长沙窑是唐朝重要瓷窑，窑址位于湖南长沙北郊30公里铜官镇及书堂乡石渚瓦渣坪一带，故又称铜官窑、瓦渣坪窑，是唐朝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器物主要有壶、盆、罐、碗、水盂等。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出土了不少唐代长沙窑瓷器，后被收藏在镇江市博物馆。今择选其中三件简作介绍如下。
图1所示为中山路拓宽工程工地出土的长沙窑青釉褐彩鸟荷纹三足盆：高10.8厘米，口径27.3厘米。圆唇，葵口，折沿，弧腹，圜底，三兽足。口沿绘褐绿彩草叶纹，内底绘褐绿彩荷花水鸟纹，一只长尾水鸟站在河塘中的荷叶上栖息。胎灰白色，略疏松，全器施釉，釉色青中泛黄。
图2所示为镇江市区出土的长沙窑青釉红绿彩水草纹盂：高4.4厘米，口径3.3厘米，底径3.6厘米。圆唇，敛口，扁圆腹，假圈足。全器施釉，底部无釉。
图3所示为镇江市胜利路侨源开发工地出土长沙窑青釉彩斑武士纹执壶：高20厘米，口径10.6厘米，底径14厘米。卷沿，直颈，深腹，平底，肩部设八棱形短流，条形扁平短柄，两侧设条形扁平系。腹部饰四组模印贴花褐彩武士纹，其身着武士服，双腿盘屈；胎灰白色，略疏松，全器施釉。底部无釉，釉色青中泛黄，釉层剥落。
铜的着色剂在釉料中若在氧化（即含氧多的窑）气氛中燃烧，会烧成氧化铜的绿彩。但如果铜在还原（即缺氧情况）气氛中燃烧，则会成为带红色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长沙窑以氧化铜为呈色剂烧成高温釉下红彩，开创了中国瓷器史用铜装饰瓷器的先河，北宋晚期均窑窑变红釉、元景德镇窑铜红釉都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创新和影响彩釉装饰最早的是青釉釉下褐彩，出现于三国吴的瓷器上，长沙窑将此技法普遍运用在瓷器上，创烧出高温红彩、蓝彩，进一步推出白地绿彩、青釉绿彩、青釉褐绿彩等用铜等金属氧化物作呈色剂的各种彩绘品种。红彩即为高温铜红，以往人们对高温红釉的起源一直难以搞清。现在，经过考古发掘和专家的研究，认为长沙窑是最早使用高温铜红釉的。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江苏镇江刘丽文）
陶瓷文化鉴赏-唐代梅县水车窑青瓷“八美”说
唐代梅县水车窑由于工艺先进，其作品表现出许许多多的美，站在不同的角度它都能给人予美的发现和体验，可谓“景随步移，美随形变”。笔者将之概括为“八美”。恢宏之美
水车窑的造型深受盛唐大文化的影响，始终在追随和追求一种恢宏大气，且最终达到的是一种小器通大道理，大器大道理兼有的“大气”，而且这种“大气”和壮美的作品远远多于同时代其它窑业。如全国同期独一无二的巨型八足砚（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雄强霸气的长把汤瓶、身高４０厘米的四系大罐（省博馆藏）等皆为杰出的代表作。
自然之美
我们在水车窑的瓷艺作品里，看得到匠师们在追求作品与自然界独立自在形态的吻合；追求天衣无缝，没有人工做作痕迹的审美品格。比如水车窑青翠之釉色，几乎很难找到完全相同一致的，没有标准色阶可作比较，窑工配釉和施釉的随意再经窑火自然幻化而成的丰富色阶，构成了一幅幅天然的画卷。
简约之美
水车窑从隋唐始至宋初终，三百年恪守不着纹饰、一任天成的简约理念，有人说这是水车窑的一大缺陷，笔者并不这么认为。纹饰有纹饰的美，简约有简约的美，纹饰的美是外露的、奢华的；简约的美是内收的、朴素的；两相比较，后者比前者多了一份佛风禅韵的神秘感。
圆润之美
中国古人推崇圆满和圆融的境界。水车窑不乏“圆”与“美”结合的经典，其绝大部分作品中所表现的拙朴圆润之美，尤其三足炉、唾壶、执壶等的神圆造像，既是中原士族后裔——水车窑匠人秉承华夏民族尚圆审美文化的折射，又与明清之后带有浓郁功利色彩的机械工艺陶瓷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文质之美
水车窑匠人为客家先民，是来自中原的士族后裔，受儒家思想影响甚深，千年不改“崇文重教”之良好风尚。物如其人，水车窑的陶瓷艺术理所当然自然地散发出翰墨之香，无论是执壶还是罐或是炉，其或颀长或圆润的外形无不透出一股儒雅风流之质，而且这一特征在全国诸窑作品中显得格外突出。
拙朴之美
水车窑作品一色青翠，无纹无饰，表面上给人一种平平庸庸的感觉。然而，这恰恰反映出唐代水车窑发展时期的鲜明特点及其独具的拙朴美。比如在瓷品坯胎上不经意留下的手抓痕，釉表上呈现的垂泪痕，壶、罐类器皿足底留下的“帘格状”刮削痕等等。用进化的工艺技术衡量，它显然是当时的“缺陷”或不足，而在考古学家的眼中，它却是甄别年代的符号；在艺术家的心目中，它则是最形象、最自然、最有韵味的艺术语言。
片纹之美
用平常的目光来观察水车窑青瓷，没有人不说它太一般：古拙的外表、平凡味淡，就像身着素装的僧人。尤其瓷器表面，除了自然开片的裂纹，光溜溜的一丁点纹饰都没有。其实，这就构成了艺术的空灵之美。似断又连、似有还无、似真亦幻、似虚却实的裂纹，有多少空灵意境又有多少禅趣虚幻蕴藏在里边。
韵律之美
瓷艺作品交给人类品读的实体首先是它的造型构图，而决定造型构图美丑最重要的指标是轮廓线（线条），而线条变化产生的美感称之为韵律。中国艺术品是用线条表现的艺术，如绘画、书法、雕塑、木刻，陶瓷也不例外。信手挑一件水车窑作品，我们尽可在其中领略一番韵律之美。
陶瓷文化：老窑瓷：唐代瓷器的兴盛和艺术特色
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及，唐代制瓷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瓷器烧制技术迅速发展。制瓷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等各种器皿，几乎无所不备。在唐代不少地方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陶录》称“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这时各地制瓷中心有了窑名，反映出唐代瓷业的兴盛和不同的艺术特色。
唐代青瓷以越窑和长沙窑最为着名。唐代早期越窑瓷器胎体呈淡灰色，紧密细致，釉汁很薄，均匀缜密，温润似玉，青绿色，有的略闪黄。器型还有隋代的风格，立型器多瘦高，碗都大口浅腹，口、腹垂直，下腹斜折内敛，平底。唐中晚期的越窑瓷，胎体比以前更致密，灰白色，釉面均匀光润，有鳝鱼黄、淡青和青绿等色，通体施满釉。这时的碗、盘多撇口，底足宽矮，像玉璧，中间小圆内凹中施釉。底足有三、五、七个不等的方形或条形支钉痕。晚唐时出现了荷叶式或花口式盘和碗，瓷器装饰以光素为主，也有划、刻、堆贴和镂空纹饰的，以划花为多，常见纹饰是花鸟、山水和人物等。
长沙窑主要生产一些生活及文房用品，此外还有玩具、瓷佣等，种类很多。长沙窑瓷胎细密坚致，磁化程度较高，胎色有灰白、灰黄、灰青、灰红及肉红;釉面润泽，以青色为主，也有蓝、绿、酱、褐、黄等颜色。装饰品种极为丰富，有釉下彩斑、釉下彩绘、印花、贴花、贴花彩斑、刻划、雕刻、镂空等。
唐代以前的饮茶文化及茶器
茶器的品类繁多，造型优美，兼有实用和艺术的双重价值，为历代品饮者所青睐。茶器的发展和饮茶方式的变更关系相当密切。
据文献记载，唐代以前的饮茶方式与今日不同，茶叶常配以姜、葱、胡桃、松子及其他食物或药物混煮成汤以供药用。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专门茶器，首先有了带托盘的青釉茶盏。盏托又称茶船、茶拓子，为承托茶杯，以防烫指之用器。据现有考古资料证明，盏托是从托盘演变而来。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茶盏，有盏与承托以釉相粘连的构思巧妙。这时期的茶盏的显著特点多为饼足，底部露胎。虽然此时的茶器种类不多，但为唐宋以后茶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除上述茶盏外，三国末年至两晋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叫“鸡头流子”（壶嘴称为“流子”）的青瓷盛水、注水的容器。这种汤壶质地和形状都有讲究，大致上，容积要适中，壶嘴要呈抛物线形，出水口要圆而小，以使出水有力、落水准。它的出现对唐宋以后壶的形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鸡首汤壶最初只是在壶的肩部一侧置鸡首，仅起装饰作用；东晋以后，鸡首中空成管状，作流通入壶内；到南朝时，壶形略大而高，颈部加长，器腹丰满；隋代壶身更加修长，颈亦细长，鸡首形象较前期生动。隋、唐初期，越窑仍有鸡首汤壶生产，唐中期以后，鸡首汤壶逐渐为执瓶所替代。
唐代以前的泉州陶瓷
史前
在泉州新石器遗址，伴随着石器出土的陶器，属于东南沿海印纹陶的文化系统。1956年在永春牛头寨、鳌山，1960年在南安丰州狮子山、寨仔山等地遗址，就出土不少印纹“硬陶”。
周
1974年，在南安水头大盈村后寨山，唯一发现福建省成批周代青铜器遗址，遗物中不少原始青釉器。器表有青绿色、豆绿色、深绿色和黄绿色等。说明在3000年前泉州已有烧制青釉器的技术。不过，当时烧成温度不高，釉水与器体不甚密贴，出土时釉层多已斑驳，露出胎骨，有的近似于釉陶，是原始瓷器。
早期的陶器为粗陶，用陶土以手工捏制，内外不施釉，直接入窑以阳火烧制。质地粗糙，耐火实用。主要产品有饭钵、“茶鼓”（茶壶）、风炉、药罐、火钵等。
另一类为釉陶，质地较细，制作较精，多带花纹图案装饰，装匣钵入窑，以阴火烧成。产品多为生活用品，如大小缸、瓮、钵、罐、瓶、碗、碟、杯、盏等。
由于粗陶和釉陶价廉实用，易于烧制，其技术在泉州沿用至今。
西晋——南朝
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在泉州之南的古镇晋江磁灶，出现烧制小型生活用陶技术，南朝、隋、唐以后进一步发展，“故磁灶是以陶瓷而得名”（据清《西山杂志》）。
溪口山古窑址：1956年，在晋江市磁灶镇下官路村西双溪口小山坡发现一座古窑，出土物有盘、盘口壶等，年代始于南朝晚期延续至初唐，是迄今为止在泉州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窑址。该窑址命名为“溪口山窑址”，1961年5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串6
西晋至南朝时期，青瓷器不但用作生活用的器皿，也作为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
九日山六朝古墓：1956年，厦大历史系林惠祥教授带领考古实习队在南安丰州九日山下，发现六朝古墓，其后又多次发现。其中有东晋·咸康元年（335年）墓葬，随葬品中有双耳罐、四耳罐、碗、钵、带盘小杯、花插、小瓶、虎子、鐎斗、博山炉、浅圆盘等19件瓷器。内有青瓷小盂1件，平底小碗1件，为浙江传来的青瓷器。
隋
德-化-陶-瓷-总-站
松仔岭隋墓：1950年，厦大考古队在南安丰州前埔头北松仔岭下发现隋墓，墓砖文为开皇十六年（596年），随葬品中有注水式瓷罐、双耳瓷瓮。字串6
陶瓷文化鉴赏-史籍中的唐代景德镇“陶窑”和“霍窑”
在景德镇发现的最早的瓷器实物是五代的白瓷。但是，据传说，在唐代，景德镇的瓷器已经很出名了，这就是传说中“陶窑”和“霍窑”。惜于这两个传说的窑至今没有实物发现来支撑，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史籍中有关于这两个窑的记载。
《浮梁县志》卷二（乾隆四十八年）有这样两则记载。
一则关于“霍窑”的记载：“新平霍仲初，制瓷日就精巧，唐兴素瓷在天下，仲初有名”。
另一则是关于“陶窑”的记载：“武德四年，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献于朝廷，于是诏仲初等暨玉制瓷进御”。
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载：
“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钟秀里。
“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昌南镇瓷名天下。
“霍窑，窑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镇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制，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
因为没有实物，专家们怀疑这两个窑的存在，可本籍县志记载又言之凿凿。从这个县志的相关记载来看，怀疑这两个窑的存在又似乎没有强有力的说服力。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大抵坚重朴茂，范土合渥，有古先遗制。”
“陈至德元年，大建宫殿于建康，诏新平以陶础贡，雕镂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
“宋真宗遣官制瓷贡于京，即应官府之需，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底，天下于是咸知有‘景德之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