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的陶瓷文化精神
但凡一种文化，必然会派生出一种精神。什么叫精神？精神就是信仰，精神就是力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座城市抑或是自然人都是在文化熏陶中成长，在精神寄托中生存、发展。因此，精神是文化的产物。作为千年瓷都，生生不息的窑火，派生出了以什么为主体的文化呢？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又云“为觅丹砂到市廛,松声云影自壶天，凭君点出流霞盏，去泛兰亭九曲泉。”……
这里赞许的就是景德镇陶瓷文化！景德镇陶瓷文化是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而形成的，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窑火，积淀深厚。因此，景德镇陶瓷文化源远流长，浸透了华夏子孙智慧的结晶，是泱泱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她的表述为：火与泥的艺术，装饰与造型的艺术，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艺术（民窑与官窑），先进文化和科学发展观的体现等等。独特的陶瓷文化，传承积淀，创新发展，这种华夏文化中的一枝独秀，会派生出什么样的精神呢？
不可否认，景德镇过去，曾经派生出来精神，但这是一种原始精神，这种原始精神是有局限性，也称之为阶段性，随着景德镇经济和社会事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譬如：内涵的扩大，对外贸易的加强，陶瓷生产格局的改变，科研教育体系的完备等等。文化丰富了，规范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共存，日用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精品化；新的元素、新的理念，使景德镇的陶瓷文化进入了历史上辉煌的发展时期，应赋予反映党的政策、群众的呼声、瓷都的特色更为贴切的精神表述语。我们把景德镇精神作这样一个表述：“前驱不断再前驱，瓷贯中西万古流。”
既然我们景德镇的主体文化是陶瓷文化，近年来陶瓷文化的发展，已然进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发展时期，就是不断地攀越高峰，使“景德镇”这块金字招牌更加熠熠生辉，这里便体现出了与时俱进、高屋建瓴，也就是“前驱不断再前驱”（引用了郭沫若先生语），落脚点在于使文化更加灿烂绚丽，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瓷贯中西万古流”的表述应该是比较贴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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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析 “定州红瓷”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３日《中国文物报》第七版刊登杜文先生的《定州红瓷作何解》一文。作者从古文献和实物两个方面分析了“定州红瓷”，读后仍感该文有不到之处。
首先，如何界定“定州红瓷”。古人对颜色的运用和认识远早于宋代，两宋时期已有鲜红纯正的红色。若以“红瓷”、“红玉”之称形容白色胎质的颜色釉瓷器，其呈色应以纯红为主。这也正是我在前文中提出宋代定窑从没有发现过颜色鲜红或偏红瓷器的基础。
一种瓷器颜色釉的出现，必须要受到两个条件的制约。（一）社会的需求；（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制瓷工艺。
从唐代长沙窑中铜红釉的出现一直到今天，红色一直被人们装饰在瓷器上，受到大家的喜爱。但红釉烧制的技术要求很高。这也制约了红釉在众多窑口瓷器上的应用。
宋代的红釉为两种，一种是铜原素烧成的釉里红色，常见在钧窑系瓷器上；一种是铁原素烧成的釉上红彩，常见在磁州窑系瓷器上。这两个窑口与定窑互为影响，且都在中国的北方。其工艺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钧窑瓷器和磁州窑瓷器上均烧出了鲜红的釉色，并且运用得十分普遍，唯定窑上却十分少见（仅见“长寿酒”红彩文字碗），这说明了定窑的物质条件和基础阻碍了红釉瓷的烧制。
钧窑瓷器虽然釉中姹紫嫣红，但器物整体上下，里外红釉完全一致的绝少，“入窑一色、出窑百彩”的特点，使其铜红釉呈色很难控制自如。
磁州窑瓷器上红釉为铁红釉，系与绿、黄彩结合在一起施在釉上，虽然呈色有时纯正鲜红，但比较容易脱落。
定瓷虽质白，但瓷化程度低于“南定”（景德镇窑“影青”），性脆，“当年东坡若一试，何须后苑问玉工”。釉薄而微黄、玻化程度低于“南定”。既无法与钧窑瓷器中的铜红釉结合，也不能把釉上铁红彩机械的移植过来。
定窑中的紫定、墨定应为当时“斗茶”而生。黑色釉为其正品，偏紫、偏酱，偏棕的釉色应属釉色还原黑色釉时不到位。这可从这些酱色釉瓷器的装烧工艺，烧制成本，制胎、施釉、饰纹、底足处理等方面的精细程度得到明证。
如果当时定窑烧出“红瓷”??这些酱色釉呈色远达不到偏红的水平，还不如用磁州窑的铁红彩在釉上涂满，其红釉应远胜于“紫定”。
我们从今天江西省景德镇的明清御窑遗址中发现的红釉瓷器，无论釉上和釉下红釉，废品率是很高的，而烧制水平低于此的两宋时期定窑匠人是根本烧不出鲜红或偏红釉色的定窑瓷器。
而宋人是否在见到过钧窑系和磁州窑系瓷器上釉色纯正的红釉后，会把棕色瓷器当成“红瓷”呢。
古人文献在应用时要全面、综合、辨证的看待。一些今人的研究成果也要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全面审视。如定窑中有“尚食局”铭文的瓷器，诸多研究成果中均将其定为北宋时期烧制，就有很大的片面性。实际上，金代也烧制了许多带“尚食局”铭文的瓷器。这些疑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证的增多，科学的进步逐渐为我们所认识。
所以，无论“定州红瓷”有也罢，无也罢，都不会是指釉色偏棕的“酱釉”定瓷。
青花瓷需求不断 鉴别真假很重要
青花瓷需求不断鉴别真假很重要
近些年，青花瓷在国际国内的拍场上屡创高价，成功吸引了众多藏家的眼球。收藏市场上青花瓷的需求不断增长，青花瓷仿品随之产生。在这里小编向大家介绍从四个方面鉴藏青花瓷。
首现看青花钴料。据统计，我国古代制作青花瓷使用的钴料有平等青、石子青、回青、苏麻离青等。其中苏麻离青为进口钴料，用其制作的青花瓷最具收藏价值，配上当时高级的工艺大师的制作，出产青花瓷艺术价值极高。
判断一款青花瓷的优劣，也要看其青花发色。其中以釉下青花发色艳丽，并且青花颜色按照深浅不同分为五个等级的为最珍贵。康熙时期，青花分五色技术达到巅峰，这个时期出产的青花瓷质量较好。
观察青花瓷的款识，古代青花瓷的款识中有书法、图案等。对于书画、篆刻艺术的创新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如顺治时期，青花瓷制作较粗糙，纹饰构图随意，器形、图画种类也不是很多。
最后一方面，艺术水平也是评判青花瓷价值高低的因素。造型优雅、构图有立体感，层次分明，人物景致的描绘清晰明显的青花瓷更具有收藏价值。
估价10万元 洪宪瓷器不逊古瓷
长期以来，高古瓷和明清瓷一直是瓷器收藏界的主角，民国瓷则鲜有人问津。但在2004年秋季拍卖会中，数家拍卖公司都推出了不少民国瓷器精品。而在近期的本报鉴赏活动中，也有几位读者带来了精致的民国洪宪瓷器。
渝中区读者袁先生带来的一件红彩楷书款的“居仁堂制”五彩人物瓷器为一个缸（如图）。黄色底釉，主图为中国传统的罗汉童子图：中间一罗汉慈眉善目、袒胸露乳，毫无威严法相，身边围有5个童子，或翻书，或持盅；在主图两则，还各有一对童子，或背桃持瓶，或挑灯拿书；缸背上则有一篆书长款。整个画面纹饰精美，色彩生动，构图活泼，画工极其细致，甚至罗汉童子的眉发都丝丝入眼。吴教授估价10万元。
还有一位读者带来的是一件“居仁堂”款的盘子（如图）。这件瓷器的图案最内圈为八卦图，外圈包括天干地支、十二节气，以及八卦衍生出的64复卦等10余种内容，浓缩在一个直径20余厘米的盘子上。整个盘子字迹清秀，构图精致，而且有相当实用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烙印。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也仿效清朝制度，设御窑，派郭世五到景德镇监制“洪宪瓷”。吴教授说，在民国瓷器中，洪宪瓷基本继承了明清官窑器的传统，实际上相当于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批官窑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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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民国瓷器在各地文物市场的表现都十分抢眼，且交易价格不菲。2004年太平洋春季瓷器拍卖专场中，一件民国粉彩喜鹊登梅纹天球瓶估价为6万至8万元，最后以13.2万元成交，而另外一件民国青花山水纹直筒瓶，最终以4.95万元成交。
民国瓷器为何在近两年备受青睐？吴教授认为，首先还是民国瓷器有其自身的文化特色，比如本报曾介绍过的“珠山八友”，就是把传统官窑技法与民间技艺相结合烧制而成的新粉彩瓷。与传统粉彩瓷相比，它色彩浓艳，在造型、线条、色彩、光线等方面，吸收了近代绘画的营养，显得别具一格。
另外，相对于明清瓷器而言，投资民国瓷花费的资金更少。民国距今不到百年，存世量较大，一般的民国瓷器，现在价格多在千元以内，可以被大众收藏者接受。
而且，它的投资风险也较小。由于明代和“清三代”瓷历来就是投资的大热点，所以仿品也主要集中在那一时期的瓷器上，对民国瓷器的仿制则相对较少，投资风险也相对就小。但吴教授仍然提醒读者，江西景德镇，以及河北、河南仍在烧制民国赝品瓷器。
文/吴应骑
一件高25.2厘米的“宣德青花轮花绶带葫芦扁瓶”拍出400万元的价格，如果用黄金做相同大小的瓶，也用不到400万元。显然，它比黄金还贵。但这是有道理的。
真正的宣德青花瓷，制作工艺讲究，纹饰内容有行龙纹、夔龙纹、海水龙纹、团凤纹、云凤纹、凤穿莲纹、龙凤纹、鱼藻纹、海兽纹、飞象纹、狮子纹、宝相花纹、松竹梅纹、缠枝莲纹、忍冬纹、莲花托八宝梵纹、藏纹等数十种。在边饰上有正反或相连的回纹、正反山字纹、如意云头纹等。龙纹最为常见，其特征明显，张嘴伸舌，上颚高突，俗称“猪嘴龙”。如两眼同在一平面上，则称“比目龙”，肥身，有竖发、披发几种，龙的五个爪趾似成一圆圈。除了动物、花卉以外，“婴戏图”和“庭院人物”以及琴棋书画也是宣德瓷常见的表现题材和纹饰。
宣德用的青花料有从波斯进口的苏勃尼青和国产的两种。进口青料含铁量高，含锰量低，其色呈黑蓝，深沉浓艳，有自然晕散的特征，料色深融在釉中，并有银黑色结晶斑点，用手摸有凹凸之感，且隐约可见橘皮纹。
宣德青花瓷胎体大都精密细腻，手感光滑。足边有火石红斑。釉面肥厚滋润，光泽柔和，白中泛青，又有“亮青釉”之称，极少数有开片。在高倍的放大镜下，可见釉中气泡密集。
由此看来，宣德青花瓷的身价显要自在情理之中。
淄博陶瓷架起中西大师对话桥梁
毕加索是谁,潘鲁生是谁,两个人与淄博陶瓷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当名为“毕加索潘鲁生陶瓷的对话”特别展在意大利国家陶瓷博物馆开幕时,包括两位市长、著名艺术评论家、著名摄影家、雕刻艺术家、国家电视台记者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参观者们还是被吸引和震撼了。
意大利著名艺术评论家多梅尼科·阿莫鲁索和安娜·玛丽西亚博士等在致辞中表示,两位大师的作品在设计艺术之国意大利同场展示,这是古老的传统与现代艺术的融会,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以中国陶瓷为载体的陶瓷艺术令人神往和惊叹。
本次展览今年8月开始,是应意大利卡尔塔吉罗市及国家陶瓷博物馆邀请举办的第二次国际巡展,分设意大利国家陶瓷博物馆、卡尔塔吉罗城市博物馆、卡尔塔吉罗市图书馆三个展馆,展出毕加索、潘鲁生陶瓷及绘画作品共104件。毕加索,现代艺术的创始人,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人物,60岁开始创作陶瓷艺术。潘鲁生,中国文艺名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工艺美术艺委会主任、国家画院院委、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毕加索、潘鲁生陶瓷及绘画作品交相辉映,展览以毕加索与潘鲁生陶瓷对话展呈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化艺术和心灵境界的对话。
据本次承办机构提供的数据,本次展览活动是迄今为止该博物馆参观人数最多的一次。意大利各界文化及艺术名人纷纷前来观看二十世纪展览和淄博福泰陶瓷,以其对现代陶瓷精确的理解和臻于完美的大师陶瓷创作,搭起一座东西方艺术交流融合的桥梁,极大提升了淄博陶瓷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参观本次展览的观众无不惊叹东方在现代艺术表现上的张力与活力,从中体悟到民间、文化、艺术、人文的永恒魅力。
现代陶瓷艺术面临创新与挑战。福泰陶瓷负责人明确表示,本次展览除了搭建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平台,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探索现代陶瓷表达的空间和形式,提升现代艺术陶瓷的文化含量及艺术价值,从展览的情况看,这些目的显然都已达到。
法律护航打造一流“轻瓷填料”制造基地
江西省萍乡市耐可化工设备填料公司通过法律护航，历经30年的艰苦磨练，一跃成为集生产陶瓷、金属、塑料、填料为一体的厂家，有陶瓷、金属、塑料三种材质的系列产品近200个品牌，有散装、规整填料系列、塔内件及环保产品系列、煤气专用轻质陶瓷系列等。各种产品已由化工部非金属材料和设备质量中心检验认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开发生产的NK轻瓷填料远销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公司连续被江西省萍乡市工商局评定为免检企业，诚信经营企业及劳动就业先进会员企业；并在同类行业中率先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标准认证体系，迈出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法雨润耐可
耐可化工设备填料有限公司位于素有“赣西明珠———化工填料之乡”的萍乡市，厂区中心坐落在安源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工业园内。320国道从中贯穿，与浙赣线相邻，交通十分便利。公司生产的品种填料产品主要用于石油、煤气、化工、硫酸、钢铁、焦化、医药等生产企业，系列填料产品的生产设备先进、科技含量高，有的产品已获得国家专利。
为更好地营造法治环境，打造“平安耐可”，耐可公司将学法用法、遵纪守法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强化公司员工学法用法制度、目标责任管理考核制度、“一把手”负责制，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他们根据销售业务的需要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工作体制，在企业内部设立了专门的企业法务工作岗位，建立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登记卡制度和学分制，并将法律知识考试成绩列入个人档案，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他们还聘请了常务法律顾问，建立了商标、专利服务机构，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公司还经常聘请法律服务工作者到企业开设讲座，向员工普及法律常识，增强了全体员工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公司员工学法用法蔚然成风，举办法律知识考试参考率达到99%以上，合格率达到100%。
大墙之外的法与情
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是一项社会工作，耐可公司领导积极探索安置帮教工作的新方式，为刑释解教人员排忧解难，育人于情理之中，把党的安置帮教政策落实到刑释解教人员的心坎上，在保一方平安、减少重新犯罪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本来是由司法局等部门主管的工作，但耐可公司董事长赖永发却认为：刑释解教人员回归后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应对他们满腔热情地拉一把，使他们不受歧视，避免因生活无着而再入歧途。他在公司制定了“三定”举措：一定人员。对每个刑释解教人员由公司普法干部、员工、家庭成员组成小组，帮其全面转化；二定措施。本着“在家有人管，单位有人帮、社会有人教”的原则，完善对接链条，确保万无一失；三定责任。采取以公司普法教员与帮教对象签订责任状的方式，明确分工，帮助刑释解教人员从特殊人群向社会过渡，不让一个刑释解教人员出现“二进宫”现象。安置不弃置，真情帮一把。为防止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做到让他们生活有保障，就业有门路。公司干部职工积极开动脑筋，千方百计为帮教对象开辟就业途径，妥善合理安置，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董事长赖永发认为：对刑释解教人员，除了给其安身，更要帮其暖心。要给予关心爱护，鼓励教育，使他们改掉种种恶习，从思想上告别过去，重塑人生。2000年4月初，赖永发闻知犯抢劫罪、流氓罪被判14年零7个月的陈某刑满释放后，因父母双亡，妻子离婚，就业无门，对生活丧失信心。赖永发走村串巷，不辞辛苦亲自把陈某找来，给其解决就业问题，安排他在耐可公司车间工作，并鼓励他做个学法用法、遵纪守法的好公民。陈某感慨万千，发誓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2002年，赖永发帮陈某学习专业知识，并鼓励他进驻河北搞销售工作。此后，陈某遵纪守法，不辞辛苦，埋头苦干，终于创下了年销售200余万产值，个人收入3万元的佳绩。
在妥善处理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的同时，耐可公司领导还始终不忘回馈社会，以实际行动为构建和谐社会尽心尽力。近几年公司共解决下岗职工及社会闲散人员再就业190余人，积极参与扶贫工作，扶助贫困学生18人；几年来，向社会各界捐款20万元，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法治夯基铸辉煌
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是基础和前提。目前，耐可公司为企业配备了专门的法务工作机构和人员，设立了外来务工人员普法学校，建立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依法办事、依法治厂”已成为耐可公司员工的自觉行为。面向二十一世纪，耐可公司靠法律护航，打造一流“轻瓷填料”制造基地，以科技开发促进生产发展，使公司“轻瓷填料”畅销市场。他们以“诚信、敬业、严谨、创新”为公司精神，尝试用瓦泥和烟子灰为原料生产轻瓷填料，烧制时间大大缩短，减少了80%的煤耗，生产过程也变得更加环保。新工艺生产的产品还具有强度更好、韧性更高的特点，使用周期大大提高，在脱硫、脱碳、脱萘等方面具有更为理想的效果。
中西文化艺术 贸易相逢在瓷路
外销瓷是中国明清时期重要的出口产品。那么，外销瓷上纷繁复杂的纹样到底是什么？是随意为之还是有特定套路？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的《瓷路相逢——清代外销瓷上的中国情调与西方艺术》展，向观众展现了几个世纪前“读图”时代的独特魅力，那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人如何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呢？除了商人游记和使团报告的文字记载，我们从18、19世纪的外销瓷上找到了新的答案。
昂贵“定烧瓷”再现广州重要地位
曾玲玲认为，外销瓷不应该被单纯地看做“中国制造”，它是中西方文化和艺术的结合。
例如，中国瓷器贸易之初，买方以各国东印度公司为主，除了批量购买中国生产的瓷器，也有一些特殊定制和来样定做的瓷器，后来出现私人贸易的订单，专为某个家族、个人或公司定做质量上乘的瓷器，价格昂贵。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著名的港口、城市风光、重大历史事件、神话故事、流行画作、特殊设计图案等传入中国，生动地反映了中西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比如一件清乾隆广彩描金徽章折枝花卉纹盘，盘中央绘制纽顿（Newton）和艾琳（Alleyne）家族联姻的纹章。这是为巴巴多斯岛主法官雷诺·艾琳的孙女结婚时专门定制的套装餐具中的一件汤盘。巴巴多斯岛位于加勒比海和大西洋边界处，曾为英属殖民地，英国人在岛上大力发展甘蔗种植业，艾琳家族在岛上专营制糖，家境颇为丰厚。进一步辨识瓷盘中描绘的纹章，就可推断男女双方的家族情况和汤盘的烧制年代。例如，女方的纹章以小盾牌的形式置于男方纹章盾牌的中部，这说明女方无兄弟，是其家族纹章的继承人，因此为了保持女方家族纹章的延续性，其后代将会同时继承父母双方的纹章。根据男女双方的结婚时间，可以推断出这件汤盘的烧制年份是1745年左右。
还有一种特殊的英国定烧瓷：在瓷器的边缘绘制了对称的两座港口或贸易城市风光，这些港口和城市都是在18世纪中英贸易关系中具有极其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如伦敦、普利茅斯、马德拉斯、黄埔、广州等。这种定烧瓷成为18世纪中英贸易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成为200多年前广州、黄埔港风貌的珍贵图像资料。展览展出了一件清乾隆广彩描金徽章开光风景纹汤盘。盘中央为英国在印度的重要据点马德拉斯港风景图，边沿绘有黄埔港和英国普利茅斯港景物，口沿上下绘有拉德伯恩的波尔家族纹章。这是为利物浦国会议员查尔斯·波尔烧制的，纹章上的燕子暗示他是波尔家族的第四子。“这是一位英国海军将领的随团艺术家设计的款式”，曾玲玲说，“说明了三个港口在中英贸易中的重要性。我们还找到了英国和美国的两个重要的博物馆所藏的一个同样的瓷盘，边沿分别绘制广州港和伦敦港的城市风光。我们如何宣传广州的重要性、广州作为世界贸易大港的地位，都不如这些器物和图像直观，而且是通过外国人之口说出来的。”
欧洲人盛赞中国瓷
“我们不可能看到更美的东西了，它是多么诱人，多么精美！它是中国的产品。”这是17世纪中国瓷器大批进入西方市场后，在欧洲流行的一首诗。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不仅仅在于其精巧的材料性。事实上，每一种用来交换的货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可以看作那个时代的“传媒”。
广州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曾玲玲说，“随着外销瓷贸易的发展，反映中国家庭生活、郊游、狩猎等休闲情景，中式家居及中式庭院、景德镇御瓷厂、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等重要建筑，中国文学名著和神话故事人物等图像纷纷被绘制在外销瓷上。这些生动有趣、耐人寻味的图像具有浓郁的中国情调，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媒介，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曾玲玲介绍，从明中后期开始，外销青花瓷中出现了许多反映中国人生活场景的绘画，比如婴戏图、仕女图、狩猎图等。到了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外销欧美的广彩瓷也出现了许多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清装人物纹饰，西方人习惯称之为“满大人”。展览中有一件展品是清乾隆时期的广彩合家欢人物图盘。图中的主角是一位斜坐在云石之上的官员，气定神闲地抽着旱烟，嘴角含笑地看着身侧的儿童，两位女子在照顾着孩子。远处是树木、绿地环绕的湖水，景致迷人。画面描绘的是中国官宦之家家居生活的一个瞬间，从这些图像当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工匠的绘画技艺，也可以看到其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
中国的山水画图像在外销瓷中也很常见，尤以“梧桐山水”为最多。这类图像“在审美情趣和绘画风格上深受当时文人画的影响，具有典型的中国风情”，曾玲玲说，“梧桐山水图又被称为‘柳亭图’、‘石桥图’，以流水小桥、行人小舟、梧桐柳树、亭台楼阁等元素为主，远景重山叠嶂，一片水光山色，宛如一幅幅空灵、淡雅的中国山水画”。这类图像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中国人远离喧嚣、宁静致远的生活希冀。
中国工匠二次创作西方神话故事
而西方的神话故事图案则是18世纪定烧瓷的一种特殊品种，是中国工匠采用欧洲绘画技法，临摹欧洲商人带来的画稿绘制。这种二次创作融入了中国工匠对西方神话的理解和创新。此次展出的《巴利斯的审判》大碗即是这类器物的典型之作。将之与西方同题材的油画对比，可以看出在人物形象、画面布局上高度的相似性，但从技法上看，能够发现工匠们并不理解这一故事的来源，只是依样画葫芦，画中人物的角色和性格并不突出。但是工匠们模仿西方油画的技法来处理画面的明暗和远近，表现人物的肌肉和服饰的皱褶的努力，是和中国传统绘画大为不同的。
又如清乾隆广彩开窗西洋人物图茶壶，壶身正中位置绘有一名半裸的贵妇气定神闲地坐在靠椅上，旁边一位少年仆人为她倒水洗脚。这件“沐足图”的原型是DuflosClande创作的铜版画《洗浴》。
《西厢记》题材最受西方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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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在外销瓷上的相互作用，既有纯粹“技术”层面的，也有审美心理和需求方面的潜移默化，例如“刀马人”。
“刀马人”的绘制以清康熙时期为最盛。它是以刀（兵器）、马（战马）、人（武士、战将）三者为主题，描绘《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记载的战争场面的图像。在清代的早期，这类图样与同时期欧洲社会处于战争和动乱时代的背景相吻合，暗合了欧洲人的消费心理和精神需求，因此受到关注和追捧，而在国内反而比较少见。到了清中后期，外销的广彩瓷器也吸收借鉴了这类图样，但随着时代变化，其对欧洲人的意义已经有所不同了。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时期，几大古典名著均在这一时期诞生，并随着戏曲、小说的流行广泛传播。曾玲玲介绍，这些题材也大量运用在外销瓷器装饰上，特别以清初康雍乾三代为多。其中13世纪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最受欢迎。这或许是中国古典小说首次呈现在西方人面前，比文本的传播要早。例如一件康熙年间的清华西厢记图大盘，描绘的是“月下听琴”的一幕。曾玲玲指出，在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中，“情”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正如大戏曲家冯梦龙所言“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这种世俗爱情故事因为受到中国大众的广泛喜爱，被当作具有浓郁中国世俗情调的媒介大量远舶西方。
另一类题材是神话故事。中国古代神话人物纹饰出现在瓷器上始见于魏晋时期，到清代已经非常成熟，在外销瓷中大量出现。其中特别以八仙题材最著名。它们满足了西方消费者对中国古老文明的好奇心和猎奇感。
古瓷修复
中国古陶瓷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璀灿明珠。古代先民创造了这一珍贵文化遗产，保存至今完好无损者数量很少。无论是出土器还是传世品，由于受自然界或人为等因素的作用，大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修复古陶瓷是一项传统技艺，它产生的年代已难以考证，可以肯定，当古陶瓷品类成为鉴藏家和古董商们角逐的目标时，古陶瓷修复技艺就应运而生了。到本世纪四十年代，这些艺人中的佼佼者，其修复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损坏的器物经他们之手修复后，连收藏者本人也不能自辨其损坏部份。
根据不同修复目的和修复要求，可以把古陶瓷修复工作划分成三类——研究修复、商品修复和展览修复。
1.研究修复：目的是为考古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提供较好的实物资料。因此，此类修复对损坏不严重的器物比如：剥釉、冲口、土蚀、非完全性断折及少量缺损等情况，一般只需清理干净表面污垢，而无需进行其它方面的修理工作。对损坏严重的器物，也只需在清理干净表面污垢的基础上，把断裂的各部位重新粘接在一起，必要时可把短缺严重的部位用石膏填平补齐，对风化严重的陶器进行适当加固处理就可以。
2.商品修复：是把修复好的器物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为了能使商品取得较好的观赏效果并获得较高的商业利润，对此类修复的技术要求极高。它不仅要做到把坏损的器物恢复到原有形状，而且还要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加工，使其表面的色彩、纹饰、质感、自然旧貌等，呈现出完好无损的视觉效果。
3.展览修复：是为博物馆、展览馆提供理想的实物展品，以供广大观众参观鉴赏。此类修复的技术要求，与商品修复基本相同。其不同的是，对修复部位表面的视觉效果的要求可以比商品修复销差一点。因为普通观众是不可能把展品拿在手里进行观察、鉴赏。只要隔着展柜的保护玻璃看不出大面积的损坏痕迹就可以了，有时还要有意留下少量损坏部位不去修复以供鉴赏。
再论海捞瓷的市场与价值
“海捞瓷”是收藏市场上对于从海底打捞出水的瓷器的一种称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曾经有五艘中国沉船相继被发现打捞，从而将原本深埋在海底的一个个历史碎片重新捡拾起来。特别是近期有媒体报道称，经过7年的保护性发掘，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等凝结物被逐层清理，船舱内超过6万件南宋瓷器得以重见天光。此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发了业内广泛关注，海捞瓷也再一次成为众人热议的焦点话题。近日，古陶瓷鉴赏家、收藏家胡智勇在接受中国文物网采访时就表示，海捞瓷品种多样，有些精美程度堪比官窑瓷器，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近日，媒体披露位于广东海陵岛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里，在水下博物馆沉睡八百多年的南宋商船“南海一号”，经过淤泥清理后已进入沉船内部发掘和文物提取阶段。
自郑和下西洋打通海上丝绸之路起，中国的瓷器便开始了大规模出口。一艘艘航船，颠簸在浩瀚的海洋，些许水面的灿阳照射在瓷面上美妙绝伦。亦是东方审美向西方的缓缓前进与渗透，在每个碗钵的瓷面上，每个杯盏的盏沿上……遇不测风浪而致翻船，整船的陶瓷坠入海底，沉睡千年，近年打捞出水，重新流入市场——这便是海捞瓷的由来。
资深陶瓷藏家及陶瓷鉴定专家李卫国表示，十几年收藏热至今，国内的高古瓷及明清瓷被收藏殆尽，剩下的有残缺也不被收藏家喜爱。再加上之前南海一号的打捞直播与黑石号沉船的发现，使海捞瓷成为持续焦点及争论热点，藏家们也瞄上了回流瓷及海捞瓷。
海捞瓷，其前身本属于明清两代的外销瓷器，外销中途沉船入海，近年打捞出水的瓷器称作海捞瓷。据史料记载，16、17世纪的欧洲人认为拥有中国瓷器是一种荣耀，他们大量收藏中国瓷器，从而带动了中国瓷器的出口量。
李卫国分析，中国向海外出口瓷有三个高潮：一、唐宋时期。这个时期出口量要小一些，当时受船体的限制，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遇上海浪、台风，九死一生。这个时期的瓷器出口主要是湖南的长沙窑。基本以生活用具居多，比如执壶、瓦罐等。二、金元时期。主要是福建德化窑及漳州窑、湖田窑。三、明清时期。主要是景德镇陶瓷出口。郑和下西洋打通了海上丝路，促进了对外贸易，茶叶、陶瓷大量出口，也繁荣了国内市场。这一时期出口量大，瓷器的制作也较为精美。还有一些是国外图样、图徽定制的。
这一时期的瓷器繁复华丽。迎合了外国人的欣赏口味。
目前，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以及小的拍卖会上，都有中国人的面孔，回流瓷在当地的价格渐渐抬升。国内收藏界也认同这些瓷器的回归，价格节节攀升。今年以来，回流瓷升值了一到两倍。
海捞瓷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均受到藏家们的青睐，胡智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海捞瓷虽然不能与官窑精品瓷器相提并论，但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历史背景，从中能够真实反映出那个时代，尤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信息。通过对古代沉船中以瓷器为代表的船货的考古研究，人们不但可以了解当时的文化贸易等情况，还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二是，与官窑瓷器相比，海捞瓷的数量要庞大得多，价格也更为亲民，非常符合大众收藏的需求，普通老百姓也都可以参与其中。根据过往资料显示，即使是一艘不满百吨的中国古代航船也可装载万件以上的器物。因此，海捞瓷的单件市场价格其实并不算太高。以曾经于2001年11月在德国斯图加特公开拍卖的35.6万件“泰兴号”沉船上的青花瓷器为例，在这次拍卖中，许多器物的单件成交价仅为10欧元左右。
三是，海捞瓷的发现过程本身就是认定其真伪的最佳证明。作为直接从海底打捞上来的瓷器，对于其年代和真伪的鉴定相对容易一些，真品率也会相对更高一些，而这些也正是那些热衷收藏海捞瓷的藏家们最为看重的一点。
但是目前的市场价位仍远没有体现高古瓷应有的价值。一则，横向类比，一把现代工艺师做的紫砂壶价格动辄数万元甚至几十万、上百万元，一件当代大师瓷卖到数万元也是常事，而同类型的回流壶目前一个才三万元。二则，纵观近年来民窑瓷器的市场价格，呈现的是一个稳健上涨的走势，而海捞瓷作为一种特殊的民窑瓷，比一般的传世民窑瓷包含了更多的文化价值；国外收藏者对海捞瓷的兴趣几十年有增无减，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海捞瓷本身的价值。正因此，也说明回流瓷、海捞瓷有巨大的收藏空间。毫无疑问，收藏家看好海捞瓷的升值潜力，也是众多藏家迅速接受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它，其价格的涨幅是可以预期的。因此，将来海捞瓷回流瓷还有较大的升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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