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特殊的商品，陶瓷艺国对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也对我国的文明传承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陶瓷艺术是纽带，是桥梁，世界通过辉煌的陶瓷艺术认识了中华文明的非凡和伟大中国的陶瓷艺术曾经让世界人民为之折服，英文“China”即为陶瓷之意。
今天，中国古代的陶瓷艺术品仍是世界各大著名博物馆及美术馆的收藏热点，也是历届拍卖会上的宠儿，其巨大的艺术魅力和经济价值是其他许多艺术品所无法比肩的。
艺术陶瓷既具有商品性，又具有艺术性。新中国成立后，陶瓷产业一度归口于轻工业部管理，陶瓷品的商品性得到了强调，但是，其艺术性则未得到足够的认识，许多优秀的陶瓷艺术作品未得到合理的保护。
因此，加强对传统陶瓷艺术品的收藏、研究和交流，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而对于现代陶瓷艺术作品而言，它作为当代艺术中颇为活跃的部分丰富着当代艺术的发展，对现代陶瓷艺术的研究即是对当代艺术的关注。
世界陶瓷艺术分为东亚儒学和佛学类型、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类型、欧洲基督教文化类型三大部分。
以中国陶瓷为源的东亚各国，其陶瓷艺术实际是从这一主流分出的支流。朝鲜高丽时代的青瓷、李朝时代的白瓷；日本桃山时代的茶陶文化、江户时代的青花和五彩瓷器，都是在中国文化和中国陶瓷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日本陶瓷
或者说朝鲜、日本的陶瓷艺术与中国陶瓷艺术是一脉相承的。
自公元11世纪中期起，以青瓷为主的宋瓷大量输入伊斯兰世界，这时的陶器造型基本是仿制中国样式，甚至与中国青瓷放在一起几乎可以乱真。
中国青瓷确实对伊斯兰陶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伊斯兰陶器在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完全演化成独特的民族风格。而且波斯的彩绘瓷器、白釉蓝彩陶器、铜釉彩绘陶器，对后来中国五彩瓷、青花瓷器、釉里红瓷器的产生，起到推动作用。
土耳其陶瓷
此后，中国青花瓷、五彩瓷又给予伊斯兰陶器的发展以极大的影响。总之，西亚、北非的伊斯兰陶器，像华丽的清真寺一样神奇，像“天方夜谈”一样神秘，还像波斯地毯一样光怪陆离。尤其是伊斯兰华丽彩陶器，可谓集伊斯兰艺术之大成。
中世纪欧洲陶瓷艺术的发展，最初是伊斯兰陶器进过西班牙传入意大利，在意大利发展成风格独具的锡釉花饰器，再越过阿尔卑斯山，在法国出现锡釉软质瓷，直到公元17世纪荷兰代尔夫特锡釉陶以仿制中国青花瓷和五彩瓷而闻名天下。
德国陶瓷艺术
可以说，中世纪欧洲艺术是在伊斯兰陶器和中国瓷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当然，欧洲中世纪锡釉陶还伴随文艺复兴的兴起，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一方面从伊斯兰陶器和中国瓷器中吸收蔓藤翻卷的艺术形式，又在现实植物中寻求更为生动的形态，还从古罗马的装饰中寻求粗犷有力的结构。
因此，平面的陶器纹样由于借助明暗法而产生立体感。这无疑是希腊罗马艺术精神的复苏。其翻卷律动的纹样结构中，常常增添鸟兽等动物形态，最终形成欧洲大陆所特有的奇异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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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禅宗历史和文化漫谈德化窑瓷雕艺术
瓷器是中国的骄傲，但就人物造型而言，以福建德化窑成就最高，以瓷圣何朝宗为代表的德化窑艺术家尤其擅长创作佛道人物，其中，菩提达摩更是明、清、民国直至今日长盛不衰的创作主题。由此，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历史上一个真实的菩提达摩，从而进一步提高对德化窑瓷雕艺术的鉴赏水平，也为生生不息的德化窑创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菩提达摩，简称达摩，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以他为主题的绘画、雕刻等艺术作品也最为丰富。
唐、宋以来，佛教界流传的菩提达摩的故事，大体是说：
菩提达摩，南天竺（古印度）人，婆罗门种姓，“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史称佛传禅宗二十八祖。
菩提达摩一生以游化为务，梁大通元年（公元527年）历经艰幸渡沧海辗转到达中国广州，由广州刺史出面迎接，旋即被请到南朝梁国之部南京，拜见了梁武帝萧衍。萧衍问：“我广造寺宇，渡众人为僧；写佛经，造佛像也不遗余力。凡此种种，有何功德？”答：“并无功德。”萧衍追问：“为何没有功德？”答：“你只不过干了几件好事而矣，这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功德。”说罢低眉合掌口唱“南无”。萧衍闻言，心中不悦。菩提达摩知道因缘不契，遂决意继续北上。
但当菩提达摩来到汹涌的长江边时，竟找不到渡船可乘，于是他便折断一枝芦苇踏上，渡过了长江。这枝芦苇一共有五片叶子，所以后来的禅宗产生了五个伟大人物，这就是“一苇渡江”的故事。
他到达北魏国都洛阳后，曾参访过修梵寺和永宁寺，不久，他便隐于洛阳至嵩山一带，随其所止，悔以禅教。《皇唐嵩岳少林寺碑》叙述达摩有这样潇洒的一笔“深入惠门，津梁是寄，玄悟法宝，尝托兹山。”
冬月某夜，大雪纷飞，四十岁的神光求法安心，达摩为坚其志，令其退去并言除非天降红雪，于是神光断臂立雪，达摩遂收为弟子，并改名慧可。
其间孝明帝三次下诏，召见达摩，他都不赴宫应命。
达摩禅宗，在四祖道信以前，都是奉行的苦行僧，穿衣“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乞食，无论好坏皆受而食之，且每日正午前吃一次饭，过午不食；不住寺宇，民宅，而坐于远离人烟的林间、草地、坟冢间，并常坐不卧。“惟服一衣、一钵、一坐、一食”而已。
达摩在岩穴间坐禅，面壁九年，传说连他的精气神影都透进了石壁。
达摩面避九年后，欲返印度，众弟子前来汇报修禅心得，他对道副说：“汝得吾皮”。他对某弟子说：“汝得吾肉。”又对道育说：“汝得吾骨”。最后对慧可说：“汝得吾髓。”并以衣钵为信物传法于慧可，后出禹门游化，于东魏天平三年（公年536年）灭化于洛滨，葬熊耳山前空相寺中。
当时西行求法归国的高僧宋云，却在西域戈壁荒野中遇到已死了的菩提达摩。他赤着脚，提着一只鞋，显得闷闷不乐。宋云问道：“大师往哪里去？”回答说：“往西天去！”说完就独自向西走去，消失在茫茫之中。
宋云回到洛阳，说起此事，人人诧异，开棺验视，棺内仅一只芒鞋而已。
达摩在中国始传禅宗，他那清澈澄明的伟大思想“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一直在中国佛教界浅吟高唱，并深深影响了中华文化，经二祖慧可，三祖僧，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大力弘扬，终于一花五叶，盛开秘苑，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门。后人便尊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并尊少林寺为中国禅宗祖庭。
至今，嵩山少林寺仍留有达摩洞，初祖殿，二祖庵和养臂台等遗址。
历史上流传下来不少关于达摩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有一苇渡江，断臂立雪，面壁九年，衣钵传人，只履西归等，这些美丽动人的故事，都表达了后人对达摩的无限景仰和怀念之情。
菩提达摩的故事也深深影响了德化瓷雕艺术的创作，但对禅宗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和把握，直接影响了每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力和作品的优劣高下。胸有成竹，题材的构思始终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我手写我心则是作品达到的一个最高境界。
我们首先来看两件明何朝宗款达摩立像作品，一件表现的是达摩一苇渡江的主题，且不必谈何氏惯有的疏密有度，连绵流畅的衣饰处理风格，达摩脚下是波涛汹涌的江水，而眼里流露的是几分愠怒和无比的坚毅。愠怒的也许是梁武帝萧衍的功利心以及不解禅宗精髓，还有这无船可渡的江水，但进一步坚定了他不畏艰难誓成大法的决心。而另一件作品表达的内容更加深远，它表现的是达摩经历了一苇渡江，断臂立雪，面壁九年之后大彻大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一横空出世的思想和能得其髓的人以衣钵传之。正是这种思想和代代相传的精深博大，禅宗发展成为了中国佛教最大宗门，所以它表达了禅祖一生最重要的内容。这时的达摩脚下是中岳的高岗，历历可数的胸骨，磨砺的手指，突出的门牙更加硕长，扭动S型的身材和格外饱满的胸腔给人以力的震撼，达摩的眼神既不是凶也不是苦，而是充满一种得道后的天地正气。
德化窑佛道人物我们还可以看到明张寿山款达摩，清博及渔人款达摩，当代名家款达摩以及大量的无款达摩等。但就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而言。我相信，热爱德化窑瓷雕艺术的人们心中自有高下。
瓷器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但在浩翰的中国瓷器历史中，名垂千史的首推何朝宗，瓷圣之誉，实不为过。
阅尽沧海的徐悲鸿先生有句不为大众所知的名言可作每一个艺术家的座右铭，这就是“尊德生，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通中庸者，其百世艺人之准则乎？”
这就是艺术，美目巧兮，顾盼生辉。
世界不能没有艺术，艺术也永将演绎传承和创新两大主题。
西方艺术之都法国巴黎的卢浮宫有三件镇馆之宝，除一件为“蒙娜丽莎”的油画外，另外两件均为“维纳斯”和“胜利女神”的雕刻品。在欧美，德化建白瓷享誉“中国白”的殊荣，公认是东方艺术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而在中国，人们往往喜欢把何朝宗的作品赞誉成“东方的维纳斯”，我想就这个问题作一个初探、断臂的“维纳斯”和无头无臂但有双翼的“胜利女神”主要都是以形体特别是衣纹的处理为胜，但就表现形式而言，“胜利女神”更胜一筹，那种不是丝绸，胜似丝绸的衣裙随着形体的变化而流动，仿佛在清晨的海风中苏醒而舒展。“维纳斯”高2.04米、“胜利女神”高2.63米，两者均以大理石雕刻而成，而何朝宗的作品一般不高于0.5米。由于材料和大小的不同，何朝宗的作品在衣纹上不能说好过“胜利女神”，但对人体的把握，特别是衣袍里人体的呼应，大有疏可跑马，密不透风，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艺术韵味。瓷雕的完成过程比直接雕刻更为复杂，小件作品更能达到一种佛在家里，禅在心中的美妙效果。但在神态和手的处理上，何朝宗的作品则好过“维纳斯”和“胜利女神。”手的处理历来是中外艺术家共有的最难处理的形体问题，也许有人说艺术需要一种残缺的美，但这种看法最多只对了一半。试问，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好在哪里？如果没有充满内心活动而神秘的眼神，让人产生不绝的联想，和那双细腻而优雅的双手，“蒙娜丽莎”又是什么？我们来看何朝宗对神态的处理，且不必再说他的达摩，我们来品味他的观音，何朝宗款的观音有一个共同特点，那是一种眼观鼻，鼻观心，微微那么一瞌的神韵，气定神闲又悠远无尽，难矣！画虎画皮难画神。自何朝宗以后，德化窑名家辈出，但时至今日，无论是复古还是创新，何朝宗都创造了人们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
艺术品中表现观音和达摩的题材非常多，包括绘画，雕刻等，但和何朝宗的瓷雕相比，则高低自见。
在中外文化不断交融的今天，世界上大小博物馆可称得上传世之作的珍品一般具有三个共性：一是描述一件大众化的事物；二是非凡的功力；三是划时代的创新。如是，何朝宗可入流矣！
何朝宗是否步入禅门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禅宗历史和文化的把握以及饱含神圣的宗教情感是肯定的，尤其是他感念菩提达摩智慧坚毅的一生和清澈澄明的思想，每每或创作之中，或劳累之余，或夜半梦醒之时，他也许为此会悄然泪滴，这也是何朝宗自己一生的写照和艺术精髓。而他的观音则是追求一种“万家呼求万家应”的大慈大悲，我较推崇一件明“心默子”款的观音。现藏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观音姿态随意地倚坐在山石之上，她略微俯首，而容俊秀，直鼻小口，双目微瞌，形貌极为慈祥。头挽高髻，并未戴华美的宝冠，素洁的长衣广袖徒垂拂于盘曲的左腿之上，右腿竖曲，赤裸的右足由衣裙下半露出来，将两手随意地放在坚起的右腿漆上。这种倚坐姿态与一般造像中的倚坐像不同，姿态极为自然悠闲。衣纹疏朗流畅，但能表现出衣料的质感，更具生活化，并不像早期佛教菩萨造像那样过分裸露躯体，呈现的是具有一定厚度而色泽雅致的衣裙，使造型端庄稳重。裸露出的前胸处又饰一朵宝相花，在端庄净洁的色调中增添了几分灵巧华美之感。而对这样一位端庄而又慈祥的菩萨，自然与面对那些威严吓人的神祗不同，信徙自然愿意敝开灵魂心扉，皈依于她的足下。整个作品清新隽永，犹如细雨润物，春风扑面……我之所以较仔细描述这件作品，是因为这是一件最值得探讨的明代观音作品，首先这也是一件最好的德化窑观音作品，但作者“心默子”是谁？人们一直不得而知，一头雾水。如果说何朝宗的作品空前绝后，那么“心默子”和何朝宗孰高孰低？笔者慎重的认为，何朝宗和心默子就是一人，这其中和菩提达摩有关系，原因有二：第一，这件作品的形神，纹饰以及太湖石的艺术手法和何朝宗的艺术手法如出一辙，而且非何朝宗莫属，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干曲而后晓音”。第二：今嵩山少林寺西北约三公里的山腰处，有一个“达摩洞”，相传是菩提达摩坐禅处，洞前有石牌坊一座，横额刻“默玄处”三字，为明万历三十二年所立。“默玄”即“默心”，正是何朝宗对菩提达摩的无限敬仰，精神上的皈依，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自谦以及文字运用的需要，他的心中隐藏了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谜底，“心默子”即菩提达摩的转世之子。可见，历史上真实的何朝宗除了拥有和菩提达摩相同的坎坷人生，智慧和坚毅的性格，他也把禅宗思想融入到了自己创作的理念中了，甚至浸淫进了何朝宗的骨髓，何朝宗创造的作品其实也是禅宗思想在艺术世界的完美写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何朝宗的哪一件佛道作品又不是如此。
我常常为何朝宗而感叹，历史上对他的文字记载可靠的只有一句“……何朝宗者，不知何许人，或云祖贯德化，寓郡城，善陶瓷像，为僧伽大士，天下传宝之。”何朝宗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身世，他的性格，他的艺术世界，他的苦与乐，他的欣喜悲哀……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犹如白鹿过野，空谷传音，迷一样的何朝宗。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何朝宗是一个身世坎坷，智慧坚毅，善于学习和观察，身怀绝技，具有极深文学艺术修养的人，是一个情感细腻丰富，具备高尚品德的大智慧者，他就是释家中的佛，道家中的仙，儒家中的圣。由此，我心感到释然，这就是艺术和艺术生活。生平一句话足矣！留下的是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古今中外多少伟大的艺术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句话也是何朝宗，说不尽的也是何朝宗。
何朝宗是德化的骄傲，更是中国的骄傲。遗憾的是，现在人们对德化窑和何朝宗的研究和系统整理还不是很够，这和中国收藏界的主流鉴赏水平以及当地政府有很大关系。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世界文化的不断交融，德化窑和何朝宗的艺术价值会得到应有的提高。
衷心希望广大德化窑收藏爱好者用艺术的精神，理性的态度来弘扬这一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让“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不仅仅是一名美好而苍白的空话……如是，善莫大焉？！
紫砂文化：紫砂的审美漫谈
秦权汉铎
博浪锥
紫砂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所以紫砂的审美可以归属于传统文化的审美。宣德炉对紫砂的造型有着深远影响。
据史料记载，明宣德三年三月，因见郊坛、太庙、内庭所陈设的鼎式样鄙陋，就用暹罗所贡(现在的泰国)的风磨铜仿造古代款式大量铸造香炉，宣德炉的器型对历代的各种器皿造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是依照博古、考古、诸书，及内库所藏官、汝、哥、均、定的名窑名器，并从中挑选式样绘
1、最高境界，随心所欲——得天趣
清中期的陈曼生曾经说过：书、画不必十分精到，得天趣就行了。这句话只能对高手而言，字都不会写能写出得天趣的书法作品吗？当然不能。必须是达到一定的境界后偶有灵感而创作出来的作品，紫砂艺术也一样。清末有个名家黄玉麟，善做供春壶，一次做好几把(有次四五把)，因天气不爽就放在屋外晾晒，没想到鸡被狗吓得乱飞乱踏，就把那几把壶踩坏了，但黄玉麟看后大喜，太好了，我都做不到这么好。据记载，这是黄玉麟一生最好的壶。这个故事传达了一个信息：“天趣不是想追求就能达到的。”
2、有灵魂的作品——得情趣
工艺师和一般做壶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作品有没有思想。艺人通过自己的双手把自己的(也可以说是别人的)思想融入作品，赋予它灵魂，那这件作品就是艺术品，否则就是普通的商品。而有思想的壶还要看它的思想有没有情趣，是不是高雅。现代的作品中顾景舟的“鹧鸪提梁壶”就是代表，他自刻“癸亥春，为治老妻痼疾就医沪上，寄寓淮海中学，百无聊中抟作数壶，以寄命途坎坷也，景洲记，时年六十有九”。字里行间，充满了情感，有情趣的作品在紫砂史上最典型的就是清末的玉成窑，代表作博浪锥、汉铎、柱础、秦权，上面的刻款把把有情趣。
玉成窑有何心舟、王东石那样的高手在做壶，有梅调鼎那样被称为百年来第一的书画家及胡公寿、任伯年等海派画家亲自动刀，但我对那些作品的评价是以情趣为美。为什么？那是时代造成的，太平天国时期，江南百废待兴，民生极苦。梅调鼎又是个有性格的读书人，虽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无米下锅的日子还是很难有极品出来的，而且玉成窑还有个天生的缺陷——那条小窑烧不到高温，大部分的作品半生不熟，现在黑皮红骨已成为真假玉成窑鉴定依据之一。玉成窑还有个特点那就是书卷气。前面讲到那是士大夫文化中冒出的一股清流，玉成窑的书卷气也是有时代背景的——同治中兴。
3、有书卷气的作品——得意趣
那什么叫书卷气呢？它是一种高雅的气质和风度，是良好素质的外在表现，书卷气采自书卷得益于孜孜不倦的读书。如
1、灵气，以徐汉棠为代表；2、巧，以吕尧臣为代表；3、功，以何道洪为代表的精功；4、静，以周桂珍为代表的作品显示了自身的定力、静气；5、气质，最让人惊叹的是鲍旭琦的大气，那是真正的皇家文化、贵族气质。
生活中，大自然中处处都有美，但真正的美是在人的心中。(刘政)
漫谈陶瓷装饰中的八破纹
在众多的绘画纹样中，有一种较为少见的“八破”纹。“八破”又称“吉破”、“什锦屏”，景德镇陶瓷彩绘艺人俗称之“锦灰堆”，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并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一种特别带有市井文化品位的民间绘画纹饰。这种以残破文物片段堆叠构成的画面，纹式细致，大多是直接对实物的写生，追求形似逼真。表现出市民百姓的一种崇古复旧，追求风雅的审美心态和文化背景。虽然影响在后期有所衰淡，但随着现代陶艺的崛起，又成为诸多陶艺家绘制的背景纹饰之一。
“八破”中的“八”字是虚词。含有多、富、发等多重含意。“破”虽然是指残破的字画书笺，但隐喻了“破家值万贯”，“岁破吉生”的意思，八破纹的题材主要是金石碎犊的拓片、旧书散页，书画字简残片组合后叠成的画面。这与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拼贴画（collage）极为相似，故有人以为西方的拼贴画源于中国，其实这完全是误会，因为“八破纹”中的残破形象，完全是手绘而成的，并不是由实物剪裁后拼贴在画面上的，两者之间有着材质形式本体上的区别。
典型的“八破纹”画面，残章断简往往带有火焚过的焦痕，所以名之为“锦灰堆”。“锦灰堆”一词出之元代钱选的《锦灰堆》图卷，文曰“世间弃物，余所不弃，笔之于图，消引日月”。受其影响，历代不少文人画家纷纷作“锦灰堆”画幅，以至陶瓷装饰中也渐成风尚，《中国古代陶瓷鉴赏辞典》的纹饰条目中，对“锦灰堆”也介绍说：“瓷器纹饰之一，兴于明代成化年间，是一种繁密的规矩图案画”。但这种“锦灰堆”的文图与真正意义上的八破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钱选的“锦灰堆”画的也是“螯、钤、虾尾、鸡翎、蚌壳、笋箨、莲房，各极像物之妙”。
陶瓷上的锦灰堆也是“即所谓折枝花果堆四面，明人称之为锦盆堆，意为各种名花，瑞果堆集其中，后在锦地上画折枝花，叫锦上添花”。综上比较，八破纹俗称的“锦灰堆”，是多少有点同名歧义的了。由此可见陶瓷上的锦灰堆的描绘对象是自然生长或农家养殖之物，或瓜果、或花卉，真正意义上的锦灰堆是与文字有关的文化遗存、或竹简古币、或字画拓片，这就是在题材上真正的歧义。
然而，陶瓷上也有真正含义的八破纹的画面。同治年间也出品过不少以八破为题材的艺术瓷盘、笔筒等物件。作者曾于好友处见一私藏的八破纹瓷盘，是光绪年间彩制的，边饰为四季花鸟，主饰则是《耕织图，介子园画谱》残籍、《墨龙图》破幅，信扎散页“康熙通宝”的损迹，其混杂堆迭，似无序无章却气韵一体，值得细品体味。然而有人断言这仅是一件博古纹彩盘，其实不然。博古纹的形象是完整的，而八破纹则是残缺的，这就体现了八破纹最基本的特征—“破”。这种纹饰的产生和涌现，可以说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时表现某种“废虚”情结。不仅暗示了中国社会发生了观念上的转折，同时也是对那时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金石学的兴盛，诸如“残缺美”之类，审美观念的普及同时，列强入侵，江南文物毁于战火，这“毁烬残篇底蕴深，赢秦残酷不堪陈，当时古迹今难见，以此聊表旧精神”的八破纹的流行就并非是偶然了，显见是与当时的审美理念、社会现实，视觉经验有着直接的关系。
八破纹的风格是写实的，可以显出画家对实物写生的功力，力求达到逼真的效果。八破纹的背景是文化的，往往以文字的结体形式出现，有书信古籍，所简木犊，力求寓其古雅之气；八破纹的内容是历史的，可以追溯岁月的兴衰，寄托思古怀旧的情绪。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咸丰年的景德镇御窑厂出品的什锦屏纹瓷盘，边饰为开光山水，主题画面则是青铜古鼎和摩崖写法及《兰亭序》的拓片，且以半边字或半截字代替整字，这种风格与八破纹的形式极为相似。这固然反映了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好古风气，以及商贾市井小民附庸风雅的心理，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陶瓷装饰中心的八破纹集博古、写实、通俗、商品为一体，也折射出近代中国新兴都市文化的一些审视特征。
现代陶艺的崛起，为装饰形式和表现题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撷取领域，反朴归真的理念不仅局限于远古的、自然的、朴实的时空，也有文化的追求、历史的追溯、意韵的追索。于是不少人从“打翻纸篓寻灵感”的八破纹中得到了启发，在他们的陶艺作品中借鉴了八破纹的许多素材和形式，为其作品增添了许多意境和意味。如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何炳钦创作的《古风》亚光彩色喷花瓷瓶，以深褐色模仿了瓷器特有的天然色相，并残留了几处不同泥质的本色，即而在上面刻划出一些甲骨文字，点缀了九枚篆体阴刻印章，这种以亮色衬托主体的重色的装饰效果，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民族情感。而黄焕义教授设计的《城墙》陶艺作品，在嵌雕的连续残断的曲水槛字型的泥条上，于显著部位镶贴一块青花书写的《秋声赋》的破籍残页，于凝视中倍觉苍茫古拙，于沉思中愈显深邃博大。这都是把传统装饰题材与现代陶艺表现形式结合的范例，不仅具有民族的文化内涵，也有西方前卫陶艺的震撼魅力。
由此可见，具有民族文化特征、审美旨趣和时代背景的绘画纹饰，不管它怎样经历过“其潮起潮落”的盛衰，怎样经历变迁革新的演变，都是其主题思维及表现形式的延伸和张扬，都是其纪实性、包容性的传承和展示。八破纹所产生的影响和在现在陶艺中的应用，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蜚声中外的龙泉青瓷
瓷器是中国发明的，最早烧成的瓷器是青瓷，而青瓷的主要产地是浙江。从上虞窑、越窑、瓯窑、婺州窑到秘色窑、龙泉窑、郊坛下官窑，全属于庞大的青瓷窑系。“江山代有名瓷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所有这些名窑中，尤以龙泉青瓷最为杰出。它后来居上，超越群伦，直登青瓷的高峰，以其绝代的风姿和极高的艺术造诣，蜚声中外，誉满艺林。 龙泉窑始于北宋初，盛于南宋中晚期，衰于明末。龙泉瓷窑是一个划时代的名窑，尤其在南宋时期，它的成就最为杰出，约计有下列八大特点： 历史悠久 龙泉青瓷大约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崛起于浙南龙泉乡间，后经南宋、元、明，跨越了四个朝代、七个多世纪。其历时之长，仅次于越窑，在我国陶瓷业中是罕见的。如果连同新中国成立后恢复龙泉古窑的生产，那就有一千多年，居全国之冠。 产区辽阔 龙泉青瓷除了以大窑为中心产区，窑场密集之外，在它周围各县如庆元、云和、遂昌、松阳、丽水、缙云、武义、永嘉、泰顺、文成等，已发现从宋初至明末各时期的龙泉青瓷窑址达400多处。元代以后，还扩展至福建、江西、广东等邻省，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青瓷窑系。其分布范围之广、产量之大是空前的，证明它是名实相符的名窑，拥有辽阔的生产基地和雄厚的实力。 产品丰富 龙泉窑初期产品种类不多，以烧造盘、碗、钵、罐等日常用器为主。北宋中期以后，陆续生产五管瓶、龙虎瓶、带盖盘口瓶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宋室南渡后，浙江瓷业取代了中原市场的地位，蓬勃发展，产品大量增加。其中代表性的产品如：以饱满的莲瓣作为装饰的莲瓣碗、莲瓣盘、莲瓣钵、莲瓣盖罐，以动物作为装饰的凤耳瓶、鱼耳瓶、螭耳瓶、双鱼盘、双鱼洗、云龙盘，以花果作为装饰的荷花碗、莲蓬碗、石榴瓶、荷叶盖罐、桃式把杯等等，还有觚式瓶、琮式瓶、鬲炉、鼎炉、贯耳瓶、执壶、双层暖碗、文具、粉盒，以及何仙姑、汉钟离等瓷塑，可谓洋洋大观，表现了龙泉匠师们的独创才华和极高的艺术造诣。 风格鲜明 龙泉青瓷出于自然，不假做作，静穆渊深，精光内蕴。黄宾虹先生常用“浑厚华滋”四字来评价中国画的高度成就，借来评论龙泉青瓷，也是很恰当的，它包含了造型美和釉色美的主要特点。“端庄杂流丽，刚劲含婀娜”，正是“浑厚华滋”的具体表现。 勇于改革 龙泉窑在初创阶段约经过二百年左右的长时间徘徊，进展缓慢。然而，大器晚成，不容小看，到了南宋中期，它在原有基础上出现质的飞跃。提高龙泉青瓷的水平，关键在于突出一个“青”字。这时，该窑正调动一切技术力量解决青的呈色问题，由厚胎薄釉改为薄胎厚釉。这一来不仅改革了胎釉的化学组合，而且对成型、上釉以及装饰等一连串工艺技术，都进行了彻底改革。因为要使青釉色度深而且青，既非增加氧化铁的含量可以收效，也不能靠薄釉可以达到要求，必须正确掌握釉层厚度。正如海水越深而青色越浓，南宋龙泉青瓷精品皆上三四层厚釉，多次上釉，多次素烧。并改用石灰碱釉，使釉层高温黏度加强，厚而不流，釉面光泽柔和，烧制出粉青和梅子青两种代表性的精品，浑厚华滋，厚如凝脂，青比美玉，达到最高的审美境界。 擅于吸收 南宋龙泉青瓷在改革工艺技术的同时，也善于吸收先进的经验。龙泉窑采用薄胎厚釉之后，青色显著提高，但在装饰施工上又出现新的矛盾，不能再用刻划花及篦纹。因为胎薄，刻划易于破裂；釉厚，篦纹难于明显。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吸收官窑的风格，以简胜繁，有些不施任何纹饰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南宋龙泉青瓷精品，艺术风格与官窑一脉相承，既吸收了官窑的特色，又不是依样照搬，大量创新的品种为官窑所没有，显示了龙泉窑匠师们的智慧和独创才能。 人造美玉 青瓷的釉是绿的，最美的绿色无过于美玉，故历代制瓷匠师都竭力追求玉的美感。玉作为一种珍贵的自然物质，受到古人特别的喜爱，把它看作吉祥、美好和幸福的象征。数真如绿玉，惟有南宋龙泉的粉青和梅子青杰作，可以当之无愧。它实现了历代陶瓷匠师们梦寐以求的心愿，在中国陶瓷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里程碑。 青瓷高峰 南宋龙泉窑的突出成就表现在烧制工艺和艺术手法两方面。南宋龙泉窑自从掌握了薄胎厚釉技术，产品大多胎骨细薄，釉层丰厚，色佳制精，同时在艺术上采用新的设计，使装饰密切结合施工要求，使青瓷美化效果与工艺技术融为一体。产品独占中国青瓷的高峰。如果把南宋龙泉瓷和其他各名窑青瓷相比，不难得出下列结论：越窑发展最早，曾经获得诗人们的称誉，但工艺技术未够成熟，釉色多青、黄不一，接近艾色，虽被陆羽评为“如冰似玉“，但和美玉有很大距离；瓯窑的缥瓷则釉薄而色淡，青中闪白；婺州、寿州、岳州、鼎州等青瓷，釉多黄褐，且斑驳不纯；北方的耀州窑、临汝窑，釉薄胎厚，以黄绿色居多；北宋汝窑，制作很精，但釉色闪蓝呈天蓝色，别具一格，汴京官窑和南宋郊坛下官窑，都有极美的粉青釉，但都有开片，尚存在胎釉间膨胀系数不一致的缺点。只有南宋龙泉白胎青瓷，釉层晶莹如玉，无论在工艺上、艺术上，均可称第一。 从以上所举的龙泉青瓷八大特点来看，它不仅是中国第一，而且是世界第一。大量的史实足以证明，这个名窑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是无可怀疑的。早在唐代，中国瓷器即以新兴的商品畅销国外，东销日本、高丽、西销印度、波斯直至埃及。宋代，瓷器是重要出口商品，贸易数量超过唐代，尤其南宋是龙泉青瓷鼎盛时期，外销产品都以龙泉青瓷为主。那时荷兰商人来泉州贩运青瓷至欧洲，价与黄金同值。由于世界其他国家还未能烧制瓷器，所有博物馆无不以收藏中国瓷器为荣，供不应求。元、明两朝，外商涌入泉州、广州、温州等口岸，大量贩运青瓷至欧洲各国。当龙泉青瓷首次传至法国，立即使法国人士为之倾倒，美丽的青色，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汇来形容，只有杜尔夫所著的《牧羊女亚司泰来》传奇剧中牧羊人雪拉同(celadon)在演出时所穿的舞台服装的颜色青与之相似，于是便用“雪拉同”来称呼龙泉青瓷，并一直沿用至今，成了龙泉青瓷一个外来雅号。
壶光溢彩，紫砂壶装饰漫谈
评价一件紫砂壶的内涵，必须具备三个主要因素：美好的结构，精湛的制作技巧和优良的使用功能。所谓形象结构，是指壶的嘴、扳、盖、纽、脚，应与壶身整体比例协调。精湛的技艺，是评审壶艺优劣的准则。优良的实用功能，是指容积和重量的恰当，壶扳的便于执握，壶的周圆和缝，壶嘴的出水流畅。同时要考虑色地和图案的脱俗和谐。
装饰是紫砂壶工艺中经常运用的手法。它将自然形态的素材进行概括加工，选择自然形象中最真实、简洁精美、更理想，使紫砂壶有一种特别的美。除此之外，还有如泥绘装饰。彩釉、捏塑装饰、印纹、帖花装饰、透雕装饰、泥色、调砂、铺砂装饰等其它工艺装饰。尽管形式和要求有着明显的差别，但主要是为了满足使用者的要求，同时又以美观的形式给人以欣赏，以达到艺术品和实用性为一身，满足人们的生活。
宜兴紫砂壶的装饰，由于其原料和制作方法的独特性，必须在泥坯的制作中同是完成，同是也由于文人雅士的介入，自明清两代起，其装饰手法出现借鉴中国传统工艺品中的瓷雕、竹雕、根雕、木雕、石雕等多种形式。并巧妙移植，溶于紫砂壶艺的装饰中。
紫砂壶装饰形式尽管多种多样，繁缛复杂，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即胎体装饰和刻画装饰。
紫砂壶胎体线条装饰的种类很多，各种各样的线条都必须用牛角或铁、木、竹制成的专用线尺进行加工，使线条挺括而又清新，这些线条不仅加强了紫砂壶的装饰效果，且可增强成型时粘接处及边缘部分的应力，减少产品在烧成时的缺陷，提高了正品率。
紫砂壶胎体线条装饰是紫砂艺人在生产实践中受其他器具，特别是明式家具的影响，而不断总结出来，它不断丰富了紫砂壶造型的装饰性，而且增强了实用功能。
紫砂壶刻画装饰是由制壶艺人署名落款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装饰形式，最早见于元代壶铭，“且吃茶，清隐”五字草书。清嘉庆、道光年间，由书画金石家陈曼生设计的壶样，由制壶名工杨彭年等制作，再由陈曼生及他的幕友撰词、作画、镌与壶上，成为一种寓造型、诗词、绘画、书法、金石于一体的紫砂壶独特风格，也称“蔓生壶”，多有精品。清末，由于紫砂壶工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紫砂壶刻画装饰逐渐形成一支专业队伍，正式列为紫砂工艺流程中一道工序，相沿至今。
陶刻装饰的题材比较广泛。紫砂壶上的铭文，以往都是择古人的诗句。内容有的是与茶或花卉有关的题咏，且多由《唐诗三百首》及《千家诗》中选出。画面常取材《芥子园画谱》及《点石斋画报》，19世纪画家任佰年花鸟画也被广泛利用。壶光溢彩，得到众多人的青睐，以收藏品的价值广为流传。
八闽陶瓷文化、技艺及蜚声中外的德化瓷器
福建陶瓷艺术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福建已能制作比较精美的陶器。进入青铜时代，几何印纹硬陶颇为兴盛，原绐青瓷也已出现。至秦汉，原始青瓷向前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技艺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显示出福建地方特色。隋唐五代，瓷器技艺渐趋成熟，陶瓷品开始输往国外，而国外的陶瓷品也进入了福建，从而促进了福建陶瓷业的发展。
建窑（位于今福建建阳县水吉镇）系宋代八大窑系之一，以烧制黑釉瓷“建盏”闻名。由于当时饮茶斗茶之风流行，烧制小碗最多，因釉面多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俗称“兔毫盏”。釉色丰富，变化无穷，其中尤以“油滴”、“曜变”最为名贵。建窑黑瓷不仅列为贡品，还与茶叶一道远销朝鲜和日本。建瓷在日本被称为“兔毫天目”，至今被视为珍宝收藏。
蜚声中外的德化瓷器
福建德化县是我国著名的陶瓷产区，也是外销瓷器的重要基地。德化瓷业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瓷器质地洁白坚硬，工艺精良、造型雅致，色泽莹润。远在宋、元时代就进入国际瓷坛，蜚声海内外。曾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瓷都”。
宋元时代，德化瓷器随着泉州港商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而畅销海外。现已发现了30多处宋元时代瓷窑遗址，在东南亚、东非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发现不少当时德化瓷的遗物，就是历史的见证。北宋时代德化以碗砰仑窑为代表的窑场，其制瓷工艺已采用轮制、模印和胎接成型的技术。以龙窑大量烧制青瓷、青白瓷、白瓷的各式碗、盘、杯、碟、瓶、罐、壶、盒、洗、花瓶；少量烧制黑釉茶碗等。使用刻花、划花和印花等装饰手法，于瓷器表面饰以莲瓣、牡丹、云水、蕉叶、缠枝花卉等花纹以及篾纹、菊瓣、葵纹、麦穗、卷草等几十种饰纹。这些产品在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有发现。到南宋时，瓷窑烧制技术又有新发展，烧制的白瓷，器型大，胎体薄，釉色滋润，白度度，透光度强，已达到秀高的水平。宋末元初，德化瓷窑有很大的改进，出现了一种介于龙窑和阶级窑(又称蛋式窑)之间，较易控制烧成火争的“鸡笼窑”。开始改变宋初以来使用还原烧成的老技术进入采用氧化烧成新技术阶段。此时窑场的生产规模亦有很大扩展，1976年考古发掘的屈斗宫宋代窑炉遗址，坡长达57.1米，共有17间窑室，这样大型的古窑炉，实为全国所罕见。这一时期的瓷釉，已经出现白中闪黄或泛红的新产品，瓷雕佛像已很流行。外销瓷仍占瓷器贸易的主要地位。元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曾盛选德化“瓷市甚多”、“制作精美”、“购价甚贱”，并把德化瓷器带回意大利。据英国首任驻大使艾惕思到德化参观后证实，至今意大利博物馆还保留一件马氏当年带的德化家春岭窑的小花插作品。
迨至明代，德化瓷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器物造型、烧制技术、产品质量、生产品种、工艺水平，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都远在宋元之上。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塑闻名世界，被誉为“东方艺术”和“天下共宝之”的珍品。独树一帜的“象牙白”(建白瓷，釉色乳白，如脂如玉，色调素雅，被称中国白瓷的代表，享有“中国白”和“国际瓷坛明珠”的美誉。特别是道释人物瓷雕，造型逼真，格调高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达到了德化窑古代工艺技术成就的高峰。在明代，德化窑炉在砌建技术有新的创造，在全国首次出现了装烧容量大、既节省燃料，又易于控制烧成火焰的半倒焰式的阶级窑。这种形式的窑炉流传到国外，对国际瓷窑的设计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1970年出版的《窑炉》一书曾记载：“阶级窑在福建德化最早出现，同时也最著名。日本的窑，是深受德化的影响而设计的，所以日本把德化的窑估计为串窑的始祖。”时代中叶，釉制作技术有新创造，窑下青花日渐进入了德化瓷的装饰领域。
清代，德化釉下青花瓷器争奇斗艳。全县已发现的青花瓷窑遗址达120多处。青花瓷取代建白瓷跃居主要地位。青花的花式丰富，纹画内容取材很广，有历史故事、人物仕女、生产活动、社会习俗、禽兽花果、山水景物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纹饰。画面明净素雅，笔法朴实粗犷，构图简洁舒展，充满生活气息，显示了民窑色彩或幽菁淡雅或浓艳丽的新风格，开创了德化窑彩的新纪元。它和清代新崛起的五彩瓷日用器皿和陈设供器一样畅销国外。目前在英国、法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越南、印度、叙利亚、坦尼亚等许多国家出土的德化窑古瓷片或博物馆珍的德化古瓷器，就是研究德化古代瓷器发展史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物见证。
晚清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我国城乡遭受严重破坏，德化瓷业走向衰落。但是，少数民间艺人如苏学金、许友义等在艰难岁月中，坚持制瓷事业，继承传统，锐意创新，其作品仍获得很高的评价。1915年，苏学金首创捏塑瓷梅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优等奖。之后许友义首创活动瓷练等工艺制作的《木兰从军》、《关公》、《观音》等瓷雕作品，先后分别获得在英国、日本和南京举行的国际和全国博览会的金奖。1930年，他为仙游龙纪寺特制的瓷塑《五百罗汉》，形态各异，生动逼真，亦为中国瓷坛首创的珍品。民国时期，釉下青花逐渐被釉上彩所代替。
1934年，福建省建设厅在德化设改良瓷场，引进球磨、练泥、辘轳车等机械设备，研制釉上彩绘颜料、电用瓷、瓷砖和钳锅、漏斗等化工用瓷。改用石膏模型注浆和机压成型新工艺。但是，这一时期，就整个瓷业状况而言，基本还是沿袭传统手工操作工艺。
解放后，德化瓷业生产获得新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瓷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88年，经县工商管理部门记的瓷业厂家有229户，年末在册人员11615人，占全县职工总数的11.16%。陶瓷研究所、陶瓷学校、陶瓷机械厂、包装纸箱厂、花纸车间等科研、生产配套机构相继建立，过去落后的手工操作逐步为先进生产所代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1988年全年瓷业产值5400多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0%，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19.82%。日用瓷器产量占全省瓷器总产量40%，出口瓷器量占全省出口瓷器总量三分之二。产品畅销国内二十多个省市和世界五大洲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省对外贸易的一项重要商品。在中国陶瓷工业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驰名中外的德化传统瓷雕，继承明代何朝宗的风格重放异彩。动用捏、雕、镂、刻相结合的技法，把优质原料和精湛技艺融为一体，具有独特的风格，现在德化生产的在历史传统题材的产品达390多种，各类姿式和规格的瓷观音有100多种，大型瓷雕《滴水观音》高达1.90米，气势端庄高雅；最小的《披坐观音》，高仅5厘米，清逸隽秀。这些神态各异的造象，继承和发展了“传神写意”的传统技法，使瓷雕人物形神兼备，色彩明净，蕴含着美好、健康的意境，给人以美的感受。艺人们善于利用不同质料的泥釉，使瓷雕色泽极富变化。现代题材和各种动物、花鸟、盆景、花篮的瓷雕取材广泛，品种多种。这些瓷雕艺术品多次被选出国展出，深受国际友人的赞赏。明代被誉为“国际瓷坛的明珠”的象牙白瓷，建国后得到恢复发展，易名为“建白瓷”。复产成功的建白瓷。
瓷质细腻滋润，色泽柔和洁白，微呈乳黄色，宛若象牙。在历次出口商品交易会和出国展出中，都受到好评，荣获国有优质产品证书。德化高白度瓷，是建国后德化瓷科研的新成果之一，它以88.1度的高白度被全国陶瓷界评为白瓷之冠。高白度制作的茶具、酒具、餐具、花瓶、台灯等各种工艺品，色如凝霜，釉面晶洁，胎质坚薄，为人喜爱。高白度梅花酒具、水仙花插、蓓蕾酒具曾分别荣获1982年全国陶瓷美术设计一、二、三等奖。龙凤花瓶、孔雀双耳花瓶等产品在国外展览中被赞为瓷中珍品。目前，即将开工的德化瓷厂“建白”高级成套瓷生产线和德化第二瓷厂的白度高档成套瓷生产线投产后，将使德化瓷器这两杂金花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随着近年来对外开放的形势及我国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德化瓷器将不断改进装饰艺术，增加花色品，提高产品质量，以适应国内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瓷彩千年 钧瓷漫谈
中国古代先民们，早在公元前约五六千年的原始社会时期，就创造出了原始瓷器 陶，这不仅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改善，同时成为对世界文明的又一重大贡献，“CHINA”一词原意为瓷器，很多西方人正是通过瓷器认识了东方这个神秘而古老的文明国度——中国。 河南省禹州市境内，有一条源于嵩山，流经金玉玛瑙丛生之地的颍河，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就定都于此，禹之子启建立夏王朝后，曾在禹州钧台举行盛大开国大典，宴会天下诸侯，北宋时期，我国五大名窑，钧汝官哥定中的钧瓷就出自禹州，因钧台而得名，钧瓷始烧于唐，盛烧于宋，后由于战乱和历史的变迁，历经元明清之后，宋钧瓷存世之作已不过几十件，寻找钧官窑遗址，就成了历代考古学者的一个悬而未解之谜。一九七四年，经过考察队的全面考察，在禹州县城北关，发现了同故宫博物院所馆藏的钧瓷釉色造型上都一样的钧瓷片，就此确定钧官遗址就在禹州北关，钧官窑遗址近千年之谜终于解开。通过对钧台窑址的钻探 挖掘，共清理出十一座比较完整的窑炉，其中一号双火膛窑为宋代钧瓷官窑所特有，采用这种办法建造的窑炉由于低于地面三到五米，优点在于蓄热量大，窑温可达一千三百摄氏度，钧瓷易于呈色，同时由于分火膛燃烧，当右边窑温达到七百摄氏度时，左边窑室木柴，已经炭化为木炭，打开左侧通风口，空气流动木炭燃烧达到一千三百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由此揭示出北宋时期的人民，用木柴为燃料可满足烧制钧瓷所需的一千三百摄氏度左右高温的不解之谜。钧瓷之所以有其神奇妙绝的魅力，是同它千年来严格的传统制作工艺密不可分的，钧瓷是石与火的艺术，它生在选土，长在成型，成败看烧成，首先是选料，当地陶土资源丰富，选用大龙山的土，与凤山的石，经碾磨粉化，并加以颍河水调制，就形成了拉坯所需的泥，拉坯工艺师对泥土进行反复整理调和，就可以上拉坯台进行钧瓷素坯的拉制了，长在成型，就是指这一步手工拉 制的过程，在禹州地区，大部分拉坯工艺师仍旧保留这项手工技艺千年的传承。意在心中，情在手里，工艺师娴熟的技艺，让泥土在自己的手里指尖挥舞流动。拉坯完成后，素胎经过自然风干，进行第一次低温素烧，使其定型，素烧完成以后，就要为胎体上釉了，钧釉的调制，严格按照传统密方，其中富含金属氧化物及矿物质并加以颍河水调制，当釉浆上完以后，我们看到的仍然是素白洁雅的胎体，“入窑一色”就是指这个阶段钧瓷的特点，随后把已经上釉的胎体装入窑中进行烧制，生在选土，长于成型，成败看烧成的钧瓷，此时进入最后的烧成时刻，它在烈火的洗礼下，钧瓷艺术家的设计制作进入了神妙的窑变阶段，这是火的艺术，其窑变成色不再受人工控制，浑然天成。经过三天的烧制，冷却三十八小时以后，入窑一色的钧瓷，带着梦幻般的色彩，沐浴着和谐的阳光，悄悄的出窑了，钧瓷之所以名贵，在于其独特神奇的窑变釉色，在宋代五大名窑中，就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它创造性的使用，以铜为呈色剂的高温彩釉，烧制出炫烂的红色，打破了青白黑单色瓷一统天下的格局，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古人曾用“夕阳紫翠忽成岚”来形容 其窑变成色，红里有紫、紫中有蓝、蓝里泛青 青中透红、宛如蔚蓝天空中出现的一抹彩霞。钧窑瓷器不但釉色绚丽多彩，周身还布满冰裂纹，珍珠点 兔丝纹和曲折迂回的蚯蚓走泥纹等生动美妙的窑变流纹。蚯蚓走泥纹是钧瓷的特色纹理之一，它是钧釉在低温烧制时所产生的釉层裂缝和缩釉，经高温烧造后又重新弥合所至的独特景观，加之其釉质乳光晶莹，肥厚玉润，达到了似翠玉赛玛瑙的美丽程度，形成了钧釉，无可比拟的独有特色，由于窑变的不可预测性，所以相同的两件作品，即使同时制作，同时上釉，同时烧制，也不可能出现一样的窑变色彩 ，正所谓“钧无二件，窑变无双"，再加上钧瓷烧制成品率很低，素有“十窑九不成之说”，每一件成功的钧瓷艺术品都显得弥足珍贵。
钧瓷是一种境界，其窑变图案，似画非画胜似画，让观者看到了画中不能见到的，另一种境界，花轻似梦，雨细如愁，它比真实的情景更真切，这就是钧瓷的“瓷境”，成就了中国艺术美学“神与物游”，“思与境谐”完全统一的最高境界，这就是钧瓷艺术永恒的美。
有人说钧瓷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千年前，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智慧把它创造出来，千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仍旧继续创造着这一不朽的经典，蟠龙瓶《升腾》就是今天钧瓷人的又一神奇力作，瓶体上伏着一条通体无鳞无角的幼龙，它像是从母体里刚刚脱离出来，披着一层薄薄的胎衣，焉焉的伏着，血脉细流清晰可见，看似柔弱却充满了生命无穷的律动，这就是中国瓷器的精神所在，或许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吧。
“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钧瓷作为我国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历经千年沧桑之后，正以它那隽永的芳华，在祖国的艺术宝库中，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