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中的投壶图
投壶是古代的礼器之一。投壶之礼，在古代属于嘉礼。嘉礼是和合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投壶之礼与古代射礼相仿。射礼有四种，一是大射，是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人而举行的射礼；二是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三是宴射，是平时宴席之日举行的射礼；四是乡射，是地方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每当射礼前后，时常会有宴饮，乡射礼也常常与饮酒礼同时举行。有人推测，投壶乃是射礼的变异，或者由于庭院不够宽阔，不足以张侯置鹄，或者由于宾客众多，不足以备官比耦，因而以投壶代替弯弓，以乐嘉宾，以习礼仪。投壶也属于古代士大夫宴饮时玩的一种投掷游戏而使用的器具。
西汉绿釉陶投壶 河南博物院藏
汉代绿釉陶投壶 龙门博物馆藏
投壶，以箭矢投入壶中为胜。壶束颈鼓腹，壶中盛以小豆，使箭矢投入后不至于弹出，箭矢用柘木削制而成。壶放置在与主、宾席距离相等的位置，一般约距投射者二矢半。根据箭矢的长短，实际距离也会略有变化。 投壶时先由主人奉矢，司射奉中，派人拿着壶，到来宾面前，请求以投壶娱乐嘉宾。宾主拜揖行礼，司射放好壶、中、算。中是盛放算筹的器具，刻制成兽类跪伏之形，背上可容八算。按规定君王用“皮树中”(皮树是一种人面兽身的动物)、“闾中”(闾是一种独角兽，如驴)和“虎中”。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然后宣布投壶之令(规则)。投壶之令主要有：必须将箭矢的端首掷入壶内才算投中；要依次投矢，抢先连投者投入亦不计分；投中获胜者罚不胜者饮酒等。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那时，成年男子不会射箭会被视为耻辱；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就用箭投酒壶代替。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的一种游戏。投壶在战国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为当时的文人倾向于内心修养，投壶这种从容安详、讲究礼节的活动，正适合他们的需要。此外，由于社会发展，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礼记·投壶》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左传》也曾记载过晋昭公大宴诸国君主，举行投壶之戏的事。 秦汉以后，投壶在士大夫阶层中盛行不衰，每逢宴饮，必有“雅歌投壶”的节目助兴。在流传过程中，投壶游戏的难度增加了，不仅产生了许多新名目，还有人别出心裁地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背坐反投。汉代画像石上也有《投壶图》。魏晋时期宫廷中投壶的游戏仍很流行。宋代以后，投壶游戏逐渐衰落下去，不再像汉唐那样盛行，仅断续地在士大夫中进行。宋代司马光曾著有《投壶新格》一书，详细记载了壶具的尺寸、投矢的名目和计分方法。 投壶几经演变，流传了两千多年，一度极为兴盛，在士大夫中玩得热火朝天。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它是一项“古礼”，士大夫们认为是一种雅致的娱乐，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乐于接受。其次，这种娱乐本身可以修身养性，并有健身的意义。投壶虽然从最初的礼仪演变成娱乐游戏，但它始终伴随着一整套繁琐的礼节，没有完全割断同“礼仪”的联系。这样，就使投壶的流传范围变得狭窄，只限于士大夫阶层。到了清末，随着西方现代体育的传入，投壶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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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露研珠话瓷砚
宋代定窑柿红釉砚
宋代褐釉雕塑双层雕塑砚
“这些都是瓷砚，这是明代的彩瓷，那是宋代白瓷……”面对着展示柜里琳琅满目的瓷砚，馆长姚远利不急不缓，如数家珍。这里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内陈列着2000多件藏品，大部分是各朝各代古色古香的匾额。除了匾额，博物馆目前还开设了瓷砚展，从汉代到明清，80多方形制各样、釉色精美的瓷砚陈列在此，寂静无声地等待着参观者好奇打量的目光。
瓷砚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多用作明器，也就是殉葬品。随着朝代更迭，制瓷工艺也在不断成熟，反映在瓷砚上就是其形制愈发丰富，彩绘愈加精美。比如说制瓷业成熟发达的宋代，制瓷业水平大幅度提升，瓷砚无论是形制、色彩都是从前无法比超的。在展出的瓷砚里，姚馆长着重推荐了四方宋代瓷砚。
眼前这方柿红釉圆形砚，砚身釉彩明亮，触感圆润。其妙处在于砚堂和底部之间呈镂空状，为防止砚堂塌陷，镂空内部设计了几处小巧的支撑，这些无不体现着制作者的成熟技艺。在它旁边是一方宋代定窑白瓷砚，通体象白，砚面光滑，拿在手上十分轻盈，浑身透着低调的轻灵。
相比之下，另一方同样是定窑白瓷的十二生肖砚看起来要厚重许多，最抢眼的是一只卧在砚堂右侧的老虎，姿态慵懒，轻轻勾画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活灵活现。另一方宋代官窑瓷砚是姚馆长在杭州偶然得到的，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肥厚的釉质，无论眼观还是轻触都充满润的质感，天青色的釉彩仿佛诉说着江南烟雨淡淡的哀愁。
姚馆长从1993年开始收藏瓷砚，是经验丰富、眼光精准的资深藏家。瓷砚是文房把玩的一个品类，喜爱藏砚之人或多或少都会收藏瓷砚，只不过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谈到如何鉴赏瓷砚，姚馆长说：“关键要看形制和釉色，以此来判断年代，再就是从制作技艺和精美程度看其品位高低。”而眼下市面上也流传着不少瓷砚仿品，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对此姚馆长的个人经验是，“砚堂触感是否滋润”是鉴别关键。
虽说瓷砚有一种沉静秀丽的美，但从魏晋到清末，它都没有撼动过石砚在实用砚中的主宰者地位。毕竟从实用性角度来讲，研墨用石效果最佳。
砚成为特定书写工具之前，可供选择制砚的材质实际上很丰富，比如金、银、铜、铁等金属类，玉、玛瑙、水晶、松绿石等玉石类，还有玻璃、陶、原始青瓷、竹、木、漆器等。但从石制研磨器出现到秦汉时期砚的形成，再到余下的几千年里，石材一直都被人们当作制砚首选材料。
相比之下，瓷砚的实用性着实不高。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砚，以瓷土为胎，烧结温度在1200℃以上，烧成之后青瓷砚密度大、硬度高，因而坚滑不受墨。瓷砚的形制有时也会成为研墨的阻碍，比如有的瓷砚砚堂高凸，纵然砚中放满水，研墨之处仍无水，自然无法研墨。
古人多将瓷砚用来“滴露研珠”，即研磨朱砂——在宋朝以后，瓷砚与科举关系密切。文人们批改文章、书院判卷、科考圈点，都加大了朱砂的使用量，瓷砚这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陶瓷文化：金丝铁线话哥窑
哥窑瓷系裂纹满身，有着实足的缺陷美。据说哥窑每逢新瓷出窑，都能听到细碎的釉面炸裂声，而且会一直持续一到两年的时间。
图：龙泉青瓷哥窑米黄釉开片洗
哥窑的开片是神秘而与众不同的，它曾激发了后人无限的想象空间，演绎了数不清的传奇故事，之前我们也有介绍过哥哥与弟弟的传说（哥窑——身世之谜），这里就不重复了。
哥窑瓷胎体坚密，呈深灰色、或土黄色。釉色较多，有粉青、翠青、油灰、米黄等，其中油灰最常见。哥窑瓷最主要特点是釉面温润似玉，器表有一，层不很亮的酥油光，并伴有开片，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型的不同收缩部位也不一，变化万千又自然贴切，人称“百圾碎”。最有特色的是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呈现黄色，前后层次落错有秩，人们习惯称其为“金丝铁线”。
“珠山八友”瓷话
在当今陶瓷收藏界，应该没有不知道“珠山八友”的。“珠山八友”在当时的名称是“月圆会”，即景德镇御窑厂停烧以后，部分流落到民间的粉彩和瓷版画高手聚集一起，形成的一个艺术雅集性质的艺术社团。他们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和释放，有着共同的志趣，在绘画上追求清代中期“扬州八怪”的风骨，所谓情投意合。正像“珠山八友”之一的王大凡在《珠山八友雅集图》中表述的一样：“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唯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得此幅留鸿爪，只当吾侪自写真。”
“珠山八友”成员有：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毕伯涛、何许人、程意亭、刘雨岑，再加上徐仲南、田鹤仙，“八友”实为10人。“珠山八友”指一个群体，而不是确数。他们也不全是江西人，其中王大凡、何许人、刘雨岑3人都是安徽人。这其实不奇怪，正如“江西诗派”也并不全是江西人一样，“以味不以形也”。
年龄最大的徐仲南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比年龄最小的刘雨岑年长32岁（刘雨岑生于1904年）。“珠山八友”在艺坛活跃了近百年。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国破家亡，匹夫有责”的动荡时代。“珠山八友”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汲取各方绘画艺术的营养，以“扬州八怪”为典范，以海派艺术家为榜样，容纳西方陶瓷艺术风格和技法，用充溢的时代气息和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瓷画创作，冲破明清官窑瓷绘画的樊篱，像一股清泉，一泄而下，不可遏止。他们虽为一个群体，但各人艺术风格迥异、特色鲜明。譬如，王琦瓷绘人物，汲取了黄慎的写意手法，表现人物的衣纹和风姿，获得颇为奇妙的效果；王大凡不用玻璃白打底，直接将彩料涂到瓷胎上的落地彩技法至今影响着艺人；邓碧珊是第一个在瓷板上描绘人物肖像的瓷画家；汪野亭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国画的泼墨法，在瓷器上绘山水，同样出现墨分五色的中国画效果，给的山水作品注人了生机；刘雨岑凭借自己深厚的功底，创“水点”技法，在粉彩艺术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技术后来运用于烧制毛主席专用瓷，被誉为当代官窑。
“珠山八友”似乎成了一定时期瓷器的代名词。虽然学术界对八人的定位还有一些异议，但其实这并不重要，就像美术界对待“扬州八怪”的态度一样。撇开这些名词的争论，去实实在在地看他们的作品，因为只有作品才是品评一切艺术价值的标尺和对象。后人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正是他们这个群体，延续了景德镇瓷器的余韵，使人们在近代景德镇的瓷业史上找到了更多的自信。□喻可心
雅俗共赏话瓷枕
南宋词人李清照有一首很著名的词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这里提到的“玉枕”就是青白釉瓷枕。
枕头是人们日常起居的重要生活用具，中国古代的枕头最早是以天然石块制作的，以后逐步扩大到使用木、玉、铜、竹、瓷等材料。其中以瓷枕的数量最多，应用最为广泛。它同其他日用陶瓷一样，是随着制瓷工艺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瓷枕创烧于隋代，唐朝时开始大量生产，两宋及金、元时期最为鼎盛，至明清时期随着更为优异的制枕材料的出现，瓷枕也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图1.绞胎瓷枕 唐（公元618年—907年），1956年河南郏县刘家渠出土。此枕为长方形，是唐代出土的新颖别致的胶胎瓷器。胶胎瓷器是用两种不同的泥料做坯，一深一浅，两者交叠拧绞再施釉烧制而成。由于胎泥绞糅的方式不同,形成了变化多端的纹理,或如木纹、或如鸟羽、如行云流水,达到了独具一格的装饰效果。
图2.白瓷枕 五代十国 吴（公元892年—937年），1956年江苏连云港市玉带河王氏墓出土。此枕呈长方形，釉色柔润，白中泛黄，枕面刻划牡丹纹。造型朴素大方，刻划简单洒脱。
图3.磁州窑三色荷花瓷枕 宋（公元960年—1279年）。瓷枕的用途非常广泛：不仅用作暑季纳凉，还有镇宅之威，作为墓葬的冥器，小型瓷枕还可以用作诊脉的工具。磁州窑瓷枕主要是我国北方民间夏日纳凉度夏的使用寝具。其造型多变，纹饰多样，是磁州窑制品中的精品。
图4.白釉珍珠地划花鹦鹉纹枕 宋（公元960年—1279年）。
图5.磁州窑白釉剔刻花卉诗文长方形枕 元（公元1206年—1368年）。在瓷器中，再没有比文字装饰更能直接反映时尚的了。
瓷枕的装饰风格，按照不同朝代、不同产地各有差别。唐、五代时期以前的瓷枕多以模印、细划及绞胎等为主；宋金时代则以绘画为主，同时出现了更为复杂的装饰手法。随着制瓷业在工艺技术、造型装饰手法等方面的不断改进，瓷枕所展现出的艺术成就也越来越辉煌。在瓷枕的发展史上，以宋代北方磁州窑系所烧的瓷枕最具有代表性。这一时期生产的瓷枕种类繁多，造型优美，装饰纹样也多彩多姿。这些造型与纹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习俗与时尚，这一点尤其以带有文字纹饰的瓷枕最为明显。
瓷枕从烧造之初，工匠们就十分注意其独特的艺术表现，这使得我国古代的瓷枕中精品迭现，使瓷枕不仅成为一种日用器具，更具备了极高的观赏、陈设、审美价值。
炉香幽幽话龙泉——龙泉青瓷香炉赏析
说起我国老窑瓷器，人们往往首推宋时五大名窑，即汝官哥钧定，而龙泉青瓷似乎品级要低一等。其实，优质的龙泉古瓷，从古至今，历来都受到收藏家的青睐。
三足炉 宋代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菱口三足炉 宋代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双绳耳三角炉 元代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兽头足大炉 元代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鼓丁炉 元代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双绳耳刻花大炉 明代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龙泉窑始于五代，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元明时期继续烧制，至明中叶后渐趋衰落。传世的龙泉青瓷有大清康熙五十一年铭文，是龙泉窑烧制的下限。千余年来，龙泉青瓷已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宗教、艺术等方方面面，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鬲式炉 宋代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鬲式炉 南宋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鬲式炉 民国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龙泉窑鬲式炉产生于文化高度发展的宋代，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沉静素雅。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色质地之精。青釉鬲式炉，为龙泉青瓷中的精品，源于商周时期的青铜鬲，以瓷器仿青铜器样式，在宋朝达到了高峰。由于宋人对香道的特殊喜好，因此宋代窑场大量生产各类焚香炉具，尤以南宋龙泉窑青釉鬲式炉名气最大。
陶瓷文化：古瓷明珠话建窑
建窑座落在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后井、池中村旁；距建阳市区约35千米。水吉镇历史上曾属建州辖地（州衙驻地在建瓯）,建窑因处古建州辖地而得名。因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化，“建窑”又有“水吉窑”“瓯宁窑”等称呼；由于建窑以生产黑釉瓷器见长，故文献上又有“乌泥窑”等记载。建窑窑址主要分布在芦花坪、牛皮仑(包括庵尾山)、大路后门和营长乾(又名社长埂，包括园头坑)等处，遗物分布面积约12.6万平方米。建窑创烧于唐代，兴盛于两宋，宋末元初趋于衰落以至停烧。历史上建窑以烧造风格独特的黑釉碗著称，俗称“建盏”。建盏釉色品类丰富，尤以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名贵瓷品饮誉海内外，成为建窑系黑釉瓷器的命名窑场。200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窑在唐代中晚期已开始烧造瓷器。此时产品为青瓷。五代末至北宋初，开始烧制黑釉瓷。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是建窑的鼎盛时期，其杰出成就表现在变幻莫测、绚丽多彩的釉色方面，黑釉达到极致，代表性的釉色有乌金釉、兔毫釉、油滴釉及鹧鸪斑、曜变等；器形则以碗(盏)为主，兼有少量灯盏、钵、高足杯、罐、瓶等。造型古朴，胎体厚重、坚硬，胎色灰黑；釉汁肥厚，胎釉结合致密。宋末元初建窑还生产青白瓷，胎白釉润。
两宋时期，上自宫廷皇室、下至布衣之家，对建盏都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彩色也。”建盏所特有的艺术魅力和独特功能令人叹为观止，并成为宋代社会的特殊文化载体。1935年6月，美国人詹姆斯·马歇尔·普拉玛到建窑进行考察，趁当时兵荒马乱，雇佣当地村民盗挖建盏并运回美国。建国后，先后有来自国内及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新西兰、新加坡、韩国、比利时、西班牙和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德国、南非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到建窑参观考察。1960年10月和1977年5-7月，厦门大学、省博物馆和建阳县文化馆联合对芦花坪窑址进行了二次科学发掘。1989年12月至1992年7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省博物馆和建阳市博物馆联合对大路后门、营长乾和庵尾山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科学发掘，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基本摸清了建窑发展的历史脉落。考古队清理了晚唐五代至宋末元初的龙窑基址十座，其中90SJY3长达135.6米，为国内已知最长的古代龙窑，亦堪称世界之最。1999年，建窑遗址考古发掘(1989-1992年度)被评为建国五十年来福建省十大考古发现。建盏属于古代结晶釉的范畴，含铁量较高。在高温熔烧过程中，由于窑内火候的高低和气氛的变化，使釉面产生奇特的花纹。这些釉面花纹与华丽的彩绘或繁缛的雕饰不同，它们是釉料在一定的温度和气氛中产生变化的结果，变化莫测，似为“窑神”之作，具有神秘的艺术魅力，博得了众多文人雅士的喜爱和赞颂。建盏釉层普遍较厚，釉汁肥润。由于建盏都用正烧，故口沿釉层较薄，而器内底聚釉较厚；外壁往往施半釉，以避免在烧窑中底部产生粘窑；由于釉在高温中易于流动，故有挂釉现象，俗称“釉泪”“釉滴珠”，这是建盏的特点之一，其他建窑系仿建产品往往达不到这种效果。建盏玻化程度较高，釉面光亮但不刺眼，给人以宁静庄重之感。由于釉料配方的不同，窑内温度及气氛的变化等因素影响，建盏釉色呈现多种纹理。建盏的胎质含铁量较高，色黑或灰黑、黑褐；胎骨厚实坚硬，扣之有金属声，俗称“铁胎”，手感厚重；含砂粒较多，故胎质较粗糙，露胎处手感亦较粗。从烧成工艺分析，建盏为高温烧成，若胎土淘洗太细，则器物易变形。正由于建盏胎体厚重，胎内蕴含细小气孔，利于茶汤的保温，适合斗茶的需求，所以，在宋代成为最上乘的茶具之一。建盏是宋代饮茶习俗与审美方式高度融合的统一体，它的兴起与宋代盛行的“斗茶”之风密不可分。说到建盏，必然联想到“斗茶”。闽北地区历来盛产茶叶，乌龙茶、红茶、白茶等闻名遐迩。北宋蔡襄所著的《茶录》（成书于1049～1053年）和宋徽宗所著的《大观茶论》（成书于1107～1110年）书中，以及苏东坡、范仲淹等一批文人雅士的诗文中，都把当时的“斗茶”描写得维妙维肖，激起了世人的浪漫情怀，对“斗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斗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项乐事。为了创造最佳的斗茶效果，不仅需要茶品好，技巧娴熟，而且需要优质的茶盏，此所谓“好马配好鞍”。宋人“斗茶”以茶色白者为上品，故《茶录》说：“茶色白，宜黑盏”，这样黑白分明，一目了然。建盏的特性最适合“斗茶”。首先，建盏的釉色变幻莫测，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纹样令人美不胜收，具有浓郁的东方艺术色彩，这种装饰纹样既依靠釉料配方的变化，又依托窑内烧成温度与气氛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纹理，具有无穷的艺术魄力，似为“鬼斧神工”之作，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其次，建盏造型别致，边薄底厚，胎骨厚重、坚硬，具有良好的保温性和隔热性。当地百姓至今流传一种说法：三伏天用建盏盛菜越宿不馊。再者，建盏口大足小底深，盏口面积大，可以容纳更多的汤花且便于观赏，而足小底深则易于茶渣沉淀和倾渣，以免影响茶色。建盏的诸多优点使其他窑场生产的茶盏大为逊色，因此成为宋代最佳的“斗茶”用具。在宋徽宗时，建盏已作为宫廷御用茶盏，由此，建盏身价倍增，备受社会青睐。文人墨客更是不惜诗文大加赞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1037-1101)在《送南屏谦师》诗中云：“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味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出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谦师—北宋时期高僧，精于“斗茶”之道)。宋代“斗茶”成风，文人咏茶成趣，对建盏推崇备至，客观上刺激了建盏的生产。这也是建窑窑炉密布、瓷片窑具等堆积如山的原因。建盏在哪里出现，“斗茶”就在那里上演。宋代建窑的窑炉长度多在70米以上，多条窑炉超过百米，有的一窑产量高达10万件，令其他窑场自叹不如。视其原因，与宋代大量的社会需求、特别是“斗茶”的需求密不可分。建窑为斗试家们提供了上乘的茶具，增添了无尽的生活情趣；而茶风的倡导和传播又促进和壮大了建窑的生产规模，使之成为一代名窑。盏因茶而兴，茶因盏而荣。宋元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对外文化交流频繁，也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福建泉州港和福州港迅速崛起并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瓷器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大量销往海外。特别是南宋时期，国家鼓励出口，同时，为防止钱币外流，规定凡外货不用金银铜钱，而以瓷器绢帛为代价兑换，因而瓷器输出量更大。据宋赵汝适《诸蕃志》(成书于宝庆元年即公元1225年)、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等文献记载，早在南宋时期，建窑生产的建盏就已大量销往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风靡海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使者，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镰仓幕府时代(公元1192-1333年)，日本的僧侣们来到我国浙江临安天目山径山寺学佛，回国时带回了一批黑釉茶碗。因碗采自天目山，故称之为“天目碗”；此后，“天目瓷”逐渐演变为日本陶瓷界和收藏界对中国黑釉瓷的统称。据有关学者考证，“天目”一词见诸文献记载，最早是在十三世纪中叶。也有学者认为出现在日本庆永年间（公元1394—1428年）。伴随着中国茶风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建盏也越来越受到日本各界的喜好和珍爱，并在此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一直被视为茶具中的瑰宝而珍藏，武士贵族间举办盛大茶事活动，往往以拥有一件建盏而荣耀。据日本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先生统计，日本国内各大博物馆、寺院、美术馆和民间都收藏了不少建盏精品，包括兔毫、油滴、曜变等。尤其是“曜变”天目碗，目前仅日本收藏三件完整器；此外，日本还收藏十几件宋代建窑油滴茶碗，其中既有国宝级的、也有重要文化遗产级的。建窑自宋末元初改烧青白瓷器，黑瓷工艺随建窑的衰落而被历史的尘土掩埋了六百多年之久。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挖掘建盏的技艺、恢复建盏的生产受到社会的关注。1979年，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梅键鹰教授等主持开展建盏的恢复研制工作，攻关小组在建阳瓷厂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试验，终于在1981年3月第一次向社会公布了恢复研制的仿宋建窑兔毫盏的样品，并获得了有关人士的好评。此后，兔毫盏逐步走入市场。建阳当地的民间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建盏的恢复制作方法。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仿宋油滴盏、鹧鸪斑盏等建盏产品也相继在建阳恢复生产，并批量上市销售。目前，产品远销日本、韩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南非及港、澳、台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12月，建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近年来，宋代建盏在国际拍卖市场的成交价屡创新高。其中：2011年5月11日，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宋代建窑银兔毫盏成交价1105250英镑（折合时价人民币约1500多万元），创造了建盏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新高。201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会，一件宋代建盏成交价240万元。2016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会，一件宋代建盏成交价480万元。2016年9月15日，美国纽约佳士得“临宇山人”专场预拍会，一件宋代建盏成交价107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800多万元），创下建盏成交的最高价。
说“盈”字，话邢窑（征求意见稿）
提起邢窑，一般认为：“邢窑是中国白瓷的发祥地，是中国白瓷烧造最早的窑口之一”。虽然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老一辈古陶瓷专家及考古工作者就对邢窑的众多未解之谜展开了探寻与研究，但邢窑的发现与发掘，却经历了太多的艰难与曲折。提起邢窑，就不能不从“盈”字说起。一、邢窑的发现从“盈”字开始
1956年春，在西安一个废弃的学校旁，几个建筑工人在平整场地时，无意间发现埋在地下的一块大条石。后经考古专家发掘，惊奇的发现这块石碑上刻有三个明显的大字----大明宫。经多方考证，此地正是唐代赫赫有名的大明宫的遗址所在地。随后，考古队又在附近陆续发现了一些极有学术价值的物品，其中，还找到了部分白瓷残片，有些瓷片上面清晰地可见刻写有“盈”、“翰林”等字。由于受当时资料所限，这一“重大发现”也就只能成了一宗悬案。
20年后的某一天，河北省内丘县文管所的工作人员，从一个放羊娃那里得到的几个白瓷片中惊奇的发现，其中一个玉璧底的中心刻写有一个“盈”字。考古人的责任心和职业敏感，立刻引起了时任内丘文保所副所长贾忠敏的极大兴趣。他迅速带着这件“宝贝”赶赴京城，很快找到了中国古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冯先生结合西安前些年出土的“盈”字瓷片认为：“这应该是邢窑考古工作的一个重大起点和突破”。随后，有关人员又做了大量查询与核实工作，也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证据，但确切的窑址却始终迟迟不肯露面。
二、窑址发掘与“邢窑”命名的一波三折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河北师范大学杨文山老师的指导下，以张志忠为首的河北临城县的 “邢窑研究人”，率先在本县展开了大面积深入普查工作。经过不懈努力，1980年，终于在该县祁村一带，首先发现了古窑址和堆积层，大量与唐代邢窑瓷器相吻合的邢瓷标本，渐渐露出了真实面目。其中“类银类雪”的邢窑白瓷残片也赫然位列其中。故宫博物院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几位知名专家也亲临现场考察、指导。随后，在临城县境内又相继发现了多处邢窑窑址。
1981年4月，在临城召开了“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经与会专家论证，得出了当时的考古结论：“此地就是当年盛极一时的邢窑所在地，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1982年7月，临城邢窑遗址被正式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此同时，以贾忠敏为代表的内丘“邢窑研究人”，却始终耿耿于怀。他们在无比纠结的同时，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早晚有一天，“内丘白瓷瓯”的史籍记载，会通过我们的辛勤劳动得到印证。为此，他们风雨兼程、马不停蹄的加紧邢窑的搜寻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充分准备，1985年12月由国内十几名专家参加，在内丘县又一次召开了“邢窑鉴定会”。通过查看几百片瓷片标本及实物，尤其是一些带有各种款识的标本和资料，以及对几处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等，与会专家一致确认：“内丘是中国历史上唐代邢窑所在地”。
1988年制99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牵头，组成了“邢窑考古队”，队长先后由刘来成、王会民担任。经过对内丘、临城部分重点窑址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其中，透影白瓷、邢窑三彩的首次发现，极大丰富了邢窑的“想象空间”。
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邢窑遗址”的名字也想当然的被列在其中，其定义是：“邢窑遗址，隋－五代，河北省内丘县、临城县”。至此，“邢窑解谜”工作初步告一段落。
三、关于“盈”字款
1、邢窑“盈”字款发现地的偶然与必然。 第一块“盈”字标本在西安大明宫遗址被发现，似乎是一种偶然。那么，第二块“盈”字标本在内丘的复出，也似乎不足称奇。然而，“盈”字款陆续在邢台老城区（1997年考古发掘）、内丘古城西关一带（2003年考古发掘），以及在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等地先后成批出现，无疑就揭示了一个历史的必然。
邢窑，以“盈”字款瓷器，与“大盈”、“翰林”“官”、“进奉”等款瓷器为主，构成了当年邢窑白瓷贡奉“百宝大盈库”“翰林院”等，宫廷、皇族、显贵等的铁证。邢窑是唐代御用系列贡品瓷器的首选，是唐代宫廷贡瓷中响当当的“大哥大”。
2、“盈”字的刻写方法。
邢窑“盈”字款的主要形制有：平底（平足或饼形足）无釉“湿刻款” ；玉璧底，釉上、釉下款；圈足，釉上、釉下款；玉璧底、圈足“后刻款”（砣刻款） 等多种形式。
3、西安出土的其它窑口“盈”字款瓷器。
除邢窑“盈”字款外，笔者还在西安藏友那里以及有关资料中，见到一些其它窑口的“盈”字款标本及图片。其中至少有越窑、巩县窑等邢窑以外的“盈”字款标本，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绝大多数为“后刻款”。
四、邢窑的定位与研究
我们探讨、发掘邢窑，学习、研究邢窑，应该对于一些看似简单和基本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例如何为“邢窑”？邢窑究竟在哪里？邢窑的烧造年代？
（一）关于“邢窑”
1、邢窑的烧造地：位于河北省境内，太行山东麓，汦河、李阳河流域的丘陵与平原交汇处，以内丘为核心的周边广大地区。包括内丘、临城、邢台、高邑等市县区在内的，1000多平方公里的相关区域。只要它的烧造年代、品种、工艺等，基本要素和产品特性符合邢窑瓷器的主要标准，都是邢窑的烧造地，也是邢窑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2、邢窑白瓷：以内丘为核心的，以“盈”字为代表的，以供奉唐代宫廷及上流社会享用的，“类银类雪”的高档白瓷，就是邢窑。
3、邢窑家族：白釉瓷、绿釉瓷、黄釉瓷、酱釉瓷、褐釉瓷、黑釉瓷、白地绿彩瓷、三彩瓷、白地点彩（点褐釉或黑釉）瓷、白陶、施彩佛龛等的品种，使邢窑更加丰富多彩、异彩纷呈。
4、邢窑烧造年代：根据现有资料表明，邢窑的烧造年代，大致为创烧于北朝（或许更早），隋代中期烧制成功白瓷，唐代使其发扬光大，达到顶峰，后经五代、北宋、金元，直到元末明初结束。
5、邢窑的器型品种：略、、、、、、
（二）邢窑的历史定位
陶瓷，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载体，和璀璨耀眼的标志物之一，绝不辱历史使命。邢窑白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时代先锋和典范作用，更是当之无愧。（一致认可的是以下的前面2点。后5点，供讨论）
1、邢窑白瓷，首先创烧并使白瓷达到了历史的高度，一举打破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
2、邢窑白瓷，为后来的青花及各种彩瓷的多彩纷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邢窑白瓷，隋代就开始使用三元配方，烧制出透影白瓷，这不能不说是陶瓷发展史上科学进步的里程碑。
4、有证据显示，匣钵装烧法为邢窑首创。窑工们并且充分组合、调动和发挥各种有利用因素，使窑温达到1380度至1400度以上。经科学测定，唐代邢瓷的物理性能，与现代世界制瓷业最先进的所谓“硬质瓷”烧成的物理性能十分接近。
5、罕见的组合式窑炉。几个窑炉环绕在一个工作场周围，共用一个窑前工作区。这种窑炉组合形式“国内罕见”（节能、省工、、、、）。
6、以“盈”字为代表的系列款识，作为供奉当朝的高档器物的标志（标识系列化）之一，是否也是值得纳入标识史学里程碑呢？
五、结束语
邢窑的伟大，不仅仅是最早创烧了白瓷，而且烧造出了当时最高档白瓷，更以开创和引领一个白瓷时代而傲视群雄。邢窑白瓷，釉色洁白如雪、轻薄如云、造型规整大气、叩之音翠悦耳。邢窑白瓷，不仅名声蜚声海内外，还实实在在为丰富全人类的物质、精神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随着邢窑发掘、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有关邢窑的谜底一个个被揭开，但新的谜面却还在不断在增加，这就更加促使我们要不断的加倍学习、探索、研究。
陶瓷活字典”尹虹博士首部文集《人间瓷话》面世
“陶瓷之子”、“行业数据库”、“陶瓷活字典”……，有着种种美誉的华南理工大学博士、教授，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副秘书长尹虹首部文集《人间瓷话》日前正式出版发行。据悉，此文集共收录了尹虹博士在《陶城报》、《陶瓷信息》等行业媒体以及其他相关媒体上所发表的文章共170多篇，记录了作者从业三十四年来所见证的中国陶瓷行业发展心得与感想，堪称“集知识、思想、观念与方法为一体的陶瓷专业文集”。
“陶瓷活字典”尹虹博士首部文集《人间瓷话》面世
尹虹博士在进入陶瓷行业之后的三十多年以来，身兼数个行业协会、学会、标委会职务，还有十多个地方政府顾问的头衔，凭借全面而扎实的陶瓷专业基础知识，在行业里游刃有余，乐此不疲，经常奔波于政府与陶企之间、陶企与陶企之间、全国各个产区之间，为推动陶瓷工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除此之外，尹虹博士还先后在《陶城报》、《陶瓷信息》等行业报纸上开设专栏，给陶瓷行业诟病问诊把脉、为行业发展摇旗呐喊，四年时间里，尹虹博士共发表了近200篇专栏文章。在众多行业人士的呼唤和期待中，这位被陶瓷界友人戏称为陶瓷“玩”家的“行业第一博士”，终于推出自己的第一部文集。包括广东金意陶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乾、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平、广东东鹏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新明、景德镇陶瓷学院院长周健儿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副院长吴建青博士等在内的十几位行业知名人士分别为文集作序、述评和寄语。
据了解，《人间瓷话》一书收集了尹虹博士170篇文章，共分为基础与行业发展、产业与企业、营销与会展、佛山陶瓷与时评等八个篇章。文集中大量是关于产业格局、产业转移、产业调整提升的文章，数篇关于瓷砖反倾销话题，还包括作者近年所写的陶瓷行业发展综述与热切展望方面的文章，他们都不失为业内人士颇为关注的文章。据作者本人透露，在这次编辑成书的过程中，作者基本重新审阅了每一篇文章，但没有对原文作内容上任何改动，作者尽可能根据自己的回忆，为每篇文章书写了相应的【编后】，对文章的内容、发表时的前后背景，特别对文章的一些猜想、预测及展望都尽量将所掌握的结果如实写进相应的【编后】。
该文集正式发行之前，已经受到行业人士关注和高度评价。周健儿认为此书：“是一本视野广阔、观点解明、有深刻思考、独到见解、内容丰富、集知识、思想、观念、与方法为一体的陶瓷专业文集。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瓷砖的品质，更彰显现代社会中各种思想、价值观碰撞冲击，作为一名陶瓷人应具有的独立人格和素质。”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吴建青如此评价：“不仅陶瓷产区的领导、企业家以及其他管理人员能从这本书中获益，陶瓷工程技术人员也能从这本书了解近年陶瓷行业发展的动态，确定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方向。”
淡妆浓抹话紫砂—浅谈紫砂文化价值的三个方面
紫砂文化的价值，小编认为是一个大的概念，具体来说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器用价值、审美价值、工艺价值。
器用价值，紫砂的产生，应该是源于人们物质生活的需求，随着紫砂和饮茶文化的结合，传统茶文化中的一些文化意韵和审美积淀，自然转化到了紫砂中。饮茶功能决定紫砂原始形态和造型取向。因此，现在也就出现了众多造型各异，精巧雅致的紫砂壶。
审美价值，应该是紫砂的附属价值，文人参与制陶有很大的关系。陶瓷制作历来是人们不太当回事，但是明清两代的部分文人对紫砂情有独钟。他们推崇紫砂文化，倡导茶文化，参与紫砂的创作，给紫砂艺术带来一股很清新的空气，一个文化的气息。而制陶艺术大师通过和文人交往也增强了本身素养。生活中的一段竹节、树桩，一支荷花，都可以成为紫砂造型的来源，通过对这种自然的描画，体现制作者和设计对生活的热爱。古代的青铜器、玉器，都能启发他们的创作灵感，使紫砂带有很强的一种书卷气，成为一件珍贵的工艺品。
工艺价值，紫砂工艺是实现紫砂功能和审美的主要手段，是形成紫砂陶艺品类的重要因素。它的工艺、技艺复杂又规整，整个制作过程都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所以非常强调技艺的技能训练。紫砂的艺人对传统的这种技艺是既有坚守，又有发展。因为好多其他产区传统技艺慢慢没有了，因此，越醇的传统技艺也就增添了紫砂壶的收藏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