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朱琰所撰六卷本《陶说》,在古代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有助于从形而上的精神与形而下的“瓷路”两个层面深化人心与物性陶冶成器的认知与传播。
一、书籍之路视域中的《陶说》
作为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书籍在东亚文化圈诸方面的交流与传承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纽带作用。故较之东西文明之间的“丝绸之路”,有学者认为以“书籍之路”更得东亚的交流实质。
在东亚文化交流意义上讲,“书籍之路”与“丝绸之路”见证了中日两国之间深厚的交往印记,其中包括历代陶瓷文献在内的“陶书之路”同样为中日书籍之路与陶瓷之路衍生出独特的东亚交往新模式。作为两国“陶书之路”交流的初端,《陶说》无疑在其中起到了“文化使者”的重要作用。《陶说》,为清代朱琰著,全书共分6卷。分别以“说今”、“说古”、“说明”、“说器”为题,以饶州窑(景德镇窑)为重点,勾勒了古代陶瓷业发展各时期窑口不同器物的品类、特征与功用等内容,对研究中国陶瓷工艺的发展以及历代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陶说》初刻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以后曾多次重刻,传本较多。同时,作为陶瓷文化传承的载体,《陶说》也被传入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通过梳理日本现有馆藏可知,多种版本《陶说》传入日本后既有重刻亦有译本。
二、《陶说》与日本馆藏文献考论
1、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馆藏的《陶说》。该版本隶属于《龙威祕书》为其戊集《古今丛说拾遗三十四种》戊3~戊4共计二册6卷。据版本信息为乾隆五十九年即1794年石门马氏刻本。按:石门马氏,即是清代学者马骏良私人辑录的丛书,收录各种作品一百七十七种,共分为十集。
2、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馆藏《陶说》。该馆藏同样隶属于《龙威秘书》。刊本《龙威祕书》(1~10集)共计十册,原为津田左右吉旧蔵。集数完整且刊本众多。有具体时间者为第二集大酉山房嘉庆元(1796)刊本。
涵盖有陶说的第五集虽无具体刊本信息,但从序文后有“石门马俊良嵰山识男佩愉,佩忞全校”可知,应当晚于1796年。
3、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鲍氏知不足斋”版《陶说》。该版本《陶说》为6卷,其中2、3卷合一册,4、5卷合一册,共计四册。有乾隆39年,即1774年跋,印记有“听雪庵清赏”“海眉”“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等,外盒里有昭和甲午石隐道人的识语。
按“知不足斋”,乃是中国清代藏书家鲍廷博的藏书室“雅号”。据鲍氏所藏善本刊刻《知不足斋丛书》至道光间共刻成30集,收书207种。此外,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陶说》一册六卷,严格意义上说是据《知不足斋从书》本的抄本,其依据推断可以从同东京国立博物馆尚馆藏封面上的“金匮思慎堂藏版”字样以及线装帙入本亦有印记“听雪庵清赏”。另“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有乾隆47年即1782的序。此本外盒内也有昭和29年石隐叟的识语。
“金匮思慎堂藏版”中的“金匮”为“无锡”古时旧称,“思慎堂”为清代无锡的重要书坊。
以上二部《陶说》中的“听雪庵清赏”印记,据目前查找资料所知,只有江户时代中期的茶人石州流嘉顺派二代谷村嘉顺正胜以“听雪庵”为号。从茶与陶的密切联系来看:二代谷村正胜曾收藏过此两部陶说的可能性较大。由于其具体生殁年不详,不过从其父谷村三育殁年为宝历3年(1754)及其师清水道简的生卒年来看(1716~1783),其活动时期应当主要是十八世纪后半叶,至多至十九世纪初。由于目前研究条件所限,无法进一步根据文献确认其详细的内容差异。
4、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线装《翠琅玕馆丛书》中的《陶说》。左右双边,有界,小黑口,无鱼尾,9行21字。封面内有“光绪十年甲申冬十二月羊城翠琅玕馆校刊”字样。印记分别有“王秉恩”“常”“秉恩”“华阳王芑庈随身书卷”“得归茅屋”“太田书巢”“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
由封面内信息可知,此本是1884年广州翠琅玕馆校的版本,印记中“王秉恩”(1845~1928)为清末藏书家、书法家,华阳(今四川双流)人,曾在广州为官,并经张之洞推荐任广雅书局提调,民国后寓居上海,此本当是在广州为官时期所获。
“常”之印,详义不明,但由后“秉恩”印来看应该仍为王秉恩之印。“华阳王芑庈随身书卷”中王芑庈无法准确断定所属,因为王秉恩及其子王文焘均无相关名号。虽然秉恩晚年多以古书、字画、金石换米渡日,但是从“华阳王”的字样来看,应该可以推断此书仍然属于王氏族人。后“得归茅屋”的印主也无法确认,据“得归茅屋”意义来看,很可能是引用杜甫旅居成都期间创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典故,印主应该还是成都地区人,进而判断依然可能是属于国人所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陶说》线装写本,在正文的页面上有“秀文斋”字样。遍查中日资料,找到“秀文斋”可能是指中国山东日照的印刷刻字的老字号“秀文斋”。据史料记载:“秀文斋起源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其创始人董佩琳,出生于康熙八年(1670),例赠文林郎,创建秀文斋刻字业,由于农业兴旺,延师课子,使其子董怀录成材。董怀录,字洛如,奎文阁典籍、例授文林郎、出任上海文富堂书局执行理事,负责刻版印刷“四大名著”,董怀录写字非常好,蝇头小楷,隽秀工整,美丽端庄,受到当局的器重,后其子董家驷长成,在文富堂书局当学徒。董家驷,勤奋好学,在文富堂不久,刻字、印刷样样都掌握的娴熟,在文富堂已是骨干”。
5、筑波大学图书馆馆藏写本《历代磁器谱》(2册)收录的《陶说》。目前同样受资料所限,其内容以及依据何种版本仍有待进一步考究。
6、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的一部内有朱笔,有虫损,印记为菩萨楼图书记《陶说》。该版本由葛西质(又名葛西因是)所点校的上善堂刊本经摄阳(大坂)种玉堂重印,此本有文化三年(1806)的序。此本在多图书馆均有馆藏。“上善堂”当是编修有《上善堂书目》的清代图书馆学家、藏书家孙从添(1692~1767)的藏书楼名。
上述东京国立博物馆亦有葛西质的合装写本陶说俗译稿,内有朱笔书入,但书写者不明。葛西质字休文,号因是,生于大阪居于江户,师从平沢旭山。林述斋,古注学派。著书有《通俗唐诗解》《老子辐注》。
三、结语
以上主要考察了《陶说》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及各知名大学的馆藏文献情况,从陶书之路的个案典籍可以管窥蠡测,自清末民国以来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日本不仅西望“西洋”,同样也一直关注近邻“中国”最古老的瓷器烧造技艺与重视陶瓷文献的刊、刻、抄、印、藏等事宜。“陶书之路”的例证,体现了日本不断汲取中国陶瓷技术及陶瓷经典文献以发展自身的重要方略。透过现存日本各大图书馆的《陶说》考究,比照中国国内相关的馆藏文献,其内容可以说基本涵盖了现存的各个版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中日之间在陶瓷工艺上的交流,也可佐证日本陶瓷界广泛涉猎并收藏中国陶瓷典籍的“日积月累”、“代际层累”的持之不渝精神,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书写了重要的篇章。这也是日本惯于拿来并消化吸收域外文明以充实自身、文以开化的表现。
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相比起来,虽然自然随性却稍显放逸,虽然朴质本原却过于枯淡,虽然纯真多情却略为纤细,虽然空寂闲淡却流露悲凉。而这一切也在日本的日用陶瓷中得到了体现,呈现出日本日用陶瓷的独特之美。
“物哀”是日本式审美文化的一种专用名词,即是对事物的悲哀之情。日本人的潜意识里不相信永恒,以忧郁而敏感的心灵去看待万事万物,日本民众共有的这种审美心理使得他们迅速接受了禅的无常观和空观。
表面上,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一样崇尚自然简朴、随性闲适,幽玄静谧,但在本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日本禅宗没有“清规”,不持“戒律”,所以,我们在日本禅文化的艺术作品里,既可以领会到自然真率、空寂幽玄的情感,又可以略略感到一种颓废悲哀、虚无放逸的凄凉之美。
从材质上、造型上以及装饰上能够体现出禅宗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不刻意追求却能达到最高境界的观念。所谓“放逸”,是说在创作的过程中即兴性强,娱乐性强,不拘小节。体现了人性世俗化的一面。这种作品有的显得很有韵味,虽虚怀若谷却能触动人心。
禅宗在日本的发展中逐步本土化,不只研习打坐冥思,还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引发了日本俳句、茶道、枯山水对朴素审美的追求,倡导一种自在、超然、化繁为简的艺术境界。它冥合于自然气韵适应于微妙的季节变化共感的“稻村文化”因而它很快便深入到了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日本文化心理的再建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禅深入到了国民文化生活的所有层次中。”
陶瓷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在西晋,甚至更早的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盛唐时期,中国的陶瓷已能大量生产,并成为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东销日本、朝鲜,西销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成为各地人民喜爱的实用艺术品。唐代外销的产品,除了绚丽多姿的“唐三彩”陶器外,主要是南方的越窑系青瓷和北方的邢窑系白瓷。到了宋元时期,航海事业也迅速发展,中国陶瓷是海洋贸易中重要的商品之一,其贸易范围也远超过唐代,西线海运可达地中海、红海及东非海岸一带。又自北宋以来,中国海舶都用陶瓷作为压舱物。当时的贸易瓷,大多为阿拉伯商人所垄断,其中一部分通过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等地,转口贸易全欧洲。在元明时期,首先受到西方世界欢迎的是青花陶瓷。最初,青花瓷的产地仅景德镇一地,只销往南洋和近东一带,但到了明代,其制作和销售有了极大的扩展。明永乐、宜德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的船队带出去许多陶瓷,扩大了中国陶瓷在世界的影响和销售。明代后期,中国陶瓷传到了欧洲大陆,其高雅的艺术风格与精湛的制作技术,吸引了那些自诩为物质文明的欧洲上流社会人士,皇家的书室厅堂、王公贵族的婚诞庆典场所,中国的青花瓷被列为上品。新航路的开闢,使欧洲成为拥有大量中国陶瓷的地区。由于消费者的喜爱,大批西方商人乃直接到中国订购、定烧陶瓷。欧洲国家的上流社会,以收藏中国陶瓷为荣,甚至法王路易十六亦不惜代价收购,今日的凡尔赛宫裡,还保存着许多明清时期精美的中国陶瓷。自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商人率先与中国进行直接的陶瓷贸易以后,许多欧洲国家相继而来,后来各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使这种贸易更为扩大且直接。因此,中国陶瓷传过了欧洲,后来又转口运到美洲,再扩大到澳洲。在宋代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制作陶瓷的国家;此后,制作技术先传至朝鲜,才有更多的国家开始生产陶瓷。甚至在十六世纪物质文明丰富的欧洲,也只能生产陶器,后来虽渐渐地学会了烧瓷,但只是一些火候不高的软质陶瓷。直到西元1710年左右,德国人试烧成功第一件硬质陶瓷,欧洲才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