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钧瓷序曲——柴世宗与钧瓷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钧瓷一直是伴着君王的情感而存在发展着的。如果说宋代钧瓷以“清纯谈雅”的优秀风格卓立于世，那么鼓舞着这种作品闻世的，当推奠定大宋王朝基业的一代霸主后的柴世宗。柴世宗酷爱瓷器，常御旨征求精品力作，“雨过天晴云破处，诸般颜色做得来”，便是典型一例。
据考证：“雨过天晴云破处”是一种复合色，以白云悠悠的背境，衬托出一片空澄的蓝天。其高远、悠静、空澄、恬美、优雅、畅怀、悦目、舒心、旷达的审美感受，不只是停留在审美体验上，而是一种动态的理性感悟，有一种渴望，征服者的欲望，而这种美，决不是臆测的当今柴窑瓷器所能达到的，只有阳翟的钧瓷时稳时现地放射出这种美丽的光芒。那种天青天蓝月的优雅审美折射出极尽天涯归路的思辩和感悟，鼓舞着宋代钧瓷的诞生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柴世宗所理想的瓷器就是钧窑瓷器。
二、时代背景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氛围、政治环境、时代精神，反映在宋代便诞生了极具个性的道教思维倾向。宋王朝建国初期，吸取前朝亡国的教训，感叹创业来之不易，效仿开明皇帝，进行了“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取得了生产力的部分解放，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呈显繁荣，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烙印到陶瓷上，便诞生了钧汝官哥定五大历史名瓷，从唐代的雄浑、高远、旷达，吭锵、辉煌、瑰丽，步入了宋代婉约清纯、寄情、思辩、理性、尚志的新阶段。
宋朝时的钧瓷当以北宋末年徽宗赵佶执时期最为典型，是钧瓷发展史中最为灿烂的阶段，这与崇尚道教，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的宋徽宗有着密切联系。这位历史上的昏君，虽治国无方，却对艺术有着独特的钟爱和天赋，尤爱钧瓷别具的神韵。因此钧瓷以瑰丽多变的釉色、庄重古朴的造型、特殊的审美风仪，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别具个性的治世思惟，卓立瓷林、入主宫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御用珍品——“君王之瓷”。
三、宋代钧瓷的艺术特征
宋代钧瓷是在“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的背景下，从诸多青窑瓷器中脱颖而出的。由于是宫庭需要，当然极尽精美，从传世宋钧来看，的确如下：
在造型方面，宋代钧瓷多以器皿类造型出现，如花盆、花托、瓶、洗、杯、奁、尊、碗、盆、盘、壶、炉等。其中以养花用的花盆类居多，其次是文房用品类的洗、盆等，再次是审美的、寓意权贵的、祭祖用的瓶、尊、炉、鼎等，这三类作品已经从简单的日用品类上升到精神需要，标明钧瓷的功能是致力于审美需要的，突出一种“雅”的品位。
在釉色方面，宋代钧瓷表现了丰富多彩的风貌，这也是其独具的个性。主色调除天青、月白类外，还有罕见的玫瑰紫、海棠红、玛瑙红、葱绿、豆青、天蓝等。该釉色的出现改写了“青白瓷一统天下的历史”，故又称之为创举，这也是钧瓷对陶瓷业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
宋代钧瓷釉质莹润、含蓄，呈乳浊状，有着绚丽多姿的审美风韵，“似玉、非玉、胜于玉”的审美体验，使之成为皇室的尤物。表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的民族气艺，和温文尔谦做人的品质。
宋代钧瓷的足部处理最具个性，除圈足外，支足多采用如意之兽处理，隐含有镇宅辟邪的道家传统，同时又含有与天同寿的美好愿望。支足数目多为三足，表示天地人三才合一，三位一体，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从烧成工艺方面看，它已具备了当今钧瓷烧制的工艺特征，分素烧强固胎体，釉烧呈光泽色彩的二次烧制工艺，这在钧官窑遗址中可找到证据。在施釉方面还表现在足底施满护胎釉，支钉烧成，这是五大历史名瓷共同的特征，是御用官瓷精细的标志之一。
四、宋钧补遗之一，底款数码
宋代钧瓷精美绝伦，除审美特征外，还有更多的理性特征，时隐时现。例如钧瓷的底款，除刻有“奉华”、“省符”等宫殿名字外，多以“一二三四……九十”编号，这是陶瓷作品中唯一的，特有的现象。目前对数目底款的推测大致分四种。（1）为了搭配花盆与花托。《南窑笔记》一书解释道“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配合一付之记号也”。（2）为了釉色的区分，《陶雅》、《饮流斋说瓷》认为，一三五七九单数代表朱红色器物，二四六八十双数代表青蓝色器物。（3）为了区别器物大小规格。《钧瓷志》、《钧窑史话》认为，出土瓷片乃至传世宋钧，均可以看出，数目表示器物的尺寸，也即高低大小。以“一”为最高，口径最大，依次减，“十”为最低，口径最小。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底款数字是区别使用级别、规格的，是宫庭文化的反映，是“钧不过尺”的定位，“九五之尊”的物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前因，是宋代理学家物化其理论的象征。持该观点为当代钧瓷美学理论家“润雅斋”的群体。
五、宋钧补遗之二，蚯蚓走泥纹
宋钧具有浓郁的道家传统，这与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赵佶不无关系。这位皇帝曾住持了《政和万寿道藏》大典的编著，符录、经书、黄白、药方、符图，洋洋大观，反映在钧瓷文化上，其中之一便是将宋代钧窑中的蚯蚓走泥纹定为上品、珍品。究其原因之三。
其一，考察该品可见，蚯蚓迂回转折于白云之间，白云散漫于碧蓝的天空，可谓不可思的矛盾，正是基于这种表象，富于想像的道学术士，便杜撰为“雨过天晴云破处，婴啼如歌新生来”。说的是蚯蚓为龙子初出生，昭示修行的境界，当是脱胎换骨，更生的象征。雨过天晴，白云是龙行太虚，布云施雾，见首不见尾，真龙天子的无为而治，无为而为，天地同灵的统一，故有婴啼如歌的美好期望。
其二，蚯蚓走泥纹的形成，诡密难解，又极其独特，而其它名瓷均不具备，被看作是唯吾独尊，王者气魂，于是通玄通灵地抹上了皇王帝君的色彩，成为至上珍品。
其三，蚯蚓走泥纹——特殊的审美特征，将缺陷上升为美，化腐朽为神奇，柳暗花明，别开艺术境界，也启迪丹青妙手宋徽宗在绘画上另辟溪径，再入境界。富有的哲理，使之上升为珍品成为可能。
六、宋钧补遗之三，钧不随葬
据说唐玄宗李隆基御览了神钧宝瓷后，亲书立令“钧不随葬”，不能像唐三彩一样作冥品，虽然离奇，但从现在出土的大量文物中的确还没有一件殉葬品，当然下限止于北宋，根据这些，重考证的西方学者曾断言唐宋无钧，而开启了“元代说”的钧瓷理论。
“钧不随葬”是不是唐玄宗所立，暂些不谈，但钧瓷的地位到宋徽宗时，已经不是普通地御用品和一般的文化艺术品了。它被赋予了“王室”的尊贵、“儒家”的治世、“佛家”的大气、“道家”的通玄。时有“儒门释户道相能，三教从来一祖风”之说，一祖便是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祖宗。在宋理学思想的支持下，最高的王室权力象征——钧瓷，便自然而然地雄踞朝廷，不能入土随葬，自取灭亡了。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也是基于一种民俗心态。统治者想当然地期望，江山如此，只要倍加呵护，倍加珍惜它，便能万世流长。实事上历史的车轮决不是某种意识所能左右的，任何愚昧的崇将，都将付出残痛的代价。北宋王朝的可悲在于痴迷和空虚。
七、成就和意义
宋代钧瓷无论是造型艺术，还是釉色风格；无论是审美追求还是艺术成就都是显着一种自然天成的“道家风范”，在看似“平凡”、“平谈”中，有着深刻的文化积沉。它不乖巧、不矫饰、不哗宠，然而，那神奇绝秘的釉色，在色浅时有韵质的变化，在色浓时，有山水风光，四时日月的幻化，淡而不俗，淡而不寡；它那庄重大方的造型、透射着冷峻和尊严、素穆和伟毅，极具典雅之魅力，故一些钧瓷美学家常定位宋代钧瓷为“淡雅”的典范，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境界，这也是当时文化氛围，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
遗憾的是，北宋末年，宋元金的连年争战，造成了广大人民的流离失所，钧瓷业也深受其害，遭受了灭顶之灾，优秀的民族文化从此成为了“经典”，成为了“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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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陶瓷历史文化之宋朝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为宋，后被金人所逼，高宗南渡而逃，建都临安，称为南宋，称以前为北宋。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比如有代表性的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再如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再如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定、汝、官、哥、钧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
定窑属宋代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时期在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和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多种手法，图案常见花果禽鸟。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纹饰线条清晰明朗，反映了当时比较高超的刻摸与脱模技术。另外，定窑瓷釉层较薄，釉面光润，也使刻花、印花线条极为清爽悦目，形成它独特的美术风格。
此时定窑白瓷的烧成温度在1320+20度左右，其气孔率较低，说明这一时期定窑的烧结程度较为致密。
钧窑是宋代著名窑址之一，可分为官钧窑和民钧窑。钧窑在今河南禹县一带，宋代称钧州，宋初于此设窑，故名。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瓷烧成工艺不同于其它，为二次烧成，其第一次为素烧，然后施加釉彩，再进行第二次窑烧。钧窑瓷釉利用铁、铜呈色不同的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天青、月白等色，具有乳浊不透明的感觉。宋钧窑常见的釉色有玫瑰紫、海棠红、梅子青等等。钧瓷的器形主要有花盆、盘、炉尊、洗、碗等等，金、元时期的河北、山西等地方多有仿烧。钧瓷在宋代也被称为“花瓷”，它的釉面特征是常出现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被称为“蚯蚓走泥纹”，加之钧釉在烧制造过程中变化无常，不为人工所控，所以后人难以仿制，有“钧瓷无双”之说。唐代的花釉突破了一件作品一种釉色的传统规律，但这种花釉仅仅局限于黑釉器物，到了宋代，复色釉的技艺得到了很大发展。钧窑瓷器就其瓷釉的基调来说，仍然属于青瓷系统，它的天青、灰蓝、月白诸色只是浓淡不一、色度差异而已。钧窑瓷器上所出现的红紫色相是由于在釉中加入了铜，铜红对窑温和烧成气氛比较敏感，它必须在还原焰1250度以上，才能出现美丽的效果。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这早在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就有论述。汝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半个世纪以来，都始终没有找到客观存在的遗址。后经文物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在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窑遗址，窑以州名。汝窑原为民窑，产品风格近似陕西铜川耀州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所以，长期以来，文物部门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成份，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或许此说有些道理。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哥窑也被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
传说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
哥窑瓷器的胎色呈灰色或土黄色，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它的主要特点是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往往出现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黄色，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线”。哥窑瓷器釉面上的冰裂纹,本来是制造工艺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却形成的一种自然美,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品种的独特美。
到目前为止,哥窑址还不明确,专家对此众说不一,有说在浙江的,也有说在江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日后的考古发掘,以实物为证。
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的勘察带来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址也就无从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
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
在造型设计上，宋代非常重视旧有体制，开拓了在器形上仿古的先声，尤其是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制仿古铜器的造型，如鼎、炉、瓶等等，典雅而古朴。
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一带，宋属耀州。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转向衰落。其遗址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耀州窑的产品了解较多，其质量较高，影响广泛，以至河南、广西等地都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产地，产品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其胎色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泛绿，有极细密的气泡；由于胎质中含有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呈现一种姜黄斑块，形成了耀州窑所独有的特征。
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釉面一般有细小开片，透明度较好，釉层较厚；刻花技术冠绝一时，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刀痕有斜度；图案内容以花卉为主，常见的有缠枝莲、牡丹、菊花等等，也有用鱼纹、水纹的，龙凤纹仅限于宫廷瓷专用。
中文的“磁”字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
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
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
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
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
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
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
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官窑贯耳瓶
辽宋西夏金时期
高22.8厘米、口径8.3厘米、足径9.6厘米
宋代瓷器的质地、釉色、式样、产量都远远超过前代，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定窑被誉为当时的五大名窑。官窑是指由中央官府开设的窑场，专门烧制御用瓷器，其中有不少是仿古造型的陈设品。这件官窑贯耳瓶即仿自古代青铜投壶造型，直口阔腹，瓶侧筒状贯耳与足部两侧长方孔相对应，可以穿系绳带。此瓶釉色厚润，端庄典雅，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
宋朝陶瓷文化
官窑贯耳瓶 辽宋西夏金时期 高22.8厘米、口径8.3厘米、足径9.6厘米
宋代瓷器的质地、釉色、式样、产量都远远超过前代，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定窑被誉为当时的五大名窑。官窑是指由中央官府开设的窑场，专门烧制御用瓷器，其中有不少是仿古造型的陈设品。这件官窑贯耳瓶即仿自古代青铜投壶造型，直口阔腹，瓶侧筒状贯耳与足部两侧长方孔相对应，可以穿系绳带。此瓶釉色厚润，端庄典雅，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为宋，后被金人所逼，高宗南渡而逃，建都临安，称为南宋，称以前为北宋。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比如有代表性的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再如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再如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定、汝、官、哥、钧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
定窑属宋代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时期在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和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多种手法，图案常见花果禽鸟。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纹饰线条清晰明朗，反映了当时比较高超的刻摸与脱模技术。另外，定窑瓷釉层较薄，釉面光润，也使刻花、印花线条极为清爽悦目，形成它独特的美术风格。
此时定窑白瓷的烧成温度在1320+20度左右，其气孔率较低，说明这一时期定窑的烧结程度较为致密。
钧窑是宋代著名窑址之一，可分为官钧窑和民钧窑。钧窑在今河南禹县一带，宋代称钧州，宋初于此设窑，故名。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瓷烧成工艺不同于其它，为二次烧成，其第一次为素烧，然后施加釉彩，再进行第二次窑烧。钧窑瓷釉利用铁、铜呈色不同的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天青、月白等色，具有乳浊不透明的感觉。宋钧窑常见的釉色有玫瑰紫、海棠红、梅子青等等。钧瓷的器形主要有花盆、盘、炉尊、洗、碗等等，金、元时期的河北、山西等地方多有仿烧。钧瓷在宋代也被称为“花瓷”，它的釉面特征是常出现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被称为“蚯蚓走泥纹”，加之钧釉在烧制造过程中变化无常，不为人工所控，所以后人难以仿制，有“钧瓷无双”之说。唐代的花釉突破了一件作品一种釉色的传统规律，但这种花釉仅仅局限于黑釉器物，到了宋代，复色釉的技艺得到了很大发展。钧窑瓷器就其瓷釉的基调来说，仍然属于青瓷系统，它的天青、灰蓝、月白诸色只是浓淡不一、色度差异而已。钧窑瓷器上所出现的红紫色相是由于在釉中加入了铜，铜红对窑温和烧成气氛比较敏感，它必须在还原焰1250度以上，才能出现美丽的效果。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这早在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就有论述。汝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半个世纪以来，都始终没有找到客观存在的遗址。后经文物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在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窑遗址，窑以州名。汝窑原为民窑，产品风格近似陕西铜川耀州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所以，长期以来，文物部门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成份，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或许此说有些道理。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哥窑也被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
传说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
哥窑瓷器的胎色呈灰色或土黄色，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它的主要特点是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往往出现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黄色，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线”。哥窑瓷器釉面上的冰裂纹,本来是制造工艺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却形成的一种自然美,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品种的独特美。
到目前为止,哥窑址还不明确,专家对此众说不一,有说在浙江的,也有说在江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日后的考古发掘,以实物为证。
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 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的勘察带来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址也就无从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
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
在造型设计上，宋代非常重视旧有体制，开拓了在器形上仿古的先声，尤其是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制仿古铜器的造型，如鼎、炉、瓶等等，典雅而古朴。
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一带，宋属耀州。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转向衰落。其遗址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耀州窑的产品了解较多，其质量较高，影响广泛，以至河南、广西等地都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产地，产品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其胎色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泛绿，有极细密的气泡；由于胎质中含有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呈现一种姜黄斑块，形成了耀州窑所独有的特征。
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釉面一般有细小开片，透明度较好，釉层较厚；刻花技术冠绝一时，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刀痕有斜度；图案内容以花卉为主，常见的有缠枝莲、牡丹、菊花等等，也有用鱼纹、水纹的，龙凤纹仅限于宫廷瓷专用。
中文的“磁”字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
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
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
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
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
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
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
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明瓷之兴
景德镇成为干年瓷都，我一直认为与两位皇帝有关。一是景德年间的宋真宗，另一位，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皇帝都不会想到，他们从皇家的利益角度各自为景德镇下的一道诏书，竞被最底层的中国工匠演绎出中国文化史上的绝代珍宝、旷世奇迹。
中国的历史似乎永远是两条线索，一是史书上帝王将相永远打不完的天下，二是草民百姓永不被人关注的生活追求和向住，而这远比史书上的只言片语要丰富深刻得多。在不断的朝代更替中，这两条线索，都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让我们回顾一下公元1363年的画面，看起来，它与景德镇毫无关联，但它与初办御器厂的皇帝，却是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件。
这年三月，江南春景如画。可原本风光旖旎、碧波荡漾的鄱阳湖上，竞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水战，大小战船穿梭往来，搅得血浪翻滚，这天下第一大湖，成了元末两支农民起义军首领争夺天下的战场。只见湖面上高数丈，一色丹漆的是陈友谅水军，朱元璋的战船则全部为白色，小到要仰头才能看见敌人。论人力和装备，朱元璋均处于劣势。但他的战船虽小却灵活自如，加上是千里救危城，生死存亡决于一战，所以士气高昂。
此前，陈友谅军己围困洪都（今南昌）整整85天，朱元璋部将朱文正浴血死守。陈久攻不破，不得已掉过头来，在鄱阳湖以号称60万的水军船舰，迎战亲统20万大军前来救援的朱元璋。
鄱阳湖水战是朱元璋和陈友谅决定生死存亡的大战役。在决战开始前，朱元璋已派了伏兵，封锁了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堵住了陈友谅的归路。这一次水战，据史载双方打了36天之久，当时湖面上箭如雨点，火光冲天，湖水都被双方将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在激战中，陈友谅被流矢射死，全军随之溃败。朱元璋也为此次胜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士兵死伤无数，不少跟随他多年的骁将阵亡。为此，朱元璋在获胜后的第二日即焚香拜天，答应将来天下一统，定和将士们同享富贵。
5年后，41岁的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同年，明军攻克大都（今北京）。
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距鄱阳湖水战仅仅才过去了6年，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也不过刚刚一年时间，面对虽大局已定，但百事待举，北方战事也未完全平息的形势，明朝朝廷却在景德镇首次建立了由皇家掌管工艺制造的御器厂，不能说不是一项让人有点惊讶的举措。
其时政权初建，加上元代遗风，瓷器均不属年款，所以洪武初期的官窑瓷器均无官窑年款，除了文献记载，缺少实证。因此，后世有学者认为1369年统一战争还处于尾声，国家尚未安定，加上出身贫寒的朱元璋本性不喜奢侈，不太可能在此时就设置御器厂。
朱元璋出身安徽凤阳贫苦佃农家，父母长兄在灾荒和瘟疫中先后病逝，他小小年纪只好出家当了庙里行童，以持钵化缘乞讨为生，因此对民间疾苦有相当了解，做了皇帝后，个人生活上仍是朴素节俭。他的夫人马皇后更是有贤惠之名，不可能于开国之初怂恿皇帝耽于享乐。国基未稳，却先去操心制造至精至美的瓷器，这事如放在宋徽宗身上，似乎顺理成章，但的确不太像明太祖朱元璋的作风。
但持此一说的人，忽略了朱元璋作为一代开国君主的政治才能和手腕。
就在设建御器厂的第二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在封诸子为王的同时，也大封功臣。
可以想见，北方战争未断，大将需要安抚，建国之初栋梁之才急缺，皇上也要四处笼络人心。朱元璋向来痛恨奢侈之风，用黄金美玉珍奇珠宝来赏赐群臣，非他所愿。那么，用来安抚大臣用来笼络士大夫阶层忠心效力新王朝者，似乎景德镇瓷器是最好的物选。
朱元璋长期在鄱阳湖一带与陈友谅周旋拼杀，饶州一带很早就成为他的地盘。所以，对浮梁所产景德镇瓷器，他应是印象深刻的。这种相对金银来说又实用又有品位的器皿，他也一定是心生喜爱的。战火纷乱中，他不可能有更多的闲心去关注它们，但一俟战争结束，他便立刻将景德镇瓷器纳入了他的皇家建设之中。
御器厂建于洪武二年，有了*年的生产时间，在1370年论功行赏、君臣同欢的宴席上，由御器厂精心制作的景德镇瓷器，很可能以赏赐的形式，被明太祖赠给了众多功臣。
如果再分析一下朱元璋的行事风格，这种设想应当是成立的。行伍出身的朱元璋，绝不会像在深宫里长大、具有良好文化素养和浪漫气质的宋徽宗一般，吟出后周世宗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诗令，让工匠们绞尽脑汁烧出碧如青天的好瓷，以供自己玩赏，最后玩掉了宋家天下。他建御器厂的本意，也许还在于以皇家名义，多用这种原料为土，烧造简易，价廉物美又备受欢迎的器皿替代金银，可以防止朝廷和贵族的侈靡之风。如《大明会典》卷二百一十载：“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瓷。”洪武二十六年政府又明文规定：“凡器皿，公侯一品，酒注、酒盏用银，余皆用瓷、漆和木器。”
玩物丧志，那是宋徽宗赵佶、后周世宗干的事。老谋深算的朱元璋可不傻。
可惜的是，由朱元璋苦心积虑创下的大明国基，二百多年后，终于还是因腐败而亡。
在元末刀兵四起，英雄纷争的岁月，景德镇地区的窑工、农民，也拥戴都昌人于光起兵抗元。于光先是接受了南方农民起义军徐寿辉部的领导，徐被部将陈友谅杀死后，于光则选择归附了更有政治和军事才能的朱元璋。他的选择，使景德镇地区保持了相对的安定环境。在他的驻守维护下，景德镇窑业不仅在元末动乱中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还吸引了各地饱受战乱之苦的一大批优秀工匠选择来景德镇谋生，使明初御器厂的建立有了相当好的基础。
在此之前，虽然宋朝曾设瓷窑博易务，元代曾设浮梁瓷局，但都主要是为课税以增加国家收人设置的管理机构。虽然也为生产贡品服务，却是从民窑中“百中选十，千中选十”的行为。明代御器厂的建立对于景德镇瓷业发展的意义在于，它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最好的材料和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是为了生产出比民窑更精美的瓷器而设置的官办工厂和机构，它的建立，包含了在全国提倡以瓷作为日用品的官方意图。因此，御器厂的建立，成为了明代景德镇瓷业飞速发展的契机，景德镇制瓷工匠和窑户们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最终形成了“官搭民烧”、“官民竞市”、“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繁荣景象，景德镇瓷器的生产，开创出…代未有之奇，惊羡天下。此时各地的窑场纷纷萎缩，所烧产品的数量与质量都无法与景德镇相抗衡，使得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之地，中国瓷业生产变成了景德镇“一枝独秀”的局面。
定瓷之美
陶瓷文明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之一。中国陶瓷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名窑名品不胜枚举，宋代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已名扬海内外，其中的定窑就是河北大地孕育出的艺术奇葩。 白瓷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瓷器产生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白瓷的发展史中，定窑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定窑是我国宋金时代北方生产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贡御时间最长的瓷窑场，是中国古代白瓷生产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杰出的窑场。
定窑白瓷在唐代时就堪与邢窑媲美，北宋时期，定窑取代了曾在唐代盛极一时的邢窑白瓷的地位，一跃成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定窑烧制以白瓷为主，釉色多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之美感，因此也被世人誉为“中和之美”。除烧制白瓷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两色釉彩瓷等，还生产三彩器物。黑酱、芝麻酱色釉瓷即是文献记载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时人的欢迎，价格皆高于白定。
定窑瓷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窑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产，以金代的装饰手法最丰富。纹饰丰富多样，有花卉纹、莲瓣纹、海水纹、云龙纹、禽鸟、游鱼、走兽等。其装饰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层次分明，纹样清晰，图案布局富于变化，独具一格。定窑装饰技法中，印花最为人称道，在宋、金时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被推为“印花之冠”。
定瓷之美有目共睹，其釉色温润，纹饰精妙，造型精美，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注定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人们所关注和青睐的瓷器，并成为御用珍品。 随后，定窑瓷器被各地瓷窑纷纷仿烧，如山西的介休窑、平定窑、北京龙泉务窑等窑场，甚至江西景德镇、四川的彭县窑等，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综观定窑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定窑遗址无疑是一座宝库，一座丰碑，它沉淀和蕴藏着创造性的天才杰作和独特的艺术与美学成就。
关于瓷之纹
南宋吉州窑釉下褐彩跃鹿纹盖罐
青地白花凤凰穿花纹菱口盘
中国陶瓷的纹饰自宋以后才渐入佳境。早期彩陶的纹样多在传达人类文明童年时的幻想，稚嫩朴素；商周乃至汉朝，陶瓷纹饰倏然放弃了画笔，选择了利器，刻划成为主流，模印也加入装饰手段，让陶瓷表达思想开始借助形象，继而抽象，此时的陶瓷纹饰理念显然受高一等级的青铜文化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陶瓷偶见绘制纹样，至唐才在南方最不传统的烧窑地区——长沙异军突起，其纹样蔚为大观，惜唐代主要窑口的南越北邢都以素器著称，长沙窑的情感表达遂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随后到来的宋，陶瓷美学分野，朝廷崇尚色泽，民间喜好纹样，富于创造性的中华民族由此时开始，真正将陶瓷装饰导入绘制的轨道，让纹饰与袖色一同炫美。
一千年来，陶瓷在世俗哲学的笼罩下涂涂抹抹，刻意与随意并举。纹样的表达比袖色的表达直接，凸显生命力的顽张。在农耕文化圈，在渔猎文化圈，在游牧文化圈，多类纹饰都旺盛地表达着自我，让情感不再抽象，层次丰富地再现那个时代那个族群那个个体的内心，让隔着时空的我们能够与古人沟通。
写《瓷之纹》比写《瓷之色》就多这一道世俗的解释。它不需要站在哲学高度审视，只需深入其中拨雾现真。每一个人物、动物、植物，包括宗教、图案、文字都代表着或复杂或简单的社会含义。在一件人为创造的容器上寄托情感，表达愿望，继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此乃陶瓷的大幸。这个大幸还在于它积极融进了中华文化的滚滚洪流，不孤单却耀眼，虽独特又普及，让每一个中华子孙都能享尽其便，乐在其中。
《瓷之纹》也老老实实地写了一年，许多时候长时间坐在书桌前发呆。我最熟悉的陶瓷有时会因为深究忽然感到陌生，解释起来颇感费力。我无法把自己置于历史的任何阶段但我又逼迫自己潜入那个时代窥探究竟。在陶瓷看似祥和美丽的身后，有着一层又一层的社会背景，文学的、美学的、哲学的，甚至玄学的，不定拉开哪一道大幕时你会豁然开朗，会恍然大悟，会知道追究与等待的价值。
陶瓷的价值自不待言，所饰纹饰的价值在于它让陶瓷千文万华，星汉灿烂。继《瓷之色》之后，此番将连载于《紫禁城》杂志的十二个月的文章结集成书，并命名为《瓷之纹》。
平阳发现宋朝古村遗迹
▲村民挖出的古瓷片。
▲盖竹村唯一一座基本完好的古石板桥。姚行亮摄
日前，苍南龙港的林先生向“党报热线”88869996反映：平阳县麻步镇盖竹村，是一个在宋朝时盛极一时的古村落。可惜在明洪武年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原先的繁华被淹没在废墟之中。现在，古村落的一些遗迹仍在，村民还在村后的斜坡上挖出了据说是宋代的陶瓷残器和碎片，希望“党报热线”加以关注。
后山挖出宋时文物
根据林先生提供的线索，日前，记者约请了平阳县文物馆馆长蔡昌振，在林先生等热心读者的引领下，前往麻步镇盖竹村进行考察和采访。
找到据说是挖出了宋代陶瓷的村民温学勤时，他从家中拎出了一个小编织袋来到门口。从中拿出几个陶瓷残器后，将里面的碎片一并倒出，里面共有16件残器和许多碎片。
温学勤说，因为村里一直传说后面的山上有宋代的文物，去年6月份，他便和七八个村民一起去挖掘，居然在一处看似墙角附近的地底下，陆续挖出了这些东西。
这些陶瓷残器和碎片，有碗、盘、碟、盏等，精粗不一，釉色和器型各异，精细的胎质细腻，还有划花装饰，有的底下有墨书的字符，以精细的占多数。蔡昌振在仔细翻检观看后认为，陶瓷残器和碎片确实是宋代的，大多为北宋时期。且从精细程度看，这些瓷器并非本地生产，而是出自北方及福建等地，在当时，普通人家是用不起的，应为官宦人家所用。
村民毛昌逵向我们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1981年，他家盖房子时，在屋后的地里取土。挖到1米多深后，挖到了“铜”箸和“铜”调羹，还有碗盆和铜钱等。碗的底下有一个像是“宋”字的字，铜钱是南宋建炎年的。奇怪的是铜钱锈了，而“铜”箸和“铜”调羹却没有生锈。事后，专业人士分析认为，从“铜”箸和“铜”调羹在南方地下历经七八百年没有生锈看，应为金箸和金调羹，或金铜合金的。
宋时废墟今犹在
毛昌逵对盖竹村的历史所知颇多。他告诉我们，他们家族在明末清初从青田搬到这里时，盖竹已经荒无人烟。而盖竹在明以前为一林氏望族聚居之地，与附近的东坑、东桥、埠头、沿口等4村合称盖竹里。
毛昌逵说：古时候，鳌江自盖竹村前经过。自鳌江上岸，走过虹桥，就进入了盖竹。如今虹桥还在，只是改成了可通汽车的钢筋水泥桥了，桥前方的鳌江更是大幅度地改道南移。毛昌逵说，在解放后平整土地时，他们挖到了街区的遗址，规模这么大，想当年这里应该十分繁华。
从至今仍保存的一些墙垣遗迹看，当时7座府第的规模有一二百亩。据说林府的后花园，被后山高耸如蘑菇的华盖峰遮盖，不见天日，石壁上布满藤蔓。我们在盖竹村转了转，在田头地角，不时可见断垣残壁。毛昌逵说，村里人在耕作挖土时，经常有古砖挖出。砖为青砖，有现在的两块那么大。
在靠近后山的一排房子的后门，毛昌逵指着浇了已经有些年头的水泥地面告诉我们：这里浇地面时，曾经挖到了一条青砖砌的路，应该是古时候的一条通道。
天灾人祸淹繁华？
据《平阳林氏志》等书籍记载，在宋代，盖竹一村出了11名文进士、17名武进士。曾经繁华一时的古盖竹，为何在明时烟消云散？原来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农历七月初二，台风暴雨引发的泥石流从盖竹后山倾泻而下，古盖竹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幸存的林氏子孙也迁移他乡。此后，因灾迁居萧江前村的盖竹林氏后人、刑部主事林升，在胡惟庸案中被处死，族人肯定也受到株连，盖竹自此更加湮没无闻。
从现状看，如今的盖竹村，是建在古盖竹林氏府第的前院遗址上。文保部门的有关人士认为，在村庄下面，可能还有一个被淹没了600余年的繁华古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