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陶瓷发展史。时至今日，中国人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来体现的。 一提起陶瓷，资深瓷器爱好者皆知，瓷器中宋瓷最佳，印象里也只留下了雨过天青色，其实除了天青色以外，瓷器还有一些异样美丽的款式。
汝窑荷花温碗
中国的五千年文明中，有横扫六国的秦皇，亦有驱除匈奴王的汉帝，更不乏开创贞观开元的唐宗和并吞欧亚的大汗，历代帝王文治武功如星瀚灿烂，但若论艺术成就，恐怕未有一位皇帝敢与北宋徽宗争雄。中国的道教认为，“天”因得“一”，此万物生发之本初而“清”，天青即为天之本色，同时亦代表万物生发之意，蕴含了深厚的哲学内涵。汝瓷天青几乎被所有皇帝奉为无上至宝，看护珍存。
邢窑皮囊壶此壶提包式，上窄下宽，上端一面有小流，流直口，中间凸起曲形柄，壶两面凸起包袱褶纹线各一道，中间凸线一道。此壶是摹仿少数民族皮囊容器而烧制的，样式新颖，胎质细腻，釉色白润，制作精巧。唐代白瓷不以纹饰取胜，而把美化重心放在造型和釉色的谐调及其相互映衬方面。
邢窑，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唐代著名的瓷窑，五代(公元907-960年)时仍烧造。窑址位于河北邢台市所辖的内丘县和临城县祁村一带，是中国白瓷生产的发源地，在中国的陶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邢窑白瓷陆羽《茶经》评价：“邢瓷类银，越瓷类玉”。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唐大中初年，有调音律官郭道源者，“善击瓯，率以越瓯、邢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磁州窑虎枕枕呈卧虎形，头右向。虎身为枕身，在黄地上绘黑色条纹模仿虎皮纹。虎背为腰圆形枕面，枕面白地黑彩，画荷花两枝，水鸟一只，寥寥数笔，将一幅荷塘情趣图表现得淋漓尽致。定窑孩儿枕
这是一个枕头，但它的形象却是一个素面光洁的孩儿，孩儿的背用作枕面。孩儿伏卧在床榻上，两臂环抱垫起头部，右手持一绣球，两足交叉上跷，似乎在床上撒娇蹬腿。孩儿身穿长衣坎肩，长衣下部印着团花纹。床榻边压印花纹。枕身釉为牙黄色，底为素胎，有两个孔。这件孩儿枕塑制精美，人物形态活泼、悠然，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
古代人们喜欢用玉枕、瓷枕来爽身怡神、明目益睛。瓷枕始创于隋代，盛行于唐、宋、元各代。
定窑童子抱鹅壶童子头颅饱满，头顶梳单髻，面颊浑厚，五官清晰鲜明，口角二边各有小酒窝，圆润的脸庞露出惬意笑容。身着肚兜，骑跨在胖鹅背上，左手插腰，右手揽在鹅颈上，尽显童子纯真稚趣。其注水圆孔置于童子后脑左侧，作进水和气孔，可用手指按气孔控制水流。鹅的嘴部为壶流，童子左臂插在腰间恰作壶柄，壶体人鹅合一，天衣无缝，设计构思之奇巧，令人叫绝。哥弟混合三环瓶哥瓷和弟瓷风格迥异，一个是黑胎厚釉，一个是白胎厚釉；一个有开片，一个无开片；一个有“紫口铁足金丝线”之美称，一个以粉青、梅子青为上，淡雅柔和，可与翠玉媲美。自古以来，这两种瓷器虽以“哥弟”相称，却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但徐朝兴偏想试一下。黑胎和白胎的膨胀系数不一样，通过多次调试，徐朝兴终于找到了白胎和黑胎最恰当的混合比例，并将其收缩系数尽可能拉近，最终烧制成功白胎部位开大片，黑胎部位开小片的“哥弟瓷”。哥瓷釉裂纹片的莫测变幻，弟瓷釉色的晶莹丰润被完美地糅合在了一起，既很好地诠释了传统，又大胆地超越了传统，大大拓展了哥瓷的美学形式和造型可能性。南宋官窑琮式瓶琮，音从。方柱形，内有圆孔的玉器，是新石器时期的礼器，也称为玉琮。器型是圆口，短颈,方柱形长身，圈足、口、足大小相若，有的器身四面有凸起的横线装饰。其器内圆而外方，以象天圆地方之说。《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瓷质琮式瓶沿袭了玉琮的基本形制，只是玉器之内圆，上下通透，而瓷制者加了圈足和底，演化为一种瓶。钧瓷雕塑达摩面壁佛是一座山，禅如一座钟。河南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嵩山少林寺的禅宗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达摩成为少林寺的初祖，第一任方丈。“大乘胜地”、“禅宗祖庭”，正是从达摩面壁九年开始。雕塑的面部肌理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发出低沉的习禅经诵声。观者面对达摩以心敬禅，达摩面壁以心敬佛，观者— 达摩 —佛心为一个三等连接的沟通。
钧瓷三阳开泰钧瓷的胎质细腻坚实，造型端庄古朴。其釉色除天蓝、月白外，并创烧成功铜红釉，看来五彩斑谰、璀璨夺目。它不是人工涂染，而是通过"窑变"，形成了各种自然、神妙的图画。线条明快，极富流动感，有的宛若去雾高山，又似峡谷飞瀑、翠竹生烟，光怪陆离，引人入胜。诗人用"夕阳紫翠忽成岚"这样动人的词句来扬誉它色泽的丰富多彩刻瓷作品李清照刻瓷是集绘画、书法、刻镂于一身，集笔、墨、色、刀为一体的汉族传统艺术。用特制刀具在瓷器、瓷板表面刻划、凿镌各种形象和图案，通常也指在瓷器、瓷板上刻凿成的雕塑工艺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明文镌刻的才女李清照，从“心灵的门窗”中似可窥见，或“绣面芙蓉”的少女时代那“眼波才动被人猜”的娇羞萌动之春情，或少妇时经历的那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离情别绪之愁思;“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神情，再借助人物的服饰语言、诗词书法，一个秀外慧中、个性独具、热切追求美好生活的古代杰出女文学家形象，便立体地活脱脱地凸显在观赏者面前。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釉下五彩作品荷荷釉下五彩是湖南省醴陵首创于清末的汉族传统名瓷。名扬天下，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高峰"。作品【荷荷】釉下五彩“薄施淡然技法”创始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扬龙大师的晚年之作，作者虽已入古稀之年，但对陶瓷艺术痴心依旧，情怀依旧。为了传达自己的艺术热情，陈先生精心制作了《何荷》。荷叶一反常态，以下垂的谦和之态与器型完美结合，同时通过残荷与含苞待放的荷花形成对比，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艺术内涵将其一生的写照融入作品之中，他的艺术生命之花愈发绽放出智慧的鲜活。
波施淡染：该技法既保持了釉下五彩的传统特色，又突显了水灵通透、清新淡雅的效果，解决了釉下五彩瓷层次感不强的问题，同时体现出材质的润透之美。
薄施就是用很淡的茶水，让它绘制在泥坯上；淡染是不断地，一次一次地分层，让它渗入到泥坯当中，通过浓淡的反复操作，将釉下色料带入到更深的泥坯中，与泥坯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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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青色助汝瓷成宋代诸瓷之冠
五大名窑在宋代能够成为宫廷的陈设之瓷，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无过多的雕琢以哗众，也无妖艳的彩绘以媚人，唯以其古朴庄重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质，组成和谐的艺术整体。这正适合宋代追求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也是五大名窑得以名标瓷史的重要原因。
宋代五大名窑器物造型十分丰富，它一部分仿自古代青铜器，另一部分为日常用器。仿古代青铜器的造型有鬲、鼎、壶、炉、觚等，只是实用功能已完全改变。作为日常用瓷五大名窑之器，其形制则多采用仿生造型，如仿自然界中莲花、菱花、葵花、牡丹花等花瓣形的碗、盘、花盆等，这些显然受六朝佛教法器，和唐代金银器的影响，也是宋人喜好清雅闲逸生活的具体反映。
五大名窑器物之间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它们又各自具有鲜明的特色，这一点主要反映在釉色方面。以汝窑、官窑、哥窑为例，虽然他们都是以青釉为特征，但是汝瓷所呈现的那种美丽的天青色，在其他各窑中更具特色。在色调上汝瓷的青色有时稍微深些，有时稍微浅淡些，但都离不开“天青”这个基本色调。在色彩学上“天青”介于绿色和蓝色之间，既有蓝色之冷清，又有绿色之温暖。这种寒暖适中的和谐色调，以及素雅、清逸的色感，由于适应了上流社会的时尚和统治者的审美情趣，所以汝瓷成为宋代诸瓷之冠。
官窑、哥窑、汝窑器物，在其青翠的釉面上，往往布满密集的片纹，这些细密的开片纹，虽然是窑工在烧窑时的不成功之作，但经过人们巧妙装饰和后人的推崇，却成为举世无双的装饰纹样。“开片”是指传世宋代官窑、哥窑、汝窑青瓷釉面上，密如网状的片纹，又称“龟裂”。它的生成原因主要是因为胎釉间，彼此膨胀系数不一致而引起的。由于开片大小不同，深浅层次不同，胎体露出的部位因氧化或受污染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大开片呈深灰色似铁，故称铁线，小开片呈黄褐色似金，则称金丝。“金丝铁线”就是指这两种状况而言，它在哥窑器物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并且形成一种鲜明的时代特征。官窑器物上的开片纹，与哥窑器物有所不同，其片纹均为深层次的“过岗”，开片纹理较大，犹如冬日里江河冰面上突然开裂的冰层，层层相叠精美无比。至于汝瓷釉面上的开片纹，则细碎密集，俗称“蟹爪纹”。
陶瓷文化也可以弘扬佛教教义
佛教的传人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陶瓷的发展，中国陶瓷不仅在型制，而更在装饰上日臻完美，常用佛教中的人物、植物、法器作为瓷雕、图案，作为日用、陈设器皿，广泛用于钦食、祭祀、陈列、弘扬教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的内容：人事现象逃脱不了因果报应，人们遭遇种种病苦烦恼归根到底是因为有情欲贪爱，信佛者必定能够得到精神的安抚、解脱。佛教要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以出世主义，以超道德、超现世为最高境界，与中国儒家的“忠”、“孝”构成根本矛盾。中国的佛教徒对此进行改良，通过孝亲廊清因“弃世出家”而带来“无父无君”的误会，增进各阶层对佛教的亲近感，而且还配合儒家和官府使“孝道”广布民间，在维系儒家的纲常和宗法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
佛教的传播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佛典的翻译和解释，一种是建寺度僧造像立塔，而向中国民间传播佛教，是以简捷的形式融以简单的佛理，除了用世俗故事、符咒方式外，便是造像了，因为造像奠定了中国民间佛教信仰主要尊神。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众说纷纭，但可信的考证为汉代张骞出使西城，而传入中原。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明帝，天竺(印度)人开始到汉朝，恒帝最喜欢佛教，官中曾经奉祀过黄金的佛像。西汉并没有盛行，到东汉后期才逐渐盛行，南北朝达到顶峰，成为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战祸连连，兵荒马乱，人民无不对现实生活感到无奈与悲观，而佛教倡言佛者必能脱离苦海，且死后还可荣升涅磐净土。佛教的神不灭论、轮回论、因果报应论，正好把人们的“合理”追求委之于“来生”、“天国”，使人的精神得到安抚解脱，于是争相诵经、礼佛、以求佛来济助。随唐儒家的“拜王者、报父母”也深深渗入了佛教教义。佛教各宗的首领出入官廷，内部头目也分官阶领官俸，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了。随之而来的是佛教艺术的世俗化，敦煌壁画中唐壁画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化了，如六朝“清赢示病之容”的维摩诘至唐代变为健壮老头，印度传来的饲虎、贸鸽、施舍等悲惨、残酷的场面，被“极乐世界”的欢乐、幸福、安宁、中国式的大团圆取代。
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和中国石窟艺术的繁荣。南方更注重佛理推敲，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北方更注重佛的形迹宣传，开凿大量的石窟。从现存石窟中，可以地看到印度犍陀罗王朝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和融合表现于壁画内容中，是北朝石窟壁画题材大量从印度传入的佛本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传统神话逐渐绘入壁画，与佛主和菩萨并列的是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白虎、青龙、朱雀玄武等。早期印度的佛、菩萨、伎乐人多为圆脸、高鼻深目、半祼体，佛身上所饰字形花纹也是从印度传来的。随着佛教中国化，在石窟壁画的风格和技法中，中国传统因素也逐渐增强，体态也由圆脸变为魏晋时江南人的瘦削、清秀，又向半圆的隋唐式转化。
中国陶瓷文化弘扬了佛教教义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定要渗透到人类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中去，在一个政治紊乱、社会失常的状态下，佛教不独填补了人们心灵的空虚，也提供了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佛教和民间信仰融合后，产生了降魔伏妖与祈求佛福的种种仪式，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吸收并自创各派，产生了新的教义。字串9
中国陶瓷常常用佛教中的人物作为雕塑借以弘扬教义。维摩洁即维摩，意译为“净名”《维摩洁经》说他是古代一位乘居士，是解脱境界现身说法的代表人物。飞天梵名“鍵闼婆”，意译为“天乐神”、“吉祥天”，是欢乐和吉祥的象征，佛教壁画中常见。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是修行得道人的僧侣、佛的弟子。传说释迦有十六个弟子，称“十六罗汉”，力士有世俗和佛教两种，元代藏传佛教对蒙古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藏传教有关的陶瓷日用器皿开流行。
贲巴壶：作为佛教专用器物，与阿拉伯人携来中原贮水具扁壶不同，贲巴壶主要用于佛事，相传释迦牟尼平生有九龙灌顶事迹。复《楞伽经》说“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手灌其顶”，又传闻天竺国王即位须以四海之水灌顶以表祝愿。故我国藏传佛教将贲巴壶专用以宗教仪式。元代西藏喇嘛教(佛教分支)传播蒙古，而满族受蒙古文化影响很深，也尊喇嘛教。清代官窑生产此壶是为了供朝廷赐给天下喇嘛各寺，朝廷也曾将贲巴壶赠予曲阜孔庙，示意尊敬。
贲巴壶有流嘴、但无执柄，使用时手握壶颈，若贲巴壶省去流嘴，便称贲巴瓶，佛教徒用于盛水，或者插草其中作为礼佛陈设，因此称藏草瓶，贲巴壶也称藏单壶。贲巴是藏语音译，而梵音原作“军持”，密宗《千手千眼观音大悲心经》曰：“若为生梵天者，当于军持”。《庶物异各疏》：“梵语军持，一云军迟，此云瓶也”。又《释氏要览》云：“净瓶梵语军迟，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以净手”。《大悲心经》又曰：“若为令一切饥渴有情得以清凉者，当为甘露手”。其手印图解亦为握水瓶，故军持复称甘露瓶。明代所制军持大多有流嘴，形状与清代贲巴壶略相似，只是结构轮廓简洁，纹饰青花，无多装饰，仍为用具，贲巴壶出于清官窑者辄为喇嘛教法器。
折腰碗：撇口、斜壁、折腰、小圈足。碗腹较浅，硬折腰、圈足甚小，随着元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奉，西藏的饮茶习惯也开始流行，以末茶、面和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的“兰膏”，用末茶和酥油同搅，沸汤点之“酥签”。容器是浅腹的木碗或铜碗，与折腰碗相似，可见藏传佛教的影响力。
僧帽壶：元代出现的新器型，口沿一侧设流，另一侧口沿高起似僧帽，束颈腹部鼓出，下承圈足，器盖卧入口沿之下，呈圆形，较平坦，一侧伸出遮流，上有扁圆钮，因型似僧铝的法冠而得名。仿西藏银壶造型，藏语称为“缪甘伊”，是向佛敬酒时斟酒用的，欢迎贵宾时用来敬青稞酒，可见僧帽壶与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
多穆壶：也是元代出现的新器物，型如直筒，上部略小于下部，上部一侧出一流，另一侧有曲柄，顶部半周高起，作僧帽状装饰有盖，壶身有三周较宽的凸弦如箍，上下以归并条连接，相交处有圆钉。是仿木制或银制的“索拉”，“索拉”分为有流和无流两种，前者是酥油荼壶，后者盛放大米和人参果。据称多穆是满语奶茶，多穆壶即奶茶壶，元代的藏传佛教，清代的喇嘛教，使它在教徒的生活中流行。
高足杯：上部为侈口碗，下承竹节形或圆柱形高足，足下端稍外撇，足内中空无釉，足和碗间以胎泥相接，关于这种高足杯的用途，过去认为是蒙古人在马上喝酒用的“马上杯”。据考藏语高足杯称为“噶予域仁”，主要用来盛酒或放人参果、大米做成的食品，是喇嘛教中具有极高地位的供器，使用时将高足杯插入金属器座中，一般置于寺庙的主佛前，平时则收藏在特制的杯套中，达赖和班禅在最重要的场合上使用，其他人严禁使用，与宗教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德化瓷塑出现于宋代，盛行于元代。明代由于“象牙白”瓷土的运用，何朝宗、张寿山、林朝景、陈伟等瓷塑大师艺术达到高峰，尤以何朝宗的瓷塑观音最为珍贵。清乾隆《泉州府志》说：“何朝宗……善陶瓷像，为僧伽大土，天下传宝之”。这些瓷塑佛像流传到亚非欧一些国家，被当作珍贵的艺术品供陈列观赏，然而在日本和东南亚一些佛教国家，或没有完全“伊斯兰化”的国家，却把它作为偶象来崇拜，日本的基督教徒竟将德化生产送子观音瓷塑佛像当作圣母玛丽娅来崇拜，有不少华侨也将他们带到所在国供奉，其需求量之大几乎达到惊为的程度。
佛教对中国陶瓷器型和装饰的影响
佛祖释迦牟尼大约和孔子同时代，印度阿育王朝相当我国秦汉时期，佛教兴盛并成为
印度国教。佛教本来并不崇拜偶像，自公元前326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印度西北部后，受艺术的影响，佛教徒在他们修道的石窟里，用雕塑、绘画等造型表现佛、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并以此作为崇拜和歌颂的对象，于是石窟成为佛教宣传教义的道场。佛教的传入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各大名窑的陶瓷发展，佛教文化中的佛教、佛塔、力士、护法兽、菩提、冬忍和莲瓣，或成为中国陶瓷雕塑的模型，或成为陶瓷装饰的图案，尤其是景德镇陶瓷的青花瓷器更是如此。
佛教传入我国，佛教艺术也随之而来，三国、两晋瓷器装饰上已有表现，谷仓、罐和碗钵等器物出现了佛教造像和忍冬纹，工匠艺人将佛教造像与我国传统的四神、仙人、乐舞百戏和其它图案巧妙地组合在一起，风格不同于前代。莲花是佛教艺术题材之一，南朝青瓷普遍以莲花为装饰，在碗、盏、钵的外壁和盘面常常划饰垂线仰莲，形似一朵盛开的荷花。
佛教界称到达彼岸，成就完美人格者为如来，所以陷于苦难的人就向如来求救，或者萌发向如来求救的心理，为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模仿如来的陶瓷雕塑应运而生，光洁的瓷器表现了如来的大德、大智、人性、人格。菩萨遵从如来的教诲，绝不独善其身，时时眷顾弱小的人，并适时地援助他们，弘扬如来的教义，希望能和众生一起升越。菩萨、观世音本已进入如来的境界，就为了济渡苦难的众生，才自愿入地狱济助，因此，菩萨的塑像就特别多。例如人们供奉的千手观音，即是以千手象征观音菩萨以各种方法来救济迷惑、彷徨无依的人，而六地藏和六观音，是于六道中分别以救世主出现的佛。从出土的流传文物中，可以找到许多陶瓷的雕塑，面目慈祥、神态逼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
中国陶瓷雕塑，揉合了泥塑、石刻等姐妹艺术，特别是吸收佛教艺术及石窟造型的精髓，故造型优美、技艺熟练。甚至连衣冠服饰，社会生活也生动地反映了佛教文化的特点，如1995年在北京西城区出土的瓷雕《影青观音》，高66厘米，观音头戴宝冠、身披袈裟和璎珞飘带、体态匀称端庄、脸容腴润、神情温雅慈祥，确有一种大慈大悲、降福救难的独特气质。考古分析其制作方法是先用瓷土捏制出形体轮廓，再用刀具精工细雕，璎珞飘带则是帖上去的，施明澈莹润的影青釉再经高温一次烧成，具有清新雅致的艺术效果。七级塔式盖面绘莲叶脉络纹，中国陶瓷不再简单地就塑像而模仿，而是把这些佛教人物溶入各种陶瓷器皿中，既再现了佛教的宗旨，又丰富了陶瓷的使用功能。
唐代用印度风格塔形罐作为随葬品，型制比较特别，整体高，下大上小，略似塔形，由三个部分组成：中部器身作罐形、圆腹、平底；上部是高耸的圆锥形盖，堆塑着浮雕，下部则是高大的底座，承托罐身，饰着莲瓣纹饰，以三彩陶器最常见。唐三彩在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民族化与中国化。盛唐的人物雕塑造型准确，比例恰当，注重人物神态，注重审美心理。随着对女性欣赏观念的改变，八世纪初“吴带当风”式的胖女俑成了新一代美女的写照，衣饰线条飘逸流畅，神情气度典雅妩媚，成为佛教艺术与中国文化的完美结合。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生在七宝七茎莲花上，莲花在佛教及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被奉为“佛门圣花”。我国自古即有爱莲花的习俗，历代文人墨客多有称颂，称它为“君子”花，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佳句，周敦颐更是赞其“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美妙品格。基于佛教的盛行，我国人民崇尚的莲花便自然成为一种理想的装饰，以刻、印、绘的浮雕，堆、贴等不同的手法出现在瓷器上，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莲花已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优美的装饰题材。
八宝是佛教庙宇中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也称“八吉祥”。西番莲、海马、垂云纹，金刚杵本为印度兵器，被佛教借为法器，用以“断烦恼、伏恶魔”，在景德镇青花瓷器纹饰中，称为“结带宝杵”。与佛教有关的图案都成为陶瓷装饰极为普遍的题材，其使用功能也扩大了，并不局限于佛教供器上使用了。缠枝莲纹是借鉴佛教艺术中的忍冬、卷草纹之类波形纹，同时把它和汉代彩绘以及漆器上的云气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缠枝纹。清代，乾隆把佛教作为笼络某些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一种手段，在各地广建庙宇，于是景德镇粉彩法器得以大量制作，元明以来八宝一直是青花瓷器的主要图案，但到了乾隆时，却作了成了精细的粉彩瓷器，佛教的达摩、观音等瓷雕得到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