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田地区博物馆历史展厅，陈列着的许多风格奇特、小巧玲珑的陶塑作品，引起了许多文物专家的关注，这些出土于和田地区约特干遗址的珍贵文物，既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艺术风格，又不同于西方的雕塑艺术，表现出较强的地域特色。它们大部分是于阗古国为汉至唐代的陶塑艺术作品。从种类上看，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小巧精致的动物，特别是那些举止滑稽的猴子们，数量最多。这里陈列的一组伎乐陶猴高仅1．5—2．6厘米，猴子们均呈跪状，吹排箫的、击鼓的、弹琵琶的，无不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当然，人物弹奏乐器的也比较多见。从这些残存的陶塑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古代于阗人对音乐的爱好达到了十分痴迷的程度。
在约特干出土的这些陶塑艺术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充满神奇色彩的人面陶塑，这里陈列的1976年出土的一件陶塑，面部上端深目高鼻、眉头紧锁，下端浓须的老者形象，刻画生动，古朴大方。现陈列于自治区博物馆历史展厅的两件人面兽首陶塑，形状更加独特。一为喜面，一为怒面，两个陶塑从顶端到下部有一连通的圆孔，可以用来灌注液体，底部是一弯曲的牛。喜面者脸部洋溢着洋洋的喜气，头戴缠头尖帽，眉毛弯弯翘起，眼睛含着笑意。嬉笑的双唇上镶嵌着上翘的八字胡，浓密弯曲的山羊胡掩盖了下颌。怒面者，双眉紧锁，脸部充满怒气，双眼圆睁，嘴唇紧闭，蓄着浓密厚实的八字胡和山羊胡。这些陶塑艺术作品，独具匠心，表现出古代于阗雕塑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反映了本地工匠的精湛技艺。我国著名的文物专家孙机先生认为，这种兽首陶塑，起源于西方，距今3500年前在克里特岛，就出现过这种器物，由兽角演变而来。传入希腊后，器物的底部才被加上兽首装饰，希腊人称之为“来通”。
约特干遗址位于和田县西南巴格其镇艾拉曼村，遗址面积约10平方公里。如果不是“约特干遗址”这块标牌，我们很难想到这片田间树林，是新疆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约特干遗址地面无任何古建筑痕迹，历代出土文物均来自地表5米以下的文化层，掩压文化层的土壤，是长期堆积而成的灌溉淤土。“约特干”维吾尔语为“被子”之意，也有人认为有“躺着”、“故乡”等含义。被有些专家们称为古代于阗国都的圣地，在一百多年前这里发生过太多探宝故事，这里曾经是探宝者的乐园，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被国外所谓的“探险家”盗走，有些文物至今昭然陈列于国外许多著名的博物馆中。
最先闯入约特干遗址的外国人是19世纪末法国杜特雷依考察团，其成员之一的格伦那在约特干收集到一些珍贵文物，回国后在欧洲展出。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等闻讯后，接踵而来。斯坦因1900年至1930年先后四次来到和田，盗走了数百箱于阗古国的珍贵文物，其中约特干古代文物数百件，有陶塑、铜像、印章、玻璃器、玉块、汉佉两体钱、汉代五铢钱、开元通宝、喀拉汗朝钱等珍贵文物。斯文·赫定在这里发现了基督教十字架、金牌和金币。俄国人也曾数次到约特干遗址，拿走文物，现在圣彼得堡艾米尔塔什博物馆内，收藏着大量约特干出土的陶塑作品；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在约特干收集到两件保存较好的公元3世纪左右的鎏金佛头像；1959年新疆文物考察队在约特干遗址发现了一件小金鸭和一些古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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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湾陶塑
石湾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区域，石湾陶塑技艺主要分布在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及周边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水陆畅达的交通条件，使石湾成为我国岭南重要的陶业基地。
"石湾陶，景德瓷"，可以说是概括了中国陶瓷的精髓。与景德镇陶瓷业不同，石湾窑是民窑，与官窑有根本的区别，它主要是为市场需要生产，为外销需要而生产。除了生产日常用陶瓷外，还大量生产美术陶瓷等作品。
溯源
石湾陶塑技艺是在日用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石湾东汉墓出土的陶塑可见其艺术雏形。石湾陶塑技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4个时期，唐至明以前为形成发展期，明清时期为鼎盛期，民国时期为低谷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为全盛创新期。
石湾陶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篇，石湾出现大型窑场的历史最迟可上溯唐朝。50～70年代先后在佛山石湾和南海奇石发现唐宋窑址，发掘出的均属半陶瓷器，火候偏低，硬度不高，坯胎厚重，胎质松弛，属较典型的唐代南方陶器。
宋代是陶瓷极盛时期，整个社会的消费时尚推动了陶瓷业的空前发展。从事陶瓷制作的窑场遍布全国，日用陶瓷、建筑园林陶瓷和艺术陶瓷的品种急剧增多，造型、款式日益翻新，因而后世有"唐八百、宋三千"的赞誉。陶瓷器生产是宋代经济中最重要的商品生产之一，外销商品中绝大多数是陶瓷器。为适应外销扩大对外贸易，陶瓷业逐渐从内地向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发展。
当时石湾陶业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是交通便利和陶土比较丰富。官窑水道渐趋淤浅，水运交通中心不得不移至佛山和石湾。佛山与石湾相连，汾江和东平河直通广州，产品运往广州出口十分便利。台湾一带又有陶泥岗沙，取材方便，于是本来就有陶瓷业基础的石湾便很快发展成为岭南重要陶器生产基地。
宋代石湾生产的日用陶器，造型及装饰手法都注入了艺术表现形式，器形饱满、均衡，线条流畅，富有变化，种类也比唐代丰富得多，有魂坛、堆贴瓦檐重叠式矮身陶罐、彩绘花瓶、陶琴等，涉及器皿、文玩、动物、人物等各个陶塑类别。石湾陶器五弦琴，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是案头文玩类陶塑的佳作。
宋代石湾陶器的装饰艺术非常重视纹饰。纹样题材广泛，形象丰富，极尽工巧细密，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从石湾宋墓和奇石宋窑中出土的遗物来看，宋代"彩绘花卉颇有写意绘画的笔意，如绘兰草、竹叶，用笔疏朗，情趣盎然"。此外，还有绳纹、弦纹、波浪纹、瓜棱纹、缠枝花卉纹、二方连续纹等。其中缠枝花卉纹十分精美，花卉蔓草舒展自如，卷曲合度，缠枝的曲、伸、卷、缠都饱含大自然旺盛的生命力。
石湾地处南国一隅，向以生产日用陶器为主，制陶技艺虽然达到了一定水准，但与北方诸名窑比较，要逊色得多，在宋代陶瓷之林中尚无显著地位。南宋至元，佛山是中原移民的聚居地。他们把北方的陶瓷技艺带到石湾，与石湾原有的制陶技艺相融合，大大地提高了石湾陶器制造水平与艺术水准。因此，则"石湾集宋代各名窑之大成"，定、汝、官、哥、钧诸名窑产品被石湾模仿得惟妙惟肖，八大瓷系的造型与釉色之美以及装饰手段也全被石湾消化吸收，从而成为南国"善仿"为特色的名窑，特别是以"广钧""泥钧"而名闻天下。
自明代起，石湾打破了过去单一日用陶瓷出口的状况。艺术陶塑、建筑园林陶瓷、手工业用陶器等也不断输出国外，尤其是园林建筑陶瓷，很受东南亚人民的欢迎。至今在东南亚各地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庙宇寺院屋檐瓦脊上，完整保留有石湾制造的瓦脊就有近百条之多，建筑饰品还是无法统计。明代以后，种类和题材则渐趋广泛，渔、樵、耕、读、牧、奕、饮、琴、游、戏乃至拍蚊、搔痒、挖耳等等百姓日常劳动、生活情景，各类花鸟虫鱼、野兽家畜与菜蔬瓜果等百姓熟悉的事物，以及达摩罗汉、观音、寿星、济公、八仙、钟馗、关公等等百姓熟悉与喜爱的神仙人物与历史人物，都在石湾陶塑艺术中得到真实生动的表现，褒忠贬奸、扶正嫉邪、祈福求安、尊老爱幼等等百姓的道德观念与社会态度在石湾陶塑艺术中得到传神的体现。例如清代末年就出现过以欧洲侵略者的形象作为外部造型的尿壶，以表达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社会思潮。因此有人称石湾陶塑题材"堪称为一部浓缩的中国民俗文化百科全书"。
艺术特点
石湾陶塑技艺具有人文性、地方性、民族性的特点，在创作上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石湾公仔"陶塑技艺按实物形态可分为人物陶塑、动物陶塑、器皿、微塑、瓦脊陶塑5大类。以人物造型为代表的"石湾公仔"陶塑技艺形神兼备，它吸收各种文化艺术精华，高度写实和适度夸张相结合，兼有生活趣味和艺术品位，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其制作工艺有构思创作、泥料炼制、成形、装饰、上釉、龙窑煅烧6个环节，其中煅烧的火候全凭师傅的心得体会。龙窑的上中下有高中低三种火，分别用于移动烧制物品的不同部位，技艺娴熟的工匠才能把握。
作为民窑，石湾一直面向广大民众，因此，陶塑艺术均以实用为原则，并将秀美与实用结合在一起，有着明显的装饰特色。石湾陶塑艺术与建筑的关系尤为密切，为了适应祠堂、庙宇和一些建筑的装饰需要，花盆、鱼缸、花座、花窗、影壁等制作艺术得以发展。为了满足宗教活动需要，石湾大量制作了偶像、门神。石湾后来的观赏、玩赏类陶塑艺术是从实用性很强的准艺术脱胎而来的，所以也带有实用性的痕迹。
石湾陶塑工艺的第一特色是造型生动传神。产品不论人物、动物或器皿的刻划，都致力于艺术典型化的塑造。每件作品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各种造型达到了"百物百形，千人千面"的艺术境界，较少雷同化，对物象的剖划细致入微，因此形象构相如生。自明清至今，历代艺人们塑造了数以百次的《屈原》、《钟馗》和《关公》的形象，面貌长相，大同小异，各具特色，绝无相同音。这是艺人们各自强调自己的艺术理解，形成自己风格，而不互相抄袭照搬的缘故。这种造型方法，正是石湾陶塑工艺的优良传统。建国后五十年来，石湾陶塑工艺从作品的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法，都有很大的发展，人材辈出。不少古代和现代的杰出人物，成为创作题材。
石湾陶塑的第二个特点是胎釉浑厚朴实。它有胎壁厚、釉层厚的古雅厚重的特色。目前传统的釉色有70多种，加上1963年在国内首创的12种结晶釉，共有90多种釉色。这近百种釉色为石湾陶塑艺术增添了五彩斑斓的艺术美感。石湾的名釉品种繁多，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科学成就，如《石榴红》、《翠毛釉》、《天目》和《东瓜皮》等，在国内享有名望。由于石湾制釉采用本地原料为主，并有自己一套侥制技术，各种釉色均有突出的地方特色。陶器胎土的使用方面，石湾的红、白陶土混合使用，成了区别于国内外其他产区的主要标志。由于造型和釉色互相配合，使产品有深邃的艺术境界，耐人寻味。
技法多姿多采是石湾陶塑的第三个特色。陶塑工艺产品生产的成型技法上，至今还保留着手印还和卷筒塑制空。原作的传统技法。同时根据普及品的不同要求，适当采用了现代的注浆成型技法，既保留了传统的手工特色又满足了大批生产的要求。在产品的造型技法上，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刀塑、按塑、捏塑；贴塑四种方法，使各种造型具有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在产品的施釉技术方面，也是多法并用，经常采用的上釉方法有：搽、挂、挡、泼、滇、刮、雕等十多种按法，各种单色釉和复色釉都要求有艺术效果的大统一和小变化，因此，窑变也是石湾美术陶瓷工艺产品的一个主要特色。
传承意义
石湾陶塑技艺发展到现在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有限的市场空间和现实的生存环境令年轻人难以把这门技艺当成终身职业。在此情势下，石湾陶塑技艺中注入了大量外来元素，传统技艺难以保存，急需保护。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广东省佛山市的刘泽棉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中国是历史悠久陶瓷古国
(一)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
陶器是用泥巴（粘土）成型晾干后，用火烧出来的，是泥与火的结晶。我们的祖先对粘土的认识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祖先们是处处离不开粘土，他们发现被水浸湿后的粘土有粘性和可塑性，晒干后变得坚硬起来。对于火的利用和认识历史也是非常远久的，大约在205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先民们在漫长的原始生活中，发现晒干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陶器就随之而产生了。陶器的发明，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来看，陶器中的精品有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万多年的灰陶、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有7000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有6000多年的大汶口的“蛋壳黑陶”、有4000多年的商代白陶、有3000多年的西周硬陶，还有秦代的兵马俑、汉代的釉陶、唐代的唐三彩等。到了宋代，瓷器的生产迅猛发展，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三彩器和明、清至今的紫砂壶、琉璃、法花器及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是别具一格，倍受赞赏。
但是陶器始终是文明初级阶段的低级产品，它本身存在的缺陷注定了它逐渐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们点土成金，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亨有盛誉的中华古瓷，已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的明珠，也将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并受到广大收藏家和陶瓷爱好者的珍重。
中国瓷器的发明和发展，是有着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到成熟逐步发展的过程。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原始青瓷，再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到东汉时期终于摆脱了原始瓷器状态，烧制出成熟的青瓷器，这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代共330多年的发展，到了唐朝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如北方邢窑白瓷“类银类雪”，南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形成“北白南青”的两大窑系。同时唐代还烧制出雪花釉、纹胎釉和釉下彩瓷及贴花装饰等品种。
宋代是我国瓷器空前发展的时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局面，瓷窑遍及南北各地，名窑迭出，品类繁多，除青、白两大瓷系外，黑釉、青白釉和彩绘瓷纷纷兴起。举世闻名的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的产品为世所珍。还有耀州窑、湖田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等产品也是风格独特，各领风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好局面，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统理窑务，发明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烧制出大型瓷器，并成功地烧制出典型的元青花和釉里红及枢府瓷等，尤其是元青花烧制成功，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金时战乱后遗留下来的南北各地的主要瓷窑仍然继续生产，其中龙泉窑比宋时更加扩大，其中梅子青瓷是元代龙泉窑的上乘之作。还有“金丝铁线”的元哥瓷，应是仿宋官窑器之产物，也是旷世希珍。
明代从洪武35年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200多年来烧制出许许多多的高、精、尖产品，如永宣的青花和铜红釉、成化的斗彩、万历五彩等都是希世珍品。御窑厂的存在也带动了民窑的进一步发展。景德镇的青花、白瓷、彩瓷、单色釉等品种，繁花似锦，五彩缤纷，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还有福建的德化白瓷产品都十分精美。
清朝康、雍、乾三代瓷器的发展臻于鼎盛，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景德镇瓷业盛况空前，保持中国瓷都的地位。康熙时不但恢复了明代永乐，宣德朝以来所有精品的特色，还创烧了很多新的品种，并烧制出色泽鲜明翠硕、浓淡相间，层次分明的青花。郎窑还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技术，郎窑红、缸豆红独步一时。还有天兰、洒兰、豆青、娇黄、仿定、孔雀绿、紫金釉等都是成功之作，另外康熙时创烧的珐琅彩瓷也闻名于世。
雍正朝虽然只有13年，但制瓷工艺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乾隆朝的单色釉、青花、釉里红、珐琅彩、粉彩等品种在继承前新的基础上，都有极其精致的产品和创新的品种。
乾隆时期是我国制瓷业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到嘉庆以后瓷艺急转直下。尤其是道光时期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衰竭，制瓷业一落千丈，直到光绪时稍微有点回光返照，但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寿终正寝。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陶瓷发展史，并至此落下帷幕。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古陶瓷发展史，它虽然是以衰退而告终，但是它给后人留下的这份珍贵而又丰富的遗产，将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二)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
早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一千多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相当精美的瓷器。从我国陶瓷发展史来看，一般是把“陶瓷”这个名词一分为二，为陶和瓷两大类。通常把胎体没有致密烧结的粘土和瓷石制品，不论是有色还是白色，统称为陶器。其中把烧造温度较高，烧结程度较好的那一部分分称为“硬陶”，把施釉的一种称为“釉陶”。相对来说，经过高温烧成、胎体烧结程度较为致密、釉色品质优良的粘土或瓷石制品称为“瓷器”。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发展，经历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种类繁杂，工艺特殊，所以，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分类除考虑技术上的硬性指标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历来传统的习惯分类方法，结合古今科技认识上的变化，才能更为有效地得出归类结论。
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及至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是以彩陶来标志其发展的。其中有较为典型的仰韶文化、以及在甘肃发现的稍晚的马家窑与齐家文化等等，解放后在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彩陶器，令人叹为观止。相传尧传天下于舜，舜传天下于夏禹，禹则传给其子，开始了所谓的“家天下”。夏传至桀，暴虐无道，商汤将之放遂，自立为帝，所以以征讨得天下者，自汤开始。商得天下后统治达六百余年（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前后），一直到纣王。后被武王征伐，纣王自杀，于是天下归于周。周朝的统治时期大致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事实上的有效统治在公元前771年就已结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称为战国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朝崛起，大一统之中国开始，但秦王朝只持续到公前206年，就被汉朝所取代。在这千数百年间，除日用餐饮器皿之外，祭祀礼仪所用之物也大为发展。
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之间的汉朝，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创作材料不再以玉器和金属为主，陶器受到了更为确切的重视。在这一时期，烧造技艺有所发展，较为坚致的釉陶普遍出现，汉字中开始出现“瓷”字。同时，通过新疆、波斯至叙利亚的通商路线，中国与罗马帝国开始交往，促使东西方文化往来交流，从此一时期的陶瓷器物中也可以看出外来影响的端倪。佛教也至此时传入我国。
六朝时期（公元220年——581年），迅速兴起的佛教艺术对陶瓷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此季作品造型上留有明显痕迹。公元581年隋朝夺取了权力，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但它只统治到公元618年就被唐所取代。
唐代（公元618年至公元970年）被分认为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陶瓷的工艺技术改进巨大，许多精细瓷器品种大量出现，即使用当今的技术鉴测标准来衡量，它们也算得上是真正的优质瓷器。唐末大乱，英雄竟起，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朝代争夺局面，即五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960年。连年战乱中却出现了一个陶瓷新品种——柴窑瓷，质地之优被广为传颂，但传世者极为罕见。
陶瓷业至宋代（公元960——1279年）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开始对欧洲及南洋诸国大量输出。以钧、汝、官、哥、定为代表的众多有各自特色的名窑在全国各地兴起，产品在色品种日趋丰富。由于东北的（辽）契丹族和（金）女真族的入侵，宋的统治者被迫南迁，再后则被蒙古族所灭。公元1280年，元朝建立，枢府窑出现，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陶瓷产业中心，其名声远扬世界各地。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与釉下蓝色纹饰形成鲜明对比，青花瓷自此起兴文化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也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明朝统治从1368年开始，直到1644年。这一时期，景德镇的陶瓷制造业在世界上是绝对最好的，在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上独占突出地位，尤其是青花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福建的德化窑、浙江的龙泉窑、河北的磁州窑也都以各自风格迥异的优质陶瓷蜚声于世。随着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自杀身亡，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从吴三桂召满清大军入关到1911年清室覆灭，满清统治垂二百余年。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被认为是整个清朝统治下陶瓷业最为辉煌的时期，工艺技术较为复杂的产品多有出现，各种颜色釉及釉上彩异常丰富。到清代晚期，政府腐败，国运衰落，人民贫困，中国的陶瓷制造业日趋退化。
民国成立以后，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陶瓷研究机构，但产品除沿袭前代以外，就是简单照搬一些外国的设计，毫无发展可言。民国初，军阀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曾特制了一批“洪宪”年号款识的瓷器，这批瓷器在技术上不可谓不精，以粉彩为主，风格老旧。由于内战频仍，外国入侵，民不聊生，整个陶瓷工业也全面败落，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未出现过让世人注目的产品。
(三)从古到今，尽管世界各民族对美的鉴赏千差万别，但是，却都能以某种方式获得对美的享受。远在九千多年前，中国先民在从事渔猎、农业生产活动的同时，不但开始可最原始的建筑活动，并且随着火的发明和使用，在改造大自然的长期劳动实践中，伴随着无数次时间与成功的体验，开始制造和使用成为中国古文化之一的艺术创造物陶器，并揭开了人类发展史上的“新石器时代”。尽管因时代、地区或民族的差异，由于其他条件的种种影响，陶器的形式、风格发生过多样变化，也各自产生了很多特点，但却都表达着自己的时代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新石器时代首先表现在陶器的器形与纹饰和质地的感觉上。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制陶业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彩陶艺术，各个地区文化彼此影响、相互交流、或继承发展，再中国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共同又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美来自于生活，制陶者正是从表现生活的角度，有寓意地，间接表现了人的思想和感情，或直接描绘了现实生活的风俗和风貌。以彩陶为文化的仰韶文化之后，以山东为中心的龙山文化的另一类文化遗存方式出现。这个时期制陶业的突出成就就是黑陶艺术。龙山文化灰陶器面，不求无益的崇饰。全凭器体自身的黑色取胜，它以“通体漆黑”闪闪发亮为最佳境界，器体有时略加点缀凹凸璇纹或镂孔与塑造烧制结合，体现出一种单纯的质朴美。进入商代，模仿同时期青铜器纹样与器型的白陶出现了，在当时它是比青铜器更为豪华的工艺，器形几乎全是礼器。尤其富有特点的是波状雷纹、勾连雷纹和一种怪异人形云雷纹。是人类文化上罕见的工艺美术品。商周时期的制陶工艺没有显著的进步，艺术性也没有多少发展，从战国时期开始，我国进入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空心砖的生产是战国陶工的一项重要创造。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土地广袤，各地因地理位置或其它因素的不同而陶瓷用品也有很大差别，从质地来看，我国东南海沿海一带的百越地区，盛行灰陶、印纹硬陶和原始陶器，而其它地区则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次之。在日用陶器中，主要是泥制灰陶。灰陶的陶土含有一定的砂粒，烧成温度高，陶质坚硬，多呈灰色或黑灰色。与此同时，在长江下游的地区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等地区普遍使用着印纹硬陶。但由于印纹硬陶质地粗糙，不宜作饮食器皿，故极大多数是容器。“六王毕，四海一“。秦汉时期也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秦代陶俑以其完美的艺术形式，生动逼真的神态，深刻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仅表明了我雕塑艺术现实主义传统的久远和我国古代制陶水平之高，并且还为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深沉雄大的民族风格。在彩绘风格方面，汉代彩绘陶一改战国彩绘陶流丽生动，热烈奔放之作风，转而崇尚凝重精雅的神韵。画面铺天盖地，色彩富丽绚烂。到了唐代经济的繁荣发展，政治的长期稳定和民族意志的高昂，是唐代的各个方面无不空前的繁荣和提高，陶瓷艺术最能表达这种盛唐气象的就是唐三彩釉陶。三彩陶俑和三彩陶器，就是制造它的那个时代的艺术记录和唐人生活情趣的风情画。
中国早期的陶塑作品是什么样的
q人类创造了陶器后，为了精神生活之需要而创造了陶塑。陶塑作品，在夏代，商代，西周和春秋各个时代中都有—些发现。其质料除个别为细泥质红陶或黑陶外，绝大部分是细泥质灰陶，皆系手制。其中多数是各种动物形象，也有少数的雕塑人像。
裴李岗文化陶器
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就有陶猪等陶塑；在半坡遗址中，除了鸟兽动物外，还出土了一件陶塑人面，虽稚朴简单，却是人物雕塑的早期作品。
陶塑盛行于商代早、中期。在河南就出土有陶龟，陶羊头，陶蛤蟆和陶鸟等雕塑、品，形象生动逼真。如陶蛤蟆不仅姿态生动，而且在背上还印刻有密集的小圆圈纹，以显示蛤蟆背部的特征，又如塑造的陶羊头，双角向前弯曲，眼、鼻、口生动逼真，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一个绵羊的形象。在河南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曾出土陶龟，陶虎，陶羊头，陶鱼，陶猪，陶鸟头，陶人座像等陶雕塑品。其中以陶龟数量多。这些陶雕塑品的形象也都相当生动。如塑造的一件陶虎，作伏卧状，双眼圆瞪， 口张牙露，显示着虎的凶暴形象。又如塑造的一件陶鱼，满身饰形象逼真的鳞纹。
在甘肃省东部曾出土了陶塑人头，人头型器品，有单独圆雕人像，也有将人头作为器物的装饰。这些人像五官端正，比例恰当，神情生动。这种简练传神的艺术手法，在以后的陶瓷雕塑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江西清江吴城商代后期遗址中，出土有鸟，人面，陶祖等陶雕塑品。西周时期的陶雕塑品也很少发现。在陕西发现有形象生动逼真的陶牛头、陶鸟等。从夏、商、西周和春秋等时期中的雕塑品来看，大都是动物的形象，它反映出各个时期人们的审美观点和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真实感受。随着陶塑的产生，加彩工艺也相继出现，如上述人头型器彩陶瓶及后来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类型中，就有用黑彩或红彩装饰的鸟兽纹样和几何纹样。
紫砂文化：紫砂壶盖上寻妙趣
饮茶少不了茶杯、茶壶等茶具，紫砂壶就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茶具。
紫砂壶属于陶和瓷之间，为半烧结精细特殊陶瓷，表里都不上釉，壶的砂质中有肉眼看不到的气孔，既不渗漏，又有良好的透气性。尤其是夏季使用，好比土冰箱，存茶过夜，不起腻苔，不易变馊。
我有一把紫砂壶，跟随我30多年，用起来得心应手，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老朋友。更让我爱不释手的是，紫砂壶盖上印有也可清心四字，因为壶盖是圆的，四个字均衡地排列，可以有多种读法：也可清心、可清心也、清心也可、心也可清。所以，每当我沏茶品茗时，那夺目的四个字，如茶汤一样，沁入心肺，那意境，那感觉，妙不可言。
这种带有书卷气的壶盖，把书法和陶艺融为一体，更彰显壶随字贵，字依壶传的艺术效果，给人带来无尽的美的享受。(张远桃)
中国古代陶塑人物
今天由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古代陶瓷雕塑人物。
公元前一万年开始，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改造自然，支配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 陶器就是在这个时候发明出来的。古代先民在对土壤的开垦和接触中，逐渐认识并掌握黏土的可塑功能，在长期用火的实践中懂得了土块经过烧烤以后可以变得坚硬，于是人类尝试将黏土制成泥胚，把它烧制成能盛放液体并能耐火烧的陶器。在人类最早生活器具创造的同时先民们就不忘用“人”的形象创造出来。甘肃礼县高寺头出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少女头像艺术手法颇为概括，是最早的陶塑人物之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祭祀和陪葬制度促使了陶塑人物的大量创造。先秦、秦汉时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造型艺术表现了广阔无垠的宇宙意识，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深沉雄大的气魄、气势磅礴，秦兵马俑展现了秦一统天下的现实，是统治者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和理想，也是世界最为宏大的陶塑人物群像，体现了先民们高超的塑造能力。汉阳陵出土的裸俑更为装饰性，线条简洁，展现了汉代陶塑人物的基本风貌。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陶塑人物步入更为成熟也是成就最高的时代之一。俑类是唐三彩最为重要的表现类型，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其造像丰腴，线条流畅。
明清时期具象人物陶瓷的特点可以归纳为:（1）明英宗之后陪葬制度废除，其创作的功能和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观赏、审美已成为陶瓷人物创作的最大的功能，为活着的人而非为死去的人创造。（2）陶瓷产区概念的形成。德化、景德镇、宜兴、石湾等陶瓷产区形成了风格各异的陶瓷人物作品。（3）生活器具成为陶瓷的主流，人物相对器物逐渐被边缘化。
秦汉陶器及陶塑艺术的发展过程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扫灭了诸侯割据势力，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大国，汉朝的建立则使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更加巩固。
汉代，长期的安定局面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使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较大规模的官营和私营手工业，也有遍布全国城乡的小手工业、家庭手工业。陶瓷手工业在汉代是遍及全国的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
因为陶瓷用具是任何家庭、建筑部门都不可缺少的，因此发展得很迅速。陶质用具和砖瓦质量之佳，气魄之宏伟、艺术性之高是其他朝代难于相比的。
秦砖汉瓦的美名享誉千年，低温颜色釉的发明为陶器的美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殉葬用的画像砖，再现了汉朝社会现实。青瓷、黑瓷烧制的进步，把瓷器工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据统计，秦汉陶器生产仍然以日用器皿为最多。以泥质灰陶器皿为主，根据不同用途，有细泥陶、粗泥陶和夹砂陶之分。
由于烧成气氛的不同，陶器的颜色有青灰色、灰褐色、红色、黑色等，还有各种彩绘陶。其中以颜色纯正的青灰色陶器质量最好，火候高，还原气氛控制很好，颜色均匀悦目，质地坚实耐用。器物以表面光素为多，很少纹饰。
陕西关中地区的日用陶器有壶、小壶、扁壶、茧形壶、樽、豆、盆、杯、盘、钟、缸、勺、鼎、甑、釜、钵等。
河南等关东地区，主要生活用具有罐、壶、鼎、钵。楚文化集中的长沙地区，陶器具有地方特点，如矮足鼎、盒、壶、罐、碗、盆、釜、甑、长方炉、盉、博山炉、钫。
广东地区常见有瓮、罐、双耳罐、提筒、双联罐、四联罐和五联罐、瓿、小瓿、壶、匏壶、钫、敦、盒（包括小盒、三足盒）、四联盒以及碗、盆、甑、釜、鼎、熏炉、豆等。
长江以南地区除一般陶器之外，还有印纹硬陶。这些器物质地坚硬，表面往往拍印细密的方格纹，或刻划波状纹、锯齿形纹，器物种类以瓮、罐、壶、盒、碗等为多。
汉代陶器的装饰，一般陶器有弦纹、划纹、绳纹、印纹、模印浮雕、涂色和彩绘等若干种。有的弦纹比较宽，形似瓦沟状，故又称“瓦纹”，划纹有平行直线纹、连续点状纹，这种纹样像断线的珍珠，还有三角纹、连环纹、栉齿纹和阴刻动物纹，如虎、雀等。
印纹是由刻有图案的印模，单个地打印在坯体上。粘贴浮雕，模印的具有浮雕形象的泥片或捏塑形象，粘贴在器物表面，如陶灶、井栏、樽或仓的足部，铺首则贴在陶壶一类器物的肩部。
秦汉以来，用陶质器皿殉葬的风气很盛，专门为殉葬而生产的陶器即明器的制作得到进一步发展。明器包括一部分日常使用的器物造型，只是质地不如日用陶器那么致密坚硬罢了，更多的是仓、囤、炉、井、灶、磨、住宅、水榭和其他建筑模型。还有彩绘陶，以鲜艳的彩色绘出气魄宏伟而流畅的图案，充满神秘的色彩。许多釉陶作品也是明器。
陕西关中地区的常见的明器有茧形壶、鼎、扁壶等，模型有方仓、圆形仓和陶囤等。
河南关东地区墓葬里经常出现四种组合：
1.罐、鼎、壶、敦等，这是战国以来流行的器皿;
2.炉、井、仓、灶、磨等，这是汉代以来流行的器物和模型;
3.杯、盘、盒、案为代表的一套祭器，西汉晚期开始流行;到东汉流行一套仿漆器的模型;
4.住宅、水榭、坞堡模型和家畜家禽如猪、羊、狗、鸡等。
彩绘陶一般是在质地相当好的陶器上面作画，有的很写实，有的很抽象，有的很夸张。画面布局很满。有朱绘和粉绘之分。彩色有红、赭、黄、绿、橙、白、黑等色。工匠们很会搭配，大多数纹样繁缛，主要内容有青龙、白虎、朱雀、云气等纹，有狻猊追逐于流动性很强的云气之间，线条流畅婉转，生动活泼，色彩绚丽。有的像漆器彩画，富有很强的艺术性（详见《中国陶瓷史》秦汉部分）。
釉陶艺术，汉代釉陶艺术主要作明器。
大约从战国时代开始，陶器手工业中出现了一种表面施釉的陶器。在普通瓦胎器物表面，涂有浓厚的深绿、浅绿或棕黄色釉，由于釉料中羼入大量的铅，这种金属熔点很低，在釉里起助熔的作用。这就能使普通陶器在烧制中，呈现出光亮美丽的釉层。
中国发明釉陶可能与战国秦汉时代道家炼丹所获得的化学知识有关。道家富有实验和创新精神，常把铅、汞、石英等物质放在一起烧炼。这些物质在一定温度下能熔融成玻璃状物质。在炼丹的陶容器里这些物质混入黏土，粘附在陶器表面，就会出现铅玻璃一样的表层，这就启发人们发明釉陶。如果加入铜、铁等金属矿物的粉末，釉层就会出现美丽的绿色、棕褐色。
铅釉陶器的发明比原始青瓷更复杂。它要求寻找到能降低釉层熔点的金属铅加入其中，并要求配出与陶胎膨胀系数一致的釉料。还要在适合在烧陶的温度中烧成，加入铜、铁氧化物作呈色剂也需要具有丰富的知识。要求得到美丽的绿色、棕褐色，在烧成气氛的控制上也要求很严格。所以釉陶在原始青瓷生产以后很长时期才发明出来。
在艺术效果上铅釉陶器比普通陶器高得多。首先是坯体制作上比一般陶器要严格，几乎一丝不苟，器形设计、线条的使用和装饰内容的安排庄重雄伟，有青铜重器的气魄。
釉陶在西汉武帝时期至中期主要是壶类产品。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得到很大的发展，生产出各种型号的壶，还有钵、樽、仓、罐、洗、杯、勺、盒、魁、几等。东汉末年又增加了博山炉、瓶形器，各类动物、人物，即俑类形象。
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西、甘肃等地还有釉陶树、水榭、高楼、仓房、坞壁、楼橹等建筑模型。在河南、四川、广东等地还出土有水田、鱼塘模型等。釉陶丰富的内容把汉代现实社会的生产活动、农家的生活情景、家畜家禽的饲养、劳动者的衣食住行、统治阶级人物娱乐和腐化的生活、租赁借贷、人际关系、意识形态的信仰等方面都形象地表现出来，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釉陶作为殉葬明器，满足人们厚葬的要求，比一般陶器和瓷器更理想，表现社会形态方面的内容更广阔。
原始青瓷在春秋战国时期质量迅速提高，产量也增多了，只是吴国和楚国战争时期江南遭到较大的破坏，瓷器生产也受到一定影响，质量明显下降。
秦统一中国后到汉朝，随着江南经济的巨大发展，瓷器生产得到较快发展，也发明了黑瓷。各地汉墓出土瓷器明显增加，但也有一个现象很清楚，就是质地较粗，釉层不够明亮，胎釉密合不好，釉层容易剥落。这是胎料中氧化铝和氧化铁含量增高所致。要改变这些缺陷必须改进窑炉结构，提高烧成温度。然而到西汉时窑炉结构改进不大，因此瓷器的烧结程度没有明显提高。
到东汉时，窑炉大有改进，同时配釉施釉工艺也有明显提高，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在瓷器发展史上又来了一次飞跃。考古工作者在浙江的上虞、宁波、金华、德清、衢州等地发现东汉青瓷窑址比较多，说明当时的手工业作坊建立范围扩大。经理化测试证明，这些青瓷烧成温度已高达1300℃。瓷胎烧结良好，胎釉结合紧密。由于较好地控制了还原气氛，青瓷色泽纯正，透明而有光泽。在浙江省博物馆青瓷陈列中展出了海宁出土的青瓷双系罐，胎体浅灰色，致密，青釉比较厚，润泽碧绿，水平很高。
汉代青瓷器形有各种规格的罐、直颈瓶、双铺首壶、五管瓶、五联罐、虎子等。
东汉黑瓷得到发展。在德清、金华、宁波、上虞等东汉窑址中均发现有黑瓷器物。黑瓷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因为黑釉有很强的掩盖性，一般都不透明。黑釉深沉凝厚，釉光滋润，相当漂亮。它对胎料的要求不严，许多瓷窑都用下脚料烧黑瓷，成本低廉，为瓷器在一般民众中使用创造了条件。
秦汉的陶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今后2000多年雕塑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代陶塑艺术，以陕西临潼始皇陵东侧出土的陶兵马俑群为代表。
汉代陶塑艺术逐渐趋向于反映社会现实，是属于表现人和社会生活的古典写实艺术。它塑造的人物形象有农夫、厨师、舂米的家奴、射猎的勇士，身怀绝技的杂技、歌舞、说唱和演奏的人等。动物有牛、羊、马、犬、猪、鸡、鸭等家畜家禽。随葬用的建筑模型，有各种式样的高层楼阁、水榭、住宅、家禽的栏圈、装粮食的仓房等。
汉代陶塑的手法有捏塑、圆雕、浅浮雕、模印等，注重神似，线条简练而夸张，对汉代社会各种现象有极强的概括能力。
汉代除个体雕塑以外，群塑也极成功，最优秀的群塑制品要算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西汉初期的乐舞、杂技、宴饮俑。在一个长67厘米、宽47.5厘米的陶盘上，塑出22个艺术形象（现缺一奏乐人）。表演者在陶盘中心，后面是乐队，两侧是观众。这些内容是战国青铜器、漆器上经常出现的贵族宴乐活动，但在构图处理上却有很大的突破。战国青铜刻纹图像多以高大建筑物及其中的贵族宴饮活动为中心，向外展示乐舞或游猎、战争的图像，夸耀贵族奢侈淫逸的生活，突出其统治者的地位。但是，山东济南无影山的艺术形象的布局恰好相反：作者刻意描绘的是乐舞、杂技的表演者，宴饮作乐的贵族则退居陪衬地位。尽管形体高大，但面呆神滞，丝毫不引人注意。舞乐杂耍之人则活跃异常。
无影山陶俑群塑不足之处是人物面部缺少变化，反映了西汉初期陶塑艺术的时代特点。到西汉后期至东汉后期的庖厨俑、舞蹈俑、击鼓说书俑等，在人物塑造和刻画上就细腻得多了。
说书俑主要出现在四川地区，有站立的，有扭动身躯的，有坐着的。最成功的一件是四川彭山出土，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长期展出的踞坐形象说书俑。塑造的是一个活动于下层人民中间的贫穷的民间艺人。
他是位盲目老人，上身裸露，下着一条破裤子，赤脚，左手抱鼓，右手伸出食指，指向下方，头部缩在高耸的两肩之间，额头因双眉高抬和饱经生活艰辛而现出几条深深的皱纹。其情景是当其鼓声刚落，观众的注意力被吸引住以后，他热情洋溢地讲述动人的故事，满脸呈笑，讲得兴奋异常，情不自禁地抬起一只脚。生活虽然贫苦，但在下层人民中间他有无穷的欢乐。这种人被称为“瞽矇”。我国人民有记载历史、传播历史的优良传统。
在古代，传播历史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史官，西汉的太史令司马迁即是，他修的《史记》主要供最高统治者看阅，以严谨的文字写成巨著，民间看不到，也看不懂。民间传播历史主要靠瞽矇，他们有点生理缺陷，生活在人民中间，以高度的组织能力收集、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传说历史素材，经过艺术加工，并以说唱的方式，不断地在人民中间传播。寓教于乐，使劳动人民既受到教育又得到精神上的娱乐。这些作品在“传神”和艺术夸张方面是无可挑剔的，说明汉陶艺术不单纯着眼于刻画人物的外形，更主要的是对人物的神情动态作了敏锐、细致的观察和着力表现。由于善于选择、表现运动过程中最能代表动与力的一刹那，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活力和生命气质，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造型艺术的一般规律，使作品更富于生活情趣。
陶瓷文化鉴赏-解读西夏古国最大的造瓷基地——灵武窑的风采
唐末、五代时期，陕北夏州等地的党项族人迁到宁夏地区聚居，于1038年建国，号为大夏。西夏王朝立国190年，留下众多令人猜测之谜。如今仅存少量出土文物，透露出西夏王朝昔日的壮观辉煌。如何解读这个神秘王国，这里向读者提供一把钥匙：
4月初，在宁夏日报老友杨山虎先生和西夏瓷收藏专家白滔先生、米向军先生的帮助下，我来到心仪已久的宁夏灵武磁窑堡窑址考察。我们驱车来到灵武县郊区一睹西夏古国最大的造瓷基地——灵武窑的风采。那种茫苍苍的感觉，令人不禁大发怀古之幽思。
白釉剔刻花三开光折枝牡丹纹罐瓷质，高29厘米，口径24.5厘米，腹径28厘米，底径20厘米。直口卷唇，短颈丰肩，鼓腹下收，暗圈足，以弧线及花叶纹衬托，腹部剔刻三开光牡丹纹，层次分明，剔刻手法娴熟，白釉剔刻花完整，在西夏瓷器中极为罕见，此器当为大珍。
漫步古窑址，我们捡到了不少宋、西夏、元、明的陶瓷标本，包括一批难得的刻花、剔花、划花、印花标本以及窑具，而更为难得的是一批大型陶瓷建筑构件。
据西夏瓷专家鉴定，这批陶瓷构件十分罕见，其中孔雀蓝釉和素三彩构件尤为珍贵，它们应是西夏晚期宫廷大型建筑使用的陶瓷构件的残件。在现场，我们同时还发现了一枚黄色琉璃瓦当残件。据此，我们推测，这个古窑址应是当年西夏国宫廷用瓷和宫廷建筑用瓷构件的烧造基地，如果这一推测成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佛山举办石湾陶塑技法保护与传承系列活动
本报综合消息4月29日，石湾陶塑技法保护与传承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佛山市石湾美术陶瓷厂举行。
石湾陶塑技法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胎毛技法正是其中之一。今年正值石湾动物陶塑宗师区乾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以区乾为代表的石湾历代动物陶塑名家，同时也为了推动石湾陶艺发展，在五一期间，将由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办公室和石湾镇街道办事处主办，新石湾美术陶瓷厂有限公司承办石湾陶塑技法保护与传承系列活动。传播和推广胎毛技法这一石湾陶塑的精髓，将胎毛技法发扬光大，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据悉，本次活动包括石湾陶塑胎毛技法大比拼、区乾诞辰100周年陶艺传承作品展、区乾原创胎毛作品《喜迎牛市》和区乾之女区桂婵胎毛作品《百艺精柔》的限量版首发式（各100尊）等。
胎毛技法是石湾陶塑技法中的精髓。它是利用一些特制的工具，在泥胚上雕刻出动物的羽毛，让陶塑动物呈现出刻划细腻、栩栩如生的立体效果。据介绍，本次胎毛技法大比拼，将分为辘毛、刻毛、啄毛三个技法组别，参赛者最多可参加两个组别的比赛。
石湾陶塑技法是石湾公仔的灵魂，去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佛山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廖之春表示，石湾公仔是佛山人引以为傲的本土文化，保护和传承好石湾陶塑技法，既是荣誉，更是责任。
此外，佛山市陶艺收藏家协会还将借此良机，召开第四届一次会员大会，届时来自海内外的200多会员将共聚一堂，商讨石湾陶艺的发展大计。
钧瓷发展的的沉浮
一，创烧时期
禹州市有发展陶瓷的天然资源。远在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人已从事陶器生产。境内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曾出土大量古陶器。经过漫长的岁月和先人们的不断创造，在陶器的基础上，又采用瓷土作原料烧造出瓷器。1988年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郭连乡岗胡村西晋墓葬发掘中，出土了早期青瓷残器。后又在三峰山南麓杨庄村西晋墓葬发掘中，出土两件完整的青瓷罐。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制瓷工艺技术的不断改进与提高，禹州的陶瓷业到了唐代，发展更加迅速，不仅窑场增多，而且瓷器质量提高，釉色品种也显著增多，在河南乃至全国占重要地位。目前已发现唐代古窑址4处，其中苌庄乡3处，神垕镇1处。苌庄乡的3处古窑址分布在苌庄村、玩花台村和磨河村。这里西接登封市，北连新密市，陶瓷原料丰富，交通比较发达，3处古窑址，相距不到4华里，是唐代禹州的一个陶瓷集中产区，总面积约9万平方米，该窑址的文化堆积层中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窑具、瓷器残片等遗物。器物有碗、罐、壶、盆等。釉色有黑、黄、褐、白四种。器物造型丰满、平底。在装饰艺主上，有白釉饰绿色彩斑，有黑、褐釉饰蓝斑或白斑。磨河西岸的窑址内涵丰富，瓷片、窑具俯拾皆是，有黄釉阔腹平底钵，有平底淘澄器。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大量的黑釉蓝斑残片。1984年5月经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心家冯先铭等鉴一，确认系唐代烧制。
1977年冬，在神垕钧窑集中产区下白峪村的赵家发现1处唐代花瓷古窑遗址。该窑场面积约3000平方米，窑区内有很多花瓷器残片、窑具、炉灰等。窑炉上部已坍塌，只有半个窑底，是在平地上深挖的土质窑。靠近窑炉旁泥池内的泥料为浅黄色，主要有拍鼓及各种罐、盘、碗、钵等，胎骨较厚。碗、钵、罐均为平底。釉色以黑、褐居多，也有少数黄色釉。由于受窑温的影响，彩斑多不规则，有的稳定，有的从器物口部流淌到足部。斑块有月白色、灰白色、蓝色，潇洒自然，有烟云变化之美感。也有的蓝白相间，莹润典雅，耐人寻味。在堆积层内，发现有窑具、瓷器残片和木炭灰，没有煤碴，也没有匣钵，系用木柴烧制。这一窑址的发现，使陶瓷介的专家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的专家、教授，曾亲临现场考察，都认为这是一次重大发现。这个窑口的产品，质地优良，和鲁山段店、郏县黄道窑的唐代花瓷属同一类型，为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资料。如《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内记有：“此后不久河南禹县……在小白峪（实为下白峪）也发现了1处唐代瓷窑遗址。在采集的标本中，也有不少腰鼓残片，釉色班点、形质与鲁山段店窑的基本一致。由此得知河南唐代烧腰鼓的除鲁山窑外，还有禹县小白峪窑……提示了钧窑早期历史与唐代花瓷有关。”
唐代南卓《羯鼓录》前录成书于唐太宗二年（628年），后录成书于唐太宗四年（630年）。由于禹州唐代花瓷窑址发现较晚，古书无记载，但其生产时间并不晚于河南其它唐代瓷区。建国后，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市区内征集收藏较完整的唐代花瓷10余件，其中定为国家三级以上文物的8件。70年代在苌庄乡龙福寺和火龙乡瓦店村出土的两件唐花瓷注子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鲁山文化馆、郏县文化馆收藏的注子形质基本一致，都是我国唐代花瓷的典型作品，也是国家的稀有珍品。1988年5月，在禹州市浅井乡横山村，唐代阳翟镇遏兵马使郭超岸的墓中出土了唐瓷双系罐3件，造型古朴高雅，彩斑挥洒淋漓，分别定为一级和二级文物。据该墓出土的墓志记载，郭超岩死于唐元和二年（807年），葬于唐元和五年（810年），证实了禹州生产唐代花瓷的时间下限。唐元和五年属唐代中晚期，这时花瓷工艺技术已相当成熟，可证唐代花瓷的始烧时间应在唐代中期或早期。唐代陶瓷手工业“以釉致胜”的独特装饰技术是我国颜色釉陶瓷蓬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种花瓷由于在黑釉、褐釉、茶叶末釉上，施以呈色不同的釉料，经高温烧制而泛现出灰蓝、乳白色的大块彩班，或蓝、白、绿、灰相间的流纹，形态各异为化万千，突破了单色釉的局面，发展为多样装饰，和宋代钧釉有相似之处，陶瓷史学界称之谓“唐钧”。根据《中国陶瓷史》记载：“花釉瓷……利用釉的流动，使它出现像窑变一样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淋漓酣畅，大胆泼辣，似有意似无意，似有表似无形，妙趣横生，变纪晨测，为后来的钧釉彩斑开启了先声。”赵青云、许天申在《钧瓷的兴起及其工艺持片》一文中也说：“唐代花瓷出现，为钧窑之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钧瓷在北宋成为五大名窑之一是与唐钧的无导作用密不可分的。”从上述可知，唐代花瓷与宋代钧窑有渊源关系，是钧窑的前身。钧瓷始于唐，已得到陶瓷史学界的公认，并载入史册
二、成熟时期
神垕唐代花瓷区的下白峪村，地处大刘山下、清龙河之滨，瓷土、釉料储量极其丰富。这里河水潺潺长流不断，古时山上森林茂密，煤的覆盖层薄，易开采，有发燕尾服陶瓷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和此地毗邻的禹州市磨街乡，唐、宋时期冶炼业比较发达，有“四十五里黄砂镇（指铁矿绵延45里长），七十二座分金炉（指炼铁炉之多）”的传说。至今古冶铁遗址犹存。碗药山（产釉料的矿山）和产铜矿石的大红寨山都距此地不远。这里又和烧唐代花瓷的黄道窑、烧青瓷的汝州窑，仅一山之隔，有博采众长的优越条件。匠师们在唐代花瓷工艺的基础上，经过潜心研究，利用当地原料，在青釉中加入少量铜质，在还原气扮下，成功地烧制成高温窑变钧红釉，可谓“水到渠成”了。下白峪唐代花瓷窑址周围，宋代早期钧窑遗址很多，又和于沟、上白峪、刘庄等古钧窑遗址连接在一起，成为面积约为4平方公里的大瓷区。且唐、宋、金元时连续烧制，产品质精釉美，是钧窑的发祥地，也是民窑的中心。建国后，研究古陶瓷的专家学者都把这里作为考察重战火炎。出土的标本，造型丰富多姿，古朴典雅，胎骨细腻，切削规整，釉色多样，质地莹润，宝光内蕴，工艺精细，达到类翠似玉的程度。在该遗址中，还发现有薄胎厚釉，晶莹似玉，天青挂红斑，胎体厚度仅2毫米，两面釉比胎厚1/3的钧瓷钱片。釉色之佳，制做之精，不愧为“雨过天晴泛红霞”之美称。建国后，这里又出土了完整的带把洗、莲花式大碗、香炉等工艺精细、釉色莹润的珍品。1988年又在该窑遗址中，发现连座瓶残片，其造型和釉色与传世的宋代连座瓶完全一样。
经过近年来的多次调查，神垕镇的刘庄窑、下白峪窑遗址中，均发现有底刻数码字和“郗”“朱”“李”等标记，釉色和帛作工艺与“传世宋钧”相似的器物残片。可证当时钧窑高超的技艺水平已为达官权贵所赏识，为钧窑由民窑升格为官窑铺平了道路。
关于钧窑和柴窑的关系，过去陶瓷专著曾有不少记述。清朱琰《陶说》中说：“后周柴窑，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时督瓷官吏请示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才（这）般颜色作将来。”清陈浏《陶雅》云：“宋钧之无紫而有异我发现者，盖仿柴天青之佳品也，何必玫瑰紫始为悦哉！今以月白俗名污之，谬亡甚矣。盖世人俚语，不知世有柴窑者也。”又云：“钧窑有紫、青两种，青者俗谓之月白，实渊源于柴周之雨过天青。”民国许之衡《钦流斋说瓷》中说：“钧窑之天青色者，肆人呼之为月白，盖仿柴之雨过天青也。”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先生在《陶说注释》中也谈到：“明已有‘片柴值千金’之谚。传世品除见于高澹人《宋钧窑瓶歌注》、王淦洋《香祖笔记》外，还有《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七颂堂识小录》，但窑址迄今尚未发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赵青云、许天申在《钧窑的兴起及其工艺特征》一文中也说：“柴窑这种精良的瓷片，也为北宋瓷业的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上述史料说明，柴窑和钧窑关系极为密切。相传钧窑原为柴窑故有工匠所组成，所制器物已较柴窑为优。而且钧窑与后周显德时在郑州设立的柴窑相距不远，迨赵宋工周，柴窑工匠无所依归，遂群趋颍川经营钧窑是有可能的。但迄今尚未发现此要窑旧址和器物，尚不能定论。柴窑的真相，有待考证。
北宋王朝由于采取了宽减赋税，鼓励农业、手工业生产等措施，从而使科技发展，商业繁荣，加之煤炭用于生产和冶炼业的推广，为陶瓷的高温烧制和在釉料中引入金属元素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宋代钧瓷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时宋都汴京已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最大的城市及市场。随着经济的繁荣，茶馆酒楼急剧增加，一般都使用高档家具和名贵瓷器，以招徕顾客。同时，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首先是皇室、贵族、富商大贾装点居室和观赏收藏的陈设用瓷需要量的增多，对陶瓷生产和陶瓷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宋时，禹州称阳翟，属颍昌府，隶京西北路，东近首都开封，西通西京洛阳，钧瓷销售市场极为广阔，这都为钧瓷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禹境内现已发现北宋钧窑遗址多达40处。属北宋早期的有：神垕镇内的刘庄（刘家门），上白峪，下白峪，于沟，张庄，苗家门，茶叶沟，槐树湾，里杜沟，红石桥，王家门，长春观等，共12处。属北宋中晚期的有：钧台窑，西寺，霍洞，邓禹寨，温家门，赵家洼，五洞口，五龙泉，花石，王桥，大涧，王家门，闵庄，吴庄，黄庄，神林店，接官亭，石峪，华沟，石圪节，铁炉沟，扒村，桃园，郭寨，方山，磨街，西柳树，鸿畅村等，共28处。这些窑址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山区，依山傍水建在蓝河上游，涌泉河、清龙河、潘家河、驺虞河之滨，以神垕镇的大刘山脚下最为集中。如禹州现存最早的《钧瓷志》中说：“磁窑在州西大刘山下。”《河南通志》（雍正本）中也说：“禹州瓷器出神垕山，山在州西六十里。”这里陶瓷原料储量丰富，煤、柴都可就地取材，生产陶瓷有着优越的便利条件。随着时代的推移，钧瓷生产由南向北逐步发展。生产规模南大北小，生产品种南繁北简。在考察中发现，宋早期钧窑遗址中，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品种最多的是神垕镇的刘庄窑。如叶哲民在《河南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中说：“刘家门（刘庄）所烧器物品种较多，水平也最高……”器物中尤以带把洗、菊花盘、折沿碟、盖盒等最为出色，真正估重叠了“葱倩肥厚，光彩夺目”的程度。这个窑址内的窑炉非常密集，从残留的遗迹看，其形体多为馒头式，高度已看不出来，直径为1.5米左右，也是就地挖筑的土质窑。
1982年以后，钧瓷研究者又对该窑址进行了复查，收集到不少实物标本。通过器物残片能看出造型的有盆、瓶、炉、洗、盘、碗、碟、罐、盒等九类，品种达40余种，且造型比例匀称，切削工艺考究，内施满釉，外施过足釉，部分足部涂褐色护胎薄汁。可以看出，刘庄窑轮制手拉坯的成型方法和烧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1985年对神垕镇刘家沟遗址进行了复查，该窑址，东起崇音寺，西至小山头，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这里古窑址很多，以群众俗称“七么地”的地段内最为密集，残片和窑具的堆积层有2米多厚，釉多天蓝，和其他窑口相比有独到之处。同时发现的还有1个钧瓷小碗和一些古钱币，有开元通宝和大观钱、崇宁钱等。和刘家沟相连的有一个村，名叫霍垌，也是宋代钧瓷窑区，据传为了存放钧瓷，开挖土窑洞作为仓库，俗称该村为货垌，后易称“霍垌”（此村无一霍姓者）。足见这一窑区时代之早，范围之大，窑炉之多，产量之高。1988年在神垕镇北大办事处的王家门又新发现1处北宋钧窑遗址，这处古窑址，是群众烧砖现的。出土器物、残器做工精细，造型优美，釉色鑫豆绿色，且匀净纯正，釉、胎都较薄，匣钵有桶式和漏斗式两种，除烧钧瓷外，还烧白釉黑花等日用器皿。
中国的陶瓷习俗的风貌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陶器的国家之一，至今有近万年的历史；瓷器却是中国最先发明的，从东汉发明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始，至今，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国陶瓷发展的历程，可谓漫漫陶瓷路。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陶瓷，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风采和魅力，它在满足中国人民自身的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时，凝聚了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是中国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凝聚与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之一。
伴随着中国陶瓷制造技术、陶瓷工艺水平和陶瓷艺术水平的发展与进步的历程，中国陶瓷文化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与进步。作为中国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陶瓷习俗文化，伴随着中国陶瓷前进的脚步，而发生、发展与延续。
陶瓷习俗，是专指陶瓷行业范畴内的一种习俗，是在陶瓷的创作、陶瓷生产、陶瓷与销售等过程中和在各个环节中产生的一种约定俗成的风俗与习惯，展现和反映了陶瓷人的生活、生产习俗和心理的、精神的面貌，也反映了陶瓷人的管理水平与管理特色，反映了陶瓷本身的发展过程的面貌。陶瓷是由人来创造，由人来生产，由人来销售，由人来品评，由人来消费，一句话，一切都与人有关。因此，陶瓷生产、创造与销售过程，是伴随着悲欢离合的过程。陶瓷制品是鲜活的人的思想、观念、心理、情趣的凝聚物。
在中华大地，名窑象璀璨的星星，分布在各地。各地名窑和各个陶瓷产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陶瓷习俗。正如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一样，景德镇的瓷业习俗是中国陶瓷习俗的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和反映。本篇以景德镇瓷业习俗为例，介绍中国的陶瓷习俗的风貌。
景德镇瓷业习俗，大致可分为以下几方面：行帮、行会、会馆。这属于管理方面的，是陶瓷各行各业自发形成的组织（行帮、行会）以及这些组织的管理机构（会馆），行使着在本帮、本行范围内的管理、约束、调控、奖惩与联络感情的职能。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曾奉敕编绘《陶冶图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习俗，影响很大。此处以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内的瓷祖庙里收藏的民间青花《陶冶图说》以反映唐英的《陶冶图说》的面貌与瓷业有关的行业莫不有行会和行帮，甚至连一些细微的事如挑瓷器、拣废瓷等都有行帮，都有行规来约定，组织非常严密、规范和细致。这些行帮，可以分成许多类别。一般来说，可以从地域、从行业本身进行分类。从地域上分，有徽（州）帮、都（昌）帮和杂帮（除以上两帮外的其他区域的行帮）。都帮人多势众，是一个较有影响的大帮，清代郑廷桂在《陶阳竹枝词》中有一首诗反映这种情况：“蚁蛭峰窠巷曲斜，坯工日夜画青花，而今尽是都鄱籍，本地窑帮有几家。”在另一首诗里，更是这样来描述都帮：“江南雄镇记陶阳，绝妙花瓷动四方。廿里长街尽窑户，赢他随路呼都昌。”从行业上分，可以分为商帮、手工业行帮和工人行帮。行业行帮和地域行帮相应交织，如徽帮主要是商帮，都帮主要是工人行帮。这些行帮纷纷设立会馆，或者公所，或者书院，名称尽管不同，其职能都是一样的。如徽帮有徽州会馆，福建有福建会馆。福建会馆天后宫，供奉天后娘娘。
景德镇的会馆（公所或书院）众多，清嘉庆年间有七所，至建国前夕，计27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景德镇瓷业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