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装饰纹样
陶瓷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器物，作为中华文化领域中的一枝独秀，有着灿烂的光辉历史。陶瓷器物上的装饰纹样是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寄托，也是几千年民族文化延续的血脉，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小编带你了解中国瓷器的主要装饰纹样（下）。
●瓷器装饰纹样之杂宝纹
杂宝纹：是用古代一些常用的吉祥用物品，如珠、线、方胜、如意、犀角、铃、灵芝、元宝、珊瑚、鼎、书、画、笔等组成的图案，因器物繁杂故名。如只选取其中八种组成图案，则称八宝。始见于元代，明清时普遍使用。
●瓷器装饰纹样之八仙图纹
八仙图纹：用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曹国舅、韩湘子等八位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仙组成的一种图案装饰纹样。如只绘八仙所持的葫芦、扇子、鱼鼓、笊篱、横笛、宝剑、阴阳板、花篮八种宝器，则称为“暗八仙”。这是清代景德镇窑常见的瓷器纹饰。
●瓷器装饰纹样之刀马人物图纹
刀马人物图纹：瓷器的一种装饰纹样。描绘战争或习武场面的人物、坐骑、弓刀，故名。如火烧赤壁，曹操大宴铜雀台，春秋五霸战争等历史人物故事。清代早期景德镇窑瓷器大量采用，构图复杂，人物生动。
●瓷器装饰纹样之三阳开泰纹
三阳开泰纹：取材于《易经》：“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否极泰来，有吉祥之意，明清瓷器往往画三只羊，取羊同阳谐音，故名。如画九只羊，则称“九阳启泰”。
●瓷器装饰纹样之五福捧寿纹
五福捧寿纹：瓷器的一种装饰纹样，以四只蝙蝠环绕寿字，寿字中间又是画一蝙蝠，因蝠与福谐音，故名。清康熙景德镇瓷器始有，后历朝均烧制。
●瓷器装饰纹样之福禄寿纹
福禄寿纹：器身上绘蝙蝠、鹿、松鹤蟠桃等，蝙蝠喻福，鹿意财禄，松鹤蟠桃代表寿，故名。清代瓷器上多见，是一种吉祥图案的装饰纹样。
●瓷器装饰纹样之吉庆有余纹
吉庆有余纹：在器身上绘兵器戟、乐器磬和鱼纹，取戟与吉、磬与庆、鱼与余谐音，故名。多见于清代粉彩器物上，是一种吉祥图案的装饰纹样。
●瓷器装饰纹样之一路连科纹
一路连科纹：器身上画一只鹭鸶和莲花，取鹭鸶与路、莲与连谐音，故名。一路连科是对科举时代考生的祝颂语，清代瓷器上多见，是一种吉祥图案的装饰纹样。此外，画鹭鸶芙蓉，则寓“一路平华”之意，画鹭鸶花瓶，则寓“一路平安”之意。
●瓷器装饰纹样之安居乐业纹
安居乐业纹：器身上画鹌鹑落在树叶上，取鹌与安、落与乐谐音，故名。清代瓷器上多见，是一种吉祥图案的装饰纹样。
●瓷器装饰纹样之岁寒三友纹
岁寒三友纹：器身上画寒冬常青的松、竹、梅三种植物，故名。始于元代景德镇窑，明清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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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瓷器中八吉祥纹样演变
八吉祥纹，又称八宝纹，藏语称为“扎西达杰”，它具体指的是轮、螺、伞、盖、花、瓶、鱼、长这八种象征着佛教威力的吉祥物。八吉祥纹虽然在元朝就已传入中原并且开始作为纹样装饰在瓷器身上，但其往往是伴随着别的图案出现的，并未形成自己的定式和规模。直到明清时期，随着佛教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八吉祥纹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固定的样式，同时也逐渐成为瓷器的主流纹饰之一。
清乾隆 青花八吉祥大扁瓶
作为瓷器的装饰纹样，八吉祥纹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作为主题纹饰，即大范围的被描绘在器物的明显位置，构图一般呈连续性。二是作为辅助纹饰，即被描绘的范围较小，多在边角承辅助作用。八吉祥纹在不同的朝代，其排列顺序也是各不相同的。相对于元朝的随意性，明朝的排列则趋于稳定，自永乐时期，形成了轮、螺、伞、盖、花、鱼、瓶、长这样的固定排列顺序，到万历年间稍有调整，变成了轮、螺、伞、盖、花、瓶、鱼、长，这一顺序一直沿用到了清代中期，同治时则开始按照轮、伞、长、螺、花、瓶、鱼、盖的顺序排列。
明朝时期，八吉祥纹的风格特征已大致自成一体，除了其本身所带有的浓厚的宗教特色外，还更加强调了其装饰性与形式性，具体可分为明早期、明中期和明晚期这三个阶段。
明早期（洪武至天顺年间）：这一时期的八吉祥纹不同于元代的粗犷疏朗，而是显得非常庄重繁复，但又不失活泼精巧，尤其是在对细部的描绘上，勾、描、填都做得非常到位。同时在造型方面也开始有了创新并且形成了定制：如法螺，更注重了对其尾旋转部位的内部描绘；宝伞，开始有了捆扎和盖形两种形式；白盖，突出了其帷幔和流苏部分；金鱼，多以双鱼相对称的布局出现；盘长，永乐朝时仍保留着以往上下两头尖的样式，但到宣德时则开始演变成为上下两头各有一结的样式，并且被后世沿用至今，成为盘长的固定样式。此外，飘带这一元素也开始在永乐朝出现，并逐渐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明中期（成化至隆庆年间）：这三朝的八吉祥纹在造型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只是在对图案的描绘上明显变得简单了许多，不如早期般精致，虽也别有番轻盈秀丽的韵味，但整体上还是缺乏了层次感，显得略为呆板。同时，成化年间还出现了将法轮置于中心另外七种吉祥物将其环绕的新型构图，并且还首创了斗彩缠枝莲托八吉祥纹，打破了明朝以来青花一统天下的局面。此时的八吉祥纹已成为典型的陶瓷装饰纹样，后世文献多有记载，如《成化鸡缸歌注》中写道“其余香草、鱼藻、瓜茄、八吉祥、优钵罗花、西番莲、梵书，各式不一，皆描画精工，点色深浅。”
明后期（万历至崇祯年间）：此时的八吉祥纹虽继承了中期时规整秀丽的艺术风格，但数量上已明显减少，同时在图案的描绘方面也变得非常随意，经常是寥寥几笔勾勒出外轮廓后便将缝隙空白处填满，不再注重细节的描写和修饰了。而在造型方面虽与早中期相差不多，却还是略有不同，如法螺，其外轮廓变得更为夸张，边缘多用波浪线条描绘；白盖，不再是捆扎和盖形这两种形制，而是逐渐趋向于伞幢的形制。此外，在结构布局上也相对于草率了许多，八种吉祥物虽仍为一体，但两两之间的呼应和联系变少，显得死板呆滞。
纵观整个明朝八吉祥纹的发展演变，其整体风格逐渐突破了元朝时期的局限性，即从明早期的庄重典雅渐渐过渡到了明中期的轻巧秀丽，最后再转变成为明后期的规整雅致。而在造型构图方面其细部的描写也非常精彩，这使得八吉祥纹日趋具有装饰性。从此，八吉祥纹不再仅仅作为佛教装饰器物出现，而是逐渐融入了中原地区瓷器的主题装饰当中，其发展演变也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清朝时期，八吉祥纹的运用更为广泛，其数量明显增多，艺术风格也越发的丰富化和多样化，具体可分为清早期、清中期和清晚期这三个阶段。
清早期（顺治至康熙年间）：顺治时期，因初入关内百废待兴，瓷器的烧造还未完全恢复，所以这一时期的八吉祥纹颇为纯朴素雅，存世量也甚少。直到康熙朝时，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八吉祥纹也开始大量出现。这一时期的八吉祥纹总体上显得疏朗大方，在对图案的描绘上工整细腻但又略带粗犷之风。构图方面，相比之明朝后期的死板呆滞，此时的则更加注重八种吉祥物之间的连缀关系，两两之间多用缠绕的飘带所连接，非常具有动感性。
清中期（雍正至嘉庆年间）：这段时期八吉祥纹的装饰手法变得极为丰富，色彩相较早期的也显得更为多姿多彩。雍正时期，皇帝虔心礼佛，宫廷里僧侣出入频繁，这使得此时的八吉祥纹具有了颇高的艺术造诣，整体风格秀丽细腻，如同一缕春风，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乾隆时期，八吉祥纹的艺术成就更是到达了巅峰，风格方面虽多仿永宣时期但其精美程度远远超过前朝，让人叹为观止。而在造型上虽无太大变化，但在构图方面却有了新的形式，即把八吉祥纹镶嵌在变形的莲瓣纹中，再将莲瓣纹相互连接从而使吉祥物之间也有了更自然的紧密联系。此外，乾隆朝还新添加了流云环绕在飘带和吉祥物的周围，这使得八吉祥纹的整体效果更具有装饰性。但到了嘉庆朝，八吉祥纹显得神采不足且略为呆板，这主要是因为在对飘带的刻画中其拂动感没有体现出来。
清晚期（道光至宣统年间）：晚期的八吉祥纹构图谨慎，层次感不强，在对细节的处理上也显得十分草率和随意。道光时期，八吉祥纹多是仿造乾隆、嘉庆二朝，绘画风格开始趋于写实。咸丰朝时，八吉祥纹明显不如前朝精致，其构图繁缛色彩浑浊，在线条的运用上也较为琐碎。相比之下同治时期的绘画略显细腻，但在层次的渲染方面仍然表现单一，没有过渡。到了光绪时期，八吉祥纹总体上继承了前朝的艺术风格，但在结构布局上稍显繁复，细节的处理上也不够果断流畅。而宣统时期的风格与光绪朝差别不大，只是色彩之艳丽。
纵观整个清朝八吉祥纹的发展演变，其装饰性日益增强，风格也开始逐渐的多样化，无论是早期的疏朗大方还是中期的清新淡雅，抑或是后期的规整拘谨，都体现出了较高的艺术造诣。比之前朝，此时的八吉祥纹在融合了其原本所具有的典型佛教特征外，还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皇家艺术所喜爱的富丽风格，用色渲染多姿，视觉效果十分强烈，八吉祥纹也因此在清朝时期到达了其艺术的巅峰。
对于八吉祥纹来说，这是一种神秘的宗教文化与古老的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产物，一次宫廷审美与佛家胜境的完美结合。它不仅仅是汉藏艺术交流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明清两朝与藏族地区礼尚往来、和睦相处的历史佐证。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后，八吉祥纹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美好含义而被广泛地运用到了瓷器的装饰中，以此来表达当时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未来的真诚祝愿。所以，八吉祥纹不仅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别致的艺术韵味在陶瓷装饰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笔，而且也为后世鉴定瓷器提供了可靠的时代依据。
耀瓷儿童纹样的艺术特点
宋《营造法式·石作制度》称：“或干华文之间以龙凤狮兽及化生之类，随其所宜，分布用之。”梁思成先生解释作：“装饰图案种的小儿称化生，‘化生之类’指人物图案。”在古陶瓷学界则多称为“婴戏”，取其以游戏为主的特征。
在画面构图上，耀州窑儿童题材纹样采用了我国传统的平面剪纸式构图方法，以二度平面的空间来表现立体对象，画面饱满，人物形象不加重叠。所刻、印儿童题材纹样均以流畅、犀利的轮廓线条加以表现，而略去人物的面部和其他细部特征。这种造型方法一方面是受到刻、印花装饰手法的限制，另一方面应是受到商周青铜器纹样、片状玉雕、汉画像砖(石)人物及剪纸等传统工艺的影响，既节省了工序，又达到了简练传神的艺术效果。
在人物造型上，耀瓷儿童纹样均为大头，身体肥壮而敦实，裸体或半裸体，比较符合儿童的身体特征。儿童有其独特的人体比例和风格，《宣和画谱》在记述唐代画家张萱事迹时就曾指出：“（张萱）又能写婴儿，此尤难为，盖婴儿形貌态度自是一家，要于大小岁数间定其面貌髻稚。世之画者，不能失之于身小而貌壮，则失之于似妇人。”这种未能准确掌握儿童生理特征而导致作品中“体小貌壮”的不足，也是唐以前儿童图案的重要缺陷。反观上述耀瓷儿童题材图案，其人体比例都比较准确合理，动作符合儿童特征，肢体肥圆而柔韧，这种写实描绘应是匠师们长期注意观察生活的结果。
中国瓷器的发展历史
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
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