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之大者则美,美与善又近义,羊之物象便成为美好的意象而屡见于中国古代文物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传说中,羊的形象具有很高的民俗地位。羊是吉祥的生灵,古人把羊作为美好的象征,也许与羊的形体肥美、性格温顺、善良知礼有关,也必与羊隐含着吉祥、德望、公正之意相联。羊之大者则美,美与善又近义,羊之物象便成为美好的意象。自古以来,羊作为古代青铜器、玉器、陶瓷等艺术品的重要题材屡见于中国古代文物中。时值羊年,把玩古玩中的这些“羊”文化,可谓别有一番情趣。
青铜器:四羊方尊(商后期)
羊历来是古代青铜重器中着力表现的对象,作为代表性器物的四羊方尊,被认为是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四羊方尊,颈部高耸,高圈足,尊的肩部四角是4个呈螺旋形卷角的绵羊头,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吉祥的“四羊”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
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商代晚期容酒器双羊尊,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西汉铜羊灯,羊背设计成可活动的灯盘,羊的腹腔用以储存灯油,器物造型生动精巧,融实用和观赏于一体,成为灯中杰作;汉代玉卧羊形砚滴为我国古代文房辅助用具,立体圆雕,昂首挺胸,目视前方,双角回卷,身躯丰满,小巧别致,气质高雅,特有文化内涵中透露出一缕涓滴遗香的翰墨气息;西晋青釉羊尊,昂首张口,体态肥硕,釉色青绿,晶莹润泽,器物完美,是晋代青釉器代表作品;东晋青釉羊首壶,通体施青绿色釉,精彩之处在于羊头形壶流,羊口微张,颌下一绺胡须,双目外凸,双角向后弯曲,双眼涂点褐彩,颇具神韵;唐代白陶卧羊,羊身体骨肌清晰,巧妙采用局部点线纹饰表现整体浓密的羊毛,颇具立体效果,整个作品趋向于写实;元代黑陶卧羊,陶胎黑色,双目有神,体态丰硕,器物神形兼备,静中欲动,使人不禁想到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阴山之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迷人的草原风情;嘉靖青花三羊纹碗,为明代嘉靖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宫廷用瓷器,碗外壁绘三羊吉祥图案,寓意“三阳开泰”,三羊间衬以松、竹、梅及杨柳、芭蕉,胎薄釉润,轻盈透亮,观感超凡脱俗;清代黄玉三羊尊,玲珑剔透,造型别致,莹润可爱,以“三阳开泰”为题作岁首称颂之辞,弥显珍贵。
羊的艺术形象很早就走进了人类的视野,在早期原始文化遗存中,几万年前的岩画中就镌刻有羊,羊在古代不仅是青铜器、陶瓷中着力表现的对象,在玉器和绘画中也非常多见。玉器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载体,人们习惯于用美玉来形容玉器质地之精美,汉代许慎释“美”字说:“美,甘也。从羊从大。”可见“羊”字在“美”字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还有不少以羊为题材的绘画。宋元时期的大书法家兼大画家赵孟頫的《二羊图》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幅。此画纵25.2厘米,横48.4厘米。全图纯用水墨画出,其中一只双角细长稍曲的山羊低头吃草,另一只双角呈螺旋状的绵羊昂首瞻望。赵孟頫在画上题词:“余尝画马,未尝画羊。因仲信求画,余故戏为写生,虽不能逼近古人,颇于气韵有得。子昂。”可见此画为赵孟頫除马以外惟一绘有走兽的作品。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此画上题词一首,“子昂常画马,仲信却求羊。三百群辞富,一双性具良。通灵无不妙,拔萃有谁方。跪乳畜中独,伊人寓意长。”乾隆皇帝是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写诗最多的一位,他的诗作中耐人寻味的不多,但是这首诗中提到的“跪乳畜中独”,确实是观察到羊在百兽之中的独到之处。羊羔是跪着吃奶的。《春秋繁露》云:“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
此外,在我国历代铸造发行的钱币上,也常常能见到“羊”字或羊的图案。早在春秋时期,我国流通使用的铲状货币--空首布上就有“羊”字出现。古汉语中“羊”与“祥”通用,因此历代古钱上铸造的“羊”字,多为“祥”字省笔,取吉利、祥瑞之意。羊的图案亦在钱币上大量出现。在民间,新春佳节向有“三阳开泰”的祝颂。现存世有一种厌胜钱,钱面有两立一卧三只山羊的图案,由于“羊”同“阳”谐音,即以三只羊谐音“三阳”,表达了人们对新春佳节的良好祝愿。
铸有羊图案的流通钱币,最著名的当数民国时期广州铸造的“五羊铜币”。广州别称“五羊城”,素以五羊作为城市的标志和象征。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铸造了一种红铜币,其正面为五羊图,五只羊或坐或卧,或行或驻,无一雷同,雕刻细腻,形态生动,惟妙惟肖。背面穿孔四周镌有5个连接的篆书“羊”字,共同构成嘉禾合穗图,构思巧妙,匠心独具。这种“五羊铜币”流通时间短,铸造数量少,甚为罕见,被公认为近代机铸币中的难得珍品。
羊是艺术家在创作中喜闻乐见的题材,羊的形态之多,变化之丰富,给世代的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直至后来的年画、剪纸、邮票等文物艺术品和工艺品,描画着各个时代各种形态不同的羊的形象。综观这些“羊”文化,一件件无不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蕴含着吉祥、圆满和幸福绵长的寓意,从中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美好的祈盼。
羊文物鉴赏
陶瓷:白陶卧羊(唐)
双羊尊:是商代晚期的容酒器,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两只羊背部相连托起尊筒,四只羊腿巧妙地用作支撑。柔和素雅的铜绿,奇特优美的造型,纷繁瑰丽的纹饰,厚重拙朴的质感,赋予其无穷的艺术魅力。
西汉铜羊灯:立角羊形,身体浑圆,四肢直立,昂首凝目,憨态可掬。羊背为活动灯盘,羊腹腔可储存灯油,器物造型生动精巧,好看又好用。
汉代玉卧羊形砚滴:主要用于盛磨砚的水滴,故又称“水滴”。此器物为青玉质,通身有褐色沁斑,立体圆雕,身躯丰满,玉羊背部圆形凹洞上置双兽形圆柱纽盖,器物典雅,造型小巧别致。
西晋青釉羊尊:青釉出现于南方,是我国瓷器最早的颜色釉。所谓“青釉”,并非纯粹的青,而是在黄、绿、青等颜色中或多或少泛出青绿色。西晋青釉羊尊呈卧伏状,釉色青绿,晶莹润泽,器物完美,是晋代青釉器代表作品。
东晋青釉羊首壶:壶口浅盘式,细颈,球形腹,平底。肩部一侧置羊头形流,相对一侧置曲柄,两侧各置一横系。通体施青绿色釉,底部无釉。在壶口沿、羊头及系上均涂点褐斑。此壶精彩之处在于羊头形壶流,羊口微张,颌下一绺胡须,双目外凸,双角向后弯曲,双眼涂点褐彩,颇具神韵。
唐代白陶卧羊:卧羊头大,颈粗,眼圆睁,双角在头两侧卷曲,角上雕出较细密的线状年轮纹,颈部雕有较密集的点线状纹饰。羊身体各部位骨肌清晰,四肢匍匐呈卧姿。作品巧妙地采用局部点线纹饰来表现整体浓密的羊毛,颇具立体效果,作品趋向于写实。
元代黑陶卧羊:陶胎黑色,羊头朝前,双目望远,犄角弯曲,体态丰硕,羊腿弯曲跪于椭圆形底座上。器物神形兼备,静中欲动,使人不禁想到“风吹草低见牛羊”迷人的草原风情。
嘉靖青花三羊纹碗: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此碗为明代嘉靖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宫廷用瓷器,碗呈仰钟式,内外均为青花装饰。碗心绘麒麟,辅以松、石、花草。碗内近口沿处绘锦纹。外壁绘神态各异的三羊,一羊正面伫立,一羊侧面作行走状,一羊回首观望。三羊间衬以松、竹、梅及杨柳、芭蕉。外底署青花“大明嘉靖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双圈。此碗其胎薄釉润,轻盈透亮,线条圆润。所绘三羊图案为吉祥图案,寓意“三阳开泰”,观之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感。
清代黄玉三羊尊:黄玉质,局部有褐色浸痕,圆形口外侈,颈部有环状凸棱,腹部凸雕三羊首,三羊前足形成器足,足下衬一圆托。此器物玲珑剔透,造型别致,莹润可爱。三羊组合的艺术造型和纹饰图案在清代非常盛行,除玉器外,陶瓷、绘画中也往往以“三阳开泰”为题作为岁首称颂之辞,但黄玉雕三羊尊这样的器物颇为少见,弥显珍贵。
陶豆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1974年山东胶线三里河出土。
陶器盖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1963年山东曲阜西夏侯出土。
大汶口文化是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泰安大汶口、滕县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诸城县呈子、日照县东海峪和胶县三里河等遗址。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陶器装饰以镂刻和编织纹最具特色。常见的纹饰则有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划纹和篮纹。彩陶不多,以黑彩和红彩绘平行线纹、弦纹、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几何图案。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
在早、中、晚3期中,陶器的陶色、纹饰、器形都略有变化。陶色早期以红陶为主,兼有一些灰陶与黑灰陶。中期红陶减少,灰陶增多,兼有一些黑陶和白陶。晚期黑陶大为增多,并有少量红陶、灰陶和白陶。陶器的制法,早期以手制为主,到了晚期轮制逐渐增多。陶器纹饰,早期有锥刺纹、划纹和少量彩陶。彩陶上多为黑彩线条纹和叶脉纹。主要器形有釜形鼎、钵形鼎、小口带柄壶形鼎、敛口平底钵,也有在上腹部饰彩的陶钵、高柄豆、高柄觚、双耳壶等。中期又出现了附加堆纹、篮纹、压印纹和镂刻纹,以及施黑赭色和红色的彩陶。彩陶纹样有直线、斜线,弧线组成的花瓣纹和八角星纹等。中期的陶器器类较早期明显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钵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实足鬹、敛口钵、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长颈带鼻壶、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与漏器等。晚期陶器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镂刻纹等,彩陶则以涡汶为主。器类有罐形鼎、瘦腹背壶(其中有白陶)、宽肩壶、高柄豆、袋足鬶(有白陶)、三实足盉、高柄豆、带把杯、长颈壶等。
陶豆大汶口文化,1974年山东胶线三里河出土。
陶器盖大汶口文化,1963年山东曲阜西夏侯出土。
大汶口文化是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泰安大汶口、滕县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诸城县呈子、日照县东海峪和胶县三里河等遗址。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陶器装饰以镂刻和编织纹最具特色。常见的纹饰则有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划纹和篮纹。彩陶不多,以黑彩和红彩绘平行线纹、弦纹、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几何图案。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
在早、中、晚3期中,陶器的陶色、纹饰、器形都略有变化。陶色早期以红陶为主,兼有一些灰陶与黑灰陶。中期红陶减少,灰陶增多,兼有一些黑陶和白陶。晚期黑陶大为增多,并有少量红陶、灰陶和白陶。陶器的制法,早期以手制为主,到了晚期轮制逐渐增多。陶器纹饰,早期有锥刺纹、划纹和少量彩陶。彩陶上多为黑彩线条纹和叶脉纹。主要器形有釜形鼎、钵形鼎、小口带柄壶形鼎、敛口平底钵,也有在上腹部饰彩的陶钵、高柄豆、高柄觚、双耳壶等。中期又出现了附加堆纹、篮纹、压印纹和镂刻纹,以及施黑赭色和红色的彩陶。彩陶纹样有直线、斜线,弧线组成的花瓣纹和八角星纹等。中期的陶器器类较早期明显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钵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实足鬹、敛口钵、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长颈带鼻壶、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与漏器等。晚期陶器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镂刻纹等,彩陶则以涡汶为主。器类有罐形鼎、瘦腹背壶、宽肩壶、高柄豆、袋足鬶、三实足盉、高柄豆、带把杯、长颈壶等。
彩陶碗仰韶文化,1956年河南郏县庙底沟出土。
庙底沟文化遗址位于陕州古城南,是一处原始氏族公社的村落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代表,因首先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而得名。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当于黄帝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遗址中所出土器物特征与黄帝时代所发明使用的器物等等是相一致的。陶器的制作,基本上是泥条盘筑,也有用手捏制的,以深腹曲壁的碗、盆为主,还有灶、釜,甑、罐、瓮、钵及小口尖底瓶等,不见圜底钵。彩陶数量较多,颜色黑多红少,全为外彩而无内彩,纹饰主要有花瓣纹、钩叶纹、涡纹、三角涡纹、条纹、网纹和圆点纹等,亦有动物纹饰。这些纹饰交互组成,并不均匀周整,也无一定规律。
庙底沟遗址,是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堆积,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证据。
陶拍及袋足陶模客省庄文化,陶拍1953年陕西西安客省庄出土,是制陶用具,用于拍打陶坯外表,弥合缝隙,并使坯体更加结实。袋足陶模,1955年陕西西安斗门出土。
客省庄文化首先发现于西安市客省庄,是分布于渭河流域的一支地域性文化,时代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空三足类炊食具的发达是这一文化的典型特征。主要遗址有西安长安区客省庄、米家崖、临潼区姜寨等。
从客省庄遗迹和遗物分析,该遗址包括三期文化,第一期相当于客省庄文化早期,出土的大量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褐陶极少,几乎不见红陶,器物纹饰多为粗绳纹、麻点纹、篮纹、竖划纹,还有少量的三角纹和附加堆纹等,素面的器物比较少;第二期文化与客省庄文化中期相当,可修复的器形较少,主要有单把鬲、豆、盆等,与一期文化有较多的承袭演变关系;第三期遗存为汉代墓葬。这也表明在距今4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