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中国有着灿烂悠久的陶瓷文化， 它作为一种泥土的艺术，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民俗风情、文化传统和民族艺术的精髓。而陶瓷款识的发展可以说是伴随着陶瓷悠久的发展历史的。
陶瓷承载着文化和荣誉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在当前艺术表现发展的一日千里下， 陶瓷艺术的多元化格局， 又会给陶瓷的款识带来怎样的变化。
一、陶瓷款识的渊源
1．明清时期之前的陶瓷款识
先秦陶瓷器上出现的款识类的东西。春秋战国、秦代的一些建筑在陶上(如城砖)， 或刻、或印有作坊名、产地明景德镇官窑款识名、工匠姓名，这是正式可叫作款识的东西了。汉代陶瓷器的款识， 典型的是汉瓦当上大量的吉祥款如“汉并天下”之类。瓷器上的款识，东汉青瓷罐底刻有“王尊”款，此为我国已知最早的瓷器文字款识。战国时期的日用陶器上还刻印有文字，这种刻印文字一般被称为陶文。其中有些陶文是在制作陶坯时打印的戳记， 这些戳记可能是标记制陶人姓名或是个体手工业者的制陶窑场的名串。六朝时期， 陶瓷款识多起来，款的书写形式以刻写为主． 隋代陶瓷款至今所见极少。唐代的许多大窑， 如越窑、长沙窑的产品上，都发现有款识。宋代瓷业兴旺， 在陶瓷器上留下款识之风也极为盛行，数量较前大增，形式也丰富多样，有刻划、书写，还有模印。内容上有较大发展， 品种齐全。元代的款识数量也较多， 形式上刻、写、 印均有， 如印款“枢府”、 “大禧”等，都是表明陶瓷的所有者。
2．明清时期陶瓷款识的特征
明、清时期是我国陶瓷器各种款识发展成熟完备的时期，审美价值和陶瓷艺术的结合也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明代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特别是景德镇青花瓷和其它彩釉瓷的生产规模， 工艺水平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明代瓷器上的款识在种类、工艺、字体等方面也随之更趋完善， 并开始流行在瓷器上题写帝王年号即官窑纪年款。如永乐时期的瓷器款识为“永乐年制”， 是陶瓷史上第一次烧制的帝王年号款． 民窑产品书写纪年款的也有，但字体较为草率，不及官窑规整。
我国陶瓷器款识， 到明代己成为一种陶瓷工艺中必有的艺术形式，而且数量众多， 官、 民窑均大量使用，种类齐全，形式多样。
清代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时期， 其制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受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制度和制瓷历史传统影响，清代的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的款识在题写上也有一定的惯例， 同时又新开创了金彩、墨彩、珐琅彩等题写工艺，而且各种堂名款、花押款、吉语款也更为多样。
帝王年号款每朝都有。清代款识书体总的情况是由楷到篆再到楷：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楷篆并用，楷多于篆。民窑器中有六字篆字方款，亦有“嘉庆年制”四字款，大多十分草率，有的仅写半边字，还省减笔划，称为草记款，故十分难认。
3．民国时期陶瓷款识的发展
民国瓷器款识的情况比较复杂多样。在这个时期“官窑”己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款式的多样性。我们现在看到的民国款识一般有“厂名款“、 “供养款”、 “私人题款”等数种。 “厂名款，就是生产瓷器的厂家在瓷器上留下的生产标记。 “供养款”最多的就是各类的“私人题款”，这里面有的是以瓷作礼物送人的，就在上面写个款．还有的是私人订烧的瓷器，请厂家题上款识．有些是主人自娱时绘制的瓷器等， 民国时期的款识变化， 因为封建王朝的渐渐远去，而更加的个性化和多样化。
二、陶瓷款识在陶瓷艺术中的装饰作用
款识相对于陶瓷的装饰作用有很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伴随着款识诞生初期强调标识的功能性逐渐向艺术作品的统一与点缀作用过渡，从而真正在陶瓷艺术中起到了装饰的作用。
{．底款
瓷器产生之前， 陶器上就已经有了款识的痕迹，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和审美上的不成熟，款识往往只是表示一些特定 的意义(制作人、产地、日期等等)，却并没有有意识的利用款识对作品进行装饰，基本的表现方法也只有刻画，形式单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款识的造型和审美也渐渐有了较为统一的标准， 到了明清时期，款识的审美及表现形式， 已经达到了 历史的颠峰，款识有刻印，也有写画，有青花也有粉古彩，各种表现方式繁多，更是美观大方，与作品在审美上已经达到了统一和点睛之用。
民国时期款识 以清嘉庆斗彩束腰盘为例，款识色泽明朗， 为青花绘制的款识，规整秀丽，与器型大小的搭配恰倒好处，此斗彩盘色泽艳丽，绘纹流畅，极富装饰性的特性， 底款颜色统一， 造型严谨，给作品整体一个平衡感， 不会给人华而不实的感觉， 与束腰盘的整体感觉统一美观， 圆形的器型和方形的底款搭配，又从视觉上就给人一种形态变化的动感，使整件作品从造型，装饰到款识，美观大方，有紧有松，有虚有实，款识也与作品达到共融的效果。
2。瓷面款
这里所说的瓷面款是不拘于底款的款识， 他们出现在任何瓷器作品需要他们的地方，成为陶瓷装饰中的重要角色。
瓷面的款识还有一个大家族， 就是延续中国画中的款识。在中国画中适当的留白， 加上诗书印， 已经成为了中国画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陶瓷款识的装饰意义也是延续于此， 与陶瓷本身的搭配，相辅相成，和谐统一或是画龙点睛， 都显得尤其重要， 瓷款可以说是相对于宣纸而在另一种材质上的延续，而这种延续的审美也是相通的。
随着艺术领域里思想的开拓，款识的装饰性也已经得到了解放， 位置的灵活变动，造型的多种形式， 与作品搭配的色泽等等，似乎是作品表达中的一路奇兵， 为作者自由地支配。陶瓷的造型丰富，装饰也多样， 时代特征明显。款识自然成为陶瓷艺术不可少的组成部份。一尊没有款识的瓷器，会使人感到不完整，价值平平。而一个款识不好的瓷器也使人感到做工粗糙， 艺术内涵不够， 由此可见，款识在陶瓷艺术中的装饰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三、当今陶瓷款识发展的多元化格局
陶瓷款识历经千年的发展， 已经与陶瓷的每一点进步都融为一体了，在当今陶瓷发展的领域，陶瓷款识仍然发挥着它悠久的历史作用， 艺术领域里陶瓷款识的表现性可能更强一些， 而另一边作为商品的的商标款中， 款识的标识作用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随着款识的发展，他的家族也渐渐丰富起来，按照他们不同的用途， 后期款识的分类就细致很多了。按他们的内容可分为：纪年款、堂名款、陶人款、吉言款、赞颂款、花样款等六大类， 随着时代的发展，追求寓意的闲章，商标款识也出现了。特别是闲款的潮流，在今天的陶瓷艺术中，拥有着广阔的天地。
款识正在渐渐成为陶瓷艺术中最为自由的一种语言。
款识的意义也象它的艺术处理一样， 从标记年代、人名、堂名、产地、作者， 赞颂开始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富有内涵， 有时甚至是除了作者以外别人所无法领悟或解释的内 涵。
陶瓷款识在当今的市场化经济下， 与陶瓷的发展一同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着，一种是更加纯粹的艺术，款识在这里有其任逍遥的天空， 而另一种正是市场与经济导演的工业陶瓷。
在经济社会的今天，历史，文化，政治的发展，都围绕着经济而飞速旋转着，经济也延伸着原来陶瓷款识它原有的意义， 附于其知名度，淡化它的艺术评价，使陶瓷与款识也走上了商品化，商标化的道路。商业陶瓷的款识， 就是企业的名称，就是企业的品牌，是在消费者群体中的无形资产，是它冲出本土，走向世界的资本之一， 而这也是曾经的陶瓷款识所无法达到的新的领域。
结语
款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载着曾经的文化与内涵，在新的纪元也在迅速发生着开放式的蜕变， 究其原因，可以看到， 当今中国文化与艺术受到大量西方文化的影响， 使很多本土的艺术形式也在外来的思想下， 突破了传统的界限， 得到新的发展，这其中也包括了陶瓷和陶瓷的款识； 当今的艺术工作者也在积极的找寻着艺术的出路和未来的发展， 规矩在大众创新欲望的面前已经成为了新的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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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银錾花花卉纹葵形盏 口径11.1厘米 观复博物馆藏
花卉纹显示宋代人注重生活细节
这里有两件藏品，一件是宋代的银质灯盏，我们从正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描绘的是秋葵。秋葵是一种草本植物，花开得非常漂亮，把它做成这样雅致的器皿，可见宋代人非常注重生活的品质，注意细节。花盏的每个花瓣上都有小的纹饰，而且各种花卉的样子还都不一样。这件东西因为年代久了，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银都氧化变黑了。在古代的时候，它实际上是银亮银亮的，非常漂亮，绚烂夺目。
另一件是清代雍正年间的一个仿古作品，是一个折沿洗，上面画着缠枝莲。雍正年间有很多器皿是仿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实际上这种折沿洗在永宣时期就非常流行了。花卉的画法有很多，缠枝与折枝是其中的两种手段。缠枝是用一枝藤蔓把各种花卉缠起来，表明它延绵不断，中国人很希望所有的事能延绵不断。缠枝并不仅限于一种花卉，比如缠枝莲画的全是莲花，缠枝菊画的都是菊花，还有缠枝花卉在一枝枝蔓上有不同的花卉，这就是主观的一种创造，实际上是在传达生活中一种美好的情感。缠枝比折枝更受民间的欢迎，也受宫廷的欢迎，所以我们在瓷器中看到的缠枝花卉远比折枝花卉要多得多。
我们国家地域广阔，南北方花卉有很大不同，很多花我们是知道名字的，但也有很多不知道名字，所以我们在对花的认知当中逐渐就产生了好奇 ，比如很多花是结果的，连很小的枣花都能结实，还有一些花只开花不结实，纯粹是为了观赏。古人在欣赏花卉的过程当中主动地把一些野花变成了家养的花，用于观赏，提高生活的品位和质量。自宋代植物纹入瓷器以后，花卉便成了一个主要的描述对象。描绘最多的都是大家熟知的花，比如牡丹、荷花、梅花，等等。
花卉碗在雍正乾隆时期盛行
这是清乾隆时期的一个胭脂地的花卉碗，这种碗在雍正乾隆时期已经变成了定式，非常盛行，它对后来中国瓷器的影响巨大。我们可以看到花卉在这上面的表现，它用胭脂红作为地，来衬托这一朵黄花。这种花卉是一种主观的表达，不是客观的描述，换句话说，我们生活中看不到这样的花。花卉在中国的文化当中代表了多层含义，它在瓷器当中展现的只是一个层面，还体现在其他的文物当中，比如家具、漆器、玉器、铜器等各个层面。瓷器上的展示更为丰富、更为灵活，不仅有单色的青花、墨彩，还有珐琅彩、粉彩、五彩，这说明自然界和我们人类的内心一样是丰富多彩的。花卉中有开花为了结果的，有开花是为了闻味的，有开花是为了欣赏的， 古人将种种含义接纳理解并发扬光大，形成了我们灿烂的文化，并传达到今天我们每个人身上，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小小的花卉带给我们的无尽幸福。
清雍正 青花轮花缠枝海浪纹折沿洗 口径25.4厘米 观复博物馆藏
“国色天香”最早是形容花，还是人？
“折桂”、“杏花郎”的称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马未都评：桂花和杏花都和科举制度有关，我们的科举考试是“三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第一次考试是在秋天，如果考中了就在第二年的春天去参加会试。所以秋天的科举一定是桂花，春天的科举一定是杏花。从表面上看，是杏花在前桂花在后，但这两个称谓的顺序恰恰相反。
现在我们不管参加什么类型的考试都是一个很难的事，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甚至到参加工作以后还要考各种证件。每个中国人走向社会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考试， 但是跟古代比起来都算容易多了。首先是要不停地考，不停地锻炼，从小学开始，每个学期、每个年级都要考。但古代的时候不是，那时候没有人去考你，得自己去准备，然后就要看乡试第一次考试的时候能不能敲开这个门。这是第一次考试，非常重要，所以叫“折桂”。
中国文化中的所有纹饰都一定有一个基本含义，而且这个含义都趋向于美好。中国人赋予了花卉不同的含义，使其文化含义尽可能跟社会含义吻合，这是古人创造的一种能为大众接受的文化。我们现在去讲这种文化似乎很久远，其实今天生活中使用的大量的词就是来源于当年的科举考试 ，比如题中提到的“折桂”。
马未都评：这道题跟牡丹有点关系，“国色天香”既可以形容牡丹这种花，也用来形容人，比如说杨贵妃“长得国色天香”。“国色”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为喜庆的颜色，“天香”是指上天赐予的，“国色天香”最早显然是用来形容牡丹花的。在唐诗中就有“国色天香”的描写，后用来形容杨贵妃。牡丹的典型特征是花朵硕大，品种繁多，最著名的当属“魏紫姚黄”，就是一个姓魏的人培养出来紫色的牡丹，一个姓姚的人培养出来黄色的牡丹。
关于牡丹有很多很多故事，不管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都对牡丹花感兴趣，因为牡丹花确实太美了。我们可以看到唐朝人春天出游的时候头上就顶一个大牡丹花，非常艳丽，所以“国色天香”就是能代表一个国家的颜色。
清乾隆胭脂紫地粉彩缠枝花卉纹碗 口径17.5厘米 观复博物馆藏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里的“疏影”指的是什么花？
马未都评：这道题讲冬季开的花，就是梅花。梅花有几片花瓣呢？这就考验我们的观察能力了。实际上植物跟动物、跟人都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有很多特性是遗传的，只是偶尔有变异。在一般情况下，梅花有五片花瓣。
古代文人墨客有很多钟情于梅花，宋初有位文士叫林逋，后人称他为和靖先生，他是“梅妻鹤子”，一生不娶妻、不生子，以梅树作为妻子，养一个仙鹤作为儿子，过着非常清雅的日子，我们今天的人再雅也达不到他那样。林逋最著名的诗句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其中的“疏影”指的就是梅花，“暗香浮动”指的就是梅花似有似无的暗香，这种感觉是非常微妙的。
梅花这种纹饰在瓷器上的呈现，早期的梅花通常是带枝干的，就是画一枝梅。比如永宣时期画松、竹、梅，松树、竹子、梅花都是交替进行的，上面的一枝梅画得很清楚。清代初期的比如“喜上眉梢”，就是梅花上面画一只喜鹊。只画梅花的晚明有，当时喜欢画“落花流水”，就是水中漂着梅花，那也是雅中大雅。另外就是清康熙时期愿意画冰梅，冰裂纹上面有梅花，表示梅花在冬季的那种不畏严寒的感觉。中国人赋予了梅花人性的品格。
明清陶瓷款识的鉴定
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广州中山五路发掘一处秦汉遗址时，曾发现有带“官”字的陶片；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 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与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 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我们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划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的判断出真伪。 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
南北朝时期陶瓷纹饰中的佛教艺术因素
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西汉末年，始传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后，历汉、魏晋的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得到君主的推崇，进一步隆盛。南朝梁武帝三度舍身同泰寺。唐朝诗人杜牧有诗述南朝佛教之盛况：“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北朝则大量开凿石窟，如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魏书·释老志》载北魏佛教发展的情况，“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侣大众两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1] 长期战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受苦之人精神上解脱之需要为佛教流布和传播提供了有力时机。佛教艺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传入。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大力传播，佛教艺术对于社会的影响也比较明显。陶瓷器装饰纹样受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并反映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南北朝时期，陶瓷器的纹饰发生了变化，莲瓣纹和忍冬纹大量出现。显然，莲瓣纹和忍冬的出现是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佛教艺术因素直接出现在陶瓷器上，对于拓展陶瓷领域和丰富陶器文化内涵起到了积极作用。
莲花纹是古代陶瓷器流行的装饰纹饰。我国自古有爱莲之俗，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史书就有关于莲花的记载。《诗经》中有载：“彼泽之狈，有蒲有荷”，“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楚辞》中载：“集芙蓉以为裳，因芙蓉而为媒。”中国古人始爱莲之风与佛教并无关系。历代文人对于爱莲之风不减，并赋予它清雅孤高的品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出污泥而不染，攫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襄亵玩”。中国古人爱莲之说可见于众多记载，正是由于爱莲之俗，莲花纹也就自然的被人们当做装饰的纹饰之一。
图1 春秋莲鹤方壶
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莲鹤方壶”，该壶双层镂雕莲瓣盖上立有一只展翅欲飞、引颈高吭的仙鹤。莲瓣的纹样来源于莲花，莲花统称荷花，古称芙蕖、芙蓉、水芝、水华等。田自秉对于春秋莲鹤方壶上莲花纹的解读是：“莲鹤方壶上的莲花纹样与飞鹤配合，表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2]河北滦平县战国贵族墓也出土了带有莲瓣纹壶盖的莲瓣壶。佛教传入中土以后，莲花在佛教中被赋予了特殊而神圣的含义。莲花代表“净土”。无量清净尘经云：“无量清净佛，七宝地中生莲花上；夫莲花者，出尘离染，清净无暇”。另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降生在莲花上，后在菩提树下成道，因而莲花是佛教修持圆满的标志。南京东郊灵山出土的南朝青瓷莲花尊和北朝青釉莲花尊腹下部都出现了贴花菩提叶一周。佛祖在菩提树下成道，莲花尊上的菩提叶装饰正印证了这一传说广为佛教徒所接受。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传，中国传统的莲花内涵与佛教圣花的含义相融合。在南北朝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人们对于莲花的传统审美意识加上佛教对于莲花的特殊内涵，莲瓣纹纹饰盛行就成为一种必然。虽然纹样外形与之前无多大差别，但是从内在上看已经包含了佛教的一些象征意义。李纪贤认为“莲花作为佛教艺术的圣物之所以受到佛教信徒的崇拜，除了花色、香味之外，大概还有取其地下茎一藕之出淤泥而不染的洁净含义”。信佛民众的增多，佛教寺庙和石窟的大量修建，佛教艺术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莲花和忍冬纹饰也大量的出现在陶瓷装饰上。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大量带有莲瓣纹的碗、罐、尊等陶瓷器实物出土。从众多的出土实物来看，这一时期的莲瓣纹式样大多直接来源于云冈、龙门等石窟的柱基，富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南京东郊灵山出土的一对青瓷莲花尊，尊高85厘米，口径 21厘米，底径20.8厘米。顶置有莲瓣瓣盖，中央有一方钮，钮四周堆塑肥厚短小的覆莲两层，周边饰竖立的三角形锯齿状变形莲瓣一周，下段贴附对称的二龙戏珠和忍冬、莲花图案各两组。腹上部饰模印重瓣覆莲两周，其下是贴花菩提叶一周和刻画瘦长莲瓣纹一周，莲瓣下垂，瓣尖上翘。腹下部饰仰莲纹两层，圈足如一喇叭座，饰覆莲纹两周。各层莲瓣均向外翻卷，丰腴肥硕，整件器物层层叠叠的饰有莲瓣纹，看起来蔚为壮观。
北朝青釉莲花尊
莲花尊南北朝均有实物出土，北朝也出土了一件青釉莲花尊，高67厘米，口径19厘米，足径20厘米。腹部为器物装饰的主要部分，腹部装饰上覆下仰的莲瓣，上部覆莲分为三层，层层叠压，依次延伸，其中第三层莲花瓣尖向外翘起，第2层与第3层莲瓣之间贴印菩提叶一周。下部仰莲分为两层，莲瓣丰满肥硕。足部也堆塑覆莲瓣两层。此尊为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四件莲花尊之一。其形制稍小于青瓷莲花尊，同图2一样，器物周身遍饰莲瓣纹，集贴、印、堆塑、刻划、模印、浮雕等多种装饰技法于一体。这一时期罐也多有出土。
青瓷莲瓣纹盖罐
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的青瓷莲瓣纹盖罐，通高6.9厘米，底径4厘米。盖面满饰复线莲瓣纹14瓣，分上下两层重叠，下层莲瓣仅露莲尖，罐身上半部分如同盖部满饰复线莲瓣纹。如图六，南朝青釉莲瓣纹盖罐，高28厘米，最大腹径28厘米，口径15厘米，足径16厘米。有一饰双层莲瓣纹盖，莲瓣纹为上下各8瓣，肩部和颈部都饰有莲瓣纹，肩部覆莲纹两重各13瓣，颈部为仰莲纹纹15瓣。河南省濮阳李云墓出土黄釉绿彩刻莲瓣纹四系罐，高23.5厘米，口径7.7厘米，足径8.4厘米。四系之下刻忍冬纹一周，腹部下覆刻莲瓣纹。
黄釉绿彩刻莲瓣纹四系罐
这一时期的莲瓣纹作为陶瓷器上的主要纹饰出现，是主流纹饰。还可作为辅助纹饰使用，刻画于器物的肩部和腹部。
南朝青釉莲瓣纹盖罐
这件出土实物装饰纹饰一改前代的装饰风格，周身饰有丰满的莲瓣纹，莲瓣纹式样与这一时期佛教所用莲瓣纹饰的风格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丰满圆润的莲瓣，仰莲纹和覆莲纹的大量使用。这些纹样风格的使用在云冈、龙门等石窟可以大量看到。
南朝、北朝均有装饰莲瓣纹的陶瓷器物出土，由于地域差异，其风格也略有不同。莲瓣纹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其形制也发生了变化，或变形，或作为一种辅助纹饰出现在器物的肩部、颈部。五代宋初莲瓣纹变成长条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莲瓣纹的宗教意义逐渐减弱，从而成为一种优美的装饰题材。万长林指出：“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莲花已逐渐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优美的装饰题材。这种变化反映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审美领域逐渐摆脱宗教意义和神化思想的束缚，而以自然花草为欣赏对象，获得思想上的解放。”
忍冬纹是古代纹饰题材之一。忍冬又称金银花，为多年生长的绿灌木枝叶缠绕，忍董而不凋萎，故而得名。构成方式是以“S”行为基本骨架，在其两边分别生长出双叶或单叶。在陶瓷装饰上以3个叶瓣和一个叶瓣互生于波曲状的茎蔓两侧的图案。常与莲瓣纹相配作为主体纹饰。忍冬纹是由西方传入，东汉末年出现，魏晋南北朝时甚为流行。早期多被用于佛教建筑，随着这一纹饰的广泛运用，经古代工匠流用广泛。“忍冬纹的出现并使用即符合以植物花草来粉饰宗教的要求，又合乎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习惯，可谓是中国艺术史上一次了不起的创造。”[6]闫琰在《浅析忍冬纹装饰图案的应用》一文中述到：自从忍冬纹引进之后，优美生动的图案便日益丰富了起来，忍冬纹激发了合乎中国审美理想的新的装饰样式的形成。同时他还认为：忍冬纹被大量的运用于和佛教有关的装饰中，和它的形态变化多样，延绵不断，与佛教的轮回永生之念似有内在的联系。[3]忍冬纹是一种变形植物花纹，是生命及命运树的简写形式，并与象征着佛诞生的莲花一起存在。[4]忍冬纹的出现和佛教入传绝非是一种偶然。加之这一时期，忍冬纹和莲瓣纹搭配同时出现。前文述到南北朝时期的陶瓷器上大多有忍冬纹的存在。
青釉刻花忍冬纹单柄壶
具有代表性的是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朝青釉刻花忍冬纹单柄壶，高21.3厘米，口径11厘米，足径12.4厘米。此壶纹饰共有3组，肩部及腹下刻仰覆莲瓣各一周，两层莲瓣间，刻忍冬纹，每层纹饰之间隔以弦纹。纹饰层次清晰，线条简洁、明快、流畅。到隋代继续采用忍冬纹，唐代以后，忍冬纹逐渐被缠枝卷蔓的枝叶纹所代替。
佛教传入中国，并相继传播开来。而莲花和忍冬纹这一佛教语言也随之渗透到华夏文明的各个方面。美是提炼出来的一种形式，有它特有的时代背景和审美取向。[5]南北朝时期佛教盛传，佛教艺术的主体纹饰—莲瓣纹、忍冬纹在时代背景和审美取向的基础上成为南北朝时期陶瓷纹饰的主流。
历代陶瓷款识大全
一、纪年款
(一)宋代纪年款
1、宋“景德年制”款
按照文献记载，景德镇窑以皇帝年号命名官窑纪年款，始自宋真宗景德年间。但以“景德年制”为款识的景德镇宋官窑实物，至今未能发现。
2，宋“至道元年”款
“至道元年”(995)款为宋定窑器署款，而且刻饰在瓷器外壁上，具有题铭记事性质。
3、宋“明道元年”款
“明道元年”(1032)款为宋代虎纹瓷画的署款。由于受绘画载体材质理化性质的影响，宋代纸绢画遗存甚微，因而此器显得十分珍贵。
(二)元代纪年款
1、“至正十一年”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磁州窑菊纹罐上的“至正十一年(1351)七月二十九门河东陈家翔造”款铭，为元磁州窑民窑器款。
2、“至正年制”款
近年，黑龙江省扶余县古代墓葬出土的釉上彩缠枝番莲纹碗碗底“至正年制”款为明代嘉靖??万历间的仿款。
(三)明洪武款
明洪武年间，皇廷御器，按照需要临时下达国内几个重要产瓷区烧造。如果需用量大，则调工匠赴京(今南京)置窑烧制。对此，明万历版《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作了具 体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 九十年代，南京明故宫故址出土了洪武官窑残器。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洪武”纪年款的官窑器。
(四)明永乐款
1、永乐官窑款
永乐初年，明代皇廷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烧造的御器，书写“永乐年制”四字款识。
永乐官窑款，大多为篆体。或用青料书写，或在胎骨上刻饰，再用透明釉罩盖。
(1)青花书写篆体“永乐年制”官窑款
笔道浑厚圆润，起落笔处呈尖状，折角处为圆角，结构严谨整饰，气象雄浑豁达．款外围双圆圈，或围图案，或围花纹(例如鸳鸯、狮子滚绣球、团花)。
(2)刻或印篆体“永乐年制”官窑暗款
篆体“永乐年制”暗款，刻或印饰在器内底心或内壁，字体风格与青花书写篆体款相近，款识外围单，有的单圈外 围花饰几何纹。
(3)楷体永乐四字官窑款
明景德镇御器厂故址出土的永乐釉里红残器口沿，用釉里红书横式“永乐元年”或“永乐四年”。 2、历代寄托永乐款后世仿款，笔道生硬折角。
(1)明万历寄托永乐款
半行书半篆书，朴质稚拙，有的仿款“年”字犹似“季”字，款铭外围一圈练条般的装饰带，款字大多安置在器内底。
(2)明天启??崇祯寄托款
字体犹如万历寄托款，款铭外围的装饰带，或由延绵的涡纹组成，或由双排练条般的花式构成，装饰带比万历寄托款的装饰带更为宽阔。
(3)清康熙寄托款
康熙寄托款的字体，具有明万历??天启的遗风，但比万历?天启时流畅自然，款铭外不加圈栏，也无花饰。
(五)明宣德款
1、官窑楷书款
宣德官窑款，好似出自一人之手，清秀端庄，浑厚遒劲。“德”字沿袭汉碑中的古体，字的右半边“心”上没有一横，而成“德”字。而且双人旁的两撇，斜度较大。字体风格深受明初书法家沈度的影响。
宣德官窑款，以青花楷书“大明宣德年制”为常见，其次为青花“宣德年制”楷书款。
2、官窑篆书款
篆书款极为少见，但景德镇明代御器厂故址出土了两件双圈篆书“宣德年制”四字青花款残器。
4)，款识料色浓淡不匀，刚朴肃穆，富有永乐官窑四字篆体款的遗韵。
3、官窑款的色相
宣德宫窑器载款的器底釉面，白中闪青，晶莹滋润，并有橘皮纹。
宣德官窑款，一般用进口的苏泥勃青料，或在进口料中适当掺入一些国产青料写就。呈色多为浓重的纯蓝，深邃处有铁的结晶斑，但款铭色泽浓淡不一，并同覆盖款铭的透明白釉紧密结合，使得笔划的四周，好像蒙上了一层白雾。用八倍以上的放大镜在强光下审视，款色多雾暗而下沉，器身和口内、足内釉薄处，闪
有明显的牙黄色；浓釉处微闪淡青色。
4、宣德官窑款的布局
宣德款，落款位置变化多，或底足，或器内心，或口沿，或肩部，正如孙瀛洲先生所说：“宣德款识遍器身”。
(1)宣德官窑楷书“大明宣德年制”款
多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双圈是用毛笔借助旋转陶车在圈足上写就，显得工整规矩，但圈线的色料浓淡不一，圈线的粗细也不一致。如果落款位置在器壁上，则多采用单行横排，外面不加圈栏。
(2)宣德官窑楷书“宣德年制”款
有的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有的单行横排，无圈栏。
5、历代仿宣德款
自明嘉靖至民国，历代都有仿宣德款的窑器，但仿款的字体风格与宣德款，特别是宣德官窑款有明显的差异，笔法走势不是过硬，就是太软，或者过于工整，或者草率行事。仿款色泽，涣散、浅淡又浮于上面。
(1)明嘉靖仿宣德官窑款
嘉靖仿宣德官窑款为楷书，敦重而缺乏宣德官窑款那种刚劲浑厚的神韵。“年”字写法又与宣德款截然不同，而与“正德”款中的“年”字相近。有的学者把它视为“正德”仿宣德款的作品，但从仿款的呈色上分析，青中泛灰蓝，属嘉靖时回青与石子青混合使用的色相。另外，载负款字的器底釉面，白中略泛灰黄，釉 薄而平滑，无橘皮纹，也富于嘉靖器物的特征，加之瓷画的构图、色相无不闪烁嘉靖瓷器的风采。
(2)明万历仿宣德款
万历仿宣德款识的器件较多，仿款一般为楷书，但属信手写来，与宣德本款相去甚远。
(3)清康熙仿宣德款
多为楷书，字体结构有的富有宣德款的遗韵，但款字书写偏瘦。有的康熙仿款，“德”字与宣德款迥异，其右半边“心”上有一横。有的康熙仿款，采用行书而与宣德款迥然有别。
(4)清雍正仿宣德款
楷书，多采用竖排三行构图方式，有的径直写“大明宣德”，规矩有余，活泼不足；敦重有余，浑厚不足。
(5)清乾隆仿宣德款
格调不一，有的过于浑厚而显得臃肿，有的单薄，缺少阳刚之气，与宣德官窑款相去甚远。
(六)明天顺款
英国戴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收藏的“卵白釉印花凤纹盘”的盘心间印饰的“天顺年造”款，乃属目前所知的天顺朝惟一带纪年款瓷。对于它的年代，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它是元代“天顺” 年(1328年)枢密院在景德镇御土窑定烧的器物。因为此盘壁的印花凤纹间，印有“枢府”二字；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它是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年)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官窑器。其理由：①元代创烧的卵白釉瓷，一直延烧到明代天顺年间；②其型制和底足与元瓷不合，而与明瓷接近；③款识的布局与排列也不具备元瓷特征。由于笔者未看到实物，对于他们的是与非，无法下结论。只好向读者客观介绍这两种观点。
(七)明成化款
1、官窑款
(1)字体特征
明成化官窑款，犹如出自一人之手。用笔自然，肉中有骨，柔中见刚，既挺拔瘦劲，又笔道圆润。
孙瀛洲先生在谈到成化官窑款识的字体结构时说得好：“大字尖圆头非高，成字撇硬直到腰，化字人七平微头，制字衣横少越刀，明字窄千年应悟，成字一点头肩腰”。孙先生说的第一句是指“大”字的第二笔上端，有尖，有圆，出头不高。
第二句是指“成”字第五笔，撇直而生硬。第三句是指“化”字的单人旁和“七”旁上端相平，或
接近相平。第四句是指“制”字的下部“衣”的第二笔一横，很少越过右方的立刀以外。
第五句是指“明”字右边的“月”，上窄下宽，“年”字呈肥胖状。第六句是指“成”字末笔的点，有的与头平，有的与肩平，有的在腰际。
(2)色相特征
成化官窑款，大多采用青料书写，少数以色釉拔白的技法来表现(见图典第17页)。青花书体款字的青色，沉淀浓淡不一，青料四周好像浮雾欲盖，在强光下，用放大镜审视，款字上隐现一层云雾和如珠的气泡。
(3)布局
成化官窑款常以竖排双行形式来构图，一般安置在器底，外围双方框或双圆圈。围饰的方框用手工画成，线条规整度欠精密，并遗有因运笔轻重不匀而留下的浓淡不一的色料痕。围饰的圆圈，由于在陶车上操作，较为规整，但也往往遗有 色料浓淡的烙痕。明成化官窑款，也有少数横排一行或单排作半环形排列，
安置于器物外壁口沿处。
2、民窑款
成化民窑款，一般分为“大明成化年制”和“大明成化年造”两种署款方式。民窑款识多为楷书，但与官窑字体有别。其中“化”字书写较别致：字的左边单人旁中的一撇长而刚劲，撇下的一竖较短；右边的“七”旁，笔划转折有力而呈锋刃状。
3、历代仿成化款
成化官窑器，胎骨细润晶莹，造型玲珑秀奇，彩料精选纯正，色调柔和宁静，画面淡雅幽婉。早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成化窑器就身价显赫。对此，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野获编》有所记载：“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历代仿成化款的窑器很多。
(1)明嘉靖仿成化款
半楷书半行书的字体，其中“成”和“化”，颇得成化款的遗韵，但“年”字书写独特，中间一横特别长，与嘉靖某些本款较为接近。仿款外围双圆圈或不加圈栏。
(2)明万历?崇祯仿成化款
万历?崇祯仿成化款，书写草率，“成”字中的一点，大多点在腰际，少数点在肩上。
仿款的写法也多，有的写成“大明成化年制”； 有的写成“大明成化年造”；有的写成“成化年制”；有的写成“成化年造”。“年”字中间，往往写成三横。
(3)清康熙?乾隆仿成化款
清代仿款，多为楷书，规矩端方，缺乏成化官窑款那种柔中见刚的神韵。
(八)明弘治纪年款
1，官窑款
弘治官窑款多为楷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篆书官窑款。
(1)楷书官窑款字特征
弘治官窑楷书款，字体工整灵秀，笔划纤细柔和，一改成化瘦硬劲挺之风采。从款字的结构来看，大”字的横划较短，结体瘦长， “弘”字左边的“弓”大，右边的“厶”小；“治”字的水傍三点，绝大多数低于“台”傍。“台”傍的“口”部底下? 横常突出，形如“口” 。“制”字下面的“衣”部的横划
常常超过上面的“制”部。
(2)官窑篆书款的字体特征
弘治官窑篆书款，存世已不多见。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地绿彩高足杯上的篆书“弘治年制”官窑款来看其字体，特别是“年”、“制”二字，有永乐、宣德官窑篆体款的遗风，显得浑厚雄健、挺拔秀美。
(3)官窑款识布局
从存世的弘治官窑器来看，其款识绝大多数为“大明弘治年制”六字楷书双圈款，款字书写比宣德、成化官窑款要小，但字与字之间的间距较大，因而整个款识所占器底的面积要比宣德、成化官窑款大。 款识外面双圈的笔线比成化款细微工整，接笔痕也不像宣德、成化官窑款那样粗犷泼辣。
2、民窑款
弘治民窑纪年款，有“大明弘治年制”和“弘治年造”两类。字体稚拙，“年”字多作“ ”与“ ”，与官窑款相去甚远。
(九)明正德纪年款
1、官窑款
明正德官窑款，以楷书“正德年制”四字和“大明正德年制”六字为主，其中又四字款为多。
(1)款字特征
正德官窑六字款的“大”字， ?横笔划稍短，开脚均匀。“明”字的“日”旁和“月”旁不齐头，“日”比“月”稍微低些。“正”字上面的横划较短，底横最长，而且上中下三横都平整。“德”字同宣德官窑一样，“心”上缺少一划成“德”字。
“年”有两种写法，一为“ ”，一为“ ”。
(2)布局
正德官窑款，以四字或六字楷书款为主，其中以四字居多。有的用青料书写，有的用红彩描成，有的用刻款来表现。
正德官窑款大多安置在器底，其字体比弘治款略大，布局也比弘治官窑款更为疏朗宽松；其款识所占的底足面积比弘治款还要大些。 安置在底足上的“大明正德年制” 六字官窑款的排列有两种方式：一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一为双行竖排，外围双方框。民窑款也为双行竖排，一般外围双圈。 四字官窑款，款识大多安排于底足，少数横排一行布列于器口外或内沿下，或直排一行于器壁，个别作半环形安排于圈足内口沿下。 横列于器口沿下的官窑款，则以横列一行，外围双方框的形式展现。 安置于底足的六字官窑款，字体较大，布局疏朗开阔，外围双圈或双方框。不少双圈六字官窑款，开阔到近足墙下。
(3)款字色泽
正德官窑青花书写款，色泽分深浅两种。浅淡者色呈灰暗，与青花器纹饰的色调一致。正德官窑红彩款，深者黑红，浅者艳丽。
2、民窑款
正德民窑纪年款，有三种表现方式：一为“正德年制”四字款，外围双圈； 一为“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款， 外无圈栏；一为“正德年造”四字款，外无圈栏。
(十) 明嘉靖款
1、官窑款
(1)字体特征
明嘉靖官窑款，多为楷书，未见篆书。运笔遒劲，笔粗色浓，结体健美，刚柔相济，苍劲中飘秀逸。
从款字结构来看， “大”字通常开脚较宽，一撇一捺均顿笔明显。“明”字的“月”旁一撇，弯曲明显。“嘉”字中部的“吉”字，下面的“口”部较为宽扁。“靖”字左边的“立”旁位置较高，常与右边“青”旁的上半部看齐。 由于嘉靖皇帝掌国长达45年之久，明代后期，景德镇御器厂掌写款识的陶艺家另换他人，尽管其署款沿用前辈字 体，但字体风格毕竟有所变化，例如“靖”字左边的“立”下 移，“嘉”字中间一横加长。
(2)布局
嘉靖官窑款大多以“大明嘉靖年造”六字款为常见，很难见到四字官窑款。款识大多安排于底足，少数横排一行，布列于器口外或内的沿下，或直排一行于器壁，个别作半环形安排于圈足内口沿下。
安置于底足的六字官窑款，字体较大，布局疏朗开阔，外围双圈或双方框。不少双圈六字官窑款，开阔到近足墙下。
2、民窑款
嘉靖民窑款，虽为楷书，但与官窑款的字体有别，笔力欠苍劲。嘉靖民窑，除了“大明嘉靖年制”外，还有“大明嘉靖年造”，但不见“嘉靖年制”四字款。嘉靖民窑款中的“年” 字往往写成“ ”或 “ ”或“ ”。
3、清康熙仿嘉靖款
康熙早年，一度禁止民窑在瓷器上署本朝年号，不少窑产权且寄托前朝款识。他们的仿款，不去临摹原款，而是按照书写者自己的功力信手写来，圆润有余，刚气不足，因而与嘉靖官窑原款相差甚远。
(十一)明隆庆款
1、官窑款
(1)署款方式发生变化
明隆庆在历史上只存在六年，景德镇御器厂的制瓷工艺与艺术风格，相去嘉靖朝无几，但署款方式却发生重大变化。 嘉靖官窑款，绝大部分都是“大明嘉靖年制”，而“造”字款(即“大明嘉靖年造”)仅见几例。 隆庆官窑款，则一律改署“造”字款，即“大明隆庆年造”。
(2)字体特征
隆庆官窑款字，笔划挺拔劲利，顿挫有力。款字中的“隆”字，书写独特，其右旁下部，有下述三种变化：“正”(隆)，或“ ”( )，或“ ”(隆)。
(3)布局
多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或双方框，也偶尔可见一行竖排。围饰款识的双圈或双方框，往往线条粗细不一，转折也不太规整。
2、民窑款
隆庆民窑款有“大明隆庆年造”、“大明隆庆年制”和“隆庆年造”三种署款方式。
民窑六字款，无论是“大明隆庆年制”还是“大明隆庆年造”，均无圈栏。民窑“隆庆年造”四字款，一般外围单圈或单方框。 隆庆民窑字体自成一格，与隆庆官窑截然区分开来，有的“年”字成“ ”，有的则写成“ ”。
(十二)明万历款
1、官窑款
(1)字体特征
万历官窑款，端庄中寓瘦劲，但写款时往往横划轻，竖划重，显得拘谨刻板。万历官窑款中的“大”字，撇捺顿挫有力；“?”字的草写法，有“ ””和“艹”两种；“?”字上部的“林”部，有的写成“ ”，有的写成“ ”。
（2）布局
万历官窑款多用“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款。万历官窑款的布局，继承嘉靖官窑的遗风，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宽松。万历官窑款落款的位置变化较多，有的写在足边，有的写在口边，有的写在肩部，有的写在器底。
万历官窑款布局颇具特色，有的上以覆莲映衬，下以折枝莲托护，好像一块招牌；有的则用花形来表现：正中署四字篆书“德化长春”，围以方框，框外再以钱纹形式，环以“万历年造”四字。
(3)色泽
万历官窑款，大多用青料书写。前期青花官窑款的色泽与隆庆相似，色调浓艳；中期除部分浓重外，大都出现浅淡或灰暗的色调。
2、民窑款
万历民窑有“大明万历年制”和“大明万历年造”两种，字体写法受官窑影响，大多行书带草，与官窑相去很远。 (十三)天启??崇祯纪年款
天启?崇祯时期，处于多事之秋，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因而后世很少见到署官窑款的瓷器。 天启民窑款有二种格式，一为“天启年制”，竖排双行款；另一类为“大明天启年造”，竖排双行款。均用半行半楷的字体在器底或内底正中书写，或用双圈围饰，或用简笔花卉组成的装饰带围饰，字体风格闪烁着嘉靖、万历民窑款识的遗风。 崇祯民窑署款多为“大明崇祯年制”，六字竖排双行，外以双圈或单圈围饰，款识字体，特别是“年”字书写，沿用明代中期的格式。
(十四)清顺治纪年款
据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景德镇陶录》载：“国朝建厂造陶，始于顺治十一年，奉造龙缸……未成。十六年，奉造栏板……亦未成。十七年巡抚张朝磷，疏请停止”。因此，传世的顺治官窑器较为少见。 顺治款，一般以青花钴料书写，笔势有明代遗风，字体工整，柔中见刚。其格式有两类，一为“大清顺治年”，一为“顺治年制”。前者，双行竖排，外围以双圈；后者，也为双行竖排，但无圈栏。
(十五)清康熙纪年款
1、官窑款…
(1)类型
据文献记载，康熙十九年，清廷才正式于景德镇御器厂烧造御用瓷器。康熙宫窑款，以青花钴料书写为多，其次为珐琅彩款，印款和刻款较少。青花书写款，青花呈色纯净明艳，深沉于透明釉之下，如同写于胎骨之上。
(2)字体与布局
康熙官窑款，楷体占95％，篆体只占5％。康熙前期，官窑楷书款，笔划粗重，苍劲挺拔，古拙浑
厚，布局宽大；后期字体渐趋清秀。楷体“康熙御制”官窑款，多用进口珐琅彩料写就，字体遒劲敦厚，外围双方框，方框的外边线较宽。蓝色珐琅彩料款，因釉料厚，色调比雍正时深重。
六字楷书官窑款中的“清”字，有两种写法：一为“清”，一为“ ”。“康”字下部的“水”多断开为“ ” 或“水”。“熙”字上部多由一撇和目字状的“臣”与“已”或“巳”组合而成。 康熙篆体宫窑款，则为细硬的铁线描。
(3)应用
康熙珐琅彩瓷，一般书“康熙御制”四字料款。康熙色釉瓷、青花釉里红和彩瓷，大多书“大清康熙年制”两行六字楷书款。小型精致的康熙豇豆红瓷、天蓝釉瓷等宫廷文房用具，往往书“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
2、民窑款
康熙早期，民窑器多书本朝年号，但是款字草率，缺乏艺术性。
3、历代仿款
晚清和民国时期，有些作坊产品仿写康熙年号，但徒有形似，缺乏康熙真款的神韵。
(十六)清雍正纪年款
雍正官窑款，由专人负责书写，字体基本一致。青花楷书款与篆书款同时并用。 楷书六字三行横排，双圆圈体式官窑款“大清雍正年制”，为早期流行的款式，字体柔弱、略草。 雍正晚期官窑款，多为宋椠体的正宗小楷，工整秀丽。青花色调大多纯正。也有少数深浅不一的。篆书款书体变化较多，有的方正规矩，有的草率不恭，有的笔路圆润。大清雍正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双圆圈官窑款，主要用在青花和粉彩瓷器上。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官窑款，多用于颜色釉瓷器上。“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官窑款，多用于仿钧釉、炉均釉， 或茶叶末釉瓷器上。“雍正御制”四字楷书官窑款与“雍正年制”四字楷书堆料，只用于珐琅彩瓷。雍正堆料款的蓝料色彩较康熙时为淡，字体也小。
(十七)清乾隆纪年款
乾隆朝历时达60年之久，烧造量又大，写款者几经易手，所以，乾隆官窑器的款式变化较多。 从总体来看，乾隆官窑器与雍正朝一样，楷书与篆书同时并用。但是，乾隆官窑款却以篆书款为主 乾隆官窑楷书款，有的作六字三行横排，布局与雍正官窑相同；有的作六字双行竖写，字体介于楷书与隶书之间。
乾隆早期篆书款，多作四字两行或六字三行排列，往往围有单圈。中晚期流行的格式，大都作六字三行排列，无圈栏。
乾隆官窑篆书款的字体，变化万千，风格柔丽而工整。乾隆官窑款的色调，以青花为主，也有抹红或珐琅料。青花料款色调深沉，蓝料款呈色则清新悦目。 (十八)清嘉庆纪年款
嘉庆官窑款以“大清嘉庆年制”篆书款为主，结体方正平稳，外无圈栏。楷书款较少。 嘉庆官窑白釉器多书篆体刻款。施豆绿釉的粉彩器，常见篆体抹红款。霁蓝描金器，则书金彩款。 嘉庆民窑，篆体与楷书款兼有，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也有“嘉庆年制”四字篆书款，有的带方框。
(十九)清道光纪年款
道光官窑款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青花篆书款为 主，行笔圆润流畅。道光官窑窑变釉、茶叶末釉和炉均釉瓷，常用篆书刻款。官窑白釉器，篆书刻款与青花款兼用。个别官窑粉彩器，偶见“道光年制”四字红底描金款。
道光民窑器，则“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与“道光年制”四字款间用，书体一般不太规整。
(二十)清咸丰?宣统纪年款
咸丰官窑改变了过去官窑款以六字篆书款占主导的局，而转以六字楷书“大清咸丰年制”青花款为主。少数官窑器也用六字篆书款。另外还有少量抹红款、刻款和描金款。 同治青花与白底红彩官窑器，多用两行六字“大清同治年制”或四字“同治年制”青花楷书款。官窑粉彩器，大多为四字楷书款。茶叶末釉和窑变釉，多见刻款。光绪官窑器，往往“大清光绪年制”六字青花篆书款与六字青花楷书款同时并用，但楷书款见多。其字体修长，工整清秀。部分色釉瓷，特别是茶叶末釉，则用刻款。光绪民窑器，多见“光绪年制”款。
宣统官窑器，以“大清宣统年制”六字青花楷书款为主，也有抹红和墨彩款。
二、干支款
干支为古人用以记年月日的十干与十二支的合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干，也称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支，也称地支。取义于树木的干枝。顺次以十干同十二支循环相配纪年，六十年重复一次，周而复始，循环使用，俗称“六十花甲子”。以干支年号，作为瓷器的底款，虽然在明弘治时就已启用，但主要流行于清代康、雍、乾三朝，其中又以康熙瓷数量为多。晚清和民国的干支款识，多用于瓷画的题跋。
三、大明年造与大明年制款
从笔者收藏和景德镇陶瓷馆收藏的古瓷残片的胎骨、画面和底足特征来看，以“大明年造”为底款的器物，虽然早在天顺末年就已出现，但以嘉靖朝最为风行。明代前期器物的“大明年造”款识，排列较紧密而拘谨，般聚集于器底中央，外围双方框。 嘉靖年间的“大明年造”款识，排列较松散而活泼，所占器底面积较大，多以单圈或双圈围饰。 明代“大明年制”款识出现稍晚而且数量较少。
四、大清年制款
据《浮梁县志》记载，康熙十六年，浮梁县知县张齐仲下令禁止景德镇各个窑场在瓷器上书写康熙纪年作为款识。由于这种历史背景，康熙年间的景德镇瓷器署款方式才会“百花齐放”，“大清年制”款即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手法。同治、光绪年间，肃顺独揽宫廷大权时，瓷器底款也一度署“大清年制”字样。
康熙年间的“大清年制”款，雄浑刚劲。 同治、光绪年间的“大清年制”款，则飘滑无力。
五、堂名款
古代宫室，前为堂，后为室。唐代以前，“堂”、“殿”通称。唐以后，专以帝王所居为殿，官府治事处所称堂。明清瓷器上的堂名款，大多为达官贵人定烧器物所用。明代堂名款瓷器稀少。清代康熙朝瓷器以堂名款为识，广为风行，表明康熙时期的士大夫阶层对瓷器艺术特别钟，一个侧面显示了时代的审美趣味。
康熙堂名款的命名，一般有三重含义。一为道德修养，如：慎德堂、怡德堂、应德堂、心逸堂等；二为祝愿经济繁荣和官爵的永保，如：恒丰堂、兆余堂、兆裕堂、世锦堂等：三为赞颂，如：美玉堂、金玉堂、佩玉堂、碧玉堂、正玉堂、美旭堂等。 雍正、乾隆堂名款瓷器与康熙朝相比，不仅数量大为减少，而且命名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康熙朝的堂名款，闪烁一种对道德修养和事业追求的蓬勃向上的开拓性。雍正朝的堂名款，却转而为固守自律，如“淡宁堂”、“天宝堂”等。乾隆朝的堂名款，则流露出一种小心翼翼的自我保护的谨慎心态。 在字体风格上，康熙与雍正、乾隆的堂名款，也变化鲜明。康熙朝的堂名款，书体刚劲挺拔，富于阳刚之美。雍正朝的堂名款，书写清新秀丽，具有一种柔美之态。乾隆朝的堂名款，则拘谨端方。
六、斋名款
斋，意指书房。以斋名作为款式的瓷器，多为文人学士定烧的器物。主要风行于明末和清代中前期。
崇祯的斋名款有白玉斋、博古斋、雨香斋等。康熙的斋名款有集雅斋、芝兰斋、寿古斋、金兰斋等。
明末的斋名款，一般书于器内底。康熙的斋名则置于器 物的底部。
七、宫名款
以皇宫名作瓷器的款式，主要见于宋瓷和清光绪窑器。“奉华”、“慈福”、“聚秀”为北宋宫殿名。“禁宛”似为“禁苑”之误。按照冯先铭先生的意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实物，底刻“奉华”、“慈福”、“聚秀”铭文是瓷器到宫廷后刻的，字体比较秀丽。 4)，引自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瓷器图说》，现为台北故宫的藏品。原名为“宋汝窑粉青奉华尊”，底径9．4厘米，底部款字，走刀圆润，刻痕内用料彩填饰，似出自清乾隆宫廷艺术家之手。本书收入的“储秀宫”和“体和殿”款，均出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八、府名款
本书收入的“使司帅府公用”款“元青釉大盘”，出自南朝鲜新安海底元代沉船。此器表明，元代皇室用瓷除了选用景德镇御土窑的枢府釉瓷外，还定烧浙江龙泉青釉器。这与元代典籍的记载合拍。按照《元史》卷七十四的记载：“中统(1260?1263年)以来，杂宋金祭器而用之。至治初(1321年)，
始建新器于浙江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 如果说，“使司帅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那末“内府”款，则为皇家用瓷。因为在古代，“内府”乃指皇室仓库。
元代“内府”款和明永乐“内府”款，两者距离时间不远，款字风格比较接近。元代和清代，以府名作为款识的瓷器，较为稀少。明代府名款瓷器，有一定数量，署款、布局也富于变化，但字体大多为楷书。
九、官字款
越窑、耀州窑和定窑都曾烧造过官字款瓷器，其中以定窑瓷器为多。其时代有晚唐、五代和北宋。
瓷器上的官字款，不是“官窑”的代名词，而是意指定烧单位。 唐宋时，与“官”字有关的机构有两个，一是“太官令”；一是“甄官署”。前者专管皇帝的饮食。后者，既要负责供应宫廷用瓷，又要承担皇帝赐给大臣丧葬用的明器。 考古资料表明，除了定窑窑址和窖藏外，唐、五代、北宋和辽的一些皇室重臣墓中，如临安晚唐钱宽墓及其妻水丘氏墓、北京辽赵德钧墓、赤峰县辽驸马卫国王墓等都出十过官字款瓷器。这类器物，乃是由“甄官署”定烧，用于皇帝赐给已故大臣的丧葬用瓷。当然“甄官署”定烧的官字款瓷器，还可作它用。
十、吉言款
吉言款主要流行于明代。自洪武立国，直至崇祯消亡，历时276年，吉言款瓷器一直绵延不断。
纵观明代吉言款瓷器，以嘉靖、万历两朝的数量最巨，命名也伙。这与当时皇室提倡有关。 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求长生不老，二十多年深居宫中，不见朝臣，炼丹求仙，终以服方士丹药而送命。 万历皇帝迷信道教方式，与其父不同，他知道人死是不可避免，但相信死后灵魂永存，于是探纳申时行的建议，一
心寻找归天后的乐园，大肆营造定陵，以求死后依然享受皇生活。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仅景德镇御器厂的官窑器的型和装饰，具有浓郁的道教文化色彩，而且广大民窑产品及其款式的命名，也闪烁着道教文化的深深印痕。 嘉靖瓷器吉言款，大多安置于器底，多用行书写就，字体较大，外围双圈，或无圈栏，或排列成“钱纹”状。有的“?”字写成“万”，与今天的简化“万”字相同。有的“命”字，写成“ ”。
十一、供器款
在古代，有些佛道信徒往往在窑厂定烧供器，并请制瓷匠师在供器上书写敬献供辞，及其进献时间。烧成后，奉献给寺庙。 我国元青花的发现，就是从对一件供器款铭瓷的研究而 揭开其面纱的。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了两件带有至正 十一年铭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其中一瓶，颈部自右至左，用 青料题记5行62字：“信州路王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 献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 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殿胡净一元帅打供”。另一个花瓶的型制、纹样和题铭，与前瓶近似，仅题铭中有一字之 差，即前瓶的奉圣弟子为张文进，此瓶的弟子为张文身。这两件花瓶后被英国伦敦戴维德基金会收藏。美国人波普博士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依据英国伦敦戴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这两件花瓶，对照伊朗阿德别尔寺和土耳其伊思坦布尔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瓷进行研究，分离出一批元代烧造的“至正型”成熟的青花瓷，并出版了两本书，从而 激起了海内外研究元青花瓷的热潮。
1)记录了唐英的籍贯、官阶、职务：“养心殿总监造，钦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陶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沈阳唐英敬制，献东霸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谷旦”。这段供辞，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对研究清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督陶官唐英的业绩和景德镇瓷器艺术的发展，都有重大参考价值。
十二、公司款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新办瓷业公司(工场)达三十多个。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个，即醴陵“湖南瓷业公司”和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
(一)湖南瓷业公司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熊希龄在湖南醴陵姜湾，创办“湖南瓷业学校”。在此基础上，又筹股5万银元组建“湖南瓷业公司”，由熊希龄充任经理，下设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规模较大。创釉下五彩，并于1907?1912年间，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博览会和意大利世界博览会，获得奖章。1918年(民国七年)，遭战火重创，后经艰苦重建，可惜无法恢复元气。
(二)江西瓷业公司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巡抚逢时向清廷上疏开办景德镇瓷业公司，建议“官方筹银10万两，余由该道自行集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改商办：“江西景德镇瓷器公司，原拟官商合办，至今未有切实办法。去年，李嘉道来沪集股，与上海道瑞?会商，该公司不如改归商办较有把握”。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对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核准立案。 宣统二年(1910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正式成立，性质依然为官商合办。由张季直、袁秋舫和瑞君华认私股。官方由冀、鄂、皖、苏、赣五省协款。原拟集资40万银元，实际只筹集到20余万。主持公司业务的是祁门贡生康特璋。公司设本厂和分厂两处。本厂设于景德镇，沿用传统制瓷工艺。分厂设于鄱阳，进行实验改良。聘请从日本窑业学校毕业归国的张浩采用机械制瓷，试验煤窑烧炼。并在九江、上海、汉口等处设立发行所。初创阶段，窑业一度繁荣。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五省协款中断，元气大伤，鄱阳分厂中缀。残余资本集注于景德镇本厂而为局部经营。
历代陶瓷款识的时代特征
陶瓷器上的款识，是指在器物的底部或其它部位，刻、划、印或书写表明年代、产地、堂名、人名、用途及吉祥语等内容的文字，也有的在器底或器身有某种图案款识。由于款识的内容、格式、字体、书法等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它对陶瓷器的断代、断定窑口和辨别真伪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是鉴定的一个重要环节。
款识的类别
陶瓷器上的款识大致可分为六大类：纪年款、堂名款、人名款、吉语款、图案款及其它特殊类款。
纪年款：纪年款是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一种款识。纪年款可分为两类：一种用当时帝王年号，称年号款，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等。另一种用天干与地支组合的，称干支纪年款，如"皇明天启年丙寅吉旦"、"乾隆丙午"等等。纪年款以官窑瓷器为多，但部分民窑亦有书写年款的。民窑纪年款字体较草率，远不及官窑规整。瓷器上用干支纪年款的以明清时期较多。
大清丁未年制
康熙年款
堂名款：指私人定烧瓷器的所刻、印、书写的自家堂号。内容包括堂名、斋名、轩名、府名、室名、殿名、楼名、阁名等等。堂名款明嘉靖时已见有，如"滋树堂"、"东书堂"等堂号，明代后期流行。入清以岳 各朝皆有，尤以康熙时盛行，如"中和堂"、"慎德堂"、"拙存斋"、"复香轩"等等。
人名款：指工匠或私人定烧陶瓷上所刻、印、书写的名字或别名。如三国时越窑青瓷上的"师袁宜作"，唐代长沙窑"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宋代磁州窑"张家造"瓷枕等等。明清时期多见，如"陈守贵造"、"天启元年米石隐造"、"春育主人珍藏"等等。
吉语款：指陶瓷器上所刻、印、书写的吉祥语，表示赞颂、祝福。晚明至清代最为流行，如"万福修同"、"富贵佳器"、"天下太平"、"福寿康宁"等等。也有只题一个字的，如"福"、"寿"等。
图案款：指陶瓷器上所刻、印、书画的纹祥图案记号，亦称"记号款"。图案款多数为民窑所用。明清两代最为流行，如八卦、太极图、八宝、海、兔、双鱼、灵芝等等。
其它特殊类款：还有一些不能归入以为类别的，如"茶"、"酒"、"琅"等字，统称为其它特殊类款。
陶瓷中的仙鹤纹饰
在中国工艺美术作品中， 仙鹤是从古到今人们喜闻乐见的重要表现题材。仙鹤是人们喜爱的吉祥鸟， 其幽雅的姿态， 美妙的形体， 给人以清闲脱俗的感受。在历代陶瓷艺术作品中， 民居建筑的木雕、石刻上、 国画、剪纸、家具图案里， 都有仙鹤的图形纹饰。仙鹤图案流传范围广， 造型丰富，在艺术创作中，有重要的地位。
仙鹤声鸣于九天，清脆响亮。翱翔于云空， 临清溪而饮山泉，栖河岸而藏山涧。鹤的姿态飘逸，性情柔静幽娴，有高人隐七之风。在古代传说中，鹤是仙人的坐骑， 园此，被命名为仙鹤。我国地域辽阔，物产书富， 生长着很多珍禽异兽，仙鹤是珍禽中的一种，它又名丹顶鹤。生长在江河湖泽，头顶红冠，呈美丽的丹霞色彩，凤翼鹊尾，全身洁白如雪。性情高雅，神态美丽。 以水泽竹林为生长环境，芦苇、草丛为栖息地，是人们宠爱的观赏鸟。鹤舞九天， 目视遥远，颈纤细，呈优美的弧形，身材修长，高胫制节，长足坚劲，毛羽莹洁。
丹顶鹤风度翩翩，气宇非凡，洁身自好， 有仙风道骨之神态， 有君子的优雅则度。因此，具有高尚品德的贤达之士，被人们誉为“鹤鸣之士”。 “一琴一鹤”是为官清廉的象征。鹤为长寿之鸟，鹤寿无量。人们常以“鹤寿”、 “鹤龄”来作为对德高望 重的．长寿老人的赞誉。在中国文化史上，仙鹤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与神话、道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神话传说中，老寿星驾鹤凌云；其飘逸的神态为人们所羡慕。古人把鹤称为一品之尊的贵鸟， 与凤凰一样， 享有很高的声誉。
景德镇陶瓷艺术作品， 以仙鹤作为图案装饰，有悠久的历史。宋代影青瓷刻花装饰中， 就有仙鹤图案， 以写实手法雕刻的鹤纹， 与莹润的影青釉相融汇，给人以美丽的感觉。明、清民间青花瓷中， 有很多松鹤图。 明代宣德年间的“松鹤山石、”图盘， 仙鹤气宇轩昂， 神态潇洒地在松林中栖息。景泰年间的“松鹤献寿图”盘，把寿星的悠闲神态与仙鹤的翩跹起舞相衬托， 用笔洒脱，’构图疏密有致。 明代嘉靖年间云鹤图盘， 表现了仙鹤在云天中飞翔的动态， 画面具有浓厚的道教文化特色。 明清时期的青花花鸟画， 有不少是画师从自然风景中观察得到的趣味小景。在山谷幽涧里， 画上一只呜叫的仙鹤， 有超脱凡尘之态。在清代团鹤瓷盘上， 中心是一只仙鹤， 周围画满了山水人物， 将瓷盘在手中旋转， 可以感觉到仙鹤在大自然中展翅飞翔的动态。 隐喻寄情是花鸟去， 在青花瓷画中，仙鹤题材以吉祥寓意为主，也有道教文化内涵。明代嘉靖青花云鹤八卦图瓶中的仙鹤， 由云纹环绕，和八卦相呼应。葫芦瓶的器型与多层次的云鹤装饰珠联璧合，十分和谐，给人以清新的美感。
同样是仙鹤题材， 古今中外的艺术家表现的形式不同，风格各异。画面立意，造型，往往融进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和艺术今性， 是画家审美情趣的反映。在现代瓷画中， 陶瓷美术家陆云山的粉彩仙鹤，别开生面地把雄鹰的威猛与仙鹤的秀雅相结合，仙鹤的身上，有鲜明的阳刚之气。与众不同的造型，体现了画家的高超技巧。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蓝国华的古彩梅鹤图瓶， 构思新颖，立意巧妙。在梅林中展翅高飞的一对仙鹃，气韵生动。作品把工整妍丽与清秀素雅相结合，在静态中蕴含着飞动的气势。新颖的构图，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产生出清新秀逸的观赏效果。
意境是作品的思想境界与形象的融合体现，形象是意境的基础。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涂序生的《梅妻鹤子》粉彩瓶，表现了宋代诗人林逋与众不同的生活情趣， 作品表现了诗人与仙鹤相伴， 在高大的梅花树下，他仿佛从梅花的高洁中有了感悟。这件作品，人物与仙鹤形神兼备，深远的意境能使人联想到形象之外的含意， 并与作者在心中产生共鸣， 获得美的陶冶。在陶瓷艺术作品中， 仙鹤的文化内涵有四点： 一、超凡脱俗， 具有高士的气质。二、寿高望重，是长寿的象征。三、高雅美德，具有君子雅士之风度。四、祝贺赞颂， “鹤”与“贺”谐音。 陶瓷艺术作品中的仙鹤， 融汇了作者的立意构思，丰富的造型， 不同的表现手法， 把仙鹤的形象表现得美妙精细。仙鹤题材是形象和意蕴的结合， 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秀丽雅致的仙鹤，令人心旷神怡。
论新派粉彩
咸、同、光、宣年间，一种由御窑厂画师参与绘制却不入内府的新派粉彩器物在市面广为流行。遗风余韵，顺延民国。其与传统粉彩之不同是：题材上极力回避云龙、缠枝、杂宝等象征皇权和体现民俗的图案，侧重人物、山水、花乌、清供诸式；程序上完全改变传统粉彩“绘者不染，染者不绘”的作法，起稿、傅彩、落款均一人手笔；色调上崇“浅”尚“淡”，追求以浅淡见深浓的美学效果。且讲究诗、书、画、印修养，有的就是瓷上文人画。代表人物有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任焕章、许达生、江栖梧、俞子明、汪章、汪藩、汪友棠及后之王琦等。
一、新派粉彩之源流
传统粉彩自五彩演变而来，新派粉彩自传统粉彩演变而来。这里，太平天国战事是促因。咸丰五年太平军攻陷景德镇，且一驻就是七年。城破之后，御窑厂连同样瓷被付之一炬，各种原料来源一时断绝。为生计，一些曾供职御窑厂的失业文人画师不得不改绘商品瓷应市。原料短缺，他们便将就着减料省彩，甚至连“玻璃白”打底“雪白”罩面等工序亦略去。
业内人皆知，传统粉彩中的生料之所以能在釉上附着，是因为有“雪白”罩面。为使省去打底罩面工序后的彩色也能在器上牢固附着，绘制者便根据前人作法对生料进行解构。如将作黑色的钴料加铅使之成为粉料，不用罩盖也能牢牢附于器表。另据刘杨先生研究，“其他色彩如浅紫，则以50％的高红、25％的佛青配成。浅赭色以41％的赭石、6％的树胶、53％的碳酸钙配成，有水墨韵味。”此亦是一种结构上的重组。而这种带变异的彩料之效果恰与纸绢画效果相近，故已经沦为“窑花子”的前官窑画师们在惊喜之余，不约而同地将国画技法用到了瓷绘上。一时间，承唐李思训父子余绪的青绿山水，继宋米芾父子遗风的落茄皴山水，效元黄公望笔致的浅绛山水和墨彩山水，得宋徐崇嗣法乳出本朝恽南田门庭的没骨花鸟，具新罗山人兼工带写特征的小写意花鸟，摹宋文与可的墨竹，仿元王冕或本朝金农的墨梅，以及海派任伯年、赵之谦式高士，钱慧安、改琦一路仕女和清供等竞现器皿，蔚为大观。所以，新派粉彩之彩料最初实是陶事艰难情况下的代用品，即古玩行说的“糙粉彩”。
不过偶然中有必然。纪年器证实，乾嘉之际景德镇即有匠师探索性地在彩料中加进铅粉，以体现纸绢画“毛糙”效果。而更早些时，雍正墨彩已开始讲究笔致墨韵。但是谁也没想到，此举不仅能救急，还会带来一个新艺术品种的繁荣。因此，同治五年御窑厂恢复后，这种战时代用彩不但未遭舍弃，反被当作绘瓷新方推广开来。虽未见用以绘制部限或钦限瓷，官民竞市的商品瓷却广为应用。在红店中更是大为普及。
然而，文人画师毕竟缺少冶陶经验。他们对这种新产品之先天不足事前既无估计，事后也未觉察。没多久，市场即被现代粉彩片片蚕食。新派粉彩败北，还与洋彩的输入有关。《景德镇瓷业史》：“此外有洋
彩，系外国传来之饰瓷方法，为时约在清光绪之际(非乾隆时之洋彩)，其颜色鲜艳，绘画手续比较简单，现在景德镇很盛行。此种颜料先多德国输入，近来全为日本货。”众所周知，新派粉彩虽能以自身的诸多特点标新领异于传统粉彩前，但其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带来的易磨损、不适俗等弊端也很快显示出来。所以，最终还是为大量使用洋彩的现代粉彩所取代。
这里另要说说“新粉彩”一词。由于陶瓷界把传统粉彩与新派粉彩都视为“老粉彩”，现代粉彩便被称为“新粉彩”。还有称洋彩为“新彩”者，现尚沿用。“新彩”、“新粉彩”、“新派粉彩”不是一回事。 “新彩”是建国后讳“洋”的叫法，“新粉彩”是相对于“老粉彩”而言，“新派粉彩”则是为区别于“旧派”(或“匠派”)而从“老粉彩”中析离出来的一种文人彩绘及所用彩料，其质地还是老粉彩。
二、新派粉彩之特征
(一)新派粉彩是“变异彩”在原料匮乏时期发现这种代用彩所绘之器也能上市后，为使之更具国画效果和增强附着力，文人画师们又对如何进一步改变其性能作了积极探索。关于该彩料新性能的形成，学界有三种说法：
1．加进铅粉
据刘新园先生研究，传统粉彩所用之黑料为纯度较高的钴土矿，新派粉彩中的浅绛彩所用黑料则是一种在钴土矿中加入铅粉配制而成的“粉料”。为了牢固地把钻料粘在瓷胎上，传统粉彩须在画线处盖以“雪白”(一种透明的铅质料)。“粉料”由于含铅，纹样画出后不用“雪白”覆盖便能烧成，极为简易。且铅的灰色还使线条浅而淡，与传统粉彩深而亮的黑线比，无形中带上了水墨韵味。
2．掺入“雪白”
据曹淦源、刘杨《景德镇现代粉彩瓷艺术发展综述》分析，此种新派彩绘的彩料应是“在粉彩画料(生料)中加入含铅质的‘雪白’料配制而成。”
3．另有秘方
此论为熊寰先生在《中国近代名家彩绘瓷画图典·总论》中首倡。理由是昔时景德镇不少作坊釉彩都有秘密配方。不过从早期新派粉彩作品彩相都浅、淡、薄和年深月久大多泛铅来看，窃以为刘新园先生所言甚为中肯。
(二)新派粉彩是“落地彩”
传统粉彩绘制之前需先在瓷胎上涂层“玻璃白”，再填色渲染。“玻璃白”是一种由二氧化硅、氧化铅、氧化砷合成的彩料融解剂，兼起附着作用。新派粉彩不用“玻璃白”，而是将淡矾红、水绿等直接画上瓷胎，这实是后之学者盛赞的“落地粉彩技法”。不知为什么，时贤在说到“落地粉彩”时，总将发明权记在现代粉彩大师王大凡名下。最近耿宝昌先生与赵荣华先生合撰的《“珠山八友”及其作品的价值》便写道：“王大凡在绘瓷的实践中创造了‘落地粉彩技法’画瓷。所谓‘落地粉彩’，就是绘图不用玻璃白填底色，而是直接用颜色料填绘在瓷胎上，再罩雪白、淡水绿等色料，简化了绘瓷的工艺过程，使画面的颜色更浓艳。”王大凡的“落地粉彩技法”不就是新派粉彩的画法吗!新派粉彩和现代粉彩中“落地彩”技法和效果的不同处在于：新派粉彩用的是粉料，不罩“雪白”，故浅而淡；现代粉彩用的是色泽鲜艳的彩料，罩“雪白”
，故深而浓。
“落地粉彩技法”的发明是文人画师对官窑中传统粉彩技法改良的结果。官窑粉彩都是由宫中发样，工匠按样描好，然后交填色工填色，甚至书款亦有专人。由于是分工合作，以己心度人意，填色时便不得不先以“玻璃白”打底，再照原稿慢慢洗染。新派粉彩从构图、过稿到着色、题跋都是一手完成，境随意生，彩随境生，故无需打底。当然，节省原料也是重要因素。
(三)新派粉彩是“浅绘彩”
浅浅的赭，浅浅的红，浅浅的绿，浅浅的紫(图4)，浅浅的新派粉彩就像被岁月冲洗得褪了色的陈年记忆。观这种浅绘淡描的瓷作，眼前出现的虽是荒山野水，落雁孤鹜，抑或枯松寒梅，隐士思妇，耳际萦回的却似乎总是长夜里文姬枕畔声声胡笳，边月下范相帐外悠悠羌管，泊舟中苏子醉后隐隐洞箫，客棹旁白翁别时切切琵琶，传递着凄清的人生韵味。这大概就是旧时文人千古不散的那一缕诗魂。以“浅”为美，实是以“淡”为美。光绪戊戌一《携琴访友》壁瓶题句便是“友如作画须求淡”。从司空图的“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诗品，到苏小妹的“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名联，再到苏东坡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佳句，“淡”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一瓣心香。这种“淡”，甚至与处世、为人、养生都息息相关。《庄子·应帝王》就说过：“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至今人们还常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作为座右铭。当我们欣赏借牡丹表现“洛阳多少春消息，尽在浓烟淡墨中”意境的瓷作时，有人认为这是“浅绛”之美，其实应是“浅淡”之美。说具体点，是“浅”之美，而非“浅绛”之美。所以我们说，新派粉彩的美学性格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字：浅。
这里必须强调：新派粉彩的“浅”与“淡”是美学性格而非简单的色彩特征。它色浅意不浅，墨淡味不淡。在浅浅淡淡任由之的背后，寄寓的乃是生老病死前人类深沉的自我浩叹(如对仙佛的倾慕)，兵荒马乱中个体浓郁的忧患意识(如对田园的眷恋)，以及情迷意茫时心性的自我调整(如对花乌世界的近观远眺)。残山剩水也罢，空谷啼鹃也罢，夕阳断碣也罢，凄红冷艳也罢，画外似乎总有一个影子在徘徊，这就是作者。一些掺和着劫灰绘成的名作尤为突出。故其“浅”，是深旁之浅；其“淡”，是浓后之淡。上文说的“以浅淡见深浓”，亦含此。
定义有定义阈，“新派”二字是针对“旧派”和“匠派”而言的。“新派”语出向焯《景德镇陶业纪事》。在书中，向氏称这种以“浅”为美的新潮粉彩为“新派艺术”，把青花与传统粉彩称为“旧派艺术”或“匠派艺术”，并认为只有“新派”艺人才是“美术家”。新派粉彩之名即由此而来。
从不同角度看，新派粉彩既是粉彩艺术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粉彩艺术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季清国力衰微、百业凋零的特殊年月，它不仅以“寓深浓于浅淡”的新颖美学思想保存、革新、发展了粉彩艺术，还上延康熙朝所创传统粉彩澎窑火，下启民国至今现代粉彩之先绪，使“传统粉彩一新派粉彩一现代粉彩”艺术链得以环环相扣，有序传承。同时，也在风格上宣告“官窑彩绘一民窑彩绘一红店彩绘”三大板块相映成趣格局形成。
从历代陶瓷的款识来判别瓷器真伪
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
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与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
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画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地判断出真伪。
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
鉴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写款的规律、风格和特征外，还要注意各朝写款的颜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样。以青花料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镜下可见其色下沉，周围有细小的均匀的小气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则没有这种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