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在各地拍卖会上都会看到一些书画家所绘制的陶瓷作品，特别是2004年荣宝春季拍卖会上，由一批当代书画家绘制的陶瓷作品组成的专场引起了藏家广泛关注。其中有陈佩秋、龙瑞、张桂铭、方骏、王镛、袁运生、于志学、陈平、吴山明、邓林、徐乐乐、陈永锵、江宏伟、朱新建等近一两年市场表现强劲的名家陶瓷作品，结果上拍时，除一件流标外，全部拍出，最高的价格10多万元，最低的0.66万元，绝大多数成交价在1万到4万元之间。名画家把画画在各种器型的瓷器上，其绘制的难度大，分寸难掌握，自然是藏家钟情的收藏佳品。近年来，名家绘瓷的收藏又呈逐渐升温的态势。有专家预测，未来几年名家绘瓷市场价格还有可能大幅上扬，故此时投资收藏正是好时机。
名家绘瓷集艺术品与工艺品于一身。中国画画家一旦涉足绘瓷，大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绘瓷需要技巧、需要经验，初画往往倍感行笔艰涩难以控制，同时，色彩用多则会板结，少则一经窑火色淡无神，故画时要预想着烧后的效果，掌握好分寸，实不容易，即使画家在瓷坯上画得非常满意或是得意忘形，但这仅仅是完成了一半，能不能窑变实现自己的梦想，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对中国画画家来说，他不能完全把握绘瓷最终结果，这恐怕也是绘瓷的独特魅力所在。当然，有时会烧出特别的效果，让画家惊喜不已。但是，这种状况比较少见，这就决定了名家绘瓷的制作都是不容易的。
此外，这种集艺术性和工艺性于一身的绘瓷，又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做工是否精美，器型是否别致，瓶、罐、筒、碗、盘有何特点；瓷胎的厚薄如何；二是瓷上的绘画如何，是否运笔自如、线条流畅、层次清晰、色彩鲜明。体现传统中国画的风格，总之，好的瓷、好的釉、好的光泽，配上好的画想必藏家必定百看不厌、爱不释手。此外，名家瓷绘不可能批量生产，一般存量极为有限。其稀有性更决定了这类瓷器经济价值较高。
目前，名家瓷绘的价格还不能反映其真实的价值，如果到瓷都景德镇，亲眼去看一看瓷器的整个制作过程，回过头再来看一下名家瓷绘的价格，即使是2004年荣宝春拍会上的名家瓷绘的成交价，你也会认为这类瓷器的价格实在太便宜。笔者认为，随着人民购买力和艺术鉴赏水平大大提高，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名家绘瓷有着很高的收藏价值和观赏价值，收藏把玩这类瓷器显然是一种时尚，一种品位，一种身价，并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随着收藏把玩名家绘瓷的人与日俱增，名家绘瓷有望成为收藏市场中的一个热门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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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板砖上“绘”人生
近日，笔者走进界首市顾集镇南李村应玉德的家中，入眼就看到其堂屋正门两侧分别嵌着“松龄”与“鹤寿”两幅长条画。而屋内的后墙则嵌满一幅“黄山松云”的风景画。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充满着艺术气息。
应玉德从10岁左右迷上了绘画。初中毕业后，他就找到了一家壁画厂做画工。因有一些绘画功底，加上师傅的悉心指导，应玉德只用几年时间，就成为一名出色的画工。
“这些墙上的画有的都快20年了，都是我自己画的。”见笔者看得入神，应玉德说，这些瓷板画所用的颜色在制作时都烧融到瓷板砖里面了，而且几十年风吹日晒也不会褪色。
为让笔者明白瓷板画的制作过程，应玉德顺手拉了一张小方桌就在院子里现场画了起来。他先在桌子上铺一块洁白的瓷板砖擦净，又拿出盛着颜料的小碟子和笔筒。只见他用毛笔蘸上颜料，三笔二笔、点点划划，三分钟不到，一幅颇具神韵的“竹报平安”图就画成了。
“在瓷板上作画，不像在纸张上作画，需要用专门的釉彩来调。”他说，每次作画前，都要提前一天把釉彩材料放在碗里浸泡，画时还要再和一下。尤其是在窑里烧制时，更需要技巧，不仅火候要掌握好，而且烧制时间也很讲究。应玉德随手从桌上拿出一个成品工艺碟子说：“温度控制好了，烧出来的瓷板画颜色很亮，很好看。烧不好就会把瓷板砖烧坏！”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农民家庭在翻盖新房时，时兴在新房上镶嵌一些瓷板画。2004年，应玉德回乡创业，在自己的小院里建了一个小窑，专业做起瓷板画来，生意异常红火。
现在，他不仅在瓷板砖上作画，而且还在家用的碗、盘、碟子上绘画。在内容上，应玉德最近在向“中国孝文化”方面延伸。应玉德说，原来画的大多是松、鹤、福、寿等民俗画，时下，全国都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的画中也融入了文明和谐、孝老爱亲等元素。
应玉德在瓷板砖上即兴画“竹报平安”。陈振强摄
瓷城 一运岂千年
醴陵城区风貌
本刊记者郭佳封锐实习生甘博
中国瓷，醴陵彩。
因始创“釉下五彩”工艺，“瓷城”醴陵在近现代陶瓷业中，占据无可替代的位置，并被捧为“红官窑”。
从工坊到工厂
百世传承衍变
醴陵是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在两千年前的东汉王朝，就有大规模立窑设坊烧制陶瓷的痕迹。
当年那些带着共同目的聚集起来，从事陶瓷制作的大批作坊工匠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事业居然会在这里百世流传，从两千年前的夹沙灰陶工坊，到一千年前的青瓷、白瓷、黑瓷产业，再到近代享誉世界的釉下五彩瓷，无数代后继者将醴陵陶瓷发扬光大。
在醴陵，考古发现有远至商、周的青铜时代的陶片，新阳乡还有东汉古陶窑群遗址。据考证，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的县城（板杉古城村）近郊已有较大规模的制陶作坊，生产的日用陶器为夹沙灰陶，火候高，质地坚韧，没有上釉，纹样清晰，品种包括砖、釜、壶、缸、碗、罐等十多种。
一千年过去，到宋、元时期，醴陵的青瓷、白瓷生产呈现发达景象。黄獭嘴镇、枫林市乡、东堡乡，均发现多处青瓷窑遗址，甚至出现五十座瓷窑集中连片生产，堪称古代的规模产业。
又几百年过去，到明、清时期，醴陵瓷器制造业持续兴盛。新阳乡的明朝砖窑遗址上仍有完整砖窑留存，证明这里曾参与明朝首都南京的城砖烧制。清朝雍正年间，广东人到东堡乡开设瓷厂，规模化生产粗瓷器，碗、碟、壶、酒器、调羹、罐、坛、钵、油灯等不一而足。
醴陵的陶瓷生产始于汉，兴于宋，盛于清，古作坊、古窑遗址遍布。直到清末民初，在仁人志士的推动下，醴陵终于诞生了“釉下五彩瓷”，并一举夺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被世界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新中国成立后，被首选为国家领导人生活用瓷和国家礼品瓷，俗称“国瓷”、“红色官窑”。
实业救国
催生“釉下五彩”
1904年，晚清官员熊希龄考察醴陵瓷业，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办法，改良发展醴陵瓷业，为清政府采纳。
次年，熊希龄与醴陵籍举人文俊铎在城北姜湾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并在学堂附近的姜岭下筹建“湖南瓷业公司”，从日本、江西景德镇引进部分技术人员和制瓷机械。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湖南瓷业学堂创制出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1908年，在传统青花装饰的基础上，生产出釉下五彩瓷器，成为醴陵瓷器独有产品。
釉下五彩瓷，突破了一直以来陶瓷釉上粉彩和釉下单彩的局限，光洁的釉面下，颜色清新多样。甫一面世，“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就受到热捧，其精美绝伦程度令世界震撼，也让中华陶瓷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接连荣获“武汉劝业奖进会”一等金奖、“南洋劝业会”一等金奖、“意大利都朗博览会”最优奖、“巴拿马太平洋(601099,股吧)万国博览会”金奖，醴陵釉下五彩瓷被推上了“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
醴陵陶瓷风靡于世，各路商贩往来贩运者络绎不绝，一批批私营醴陵瓷制造公司相继兴起，城北姜湾、中和一带成为集中产区，上百家瓷厂欣欣向荣。后因饱经战火，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生产一度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原湖南瓷业学堂毕业、擅长釉下彩瓷工艺的古稀老艺人吴寿祺被请出山，传授技艺，培训学徒，并按照国务院的批复组建“湖南省瓷器工业公司”，釉下彩瓷器重新恢复生产。2007年，醴陵瓷器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08年，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醴陵釉下五彩瓷的代表作“扁豆双禽瓶”，被国家文化部列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
一个现代瓷城
400亿陶瓷产业
人类历史上，瓷器文化曾伴随海船和驼队，满载着财富，从中国流向世界各地。现代，运输方式变了，不变的是日益丰富和拓展的陶瓷需求。
中华陶瓷文化博大精深，醴陵是湘东门户，也是一座至少有两千年大规模陶瓷烧制历史的著名“瓷城”，是陶瓷文化的重要源流地，品质淡雅精美的“釉下五彩瓷”风靡全球。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醴陵的日用陶瓷、工业陶瓷当年产量分别达到59.25亿件、80.6万吨，产值401.6亿元。
近年来，醴陵陶瓷产业被确定为湖南省十大标志性产业之一。一个现代化的瓷城内，6个技术创新平台，23家研发中心，还有多家企业与科研院校共同组建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近三年，醴陵陶瓷企业专利申请量超过1500件，80%实现产业化。轻质陶瓷填料、抗菌陶瓷、陶瓷手机面板、陶瓷光纤插芯和套管、核电机用进出线绝缘端子等一批自主研发的新型陶瓷产品产业化，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使醴陵陶瓷在能源、电子、航空航天、生物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现在，醴陵已有陶瓷企业503家，配套企业205家，形成了集陶瓷材料、陶瓷制造、陶瓷机械、陶瓷颜料、配送物流等于一体的产业链，拥有产业工人12.8万人，产品涵盖日用瓷、电瓷、工艺瓷、工业陶瓷、新型陶瓷五大系列4000多个品种。这里的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是湖南全省唯一的县级海关口岸，每年为醴陵数量庞大的陶瓷产品出口，提供了快捷通道。
传承两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醴陵将东方陶瓷艺术在现代商业背景下焕发出新的光彩。坚持自主创新，推动陶瓷产品产业化运作，瓷城一直追求着穿越时空的永恒之美。醴陵陶瓷产业的价值远不止四百亿，他们的长远目标是—千亿产业。
伊犁河谷彩陶：绘就千年色彩
陶器的形成，源于对火的应用和对粘土的认识。火在生产活动中的长期使用，使古人逐渐发现成型的粘土经火烧后异常坚硬而且耐水性强。自此，陶器便成为了人类生活中的必需品。
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种手制陶，它不仅是制陶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当时人们某种情感、观念和精神的体现。从目前的考古发掘看，我国的彩陶出土量很大，分布地域很广，各类彩陶文化几乎遍及整个中华大地，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像张网纵横交错。它东至浙江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直到龙山文化及东海峪遗址；西至黄河源头附近区域、仰韶文化、大地湾文化；南边有石峡文化、昙石山文化；北有辽宁、内蒙古的红山文化等。如此众多的彩陶文化遗址，汇聚成了我国庞大的陶器博物馆。
我国最西部的彩陶文化是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新疆地区出土的陶器颇具特色，尤其是彩陶纹饰风格独特，自成一派。某些纹饰虽然受到甘、青地区的影响，甚至借鉴了西方纹饰，但是新疆彩陶纹饰仍然保持本土特色。尤其是挥洒自如的几何纹，巧夺天工的物我融合，使抽象的图案纹饰与陶器的立体空间交汇的质朴无华，这一切展现出先民创造的富有生活气息的、魅力无穷的纹饰模式，为后世开拓了令人心醉神迷的审美空间。
新疆伊犁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属于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公元元年。它是我国与中亚地区相邻最近的彩陶文化，在地缘上两者同属广义中亚的范畴，从理论上讲应当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与费尔干纳盆地的楚斯特彩陶文化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绝不雷同。
伊犁地区出土的上百件精美彩陶，主要分布在昭苏县夏台墓地、新源县黑山头墓地、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墓地、特克斯叶什克列克墓地和恰甫其海墓地、尼勒克县穷科克墓地和奇仁托海墓地、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墓地等。从这些彩陶的形制看，有高颈壶、梨形罐、彩陶杯、彩陶钵等，其中尤以无耳、圜底的彩陶器最多且最具地方特色。彩绘多为红色陶衣红褐色彩或黑彩，少数施浅黄色和白色陶衣。纹饰以几何纹为主，主要有三角纹、斜线纹、网格纹、棋盘纹、杉针纹等，另外还有逗号形纹、垂带纹等。伊犁是一个水草丰盛，是马背民族游牧的好地方。这些彩陶的发现，有助于了解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爱好，揭示出其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彩陶表面连续性的几何纹饰，它充分运用线的特征，把曲线、直线、折线等组合在一起，上下连续，给予跃动的视觉感受，再加上粗、细线的变化，使纹样颇具生气。前后上下的连续并不是重复，而是线纹丰富的审美内涵，更显示出作者对于大自然独具慧眼的观察力，从而创造出高于生活自然形态的抽象纹饰，给人以更为含蓄的内在美。游牧人情趣所致，使几何纹生动而不呆板。
新疆伊犁地区的彩陶纹饰，与其地域生态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北疆山区面积很大，天山以北的崇山峻岭中，那高大挺拔的雪岭云杉，连绵数公里，体现了大自然的雄厚气魄。例如，出土于察布查尔索墩布拉克墓地的彩陶钵(图1)，其纹饰即是云杉的松针为主线的杉针纹。那叶如针的衫纹，展示了其内在生命的张力，作者巧妙的安排枝叶相连的关系，提取自然中抽象、象征的意蕴，寄托着作者对自然的丰富情感，使杉针纹显得端庄典雅。陶钵的下半部，绘出波状起伏的山脉纹，衬出杉树的自然环境、氛围与流动的线感。致使整体构图相交融汇，色线生动，余韵无穷，显示出情景交融的绝妙境界。而尼勒克县吉林台墓地出土的高领单耳彩陶壶(图2)、彩陶壶(图3)和单耳彩陶杯(图4)的线纹富于变化，不难看出作者注重的是其装饰性。尤其是这件高领单耳彩陶壶通体红衣红彩，规整的棋盘格纹和整齐的线纹交错搭配，纹饰变化多样，层次感很强。
此外恰甫其海墓地出土的彩陶的形制很特别，彩绘的纹饰规整高雅，不难看出作者工笔干净利落，如(图5)所示，这件单耳彩陶壶收口鼓腹的形制，加上网格纹、线形纹的彩绘纹饰使得整件器物显得古朴淡雅，似乎透过它能看到当时作者优雅安静的心境。
其实，伊犁河谷出土的各类彩陶很多，它们的主人可能是活跃在伊犁草原的塞人、乌孙人、突厥人等，这些都为我们更深一步的研究工作展开了更广阔的领域。彩陶上的纹饰，以富有意匠的装饰构成和装饰形式美法则的应用，以穿插有致的装饰线条和合理的装饰部位，使彩陶的造型更富有美感，更加衬托出造型的艺术魅力，使彩陶的实用和审美功能都得以充分体现。从它们的精美程度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豁达的游牧者们细腻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