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的“茶室”,又称“本席”、“茶席”,为举行茶道的场所。日本的茶室一般用竹木和芦草编成。茶室面积一般以置放四叠半“榻榻米”为度,约9-10平方米。小巧雅致,结构紧凑,以便于宾主倾心交谈。茶室分为床间﹑客﹑点前﹑炉踏达等专门区域。室内设置壁龛﹑地炉和各式木窗,一侧布“水屋”,供备放煮水﹑沏茶﹑品茶的器具和清洁用具。床间挂名人字画,其旁悬竹制花瓶,瓶中插花,插花品种视四季而有不同。
日本茶道的茶具因源于中国,故而日本茶道的茶具也源于中国功夫茶具。其基本茶具与潮州功夫茶具一样也分四大件:凉炉,煮水用的风炉;茶釜,煮水用的铁制的有盖大钵;汤瓶,泡茶用的带柄有嘴罐,称“急须”;茶碗,盛茶汤用的瓷碗。
另外,还有研磨茶叶的“茶磨”﹑夹白炭用的“火箸”;盛冷水的“水注”;盛白炭的“炭篮”;清洁茶具用的“水翻”;装香用的“香盒”;沏茶时用于搅拌的“茶筅”;取茶粉用的竹制“茶勺”;擦拭茶碗的“茶巾”;盛茶叶末的“茶罐”;用三根大鸟羽毛制成﹑用于拂尘的“羽帚”;盛炭的“炭斗”;盛炉灰的“灰器”;取水用的“水勺”等。
日本茶道的用具名目繁多,不但有大小之分,还有“和物”(日本)与唐物(中国)﹑高丽物(朝鲜)之区别。
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相比起来,虽然自然随性却稍显放逸,虽然朴质本原却过于枯淡,虽然纯真多情却略为纤细,虽然空寂闲淡却流露悲凉。而这一切也在日本的日用陶瓷中得到了体现,呈现出日本日用陶瓷的独特之美。
“物哀”是日本式审美文化的一种专用名词,即是对事物的悲哀之情。日本人的潜意识里不相信永恒,以忧郁而敏感的心灵去看待万事万物,日本民众共有的这种审美心理使得他们迅速接受了禅的无常观和空观。
表面上,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一样崇尚自然简朴、随性闲适,幽玄静谧,但在本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日本禅宗没有“清规”,不持“戒律”,所以,我们在日本禅文化的艺术作品里,既可以领会到自然真率、空寂幽玄的情感,又可以略略感到一种颓废悲哀、虚无放逸的凄凉之美。
从材质上、造型上以及装饰上能够体现出禅宗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不刻意追求却能达到最高境界的观念。所谓“放逸”,是说在创作的过程中即兴性强,娱乐性强,不拘小节。体现了人性世俗化的一面。这种作品有的显得很有韵味,虽虚怀若谷却能触动人心。
禅宗在日本的发展中逐步本土化,不只研习打坐冥思,还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引发了日本俳句、茶道、枯山水对朴素审美的追求,倡导一种自在、超然、化繁为简的艺术境界。它冥合于自然气韵适应于微妙的季节变化共感的“稻村文化”因而它很快便深入到了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日本文化心理的再建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禅深入到了国民文化生活的所有层次中。”
日本与我国东不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2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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