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窑红釉是清代康熙时期江西巡抚郎廷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所创烧，故名郎窑红。它是名贵铜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特点是色彩绚丽，红艳鲜明，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底部边缘釉汁流垂凝聚，近于黑红色。为了流釉不过底足，工匠用刮刀在圈足外侧刮出一个二层台，阻挡流釉淌下来，这是郎窑红瓷器制作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技法。
郎窑红是模仿明宣德时期宝石红釉特征烧制的。釉凝厚，玻璃感强，佳品呈鲜红色。传世品以瓶较多，常见的有观音瓶、棒棰瓶、直颈扁腹瓶；盘碗也为数不少。郎窑红器皿的口部多为白色，与宣德红釉瓷器的灯草口特征相似，器皿的底部有白色、米黄色者称为米汤底，浅绿色者称为苹果绿。郎窑红瓷器底部书写年款的有“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两种。
许多年前，笔者收藏了一对郎窑绿釉葵口盘。郎窑绿与郎窑红的同类器相比，在胎、型、足等方面基本一致，只是里外釉面均为青绿色。釉面凝厚，玻璃质感很强，光亮莹彻釉色较深，开有细碎的斜片纹，并映出五彩光泽。
绿釉瓷烧制在宋代时已较普遍，早期孔雀绿釉瓷，多在坯胎上施孔雀绿釉一次性低温烧成，因部分器物发色偏蓝，有“孔雀蓝”或“法蓝”之称。元代工匠则先在高温中将瓷胎烧成涩胎或白釉瓷，然后再施孔雀绿釉，入窑二次低温烧制。由于釉面与坯体的膨胀系数不同，瓷部表面多呈现不同程度的细小开片，日久风化、受土壤侵蚀，釉面会出现成片成块脱落的现象。康熙官窑烧制的孔雀绿釉瓷窑温提高，胎釉紧密，胎面常有密集细小的开片现象，这是“清三代”孔雀绿釉瓷的特征。
郎窑绿的特征为：釉层均匀较薄，釉色稳定，呈翠绿色，鲜明艳丽，釉面上有较强玻璃般光泽，似有一种翡翠玉般的视觉。在釉下紧贴胎体处布满细纹片，俗称“苍蝇翅”。用10倍放大镜细看，在釉面上可见密集细小的点点，由釉内小气泡所形成。在器底近足处有一圈不过足垂釉，俗称“郎不流”，但垂釉非常自然整齐，似有一种釉流至底足前戛然而止的感觉，厚釉处釉色加深，呈现深绿色。圈足呈泥鳅背，内墙为内弓，底足内施白中闪青釉，有青花双圈款识。器内施青白釉，釉层较厚，无开片，其釉色与底足内白色闪青釉有较明显区别。口沿处有一圈明显粉白釉俗称“灯边草”。
延伸阅读
钧窑与钧窑系简介
收藏品投资市场近几年持续火爆，高收益吸引投资者加入收藏大军，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高档艺术品。瓷器收藏作为三大收藏重器之一，一直备受关注。钧瓷是五大名窑瓷之首，藏家以拥有一件钧瓷为荣，本文为大家介绍钧窑和钧窑系的起源与历史。 钧瓷起源于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据近年考古发掘资料分析：钧窑的烧造历史始于晚唐、全盛于北宋、遗续于金元，前后达700余年，以河南省禹县(古称钧州)为中心，向四周扩展。钧窑可分为官钧窑和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 迄今为止，在禹州境内已发现北宋钧窑遗址多达40处，以神重镇大刘山下最为集中。禹州市神垕镇下白峪村和苌庄乡等地也先后出土黑、褐釉高温窑变花瓷，被陶瓷学家称为“唐钧”，它是宋代钧瓷的先声。宋“靖康之变”(1126年)后，宋室南迁，官钧窑停烧，钧瓷一时受挫。到金、元时代，钧瓷才有了新的发展，各地争相仿制，风靡一时，火遍全国。元末明初，因战乱和灾荒，钧窑生产渐衰。明、清时期，制瓷中心南移，北方诸名窑衰退，钧窑也基本停烧。清朝晚期，钧瓷复苏。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神垕镇烧制钧瓷者已有10余家。民国年问，因战乱、灾荒频繁，钧瓷生产举步维艰。至1942年后，因大旱和政局混乱，艺人外流，钧瓷生产趋于停产状态。1955午，钧瓷才在它的故乡——禹州市神后镇得到恢复。 被世人所称颂的宋代五大名瓷，发展到元代，其中的汝窑瓷器、官窑瓷器、哥窑瓷器、定窑瓷器已销声匿迹，唯独钧窑生命力极强，自成窑系。元代末期，钧窑的生产在北方已逐渐衰落，但由于其历史的影响，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仿钧又悄然兴起，并在仿烧中创出新的釉色品种，如江苏的宜兴、江西省的景德镇以及广东省的石湾窑等。 元朝统治时期，北方定窑、耀州窑已经走向衰弱，钧窑和磁州窑则继续发展。元代钧窑系的烧造仍在河南禹县，这时期钧瓷的影响比宋朝还大，烧钧瓷的窑口在河南广有分布，河北、陕西也有，形成了一个钧窑体系。和宋、金不同的是元钧瓷的胎子更厚，更粗糙、疏松，有砂粒及砂眼，胎子颜色深灰或土黄，胎釉结合不如宋钧紧密，釉子略粗，有大气泡和棕眼。颜色一般是月白色后蓝灰色，个别器物上有紫红色彩斑，是人工有意涂抹而不是釉中所含铜元素在高温中的自然晕散。釉厚，自然垂釉多不到底，底足无釉，露深黄色或浅褐色胎。 元钧瓷一般光素无纹，炉、罐、瓶等立器有的采用模具贴花或堆塑纹饰，纹饰模糊不清。常见有盘、碗、罐、炉、瓶、盆等。碗多敛口、收腹、小圈足，底足心有旋削残留的鸡心凸起。炉多直口或浅盘口，直颈，鼓腹，有三个小尖足或兽足。与宋代钧窑瓷器相比，元代钧窑瓷器流传后世的数量要多，但其价值与宋钧却相差很大，主要是因为元钧瓷胎质粗松、釉色僵硬、存世量多。 元代钧窑继续生产宋钧的传统品种天蓝釉、月白釉和蓝釉红斑器，以月白色釉为主，此时已不见玫瑰紫釉和海棠红釉；造型多为民间生活用具，已不见陈设用具；装饰则采用色釉、堆帖花和镂雕三种技法。 北宋时钧窑已影响河南省内一些瓷窑，金元时期影响面更为扩大，不仅今河南省内烧钧窑的瓷窑有了显著增加，而且影响及至今河北、山西两省，形成了一个钧窑系。但是钧瓷的早期历史仍然很不清楚，一些唐代遗址只是提示钧窑早期与唐代花瓷有关。钧窑形成窑系在北方诸窑中是最晚的，时间延续到元以后。 1．河南临汝东沟窑 临汝窑窑址共发现八处，其中：宋代三处，元代五处。宋代三处窑址分布在大峪店区的有东沟及陈家庄。东沟窑所烧的青瓷既具有汝窑特征，又具有钧窑特色，可以看出两窑的影响。东沟窑的扳沿洗，具有典型宋钧窑的特征。洗底轮旋有凹入的浅圆窝，在天蓝釉地里带几块玫瑰紫色斑点。这种洗也有通体施青绿色釉的，釉色介于钧、汝之间，釉质纯粹滋润，可说烧制得恰到好处。这种洗都是里外施满釉，洗底留有支钉烧痕，也具有两窑共有的支烧特色。 2．宜兴窑(欧窑)、景德镇窑(炉钧)、石湾窑(广钧)仿钧 江苏宜兴窑仿钧始于明代，仿钧作品有“宜钧”之称。以明代后期欧子明的作品最为成功，也称欧窑器。江西景德镇仿钧最早始于明成化时期，盛于清雍正至乾隆年间，其仿钧作品被称之为“炉钧”。广东石湾窑仿钧始于明代后期，清代仿钧成风，素有“广钧”之称。釉以蓝色为基调，错问白、红、紫诸色。有一种蓝釉，由于流淌，有“雨淋墙”之称。
耀州窑的白釉绿斑瓷
耀州窑是我国著名的窑口，其以烧造青瓷为主，以刻印花技法取胜，今人誉其瓷器当为“刻花之冠”，又称之“北方越窑”。然而各时期的产品特征不同，在五代亦以天青色釉为重，裹足支烧，又有刻“官”字者，以致有人称其为“柴窑”，以前又曾误称“东窑”。总而言之，耀州窑瓷器胎体细腻，工艺绝妙，在古代陶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陕西铜川黄堡镇为主，包括陈炉、立地坡、上店等地，形成了庞大的耀州窑系，甘肃、河南、广东、广西等地都曾经烧造。耀州窑产品丰富，唐代常见有黑釉、青釉、茶叶末釉、白釉黑花、白釉绿斑、素胎酱彩、黑釉白花、铅釉三彩等等；五代以剔刻花、划花、天青釉、裹足支烧、垫烧为特点；宋代产品种类繁多，常见青釉、黑釉、白釉，青瓷以刻印花为主，划花少见；金代与宋代相近，只是胎体渐厚，青釉渐偏姜黄，以月白釉最为出色；元代产品较为粗重厚大，纹饰简化，风格粗犷，但制坯旋削亦较为精到，青釉更为姜黄，常见明显的姜黄釉、黑釉、白釉黑花品种；明清时期产品更加粗糙，但仍不断烧造民用粗瓷，一直延续至今。
图A：白釉绿斑净瓶
笔者曾购入少量耀州窑标本，都是唐至元代的产品，其大多是常见品种，基本都残缺不全，但作为资料分析还是有一定作用，在这里将一些比较有特点的瓷片标本作以简述，以供爱好者参考。然由于笔者的见识和认识问题的片面性，其中还有一些不能确定的标本，大概有一些误判误断现象，希望大家能够有选择的来认识、理解。
白釉绿斑系点彩工艺之一，在胎体上先施白色化妆土，上釉后加点含铜的色料斑块，然后烧成。白釉绿斑在耀州窑唐代产品中较为常见，耀州窑博物馆就保存有发掘品白釉绿斑净瓶（图A）。
1、唐白釉绿斑双系瓶残件标本（图1）。此标本胎色土黄，施白色化妆土，透明釉，肩颈部施绿斑四块，斑块釉色流淌自然，从胎体和釉质看烧制温度不是很高，这种胎体在唐代常见。白釉绿斑在宋代磁州窑亦有出现，但从釉色、胎土、制瓷工艺特点来看是应该能够分辨的。此器饼足，足外沿旋削一周，收胫，鼓腹、束颈，双系，口部由于缺失不得而知，其拉坯旋削工艺到位精湛，是唐代白釉绿斑的典型标本。当然，对于这件标本的窑口问题不太好确定，因为其他窑也有白釉绿彩产品，例如巩县窑、长沙窑。相对巩县窑来说此标本胎体没有巩县窑白净、细腻，而拉坯旋削工艺与一些唐耀州青瓷工艺相近，在耀州窑唐代的一些茶叶末釉和青釉中也有这种土黄色胎体，因此也不能排除是耀州窑系的产品，以往并没有人来讨论这个问题，故在此收录这件标本以供讨论、备查。
2、 唐白釉绿斑高足灯标本（图2）。此件标本胎体土黄，施白色化妆土，透明釉，在平伸的灯沿上点施三处绿彩，足底向内稍凹，旋削痕迹明显。从胎土、旋削、点彩、实心足来看应该是唐代的产品。笔者在邯郸市博物馆、磁县博物馆合编《磁州窑古瓷》一书中见到介绍宋代磁州窑也有这种白釉绿斑高足灯，但它釉质更白一些，器型没有这件标本制作规范。笔者认为这件标本应该和1号标本是同时代同窑口的器物，可能是耀州窑的产品，但对于窑口并不能十分确定，在这里收录只是为了研究讨论的需要，希望能使爱好、学习者对这个问题加以注视，也就达到了笔者的意图。
3、 白釉绿斑瓜楞形小罐标本（图3）。这是一件典型的耀州窑产品。标本胎体灰黑，胎内夹杂有灰白色颗粒，施化妆土，透明釉，从胎土和釉质看烧制温度较高，罐体系由签压法做出瓜楞形，在肩部点施绿斑。标本胎体符合晚唐五代耀州窑的一些胎体特征，制瓷工艺也具有耀瓷风格。从这件标本的圈足特征、签压技法、瓜楞造型、灰黑胎体综合来看大概是五代至北宋早中期的产品。（宋友范）
耀州窑的白釉绿斑瓷 古代瓷器知识
耀州窑是我国著名的窑口，其以烧造青瓷为主，以刻印花技法取胜，今人誉其瓷器当为刻花之冠，又称之北方越窑。然而各时期的产品特征不同，在五代亦以天青色釉为重，裹足支烧，又有刻官字者，以致有人称其为柴窑，以前又曾误称东窑。总而言之，耀州窑瓷器胎体细腻，工艺绝妙，在古代陶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陕西铜川黄堡镇为主，包括陈炉、立地坡、上店等地，形成了庞大的耀州窑系，甘肃、河南、广东、广西等地都曾经烧造。耀州窑产品丰富，唐代常见有黑釉、青釉、茶叶末釉、白釉黑花、白釉绿斑、素胎酱彩、黑釉白花、铅釉三彩等等；五代以剔刻花、划花、天青釉、裹足支烧、垫烧为特点；宋代产品种类繁多，常见青釉、黑釉、白釉，青瓷以刻印花为主，划花少见；金代与宋代相近，只是胎体渐厚，青釉渐偏姜黄，以月白釉最为出色；元代产品较为粗重厚大，纹饰简化，风格粗犷，但制坯旋削亦较为精到，青釉更为姜黄，常见明显的姜黄釉、黑釉、白釉黑花品种；明清时期产品更加粗糙，但仍不断烧造民用粗瓷，一直延续至今。
图A：白釉绿斑净瓶
笔者曾购入少量耀州窑标本，都是唐至元代的产品，其大多是常见品种，基本都残缺不全，但作为资料分析还是有一定作用，在这里将一些比较有特点的瓷片标本作以简述，以供爱好者参考。然由于笔者的见识和认识问题的片面性，其中还有一些不能确定的标本，大概有一些误判误断现象，希望大家能够有选择的来认识、理解。
白釉绿斑系点彩工艺之一，在胎体上先施白色化妆土，上釉后加点含铜的色料斑块，然后烧成。白釉绿斑在耀州窑唐代产品中较为常见，耀州窑博物馆就保存有发掘品白釉绿斑净瓶。
1、唐白釉绿斑双系瓶残件标本。此标本胎色土黄，施白色化妆土，透明釉，肩颈部施绿斑四块，斑块釉色流淌自然，从胎体和釉质看烧制温度不是很高，这种胎体在唐代常见。白釉绿斑在宋代磁州窑亦有出现，但从釉色、胎土、制瓷工艺特点来看是应该能够分辨的。此器饼足，足外沿旋削一周，收胫，鼓腹、束颈，双系，口部由于缺失不得而知，其拉坯旋削工艺到位精湛，是唐代白釉绿斑的典型标本。当然，对于这件标本的窑口问题不太好确定，因为其他窑也有白釉绿彩产品，例如巩县窑、长沙窑。相对巩县窑来说此标本胎体没有巩县窑白净、细腻，而拉坯旋削工艺与一些唐耀州青瓷工艺相近，在耀州窑唐代的一些茶叶末釉和青釉中也有这种土黄色胎体，因此也不能排除是耀州窑系的产品，以往并没有人来讨论这个问题，故在此收录这件标本以供讨论、备查。
2、唐白釉绿斑高足灯标本。此件标本胎体土黄，施白色化妆土，透明釉，在平伸的灯沿上点施三处绿彩，足底向内稍凹，旋削痕迹明显。从胎土、旋削、点彩、实心足来看应该是唐代的产品。笔者在邯郸市博物馆、磁县博物馆合编《磁州窑古瓷》一书中见到介绍宋代磁州窑也有这种白釉绿斑高足灯，但它釉质更白一些，器型没有这件标本制作规范。笔者认为这件标本应该和1号标本是同时代同窑口的器物，可能是耀州窑的产品，但对于窑口并不能十分确定，在这里收录只是为了研究讨论的需要，希望能使爱好、学习者对这个问题加以注视，也就达到了笔者的意图。
3、白釉绿斑瓜楞形小罐标本。这是一件典型的耀州窑产品。标本胎体灰黑，胎内夹杂有灰白色颗粒，施化妆土，透明釉，从胎土和釉质看烧制温度较高，罐体系由签压法做出瓜楞形，在肩部点施绿斑。标本胎体符合晚唐五代耀州窑的一些胎体特征，制瓷工艺也具有耀瓷风格。从这件标本的圈足特征、签压技法、瓜楞造型、灰黑胎体综合来看大概是五代至北宋早中期的产品。
官窑与民窑的关联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景德镇（原新平）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50多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广义地讲，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窑及其产品，都是民窑。 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陶瓷器均产生于民间中，到了唐代，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印度、埃及和波斯等地。据考证，在这些地区都发掘有唐三彩、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等。民窑于此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唐代以后，各地民窑辈出，竞相媲美，往往有供不应求之势。其中著名的，宋代有钧窑、汝窑、定窑等。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300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北朝窑址考察与初步研究——以白河窑和曹村窑为中心
北朝陶瓷近年来备受关注。巩义白河窑的考古新发现将白釉瓷器的创烧年代提前到了北魏时期，曹村窑的发现否定了范粹墓“早期白瓷”。这些新资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各有著述。现在已经发现的北朝窑址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与山东等地，主要有白河窑、相州窑、灵芝窑、贾壁窑、临水窑、曹村窑、西坚固窑、内丘西关窑和寨里窑、中陈郝窑等。为了进一步探讨北朝陶瓷的发展脉络，笔者在2009——2011年间，步前贤后尘，深入部分北朝窑址考察，以期获得新的认知。现将笔者考察过程中所获资料及初步研究的结果报告如下： 一．河南地区发现的北朝窑址 （一）巩义白河窑遗址，位于巩义市北山口镇白河村，西距巩义市约7千米。遗址主要分布在水地河村和白河村一带沿西泗河两岸的台地上，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这里为丘陵浅山地带，地势高低起伏，沟壑纵横，西泗河自南而北贯穿遗址中部。深厚的黄土层下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高岭土和煤层。适宜的自然环境，为古代陶瓷生产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场所。2005年4月至2008年3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巩义市文物局协助，对巩义白河窑进行了考古发掘。通过发掘，在该窑址首次发现了烧制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的北魏窑炉及其产品。白河窑的北魏瓷器以青釉瓷器为主，白釉瓷器次之，少见黑釉瓷器。青釉瓷器以碗为主，皆为深腹，底部附圆饼状实足，口沿外饰弦纹一道。胎壁较厚，器内满釉，器心积釉现象较为明显，器外壁半釉，垂釉现象较普遍。白釉瓷器主要有杯、碗等器物，深附，底部附圆饼状实足，胎体细白，器壁厚薄均匀。器内满釉，器外施釉过腹，没有垂釉现象，釉色一般都是白中泛青。不论是青釉瓷器，还是白釉瓷器，饼型足的足缘都斜削一周，并且均未发现有施化妆土的现象。还有大量的三足支烧和柱形支烧等窑具，三足支烧俱为捏制而成。特别是首次发现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叠烧，说明当时有同窑烧制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的现象。 （二）相州窑又称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安阳桥的南岸附近。窑址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60米，面积达9万平方米。相州窑烧制的器物有碗、高足盘、四系罐、钵、杯、瓶以及瓷塑和各种明器装饰品等明器等。碗的外壁和碗心积聚有较厚的深褐色釉，大部分碗心留有三个支钉痕。 二．河北地区发现的北朝窑址 （一）贾壁窑遗址，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西郊山区的贾壁村，地距彭城镇约11公里。贾壁村分南、北、中三部分，北贾壁和中贾壁之间，槽状盆地西侧有个寺沟，窑址就在寺沟口西约70米的沟北山坡上。贾壁窑主要烧制碗、高足盘和钵类青釉瓷器，按瓷质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胎质细腻、瓷化良好、颜色灰白，胎面施一层透明青绿色釉，流油现象不甚显著；另一类胎色青灰，颗粒较粗，多有黑色斑点，瓷化程度较差，胎面施一层透明青灰色釉，并常有流油现象出现。 （二）临水窑，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临水镇，已经发现临水火车站南青瓷窑址、临水三工区窑址、汽车一队和峰峰饭店窑址及峰峰电厂窑址，窑址范围约2平方公里。临水窑始烧于北朝，经隋唐、宋金，持续到元明。在北朝时期，主要烧造碗、盘、钵等器物，以青绿釉、青黄釉为主。多数器物厚薄均匀，胎质细腻。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临水窑有一种近似白胎白釉的瓷器，胎质细密坚致，瓷化程度高，釉色细白略泛青。 （三）曹村窑址，位于邺北城东城墙外约500米的漳河“护堤”内侧，距范粹墓所在的河南省安阳县洪河屯约15公里，距东魏、北齐讲武城皇陵区约9.3公里。以窑址为中心左、前、右三个方向约300米的半径范围内，发现北朝时期的器物残片、窑具、红烧土、与器物残件粘连的窑渣等。陶瓷器物标本主要有酱釉陶器、青黄釉陶器、青釉瓷器以及介于青黄釉陶器和青釉瓷器两者之间的青釉器物，白釉瓷器标本等等。 （四）西坚固窑址，位于邢台市西坚固村西约1.5公里的沙河北岸台地上，东北距邢台县治约30公里。这里属太行山东麓的低山丘陵区，山多石灰岩石，常见大小溶洞，地表多沟壑，河岸附近有较多的开阔地带，土质多沙，不甚肥沃。窑址所在台地北高南低呈阶梯状，范围约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50米。因其上大部分被金元时期的冶铁废渣所覆盖和扰乱，故未发现原始堆积，地表散见遗物亦不丰富。采集标本有青瓷碗、罐、盆以及窑具三角支钉、齿形垫具等。年代约当北朝时期。 （五）内丘西关北窑址，位于李阳河东南岸台地上，台地东西长200米，南北150米，高约1.5米。在东断崖上还能看到一座窑炉的残体和0.6~0.8米厚的堆积层。地表散布有较多的瓷片和窑具。器类有青釉、白釉瓷器碗、钵、盘、盆、罐、瓶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采集到一些具有北朝特征的标本，其中青黄釉陶器的标本属于首次发现。窑具有三角支钉、齿形垫具等。依采集标本，内丘城关窑址的烧造时代似可提前至北朝。 三．山东地区发现的北朝窑址 （一）寨里窑，位于淄博市淄川区城东10公里左右。窑址范围较大，主要集中在寨里、顺道地、大张等地点。顺道地在寨里四队场院东北角50米，地表暴露有青瓷片和窑具等。大张位于寨里煤矿南约250米，系台地，地表暴露有青瓷片和窑具等。北朝时期主要烧造青釉瓷器，主要有碗、盆、罐等器物。釉呈青褐色和黄褐色，少数为黑褐色。釉面厚薄不均、有铁锈斑点。器内满釉，内底积釉。器表半釉，垂釉。 （二）中陈郝窑址，位于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中陈郝村，北区窑址始烧于北朝，主要烧制青釉瓷器，特点是胎体厚实坚硬，胎质颗粒较粗，胎色灰白而夹杂黑点。釉以青褐、青黄色居多，器型有罐、瓶、碗、盘、壶等等。造型浑厚凝重，颇具北方粗放风格。 四．关于北方青釉瓷器发源的探讨 北方青釉瓷器发源之前，就有大量的南方青瓷涌入北方地区，所以北方青釉瓷器毋庸置疑的受到南方青瓷烧造技术的影响，在曹村窑址发现的具有越窑风格、早于北朝时期的盘口瓶残片便证明这一点。 邺城早在汉魏时期即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南方的各阶层往来应该是比较密切的。南方来人可能将其日常生活用器带到邺城，这也可能促使北方的贵族阶层对陶瓷器物产生新的认知，进而吸纳南方的陶瓷烧制技艺，发展当地的陶瓷生产。另外，大量的南方青瓷在北方地区墓葬出土，也证明了南方青瓷在北方的市场存在。但是北方青瓷除了受到南方的影响之外，是否还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不可排除南方工匠到北方来，直接参与了北方青瓷的生产，但北方地区如此广阔地域的瓷业生产，岂能都由南方工匠前来？这就不能排除个别乃至部分窑口的生产是在受到南方青瓷的影响下，在北方陶业尤其是釉陶的工艺基础上逐渐摸索发展起来的。在已知的北朝窑址中，发现烧制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并存的有内丘西关北窑址和曹村窑址，其中曹村窑的资料链条比较完整。
在曹村窑，青黄釉陶器——介于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之间的青釉器物。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首先，三类器物标本的胎体原料配方接近。其次，三类器物的形制基本相同，可印证它们之间的工艺联系。第三，介于青黄釉陶器和青釉瓷器之间的青釉器物，其胎质接近青釉瓷器，釉与青黄釉陶器接近，都是低温铅釉。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在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的发展嬗变过程中，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过渡阶段？是否存在着一种“陶——瓷”的过渡形态？如果认同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和过渡形态，根据以上资料，是否可以认为在“陶——瓷”的过渡过程中，首先是胎质的高温瓷化，而后才是釉质的高温钙化？如果不认同这种过渡形态，那么介于青黄釉陶器和青釉瓷器二者之间的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这种“瓷胎陶釉”器物的陶瓷属性是什么？五．关于白釉瓷器的发源与界定标准的探讨 白釉瓷器与青釉瓷器的制作工序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将胎、釉原料中铁的含量控制在1%以下，便可以烧出白釉瓷器。据此可知，胎、釉铁含量的1%以下是一个关键的标准。在北朝时期，白瓷烧造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稍加注意便可发现白釉瓷器是沿着两条轨迹发展的。一是粗胎施化妆土、施透明釉的白瓷，俗称“化妆白瓷”，邢窑的高足盘和碗便是典型代表；二是白胎白釉没有化妆土的白瓷，以白河窑为代表。 如果按照上述标准，白釉瓷器的标准应是胎、釉的Fe2O3含量在1%以下，那么，“化妆白瓷”就很难达到这一标准。如果达到这一标准了，也就无须“化妆”了。而白胎白釉的白瓷是旦夕之间生成的吗？答案可能不尽人意。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白河窑首次发现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叠烧的实物资料，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证明在青釉瓷器和白釉瓷器之间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和过渡形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界定哪些是“过渡产品”？哪些是“成熟产品”呢？界定的标准是什么？ 六．关于陶瓷属性界定标准的探讨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1982年版《中国陶瓷史》这样界定瓷器：“瓷器应该具备的几个条件是：第一是原料的选择和加工，主要表现在Al2O3的提高和Fe2O3的降低，使胎质呈白色；第二是经过1200ºC的以上的高温烧成，使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分、击之发出清脆的金石声；第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三者之中，原料是瓷器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瓷器形成的内因，烧成温度和施釉是属于瓷器形成的外因，但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因而确定为瓷器的三个条件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研读这段文字，会产生一系列的疑惑：首先，白色或接近白色胎质的古代瓷器究竟有多少？至少常见的的建窑器物就不是白色的胎质，难道建窑器物不是瓷器吗？其次，我国古代瓷器的烧成温度低于1200ºC的有多少？以邢窑为例，“带有化妆土的粗白釉瓷和青釉瓷的烧成温度都较低，甚至低达1150ºC（NTB-1）,而精细白釉瓷的烧成温度都比较高，一般都在1350ºC上下，最高者可达1370ºC（HN1）······由于邢窑瓷胎中含有很高的Al2O3，即使在这样的高温下，也未能使瓷器烧结，因而多数处于微生烧状态。”笔者在考察过程中，发现邢窑的粗白釉器物和其它釉色器物占95%以上，照此标准，烧成温度低于1200ºC达不到瓷器标准；烧成温度达到1200ºC了，但没有烧结也达不到瓷器标准，那邢窑还有瓷器吗？此类例子，不胜枚举。那么，我们的疑惑有解么？其实这是与“标准” 相关的问题。我们以“炻器”为例来探讨这个问题，汪庆正先生主编的《简明陶瓷词典》这样解释：炻器（Stone ware）——欧洲及日本部分陶瓷界人把我国的原始瓷器称为炻器。也有人将宋代钧窑瓷器也归属于炻器。我国陶瓷界不同意这一观点。而中国国家标准局1985-03-11发布、1985-12-01实施的《日用陶瓷名词术语》这样解释：炻瓷（Stone ware）——一种胎体部分玻化、质地较致密、透光性差、断面呈石状、带任意颜色、吸水率不大于3%的一类瓷器。上述两种解释，“炻器”、“炻瓷”字面不同，但“Stone ware”相同。由此得知，炻器Stone ware）一词源于欧洲，经日本传入中国，也就是欧洲和日本的一些学者以欧洲“标准”来定义中国古代陶瓷！ “我国陶瓷界不同意这一观点”，理由是什么？以笔者愚见，这是一个标准“适用”的问题。诚如中国国家标准局制定的《日用陶瓷名词术语》在“1985-12-01实施”一样，该标准在实施之前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标准也不言而喻的只能“适用”于中国，而不可能“适用”于欧洲或者日本。那么，欧洲何时制定的炻器（Stone ware）标准呢？众所周知“德国的伯特格尔利用优质高岭土于公元1709年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公元1710年建立新的迈森瓷厂，烧制白瓷和彩绘瓷器，轰动了欧洲。”依照常理，在欧洲没有生产瓷器之前，是不可能制定瓷器的相关标准的。换言之，欧洲关于炻器（Stone ware）的标准制订时间不会早于1709年，也就是18世纪初期。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18世纪的炻器（Stone ware）标准没理由约束此前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瓷器产品。至于18世纪之前的中国陶瓷产品，无论品质要求还是命名权，都在中国！我们仅需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标准，“适用”我们自己即可。 七．结语 通过对部分北朝窑址考察和初步研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一） 北朝青釉瓷器，在不排除南方青瓷的直接影响的前提下，有着地域性独特的“陶——瓷”发展轨迹，即北朝青釉瓷器在青黄釉陶器的工艺基础上，改进原料、借鉴南方青釉瓷器的烧造工艺，最终实现了北方青釉瓷器的发展。 （二） 白釉瓷器沿着“化妆白瓷”和白胎白釉瓷器两个轨迹 发展起来，直接冲击传统的白釉瓷器的界定标准，当引起深思。 （三） 北朝陶瓷的新现象，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古代陶瓷的界定标准。 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加之笔者才疏学浅，结论不免谬误，恭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吉州窑纹饰与民俗文化
吉州窑以具有禅意的桑叶盏、别具一格的漏花工艺、夺造化之工的玳瑁釉及质朴秀雅的釉下彩绘等最负盛名。其装饰题材包罗万象，涉及宗教、士人与世俗文化等宋元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堪称一部宋元时期形象而生动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对于了解当时社会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宋代城市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催生了丰富多元的市井文化。虽说宋代是以士人精英文化为代表并引领社会风尚的时代，但在丰富多元的市井文化熏染之下，宋代工艺美术不免同时兼具市井文化世俗和功利的特质。吉州窑瓷器装饰当然也不例外，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吉祥寓意的纹饰普遍流行。 吉语与杂宝 吉州窑茶盏中的流行漏花吉语盏，其大致可分三类：
吉州窑漏花吉语盏 日本大阪鸿池家族传世
第一类，于盏内壁一周等距分布3组柿蒂形（宋《营造法式》中的称谓）漏花。3组柿蒂形内各有4字，通常由“金玉满堂”“福寿康宁”“长命富贵”3组吉语组成。如观叶楼藏及日本大阪鸿池家族传世漏花吉语盏。另有“金玉满堂”与“龟鹤齐寿”，“食禄封侯”与“长命富贵”等组合的吉语盏残片。此外，观叶楼藏“福禄永昌”吉语盏亦属此类。
吉州窑漏花折枝瑞果吉语盏 广东省博物馆藏
第二类，于盏内壁一周等距分布3组漏花折枝花果纹。每组折枝花挂四果，3组折枝果内分别由“金玉满堂”“福如东海”“福禄长寿”吉语组成。
吉州窑漏花菱形开光花卉纹盏残片 吉州窑址采集
吉州窑漏花菱形开光花卉纹盏 日本《中国名陶展》收录
第三类，由动物、植物与文字组成的图案。如永和窑址采集的漏花“福”字和鹿纹组成的六边形开光盏的残片。又如日本藏漏花盏，其内壁等距分布3组漏花六边形开光。其中一开光内装饰鹿纹，鹿纹上部为“福”字，因“鹿”“禄”谐音，故此组合意喻福禄。另一开光内饰竹纹，竹子上方为“寿”字，因“竹”“祝”谐音，故此组合意喻祝寿。第三个开光内似为仙鹤图案，但其上方是否有字，无法辨识。
吉州窑黑釉漏花杂宝纹梅瓶 瑞士玫茵堂藏
吉州窑黑釉梅瓶，其腹部以漏花装饰犀角、象牙、方胜、银铤、金砖、玛瑙等杂宝纹。以往人们多认为陶瓷等工艺品上的杂宝装饰入元后才流行，事实上南宋时杂宝已广泛见于各类工艺品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名画《秋庭戏婴图》中，孩童玩耍的尺子上（有学者认为是纸牌）就绘有一组杂宝；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的尺子上也以杂宝为饰；福州茶园山南宋墓还出土了杂宝纹裤；日本鹤冈八幡宫藏南宋堆黑雕漆方盒上有杂宝纹。宋大观通宝、崇宁通宝背后也有装饰杂宝纹的。 坤牛望月纹
吉州窑漏花犀牛望月纹盏 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
吉州窑漏花开光犀牛望月纹盏 台湾鸿禧美术馆藏
吉州窑漏花开光犀牛望月纹盏 私人藏品
犀牛望月的完整经典构图为：犀牛上部是星月祥云，下方为浩大水势，犀牛或涉水中或卧于大水之中的陆地。除吉州窑外，宋金铜镜、厌胜钱、玉器及耀州窑、定窑、景德镇窑瓷器等各类器物上均有犀牛望月纹，这是宋金文物中颇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如何解读此现象，犀牛望月的真实寓意如何？对此人们似乎并不清楚，甚至有严重误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将犀牛望月附会为“吴牛喘月”，典出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这个典故是说满奋因怕风而被晋武帝取笑，自嘲是吴地惧晒怕热的水牛，误认月亮为太阳而喘。或根据宋陈显微《关尹子文始真经注》五鉴篇“譬如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识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的记述，将犀牛望月引申出“形容长久盼望”和“比喻见到的不全面”之意（见《成语词典》）。事实并非如此。细加研读有关资料则不难发现，犀牛望月应与人们祈求长寿、福禄、财富等吉祥寓意有关。 首先，犀牛望月多与鹿纹组合使用。如鸿禧美术馆藏漏花纹盏及私人藏鹿纹、犀牛望月双联砚均是如此。其次，犀牛望月纹厌胜钱背面文字也多为“长命富贵”“加官进禄”“金玉满堂”等吉祥语。第三，犀牛望月多与杂宝纹组合，如私人所藏一件南宋犀牛望月杂宝纹炉。 此外，宋金文献的有关记述也可证实犀牛望月确与吉祥寓意有关。如犀牛望月在宋代又称之为“坤牛望月”，宋赖文俊《催官篇》卷二之《评砂篇》：“经曰干马亘天，坤牛望月，艮狗依市，巽鸡鸣阙，天柱发四维之气，而功名唾手，此之谓矣。”从金元好问诗“虢驿传家信，坤牛玩吉占”可知，坤牛乃吉兆之相。占曰：犀之为物，上能通天下能分水，科举梦此子丑联捷；征伐梦此水战大胜；出行梦此遇险得济；疾病梦此服药必痊；商贾梦此涉江泛海必获珍宝之奇货。 “犀牛涉大水”不仅象征着生活中的种种吉兆，而且为我们解开了犀牛与浩大水势经典构图之谜。至于犀牛“上能通天”之神力，则为星月纹的设计找到了答案。总之，“坤牛望月”这一图像几乎包揽了宋金时期人们对科举、征战、出行、健康、经商等所有方面的美好期许，这就是宋金时期犀牛望月题材流行的原因。 狮戏纹
吉州窑釉下黑花双狮戏球纹长颈瓶残器 在川草堂藏
南宋吉州窑狮球纹诗文枕
狮戏球还是宋金时期其他窑口和各类工艺品的流行题材。其或以狮形塑为瓷枕，或于瓷器上绘狮戏球图案。狮戏球纹饰和造型在金银器、丝绸、建筑等方面也有应用，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大窑龙泉窑遗址
大窑龙泉窑遗址是中国宋代至明代龙泉窑的代表性窑址，位于浙江省龙泉县西南小梅镇东北10里的大窑村一带。大窑龙泉窑遗址西起高际头村，北迄坳头村，在沿溪10里的山坡上，共发现窑址53处。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兴盛于南宋至元初。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各地制瓷业的兴起，龙泉窑逐渐衰落。清代中叶以后停烧，历时七、八百年。龙泉窑属南方青瓷系统，是宋元时期著名窑场之一。早期受越窑、瓯窑和婺窑的影响，烧制与三窑特征相似的瓷器。南宋中期以后，烧制了有自身特点与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青瓷釉色的质地达到完美的程度，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从此窑场数量成倍增长，生产得到很大发展，终于形成一个新的青瓷窑系，影响遍及江西、福建等地，产品远销东亚、东非、阿拉伯诸国，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窑窑址生产的产品工艺精湛，质量高，为龙泉窑其他窑址所不及，是龙泉窑的中心。20世纪20年代，龙泉窑窑址已引起人们的关注。陈万里于1928～1940年间曾多次对龙泉窑窑址进行调查。1958和1981年两次文物普查中，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龙泉窑窑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1959～1960年对大窑龙泉窑窑址进行了发掘。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窑炉和窑具 窑炉有龙窑和阶级窑两种，上部已残。宋元时期的窑炉均为龙窑，依山坡建造，窑身狭长，前后倾斜。前端为火膛，中间为窑室，后部为排烟室。火膛平面呈半圆形。窑室前墙正中开狭长的火门，火门下有进风口。窑室似斜长的甬道，宽2米左右，窑底呈斜坡状。两侧窑墙用砖或匣钵砌筑，墙中开设窑门。窑门和投柴孔的数量，视窑的长短而定。排烟室由烟火柱墙和后墙组成，烟火柱墙有出烟孔，排泄窑内的烟与废气。在大窑遗址发现一座南宋时期的龙窑，共有9个窑门，其中8个开在东壁，1个开在西壁，且与烟囱接近。可以看出当时装窑和出窑都集中在一边。这和场房、出入道路有关。至明代，窑炉结构有了变化，出现了半倒焰式的阶级窑。已发现的一座早遭破坏，仅见尾部两室和一个烟囱。窑体前宽后窄，室与室之间有二堵挡火墙，前一堵下部砌有烟火弄7个，后一堵挡火墙用匣钵砌成。有了挡火墙，使火焰的流向由平焰改为倒焰，使窑内温度均匀，延长保温时间，宜于烧制大件器物。
龙泉窑贯耳瓶的起源与用途
明龙泉窑青瓷划花投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龙泉窑瓶类器物品种丰富，式样优美，贯耳瓶即是典型之一。
龙泉窑烧制的贯耳瓶式样有多种，如四川遂宁窖藏出土器物中就有两类造型迥异的龙泉窑贯耳瓶。其一是长腹式贯耳瓶，敞口，圆唇，束颈，颈部附一对小的管状贯耳，长弧腹，内圈足。处州青瓷博物馆也有类似贯耳瓶（可参见拙著《龙泉窑》页127图75），黄釉泛青灰，局部开冰裂纹，为南宋早期制品，而遂宁窖藏出土的这只胎骨厚重，其胎釉特征明显为南宋晚期制品。两者在器式细节上有些微区别。另一种是长颈式贯耳瓶，直口，长颈，颈上部附一对管状贯耳，圆鼓腹，圈足直而略内敛。遂宁窖藏出土的此式贯耳瓶有大小两种尺寸，小的高度仅16公分左右，大的则有31公分。类似贯耳瓶还见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相关藏品（高33.7公分，断代为元/明）以及杭州元代鲜于枢墓相关出土器物。此式贯耳瓶亦见于哥瓷制品，如1952年上海市青浦县任氏墓出土的哥窑贯耳瓶（现藏上海博物馆），形制上与龙泉窑产品有一定区别：腹扁鼓近荸荠状，管耳直径较大，管耳与瓶口齐平。
（左）敞口贯耳长腹瓷瓶（现藏四川宋瓷博物馆）/（右）、黄釉长腹贯耳瓶（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藏品）
（左）遂宁窖藏出土南宋龙泉窑大贯耳瓶（现藏四川宋瓷博物馆）/（右）、遂宁窖藏出土南宋龙泉窑小贯耳瓶（现藏四川宋瓷博物馆）
上海市青浦县任氏墓出土的哥窑贯耳瓶
此外还有一种仿青铜壶式样的贯耳瓶，仿古色彩浓厚，且称之为仿古式贯耳瓶，可参见日本常盘山文库相关藏品，整器作椭园形，敞口外撇，硕颈微束，丰腹下垂，高圈足，圈足在器身正面对称置两长方形穿孔，颈部上下饰凸弦纹两道，两侧附管耳一对，管耳装饰夔龙纹，紧贴瓶颈呈束腰式。另有一种瓶式接近仿古式贯耳瓶，但风格上较随意，且称之为仿古变式贯耳瓶。仿古式贯耳瓶除龙泉窑之外，亦有南宋官窑、哥瓷制品。官窑产品制样严谨，仿古近古，最堪见重，具体可参见两岸故宫博物院相关藏品。哥瓷仿古式贯耳瓶则不乏明仿制品，须审慎明辨。另，韩国新安沉船打捞出的遗物中有一“景德镇窑青白瓷蟠龙纹贯耳瓶”，颈部和胫部装饰卷草夔龙纹，与龙泉窑产品具有时代共性，应为南宋晚期至元初产品。
（左）南宋龙泉窑青瓷管耳花瓶/（右)南宋龙泉窑青瓷管耳瓶（日本私人收藏)
南宋官窑贯耳瓶
韩国新安沉船景德镇影青贯耳瓶
瑞士保尔博物馆收藏的哥式贯耳瓶
龙泉窑贯耳瓶从南宋至元明一直有烧制，元明普通产品在形制上变化较大。类似将管耳移植于长颈瓶上，风格纤细。
（左）元龙泉窑六棱贯耳瓶一对（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藏）/（右）元/明龙泉窑青瓷管耳瓶（日本山口县立荻美术馆藏）
所谓“贯耳”，即以箭穿耳，最早是一种刑罚，后以“贯耳”为投壶活动玩法之一。贯耳瓶的起源和用途，一般认为正是来源于汉代贵族燕乐所用的投壶。关于“投壶”的发展历史，有很多人考证过，网上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此不赘述，有兴趣者可自行查阅。笔者想就龙泉窑这几种不同式样的贯耳瓶谈些一己之见。上述这几类贯耳瓶虽都有“贯耳”，实难一以贯之，它们的母型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其中不能排除相互影响或借鉴的因素。比如仿古式贯耳瓶，明显仿自商周青铜贯耳壶，长腹式贯耳瓶其实也可以归入仿古一类，但其形制上似乎受到上古其他壶式的影响，其雏形早自新石器良渚文化中的陶器制品，这两类贯耳瓶称之为“管耳壶”更合适。
商晚期矢壶 壶内底铸铭文“矢”字,“矢”为做器者的族名 故宫博物院馆藏
至于长颈式贯耳瓶，类似器型最早见于巩县窑址出土的“唐巩县白釉贯耳瓶”，与前两类贯耳瓶区别较大，与投壶关系密切，此可从有关投壶图石刻、绘画、实物等资料得到佐证。不过汉代石刻拓片投壶图里的壶都是没有管耳的，到了五代南唐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出现了一只插着箭的“贯耳瓶”，再到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的投壶部分以及《三才图会》（明王圻、黄晟撰）的投壶图，投壶工具明确为“贯耳瓶”，对称的两管耳正是为“贯耳”玩法所置。仅从绘画资料的比对发现，汉代到明代投壶，所用之器基本样制均为直口长颈，多出的两耳实为后来玩法翻新所需而添设。可资印证的实物资料还有扬州宋代铁投壶（现藏南京博物院），也是筒形长颈加一对竖直的大管耳。很明显，要数管耳与瓶口一线齐平的哥窑式贯耳瓶最接近投壶贯耳瓶，宋元龙泉窑长颈式贯耳瓶的两管耳较细，可能更倾向于一般的陈设使用。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龙泉窑青瓷划花投壶”则是标准的投壶样制，应系宣德朝龙泉官窑器物，是宣宗喜欢投壶活动的实物佐证。（原题目：龙泉窑贯耳瓶及其相关问题）
唐巩县白釉贯耳瓶，巩县窑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扬州出土宋代铁投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