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三月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广州文明路和文德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建筑工地上，觅得五块古陶瓷残片，为唐代长沙窑产品。本着“奇物共鉴赏、情趣相与析”的愿望，现描述如下，与广大陶瓷爱好者共赏之。
一、两块执壶残片。
a.短颈，撇口，肩部近颈处残留原饰的两块酱褐色斑，其中一斑上有一五棱形短流，单眼出水孔。釉色青灰泛黄，玻璃质，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稍粗疏，呈灰中泛黄色，胎釉之间施一层薄薄的白色化妆土。内壁颈以下无釉。
b.短颈，撇口，肩部近颈处有一八棱状短流，单眼出水孔，腹上近肩部位残留两人物贴塑纹饰，其一为高鼻长髯的胡人，双手举箫，在行进中吹奏，头戴一顶瓜皮形有风披的帽子，身穿饰有飘带的长袍，足蹬饰有编织花纹的长靴。另一为在行进中弹四弦琴的女子，身穿莲瓣形短裙，面庞丰满，头发浓密，单看头部与唐三彩女俑颇为相似。此残片釉色青灰泛黄，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较粗疏，呈青灰色，胎釉之间施一层薄薄的白色化妆土，而从断截面观察，用以贴塑人物花纹的胎土则极其精细，因此才有人物的神态、服饰都十分清晰的效果。字串7
二、三块碗残片。
a.此碗为深弧形，腹壁，口沿微外撇，腹外壁残存二阴刻竖线（据其分布距离，推知应有四条，将碗分成四等分。）口沿有葵口，釉为米黄色，与米壳近似，施釉到足底端，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釉间薄施一层白色化妆土，胎土较粗疏，呈灰黄色。圈足削成外撇，如喇叭状，足底心施釉，色与碗壁一致。字串9
b.此碗为斜直微弧形腹壁，敞口，口沿上饰有酱褐色斑块（据其分布状况，推知应为相互对称的四块。）。碗内壁饰釉下有飘带状褐色与绿色交织动感极强的花纹。外壁施釉不到底，釉色青中泛黄，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较粗疏，呈色灰中泛黄，圈足浅宽，外墙坚直，内墙向外斜削，足根平切后复将外沿棱角削去，足心不平，无釉。
c.此碗腹壁斜直呈４５°角向上，直口，碗心阔而平坦，内外壁施满釉，釉色青灰泛黄，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灰黄粗疏，碗内壁及外壁上部的胎釉间薄施一层白化妆土，光素无纹饰，玉壁形底足，足心凹处施釉。
■通过对上述五块瓷片共有特征的观察分析可知，鉴别唐代长沙窑至少要注意如下几个要点：
１、胎土烧成后多呈青灰或灰黄色，较粗疏，均施有白色化妆土。
２、烧成的釉色受胎土、窑内温度气氛及化妆土影响而略有差别。基本上分两种，灰青或米黄色，均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
３、圈足有玉壁底，浅宽圈足，高而外撇喇叭形圈足等。
４、纹饰有在肩部、口沿等显著部位加酱褐色斑块，人物贴塑，釉下褐彩，绿彩绘画等。
５、执壶多为椭圆形，瓜棱形腹，其短流较粗，一般为多棱状，单孔，置于壶的肩顶靠近颈部。
总之，唐代长沙窑制瓷技艺，折射着大唐朝的灿烂与辉煌，对后世制瓷技艺产生了重要影响。仅仅眼前这几块残破的瓷片，就足以让我们从中想象产生她们的一定是一个昌盛的时代，是一个国内国外多民族友好交往交融的时代，是一个善于借鉴吸收并创新发展的时代，是一个色彩斑斓充满激情的浪漫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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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鉴赏-长沙窑
唐代重要瓷窑。窑址在长沙铜官镇及书堂乡石渚瓦渣坪一带，又称铜官窑、瓦渣坪窑。发现于1955年，据调查烧瓷时间为唐、五代。烧瓷品种之丰富，在唐代其他瓷窑中尚属少见。器形有碗、碟、杯、钵、洗、瓶、坛、罐、壶、乳钉纹高足杯、托盘、灯盏、水注、筒形罐、鼎及玩具。产品以青釉为主，兼烧少量褐釉、酱釉、白釉、绿釉器。青釉有光素器及釉下彩绘、印花、贴花装饰。釉下彩绘盛行于长沙窑，主要是在青釉下描绘以铁、铜为着色剂的褐、绿彩纹饰，有褐彩与褐绿彩两种，装饰于碗、盘、盒、壶、罐、枕、泡菜坛等器物上。碗、碟采用叠烧，器里心有圆形、方形、多边形露胎，坯上先施化妆土，然后用褐彩绘画。彩绘题材有人物、山水、花鸟、走兽、游鱼等。釉下彩装饰除绘画以外．还有题诗，内容选用民间喜闻乐见的俗言、谚语、警句、通俗诗，书写于壶的腰部，少量见于碗、碟里心及枕面。字体以楷书、行书为主。仅湖甫省博物馆收集的瓷器题诗即达50种。彩色斑点装饰比较普通，最初为4组大块圆斑，逐渐过渡到小斑点组成的纹饰，有的单用褐色，有的褐、绿并用。江苏扬州出土的褐绿彩云纹双耳罐，釉色泛淡黄，用成串的褐绿彩点勾勒出精美的云纹，是唐代长沙窑高水平的作品。印花装饰出现在晚唐，主要见于碗、碟里心，纹饰以花卉居多，也有花鸟、云纹。模印贴花装饰于中唐偏晚出现，多饰于壶、罐肩腹部及系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园景、双鱼、椰枣、叶纹，纹饰凸起，罩以酱色圆斑。长沙窑继唐代岳州窑而起，迅速发展，影响邻近地区一批瓷窑。其釉下彩绘工艺对我国古代陶瓷装饰产生了深远影响。产品不仅内销，而且大量外销。有些器形及纹饰为西亚风格，显然是订烧器。目前集中出土长沙窑器物及标本的地区有湖南长沙、江苏扬州、浙江宁波以及安徽、广东、广西、陕西、江西、河南；还有日本、菲律宾、泰国、韩国、伊朗、伊拉克等国。
我国古代陶瓷对国外陶瓷生产的影响
我国陶瓷在唐代已有相当数量销往国外。入宋以来瓷器对外输出有增无减，在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及非洲与海岸很多国家都发现了我国宋代瓷器。明、清时期，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的荷兰、德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有些瓷器在造型、纹饰完全按欧洲人喜爱的式样烧制，具有中西方风格融为一体的特点。如瓷器上的郁金花纹就是荷兰的国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表现在唐代陶瓷上绘画艺术风格，比法国现代画代表人物毕加索要早一千多年。1708年，德国的伯特格尔（1682-1719年）烧制出白色而透明的欧洲硬质瓷。法国继德国之后烧制出相似中国的真正瓷器。英国的韦奇伍德（1730-1795年）首次采用蒸汽机和铅版转印的装饰技术，把陶瓷以低廉的价格推向大众市场。当18世纪末欧洲大规模生产瓷器后，中国瓷器对欧洲的出口已是强弩之末了。
中国古瓷对朝鲜和日本瓷器的制作影响巨大。自汉唐以来，中朝日三国就有着频繁的文化艺术交流，中国的陶瓷就大量销往朝鲜和日本。特别是宋太祖和明清时期，以景德镇为代表瓷器销往朝鲜、日本后，备受各界人士的欢迎。朝鲜的高丽和李朝时期受中国的青花、五彩瓷器的影响，先后成功烧制出了具有中国制瓷工艺又有朝鲜特色的青花和五彩瓷。日本于1616年也成功烧制出青花瓷器，1643年又烧制出与中国十分相似的五彩瓷器。至乾隆时代，日本已成为强大的陶瓷国。中国陶瓷不但失去了日本这个巨大的传统市场，而且还多了一个争夺欧洲和西亚出口市场的强劲对手。
高丽青瓷
高丽青瓷。是指公元918年至公元1392年高丽王朝统治的这470多年期间所生产的青瓷。高丽青瓷自出现之日起，就是为贵族和宫廷所使用。高丽青瓷深受中国瓷器的影响。当时高丽王朝与宋朝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中国瓷器的输入，对高丽青瓷的产生和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高丽青瓷大都仿效宋瓷，其纹饰、造型忠实地沿袭了越窑、定窑、耀州窑和后来的汝窑、龙泉窑的风格。据宋代知名画家徐竞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记载："陶器色之青色，丽人谓之翡色。"又说："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这里，徐竞将高丽青瓷与宋汝瓷、越窑瓷相提并论。可见当时高丽青瓷的名贵。
高丽青瓷釉色比较接近于龙泉青瓷，以粉青和翡色为主调，釉面光泽，有细小纹片，并镶嵌黑、白纹饰。高丽青瓷流行青、黑二色和其民族所尚相关。据《高丽史》记载："我国始于白头，终于智异，其势水根木干之地，以黑为父母，以青为身。若风俗顺土则昌，逆土则灾。风俗者，君臣百姓衣服，冠盖、乐调、礼器，仕用是也。今后，文武百官黑衣青笠……凡器用铜瓦器，以顺土风。从之。"从此不难看出高丽青瓷流行青、黑二色的根本原因。
李朝瓷器
李朝瓷器是指公元1392年至公元1883年所生产的瓷器。李朝瓷前期受我国元末明初白瓷影响，釉调较深，烧造的白瓷像雪一样纯白。李朝时代人们崇尚清正廉洁、儒家清白理念深入人心，所以白瓷贯穿李朝整个时代。李朝瓷器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从太祖元年到仁祖二十七年（1392-1649年）。中期从孝宗元年到英宗二十七年（1650-1751年）。后期从英宗二十八年到高宗二十年（1752-1883年）。本书介绍一件李朝官窑彩瓷的珍贵实物彩罐，高11.5cm，口径14.６cm，底径12cm，平唇、矮圈足。器里外及底部全部施白釉，呈象牙白，有细纹开片。釉层细致莹润，胎土洁白细腻，手感较重。底部有五角星状排列的六个突出圆点，为官窑产品标志。正面有三具飞龙在云中振翅飞翔，龙纹用黑色釉。灵芝型彩云用豆绿色和浅蓝色浓淡搭配涂盖。这种施彩方法类似中国的斗彩。器物外壁口沿处有两道豆绿色纹样。罐两侧浮雕狮子头，狮子两眼圆睁，目光炯炯，口衔圆环，威猛雄壮，气势磅礴，青花色泽青翠鲜艳，晶莹光润。背面从右至左书写"惠我无疆"黑漆色大字。充分体现了李朝晚期官窑水平，其工艺之精，堪称稀世珍品。李朝中期白瓷釉色略带青色，同时出现了白瓷染色，像釉里红，釉里褐等。这时青花瓷的花纹用笔幼稚，柔弱的流线可以简练到惜墨如金的程度，与我国明初景德镇民窑瓷相类似。
伊万里窑与吴祥瑞青花瓷及其它
明正德六年（1511年）日本陶艺家伊藤五郎大夫（伊藤五良辅）随日本使节来我国江西景德镇学习制瓷技术，改名为吴祥瑞，两年后回国，称"伊藤五郎大夫祥瑞"，以示对中国的怀念，他在日本肥前的伊万里开窑，称伊万里窑，是日本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瓷窑之一。凭借该窑传播青花瓷器的制作技术，日本称青花瓷器为染付，为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作品上一般刻划或书写："吴祥瑞"或"五郎大夫祥瑞"，和"五良大甫吴祥瑞造"款识，称为祥瑞派。其器物的造型、纹饰、釉色都明显地受中国瓷器的影响。由于当时使用烧制青花的青料非常昂贵，当初伊万里窑生产的青花瓷器大多供日本天皇和皇室使用。
清代，伊万里窑继续烧造青花瓷器，并且烧制数量可观的外销瓷器，其中有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烧制的带有公司英文缩写V·OC标志的器物。
中国制瓷工艺对日本的陶瓷影响是巨大的，日本所烧制的青花和五彩釉瓷，不但汲取了中国传统的陶瓷工艺，又具有日本制瓷的特色。
长沙窑的历史成就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幕的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展中有一件唐代长沙窑褐绿彩绘狮座诗文瓷枕（图1）非常引人注目，它造型别致、装饰精美、器形小巧，为长沙窑瓷枕中之极品。高7.3、长13.1、宽8.1厘米。青釉、灰白胎，枕面与底座均为长方形，中一卧狮承托枕面。枕面为长方八角，两端是褐绿彩六边几何图案装饰，中间部分用褐彩书写七言绝句一首：“日红衫子合罗裙，尽日看花不厌春。欲向窗台重注口，无那萧郎恼煞人。”枕头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能使人们在就寝时头部舒适、从而使大脑得到更好的休息。南方夏季天气炎热，高温持续时间长，寝具以凉爽为宜。于是季节性商品瓷枕就出现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在一件宋代瓷枕上有这样的诗句为证：“久夏天难暮，纱幮正午时，忘机堪昼夜，一枕最幽宜。”
据不完全统计，现已发现长沙窑瓷枕百余件，保存完整的仅有数十件，它们主要是长沙窑窑址、湖南地区以及扬州、宁波等地唐五代墓葬或遗址出土。这些瓷枕的装饰题材和装饰手法相当丰富，从彩釉上看，褐绿彩呈色纯正鲜艳，青、白、黄、绿等颜色釉齐全。如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绿釉瓷枕（图2），釉质匀润、釉色纯正，为颜色釉的代表之作。长沙窑瓷枕的装饰手法有绘画、印花、刻划等多种，装饰题材不拘一格，画面很少雷同，诗词、写意画耐人寻味，飞禽走兽、植物等也活现于瓷枕之上。中国传统绘画讲究团团圆圆，成双成对，长沙窑瓷枕装饰也不例外，如瓷枕（图3）上所绘比翼双飞的雀鸟，前面一只回首顾盼，后面一只紧紧跟随，两雀双目传情，画面栩栩如生。由于瓷枕是季节性商品，故在装饰上反映季节性内容也较多，有盛开的莲花、有芦丛中的水鸟，特别是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长沙窑五代的纪年瓷枕，一件是“开平三年—夏月二女使用”，另一件“贞明六年”瓷枕的胎上刻划的时间是“五月十五”，而枕面用褐彩书写的时间却为“六月六日”，很显然，底款是在瓷枕坯胎未干时刻划上去的，五六月正是南方的盛夏季节，也是瓷枕销路最好的时段。
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这件长沙窑青釉褐绿彩狮座诗文瓷枕，体积不大但内涵丰富，在它身上承载粉长沙窑的釉下多彩、诗文书法装饰等发明创造，而以动物形象为枕座，同样是长沙窑的首创，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早于长沙窑的以狮、虎为座的瓷枕。狮、虎是兽中之王，它们的形象经过工匠们的巧手精心捏塑出来，显得异常温顺可爱，加上彩绘的点缀，真可谓惟妙惟肖了。诗歌是文的代表，而狮虎是力度与威猛的化身，它们和谐出现在一件器物上，体现了长沙窑工匠们对文与武的精湛理解，反映了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瓷枕与长沙窑的其它器物一样，是长沙窑对我国陶瓷发展所作出巨大贡献的缩影，通过对它的赏析我们可以感悟到长沙窑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