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州窑概况
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也是著名的民间瓷窑，窑址在今河北邯郸磁县的观台镇与彭城镇一带，磁县宋代属磁州，故名。据考察，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并达到鼎盛，南宋、辽金元、明清仍继续烧制，烧造历史悠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流传下来的遗物也多。
磁州窑的器型和纹饰为民间所喜闻乐见，影响范围较广，发展迅速。北方各地纷纷仿制，中心窑场以邯郸市的观台镇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磁州窑体系，主要分布在河南鹤壁集窑，修武当阳峪窑，禹县的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霍县窑，山东淄博窑，江西吉安吉州窑，福建泉州，四川广元等，都大量烧造与磁州窑风格相近似的瓷器。
风格独特的磁州窑瓷器，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融入本地特色，精细粗犷并存，豪放工致兼有，与同时期的五大名窑相比，有很大不同，其作品更具有浓厚的民间情趣，装饰形神兼备，别开生面，颇具北方特色。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于世，黑白对比，强烈鲜明，图案十分醒目，刻、划、剔、填彩兼用，并且创造性地将中国绘画的技法，以图案的构成形式，巧妙而生动地绘制在瓷器上，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它开创了我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有关宋代磁州窑瓷器的文献记载，宋代尚未见到，主要集中出现在明清两朝。明代初年有曹明仲的《格古要论》、王佐《新增格古要论》、谢肇制《五杂俎》、清初《磁州志》、《明会典》、朱琰《陶说》、兰浦《景德镇陶录》和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等书，磁州窑瓷器在造型、釉色、烧造地及工艺特色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和描述．
磁州窑瓷器的造型
宋代磁州窑瓷器的产量很大，造型也十分丰富，主要生产民间日常用瓷，还有少量的文具、玩具、娱乐用品及各种瓷塑等。常见的器型有：各式的盘、碗、碟、盏、盏托、渣斗、瓶（玉壶春瓶、梅瓶、花口瓶、卷口瓶、瓜棱瓶、多管瓶）、壶、罐、钵、洗、盆、缸、水盂、笔洗、砚滴、镇纸、炉、香薰、唾盂、灯、盖盒，仿古铜器
式样的樽、奁等，尤以多种多样的瓷枕最具代表性。瓷枕始见于隋代，最初只是用于陪葬，唐代多为医用脉枕，式样上体轻形小，入宋以后大量生产，形体变大。人们逐渐认识到瓷枕具有清凉去热的物理特性，从而开始把它做为驱火明目，
延年益寿的理想夏令寝具。磁州窑即有长方形、腰圆形、如意头形、花瓣形、鸡心形、六角形、八方形、银锭形、虎形、人形等瓷枕，品种繁多，形式新颖别致，侧重实用性。磁州窑最突出特点是淳朴、粗犷，大件器皿豪放雄伟，神态端庄古朴，有气魄。小件器皿制作精美，盘、碗、碟类注重灵巧实用，形体比例，轻重适度，线条干净利落，造型与装饰能够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
延伸阅读
元代瓷器之青花概况
著名的元青花有几次出土概况。一次是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了一批瓷器，总共有11件，其中有6件元青花，件件是国宝。第二次比较重要的大规模出土是1983年，江西高安的窖藏，有18件元青花，包括“六艺”梅瓶，是迄今为止元青花最大的一次发现。当时对瓷器的认知还不是那么深刻，元青花出土后没有立刻受到重视，没想到它是一个轰动世界的发现。再有就是解放初期，南京沐英墓里出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元青花。沐英是明朝大将，他的墓里出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人物纹的元青花梅瓶，重要的国宝，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
元青花在全世界的博物馆里大概有几百件。比较多的地方是土耳其的托布卡比宫，有大量元青花，精美至极，都是当年作为礼品或者商品运至托布卡比宫的，至今都在那里。元青花工艺品的特点与我们想象的有一点不同，它是模制，所以八方瓶、六方瓶、扁壶特别多。为什么要模制呢？首先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事先把模子做好，把胎压在里头成型，省事儿。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要用瓷器仿制波斯的金属器，拿瓷土直接捏成金属器的样子比较难，一定要有模子，有标准。比如首都博物馆藏的元青花凤首扁壶，完全是一个金属壶的样子。
元青花上多画牡丹。牡丹是少数民族最推崇的花卉，在辽、金、西夏、元代瓷器中，都被大量绘制。它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的，就是它代表了富贵，都是知道富贵花，再有一个少数民族它她们的心胸都比较开阔，所以他对那种小型的花卉都不那么感兴趣，所以少数民族喜欢牡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跟他的生存环境和状况有关。
元青花被社会关注就是近些年的事，研究它不过才五十多年的时间。当研究成果公布于世，全世界公认元青花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创造时，社会才给予关注。清朝初年，人们都认为青花瓷是明朝永宣时期的，后来才发现有相当一批东西早于明朝，元朝就有了，尤其见到了至正型元青花大瓶。
成化时期瓷器概况
明中期的成化皇帝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人。而永宣时期，从人物到事物，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强烈状态。所谓物极必反，到了成化皇帝时，他对强烈的东西就不感兴趣了，反而对疏淡、柔弱的东西感兴趣。这一点也影响到瓷器。成化青花的表现形式就很柔弱，这种柔弱不是很容易理解，需要长时间去体味。
成化青花已经不使苏麻离青了，使平等青。平等青是国产料，我们自己有的青料。平等青的名称来历不详，有人认为跟宗教有关。平等青也叫陂塘青，陂塘是地名，就在江西省。平等青是一种很淡的青色，很适用于画那种疏淡的花草，画出来都比较柔弱。客观上说，成化时期找到了平等青，找到了符合皇帝审美的替代物，用平等青去画青花瓷器，摆脱了苏麻离青的浓艳。皇帝喜欢，这是最重要的。由于色淡，平等青不适于强调渲染的效果，它强调平涂，强调线条。
过去说“成化无大器”，就是成化时期，陶瓷器件没有大件的，这个定义基本准确。成化官窑的大器确实非常少，很罕见。民窑里还稍微多一点。这一点跟成化本人的态度和心理状态有关，他可能不喜欢大器，不喜欢屋里摆着大东西，觉得小一点摆着好看，心里安全。
古代炊器瓷器鼎概况
鼎是中国古代炊器，其形状大多为圆腹、两耳、三足，北方出土的陶瓷鼎大多有盖，南方出土的大多无盖。新石器时代流行陶鼎做炊具，在中国许多著名的古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器身形状主要有兽首形、峰耳形、釜形、盘形、罐形、壶形、钵形、盆形、盂形等；三足的式样主要为圆柱形、半圆柱形、长方形、鱼鳍形、圆锥形、扁三角形等；两耳的造型有高与矮、直立与外撇、方形与圆形等差别。商周时期盛行青铜鼎，被奴隶主贵族用作“别上下，明贵贱”的礼器和权力的象征。东周至汉代，南方制瓷业发达，用陶瓷器随葬之风盛行，于是人们多仿青铜鼎烧制瓷器鼎，作为明器随葬。后世烧制的瓷器鼎多作为陈设观赏器之用。
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瓷器鼎生产的全盛时期为东周至汉代。东周时期的原始瓷器鼎，主要出现在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境内；春秋时出现了竖耳、浅腹、圆锥形足的瓷器鼎，完全模仿青铜器；秦至西汉初期的墓葬中，常见有以瓷器鼎、盒、壶组合的随葬品；至西汉中期，瓷器鼎、盒的数量明显减少，器型也有一些变化；到了西汉晚期以后，鼎与盒等仿青铜礼器逐渐挺烧；而罐、壶、盘、碗、钫、奁、洗、盆、勺、等日常生活瓷器急剧增多，同时出现了屋、仓、猪栏、羊舍与牛、马、犬、鸡、人俑、等原始青瓷明器和瓷塑，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生活习俗的深刻变化。
元代卵白釉瓷概况及和元代其他陶瓷对比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时间短暂，但在中国陶瓷史上却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当时有许多优秀陶瓷品种，元卵白釉瓷、青花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元青花瓷在上世纪前期还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中后期已逐渐被世人重视，成为古陶瓷学术界议论的热点。目前已陆续有不少研究成果和介绍材料问世。但是，卵白釉瓷（枢府瓷）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马未都先生说：“近些年来似乎有些失宠”，确是如此。笔者有缘，多次采集到卵白釉瓷标本，并收藏了少量卵白釉器物，对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经长期欣赏、揣摸并学习了一些文献、资料，深感对元卵白釉瓷有进一探讨的必要，也盼望我国古陶瓷学术界像对待元青花瓷一样对它更多的关心，使这一国之瑰宝得到世人应有的认识和评价。不久前李知宴先生在《中国陶瓷研究》上发表了《论枢府釉瓷器》一文，对元卵白釉瓷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拜读后获益匪浅。受李先生的启发，笔者将前几年所写有关粗陋文字，进一步整理，在学刊发表，以求教于李先生和有关方家。
一、卵白釉瓷的正名
元代文献中尚未见到有关卵白釉瓷的称谓，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提到“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成书于明嘉靖年，吕震等编撰的《宣得鼎彝谱》卷八赐内府道扬及天下名山宫观法盏炉条有：“仿元朝枢府窑款式。”其后一条又称“仿枢府瓷款式。”可见明代已有枢府窑、枢府瓷的说法。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明确指出：“长期以来把元代的卵白釉瓷统称为枢府器是不恰当的。但为了照顾历史上的习惯称呼，仍认为以称这类卵白釉瓷为枢府瓷比较妥当。”我们认为在当时出土及传世卵白釉瓷器、标本有限的情况下，这样实事求是地暂时定名是无可非议的。但时至今日，景德镇已正式进行了窑址发掘，许多元卵白釉器物及标本问世，特别是某些新发现的署款卵白釉瓷标本的发现，似乎已绝对难以维系那种历史上以偏概全的称呼了。笔者赞同上博陆明华先生的意见：“对这样的称谓，……值得予以纠正。”这里就本人所接触到的一些新标本及有关瓷器就枢府瓷正名为元卵白釉瓷作如下论正、补充：
1.元代景德镇所出名瓷除枢府瓷外尚有青花、釉里红、红釉、兰釉、孔雀兰釉、彩釉等，它们均以装饰、釉色的特征而定名，正名为卵白釉瓷与它们可以谐调统一。
2.枢府瓷带有一定的官窑瓷或官办瓷意味，实际上大部分卵白釉瓷都是民用瓷。卵白釉瓷能涵盖枢府款瓷，而枢府款瓷决难涵盖全部卵白釉瓷。估计将来还会有卵白釉官窑瓷及卵白釉民用瓷之分。“枢府官窑瓷”已不恰当（它仅是一部分官府用瓷）；“枢府民用瓷”更是自相矛盾的笑话。
3.从新出土和已知的传世卵白釉器物来看已远远超出“枢府”款，除已问世的“太禧”、“昌江”、“东府”等外，江西省文物考古所1999年在景德镇湖田发掘卵白釉瓷窑址时，出土了带“玉”字署款的卵白釉高足杯残器。在扬州发现了“宪台公用”青花款卵白釉碗底。笔者1989年出差安徽宣城时也曾采集到“玉”字款双龙卵白釉高足杯，残留碗的大部及柄的全部。不久后（1990年）张浦生、李广宁两位先生来寒舍时曾亲自目睹过此标本，当时他们对其造型及釉质颇为赞赏，但因过目瓷片较多，笔者未及详加介绍署款，故那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次年又在宣城采集到署有“宪台公×”久完整的字款碗底，后来见王晓莲女士文章，才知另一字为“用”字，则款意自明。元宪台即御史台，为元中央政权三大机构之一。问题是其他用器物何以会在扬州、宣城出现。元代除中央机构设御史台外，在江南、陕西诸道还设有行御史台。京都御史台称内台，行御史台称外台，其官品秩与内台相同。扬州曾为江南行御史台驻地；宣城为江南道宁国路驻地，设有行御史台隶属的肃政廉访司，宣城之器当为廉访司公用器物。该标本采自宣城梅文鼎纪念馆工地，该处恰为历代官衙所在。除上述标本外笔者还采集到署釉里红“李”卵白釉碗底瓷片一枚，其书法为“松雪体”，工艺为元无疑。
4.从新的发掘报导看，卵白釉器并非一处窑址专烧，据景德镇镇古陶瓷研究部门提供的资料：刘家坞、南河北岸、市区落马桥、珠山附近均有卵白釉瓷发现。
有的地方器物有枢府款，而大部分没有枢府款，有枢府款的窑址也未必可以称为枢府窑。刘家坞烧枢府款瓷，但它大量的还是烧影青瓷及青花瓷，甚至黑釉粗瓷，如果把刘家坞窑址称为枢府窑也是不恰当的。既然尚没有一处专烧枢府瓷的窑口，因此也就不存在枢府窑，刘家坞有枢府款的卵白釉瓷只是湖田窑在元代兼烧的器物，按道理仍属湖田窑。所以我们不必专称枢府窑或枢府釉而应并入卵白釉瓷一类，称它为“卵白釉瓷”。如果将来能够确认卵白釉瓷中有地道的供宫廷使用的官窑瓷，可以称那一部分为卵白釉官窑烧，但枢府尚不能称官窑瓷。
5.历史上的命名，今人未必要与之强行一致。如宣德红釉器，明清时曾称宝石红、祭红、积红等多种名称现在已统称之为宣德红釉。随着时间的推进，面世文物的增多和人们视野的扩大，以新的认识为依据，实事求是地予以适当命名，才是比较科学的。
二、元卵白釉瓷的胎、釉特征
人们常说：“元卵白釉瓷（枢府瓷）胎体厚重，釉呈失透”，事实不尽然。笔者观察了大量元卵白釉瓷器及其标本，恰恰认为这样地卵白釉瓷胎釉的评价是不公正、不准确的。
（一）元卵白釉瓷的胎质
元卵白釉瓷的胎体较宋影青瓷确普遍厚一些，但与元影青瓷则较接近，与其它一些窑口的瓷器，如与唐、五代越窑、宋五大名窑的哥窑、钧窑以及宋元龙泉窑瓷等相比其胎并不算厚重。不少的卵白釉瓷器，如高足杯，其杯壁都比较细薄，笔者采集的高足杯壁上部薄得透亮。即使是凤纹、芦雁纹一类大碗和一部分折腰碗的上部也较精细，薄厚适当。只是有些民用粗瓷胎较厚，但它不是存世卵白釉器的主流。1980年江西高安出土的窖藏元瓷中的九件卵白釉印花五爪龙高足杯也是“胎骨极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常见的枢府款或无款的类似盘盏可能多为军事部门人员使用，较其他铭文及类型的器物略厚实，过去见到的此种器物较多，曾将其视为整个卵白釉瓷器的代表胎质，实际上也有一部份较精细的。不论那种都较越器、龙泉、哥窑器、钧窑器薄得多。所以笔者意见，评价卵白釉瓷胎质对不宜用厚重的字眼，可否用“胎质坚白，较为致密，”最多指出其胎一般较宋影青瓷厚，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望是卵白釉瓷胎质较一般元代瓷器的胎质细纯，几乎没有多少杂质，故鉴定元瓷常依据的胎中有类似“芝麻点”的杂质和裂隙，对卵白釉瓷基本上不适用。这可能是卵白釉瓷特别讲究追求“白”的效果而注意胎质的缘故。
（二）卵白釉瓷的釉质。
元卵白釉瓷的釉质并不尽是失透状的，据笔者观察，除一部分印花小盘盏（含有枢府款者）及某些大碗呈半失透状外，大量的印花大盘、折腰碗、高足杯等都比较莹润，有的甚至接近汝瓷、宋官窑瓷的莹润度，估计都是为了追求“玉”的效果，失透者（木光）达不到此效果。傅振伦先生对故宫所藏太禧盘的赞誉是：“胎质细腻，洁白坚实，釉色莹润，如羊胎美玉。”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它代表了所有精细的，甚至存世大部分元卵白釉瓷的客观情况。但是人们长期以来却总是把“失透”概括为卵白釉质的描述，这是非常片面的。有时还把卵白釉瓷所固有的莹润特征说成是过度性的，特殊性的，或介于卵白与影青瓷间模棱两可的。似乎只有失透状者才是标准器，这不成了“取粗弃精”，把事物的主要本质颠倒了么。1999年江西考古所在湖田窑址发掘出的一批“玉”字款卵白釉高足杯介绍说：“无论在装饰题材与制作工艺上都比内有枢府款字者要讲究、精致。”上述在宣城所采集的元卵白釉印花双龙纹“玉”款式高足杯也是釉质莹润、制作精良。笔者采集的云凤纹卵白釉无款碗残片；在湖田窑区公路边沟拾到的枢府款类中号盘底；在合肥三考口工地采集的高足杯残柄釉质均细致 莹亮。在《中国陶瓷全集》元中所介绍的38例卵白釉器物，其中对28件作了釉质评价。莹润、柔润、亮润者达17件之多。实际上有的评为失透者可能受习惯影响，从图像看仍较莹润。笔者采集了数十片卵白釉瓷片，失透者尚不足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上博所藏任氏墓出土的元卵白釉龙纹高足杯则釉失透较重，已无莹润可言。那是一个特例，可能是长期处于潮湿的墓内，光泽已退，但其造型、纹饰仍保持了精品的原貌。
三、官窑卵白釉瓷问题
官窑概念看去似较清楚，如明清官窑（实指宫廷用瓷），但又不甚明了。人们常把明以前器物上有“官”字或有官府款者都视之为官窑，这样容易造成标准的混乱。笔者意见，官窑瓷应该有一个统一概念，官窑的范畴定得不宜太宽，笔者曾收集到景德镇产“官用供器”款元釉里红瓷片一枚，但瓷质粗糙，据说可能是最低级的烧陶“官”，供窑神所用之器，难道这种器物也能称“官窑器”吗？所以还是像明清瓷的标准那样，朝廷专用窑场生产的御用瓷才能称为“官窑瓷”。
如按上述标准，目前在元卵白釉瓷中尚难确定那里是卵白釉瓷官窑窑场，那些是卵白釉官窑瓷器。元卵白釉“太禧”款盘为元内廷太禧宗禋院祭器，应是官窑器，但尚不知景德镇何处窑口所烧。其他署款均为元政府机构或个人定烧之物，尚难称为真正意义的官窑器（包括枢府款器），“五爪龙”纹饰者有可能是宫廷用具，但从高安窖藏、青浦任氏墓、杭州储运公司窖藏来看，不排除消退时有时尚未有“臣民不得用双角五爪龙”纹饰的规定，或对皇帝的禁令贯彻不力，因而有可能仍属民用瓷。据观察“五爪龙”器较同类大小的器物未必精细，说明使用者身份无多大区别。就笔者所见器物，如任氏墓高足杯，笔者收藏之高足杯残器，前者五爪龙，后者四爪龙，从釉色、胎体厚薄看，似乎后者还优于前者。但是上述“太禧”款盘和《元史》祭器篇有“中统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始初，始造新器于浙江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的记载（浮梁州隶属江浙行省），可知元廷在景德镇设官窑烧祭器是可能的。笔者曾采集到卵白釉瓷大碗残底一枚，其工艺之规整在同类瓷中历来罕见。外壁下为划花仰莲纹，内壁为印花龙纹（龙爪不全，但能看出为五爪型），令人惊奇的是其内底有流畅的划花大风带如意纹。此纹饰在教材中列为洪武瓷特征，该器的整体纹饰与上博展示的永乐甜白釉大碗纹饰如出一辙。笔者尚收藏有相同的永乐碗底残片标本，相同纹饰的永乐釉里红碗底残片标本，只是元器另有自己的特征，如碗底厚实，外底面有旋纹，底足外端整齐地斜削一周，足根有火石红斑及少量砂粒。其底足厚达1厘米之多，底径达9厘米，恰为笔者所藏元卵白釉飞凤纹大碗底的两倍。其碗壁与凤纹碗相似，估计口径达35厘米以上。且釉色润亮匀净，胎白坚密。如此之大的碗具（像飞碗一样呈浅平斜坡状）及其造型特点当为祭器无疑。因永乐官窑甜白，釉里红器在纹饰上、风格上都与其一脉相承，该大碗应与明早期官窑同一窑场或同类窑场，为官窑卵白釉瓷的可能性很大。上述飞凤纹大碗制作亦十分精良，当为同一窑场之产品。笔者由此揣测景德镇一定有元官窑窑场，而且与明官窑窑址相近或一处，明官窑就是在元官窑窑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景德镇的古窑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元官窑窑址的面纱终将被揭开。
四、元卵白釉瓷与元青花瓷、红釉瓷、彩瓷
元卵白釉瓷由于色白而匀，器外多无纹饰，犹如白纸一张，故适宜“作画”，为青花、色釉、五彩提供了“用武”之地，促进了我国青花瓷、色釉瓷的发展和五彩瓷的出现。
内蒙窖藏出土的“青花龙纹高足杯”，鲜艳的青花色调和勇猛的行龙，令人惊叹，而更令笔者注意的是内壁的卵白釉印花龙纹。笔者见到的是橱内的展品，无法仔细观察。恰巧不久收集到了完全相同质量和造型的瓷片标本，经不断观察，把玩，确为高质量的卵白釉无疑。前述“宪台台×”青花瓷片，其内底亦为卵白釉印花纹饰。英·哈里加纳所著《东方青花瓷器》（叶文程等译）一书在第一章《青花瓷的起源》中认为：“高足杯也是属于最早的一类青花瓷器”。并列举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所收藏的模印纹中刻有“玉”字的青花高足杯，那恰是笔者所收藏的前述“玉”款卵白釉高足杯之发展物。笔者尚收集到元红釉高足杯瓷片标本，其外壁通体红釉（色调已较成熟），内壁为卵白釉印花龙纹。耿宝昌先生曾在《中国文物报》介绍他到的卵白釉五彩戗金龙纹玉壶春瓶，为“梦寐以求”的元五色花、戗金器，但因特殊原因，却“失之交臂”。笔者有幸在友人处见到有类似纹饰和制作工艺的五色戗金龙纹瓷片一方，其龙纹及云朵纹均立粉打底，龙身鳞纹戗金并绕以桔红绶带。云朵为白粉上填以殷红、正蓝、翠绿色，留出云朵的白色轮廓，呈层层叠叠，相互勾连之生动形态。龙纹及云朵均具有元代纹饰特征，唯底釉较一般卵白釉亮纯。其色调像一泓平静的春水，又像明净淡青的晴空。画面不大，约8厘米见方，但美不胜收，如为完整器物（可能为中型彩罐），将是何等的富丽堂皇。更可喜的是不久前上博斥巨瓷从香港购回了六件器物，据介绍也是在卵白釉上施以类似“立粉”工艺，实乃卵白釉瓷族中的奇珍！我赞成耿老的高见：“它的被发现将景德镇烧成五彩瓷的历史提前了约半个世纪之多，并首开珐琅彩之先河。”
综上所述，可见元卵白釉瓷所作之贡献之大矣！值得在中国陶瓷史上大书特书，值得古陶瓷学术界认真加以研究。但这不是说元卵白釉瓷是元青花、红釉瓷、彩瓷的惟一底釉之源，其他白釉瓷可能在某方面或早或迟也做出过贡献。如早期的一部分民用元青花，民用红绿彩瓷就不是以卵白釉为底制作的，成熟期至正型元青花器那微青色，细润的底釉与鲜艳的进口蓝料相结合把元青花瓷堆向了顶峰。
清朝恭王府内用瓷的历史文化及概况
恭王府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原为清朝贪官和鲜的居所。嘉庆四年（1799年），和鲜贪情败露被抄家并赐死，嘉庆帝遂将和宅赐予其弟——乾隆十七子永縕，成为庆亲王府。咸丰元年（1851年），奕被封恭亲王，1852年入住府中，改称恭王府。此后将近40多年，奕历经三起三落，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恭王府去世。
恭王府是北京城区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王府，目前全国第一座以清代王府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博物馆。恭王府博物馆正在恭王府原址上修建，其府邸的复原修缮、室内的原状陈设，都需要对王府文化深入细致地研究，其中王府使用瓷器的情况是研究的课题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作为府邸居所，恭亲王及其庞大的家族用于陈设、祭祀、生活的瓷器数量应不在少数，但由于历史的更迭、社会的动荡和瓷器本身的易碎性，可供参考的王府旧藏瓷器荡然无存，特别是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衰败的王府几易其主，一直到2003年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成立之时，在王府旧址上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参考的完整瓷器。四年来，经过恭王府文物研究人员不懈的努力，一些珍贵的历史信息逐渐浮出水面。
一本拍卖图录揭开王府陈设用瓷面纱
2003年恭王府研究人员注意到一本由日本仙台市东北大学富田升教授撰写的《清代皇室宝物的流出》专著，其中专题介绍了1912年一位名为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曾从恭王府通过小恭亲王溥伟掠夺性购买了除书画以外的536件恭王府文物，并于1913年分别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进行两次专场拍卖。
通过多方协助，恭王府研究人员前往日本大阪与山中定次郎第四代后裔山中让先生见面，他惠赠当年的拍卖图录《纽约1913年AAA恭亲王竞卖》。
这本图录在日本山中商会的档案室中保存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于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本有可靠的文字及图片记载恭王府流失文物的书籍，因此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通过这本图录，恭王府陈设用瓷的历史信息逐渐显露出来。
这本图录所记载的536件拍品包括青铜器、玉器、瓷器、牙雕、水晶、翡翠、宝石等清代宫廷艺术品。其中，瓷器的拍卖主要集中在1913年3月1日纽约艺术画廊举行的拍卖会上，共拍卖了133件。归纳瓷器的品种，白釉器物较多，共有35件，占瓷器总器数的26％，其中有宋代定窑系的白釉水盂、明初永乐官窑甜白碗、清雍正时期的景德镇官窑白釉文房用品、明清两代德化窑观音塑像及文房清供；青花五彩瓷器有35件，占总瓷器数量的26％，以明末清初的景德镇观音尊、棒槌瓶居多；在瓷器中还有63件康熙、雍正官窑生产的单色釉瓷器，有乌金、蓝釉、洒蓝描金、红釉、豇豆红、郎窑红、黄釉、天蓝釉、孔雀绿釉、金酱釉、珊瑚红、郎窑绿、苹果绿、茶叶末等十几个品种。
从图录看恭王府旧藏瓷器的年代跨度为宋至清；种类以景德镇明清官窑为主，兼有钧窑、定窑、哥窑等宋代名窑，还有少量的地方窑，如德化窑、法华瓷等品种。
这些瓷器造型精美，制作精良，而且每件都有原配的硬木底座，从器物造型及艺术价值分析，应为恭亲王府内殿堂和大书房的日常陈设之物。
山中商会1912年一举买下恭王府除书画外所有珍藏宝物后并未急于出手，而是在近一年后才在纽约进行了大规模的拍卖，也正是这次拍卖奠定了山中商会的霸主地位。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一书中，作者富田升记录了纽约拍卖会定价总额大约为27.6万余美元。他推测从购买到拍卖这一年的时间内，“通过店头乃至个别销售等，已经卖掉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付与拍卖了。若真是这样，拍卖正如字意，成了在库廉卖。”因此我们从这本拍卖图录中所看到的瓷器，可能只是恭王府原藏众多精品中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这本图录无疑是迄今为止最详实的有关恭王府用瓷的原始记录，从中可以窥见王府用瓷的规格和主人的审美兴趣。由此分析恭亲王时期恭王府的陈设用瓷均为历史名窑制品及清前期景德镇官窑制品，府主的审美观念偏重于素雅的单色釉。
修缮工地出土瓷片为研究恭王府生活用瓷提供依据
从1913年美国纽约拍卖图录中我们基本了解了恭王府收藏瓷器的种类、档次，但这些瓷器绝大部分都是属于陈设、文房、祭祀用具。那么，王府当时的生活用瓷又应该是什么档次？有哪些种类呢？
恭王府府邸中路的银安殿早于1925年烧毁，2006年进行遗址考察时，在原址东北侧出土了大量瓷片（图7-9）。这些瓷片中有宋代磁州窑系的黑釉、白地黑花、宋三彩、金元时期的北方粗瓷，更多的是明晚期青花瓷、清前期青花瓷及清晚期青花渣瓦窑粗瓷等，总体上民窑粗器为主，兼有少数的清代前期官窑瓷器碎片。釉色以青花为主，兼有少量粉彩、五彩、单色釉等。
王爷享受着宫廷赡养，衣食住行无不讲究奢华。而恭王府的府主之一恭亲王奕，更曾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为什么在王府中会出土如此之多与王府规制不符的粗瓷呢？
根据《清会典》规定：亲王设长史一人，一等护卫六人，二等护卫六人，三等护卫八人，四品典仪二人，五品典仪二人，六品典仪二人。又七品首领一人，太监四十人。又设六品管领，六品司牧、司饭，七品司库，八品铁匠长、鞍匠长、镞匠长、羊群长、牛群长等。并有参领、佐领、骁骑校、亲军校、护卫校若干人，到王府当差。
由此可知当时在恭王府当差的官员杂役以及丫鬟、仆人、下人等等，人数之多。他们所使用的瓷器只能是民窑粗瓷。从常理推测，这些民窑粗瓷应该占当时王府瓷器很大的比例，因此出土瓷片中，粗瓷居多也符合常理。
在众多的粗瓷中，一块青花粉彩有“乐道堂主人制”款的瓷片格外的引人注目。它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恭王府府主、家眷生活用瓷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瓷片长7.5、宽6.5、高5厘米，呈长方委角形，高足，中空。足底部有青花楷书“乐道堂主人制”六字款从现存残件分析推测，原件应为高足委角长方盘。胎体厚重、笨拙。瓷土筛拣不细，以致烧成后器物胎质较为粗糙。足底露内胎，外边沿经削边修饰。足露胎外侧边缘呈微火石红色。釉汁较稀薄，釉面欠莹润，釉色白中泛青，尤其足底部呈鸭蛋青色。
盘心用青花料绘四方形双边开光框，框内以浅绛粉彩绘松鹿图案，寓意吉祥长寿。鹿呈回首望松状，右前腿为抬蹄姿，右后腿呈迈步状，使整体画面富有动感，松树干部以墨彩绘成，枝叶为绿粉彩绘制。山坡、岩石用墨彩勾出轮廓，再以浅绿釉覆绘而形成绿草坡地，坡边再以绿粉彩绘青草一簇，对整个画面加以点缀。
足部图案：足部以青花、斗彩、粉彩、墨彩、金彩等工艺绘成。足部绘三层纹饰。上层用樊红釉绘双线，线内以红釉勾一圈勾莲纹图案，再施黄釉覆盖。中层用金彩绘双线，线内以青花料绘卷草纹，青花卷草纹中部留白，在留白处用绿粉彩填白，具有斗彩之工法。每面中间部位以青花料勾描出荷花形，并留白，在留白处以浅红粉彩填绘花瓣，再以金彩绘出花心。底层以绿釉施底色，再在绿釉之上以墨彩绘出回纹。
该瓷片青花部分有明显的黑褐色略泛紫洋蓝色特征，图案不够清晰，笔触较平庸；粉彩料含粉质较多，体现在器物绘图上给人以疏松不够紧凑的视感；金彩虽为足金绘制，但过于浅薄，缺乏厚重感。
以上特征充分反映出该瓷片符合清晚期光绪时期的瓷器生产工艺特征。
乐道堂是恭王府府邸东路的一个主要殿堂，坐落在恭王府府邸东侧院落南端。乐道堂在和鲜时期主要是供下嫁和鲜之子丰绅殷德的乾隆小女儿和孝公主居住。清代咸丰时期，奕受咸丰帝恩赐迁入恭王府，在乐道堂办公和居住。
乐道堂系道光皇帝御书赐额而得名。恭亲王奕《墓茔乐道堂闲居信笔书怀四律》题注：“堂额为成庙御书所赐，恭悬正室。翠华山茔庐落成，敬移悬挂，仅另摹勒一方，仍悬邸第，以示纪恩，永矢弗谖之意。”（《萃锦吟》卷四）
也因此奕自号“乐道主人”。奕《古近体诗·自序》写道：“乐道堂者，道光戊申（二十八年，1848年）宣宗成皇帝御书所赐额也，因自号曰乐道堂主人。”（《乐道堂诗钞》卷一）。其诗文集也以“乐道堂”为名，可见御赐“乐道堂”匾在其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分析，奕晚年定制的恭王府专用瓷器上注以“乐道堂主人制”是符合历史背景的。
清代王府堂款简述
自明代起，便有王府定烧专用瓷器的记载，器物底部书写款识也较为常见。传世与出土瓷器中的王府款如德府造用、长府造用、赵府造用、晋府造用、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潘府佳器、郝府佳器、秦府典膳所。
到了清代，王府及其府主成为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或高官，或厚禄，不但由朝廷拨给俸银，还给予府邸田地，这些优越的待遇加上显赫的身份，促使他们追逐生活上的享受，在观赏、生活用瓷方面，自清代康熙时期就已有王府府主效仿宫廷帝王御用瓷而定制带堂款的专用瓷的记载。例如清道光丁未定王府行有恒堂制造款识的粉彩瓷器，为睿亲王府定制的“退思堂”款瓷器等。
亲王所定制的带有堂、斋、居号的专用瓷，绝大多数是在景德镇制作，工艺水平力求达到宫廷官窑标准，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分析清代王府所定制的专用瓷不是出自为宫廷烧制官窑器的御窑厂。其品质要比同时期民窑的作品工艺水平高。鉴于它的制瓷水平和一个历史时期特定群体的艺术类别，有少量佳品被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收藏并研究。
目前在社会上是否还流传有王府专用瓷器呢？我们知道清代的皇帝在定制宫廷瓷器时不惜工本，在满足宫廷日常使用的情况下，还会赏赐王公大臣。因此，宫廷官窑瓷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存藏的地域也相对宽广。而清代王府定制专用瓷仅是满足本府使用和赏玩，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在社会上很难见到王府定制的专用瓷器。
但在2005年的一场拍卖会中曾经出现过一件“清光绪粉彩描金高足盘”，也是“乐道堂主人制”款，制作工艺、绘制手法等均与在恭王府出土的瓷片一致，实为难得。
综上所述：恭王府用瓷的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1913年出版的纽约拍卖图录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王府陈设用瓷原始资料，原址出土的“乐道堂主人制”瓷片则为我们提供了王府生活用瓷的实物标本。但是王府府主专用瓷定制的过程、方式、途径等一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随着恭王府博物馆的建设，随着王府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期待，同时相信清代王府中更多鲜为人知的真相将被解开。
五代秘色瓷器概况
五代时期，吴越王国的钱氏政权也烧造了不少秘色瓷。当时吴越王国在杭州地区，正好是秘色瓷生产的区域，所以有大量秘色瓷。当时秘色瓷不停地上贡给北宋皇帝。五代后期，吴越国跟北宋达成协议：吴越要上贡。钱氏政权不愿意去打仗，也觉得自己跟赵匡胤根本打不了这仗，于是就投降了。
历史上记载了很多这个时期的故事。当年赵匡胤叫吴越王到北宋首都开封去，他不敢不去，因为前面有南唐李煜的例子。李煜就是不去，最后让宋太祖灭掉了。灭南唐的时候，吴越王帮了很大的忙，换句话说就是出动了军队。南唐灭掉以后，皇上要招待吴越王，叫他去开封，他就不敢不去了。到了开封以后，皇上招待他，送了一份大礼。最后临走的时候，给他一个包，要求他回去之后再看。当时从开封回杭州，要走很长时间。吴越王路上就嘀咕，忍不住把这包打开看了，包里是什么呢？全是大臣上的奏折，要皇帝宰了他，或者把他留在开封，不让他回去。换句话说，就是赵匡胤的那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当时南方睡着七八个这样的人呢，北宋就要一个一个收拾。到了吴越王这儿，赵匡胤胸怀坦荡，让他回去了。所以他特别感恩，他就说："以后我三年就来一趟开封，我绝对不反，我也不睡，我就伺候你。"
赵匡胤去世以后，宋太宗即位，太平兴国三年的时候，吴越王再度入开封，太宗就不想放他回去了，吴越王国就彻底投降了。后来南宋迁都到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其实就是吴越王的属地。吴越王叫钱（音触），今天杭州还有保塔，当时建塔就是希望能保护他。《宋史》中有记载："（吴越王）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金扣越器五万事。"一次就进贡10万件秘色瓷器，有全素的，有镶着金边的，都记录在案，可见当时秘色瓷是非常重要的上贡物品。如今有很多秘色瓷被列为收藏品在全国各博物馆收藏。
由于越窑的改进，秘色瓷的出现，导致后来宋代官窑制度的产生，也便有了汝窑瓷器、官窑瓷器、哥窑瓷器、钧窑瓷器、定窑瓷器。
元明时期瓷器的造型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元代社会生活对陶瓷造型及装饰的影响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蒙古族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习惯及信仰与汉族有很大的不同。忽必烈即位后积极推行“汉法”，全面“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从忽必烈开始才有了元这一国号，在此以前则称为大蒙古国，但由于大蒙古国与元朝一脉相连，使大蒙古国成为元朝必要的组成部分。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1206年算起，到1368年明军攻克元朝首都大都，元灭亡为止，总共162年。而元代自建都至灭亡也仅仅90年时间，元代陶瓷的发展在我国数千年的陶瓷发展史却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无论是在造型、纹饰以及烧成等制瓷工艺方面，都为后代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分析元代瓷器的造型首先要从元朝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找根源，一般来说器物的造型与物质生活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图案纹饰与审美信仰等精神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一、元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成就了元代瓷器中某些特殊的造型及种类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元代统治者是游牧民族，尽管在陶瓷生产上继承汉制，继续生产宋金时期的许多传统造型，但在各种器物的造型上进行了改进，以更加适应蒙古族人的生活习惯。
蒙古人是在马背上长大的。南宋使臣说：“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出使蒙古的西方教士说：“他们的小孩刚刚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骑马和驾驭马，并骑在马上飞跑，同时大人就把适合他们身材的弓给他们，叫他们射箭。”儿童如此妇女亦习惯于马上生活“年轻姑娘们和妇女们骑马并在马上飞跑，同男人一样敏捷，男人们和妇女们都能忍受长途骑马”（卡宾尼《蒙古史》）由此可见蒙古族不但成年男子、而且妇女和儿童都以弓马为生，这种马背上的生活使他们迫切需要可以随身携带的日用器具。此种演变尽管建都之后开始了定居生活，但这种骑马的习惯一直保留。在辽金时代就已出现的皮囊壶造型，此时开始演变。1963年北京市崇文区元墓出土的一件元青白釉多棱壶，壶体完全仿制草原民族常用的皮革制奶茶壶造型，就连皮箍上的铆钉状装饰也都仿制出来了。与此壶造型基本相似的器物，在菲律宾伊梅尔达博物馆藏有一件。元代首创的高足碗和高足杯，是为了适应蒙古人特殊的生活需要，因为它的高把便于端拿，适于马上民族饮奶及酒，故又称“马上杯”。
另外，在草原地区还发现了不少元代瓷瓶。在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出土了钧窑镂空座瓶，乌兰察布盟布盟察右前旗巴音塔拉土城子出土的元代黑釉四系酒瓶高43cm，瓶上还阴刻着“葡萄酒瓶”铭文。酗酒是元代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酗酒既在汉人中存在，也存在于蒙古族中，但主要发生在蒙古人中间。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前往燕京的南宋使臣说：“鞑人之俗，主人执盘盏以劝客，客饮若少留涓滴，则主人更不接盏，见人饮尽乃喜……终日必大醉而罢。”蒙古人原来喝马奶酒，后来与其他民族接触，才学会喝粮食酒和果实酒（主要是葡萄酒）。蒙古人酿酒以马奶酒和葡萄酒为主，汉人以粮食酒为主。元代从域外传入阿剌吉酒的制作方法，即蒸馏酒，很快便流传开来，阿剌吉酒的酒精成分很高更易醉人，助长了当时的酗酒风气。由此可见，出土“葡萄酒瓶”绝对不是偶然的。这种酗酒之风似乎也给元代器皿发达的盖系作出了解释，元代的大罐及梅瓶出土时通常是带盖的，梅瓶的盖子分双层，内层起到塞子的作用，外层起到盖子的作用，有的盖内还有一个较长的口子，使它能与瓶口部牢牢的套住，这些做法仅有一个解释，就是为了防止储存的酒挥发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的许多器皿都是为了饮酒而设的。
二、元朝特殊佛教信仰对元瓷装饰的点滴影响
元朝历代皇帝对于各种宗教原则上都采取保护政策，但对佛教最为重视，佛教产生于印度，在汉代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佛教中有很多宗派。汉族聚居区有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净土宗，以禅宗的势力最盛，但禅宗又分临济、曹洞等支派。藏族聚居地区当时称为吐蕃地区，流行藏传佛教，内部教派林立，势力较大的有萨迦派、宁玛派等，忽必烈尊奉萨迦派，这一派的领袖八思巴被封为帝师，成为全国佛教界的首脑。古代佛教信徒主要是汉族，蒙古族进入中原后很多人也信奉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
元代景德镇窑所产青花" target="_blank">元青花中多处可见宗教色彩的纹样。有些是在容器的肩部装饰有八吉祥，如法轮、海螺、宝伞、胜利幢、妙莲、宝瓶、双鱼、吉祥节，和杂宝如火珠、犀角、祥云、珊瑚、方胜、灵芝、宝杵等，这些纹样都画在变形过的莲瓣中。这些带有佛教色彩的纹样，如八吉祥为来源于佛教前吉祥供器。祥云纹、莲瓣纹及缀珠纹等，也可在藏传佛教的寺院中找到事物依据。杂宝中的许多纹样未见详考，但与元代的佛道供器和佛道礼仪有关。如宝杵又称“金刚宝杵”，就是以印度兵器为范本所做的佛教法器，除了这些与佛教有关的图案外，青花瓷上依然可见到八思巴文及梵文。
龙泉窑" target="_blank">元代龙泉窑也与景德镇青花装饰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元龙泉窑青釉印花盘，盘心花朵间印一个八思巴纹。目前在龙泉大窑、岭脚、绿绕口、丽水县宝定、庆竹县竹口等窑址均发现印有八思巴文字的碗、盘等物。据考察，这些八思巴文有十几种之多。除龙泉窑外，元代瓷州窑，器物上也曾出现八思巴纹。这些印有八思巴纹字的瓷器在元代竟然也曾漂洋过海，在红海沿岸的一个中世纪港口——苏丹境内爱皮丹遗址内，曾发现一片青瓷上面印有八思巴纹。
三、出口国的生活习俗决定外销元瓷的造型与纹饰
元代陶瓷生产除了供应元代统治者及劳动人民的需要同时还有一大部分是为了外销的需要，是为了适应异域人民生活的需要。
元代朝廷对于海外贸易非常重视。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至易泊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以十五分取一……至元十四年（1227年），立市舶司提挖王楠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利。双抽者蕃货也、单抽者土货也。”可见元对于国货出口与洋货进口是区别对待的。虽无保护关税之名，却有奖励出口之实。
在元朝的对外贸易中，瓷器出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所记，当时出口的陶瓷品种有：青瓷、青白花瓷（青花）、青白瓷（影青）、粗碗瓷器等数种。其中元代景德镇窑瓷器外销的针对性最强，而且青花瓷在元代主要是用于外销的。据国外出土的报告看来，菲律宾发现的大量中国瓷器中，没有一件来自华北任何一窑，而以来自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窑口居多。相反的，在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元代瓷器中，却未见有一件青花瓷器。而一些器型高大，采用进口钴料，绘画纹饰繁密的青花瓷，是专门销往西亚信奉伊斯兰教文化的国家，另一些器型矮小，采用国产钴料，绘画纹饰简洁的青花瓷，则是销往东南亚地区的。元青花中器型高大、丰富的大瓶、大罐、大碗、大盘等与前代的造型装饰及图案风格完全不同，那些具有多层次的装饰构图，明显的具有伊斯兰风格。元青花大盘上的图案与十四世纪早期伊斯兰器皿或陶器上的图案完全类同。元青花以大盘居多，这与中西亚地区及东南亚围坐在一起吃抓饭的饮食习惯有关。明代马欢撰《瀛涯胜览》中说西城国人用大盘盛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宴会时则以大盘盛姜黄色带香味之饭肴，置于地上，众人以手撮而食之。另据《瀛涯胜览》（爪哇条）记载东南亚地区“国人用大盘盛饭，坐卧无床凳，吃食无匙筋。男妇以槟榔叶，聚蜊灰不绝口。欲吃饭时，先将水漱出槟榔扎渣，就洗两手干净围坐，用盘满成其饭。”这足以说明元青花是为了适应外销地的人们生活习惯的需要。
元代陶瓷在无数汉代及少数民族工匠的努力下，即继承了优良传统，又有了新的突破，不仅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代瓷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明、清官窑瓷器的造型分类
明、清官窑瓷器的造型有各式碗、盘、托、尊、瓶、瓷塑等，其中瓶的器型最多，有八棱、六棱等异体造型。
葫芦瓶
酒瓶，亦作陈设器。葫芦瓶因式样象葫芦而名，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其因其吉祥的谐音"福"、"禄"、历代皆受欢迎，且演变为其它造型，一侧支长流，另一安执手，既成葫芦式执壶，明嘉靖年间多见。
玉壶春瓶
始见于宋，宋、元时期多作酒器，明、清时期作陈设器。一说以"玉壶在春"而名。在玉壶春瓶的两侧分别装上把手和长流（壶嘴），就是执壶，多用来置酒。
琮式瓶
官窑特有的祭祀器。因圆口方身，形似玉琮而名。玉琮上下相通，但琮式瓶有底。
梅瓶
一说因插一剪梅而名，另一说是酒瓶，因可装一斤酒，故有些古书上又称之为经（斤）瓶。宋代用作酒器。明代皇家有用梅瓶随葬的现象。清代一般用作陈设。
天球瓶、赏瓶
陈设器。天球瓶因其腹部造型似球而名。
赏瓶，其与天球瓶造型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口部外撇，因最初用于宫廷赏赐，故名。
壁瓶
作半器造型，因挂于墙壁而名。最早见于明代万历时期。清乾隆官窑有轿瓶，专用于乾隆皇帝出行时挂于轿子的内壁。乾隆帝特别青睐轿瓶，他有七首咏轿瓶的诗刻于各式官窑粉彩轿瓶上。
转旋器
陈设器，清乾隆朝唐英督窑期间生产的特种工艺品。各式转旋瓶的外观大同小异，但内部结构与制作工艺不同，有转动颈部带动内胆旋转动的转颈（心）瓶，有利用水的动力转动内胆，以通过外套瓶的镂空花纹，观赏内胆上描绘的花纹，形似走马灯的转心瓶。除各式瓶外，还有外套瓶转动而内胆瓶不转的外转葫芦式灯盏、转旋高足碗、转旋笔筒等。画面上的葫芦式灯盏即是外转内不转的结构。转旋器的结构巧夺天工，仅台北、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有藏，且数量不多，大部分为一式一件，无复品。转旋器至今仿制未果。粉彩甲子转颈笔筒，上腹部书十二天干，下腹部绘十地支，转动瓶颈，使两者转换相配，妙哉。
尊
尊的式样与瓶大同小异，差异在于口、颈部的直径与腹径之比。相对而言，前者比例较大的为尊，反之称瓶。
五供
五供是佛前供器，由一只香炉、二只花觚、二只烛台组成。香炉仿青铜鼎、花觚仿青铜觚的造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