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与我国传统绘画和工艺品的艺术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先民们在劳动生活中为了形象的记录大自然，便把它装饰在自己制作的器皿上。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从商朝的青铜器到春秋时代的佩玉，从秦汉的砖刻、瓦当到唐宋的丝绸染织和私人印章，鱼纹更是广泛地装饰在各类工艺品上。在绘画领域，宋代的卷轴、扇面上的“鱼藻图”，到白石老人的水墨画《鱼》，“鱼”的艺术都深受人们的喜爱。
陶瓷装饰上的“鱼藻纹”，从仰韶彩陶的原始形象符号到宋代以后的审美形象，在历史长河中是文化内涵不同的两个阶段。本文重点分析宋代以来部分历史时期陶瓷上“鱼藻纹”的装饰工艺和艺术风格。
宋代南北各大名窑的装饰艺术呈现群芳争艳的局面。“鱼藻纹”装饰则以景德镇青白釉刻、印花、磁州窑白地黑花（绘划花），耀州窑刻、印花和吉州窑铁绣花彩绘为代表，各自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景德镇南宋青白釉印花莲池双鱼纹盘（江西省博物馆藏），器内壁有莲花、水草，盘心双鱼、莲花浮于水波之上。布局繁密，印花纹样对称规整，纹样上凸部位釉层薄，釉色莹润如玉；下凹部位积釉，釉层厚，釉色如湖水般碧绿。在厚薄青白釉的衬托下，纹样更富有韵律美。
图1.白地黑花鱼藻纹枕
磁州窑宋金时的白地黑花鱼藻纹枕，先用笔拓抹涂绘双鱼水藻，再用刀划出眼睛和鳍尾的纹理。涂绘的笔法简洁洗练，抓住纹样的典型特征，刀法也干净利落，这种描绘与刻花相结合的装饰方法，使得纹样生动，色彩明快，对比鲜明，体现了北方民窑粗犷豪放的装饰风格。吉州窑铁绣花彩绘装饰形式感强，纹样造型简练生动，多以夸张笔法整体把握纹样的基本特征。布局对称平衡，笔法洒脱灵活，运笔酣畅，一挥而就，线条含有抑扬顿挫的笔意。
图2.青花鱼藻图盘
元代景德镇创烧青花瓷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丰碑。许多元青花纹样成为陶瓷装饰艺术的经典，其中就有“鱼藻纹”。元青花“鱼藻纹”都是作为主体纹样装饰在大盘、大罐等器物上，以气势恢宏而著称。大盘类的装饰构思是：盘心绘鱼、水藻、浮萍等，盘内壁则配合一周缠枝莲纹，如青花鱼藻图盘(日本出光美术馆藏)，相同的纹样还有香港天民楼的藏品。盘中心绘鳊鳜双鱼、莲花、莲叶、浮萍等“莲池鱼藻纹”，盘内壁则配合缠枝牡丹纹，有湖南博物馆藏品青花莲池鱼藻纹盘。
青花料(钴土矿)描绘在有吸水性的瓷器坯胎上，覆盖透明釉后经高温烧成，青花色彩有浓淡烟散的变化，形成很多与中国水墨画相同的审美特征。因而元青花鱼藻纹从宋元绘画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元青花鳜鱼、鲭鱼，与宋画的鳜鱼、鲭鱼的造型和笔墨(料)手法都十分相似。如莲叶边缘用碎点表现枯叶的自然状态，取法于元画家张中《枯荷鸳鸯图》。元青花的彩绘工艺是依坯体上的粉本，用浓青料细线钩勒纹样轮廓，再用浓青料平匀地拓抹在纹样内。图画式的纹样则以色调的明暗变化表现景物的立体效果。如用浓青料拓抹在鱼背部，再轻抹淡青料逐渐向鱼腹淡化，然后用浓青料画斜网细格，并微调网格线之间距离以表现鱼的游动姿态。
图3.元青花鲭鱼
图4.宋画的鲭鱼
元青花“鱼藻纹”的平面构图布局均衡，虚实匀称。如青花莲池鱼藻图罐(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先把鳜、鲫、鲭、鲌五尾鱼匀称地分布在罐腹的四周，再画莲花、莲叶、水藻、浮萍穿插在画面的空间，这样从每个角度都可见莲花鱼藻主题，整体装饰性强。每一局部有绘画性特色：鱼、花、叶、草的形象自然写实，准确生动，并以精致的画法突出鱼、花的体态。用笔细腻，填色工谨，纹样的轮廓清晰，与瓷胎白釉地的青白色对比鲜明。青花浓淡洗染柔和，以表现景物的立体感和空间关系。如鱼体的翻跃和尾部的摆动，以及莲花瓣、莲叶的包含与转折都表现了绘画写实性。另一方面浓淡关系分割了青色的大色块，化解了闷塞，如莲叶的叶脉和转折部分。元青花鱼藻纹整体上形态均衡、纹样匀称、配景穿插，形成萦纡的色块和空间，局部形象生动，用笔精致，线条流畅，色调明快，构成了严谨、工细又生动活拨，装饰性强又有写意性笔墨韵味的陶瓷纹样。
图5.青花莲池鱼藻图罐（局部）
明代早期鱼藻纹不多见，以宣德青花为代表。宣德官窑青花的彩绘工艺是，在坯体粉本上用浓青料钩勒纹样轮廓，蘸浓青料拓抹在纹样的暗部，再用稍含清水的笔将青料洗染过渡到亮部，最后作局部的修饰。纹样的局部有小笔触带动青料产生的色调变化，但也有浑浊杂乱的感觉。
空白期(正统、景泰、天顺)前期青花“鱼藻纹”延续了宣德风格。
弘治青花工艺特征是用小笔触染青料水，局部料色洇晕平匀。
图6.正德矾红鱼纹碗
正德矾红鱼纹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矾红洗染柔和，红色过渡自然，细针划出的鳞、鳍和尾的纹理都极精致。但整体上装饰单调。
图7.青花红彩鱼藻纹盖罐
嘉靖时的“鱼藻纹”有在器形高大雄博的盖罐上装饰青花红彩和五彩两个典型品种。青花红彩鱼藻纹盖罐(北京故官博物院藏)，先画青花部分的莲花、水藻、茨菇等，留出游鱼的空间，烧成青花瓷后，再在瓷胎上画红鲤鱼。画鱼的工序是先用黄色料平涂鱼体，经炉中烘烤，再用矾红料描绘鱼体的细部特征，最后还经炉中烘烤。鱼体从背到腹洗染红料浓淡的自然渐变，以表现鱼体肥润的立体感。此罐上描绘十二尾游鱼，造型准确，姿态生动，扬鳍摆尾，穿藻翻腾。线条细腻，运笔流畅，画法精工。青花描绘得也十分精细，有双线钩勒的莲花、莲叶、茨菇，再用青料水混水；也有一笔笔的线条描绘的水草在水中摇曳，画意生动。整个纹样以散点式布陈开来，青花花草烘托艳红鲜黄的游鱼，十分协调且妍丽。
图8.粉彩鱼藻图碗（局部）
乾隆时期粉彩描绘的“鱼藻图”颇有新意，一般均采用中国画式的构图，吸收了工笔两的笔墨形式，这些器物上的“鱼藻图”装饰充满着画意，已不适宜称为“鱼藻纹”。如粉彩鱼藻图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绘数尾金鱼，形态活泼多姿，画法精美，风格典雅，体现了宫廷绘画的气派。
图9.青花釉里红鲤鱼纹盘
民国时期，景德镇民间艺人创作的青花釉里红鲤鱼纹盘（景德镇陶瓷馆藏），采用青花混水法画鱼体，釉里红画鱼鳞。鱼鳍、尾的变形夸张，鱼周围水花四溅产生的韵律感，极精练地概括了鱼从水中跃起的活泼姿态。粗犷、泼辣的装饰风格与粗质瓷盘十分协调。此时的釉上彩绘业有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彩绘艺人，把国画艺术与粉彩彩绘工艺结合起来，形成瓷画艺术新风貌。
历代陶瓷装饰上的“鱼藻纹”因材质、品种不同而形式多样，因时代风格变化而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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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城窑元代鱼藻纹盆赏析
元代磁州窑生产仍然非常兴盛，彭城镇所属窑场遍及镇内及附近几个村庄，陶瓷生产蔚然可观。元代彭城磁州窑主要代表品种为厚唇碗、白磁盘、四系瓶、大盘、鱼藻纹盆、方形枕、龙凤坛、玉壶春瓶及梅瓶等。其中鱼藻纹盆为元代彭城窑最优美产品之一，彭城窑成为元代鱼藻纹盆生产最集中的基地。
这件出土于彭城二里沟窑址的鱼藻纹盆，器型硕大、雄浑、敦厚，其造型特征为圆唇、敞口、宽圆沿或折沿、斜腹、平底，口径46.5、底径27、高12.5厘米。盆口为台阶口，口沿平坦光滑，盆底非常厚实，厚度达2厘米以上。鱼藻纹盆采用拉坯成型制作，外施黑釉，内施化妆白釉，里白外黑对比分明。盆大容量自然大，宽大的口沿便于搬动。在使用功能方面，鱼藻纹盆与其他磁州窑产品造型意匠如出一辙，显示出其很强的实用特点。在盆的正中央由三条圈线形成的圆底内，画一条游动的鲤鱼，鱼张着鳍，活灵活现地向外吹着泡，鱼的两侧是由于鱼的游动，而被卷起的水草，形成一缕一缕状。鱼藻纹盆的盆壁上，以两对相对的大叶牡丹纹分割成两个开光，在开光框内绘有硕大、肥嫩的折枝菊花纹。鱼纹描绘用笔精细。鱼的嘴、眼、鳍、翅、尾、鳞等均清晰可见，生动、逼真。主题画面用墨畅酣淋漓，一鼓作气，一气呵成，洋溢着中国传统绘画的神韵。
由于元时统治者保留了游牧民族坐卧生活习俗，鱼藻纹盆造型成为颇具时代特点与民族风格的器型。鱼藻纹盆由于器型硕大，很方便进行大面积纹样装饰，多为白地釉下黑彩绘画装饰。自元代起，彭城窑装饰技法开始出现简略化倾向。白地黑花装饰中有的从釉下彩转向釉上彩，以适应快速和大批量生产需求，如碗、盘、甚至瓷枕均采用釉上彩装饰。不过出于对鱼藻纹盆产品使用功能考虑，则仍然采用传统的釉下彩装饰。由于纹饰居于釉下受到釉层遮盖，且在高火部位烧成，鱼藻纹盆由于烧成中熔釉多有向下沉积，故盆底往往呈现釉汁肥厚，具有炯亮闪光及很美的玻璃玉质感。
彭城窑画匠对鱼纹的描绘方法丰富多样。一是写实摹写，尽力真实反映生活中的鱼。二是对鱼纹更多采用艺术加工方法，将自然界中的普通鱼儿，创作成优美的极富民俗含义与吉祥图腾的艺术形象。
磁州窑画匠将各类优美的鱼纹绘在盆内，显示出他们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智慧与聪明才华。该鱼藻纹盆作为磁州窑典型且精美的产品，造型与装饰纹样形象珍同拱璧，均具有丰富的美学与欣赏价值，饱满、烂漫的菊花，象征着花开富贵，鱼纹则象征着连年有余的吉祥涵义。从这件鱼藻纹盆作品还充分显示出民窑磁州窑的卓越的技艺。
古代瓷器：彭城窑元代鱼藻纹盆赏析
元代磁州窑生产仍然非常兴盛，彭城镇所属窑场遍及镇内及附近几个村庄，陶瓷生产蔚然可观。元代彭城磁州窑主要代表品种为厚唇碗、白磁盘、四系瓶、大盘、鱼藻纹盆、方形枕、龙凤坛、玉壶春瓶及梅瓶等。其中鱼藻纹盆为元代彭城窑最优美产品之一，彭城窑成为元代鱼藻纹盆生产最集中的基地。
这件出土于彭城二里沟窑址的鱼藻纹盆，器型硕大、雄浑、敦厚，其造型特征为圆唇、敞口、宽圆沿或折沿、斜腹、平底，口径46.5、底径27、高12.5厘米。盆口为台阶口，口沿平坦光滑，盆底非常厚实，厚度达2厘米以上。鱼藻纹盆采用拉坯成型制作，外施黑釉，内施化妆白釉，里白外黑对比分明。盆大容量自然大，宽大的口沿便于搬动。在使用功能方面，鱼藻纹盆与其他磁州窑产品造型意匠如出一辙，显示出其很强的实用特点。在盆的正中央由三条圈线形成的圆底内，画一条游动的鲤鱼，鱼张着鳍，活灵活现地向外吹着泡，鱼的两侧是由于鱼的游动，而被卷起的水草，形成一缕一缕状。鱼藻纹盆的盆壁上，以两对相对的大叶牡丹纹分割成两个开光，在开光框内绘有硕大、肥嫩的折枝菊花纹。鱼纹描绘用笔精细。鱼的嘴、眼、鳍、翅、尾、鳞等均清晰可见，生动、逼真。主题画面用墨畅酣淋漓，一鼓作气，一气呵成，洋溢着中国传统绘画的神韵。
由于元时统治者保留了游牧民族坐卧生活习俗，鱼藻纹盆造型成为颇具时代特点与民族风格的器型。鱼藻纹盆由于器型硕大，很方便进行大面积纹样装饰，多为白地釉下黑彩绘画装饰。自元代起，彭城窑装饰技法开始出现简略化倾向。白地黑花装饰中有的从釉下彩转向釉上彩，以适应快速和大批量生产需求，如碗、盘、甚至瓷枕均采用釉上彩装饰。不过出于对鱼藻纹盆产品使用功能考虑，则仍然采用传统的釉下彩装饰。由于纹饰居于釉下受到釉层遮盖，且在高火部位烧成，鱼藻纹盆由于烧成中熔釉多有向下沉积，故盆底往往呈现釉汁肥厚，具有炯亮闪光及很美的玻璃玉质感。
彭城窑画匠对鱼纹的描绘方法丰富多样。一是写实摹写，尽力真实反映生活中的鱼。二是对鱼纹更多采用艺术加工方法，将自然界中的普通鱼儿，创作成优美的极富民俗含义与吉祥图腾的艺术形象。
磁州窑画匠将各类优美的鱼纹绘在盆内，显示出他们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智慧与聪明才华。该鱼藻纹盆作为磁州窑典型且精美的产品，造型与装饰纹样形象珍同拱璧，均具有丰富的美学与欣赏价值，饱满、烂漫的菊花，象征着花开富贵，鱼纹则象征着连年有余的吉祥涵义。从这件鱼藻纹盆作品还充分显示出民窑磁州窑的卓越的技艺。
陶瓷纹饰——鱼纹
人面鱼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
六、七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半坡氏族公社时期生产的仰韶文化彩陶器上，鱼纹成为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纹饰。所绘鱼的图形拙朴可爱。其数量之大，线条之美，形象之逼真，令后人叹为观止。鱼，成了远古人类的图腾。这些古朴优美的绘画艺术，完全来源于劳动的实践和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提炼，反映了当时人们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活动，表达了捕获更多的鱼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美好心愿。在古代，鱼不仅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之一，而且还因此把鱼看成了祥瑞之物。孔丘生子，友人送鲤鱼一对为贺。孔子十分高兴地收下，以为吉祥，便给儿子取名孔鲤，字伯鱼。
宋 耀州窑白地黑花开光鱼纹梅瓶
明 五彩鱼藻纹罐
在汉代，多将鱼纹刻划在陶或瓷的盆子等大型器物上。到唐宋时期，以鱼纹装饰陶瓷更为盛行。不仅有鱼的瓷塑，还有双鱼连体瓶。划、刻、贴、印等各种风格和形式的鱼纹装饰大量出现。在定窑白瓷上，划花、印花鱼纹最为形象生动。碗、盘内壁有荷叶莲花，器心水波荡漾，双鱼戏水相逐，生趣盎然。至于元、明、清的青花瓷器上，以鱼为纹饰那就更为多姿多彩，而且寓意丰富深远，可以说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鱼文化”。元青花鱼藻纹多画鳜鱼，大有“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诗情画意。由此可见元人对鱼文化同样喜爱。明以后则多画鲤鱼，表达了人们企盼“鲤里跳龙门”的吉祥。鲤鱼跃于波涛之上，口中吐出水气，水气中隐约一条小龙飞上天空。大约这就是所谓“鱼化龙”了。传说鲤鱼跳过龙门便可成龙，比喻幸运和高升，实乃文人对飞黄腾达的一种向往。所以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一文中说的：“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故“鲤鱼跳龙门”是古代常画的题材。
清咸丰 红彩金鱼纹长方形花盆
在民间，有许多以鱼表达吉祥的用语，多采用谐音。如：鲤与“利”，鱼与“余”、“玉”等即是。由此便创造出许许多多寓意丰富、形式优美的词汇来。又由词汇经过形象思维，绘制出活泼生动的鱼的绘画来。各类鱼的图像一旦装饰到瓷器上，就大大增加了其观赏性和艺术性，成为畅销的商品，也有了收藏和研究价值。比如常见的瓷画还有“渔翁得利”，一个渔翁捕得大鲤鱼时的欢快表情跃然瓷上;“金玉满堂”，几条金鱼水波中相互追逐嬉戏，寓意儿孙多且活泼可爱;鲢鱼游于莲塘之中，自然是“连年有鱼”，童子抱只大鲤鱼，背后绘以牡丹，叫做“富贵有余”;一条鲶鱼游于水藻中，可谓“年年有余”。
粉彩鱼跃生趣瓷板
总之，从瓷绘中可以看出，自古以来，鱼受到人们的喜爱，人类与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装饰着鱼文化的瓷器，其上多姿多彩的画面，吉祥谐趣的寓意，很值得陶瓷收藏爱好者细细地玩味。
陶瓷的装饰工艺技法
陶瓷装饰与器物的用途、造型和社会审美取向，有着密切而又不可分割的联系。装饰是对陶瓷器进行艺术加工的重要手段。它对提高器物的外观质量、丰富文化生活起着积极有效的作用。陶瓷装饰方法很多，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釉下装饰，另一类是釉上装饰。这里有传统工艺，也有近现代工艺。学习鉴定就要了解其发展和演变历史及其艺术特点与风格。釉下彩是以各种高温颜料，在泥坯或素烧坯上绘画纹样，再施以透明釉、入窑经高温一次烧成。其特点是彩绘的纹样与坯釉在高温中同时烧成。色料充分渗透于坯釉之中，瓷面光洁滋润，色泽透明雅丽，有饱满的水分感。经久不变。刻划花是我国陶瓷传统装饰方法之一。它是在坯体上用铁，竹制的刀、扦等工具刻划出装饰花纹，施透明釉烧成。这种装饰方法在原始青瓷上就普遍使用了，只是不同时期的陶瓷纹饰风格各异。刻填花又称镶嵌花，是在坯体上先用一种特制的刻刀刻出花纹，然后在刻出的凹槽内填以色料的装饰方法，在古代多填白色料和黑色料，又称“刻花填白”和“刻花填黑”。模印花技术是在刻划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古陶瓷最常用的工艺。一件模具可以多次使用，避免了像刻划花工艺的重复繁杂的工作，大大提高了生产力。青花玲珑是一种釉下青花加玲珑雕镂相结合的装饰。它是在瓷器坯体上，先制作玲珑透剔的玲珑眼，一般常用的是米粒状通洞，称为“米通”。再以“玲珑釉”充满玲珑眼，结合呈色青翠的青花纹饰，施釉入窑高温一次烧成。“五彩”又称“硬彩”，是使用古彩颜料在釉上的绘画装饰，也是景德镇传统彩绘艺术之一。最早的五彩出现于我国宋、金时期的北方地区，其前身即磁州窑的“红绿彩”。斗彩是明代永宣官窑创烧的新品种，成化斗彩在历史上最负盛名。它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相结合的一种装饰方法，先在坯体上用青花色料画出纹样的一部分或勾出纹样的轮廓线，施釉入窑烧成后，再施以古彩完成釉上彩绘，故又名“豆彩”，有的也称为“填彩”或“加彩”。粉彩又称软彩，始创于清代康熙晚期，是使用洋彩进行彩绘的一种装饰技法。粉彩色彩丰富，粉润柔和，秀丽雅致，形象刻划细腻生动，它更多地吸收了国画工笔重彩的绘画技法，越来越倾向于绘画性，使用玻璃白打底，增加了画面色彩的层次感。珐琅彩原名画珐琅，亦创烧于清代康熙晚期，是使用洋彩进行彩绘装饰技法之一，与粉彩装饰十分相似，有时甚至难分彼此，早期由宫廷造办处烧制，干隆三年以后逐渐移至景德镇御窑场制造。珐琅彩的绘画技法，早期多仿铜胎掐丝珐琅。素三彩是由琉璃釉发展而来，名为彩，实为釉，以釉代彩。它舍弃矾红以紫色代之，画面典雅素净，故以“素”相称。矾红彩又称铁红彩，是以矾红颜料作主要色料勾线，染色描绘画面的一种装饰方法。墨彩是以黑色(艳黑)作主要色料勾线，染色描绘画面的一种装饰方法。同治彩即粉彩彩绘技法之一。它摒弃了康、雍、干三朝繁杂的粉彩工艺，并融合了五彩设色简练的绘画风格，易于上手。浅绛彩一词来源于浅绛画派，原指元代文人黄公望创造的一种以水墨勾画，以淡赭石渲染而成的山水画。陶瓷界所说的“浅绛”借用国画术语，是指晚清流行的一种浓淡相间的绘画技法。广彩是“广州织金彩瓷”的简称，始创于清代康熙年间，流行于晚清民国时期，早期以古彩做装饰，晚期以粉彩做装饰，也是我国优秀传统彩瓷之一。新彩又称新粉彩，是20世纪以来文人瓷绘艺术的一种。电光彩就是光泽彩。它是用电光水作彩料进行装饰，属现代工艺，具有彩虹般的光亮色泽。
古代陶瓷的装饰工艺——化妆土
用在陶器上的所谓陶衣，用在瓷器上就叫化妆土。化妆土是一种常用的陶瓷装饰材料。化妆土具有质地细腻、色泽均匀、遮盖力较强、耐火度高、表现力丰富等特性。化妆土装饰，就是使用化妆土来改变器物外观的一种装饰形式。运用化妆土，可以改变胚体表面的颜色和质地，掩盖因胎质粗糙而产生的缺陷，使釉色显得更加鲜艳，能够以有限的材料表现出丰富多彩的装饰效果。
古人常用的化妆土有三种，即白色、褐(黑)色和本色。今人对白色化妆土和褐(黑)色化妆土比较了解，但对本色化妆土知之甚少。其实本色化妆土在古陶瓷的应用上要比白色和褐(黑)色普遍得多，只是颜色与胎体极其接近，不易被察觉而已。所有化妆土都是起装饰作用的，它可以使灰胎变白，白胎变黑，粗胎变细，麻胎变平，使器物表面看上去更加亮丽、更加时尚(按照古人的审美取向)。据笔者观察，90%以上的老窑瓷器都采用化妆土作装饰。其中采用白色化妆土做装饰者占总体老窑器约百分之十几，采用褐色化妆土做装饰者约百分之一二，其余百分之七八十都采用本色化妆土做装饰。
所谓本色化妆土，就是在淘洗陶瓷坯料过程中，被分离出来颗粒度极细的泥料，俗称“澄浆泥”。它在三种化妆土中出现最早，流传最广，也使用最多。我国瓷器在元代之前几乎都是采用单一原料配方制胎，元代以后仅在景德镇等少数地区采用二元或三元原料配方制胎。直至近现代，引进欧洲先进工艺后，多元配方才逐步实行。直至20世纪50年代后，多元配方制胎才被普遍推广。
本色化妆土的使用是我国古代制瓷工艺的一项重要成就，也是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据笔者观察，在早期原始青瓷上，就已经开始采用这一装饰工艺了。
在古陶瓷中，本色化妆土的使用极其普遍，只是由于它的颜色与胎体十分接近，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因如此，它也是我们鉴定老窑瓷器真伪的重要一环。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发现施有本色化妆土的当代仿品。现代仿品采用多元配方制坯，胎质过于坚实细密，由于不施化妆土，缺少古瓷自身那种自然泥质感。现代仿唐代长沙窑执壶，仿者只注意到真品胎质相对较粗，却不知道古人为弥补这一缺陷，在釉下施有一层颗粒极细的本色化妆土，仿者在粗胎上直接上釉，致使仿品表面满是“针孔”缩釉，凸凹不平，看上去有其形而无其神。
白色化妆土是一种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白色硬质黏土，北方地区称其为碱石。它的特点是色泽洁白，遮盖力强，耐火度高，缺点是会降低产品的胎釉结合力。我国宋代南北各地的许多民间窑口都使用白色化妆土装饰，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磁州窑系产品。像白釉剔刻花产品就是巧妙利用胎体的深色和化妆土的白色对比作用，给人以强烈的装饰美感。现代仿古瓷上的化妆土与古代并无本质区别，仅观察化妆土无法鉴定真伪，还必须结合其他痕迹特征来判断。
与白瓷相反，黑瓷为宋代统治者之所爱。宋徽宗在他的《大观茶论》中提到的兔毫盏就是福建建阳生产的最负盛名的黑釉产品。其胎含铁量极高，达10%以上，呈黑色或褐色。上之所好，下之所效，于是其他窑口纷纷效仿。多数产品的胎质为灰白色，既不白，也不够黑，工匠们就发明采用含铁量较高的天然矿物颜料(俗称斑化)进行装饰，也有人称其为护胎釉。护胎釉叫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它缺少形成釉质的玻璃质，确切地说就是褐(黑)色化妆土。褐(黑)色化妆土的使用在宋代十分普遍，北方磁州窑、耀州窑，南方吉州窑、龙泉窑、越窑等都使用，主要用在黑釉或青釉器物的露胎部分及底足。直至清代，景德镇御窑瓷场在生产仿宋代品种瓷器的足圈上，仍多使用褐(黑)色化妆土作装饰。
陶瓷装饰中的“八破纹”
在众多的绘画纹样中，有一种较为少见的“八破”纹。“八破”又称“吉破”、“什锦屏”，景德镇陶瓷彩绘艺人俗称之“锦灰堆”，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并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一种特别带有市井文化品位的民间绘画纹饰。这种以残破文物片段堆叠构成的画面，纹式细致，大多是直接对实物的写生，追求形似逼真。表现出市民百姓的一种崇古复旧，追求风雅的审美心态和文化背景。虽然影响在后期有所衰淡，但随着现代陶艺的崛起，又成为诸多陶艺家绘制的背景纹饰之一。
“八破”中的“八”字是虚词。含有多、富、发等多重含意。“破”虽然是指残破的字画书笺，但隐喻了“破家值万贯”，“岁破吉生”的意思，八破纹的题材主要是金石碎犊的拓片、旧书散页，书画字简残片组合后叠成的画面。这与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拼贴画(collage)极为相似，故有人以为西方的拼贴画源于中国，其实这完全是误会，因为“八破纹”中的残破形象，完全是手绘而成的，并不是由实物剪裁后拼贴在画面上的，两者之间有着材质形式本体上的区别。
典型的“八破纹”画面，残章断简往往带有火焚过的焦痕，所以名之为“锦灰堆”。“锦灰堆”一词出之元代钱选的《锦灰堆》图卷，文曰“世间弃物，余所不弃，笔之于图，消引日月”。受其影响，历代不少文人画家纷纷作“锦灰堆”画幅，以至陶瓷装饰中也渐成风尚，《中国古代陶瓷鉴赏辞典》的纹饰条目中，对“锦灰堆”也介绍说：“瓷器纹饰之一，兴于明代成化年间，是一种繁密的规矩图案画”。但这种“锦灰堆”的文图与真正意义上的八破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钱选的“锦灰堆”画的也是“螯、钤、虾尾、鸡翎、蚌壳、笋箨、莲房，各极像物之妙”。
陶瓷上的锦灰堆也是“即所谓折枝花果堆四面，明人称之为锦盆堆，意为各种名花，瑞果堆集其中，后在锦地上画折枝花，叫锦上添花”。综上比较，八破纹俗称的“锦灰堆”，是多少有点同名歧义的了。由此可见陶瓷上的锦灰堆的描绘对象是自然生长或农家养殖之物，或瓜果、或花卉，真正意义上的锦灰堆是与文字有关的文化遗存、或竹简古币、或字画拓片，这就是在题材上真正的歧义。
然而，陶瓷上也有真正含义的八破纹的画面。同治年间也出品过不少以八破为题材的瓷盘、笔筒等物件。纹饰的形象是完整的，而八破纹则是残缺的，这就体现了八破纹最基本的特征——“破”。这种纹饰的产生和涌现，可以说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时表现某种“废虚”情结。不仅暗示了中国社会发生了观念上的转折，同时也是对那时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金石学的兴盛，诸如“残缺美”之类，审美观念的普及同时，列强入侵，江南文物毁于战火，这“毁烬残篇底蕴深，赢秦残酷不堪陈，当时古迹今难见，以此聊表旧精神”的八破纹的流行就并非是偶然了，显见是与当时的审美理念、社会现实，视觉经验有着直接的关系。
八破纹的风格是写实的，可以显出画家对实物写生的功力，力求达到逼真的效果。八破纹的背景是文化的，往往以文字的结体形式出现，有书信古籍，所简木犊，力求寓其古雅之气；八破纹的内容是历史的，可以追溯岁月的兴衰，寄托思古怀旧的情绪。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咸丰年的景德镇御窑厂出品的什锦屏纹瓷盘，边饰为开光山水，主题画面则是青铜古鼎和摩崖写法及《兰亭序》的拓片，且以半边字或半截字代替整字，这种风格与八破纹的形式极为相似。这固然反映了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好古风气，以及商贾市井小民附庸风雅的心理，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陶瓷装饰中心的八破纹集博古、写实、通俗、商品为一体，也折射出近代中国新兴都市文化的一些审视特征。
由此可见，具有民族文化特征、审美旨趣和时代背景的绘画纹饰，不管它怎样经历过“其潮起潮落”的盛衰，怎样经历变迁革新的演变，都是其主题思维及表现形式的延伸和张扬，都是其纪实性、包容性的传承和展示。
关于彩陶上“鱼纹”的研究
在史前中国，约6000年前，以河南陕县庙底沟的发现而命名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其传播浪潮，以它所在的晋、陕、豫、甘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波及四方。 庙底沟文化，作为仰韶文化中期的典型文化类型，学界对其研究、猜想、争鸣从未止歇。近年构建起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大鱼纹”分类系统，将我们对其象征意义及史前艺术浪潮的认识推进到了新的层次。 除史前玉器、殷周青铜礼器的分布和影响外，在中国考古学文化中，再无可与庙底沟文化彩陶比拟者。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可以说，对彩陶文化的认同，是中国一统的文化基础之一。 中国史前彩陶为什么如此灿烂？其中又有什么规律与意义？ 现在可以说，出自陕西半坡、河南庙底沟等地的彩陶图案，其中心就是要表现鱼纹。而这鱼纹，为中国文化的认同打下了基础，并幻化进了我们的文化中，消融无象。 鱼纹，并非图腾 说到鱼纹彩陶，最早、也是最深入人心的，便是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盘。
陕西西安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
陕西西安半坡出土的鱼纹彩陶
20世纪50年代刚一面世，人们便纷纷猜测这“鱼身人面”的图案，这件有着6500年左右历史的彩陶，在向我们透露着怎样的秘密。鱼是半坡人的图腾吗？而这种对鱼的感情在之后又是怎样延续发展的？ 在以往的研究中，彩陶上鱼纹的喻意被归结为两种：图腾崇拜与生殖崇拜。图腾是部族的象征，生殖则是史前人类的向往。乍看之下，都有道理。但仔细分析，则都站不住脚。 已故考古学家张光直分析指出，若认为半坡的氏族是以鱼为图腾，就必须将鱼与个别氏族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同时也要将其他氏族与其他图腾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而以现有的材料，这两步都是实现不了的。同样，殷商青铜器上还有虎、牛、蛇、饕餮等动物纹样，也不能草率地将之理解为图腾。 至于说人面鱼纹为生殖崇拜的观点，是将鱼纹视为象征女阴的。而仅凭此一点，将地域分布广阔的彩陶鱼纹归结为生殖崇拜，有将问题简单化的倾向。 我们知道半坡的儿童死亡率非常高，其出生率也并不低，人口增殖并不是当时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相反，过快的人口增长会让他们感觉有太大压力。从大量存在的儿童瓮棺葬可见，半坡人也许实行过包括杀婴在内的种种控制人口的方法，祈愿多产，无从谈起。 另外，原始人的图腾是本部落不能伤害的、是至高无上的，而鱼是半坡人可以随时吃的。半坡虽然有那么多表现鱼的图案，但是也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鱼骨，还有渔网图案以及鱼钩出土，鱼显然是半坡人的食物之一，而不是他们敬而远之的神物。 无体的鱼头与无头的鱼体 主持西安半坡遗址发掘的石兴邦先生，在编写宏著《西安半坡》时，注意到了彩陶上鱼纹图案有简化发展的趋势，还发现鱼头与鱼尾有分别演变的现象。继承半坡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庙底沟文化，当然也继承了这一演变。 艺术的境界，有形似和神似之分。若两相比较，神似也许可以看做是至高的或曰终极的境界。“得意忘形”这个词，便是神似的境界。就此看来，半坡时期彩陶上无体的鱼头图案，也许其最初的用意很单纯——用鱼头来表示鱼。对史前画工来说，这应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同时它也会启示画工，进行更多大胆地创作。比如无头的鱼体、无体的鱼尾，甚至仅用鱼眼和鱼唇，都可以表示全形的鱼。
庙底沟之后，具象的鱼纹（尤其是鱼头）渐渐幻化为其他图案，直至失踪。由彩陶鱼纹的无头案，引发我们思考很多彩陶之外的问题，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彩陶的深刻意义。 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鱼头的这些变化，让我们追踪出了一些相关纹饰，如圆盘形纹、双花瓣纹、重圈纹、单旋纹等，都是鱼头失踪之后取而代之者。它们为我们追寻鱼纹的意义提供了重要线索。 由这些线索，至少我们可以认定，庙底沟文化与半坡文化之间，在精神生活与艺术生活中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即鱼是他们共同的艺术主题，在两个文化的精神世界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彩陶上鱼纹的种种变异，让我们进一步相信鱼纹在史前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非常深刻的，彩陶的意义也由鱼纹得到清晰展现。 而彩陶上大量几何纹的产生，本是来源于象形纹饰，是其逐渐简化的结果。直至简化到只表现局部特征，并且明显夸张变形，意存而形已无，是谓：得其意而忘其象、隐其形矣。 笔者对彩陶的一个重要的解读方法，即确认“地纹”彩陶。看纹饰不要看画上去的色块、图形，而是要看它没有画上的，那才是他们想表现的。 各地出土的属于仰韶文化的彩陶，有一半以上需要用此法观察。若要表达三角，史前人是把三角空出来，将周围填色，表现三角。若画圆，他们将圆周围涂色。为什么呢？因为彩陶的陶体多为红色，而绘制笔触为黑色，为了直观地在陶体上表现图案，当时的陶工需要这样隐晦的手法。就此，过去包括苏秉琦先生提出的“玫瑰花、蔷薇花”的俯视花瓣纹样说，我认为都是看错了。他看的是着彩部分，而不是虚空部分。 那么，这些花瓣纹样的虚空处，是什么图形呢？我叫它旋纹。
彩陶上的双旋纹
什么是旋纹呢？比如凤凰台的台标。
庙底沟文化彩陶是黑、红、白三色的配合，主色调是红与黑、白与黑的组合。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古代绘画艺术中知白守黑的理念。“知白守黑”，出自《老子》，所谓“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本是道家提倡的一种处世态度，与“知雄守雌”是一个意思。 主要以墨色表现的中国画就是这样，未着墨处饱含着作者的深意，观者细细品味，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研究者认为，在中国画中无笔墨处的白，并不是空白无物，画外之水天空阔之处，云物空明之处，都是以“白”为景。对于高妙的捉笔者来说，那空白之处不仅可以为景，更可以抒情。 画家要擅于把握虚实，运黑为白，可根据形式需要，化虚为实、化实为虚。在画作中虚实可以互相转变，黑白亦能互相转变。很多有中国画观赏经验的人都会发现，一幅好的绘画作品，笔墨自是妙趣无穷，而画中的留白，往往更具神韵，黑与白的对应，时常会成为引导观者深入的路径。能够运实为虚，虚实互用，黑白互衬，引人入神，凡此种种，皆缘于画家对“知白守黑”理念的运用。 那么，有一双知白守黑的眼睛，以虚实扭转的眼光，再来审视庙底沟彩陶，尤其是被命名为“花”纹的图案，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是旋转。 其渊源，则是鱼目。 我们知道，鱼目是圆目，不论生与死，鱼都不会闭眼，一般也不会将眼珠转向某侧，所以也不会形成偏目。彩陶鱼纹中将鱼目绘成偏目，是一种艺术加工——画工赋予了鱼一种特别的表情，它可能含有我们现在无从得知的某些意义。 惹人联想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长江下游，与此几乎同时的良渚文化的玉琮上，狰狞的神面最终也仅有眼目被保留。这不仅是纹饰的简化，还是人类对于抽象艺术的一种认同。纹饰虽然更简约，但其含义不减，甚至其象征意义被更加强化，所传达信息也更明朗。嗣后，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也以眼目最为突出，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以眼目代形的指代手法，最早是出现于彩陶艺术中。
浙江余杭出土良渚文化玉琮
而一些之前我们释读得莫衷一是的纹样，就此也可以有焕然一新的统一认识。我们将这种旋转的眼目式的纹样，称为旋目纹。
山西和河南出土 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的旋目纹
我们发现，早在龙山时代（距今约4000年）之前，已经出现了旋目神面。而过去为学者定性了的庙底沟“花卉纹”，我认为大体都属于旋纹。 旋纹广泛见于庙底沟、大河村、大汶口、红山、大溪、马家窑、凤鼻头等文化的彩陶上。旋纹结构非常严谨，是史前陶工最富韵味的创作。这种图案结构影响了整个古代中国的艺术生活，还在继续影响着现代人的艺术生活。
江苏邳县出土大汶口文化彩陶
旋纹不是普通的装饰纹样，也不是某一个文化独有的纹样。它从一时一地形成，在完成起源的过程后，迅速向周围以不变的方式或变化的方式传播，几乎覆盖了中国史前文化较为发达的全部地区。这不单单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而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正是由旋纹图案的传播，我们看到了中国史前时代在距今6000年前开始拥有了一个共有的认知体系。 旋形是表现力很强且极具魅力的一种图案形式，在更多的史前彩陶上，我们见到了类似的旋式图案，那旋动的韵律感如此有力，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太阳。旋转的太阳，炫目的光芒，我们现在也经常可以看到将太阳处理成带有光芒的螺旋形状，而这样的螺旋形太阳图案早在史前陶器上即能见到。
甘肃永靖出土辛店文化 彩陶上的螺旋形太阳纹
人类对天体运行的观察，应该是在史前时代就早已开始了，《春秋纬·元命苞》说，“天左旋，地右动”，这未必就没有包纳史前的认识成果。 将各地出土彩陶按照时间排列比较，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演变规律，除刚才介绍的以外，常见的菱形图案，也有证据显示是由鱼尾纹演变而来；著名的“西阴纹”来自鱼唇的轮廓；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张朋川认为，四瓣花的图形也是鱼体几何化的结果，就此，我们对鱼纹彩陶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鱼纹在彩陶上真好似一个百变金刚，它存留在彩陶上的面孔如此丰富！
陕西和甘肃出土庙底沟文化 彩陶上的简鱼纹与菱形结构
我们已经想象不出它为史前人带来过多少梦想，也想象不出它给史前人带来过多少心灵的慰藉。“大象无形”，鱼纹无形，鱼符无鱼，彩陶纹饰的这种变化让人惊诧。 彩陶纹饰的演变，尤其是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的演变，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其实就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是由写实到写意的渐进的过程。写实与写意的象征性其实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表达形式。 它在形式上，由有形趋于无象，在含义上则由明示向隐喻转变，用“得意忘象”来概括这种变化，非常贴切。得其意之后而忘其象，这是早在彩陶时代创立的艺术哲学，不用说这个“象”是有意忘却的，是为了隐喻而忘却的。无象而意存，这是彩陶远在艺术之上的追求。 彩陶「一统」的中国 由河南陕县庙底沟向西，驾一辆越野车，驶入高速公路G30，再转G70……1068公里之后，可到达青海民和县。而在几无交通工具的6000年前，两地已经有相同的彩陶图案。1980年，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的发现，将人们对庙底沟彩陶的认识又向西推进了。
青海民和阳洼坡出土彩陶纹饰
山高水远，两地绝不可能生活着同一群人。而相似的图案，几乎吻合的存续时间，使我们必然认识到：史前同类彩陶的分布，有时会超越某一个或几个考古学文化的范围。
史前中原地区文化圈关系示意图
彩陶的这种越界现象，为我们理解它的意义和魅力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越界即是传播，这传播一定不仅只是一种艺术形式的扩散，它将彩陶艺术中隐含的那些不朽的精神传播到了更远的地域。在庙底沟文化中，这样的彩陶越界现象发生的频率很高，若干类彩陶纹饰分布的范围，远远超过了这个考古学文化自身分布的范围。 我们感觉到，似乎有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播散到了与它临近的周围的考古学文化中，甚至还会传播到更远的考古学文化中。这样的推力，也许只有用“浪潮”这样的描述最贴切。 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在他的《原始艺术》一书中指出，“不论是绘画或造型艺术中的几何纹样，还是音乐中的旋律或乐句，只要具有某种含义，就能唤起人们一定的感情甚至观念。……只有某些众所周知的，具有一定意义的象征符号才能产生象征艺术的效果”。 某些彩陶纹饰的传播，其范围非常广大，在这广大范围内的人们，一定在纹饰的含义与解释上建立了互动关系，发明者是最早的传播者，受播者也会成为传播者。彩陶原来存在的文化背景，也就随着纹饰的传播带到了新的地方。
典型鱼纹彩陶分布范围示意图
当某些彩陶纹饰传播到了不能生根的地方，互动关系就此终止。也就是说，如果此地之人不能解释或者接受彩陶纹饰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传播也就中止了。 当我将数种庙底沟彩陶纹饰在中国的发现地点绘制在地图上，再将数张地图重合在一起时，我被眼前所见震惊了——这不就是后来的“中国”吗！ 在我面前的这张“庙底沟文化彩陶典型纹饰整体分布图”可见，其分布范围向东临近海滨，往南过了长江，向西到达青海东部，往北则直抵塞北。
庙底沟文化彩陶 典型纹饰整体分布示意图
庙底沟文化彩陶散布到这样大的区域，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个范围很值得注意，因为这也恰恰是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最核心的区域。
另一刻划鱼纹系统：安徽蚌埠出土 双墩文化刻划鱼纹演变示意图
传播是文化趋同的过程，而文化趋同的结果，则是主体意识形态的成功建构。我不禁想起上述博厄斯的言论，文化中国形成的基础，是与我所总结的“大鱼纹”系统脱不开干系了。鱼纹的演变与传播，是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次大范围的文化认同，让我们感受到了史前这席卷一切的艺术浪潮的威力，其内动力，是彩陶文化自身的感召力。
(文/由记者张婷据访谈整理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