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颜六色、璀璨多姿的颜色釉陶瓷，凝聚着中国古代陶瓷工匠的聪明才智，或热烈、或奔放、或沉稳、或雅静，体现出土和火的艺术的真谛。漫长的历史岁月沧桑积淀于缤纷的色彩之中，唐代多彩；宋代理性；元代辉煌；明清华丽。象大树的年轮一样，述说着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元、明、清颜色釉陶瓷，不但色彩斑斓，而且成为中国陶瓷的主流品种之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归纳起来，主要有四大特征。
一、浓厚的宗教观念
广义的宗教观念，包括对自然和先祖的崇拜祭祀行为，从远古时代即已盛行。历代皇朝还规定了祭祀的礼仪制度，其中包括祭器。明代洪武二年，朱元璋就下令：今后“凡祭器皆用瓷”，自此，陶瓷祭器就成为明清两代官窑的主要品种，烧造数量巨大，作工十分精细。明清皇家祭祀十分频繁，所祀内容有：圜丘、方泽、宗庙、社稷、朝日、夕月、先农；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岳震、海渎、山川；历代帝王、先师、旗纛、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寿星等。其中土地、宗庙、社稷、山川为天子亲祀，其余遣官祭告。各种祭祀活动及不同的位置中，需配用不同的颜色釉陶瓷。如天坛正位用青色；地坛正位用黄色；朝日坛用红色；夕月坛用月白色；先农坛、天神坛、太岁坛正位用白色等。
许多颜色釉的名称，也与祭祀相关。如有名的“霁红”，其本意应为“祭红”，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论述颇详：“霁红也，肆考纪明厂窑作祭红，沈阳唐公记今厂器作霁红，而陶俗皆做济红，其实祭红为是。盖宣窑造此，初为祭效日坛用也，唐窑纪霁红，由宣窑霁青推写耳。”由此可知，霁红原为祭红，是唐英将其改写为“霁红”的。“霁”与“祭”同音，只是前者更能显示文采而已。“霁蓝”、“霁青”等名，在纷杂的文献中也常称“祭蓝”、“祭青”，均与宗教祭祀相关。
二、森严的等级制度
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决定着颜色釉陶瓷的生产和使用。明清两代官窑生产的颜色釉瓷器，民窑不许生产，如果违犯此规，严重者杀头。《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一记载，正统十一年（1446年）时下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如此严酷的法律，保证了皇家对颜色釉瓷器的垄断，提高了官窑颜色釉瓷器的身价，也限制了民窑颜色釉瓷器的发展。
在皇宫中，颜色釉瓷器的使用，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清《国朝宫史》卷十七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底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由此可知颜色釉的使用，在等级上是多么森严。官窑严格控制着颜色釉瓷器的生产，为防治技术外传，甚至连残次品都送往京城处理。乾隆八年（1743年），唐英曾奏“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建议黄釉及五爪龙瓷器的残次品，押运京城处理。乾隆朱批：“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残次品押运京城，虽然在经济上有些浪费，但却保证了皇家对黄釉器的垄断。
以上可以看出森严的等级制度对颜色釉瓷器的影响，一方面是限制了它向民间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皇帝的严格要求，促使颜色釉瓷器经过精工细作，使产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三、精湛的制瓷工艺
均匀纯正釉色的烧成，除釉料配方和烧成等因素外，施釉工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不同的造型和釉色品种，元代以后景德镇陶工发明了多种施釉方法，如一般的碗、盘用蘸釉法，大件器物用浇釉法，方器则用笔榻法。为保证釉色均匀，一般颜色釉多用吹釉法，宣德及康熙的洒蓝、嘉靖的回青、康熙的豇豆红等，其特殊的装饰效果，均与吹釉法相关。清人龚鉽诗赞曰
看他吹釉似吹箫，小管蒙纱蘸不浇。
坯上周遮无渗漏，此中元气要人调。
古代陶工用的吹管，是当代喷枪的前身。二者的作用完全相同，能保证釉料均匀地附于器物外壁之上，烧成匀净的釉色。各种施釉工艺均有特殊功能，它们是颜色釉的工艺基础，也是精湛的制瓷工艺的具体表现之一。
颜色釉有高温、中温和低温之分，色釉品种至雍正时，已达数十种之多。但决定颜色釉的呈色剂却只有铜、铁、钴、锰、钛、锑、金等几种金属氧化物，尤其是前三种，是中国传统釉色的主要呈色剂。同一种金属氧化物，利用温度和焰性改变其分子结构，可烧出不同的色釉品种。如氧化铜在氧化焰中可烧成绿色，如果在还原焰中可烧成红色。而铁的氧化物，在还原焰中可烧成青绿色，在氧化焰中可烧成黄色或酱色。如果提高氧化铁的含量，再配上钴、锰等金属氧化物，更可烧成黑色。这其中的奥妙，取决于釉料配方的调整和烧成技术的纯熟程度。古代勤劳智慧的陶工，在实践中准确地掌握了各种釉料的变化，得心应手地调制出各种釉料配方，纯熟自如地驾驭了烧成技术，创造出数十种色彩缤纷的颜色釉。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至今仍令世人叹为观止。
四、富于观赏的审美情趣
颜色釉瓷器色彩缤纷，五颜六色的色彩变化能使人从中品味出深沉的文化内涵，后人一向推重宋瓷，而宋瓷的主流就是单一的颜色釉瓷，五大名窑均以釉色取胜。元、明、清颜色釉瓷更显示出高雅的审美情趣，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条：
1、巧妙地利用缺陷，反丑为美
釉面的裂纹、斑点等，本都是烧成的缺陷，但经陶工之手，反丑为美，均能成为极富装饰性的特殊颜色釉品种。如哥窑的大小开片，本是因釉的收缩率大于胎的收缩率而出现的一种严重缺陷，但陶工巧妙地应用这种缺陷，使之形成各种有规律的大小纹片，妙趣横生，耐人寻味。明清仿哥窑产品很多，直接继承了这种传统。再如清雍正时出现的窑变花釉，本是仿钧釉不成功时，釉面出现的人工难以控制的窑变现象，但陶工善于取势，顺其自然流淌，反而创出变化万千的窑变花釉的新品种。再如豇豆红釉的绿斑点，厂官釉的黄斑点，均是烧成时出现的缺陷，但陶工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反增加了釉色的韵律变化，令人回味无穷。
2、均匀中的变化
均匀纯正是颜色釉的基本要求，但中国传统颜色釉追求的却是均匀纯正中的变化，以自然的工艺变化，增添颜色釉的韵律和节奏感。如宣德红釉棱形洗（图），外壁施均匀纯正的红釉，但口沿及棱角处却露出胎体本色的洁白色，十分整齐规整，俗称为“灯草口”、“出筋”，红白分明，对比强烈，使均匀纯正的釉色给人一种富有韵律的美感。再如雍正青釉鱼篓罐（图），外壁施用粉青色釉，呈色均匀稳定，但仿鱼篓的弦纹却使釉色产生了一种节奏感。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均可说明中国传统颜色釉在完成均匀纯正的基本要求后，追求均匀中的变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3、釉色与造型的统一
不同的釉色，配用相适应的造型，方能充分体现釉色本身的美感。元、明、清颜色釉产品十分重视釉色与造型的统一。如高温铜红釉有霁红、郎窑红和豇豆红之分，其特征分别为沉稳、奔放、素雅。传世品中沉稳的霁红釉多与大小适中的瓶、壶、炉、洗等结合；浓艳奔放的郎窑红则多与大件的瓶、罐等相结合；素雅柔润的豇豆红则与小巧的瓶、洗、盒、水丞等文具相结合。再如窑变花釉，色泽浓烈，传世品中多为大、中件的陈设用瓷。而胭脂红釉色泽淡雅柔和，传世品中均为小件的碗、盘、瓶等等。总之，色彩丰富的颜色釉，与相适应的造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现出颜色釉的天然丽质，体现出中国传统颜色釉高雅的审美情趣。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颜色釉斑斓的色彩中，极富观赏情趣，使人引发高雅的审美体验，领悟到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就是颜色釉陶瓷受人喜爱的根本原因，也是它能成为中国陶瓷主流产品之一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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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艺术装饰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现代陶瓷艺术装饰更加强调作品对人的精神和心理产生的作用，且艺术家以传承与发展的设计理念，将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融入到现代陶瓷艺术装饰作品之中，使现代陶瓷艺术装饰作品更具有民族文化内涵。
一、陶瓷艺术装饰蕴含着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所谓陶瓷装饰，是根据装饰美的一般规律和表现形式，在限定的陶瓷器物上，将客观世界的真实感受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行艺术的再创造。运用装饰规律和美的法则去组织、安排陶瓷从器型到画面的关系组合，从而构建起一个新的视觉世界。陶瓷装饰简单地说，就是对陶瓷器物进行修饰、打扮，它是通过釉色、纹饰来美化陶瓷造型，达到釉色、纹饰与造型完美结合，用陶瓷装饰特有的语言表达作者的创意。
景德镇周惠胜手绘青花瓷家居花瓶
陶瓷产品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的作品，其在造型及装饰方面都具有特殊的艺术风格和形式。陶瓷装饰设计不同于一般绘画性艺术品创作，它的平面构成是在陶瓷器物的立体形体上完成的，必须服从陶瓷器物的形状和部位对装饰绘画的题材、形式的特殊需要，符合从任何一个角度对其立体形态的陶瓷器物及附属的装饰纹样进行审视，使之达到合二为一的完美性，才能称得上成功的陶瓷装饰。因此，陶瓷装饰是一种有局限性、有工艺材料限制及艺术要求的、同时以绘画或雕刻方式来完成的艺术创作，这就是陶瓷装饰的艺术语言。
二、陶瓷艺术装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历史悠久
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尤见装饰匠心。中国传统陶瓷装饰形式，大体上有刻镂、堆贴、模印、釉色、化妆土、彩绘六大类型。图案纹样装饰于陶器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的彩陶上就已出现。先民们感受生活的自然现象创造出波折纹、圆形纹、编织纹等图案，以二方连装饰形式呈现在陶瓷器物上，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一件绘有精美的人面和鱼纹的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彩陶中的精品。陶器上的纹饰体现了先辈们对于自然和人自身观察的结果，陶工们对于点、线、面的熟练融合，对花纹繁密的组合，以及对于旋纹与弧线的审美感，不但表明他们对于自然和人类自身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还表明自然界已经脱离了它的原貌，增加了人的思想和人的想象力，以及人对自然的美化和崇拜。
魏晋南北朝的中国，进入了瓷器时代。隋代，中国窑工烧成了白瓷，隋代这项伟大的成就，改变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以邢窑白瓷最为有名，有“类雪”之誉，开创了“南青北白”新格局。有“诸窑之冠”美称的越窑，在唐代创造了中国青瓷艺术的高峰境界，唐代诗人陆龟蒙曾经写出这样的诗赞：“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他把越窑的青瓷形容的“千峰翠色”，正是对越窑瓷青翠莹润之釉色特点的诗意写照。
宋、元时期的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更高的水平。宋代是中国传统瓷艺达到最高美学境界的时代，也是“玉的精神”和类玉的品质体现的最为深刻的时代。钧、汝、官、哥、定五大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中国在人类制瓷中上登峰造极。它那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品格，成为后世瓷业执著追求的审美风范。
明清时期的瓷器在宋、元制瓷技术的基础上，达到了制瓷业的顶峰。永乐年间的白瓷洁净如玉、薄如纸，给人以甜美的感觉；永乐年间的青花瓷也很有特色。宣德年间的青花瓷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明朝在高温单色釉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祭红见于成化，鲜红夺目，祭蓝以氧化钴为色料，蓝色纯正。宣德年间的祭蓝瓷尤为精致。清代的瓷器在康熙中后期有所发展。康熙时期的青花纹饰采用西洋画技。雍正、乾隆时期彩釉瓷发展最快，雍正时期以清丽媚见长，乾隆时期以富丽堂皇为特点。这期间烧制的仿古窑精品，无论纹饰、造型、款识都达到足以乱真的地步。
追溯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陶瓷产品，陶瓷装饰有两大特点：一类是以适合陶瓷器皿的图案纹样装饰形式；另一类是以中国绘画形式在陶瓷器皿上进行的工艺转换表现形式。
三、陶瓷装饰艺术表达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陶器和瓷器是人为制作的物品，它们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然反映人的主观意识，陶瓷艺术装饰表达了人的自然观念，人的想象、情绪和理想。陶瓷艺术装饰精致地表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文思想，历代陶器和瓷器装饰纹饰既有自然界的山山水水、花鸟鱼龙，又有人类自身，而且在这一纹饰中，总是执着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陶瓷艺术装饰表现了人物内心纯真的感情和潇洒的风度，使人成为真正优美的形象。中国瓷器还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历史的尊重。瓷器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反映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事物的藝术化的追求，它不愧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景德镇陶瓷珐琅彩牡丹凤凰冬瓜瓶工艺品
陶瓷装饰艺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华儿女勤劳智慧的结晶。中国的瓷器从古代就开始流向海外，宋代之后，瓷器更是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陶瓷艺术在作为一种价值交换产物的同时也在源源不断地向世界传递着中国的文化，在这一层面上来讲陶瓷艺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陶瓷制作的工艺从古至今可以说是代代相传，同时也在不断地创新。为了满足人民大众不同的审美要求，生产创作了各式各样的陶瓷产品。可以说陶瓷艺术在世界文化的传递及交流方面起到了一种纽带及桥梁的作用。极大地丰富和繁荣着中国的文化与世界的文化。
四、结语
中国陶瓷，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先进的技术、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历经千年的衍变，陶瓷艺术在变迁中并未暗然失色，反而愈加有东方民族的特色，历经时间长河的冲刷，更显出其独有的魅力。陶瓷艺术发展过程中的继承性，是一个历史的扬弃与发展的过程，从装饰题材到内容和形式，从创造方法到技巧，我们今天无一不是在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的陶瓷装饰艺术，是在继承与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已在无时无刻的影响着中国陶瓷装饰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新时期，陶瓷装饰艺术仍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精华，处理好创新发展与保留传统之间的科学关系，这需要陶瓷艺术工作者为陶瓷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只有一代又一代陶瓷艺术工作者不断传承与发展，就一定能够创造陶瓷装饰艺术更加辉煌的明天。
颜色釉陶瓷的发展之路
陶瓷中最古老，亦是最能打动人的是颜色釉陶瓷。颜色釉瓷是指在釉中掺入不同金属氧化物和天然矿石为着色剂，施在瓷器的坯胎上，再将坯胎高温焙，烧成后呈现不同颜色的瓷器。由于窑变的不确定性，每件颜色釉瓷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绝品。
早在商代，颜色釉瓷就已经有了，可以说是陶瓷出现就出现颜色釉了。商代历史有六百多年。商代的陶器前后差别较大，陶瓷史家们往往把它分成三个时期来介绍：商代早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较夏代为多。商代中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约占同期陶器总数的90%以上。商代晚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最多，另有少量的泥质红陶。像已经出土的商代黄釉瓷罐，侈口、折肩、深腹、弧壁下收，至底内凹。器表遍饰方格纹（麻布纹）。烧成温度在1200摄氏度左右，吸水性弱，叩之有金属声，已完全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征，口沿及肩部施淡黄色釉，釉面光亮、莹润。现收藏于安阳市博物馆，这就是最早的颜色釉。
在汉末晋初，开创了青釉瓷器。所谓“青釉”，颜色并不是纯粹的青，有月白、天青、粉青、梅子青、豆青、豆绿、翠青等，但多少总能泛出一点青绿色。青釉特点为釉色古雅、沉稳，釉面均匀、滋润，釉质坚致、细腻。在刘子芬《竹园陶说》中有：“青色一种，常与蓝色相混。雨过天青，钧窑、元窑之青，皆近蓝色”。到了唐代，又创造了以黄、紫、绿为主的三彩。三彩瓷器在魏晋南北朝开始萌芽，在唐朝大展拳脚，亦称作“唐三彩”。三彩瓷种类繁多，主要有黄地三彩、绿地三彩、紫地三彩、墨地三彩、酱白地三彩、虎皮三彩。还有釉下三彩，即由青花、釉里红和豆青三种釉下的色彩组成，它是康熙时期一种特殊品种。继唐代之后，宋代仍继续生产三彩器，与唐三彩相比，宋三彩以生活用具为主，有枕、洗、盂、盆、盘、佛塔及一些玩具。
在宋代出现了天青釉、粉青釉、红宝釉、紫宝釉和黑釉。先说说天青釉吧，天青釉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它还有一个文艺的名字叫做“雨过天青”，天青釉之名出自五代后周柴世宗批语：“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蓝色釉，我国古代陶书描写的青如天、明如镜，正是对这种釉色特点的形容。天青釉在宋代的名窑中就开始出现，嗣后各代都有仿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优美的传统色釉大放异彩，除装饰陈设瓷以外，还广泛地用它装饰茶具、餐具、陶瓷酒坛、糖缸等日用陶瓷。
颜色釉雕刻荷花陶瓷酒坛
受到广大人民的一致称赞。粉青釉，釉色青绿淡雅，釉面光泽柔和，达到类玉的效果，为青釉中最佳色调之一。南宋许多瓷窑均烧制粉青釉，郊坛下官窑亦烧成仿龙泉窑粉青。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窑烧制的粉青釉，釉中除铁外，还有微量的钴元素，因此呈现浅湖绿中闪微蓝的颜色。其釉色发色略带乳浊性，乃龙泉窑首创，宋官窑和以后的景德镇窑均有成功作品。黑釉，发色为黑色或者黑褐色，就黑釉的品种而论，可以分为一般黑釉与花色黑釉两大类。油滴、兔毫、玳瑁、麻酱釉等，即属花色黑釉。黑釉瓷器出现于东汉中、晚期，但当时的釉色为深褐绿色乃至黑色，釉层也薄厚不均，常有蜡泪痕，并在器表的底凹处聚集着很厚的釉层。黑釉适用于工艺瓷、日用瓷、陶瓷酒具等装饰。黑釉广泛使用于强化瓷、骨质瓷、软质瓷、硬质瓷、日用瓷、建筑瓷等瓷种的釉上装饰。并且，适用于陶瓷烤花、玻璃装饰、马赛克。品种有大黑釉、孔雀绿、艳黄系列产品等等。
从元朝往后看，钧窑逐渐衰落，渐渐断烧。明清两朝，颜色釉发展到了极致，同时皇家对颜色釉陶瓷的生产和使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明清两代官窑生产的颜色釉瓷器，民窑不许生产，如果违犯此规，严重者杀头。《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一记载，正统十一年（1446年）时下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如此严酷的法律，保证了皇家对颜色釉瓷器的垄断，提高了官窑颜色釉瓷器的身价。
在明代，出现了钧红、祭红、郎窑红、胭脂红、美人醉等色釉，这些色釉极其名贵。均红的出现有着重大意义，钧红釉瓷器属我国最早出现的一个铜红釉品种，它的诞生，结束了当时青花瓷独占鳌头的局面，这在我国瓷业发展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意义深远，不仅是钧瓷工艺的一大创举，而且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为元、明、清时期出现的釉里红、鲜红、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名品奠定了基础。那它为何叫均釉呢？因它最初为宋时河南禹州钧窑（现河南禹州市）所烧造，故称“钧红”。祭红，它妖而不艳，红中微紫，色泽深沉而又安定，釉中无龟裂纹理，是颜色釉瓷中之珍品。它还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有一烧瓷艺人，技艺超群，专为宫廷烧制御瓷。这位艺人育有一女，名叫继红，天生丽质，父女相依为命以烧瓷为生。一次因皇宫要烧制御品佳瓷，御窑连烧数十窑也未成功，眼看日期己到，再不烧成御瓷的窑工全将被杀害，继红为救其父和众窑工，便以自己鲜血做釉料烧制出一种稀世罕见的、色调安定肃穆的釉瓷。继红少女救了父亲和众窑工，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而亡，为纪念这位舍身救众的女子，后人便将此瓷称之为“祭红”，改“继”字为“祭”。郎窑红色彩绚丽，红艳鲜明，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郎红釉是以铜为着色剂，用1300℃高温烧成。由于对烧成的气氛、温度要求很严，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因此当时有民谚说：“若要穷，烧郎红。”所以郎红器在当时就很昂贵。胭脂红，俗称洋红，呈淡玫瑰色，光亮透明，主要用于花头或人物服装的洗染，彩烧温度范围很窄，对彩烧温度的要求，基本以它为标准。胭脂红釉创烧于清康熙末年，雍正、乾隆、嘉庆、光绪等朝均有烧造，其中以雍正朝产量最大，质量最精。胭脂红不同于以往御厂制瓷时所用的铜红和矾红，它是一种以金着色、带有紫色调的粉红色，由于釉中含金，因此也常被人称为“金红”。
随着时间渐渐流逝，颜色釉瓷在陶瓷发展的长河中渐渐失去主导地位，釉上粉彩和釉下青花，渐渐独领鳌头，还有一些新兴瓷种的出现，使颜色釉瓷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我认为，颜色釉瓷应该得到后世的传承与发展，它独特的文化魅力需要被世人所熟知。
陶瓷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从泥土烧硬定型而发明了陶器,其后陶器的制作历经泥条盘筑和轮制成型,又由堆烧、穴烧到窑烧,制作方法和工艺水平不断提高,器物器形也日益丰富多彩,其中有碗、盆、釜、瓶、瓯、壶、缶、瓮等生活用陶器,也有砖、瓦等建筑用陶器。随着选料和制陶技术的进步,原始瓷器在商代开始出现,到东汉中晚期,开始出现瓷胎坚密、釉层光亮、高温烧成的真正瓷器。此后,中国古代的陶瓷历经唐宋元明清而蔚为大观,如唐代的唐三彩、秘色瓷,宋代的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明代的宣德窑、成化窑、嘉靖窑,清代的郎窑红、粉彩器、珐琅彩等。这些陶瓷有的造型奇特,令人称奇；有的质如美玉,晶莹剔透；有的色彩斑斓,艳丽无比。这些都为中国成为“瓷国”奠定了基础。陶瓷本来是为实用而发明的,但随着质量的提高,其观赏性和艺术性日益增加。
随着陶瓷功能的扩大,其逐渐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成为重要元素构成的一部分。如在汉语中,制陶由原始社会产生的手工技艺,历经数千年生活中的使用,逐渐与道德教化、安邦治国、人格修养等概念相联系,成为语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史记》记载邹阳上书梁孝王,认为“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意即治世要像陶轮转动制陶那样有控制力。又如《汉书》记载董仲舒的对策,认为:人性修养如同制陶,“或仁或鄙,陶冶而成”；社会风尚“犹泥之在钧,唯甄之所为”,需要上层的引领。《后汉书》记载郅恽上书,认为天地“含元包一,甄陶品类”,即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众品者。如《史记》记载匈奴特点是“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汉书》记载伍被劝说淮南王,认为秦末暴虐,天下大乱,“百姓离心瓦解”,应引以为戒。《明史》记载元朝末年李善长面陈朱元璋,认为“元纲即紊,天下土崩瓦解”,可取而代之。
在文学方面,陶瓷从生活用品到艺术赏玩,渗透到古人生活中,上至皇帝下至臣民,无不通过诗词歌赋,表达对陶瓷的喜爱。如西晋杜预《荈赋》:“水则砥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晋人潘岳《笙赋》:“状黄色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唐代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宋代苏东坡《试院煮茶》:“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元代吴莱《观唐明皇羯鼓录后赋》:“上皇天宝全盛年,花奴抱鼓踏御筳……宋公守正好宰相,鲁山花瓷闻献豜。”明代王绂《黄广文席上咏白瓷杯》:“愁把相逢一笑开,广文今夕试新杯。浅深自是甄陶出,制作应从模范来。”王世贞《用晦寄四种杯仍系以诗走笔二绝为谢》:“饶瓷宣碗白于霜,鹦鹉螺兼翡翠觞。我欲按来成一钵,大罗天上贮三浆。”乾隆帝则有歌咏哥窑瓷枕、蟾蜍砚、钧窑碗、无当尊、花瓷灯等诗词几十首。
在艺术方面,陶瓷构成的雕塑是最主要的代表。陶俑自诞生起,就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从祭祀神灵和祖先到殉葬明器,充斥着原始意义的祖先与神灵崇拜。陶制雕塑的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却又与儒、释、道及各种民间信仰结下了不解之缘。大量孔庙、佛寺、道观、祠堂以及各类神祇建筑中的塑像,包括圣贤、菩萨、神仙、英烈和各类神灵,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和对祖先的追忆物化为偶像崇拜,陶瓷成为连接精神与物质的纽带,以此满足着人们的各种需求。据统计,唐宋以来全国每个县几乎都有孔庙、佛寺、道观、土地庙等,祠堂更是为数众多,因此陶瓷塑像数不胜数,成为中国古代的一大奇观。宗教信仰与思想意识促进了陶瓷雕塑艺术的发展,也将无生命的陶瓷与令人敬畏的历史人物和宗教代表完美结合,使之成为传统文化元素中的明显符号。
陶瓷从实用品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重要构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糅入了大量优秀文化元素,集语言、文学、艺术、历史为一身,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记忆和民族符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中国陶瓷无论是外形还是内涵,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深入研究其构成和影响,显得尤为必要。
色彩斑斓 璀璨多姿的颜色釉陶瓷
徐少波《丽人行》
俞瑞林《牧归图》
俞瑞林《达摩面壁》
陶瓷艺术在历史的车轮中流转千年，积岁月沧桑而愈显明艳动人。色彩斑斓、璀璨多姿的颜色釉陶瓷，凝聚着中国千百年来陶瓷艺人的聪明才智，沉淀下浓浓的传统文化内涵。唐代多彩，宋代理性，元代辉煌，明清华丽……像大树的年轮一样，述说着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元、明、清颜色釉陶瓷，不但色彩斑斓，而且成为中国陶瓷的主流品种之一。
均匀纯正釉色的烧成，除釉料配方和烧成等因素外，施釉工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不同的造型和釉色品种，元代以后景德镇陶工发明了多种施釉方法，如一般的碗、盘用蘸釉法，大件器物用浇釉法，方器则用笔榻法。为保证釉色均匀，一般颜色釉多用吹釉法，宣德及康熙的洒蓝、嘉靖的回青、康熙的豇豆红等，其特殊的装饰效果，均与吹釉法相关。
颜色釉有高温、中温和低温之分，色釉品种至雍正时，已达数十种之多。但决定颜色釉的呈色剂却只有铜、铁、钴、锰、钛、锑、金等几种金属氧化物，尤其是前三种，是中国传统釉色的主要呈色剂。同一种金属氧化物，利用温度和焰性改变其分子结构，可烧出不同的色釉品种。如氧化铜在氧化焰中可烧成绿色，如果在还原焰中可烧成红色。而铁的氧化物，在还原焰中可烧成青绿色，在氧化焰中可烧成黄色或酱色。如果提高氧化铁的含量，再配上钴、锰等金属氧化物，更可烧成黑色。这其中的奥妙，取决于釉料配方的调整和烧成技术的纯熟程度。古代勤劳智慧的陶工，在实践中准确地掌握了各种釉料的变化，得心应手地调制出各种釉料配方，纯熟自如地驾驭了烧成技术，创造出数十种色彩缤纷的颜色釉。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至今仍令世人叹为观止。
釉面的裂纹、斑点等，本都是烧成的缺陷，但经陶工之手，反丑为美，均能成为极富装饰性的特殊颜色釉品种。如哥窑的大小开片，本是因釉的收缩率大于胎的收缩率而出现的一种严重缺陷，但陶工巧妙地应用这种缺陷，使之形成各种有规律的大小纹片，妙趣横生，耐人寻味。明清仿哥窑产品很多，直接继承了这种传统。
均匀纯正是颜色釉的基本要求，但中国传统颜色釉追求的却是均匀纯正中的变化，以自然的工艺变化，增添颜色釉的韵律和节奏感。如宣德红釉棱形洗，外壁施均匀纯正的红釉，但口沿及棱角处却露出胎体本色的洁白色，十分整齐规整，俗称为“灯草口”、“出筋”，红白分明，对比强烈，使均匀纯正的釉色给人一种富有韵律的美感。
不同的釉色，配用相适应的造型，方能充分体现釉色本身的美感。元、明、清颜色釉产品十分重视釉色与造型的统一。如高温铜红釉有霁红、郎窑红和豇豆红之分，其特征分别为沉稳、奔放、素雅。传世品中沉稳的霁红釉多与大小适中的瓶、壶、炉、洗等结合；浓艳奔放的郎窑红则多与大件的瓶、罐等相结合；素雅柔润的豇豆红则与小巧的瓶、洗、盒、水丞等文具相结合。色彩丰富的颜色釉，与相适应的造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现出颜色釉的天然丽质，体现出中国传统颜色釉高雅的审美情趣。
颜色釉斑斓缤纷，璀璨多姿的色彩变化，能使人从中品味出深沉的文化内涵，尤其是高温颜色釉，其釉色浓淡层次的变化，可造成错落有致的空间视觉效果，从而使人产生无尽遐想，产生非同一般的艺术效果。当今很多陶瓷创作者利用色釉的颜色变化，在瓷画创作中大量留白，产生蓝天、青草绿地等清新自然的的艺术效果，极富观赏情趣，使人引发高雅的审美体验，领悟到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名瓷网提醒，石家庄市博物馆陶瓷展厅内，馆藏有景德镇现当代陶瓷艺术家的众多颜色釉陶瓷作品，如俞瑞林的双面色釉镶器《牧归图》、《达摩面壁》，徐少波的色釉瓶《丽人行》等，这些作品充分利用色釉图案，饰以美轮美奂的瓷画创作，加上与器型的完美结合，堪称艺术佳作。
陶瓷文化鉴赏-隋唐陶瓷四大名窑
在河北，能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举世公认的伟大民族文化遗产，当属古代瓷窑中的“四大窑”，它们是：代表隋唐北方白瓷的邢窑，列入北宋五大名窑之首的定窑，以白地黑花艺术影响了南北一大批窑场的宋金磁州窑和世纪之交在国内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的井陉窑。它们在中国灿烂的陶瓷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邢窑：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
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我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我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从20世纪起，中外学者开始注意了对邢窑的研究。明清时代，我国出现了一些博古著作和陶瓷著作。如明曹昭著有《格古要论》、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在这些著作中都提到唐代邢窑白瓷。我国学者对邢窑的真正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之后开始的，作为我国第一代古陶瓷专家的吴仁敬、陈万里、傅振伦等都对邢窑关注有加，但所知的仍是一些“内丘白瓷瓯”、“邢瓯”一类的词汇，至于它的真正产地、范围、产品以及发展进程等很少被人提及。
从50年代初开始，国内的几代工作者便为解开邢窑之谜做着不懈的努力。陶瓷考古界的权威陈万里曾几次到内丘实地考察，未能发现邢窑，史学界专家杨文山等人50至70年代屡次到内丘、沙河、邢台等地考察，同样失望而归……1980年初，临城县陶瓷厂成立了“恢复邢瓷技术小组”，一年时间，小组在临城境内共查出包括祁村、岗头、山下等在内的古瓷窑址17处，神秘的邢窑揭开了一角面纱。1981年春，欣喜不已的考古工作者，在临城县召开了由中央、省、地、县和新闻部门参加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为邢窑之谜付出了几十年心血的老专家们在会上激动地表示，这标志着邢窑与邢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取得的成就大大提高了考古工作者寻找邢窑的信心，调查工作进入冲刺阶段。1982年至1984年底，内丘县文化馆贾中敏等人在内丘县境内共查出邢窑遗址20余处，1987年，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主组成的邢窑考古队开始进入内丘、临城工作，共对内丘城关、临城祁村、山下等处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出土52座灰坑，4座晚唐五代时期的窑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隋代薄胎透影细白瓷的面世，为此后邢窑的精略分期断代及对邢窑不同时期遗迹遗物的认识、了解提供了可能。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邢窑是隋唐北方白瓷的代表，对于中国陶瓷史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们提出：邢窑的发展特别是白瓷对邻近诸窑诸如定窑、平定窑等有很大影响；邢窑的薄胎细瓷已基本上达到了欧洲“硬质瓷”的标准，把薄胎细瓷的起源提前了近10个世纪。
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首
在北宋时代，“定汝官哥钧”五大瓷窑名满天下，而第一者为定窑。定窑以白瓷驰名，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各地瓷窑所仿效，名扬天下的景德镇深受其影响，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窑系；埃及、欧洲、东南亚的文物遗址中都有定瓷的遗物，全世界的著名博物馆都以拥有定器为荣……林林总总奠定了定窑名扬海内外的地位，于是中国陶瓷界将五大名窑之首的桂冠戴在了定窑的头上。然而人们却不知道，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为发掘定窑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写就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叶麟趾先生到曲阳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了曲阳的定窑遗址，年过半百的老先生兴奋不已，马上向国内外考古界发布了定窑在曲阳的最新考古学说。此后，小小的曲阳便开始迎接来自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和中外古陶瓷学者们的实地考察。50年代故宫博物院三次派人到曲阳县调查，证实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为北宋定窑遗址。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决定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试掘，辗转数天，队员们才到达这里，远远地一片白花花的“小山”便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那是什么？走近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些“小山”原来是堆积起来的磁片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景象”，平时见多识广的考古队员们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叹。虽然仅是一次试掘，但成果也颇为惊人。地层中包含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文化堆积，晚唐灰坑5座，五代窑炉1座，北宋残墙两堵和瓷泥槽2处，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251件。
198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定窑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与第一次试掘不同，此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燕川村、涧磁村等7个地点的发掘工作同时进行，仅施工人员就达几百人。收获是惊人的，窑炉、料场、水井、沟、灶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瓷器、窑具及钱币、铜、铁、石、骨器具相继出土，仅瓷片就有30万片，这在几大窑址的发掘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其中款识“龙”、“花”、“李小翁”等瓷片属于首次发现。重要遗物如白釉卧女枕、尚药局瓷盒更是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尚药局是宫廷专司医药的部门，在全世界只有一件尚药局文物标本流失在瑞典，1985年的发掘却出土了数片标本，弥补了国内没有尚药局文物的空白，而且为国内外的专家研究古代宫廷医药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定窑再一次轰动了世界。1986年定窑就被确认为国保单位。
陶瓷文化鉴赏-中国传统地方特色窑之馒头窑
馒头窑系半倒焰式间歇窑炉，燃料使用煤炭，进行氧化焰烧成，是我国北方磁州窑等窑场具有的地方特色、最有代表性的窑炉类型。在陶瓷生产工艺中，窑炉的烧成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烧成过程中有许多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在陶瓷行业就有了“三分成形，七分烧成”、“三分人作，七分天成”“或生在成形，死在烧成”等民谚，人们往往对馒头窑有一种敬畏感。馒头窑炉的内部全由耐火砖砌成，弯弯曲曲，疙疙瘩瘩，细若盘蛇，粗如扭龙。彭城窑工为馒头窑赋予传奇般的生命力。彭城当地陶工将经营磁业生产叫做“闹窑”，可见窑炉在陶瓷生产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馒头窑建造时，地基需要非常地坚固且呈马蹄形，窑顶呈半球形，外形很像我国北方人民日常食用的馒头，故称馒头窑。馒头窑不仅是高温烧成陶瓷的重要设备，其外观姿态优美，丰姿绰约，是窑场中凸现建筑物。馒头窑设窑门一个，供装开窑使用。烧成时则须将窑门封闭，留出火口供添加燃料。旁侧有深达5米的苕井，供掏煤渣及通风透火使用。后面有两个烟囱将烟排出。窑炉内部前有火膛供烧煤加热升温。用作摆放与烧成产品处叫牙台，牙台呈前高后低状。窑内后壁下部两端有两个巨大的吸焰孔。窑顶的透火孔称作天眼，窑顶底部周围有5-6个麻眼，用于烧成中调节焰气与观察火情。窑内均采用手工特制耐火砖砌筑。站在窑内观看，窑内牙台（亦称产品室）略呈方形，而窑顶浑然为圆球形，令人联想到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馒头窑的生产能量巨大，大碗窑一次可烧成6万件碗制品，大缸窑一次可烧成各类缸数百件。据史料记载，20世纪20年代，彭城曾经有多达230座碗窑，35座缸窑，由于彭城窑场具有巨大的烧造能力，故能发挥出薄利多销优势，在竞争中发展壮大。在彭城当地，童谣有“南边过来一个獾，尾巴拄着天，麦秸吃了两大垛，井水喝了一个干”的猜字谜语，即指“窑”的模样。人们亲切地将其比喻外形类如“獾”的模样，“尾巴”指烟筒冒烟，“吃麦秸”指烧窑，“井水干”指的是透火与掏渣的苕井。
馒头窑建筑表现出坚固耐用，便于维修与外观美的特点。其关键建筑为穴顶，盘柱，牙台等几个部位，是窑工高超技艺与智慧的结晶。
（1）穴顶：窑顶砌筑时工匠通常不用脚手架，即可将几千块耐火砖组成的窑顶单砖砌好。摆砌、抹泥、加支垫，快者一天时间即可完成。窑顶要求结构紧凑，密封好，形状美。窑顶上还需留天眼，麻眼及耳砖，供窑工上下操作；
（2）盘柱；建造炉珊亦称盘柱。炉栅呈双曲拱形状，采用耐火砖与黄泥砌筑，通常距地面高2。5-3米，炉栅以上是炉膛燃烧室，下面与苕井相连，用于透火掏灰和掏煤渣，由于属于窑内温度最高部位，必须经久耐用、不变形，技术要求很严；
（3）牙台：即火膛台壁与产品室，亦为温度最高处。此处为放置产品的场所，均需严格按斜度，高度，及规整度砌筑。
馒头窑内部为高达1250度以上的高温，外部则犹如铜墙铁壁般的坚牢，当熊熊烈火燃烧由烟囱派出时，则有“小龙当空舞，卧龙坚如铁”的景象。
随着陶瓷科技与烧成工艺的进步，馒头窑早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但其蕴涵着的陶瓷文化内涵，却十分丰富。目前，彭城仍然较好保留有30多座馒头窑，以及数十条古老的窑洞。它们历经了沧桑，有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每逢看到它，令人有一种中国陶瓷文化的回归感。让人感受到其洋溢着的浓厚的民窑文化的历史氛围
关于传统文化与陶瓷造型艺术融合的分析
为了有效研究传统文化与陶瓷造型艺术融合。本文首先分析传统文化与涛子造型艺术融合的意义，其次对陶瓷造型艺术的内涵进行分析，最后对传统文化与陶瓷造型艺术融合的形式与方法进行探究。
一、传统文化与陶瓷造型艺术融合的意义
1.1有利于传统文化与陶瓷产品服务效能的发挥
陶瓷产品作为一种服务于消费者的载体，以人为根本是其核心内涵的准确表述，这同千百年来沿袭至今的传统文化的服务功能也不谋而合，将二者做出良性的结合，能够进一步促进二者服务效能的发挥。文化服务于设计，同时也主导者设计。设计需要文化的融入，方能得到可持续发展。
1.2有利于增加陶瓷产品的附加值
现代陶瓷产品设计发展的一种重要契机是因为各行业学科之间呈现出交叉化发展的趋势，彼此界限愈发模糊。所以，设计师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逐步改变了以往的单纯功能性设计思想，开始关注产品的外观造型和精神内涵。在人们思想多元需求的现实条件下，实现陶瓷造型的个性化发展是陶瓷企业生存的重要途径，将传统文化融入陶瓷造型设计之中，是增加其设计附加值的重要方式，也是形成一套别具一格的陶瓷造型设计体系的重要方式。
1.3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
陶瓷是我国历史悠久和宝贵的传统文化财富，怎样让我国的传统文化被世界接纳，从而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是我国长久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陶瓷艺术一直以来是中国独有的一种艺术载体，将传统文化与陶瓷造型艺术融合，不仅有助帮助企业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更有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二、陶瓷造型艺术的内涵探析
陶瓷产品通常有着艺术欣赏和实用功能两种属性，所以，陶瓷材质具备特殊性，主要决定了陶瓷造型与其他造型艺术种类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我们通过对陶瓷造型设计来达到陶瓷艺术的表现形式。通过陶瓷造型设计的悠久历史而言，经历了长期的制作活动，积累了诸多经验，进而形成了其一套固定的方法及规律。与此同时，陶瓷造型在设计方面注重凸显继承性，即在产生新的造型之时，都会对以往传统的造型进行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与创新。如若细细品味这些新型的陶瓷造型，可认识到新的陶瓷产品类型更注重引入传统文化的设计理念，使传统文化更多地融入新兴陶瓷产品之中，全方位、多角度地表现陶瓷产品的艺术情感和文化内涵。
三、传统文化与陶瓷造型艺术融合的形式与方法
3.1传统文化与陶瓷造型艺术融合的形式
理性的知识信息传递，即通过产品材料工艺及功能性向用户进行信息传递，这是产品基础性信息传递。感性的知识信息传递，主要是通过产品的外观造型及色彩等形态，向用户进行心理维度上的信息传递是现代产品向人们进行信息传递的两种主要方式。在进行陶瓷造型设计的过程中，必须要在基于这两种信息传递的基础上予以展开，促使陶瓷艺术更深层次的效能发挥，而非仅局限于表层装饰的设计。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陶瓷造型艺术中的应用主要存在三种形式：装饰图案、产品造型、思想内涵，基于三个层面分别对应着具体的应用方法。
3.2产品造型设计中传统文化的应用
产品的形状和材质的肌理效果等是陶瓷产品的造型。将传统文化与陶瓷形状进行结合主要采用象征化处理法。即将陶瓷的形状与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使得陶瓷的形状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内涵，可以进行特定语意的表述，使人们的情感在使用产品过程中得到宣泄和共鸣为象征化处理法。传统文化与陶瓷艺术的结合，除了可以将图案直接装饰于陶瓷产品表面之外，将其与产品形状结合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创新方式。
视觉与触觉是人们在与产品的交互使用过程中最基本的方式，增强产品的情趣感，丰富了画面层次，又满足了用户情感体验，进一步加大用户的视觉体验及触觉感知，达到心理上的满足感，对选择的传统文化元素依托陶瓷这种材质进行镂空等相应的处理。当然在将传统文化元素同陶瓷造型做出关联的时候，应当注意合理化的选取，以免破坏陶瓷外观的整体性，导致关联生硬，使产品趣味性降低。
3.3思想内涵层面传统文化的应用
赋予产品的内在语意是陶瓷艺术的思想内涵。在内涵层面，将传统文化与陶瓷造型进行结合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概念关联法”。“概念关联法”具有抽象化的特征，有效应用的关键是确定的产品语意能否合理结合传统文化，要求设计师必须具有很好的生活经验和对传统文化的了解。首先确定一个设计的主题，然后总结整理出能够与设计主题产生关联性的传统文化，并对其分析筛选，确定一项或几项传统文化，最后利用发散性设计思维将设计对象与确定的传统文化有效结合，使其具有一定的设计语意和精神内涵为概念关联法的主要含义。为了让设计更能给人以持续旷久的触动，才更具有生命力。首先确定设计主题语意，在设计主题语意确定后，对其进行关联分析，以动静结合的情节构思想象形式，进行主题的精确化定位，将主题转化为具象的设计语言要素，继而再将此设计语言要素的内在含义转化为与陶瓷造型有效对应的传统文化元素。利用“概念关联法”将传统文化融入陶瓷造型设计之中，使其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是陶瓷艺术的最高境界。
四、总结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是陶瓷，陶瓷艺术已经被世界各地得到认知与熟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纳中国传统文化。
陶瓷文化：关注：瓷器产地详解 中国四大名瓷窑享誉天下
说起中国的名瓷窑，很多人可能会说出不少版本，然而最让人们熟悉的莫过于河北的磁州窑、浙江的龙泉窑、江西的景德镇窑和福建的德化窑这四大中国名瓷窑。
河北磁州窑篇
金代磁州窑罐
北宋磁州窑孩儿枕
磁州窑粉盒
一、磁州窑概况
先说河北的磁州窑，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也是著名的民间瓷窑，窑址在今河北邯郸磁县的观台镇与彭城镇一带，磁县宋代属磁州，故名。据考察，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并达到鼎盛，南宋、辽金元、明清仍继续烧制，烧造历史悠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流传下来的遗物也多。
磁州窑的器型和纹饰为民间所喜闻乐见，影响范围较广，发展迅速。北方各地纷纷仿制，中心窑场以邯郸市的观台镇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磁州窑体系，主要分布在河南鹤壁集窑，修武当阳峪窑，禹县的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霍县窑，山东淄博窑，江西吉安吉州窑，福建泉州，四川广元等，都大量烧造与磁州窑风格相近似的瓷器。
风格独特的磁州窑瓷器，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融入本地特色，精细粗犷并存，豪放工致兼有，与同时期的五大名窑相比，有很大不同，其作品更具有浓厚的民间情趣，装饰形神兼备，别开生面，颇具北方特色。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于世，黑白对比，强烈鲜明，图案十分醒目，刻、划、剔、填彩兼用，并且创造性地将中国绘画的技法，以图案的构成形式，巧妙而生动地绘制在瓷器上，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它开创了我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有关宋代磁州窑瓷器的文献记载，宋代尚未见到，主要集中出现在明清两朝。明代初年有曹明仲的《格古要论》、王佐《新增格古要论》、谢肇制《五杂俎》、清初《磁州志》、《明会典》、朱琰《陶说》、兰浦《景德镇陶录》和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等书，磁州窑瓷器在造型、釉色、烧造地及工艺特色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和描述。
二、磁州窑的历史
位于磁州地区的峰峰先民们，早在7500年前便开始了烧制陶器，彭城以北20公里的磁山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曾出土过大量的夹砂褐陶和红陶器，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其命名为“磁山文化”。从而确定了这个地区作为古老陶器发祥地的历史地位。
两晋南北朝时期，彭城、临水地处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京师邺城西郊的名胜之地。陶冶技术也趋于成熟，已经烧制出了青瓷和化妆白瓷，完成了由陶向瓷的飞跃。在过去的考古调查中曾发现临水窑窑址，出土百余件青瓷碗，这些器物有一半以上开始在口部施用白化妆土，上罩以青黄色透明釉，化妆部分显现出黄白色，这是磁州窑釉陶向化妆白瓷过渡的初级阶段。1975年又在临水发现了一处唐代古窑址及化妆白瓷器残片。说明此时磁州窑化妆白瓷的烧制已经步入成熟时期，窑器也由支烧改为笼(匣钵)钵装烧。
到了宋代，磁州窑开始步入兴盛时期。磁州窑是宋代北方民间瓷器的典范，无论在造型或装饰上都着眼于实用、美观和经济。在长期的陶与瓷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风格与特征(即白化妆技法)，多用统一的造型、独特的装饰技艺构成了磁州窑产品的风格体貌，体现出地方特点、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它的产品多是日常生活必须的盘、碗、罐、瓶、盆、盒之类的用具，线条流利、自由奔放，表现出民间艺术所共有的豪放朴实的风格。宋代的磁州窑汲取题材广泛，形成多样，寓意丰富。并将陶瓷技艺和美术揉融在一起，将陶瓷器物提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在磁州窑的诸多品种中，尤以白地黑花(铁锈花)、刻划花、窑变黑釉最为著名。它的装饰技法突破了当时流行的五大名(官)窑(汝、官、钧、哥、定)的单色釉局限，运用了数十种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磁州窑的匠师们吸收了传统的水墨画和书法艺术的技法，创造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地黑绘装饰艺术，开启了我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它那一气呵成的娴熟画艺，令许多艺术大师叹为观止。磁州窑由于目前的存世量很少，所以它的历代产品都成为国内外珍惜的藏品。
金代磁州窑的装饰风格趋于简化。
到了元代，彭城地区的磁州窑又掀起了一个制瓷高潮，除继承宋金时期传统品种外，又扩大了生产规模，大型器物的生产也增多。产品趋向厚重，器型硕大、圆浑，纹饰主要有云龙、云风、云雁和鱼藻纹等。1973年，在彭城大路沟曾出土有“大元国至元三年……”的石制碾槽，并出土了很多元代典型的鱼藻盆残片。其型制、装饰风格与北京元大都出土的鱼藻盆极为相似。近年来，在彭城的旧城改造中更是大批量、大规模地发现和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元代瓷器、瓷片。
明代彭城磁州窑仍保持着相当大的产量，并在彭城设置了官窑，在磁州南关设立了存放官家酒坛的仓库——“官坛厂”，以备顺滏阳河舟运入京。彭城作为磁州窑的中心，也随之而成为北方瓷都。
清朝初期，彭城磁州窑又进入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窑场增多，窑型改大，品种增多，产量增大，日用瓷覆盖民间市场。《磁州志》记载，“彭城滏源里居民善陶缸之属，舟车络绎，售于他郡”。民间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清未由于“洋瓷”的大批调入，致使磁州窑生产下降，品种锐减，传统的艺术风格渐趋没落，彭城镇仅剩缸磁窑130等座，瓷业工人千余名。
三、磁州窑瓷器的胎釉
磁州窑的胎体使用的是当地一种比较特殊的高岭土，结构较疏松，淘炼不细，颗粒粗，常有未烧透的孔隙和铁质斑点，含铝量较高，另外原料中含量铁、钛等着色杂质高，胎色呈灰白或灰褐色。主要有青土、白碱、缸土、笼土、黄土(黑药土)、紫木节、紫砂土、耐火粘土、水冶长石等。磁州窑瓷器的胎质有两种，一是胎质坚细，呈灰白色。另一种是胎质粗松，呈红褐色。器物拿在手里感觉不是很重，而民国及近代仿品普遍是坚硬偏厚重。磁州窑的制坯技艺也丰富多样，有雕塑、拉坯、盘条、印坯等技法。
磁州窑还往往使用化妆土施加在胎的表面，化妆土最早为白色优质瓷土制成的泥浆，是为了适应粗瓷细作，掩饰胎体表面的凹凸不平，从而提高瓷器的外观质量和釉的白度及光亮度。后又出现了有色化妆土。从馆藏陶瓷枕来看，白釉黑花卧女枕，其赭黄色衣衫即施了一层赭黄色化妆土，上绘黑花，再施透明釉烧制而成。白釉剔花婴戏莲纹枕是在较厚的化妆土上进行剔刻，再剔去纹饰外的化妆土，亦是化妆土艺术的变化。珍珠地划花枕，亦先施较厚的白色化妆土，经刻划纹饰、戳印珍珠地后，又在纹饰内着一层色粉，(有的不着色粉)用力蹭擦，使花纹、珍珠地的凹处着满色粉，施釉烧好之后，纹饰内呈褐红色，非常漂亮。磁州窑巧妙利用化妆土，达到了不同的艺术效果，使化妆土成为一种装饰艺术，并达到了高超的水平。
烧制方法，多采用匣钵装烧，烧成温度在1250℃左右。器内一般多挂釉。碗、盘一类采用叠烧法，器内留有五个条形支烧痕。瓶、罐的圈足及枕的底部往往露胎无釉。白釉多是白中泛黄的奶白色，具有象牙白的质感，釉层也不是很厚，没有肥润感及垂釉现象，不太透明匀净，釉面光泽感不是很强，常见有细碎开片。这时期还烧造黑釉、绿釉、黄釉、酱釉及孔雀蓝釉、红釉、三彩。另外在白瓷基础上烧出釉下彩绘，如：白釉绿斑、白釉褐斑、白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下黑彩划花、白釉釉下划花填绿彩、白釉釉下酱彩、白釉釉下酱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白釉红绿彩、白釉红绿黄黑彩等。
四、磁州窑瓷器的造型
宋代磁州窑瓷器的产量很大，造型也十分丰富，主要生产民间日常用瓷，还有少量的文具、玩具、娱乐用品及各种瓷塑等。常见的器型有：各式的盘、碗、碟、盏、盏托、渣斗、瓶(玉壶春瓶、梅瓶、花口瓶、卷口瓶、瓜棱瓶、多管瓶)、壶、罐、钵、洗、盆、缸、水盂、笔洗、砚滴、镇纸、炉、香薰、唾盂、灯、盖盒，仿古铜器式样的樽、奁等，尤以多种多样的瓷枕最具代表性。瓷枕始见于隋代，最初只是用于陪葬，唐代多为医用脉枕，式样上体轻形小，入宋以后大量生产，形体变大。人们逐渐认识到瓷枕具有清凉去热的物理特性，从而开始把它做为驱火明目，延年益寿的理想夏令寝具。磁州窑即有长方形、腰圆形、如意头形、花瓣形、鸡心形、六角形、八方形、银锭形、虎形、人形等瓷枕，品种繁多，形式新颖别致，侧重实用性。磁州窑最突出特点是淳朴、粗犷，大件器皿豪放雄伟，神态端庄古朴，有气魄。小件器皿制作精美，盘、碗、碟类注重灵巧实用，形体比例，轻重适度，线条干净利落，造型与装饰能够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
五、磁州窑瓷器的纹饰
磁州窑的装饰手法主要是釉下彩绘，即用毛笔醮釉料在胎体上绘制花纹。这时期的纹饰题材不拘一格，具有特殊的美感和鲜明的时代性，大部分是来源于民间生活，取材于自然界中的植物、动物和人物故事，生动亲切，情趣浓郁而富有幽默感，表现了当时人民群众传统的审美观念。布局上以传统的中国画写意手法结合图案变化特点，画面既简洁又生动。同时还借鉴其它姐妹艺术的有益经验来丰富自身的装饰，尤其是金银器、漆器和织绣工艺对磁州窑的彩绘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花卉纹行笔舒畅流利，花形描绘普遍肥大饱满，活泼多姿，具有典型的民间艺术风格。动物纹、人物纹及常见的婴戏图纹画意格调清新，平易近人，突出神情描绘，生动传神，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如马戏、熊戏、童子钓鱼、池塘赶鸭，踢蹴球等，线条流畅，风格豪放，情趣盎然。
磁州窑还大量题写诗文做器物的装饰，这种装饰风格最初始于唐代长沙窑，而磁州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其书写方法无一定规格，非常随意。诗词多出自当时文人之笔，常见有“满庭芳”、“朝天子”、“普天乐”、“阮郎归”等，同时还有民谚俚曲，规劝箴言，处世哲学、吉祥语等。如：“天下太平”，“众中少语、无事早归”、“有客问浮世，无言指落花”、“孤馆雨留人”、“国家永安”、“镇宅大吉”、“利市大吉”、“天地大吉”、“长命枕”、“牛羊千口”、“天地大吉一日无事深谢”、“贫居闹市无相识，富住深山有远亲”、“风吹前院竹，雨折后院花”、“清风细雨，黄花绿叶”、“清吉美酒，醉乡酒海”、“甜香味美最为善”、“红花满院”、“道德清净”、“风花雪月”等。上述题句多写在各种瓷枕上，完全采用民间白话语言，既增加了民间文化气息，又具有吉祥之意，故深受百姓喜爱。
六、磁州窑瓷器的款识
磁州窑瓷器题写年款的不多，目前仅见到两件，一件是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白地黑花长方虎纹枕，枕面一侧题“明道元年(1023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另一件在英国，枕面刻“家国永安”四字，左书“熙宁四年”(1071年)。大多数是在枕的底部刻制瓷作坊的标记，如“张家造”、“赵家造”、“王家造”、“刘家造”、“申家造”、“张大家枕”、“李家枕”、“滏阳陈家造”等。
七、磁州窑瓷器的传承意义
磁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独特贡献有两点：其一是白地黑褐彩绘，把传统的书画艺术与制瓷工艺结合在一起;其二是把诗词、谚语、警句和文学作品作为纹饰，这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现藏于广州博物馆的北宋磁州窑“枕赋”铭长方形枕，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元磁州窑白地赫彩西游记方型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磁州窑的制品构图严谨，典雅古朴，形象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展现了宋元时期的社会风俗，为研究这个时期的民间绘画等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八、磁州窑瓷器的鉴别
磁州窑是一个范围比较大的指称，涉及南北许多窑口。狭义的磁州窑瓷器(以峰峰彭城镇和磁县观台镇为中心的诸多老窑址)的鉴别有几点要特别注意：
(一)关于化妆土。
宋金时期磁州窑瓷器的瓷胎练泥还不够精细，较为粗糙，加之当地土质不像高岭土那样纯白，因此，比较讲究的作品一般要在瓷胎外加上一层稍加提纯细练的化妆土，然后在化妆土上进行作画或书法。由于加了一层化妆土，其在烧制过程中因膨胀系数不同会导致化妆土外的釉层的表面产生裂隙。经过近千年的潮湿、干燥的变化或者运输使用过程中的碰撞，很多瓷器会出现脱釉的现象。因此，通过脱釉以及脱釉后裸露的化妆土层的新旧来判断一件磁州窑瓷器的新旧应该是比较准确。应该说，真正宋金时期的磁州窑瓷器(尤指那些经过精心烧制的精品)，脱釉是很正常的，不脱釉反倒奇怪。
(二)关于画工。
磁州窑是中国老窑口中民窑的代表，其产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市井风情。其绘画或书法风格往往粗犷豪放，洒脱不羁。但洒脱不等于随意、孱弱。一件瓷器从练泥、做胎到施釉、绘画及至最后烧成，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过程。即便是民窑产品，为了使做出来的东西像样、有市场，在绘画的时候，工匠还是相当用心的，而且他画或者写的都是日复一日练得纯熟的内容，都有着一定的功力。而新仿的磁州窑瓷器往往为了追求民窑特点，过于随意，常常故意画的散乱，人为夸张，而书法也常常孱弱无力，章法松散，露了破绽。
(三)关于存世量。
相对于宋代五大官窑，磁州窑瓷器因为大多是为百姓日常生活而作的器皿，肯定产量很大，且流传到今天的数量也要多得多。但另一方面来讲，毕竟也经过了近千年的世事变迁，尤其是十年动荡，极易破碎的瓷器能保留到今天也是很不容易的，也不至于多到到处都有磁州窑老器。因此，发现一件品相很好、器形完整且不脱釉的宋金磁州窑瓷器时要特别注意。
现代工业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工业化的加速，数千年的陶文化如何对接现代工业文明？中国陶瓷产业如何提升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现代工业品如何传承与创新才能增加产品、品牌的文化厚度和内涵？
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产业界做了很多的探索，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梅文鼎先生在结合佛山建陶工业最新发展态势以及对数千年陶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现摘录其中部分要点，或许对佛山陶瓷产业提升发展有所启迪。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梅文鼎
当我走进东鹏陶瓷生活体验馆的时候，见到建筑设计师以最新的产品精心营造的、带示范性且引人入胜的各类型生活空间，我想这必能触发人们重新构筑自我环境的欲望。其中特别引起我关注的是东鹏产品质感和肌理的淡雅与古朴，它脱尽昔日墙地砖的浮华和刺眼的亮丽，体现了后工业时代人们对重返自然的渴望与追求。
工业化推动艺术生活化
十五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把文化艺术向人文性领域推进，随后“工业革命”所导致科学的进步更利于文化艺术的日新月异；对近代艺术有深远影响的毕加索更把现代艺术的追求融合到陶瓷艺术的领域之中，开发了“现代陶艺”的概念，于是陶艺家们不断在作品中追求“质感”与“肌理”，向往陶瓷艺术的“根”。这种寻根的趋向自然追溯到我国宋代汝、定、官、哥、钧等名窑，其中亦包括石湾窑的粗陶器。
石湾窑的含砂陶土与高温柴烧的烟熏效果更是陶艺家们梦寐以求的韵味。陶艺是单件的艺术品不可能人人皆可拥有，如何把这种艺术氛围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普及到人们的每个生活领域便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目标，其中“仿古砖”便是由现代陶艺衍生出来的工业制品，它在光洁无瑕的工业制品所充斥的现代社会里赋予人们难得的重返自然的感觉。
技艺好更要视野阔
俗称“石湾公仔”的石湾陶塑技艺，被我国认可为首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如何把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我们今日的物质文化财富，便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的传承并不是沿袭古人的一切，而是在前人的文化追求的指引下加以弘扬和发展。
石湾陶艺有几个鲜明的特征：古雅朴拙的形式、应物像形的形象、独特的胎和釉、生动传神的形态……这些特征如何转化和延伸到墙地砖、洁具等工业产品之中呢？
目前在佛山建筑陶瓷、卫生洁具中，已经淘汰了昔日浮光亮丽的模式，以材料的质感和肌理塑造出古雅朴拙的形象给人以返璞归真的自然风貌，在这方面已经与石湾陶艺有所*拢
传承应弃形式重神韵
石湾窑一向使用的是当地含铁和岗砂的陶土，以独特的胎质建立了自己的形象，石湾窑昔日以草木灰陶釉仿北宋各大名窑的釉色，在仿的过程中取得了青出于蓝的成就，今天我们淘汰了光滑亮丽并非告别了釉，新的造型、新的功能同样要配合新的釉色，无光釉、哑光釉……不也是釉吗！
石湾公仔的确是生动传神的，东晋时顾恺之（345～406）曾说过：“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句话过去曾被局限性地理解为传神要*眼睛来表达。当然，眼神是神态表达的一种要素，但也并非是惟一的因素，例如花瓶是没有眼睛的，但人们在评价花瓶的造型时会说：“这个花瓶很挺拔，这个花瓶很刚毅，这个花瓶很婀娜……这就说明了瓶子也存在“神”的因素。我们为何不可以给墙地砖、洁具等建筑材料赋予高雅的神韵呢！
在墙地砖、洁具等新的陶瓷领域，石湾陶塑技艺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启发与参考。直接的移植、牵强的嫁接是于事无补的。古语有云：“温故知新”，东鹏陶瓷等企业要传承石湾窑五千年的陶瓷文化正是在新的基础上寻找创新的根源和依据。
元青花的四大谜
元青花之谜—蓝色纹饰
青花的创烧有宋代创烧说和唐代创烧说，但都不是景德镇青花，与景德镇没有传承关系，也没有因果关系。而且到目前为止，几乎未见完整器，都是一些残片，这些残片的胎质跟景德镇的胎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不能认为所谓的唐青花、宋青花跟元青花有什么直接关系。
元青花有很多谜。第一个谜就是它为什么是蓝色的。首先，蒙古人尚白尚蓝，是受波斯文化的影响。波斯的工艺提倡繁缛，与宋的追求完全不一样。蒙古当时跟西域的关系密切，在13世纪初，由于成吉思汗异军突起，他和他的继承者多次征服了中亚、西亚，打通了中西文化交通的要道。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崇尚伊斯兰文化的突厥人涌入中国，其中包括工匠、天文学家、医学家等，带来了西域的文化。
元朝建立以后，又有大批穆斯林知识分子、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元代的各类文献中，都将这种东来的穆斯林统称为“回回人”。历史上伊斯兰国家的贸易能力都非常强，愿意跟其他地区进行贸易。自从灭了“回回”以后，把工匠、器械都带回来，就慢慢发达了。
蓝色是伊斯兰文化的主色调，今天去中东我们依然可以看见到处都是以蓝色为主的建筑。
元青花之谜—突然成熟
第二个谜就是它没有初创期，没有萌芽期，一出来就是一棵参天大树，没有小苗。过去任何一个窑口的发展脉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元青花则不然，你看见的时候，就不是襁褓中的婴儿，而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这有多种解释。有的说元青花不是元代早期出现的，而是出现于元代的中晚期，受波斯的影响，原材料和工艺都是从波斯输入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元代以后，大量北方工匠南迁。北方工匠绘画能力都比较强，比如磁州窑就是以绘画为主。工匠到了南方景德镇驻扎下来，在景德镇这么漂亮的瓷胎上重新开始作画，就跟一个画家到另外一个地方画画似的，只不过就是换了纸，换了颜料而已，技艺上没有什么区别。元青花的这种突然成熟，至今从学术角度上讲，还有很多问题尚待研究。
元青花之谜—题材众多
第三个谜是元青花为什么题材众多。元青花跟其他瓷器的题材表现不一样，它的题材尤其多，有花卉、鱼藻、翎毛走兽、龙凤、人物，什么都画。元青花早期的题材大致都是花卉、翎毛走兽、龙凤，后期出现了大量戏剧故事，画人物。
后期画人物的第一个原因是元青花受元曲和小说的影响，愿意画情节。第二个原因是在元朝后期，朱元璋没拿下江山之前，长时间驻扎于景德镇。他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应该有过影响，由于他的关注人物纹的作品开始逐渐增多。
元青花之谜——造型硕大
第四个谜就是元青花大器特别多，大盘、大罐、大瓶。土耳其托布卡比宫里有元青花大件瓷器几十件，都是中国当时出口的。
元青花大器多有一个原因，就是跟蒙古人的性格有关。蒙古人性格粗犷，不拘小节。比如江西高安出土的元青花当中有一个把杯。所谓“把杯”，就是高足杯，喝酒用的，下面的足可以用手攥着。为什么做成这样呢？因为元人是马上民族，他骑在马上，一只手腾出来就可以攥住这个杯子。“欲饮琵琶马上催”，就是这个感觉。高安出土的这个把杯，上面写着两句诗，非常有意思：“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我能活一百年，一年三百六十天，我天天喝醉一场，也无非是三万六千场，人生苦短啊。我们说过，元代开始就有蒸馏酒了，度数开始提高了，但就用这杯子，要喝蒸馏酒也够呛。
高安当时还出土了六个带盖的梅瓶，梅瓶也是装酒的，每个瓶子底下都有一个字，写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古代说的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掌握这六艺，你就是一个全才，在今天的社会也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周礼·保氏》就有这样的说法：“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高安出土的六个梅瓶全部带盖。底下六个字，盖上六个字，互相都是对应的。当时可能就是为了配套，底是“礼”字，就拿写“礼”的盖扣上。江西高安出土的元青花瓷器，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批出土元青花，每个都精美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