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十九世纪由于没有排污系统，大城市十个孩子中有八个夭折———
马桶的名字数不胜数：厕所、便桶、冲水马桶、夜壶。尽管名称不一，但它们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事实上，对于这些白色马桶的探索和研究直接关系着人类的命运。它帮助罗马成就了帝国事业，使得人类能够组建起现代化的大都市。不过，它也
曾引发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传染病。
处理和清除废物方面的革新、对人类社会的构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人类无法拒绝自身的生理需求，一有便意，就需要上厕所。一个健康人每天会排泄大约225克粪便，这个数字乘以全球人口数，就是150多万吨，相当于16艘航空母舰的重量。
科普作家亚当·哈特·戴维斯说：“尿液是无菌的。如果真想喝的话，但喝无妨，它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但粪便不一样，里面有很多细菌，所以非常危险。”
历史上有两种恶性疾病与人类的排泄物有关，首先是霍乱。另外一种是伤寒。
人类在了解细菌、甚至在相互了解之前，就知道细菌的危害了。即使是原始的穴居人，也不会在自己居住的洞穴里大小便，因为这样会要了他们的命。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排泄物及其导致的疾病，我们所谓的“文明”就不可能繁荣发展。当人类开始大规模居住在一起时，马桶就成了当务之急。
古代的城市兴建者总是想方设法引水入城，然后再从马桶里排出去
戴维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创建公共卫生系统是建立大型城市和社区的基础。”
从古希腊到古代巴基斯坦，城市兴建者都会想方设法引水入城，然后再从马桶里排出去。
不过，在古代卫浴设施方面独占鳌头的还要数罗马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因为它要涉及复杂的供水系统，以及能够保证不污染城市和下游居民的排污系统。
社会学家史蒂芬·索伊夫说：“罗马人的厕所非常先进，简直令人惊叹。中产阶级罗马人可以借助公共下水道系统修建私人厕所，将废弃物排放到主要污水处理厂。”
不过，大多数罗马家庭都没有冲水马桶，他们需要去公共厕所解决问题。截至公元315年，罗马共有144间公共厕所，水从坐式马桶下面的沟槽里把排泄物冲走。
和公共澡堂一样，公共厕所也是社交场所，人们相邻而坐，一边上厕所一边聊天。在罗马鼎盛时期，长达420公里的管道把大量的水输送到帝国首都的各个角落，即使是劳动阶级每天也要使用65升水。
伊丽莎白时代，人们又回到了过去，粪便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伊丽莎白时代，人们会在楼梯间、房子的角落、烟囱，有时甚至会在挂毯后面方便，只要不必出门，任何地方都可以。但是，早在1000年前的罗马人却拥有清洁的冲水式厕所。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答案是公元400年左右，罗马帝国灭亡了。
当然，在伊丽莎白时代，有钱有势的人会用石头在城堡里盖一间厕所，粪便会由此排进污水坑或护城河里。但是，直到十六世纪末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才有人开始着手做清理工作。伊丽莎白一世的教子约翰·哈林顿爵士发明了第一座新式厕所。
他的发明包括了便池，但在当时，虹吸管还没有问世，所以没办法把水留在里面。虹吸管、水箱和舌形阀，这三样也是现代马桶的必要组成部分。后来又过了几百年，人类才逐渐完善了各个细节。”
在随后的200年里，欧洲的城市居民大多会在自家的后院里挖个坑，然后用石头砌起来当厕所。到了晚上，伦敦人会在卧室里使用夜壶。天亮后，他们会从窗户那里把尿直接倒在街上。
因为不想倒在别人头上，他们会大喊“格拉得卢”，这句话出自法语的“格尔得卢”，意思是“注意，水来了。”
精巧的新型冲水马桶却让西方文明城市淹没在了自己的粪便当中
整个伊丽莎白时代，由于缺少完善的下水道，这些英国新式马桶排出的污物只能堆积在四处横溢的化粪池里，大量腐败的粪便和尿液渗进了土壤。如果厕所离水泵不远，问题就大了。
最初排水时，污水直接流到了街上。后来，街道上铺设了排水沟，污水被排到了河里。水厂又将有毒的河水输送到千家万户。
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种看似卫生的做法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在伦敦、巴黎，甚至纽约的都市发展史上，十个孩子中有八个会夭折。这些孩子就是因为喝了受污染的水才死掉的。
当伦敦人口超过100万时，整个市区污水横流。但人们最担心的并不是污秽和恶臭，而是霍乱。霍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它从亚洲开始，迅速向东蔓延到了欧洲。1832年，霍乱来到了巴黎和伦敦。
1831到1832年，5万名英国人死于霍乱。在巴黎，仅一个夏天就有1.8万人死去。美国也未能幸免。当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细菌是怎么传播的，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人们以为疾病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
对此，政府的解决方法非常简单———用水冲。1848年，英国颁布了公共卫生法，明文规定每家每户必须安装马桶。他们以为，不管马桶是什么样的，只要用水就能冲洗干净。这项法案或许加速了历史转折点———1858年恶臭事件的到来。
1858年的臭味和病菌促使伦敦和其他大城市修建性能完善的下水道系统
1858年的夏天炎热而漫长。污水粪便全都滞留在河里，两侧的河岸泥泞不堪，附着在上面的粪便逐渐腐烂，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
臭味和病菌促使英国政客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修建性能完善的下水道系统。伦敦、纽约和全球各大城市投资数百万美元，修建了科学的公共排水系统，让污秽物和臭味远离城市。这些下水道可以说是粪便的纪念性建筑。其实，许多修建于十九世纪的排水系统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不过，工程师的工作不仅仅是规划下水道。随着工业世界的发展，马桶也在不断创新。十九世纪末，专利局里堆满了各种马桶的专利申请。二十世纪初，室内马桶已被当成了生活必需品。(供稿/美国《国家地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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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中细菌多达几十亿种
粪便中大约四分之三是水分，另外10%是未消化的食物，剩下的15%全部是细菌，数量多达几十亿。粪便的特殊气味就是由这些细菌产生的。
粪便里有人体无法消化的纤维，它们来自早餐吃的谷类，以及新鲜蔬菜和水果等，另外还有血细胞死后的棕色残余物，因此会呈现棕色。这种残余物叫胆红素，由死亡血细胞分解而成，里面含有大量细菌。这些细菌多数对人体无害，它们一生都在人体的肠道里消化食物，但有些细菌却足以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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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碎片”——古瓷片
在早期的古玩收藏领域，尤其是喜欢收藏古代陶瓷的行家们，大抵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说辞，叫做“古瓷毛边不值钱!”这就明确地告诉了玩儿家们，中国古代的瓷器不是“闹着玩儿”的，除了要求它的真实、年代这被称作是“开门见山”的要素之外，其最讲究的就是完整。比如一只明代的官窑大碗，不要说它有了残缺，哪怕就是口沿处有一丁点儿的磕碰，哪怕是隐约的能让人发现一处“冲口”，其价值都将会大打折扣。那时候人们对古玩的挑剔，何止是“鸡蛋里挑骨头”？简直是“眼睛里不揉沙子”。
但这文玩毕竟是千万分之一的遗存，尤其古代陶瓷更是易损之物，破碎一件，它将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消失，绝不可复制，“复”之必假。古陶瓷是“生”之有节而“好者”无度，于是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做出让步，大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了另一种论点，叫做“整清破明”。就是说：青代的官窑瓷器必须得是完好无损的方才“保值”，明代的嘛——将就着点儿吧，只要“破”得不太厉害，对一般收藏爱好者来说，还是很有买头的。
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这话儿又该“修正”了。因为“整清”已或藏于馆舍，或流于商贾。“破明”更是被修复之后，以天价面世，都非是普通收藏爱好者信手可及的了。于是，除了那些欺世盗名的赝品之外，有着几千年烧造历史的中国古代陶瓷，如今为我们留下了“最后的晚餐”——瓷片！
我们尊称它为“古瓷标本”或者“文明碎片”……
古瓷片作为藏品，被“好古”者把玩，受收藏家青睐看似近几年的事情。其实并不尽然，说起这古瓷片是如何登入大雅之堂的，也可谓道来“话长”。远的不讲，清中期就有“玩儿家”将宋代钧瓷的碎片以紫檀或黄杨木镶嵌做“四扇屏”的。其匠心独具在于，典雅、古朴、美观丝毫不比老早就“臭了街”的，是个大户人家儿的墙上就能看得见的“福”“禄”“寿”“禧”逊色。
据说清末时期，有一些西方的商人曾将在中国收集到的明代或清代的青花碎瓷片，以其不同的形状打磨加工，大者镶嵌在银制的首饰盒里，小者则制成胸饰甚至耳坠儿，且售价颇昂。正可谓“人弃我取”，发了“洋财”。
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位德国汉学家，他曾激动地跟我说过，从小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就是缘于祖上留下的一只首饰盒里的中国青花瓷片，上边画的是一幅完整的“蹴鞠图”，那生动的情境就带入了梦乡，神秘的感觉就融进了血液，就决定了他人生的志趣爱好，竟“成就”了他后来的汉学事业……
有一回我陪同他在北京的某旧货市场里买了一只破烂了的、带“喜”字的青花罐子，其售价之廉比仨瓜俩枣都便宜，跟“白给”差不多。当时我曾暗中讥笑他：“小钉子凿墙——没开过大眼！”因为那时候这类制作于清末或民国初年的“喜”字罐儿属于“嫁妆活”，整器都没人要，何况“破”乎？然而这位“密斯特冯”回去后居然将其制作成了一架极其精美的台灯，摆在他们家那暖色的“罗马式”家私上，一抹湛蓝立刻就跃然而出。照片传给我的时候，我所能表达的就剩下两个字了——汗颜！
或许这些被称作是古人留下来的碎瓷烂瓦命该低贱，在陶瓷的收藏领域里从来就不值得让人“正视”？因为它无论如何没有整器金贵。或许历来瓷器玩儿家们的收藏行为是那么的讲究“严谨”？没人愿意“闹着玩儿”。故而古瓷片多年来是尘封土掩、内敛神韵，直到有一天人们忽然地发现，一块古代瓷片所迸发出来的“教化”作用，竟如此之神奇，那残破之美一点也不缺乏震撼力。至少从今天算起，这些出土于几百年前的碎碗碴子，比若干年之后再出土的、尚未来得及降解的塑料袋儿之类，要贵重多了！
中国陶瓷对西方的影响
陶瓷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在西晋，甚至更早的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盛唐时期，中国的陶瓷已能大量生产，并成为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东销日本、朝鲜，西销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成为各地人民喜爱的实用艺术品。唐代外销的产品，除了绚丽多姿的“唐三彩”陶器外，主要是南方的越窑系青瓷和北方的邢窑系白瓷。到了宋元时期，航海事业也迅速发展，中国陶瓷是海洋贸易中重要的商品之一，其贸易范围也远超过唐代，西线海运可达地中海、红海及东非海岸一带。又自北宋以来，中国海舶都用陶瓷作为压舱物。当时的贸易瓷，大多为阿拉伯商人所垄断，其中一部分通过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等地，转口贸易全欧洲。在元明时期，首先受到西方世界欢迎的是青花陶瓷。最初，青花瓷的产地仅景德镇一地，只销往南洋和近东一带，但到了明代，其制作和销售有了极大的扩展。明永乐、宜德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的船队带出去许多陶瓷，扩大了中国陶瓷在世界的影响和销售。明代后期，中国陶瓷传到了欧洲大陆，其高雅的艺术风格与精湛的制作技术，吸引了那些自诩为物质文明的欧洲上流社会人士，皇家的书室厅堂、王公贵族的婚诞庆典场所，中国的青花瓷被列为上品。新航路的开闢，使欧洲成为拥有大量中国陶瓷的地区。由于消费者的喜爱，大批西方商人乃直接到中国订购、定烧陶瓷。欧洲国家的上流社会，以收藏中国陶瓷为荣，甚至法王路易十六亦不惜代价收购，今日的凡尔赛宫裡，还保存着许多明清时期精美的中国陶瓷。自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商人率先与中国进行直接的陶瓷贸易以后，许多欧洲国家相继而来，后来各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使这种贸易更为扩大且直接。因此，中国陶瓷传过了欧洲，后来又转口运到美洲，再扩大到澳洲。在宋代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制作陶瓷的国家；此后，制作技术先传至朝鲜，才有更多的国家开始生产陶瓷。甚至在十六世纪物质文明丰富的欧洲，也只能生产陶器，后来虽渐渐地学会了烧瓷，但只是一些火候不高的软质陶瓷。直到西元1710年左右，德国人试烧成功第一件硬质陶瓷，欧洲才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陶瓷。
清代外销瓷:西方宫廷贵族收藏至爱
瓷器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此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由于瓷器制作技术在中国的各种发明中工序最为复杂，难度最大，17—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仿制中国的其它发明均以成功，却还不能在欧洲手工工场中烧制出可以同中国瓷相媲美的同类产品，因此只能从中国进口，而中国瓷器也一度笑傲欧洲，独步世界，垄断了欧洲的工艺瓷与日用瓷市场，精美的瓷器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17—18世界的欧洲，英文中国“china”成为了瓷器“porcelain”的代名词，中国就是瓷器，瓷器就是中国。
清代外销瓷是在中国古陶瓷经历了自汉唐以来南青北白，宋代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单色釉;唐代长沙窑、宋代磁州窑以及至元青花瓷为代表的釉下彩;金、元时期红绿彩为代表的釉上彩;明代青花五彩、斗彩等釉上与釉下彩绘相结合等陶瓷装饰艺术形式逐步发展，陶瓷工艺技术不断改进，取得巨大成就后，陶瓷工艺技术和陶瓷装饰艺术都达到成熟自如的清代产生的。清代陶瓷在制作工艺上不断改进，在装饰技法上的不断创新，不仅将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制作技艺达到顶峰，还发明了粉彩、古彩以及为适应欧洲市场需求产生的广彩等陶瓷新品种。从康熙二十三年起，清朝的统治在南方稳固后，重新开始对外贸易，允许欧洲各国商船前来广州，中国瓷器恢复大规模出口。中国外销瓷重返欧洲市场后，很快赢得了人们的喜爱。随着瓷器出口的增加，欧洲国家的绘画、图案、手工艺也传入中国，不少欧洲的画家也被富豪派遣到广州，设计并指导瓷器的设计。也有一些广东的艺术家依然跟随欧洲商船，飘洋过海，出国学习西洋艺术。清代外销瓷是在中西贸易中，逐步适应国外市场需求和喜好发展起来的独特的彩绘瓷。它既保留了中国陶瓷彩绘艺术的传统，如：吉祥图案、花卉、传说故事、戏剧人物等，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如西洋宗教传说等，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外销瓷中甚至有描绘中国和欧洲海运码头、商行场景、中西交往等题材，清代外销瓷不仅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题材，在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技法中也做足了文章，而且在各种技法之间自由搭配组合，产生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品种和新形式。如青花粉彩、镂空粉彩、贴塑粉彩……清代外销瓷的细分品种在百种以上，超越历代，也超越清代官窑和内销民窑的品种。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以赞美诗的语言称颂中西文化交流：“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和最发达的文明(欧洲)仿佛今天汇集在一起——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过上一种更为理性的生活。”清代外销瓷正是东西方伟大文明相汇集、相交流、相融合的产物和杰出范例。
中国瓷器自16世纪以来，一直是国外最畅销的产品，除当时海上交通发达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东方民族色彩的瓷器，作为餐饮器具不仅可以代替简陋的木器、陶器和昂贵的金属器，同时也作为艺术品，被皇家贵族陈设在宫殿、厅堂，用来显示其高贵富有的身份。当时在世界各国上层社会里，无不以珍藏中国瓷器为荣。进入17世纪，欧洲皇室和宫廷开始兴起中国瓷器之风。路易十四特意在凡尔赛宫修建了一座瓷宫，不惜重金大量收购在中国景德镇订烧的青花、五彩瓷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其夫人曼德侬，由于对中国瓷器的喜爱，特命人将他们夫妇的画像送往中国景德镇，烧制在五彩瓷器盘上，这件瓷盘至今保留在葡萄牙。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收藏热”，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普遍收到欧洲各国人们的喜爱。西班牙马德里城的皇宫和何郎龙茨宫，设有瓷器陈列室，国王腓力二世收藏的中国瓷器约有3000余件。大量收藏中国瓷器成为当时英国、德国上层贵族社会流行的风气，宫殿内摆满了中国陶瓷。这些闻名世界，被西方宫廷贵族、上层社会视若珍宝，竞相购藏的中国瓷器，就是清代的外销瓷。20世纪之前，西方对中国所有美誉都是针对通过贸易而来的大量舶来品——中国外销瓷的，17世纪末以后，尤其是针对清代外销瓷的。
西方瓷器的发展与特色
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后来，瓷器及瓷器的烧造工艺流传的西方国家，渐渐的在欧洲国家也开始出现仿制的中国瓷器。这些仿制的中国瓷器又融合了西方国家的文化特点，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一类瓷器，像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珐琅彩咖啡杯、欧式釉下五彩餐具等等。今天小编就带您了解下西方瓷器的发展与特色。
对于仍使用铁制品的欧洲人来说，中国瓷器的轻巧、美丽、干净和实用令人惊诧。那时，只有富裕的欧洲上层人士才能买得起中国瓷器。正是因为中国瓷器的昂贵，很多欧洲国家开始仿造中国瓷器。
中国陶瓷最早的仿制品不是瓷器，而是一种名为“代尔夫特”的锡釉陶瓷。这种技术在荷兰兴起并成名，却为英国和法国所广泛应用。17、18世纪制造代尔夫特陶器的厂商们都广泛仿制了中国瓷器的样式。
在这些瓷器中，我们能够看到欧洲人学习模仿中国瓷器的纹饰图案。如这件18世纪英国产代尔夫特式“青花”花果纹盘，就是欧洲人模仿中国陶瓷的早期产品。据了解，欧洲画家对中国瓷器上描绘的花卉和水果一无所知，因此他们混了各种元素，制成欧洲人较为熟悉的图案。所谓的“洋葱”，极有可能是中国瓷器上桃子和石榴的变体，由此产生了闻名遐迩的洋葱系列瓷器。
17世纪中国瓷器开始大批涌入欧洲。一方面，欧洲工厂仿制中国瓷器最流行的图案，也立刻开始尝试研发属于他们自己的釉料及样式，并发明了装饰物品的新用处，通过创新，欧洲瓷器逐渐脱离“中国风”，制造了一系列欧式艺术装饰风格的崭新瓷器。
瓷路 承载古老的文明
古代欧洲人眼中——
瓷器是奢侈品
谈到中国古代的外销产品，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瓷器、茶叶和丝绸。而据史料记载，这三种产品中，最早被传出去的是丝绸，因为它很轻便，很早就传入了欧洲，甚至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传出。丝绸让欧洲人，有了最好的布料。茶叶让欧洲人有了一种除了咖啡以外的另一种健康饮料。而瓷器更为欧洲人提供了一种更为美观、实用的器皿，而在此之前，他们使用的是稍显笨重的陶器和导热过快的金属器皿。在古代这些产品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品，就像今天的古驰、路易威登……
在这三种产品中，瓷器又有着特别的意义，在那个没照片的时代，文字和绘画是重要的传播载体。瓷器上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图案，可以让欧洲人看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的文化，中国人的形象、中国人的习惯、中国的园林、中国的文字……我们都知道“瓷器”的英文为“china”，和中国的国名是同一个单词，在外国人眼中它与中国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节目总导演认为——
瓷器是一本书
新年伊始，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纪录片《瓷路》播出了。在《瓷路》播出之后，讲述这三种外交品的纪录片（另两部为《茶》和《丝路》）就已经全部面向观众。《瓷路》的执行总导演董浩珉认为，“虽然这三部纪录片并不是在立项时就被定为一个系列，却被有意识地整合在一起。”
从前期筹备算起，《瓷路》的团队用了5年的时间去制作这部纪录片。摄制组追寻瓷器的“脚印”，走到了中国18个省，又踏足世界上10个在古代和中国进行瓷器外贸的重要国家，来描绘古代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的画面。董浩珉说，“我们知道古代的中国文明是高于其他文明的，这个落差甚至大于今天的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落差。高的一定会向低的流动，但我们更强调的是交流。在一个足够长的历史里，文化一定是相互影响的。”
作为执行总导演的董浩珉说，“在五年前，瓷器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日用品。但今天让我来判断瓷器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认为瓷器就是一本书，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和历史，很多人的悲欢离合。它和中国人的生活关系太密切。”
晨报记者解辰巽
中国瓷器起源与文明
中国的瓷器源远流长，是人类历史上不朽的丰碑，陶与瓷的各种关系也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用现代的科学解释、研究陶瓷；有的人用考古学的观点解释陶瓷。作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陶瓷粗浅的研究得出釉陶是中国最早的瓷器，出现在夏朝，南方地区烧制。
（一）陶与瓷的文明与演变
在史籍记载中，“陶”字可包括“瓷”或是用以称呼“瓷”，如在《天工开物》《景德镇陶录》等书中都用“陶”称呼景德镇的瓷器，这就说明了陶和瓷有着不可分割且一脉相承的联系。
景德镇夏国安手绘陶瓷花瓶客厅摆件
早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陶器，陶器的制造和使用并不是受地域文明的影响，而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才出现了制造和使用陶器的先河，这也为以后瓷器出现奠定了基础。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完成了陶到瓷的演变过程：陶→釉陶→原始瓷器→成熟瓷器。看似简单的演变过程其实并不简单，这是人们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其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这才完成了陶向瓷由低级到高级，原始到成熟的演变，在商朝早期，中国古代人民在烧制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中，不断的改变原料和技术水平，在提高了烧制的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原始瓷器。
（二）陶与瓷区别及瓷器起源年代
陶与瓷的区别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人认为“凡是坯体以高岭土原料制成的是瓷器，以粘土制成的是陶器”根据殷商时期一些釉陶用高岭土原料制成，将其定名为“瓷器”。实际上我国传统日用陶瓷的主要原料都是粘土，而高岭土又是粘土的一类，因此用高岭土区别陶和瓷过于片面。有的学者还以胎骨中是否含有莫来石晶体作为区别，他们认为陶器中没有莫来石晶体，而瓷器有莫来石晶体，但是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温州精陶和宜兴精陶胎骨中可以看到莫来石晶体，只是较现代龙泉青瓷和景德镇细瓷的莫来石晶体少。后来经过研究表明高岭土和一些粘土烧成温度达到1000℃至1100℃时，莫来石晶体会自动生成。因此以器物是否含有莫来石晶体来判断陶与瓷的区别也是片面的。
对于瓷器在古人们的心中简单标准是：质地坚硬、表面施釉、胎薄而轻，打击有声响。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埏篇》中，给瓷器一个简单的定义，他说“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李家治先生认为陶器发展为瓷器，要具备白色、致密、不吸水和微透的胎骨。因为要达到“素肌”，制瓷原料铁的含量必须降低，这就要求瓷土的纯度要高。要达到“玉骨”，瓷胎中必须有大量的玻璃质，使瓷胎致密，不吸水，并具有较高的强度。这除去选择适当的瓷土外，需要有较高的烧成温度。（1）
如上面所提到的原始瓷器出现于商周时期，本世纪60年代以来，对其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的分析，认为它是我国古代陶器向瓷器过度的一种形态，无论胎和釉都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2）所以学术界用“原始瓷”这个名称。
一般来说瓷器的形成应具备：（1）胎质必须是粘土烧成，其中粘土包括高岭土、长石、石英或是含有这些成分的瓷石构成；（2）瓷器必须要经过高温焙烧，胎质基本烧结，火候达到1200℃以上，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不相同，主要看它是否烧结，陶器一般的温度为700--800℃，有的亦达到1000℃。（3）瓷器表面一般施有高温下烧成的玻璃质釉，陶器一般没有釉或施有低温釉。（4）瓷胎烧结后没有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敲打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陶器一般具有吸水性，敲打声音不脆。除以上四项外，还有两项也经常提到：（5）瓷器胎质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陶器的胎质一般不透光。（6）瓷器胎质为白色，陶器胎质均带色，如红色、褐色、灰色等。（3）
欧洲学者对瓷器的定义这样认为：（1）瓷器是一种白色漆晶，通常是半透明的胎体被瓷化（玻璃化）了的陶器；（2）一般坯体已充分烧结，呈白色，不吸水，而且具有透光性；（3）青瓷是一种陶瓷，而这种陶器是在高温下焙烧而成的，是一种粘土制品，呈白色，粘结后又是一种无孔半透明的焙烧料。欧洲第一批瓷器的出现大约在公元1575年首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现，公元1707年法国萨克森，梅森瓷器工厂也相继烧制了一批瓷器。英国对瓷器的烧制成功则到1800年。
陶器是一种用粘土为原料，火候在800℃时制成，颜色成白色或是灰白色等均带色，孔隙率较大，具有吸水性。断面稍松无光，釉色不纯正带黄，胎釉结合不良，釉面不均匀，敲打声音浑浊的一类器具。因此通过对陶与瓷的认识和分析归纳起来陶与瓷的主要区别有四个方面：
（1）烧成温度
瓷器的烧成温度较高，一般高于1300℃；陶器烧成温度较低不高于1200℃。
（2）胎质密度及吸水程度
瓷器密度较高，吸水程度极小；陶器密度低，吸水程度大。
（3）表面施釉
瓷器有釉而且釉面光润；陶器无釉或有釉，釉面光润度较差。
（4）胎釉结合
瓷器胎釉结合良好；陶器胎釉结合不良。
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是突然转变的，由陶向瓷过渡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过程存在着一个中介物，学术界说法不一。于是谈到了釉陶，就考古资料来看，釉陶出现在商朝以前，1977年首先在江山长台营盘山遗址中发现，而后在肩头弄有较多的出土，目前发现的这类遗存有19处，以平底、高领、折肩罐、直腹罐、扁把折腹流罐及三足器为代表。在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有零星的发现。（4）釉陶与印纹硬陶在商代早期共存，后来一直延续到西周早中期，其性质为胎质坚硬，烧成温度较高，胎料细腻，胎颜色成灰白、黄白色。泥条盘筑法成型，慢轮修整，器表成深黑或褐黑色，手感光滑，少见装饰纹样。
为什么说釉陶是陶向瓷演变过程中的中介物呢？因为釉陶有别于陶更具备了瓷器的性质特点，它的胎呈灰白色、黄白色，胎料细腻。由此可知。胎料不是一般粘土，而是经过精选淘洗的接近于高岭土的泥料作胎。其次它的胎质坚硬，烧成温度经上海硅所测试为1200℃左右。最后，器表黑色泥釉与胎结合良好且有亮光，可洗涤，吸水率很低，有类似瓷釉的特点。在长台营盘山商朝遗址中出土的一件三足器，内壁光洁，有亮光，做吸水率试验，几乎不吸水，烧成温度测试为1190℃。
“釉”古书上称“沫”，是陶与瓷的重要区别。作为原始的瓷。釉，不一定是青绿釉，首先应当是黑釉。
我们还可从釉陶与原始青釉瓷胎料、釉料的化学成份和烧成温度等方面来看，两者是比较接近的。李家治等同志在《浙江江山泥釉黑陶与原始瓷研究》一文中认为，“根据器物组合情况。器形及装饰的演变及化学成份、烧成温度和吸水率的变化，可以认为釉陶和原始瓷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连续发展过程。原始瓷的釉是从釉陶的涂层发展而来的。（5）因此，釉陶是原始青瓷的直接祖先。原始青釉是由黑釉发展而来的，釉陶可以认为是原始黑釉瓷。釉陶的胎料，其化学成份与原始青瓷胎料、釉料无多大差异。烧成温度也相差不多。釉陶为1200℃，原始青瓷为1250℃，无论从胎料、釉料，烧成温度及吸水率变化等方面来看，釉陶与一般陶器截然不同，它已具有瓷的主要特征，应属于瓷的范畴。可以认为它是由陶向瓷过渡的原始阶段的瓷器，
而与原始青釉瓷的差异，就在于泥釉中作为助溶剂的缺乏，烧成温度略低。但实验表明，如把釉陶加热到1250℃时，这种泥釉就变成有亮光的釉，吸水率减低。至于商代中期出现的原始青瓷，是在釉陶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原始青釉瓷的出现，是作为釉的呈色剂，铁的含量减低的结果。
综上所述。尽管釉陶与原始青瓷还有一些差异，但作为原始阶段瓷的基木特征已具备，如果这个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釉陶可以称为原始黑瓷，原始青瓷是在原始黑瓷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我国瓷器的起源可以说是在夏朝。因此说釉陶——这种类似瓷又有别于陶的器物是陶向瓷过度的中介物。
（三）瓷器的南北方起源问题
通过考古资料的研究对比表明，还可以从南北方烧制陶器的温度来判断南北方起源问题，数据显示北方陶器的烧成温度高于南方，但仍低于南方的印纹硬陶。南方的印纹硬陶烧成温度已高达约1100℃，已经接近原始瓷的烧成温度。这就说明了在原始瓷出现以前，北方不具备烧成原始瓷所需的高温技术。因此可以说明原始瓷的烧制可能是在南方烧制的。从数量上也说明了瓷器南方起源这一观点，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南方是原始瓷的主要产地。如商代后期或西周早期的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数量约占陶瓷总数的12.6%（6），安徽屯溪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一般占同墓出土陶瓷器总数的70%左右（7），浙江江山的原始瓷数量自原始瓷出现以后数量逐渐增多，待到西周中晚期则几乎全部是原始瓷。（8）另外，南方许多地区都发现有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窑炉，且某些窑内也发现有大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样品，如浙江富盛窑（9）等。虽然北方也有原始瓷出土，但它们大多数出土于遗址及墓葬之中，而且数量也少得多，如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原始瓷片仅占陶瓷总数的0.001%。商朝后期安阳殷墟原始瓷片的出土数量虽有增加，但也只占出土陶瓷总数的0.1%。虽然近来北方也有较多的原始瓷出土，但总的趋势还是南方多。综上所述，瓷器的起源在南方。
注释：
（1）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三期
（2）周仁等：《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陶瓷碎片的研究》，《考古》1960年9期；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3期。
（3）叶文程，何英德《略论中国古代瓷器的源流》2000年9月
（4）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5）李家治、牟永抗、毛兆廷等：《浙江江山泥釉黑陶与原始瓷研究》，国际古陶瓷科学技术讨论会论文，中文版《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年
（6）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79一80
（7）王业友。浅谈屯溪出土的原始瓷器。安徽文博，1983；（3）：76
（8）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拍81；（2）：57
（9）陈显求，陈士萍。绍兴富盛窑印纹陶和原始瓷标本的显微结构。文物集刊，1981，（3）：270
颂陶瓷文化扬华夏文明
瓷器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兴起、昌盛、失传、恢复，以及再次兴盛的过程。最能代表中华瓷器文化的定瓷，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下得以恢复烧制工艺的。“中国定窑第一人”陈文增先生，是通过近四十年的努力，让融合中国文化的中华定瓷重新站在世界舞台上的陶瓷艺术大师。
百年定瓷，兴衰历史
陈文增介绍，定瓷具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三大特点。历史记载，定窑创烧于唐代，但根据最新出土文物以及相关材料证明，定窑的烧制时间可能更靠前。北宋是定窑的辉煌期也是重要发展时期，之后由于战争，民不聊生，定窑文化发展开始衰落。
到了金代，经过北方移民的传承，定窑出现了历史上第二个辉煌时期。从唐代到定窑失传，再到定窑消失大概经历了六七百年的跌宕起伏。定窑之所以在北宋时期达到鼎盛，主要原因是它属于官窑，当时定窑发展的规模大，老百姓也开始建窑生产。陈文增研究发现，北宋是定窑官窑、民窑同步发展的时期，当时定州的很多定窑瓷器不仅走向了皇宫，也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陈文增还认为，宋代定窑除了艺术陶瓷外，大部分都是生活用瓷，这是定窑生产品种的基本特点。他认为定窑在历史上有三个之最，第一是规模最大，从业人员众多；第二是为国库创作了丰盈的利润，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三是在历史上生产时间最长，整整经历了六七百年的时间。
文化魅力，引领定窑恢复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号召恢复定瓷烧制，传承瓷器文化。于1978年走进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的陈文增先生，也是从那时开始与定窑结下了绵绵情缘。他回忆说，自幼爱好书法的他到厂第一年，写了三个月的字，后来进入定瓷实验组，并承担造型和装饰艺术工作。
在恢复定窑烧制过程中，陈文增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问题。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国家不再给厂里提供资金支持，需要工厂独立生产、销售产品，自己开发市场以创造效益。这让他深刻感受到市场经济是无形的，于是他和现在公司的执行总经理蔺占献承包了这一项目，虽然依附当时厂里的技术和设备，但都只是小打小闹，只是找到定窑烧制技术的一个小起步。
但陈文增没有退缩，更没有抱怨，而是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困难之中，并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攻坚克难。为了做实验，他们到山区找原料，找回来之后碾碎进行实验，然后化验，与古代的瓷片还原之后进行对照。期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他们感到心烦气躁。恢复定窑古法烧制技术的关键在于其坯和釉是不是与宋代的配方原料一致，为此他们大费周折。同时，公司的日常开销、贷款困难、家人朋友的不支持等更让他们感到举步维艰。
不过，中国瓷器文化独有的魅力深深吸引着陈文增和他的同事们，让他们不惜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忘记恢复过程中的困难和坎坷，不离不弃，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如今，他们不仅恢复了定窑的烧制技艺，同时定窑烧制技艺被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文增先生也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陈先生说，之所以当时没有选择放弃，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定瓷文化或者说对陶瓷文化的一种爱，一种执着的爱。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衡量了自己一生当中最应该干什么，最值得干什么，那就是各取所长、分工合作，将陶瓷美术和陶瓷工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失传千年的定窑产品再现人间。另一个支撑他们坚持下来的原因是，恢复定窑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开始的，他们把这个文化工程看作是自己光荣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生的位置，也只有在这个位置上，才能体现他们真正的价值，所以他们当时认准定瓷，并且从未改变初衷。
谈定窑，陈老如数家珍
如今，陈文增的多件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英国珍宝博物馆收藏。谈到这些作品，陈老如数家珍。他认为好的作品首先要看造型、装饰设计，这些设计必须建立在一种文化底蕴上，也就是说要以陶瓷艺术与文化为基础，艺术不是最高的宗旨，而文化是它呈现的最终内容。比如他创作的雕花陶瓷“四海呈祥”，是建国五十周年时设计的一件向国家献礼的作品。当时还不是国家级大师的陈先生，接到的任务要求是不能仿制，必须是自己的创作，并且只给了他作品名称。从设计到交出作品的时间也非常紧迫，只有半个月时间，根本不允许他花太多的时间考虑设计方案。接到任务后，陈文增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他将瓶子做成灯笼的形状，表达庆贺之意；另外，他想到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这个作品要能够代表龙的子孙，于是他在瓶上刻云、瓶下刻水、中间刻龙，全面展现了中国独有的龙文化。作品在人民大会堂展出时，受到诸多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陈文增还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创作作品不是没有目的的，也不盲目追求。因此他不断创新，以自己独立的文化思考、艺术手法引领着定窑的市场潮流。
除了在传统定窑上不断创新，陈文增先生还创造性地将诗词和书法结合在一起，被同行誉为“华夏一绝”。他介绍说，一件以杨贵妃为创作灵感的“贵妃瓶”就是用这种方法完成的。之所以以杨贵妃为题材，是为了表达对这段历史故事的遗憾之感。他认为李隆基作为皇帝，把自己对江山社稷的不负责任让一位女子承担，是对自己责任的推卸。陈先生还在瓶上题了一首诗，希望能够起到警世的作用：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文化，都不要荒废时间，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
陈文增先生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要么源于一个故事，要么来自一个文化传说，是文化和艺术结合的最佳点。他创作的“贵妃瓶”当时送给了一位美国画家，看到这件作品并聆听了其中的故事后，美国画家表示非常喜欢，并称赞中国文化很了不起。“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成品，都融入了中国历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载体，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这是陈先生对价值的诠释，更是他对定窑价值的认可。
两岸交流，做文人陶瓷
陈文增先生认为，传承定窑文化必须进行学习交流，了解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此他经常参加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会。会上他将定窑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以及恢复过程进行阐述，曾一度引起轰动。这些活动不仅促进了海峡两岸的瓷器文化交流，同时增进了两岸同胞的深厚感情。
通过这些交流活动，陈文增先生发现，台湾的大部分陶瓷艺术家对文化研究得都比较深刻，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经常听他们谈到历史，其作品也非常精美。中国大陆的陶瓷艺术家则更加注重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在陶瓷文化底蕴的研究探讨上相对欠缺。
多年来，陈文增先生一直提倡“文人陶瓷”或“文人瓷”，他认为做陶瓷的人首先是个文人，绝对不是工匠，不能将其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而应该首先把它作为文化的载体，然后再讨论如何通过艺术发展这一文化。艺术的价值需要通过文化体现，齐白石先生的一幅画，无论大小在拍卖市场都可以拍到高价，不是因为他的笔墨值多少钱，而是他作品中的文化体现更胜一筹。齐白石先生以画家扬名，却人称“四绝”，他的诗是第一、书法第二、篆刻第三、绘画只排到第四，前三项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其绘画的基础，体现出艺术作品中文化的分量，齐白石已经成为当今书画界的楷模之一。
陈文增先生以齐白石先生的创作为例，向很多瓷器界同仁和自己学生传播瓷器文化。他说，并不是会做陶瓷就能成为艺术家，想要成为大师，如果作品没有文化内涵、没有文化做烘托，其陶瓷艺术没有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就不能称之为大师。提倡文人瓷，就是文化人做的陶瓷。
发扬瓷文化，用文化强“瓷”
为了让定窑文化不断传承发扬，陈文增先生取得一定成绩后便开始培养接班人。对此，他要求第一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第二要不计较个人得失，第三要有较好的身体素质，第四要有让人信服的技术，第五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具备了这五点，才能真正将定窑文化、瓷器文化，甚至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陈文增先生还表示，目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最薄弱的也是文化，比如说定窑失传八百余年，为什么失传，因为战争期间，老一辈做陶瓷的人文化水平不高，工艺没有被记载下来；另外，一些制瓷技术传男不传女的落后腐朽传统也是技艺失传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陈文增先生先后出版《定窑研究》、《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陈文增书法作品集》等多部专集原因所在。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们知道，定窑人不光是做陶瓷，也会做文化，还会把文化和瓷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他目前正积极从事的事业。他已经把恢复的定窑制瓷技术、恢复过程等用文化的方式记录下来，使得定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再次失传，真正对历史的发展尽到自己的责任。
陈文增先生开创了陶瓷、诗词、书法三联艺术体系，在定窑文化领域有着非常高的造诣，他非常注重对学生甚至是普通员工在文化素养方面的培养，并且要求严格。公司每年都会开展各种文化类型的活动，如不定期举办读书报告会，上到副总下到员工，买书公司报销，但买了书必须要读，举办读书报告会意在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全年买书报销三百元是一个级别，一千元是一个级别，每个人都写读书报告，争取让每位员工都有上台演讲的机会，这也为锻炼、发现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另外，公司每年都会组织诗歌朗诵会，成立了定瓷诗社，有自己的社刊，内容非常丰富。他们要求学生不仅设计制作陶瓷，还要有理论性的研究，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基本上每年都会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也是一种文化的积淀。
但凡在艺术领域有大成者，必须具备独立特行的艺术天赋、求艺若渴的学习精神。陈文增先生除了对艺术的执着，还有一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赋予了其艺术作品一种灵魂，也让他成为定窑艺术领域的大成者，他的定窑文化和艺术之途必将走得更远。
瓷器与玉器文明的传承关系
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同时又是玉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玉器与陶器同为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我国先民在磨制石器的时候，发现玉料并加工成玉器，把它制成生产和生活用具。他们认识到玉高于石，便把它作为装饰艺术品，后来又发展为贷币——璧，以至把它作为帝王权力的最高象征——玉玺，影响所及，百姓也把玉印作为信用的根据。世俗的权力象征，又转化为最高的神权象征。这一切，使玉器文明在古代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最积极的成果，就是导致陶器发展为瓷器。
丁华汉大师作品手绘·花红透半湖秋花瓶
一、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
陶器不是由一个地方首先发明而后再传往世界各地的，它是各地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各自独立地创造出来的。世界各国的考古发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各国先民之所以都能独立地创造出陶器，是因为先民掌握了火以后，几乎各地都有烧制陶器的泥料，而陶器工艺简单，烧成温度底，便于普遍掌握。当世界各地先民长期使用陶器时，中国先民则率先发明了瓷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首先，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中国先民在8000年前，几乎同时制造了玉器和陶器。玉器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是玉器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华民族形成爱玉的民族心理。”(牟永抗，吴汝祚等《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个玉器时代》《光明日报》1990年7月4日)玉器受天然玉料的局限，不可能大量制作，于是先民致力于人工制造类似玉器的器皿，而把这种追求放在提高陶器工艺的基础上，则是最现实的了。这样，受玉器文明的长期熏陶，在不断提高制陶技艺的基础上，追求陶器的玉器效果，以满足人们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需要。这种执着的追求，从釉陶，硬质陶得到启示，在先进技艺和一定的物质(如找到瓷土)条件下，逐渐达到理想的瓷器目标。
第二、瓷器是先进科技的产物。古代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商代，我国制造和冶炼青铜器的技艺，达到非常精谌的程度。这种先进的工艺和冶炼技术(高温技术)，转移到制陶上，就产生了一种飞跃，陶发展为瓷。陶向瓷的转变，经历了长期的渐进过程。“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远在3500年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实践中，在不断的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以及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就创造出了原始的瓷器。”(《中国陶瓷史》第76页)再经历1700多年的长期探索，在东汉时候(距今1800余年)终于烧制成功了成熟的青瓷器。原始瓷器和青瓷器一直在向玉器效果逼近，而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终于达到了“越瓷类王”的效果。可是，先民并不就止停步，而是继续向新的高度攀登。到了唐、宋，瓷器比较普遍地达到了玉的意境。元、明、清以来，烧制的瓷器更是巧夺天工，在瓷质的细密和晶莹光泽等方面，达到了精美绝伦的高峰。
二、瓷器的玉器效应
中国瓷器从它的发明，发展全过程来看，瓷器的玉器效应是纵贯古今；从横向来看，南北诸窑尽管千姿百态各具特色，而玉器效应则是它们共同的本质特征。这是由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传统决定的。
从商代的原始瓷器发展到东汉青瓷，是向玉器效应逼近的过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就出现了“越瓷类玉”的意境。北朝山东省淄．博寨里窑青瓷“明亮润泽”，精美的莲花办尊”胎骨坚致，釉色莹润，造型优美，纹饰华缛”。河南省安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首次发现了北齐的白瓷。这批早期白瓷具有明显的特点：“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色，没有上化妆土。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唐代，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当时，“白瓷精品已达到了体薄釉润，光洁纯净的地步。”杜甫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扣如哀玉”，说明经高温烧成以后，胎体烧结得很好。唐代越瓷，顾况《茶赋》说它是“越泥似玉之瓯”。唐代晚期，越瓷“滋润而不透明，隐露精光，如冰似玉。”《景德镇陶录》卷五记载：“唐武德中镇名陶玉者载瓷人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景德镇古名)瓷名天下。“霍窑”佳者莹缜如玉广…·邑志载唐武德四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五代时的柴窑瓷器“其色正碧，流光四照。”
宋代，瓷器发展到了辉煌时期。如果说唐人称赞越瓷是修辞学上的譬喻，那么，宋人烧造龙泉青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宋代南北方各个名窑的共同本质特征，追求玉器效应更为强烈。官窑釉色莹澈，哥(含章生兄弟)窑纯粹如美玉，汝窑莹润如堆脂，定窑色白而滋润，“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美的极致，黑瓷烧出了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润釉。苏东坡赞美“定州花瓷琢红玉”。北宋耀州窑，元丰七年德应侯碑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馨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以上写的声，色正是玉的特征。史学界认为，如果把唐人对浮梁瓷誉为“假玉器”和“佳者莹缜如玉”的评语，用于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是更符合实际的。宋代景德年间，这里因生产的瓷器“光致茂美，四方则效”而得名景德镇。《格古要论净说：文天祥经过永和，窑内瓷器变为玉。这个记载带有神话色彩，但吉州窑的瓷器达到了玉的效果却为考古实物所证实。宋代龙泉窑“出现了不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器物广…。·仿玉器的有琮。”龙泉青瓷“是巧夺天工的人工制造的青玉，宋代龙泉青瓷每一个碎片，至今仍令我们为它的美感所倾倒。”龙泉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的造型，是对商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陶瓷史》认为：“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
三、彩釉强化了玉器效果
元代以后，中国瓷器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它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其主要特征是，各种彩釉把瓷器装饰得更加绚丽多彩。但彩釉不是淡化了瓷器的玉器效果，而是使玉器效果更加强烈，更加异彩纷呈，某些精品甚至超越了玉器，使“泥土变金玉”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元代，青花器的烧制成功，是中国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青花瓷器的明净素雅正是玉的意境，它一经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起来，使景德镇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成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而闻名于世。元代的釉更红和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都是具有强烈玉感的新创造。
明代，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斗彩“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这正如《陶说》序言所说：“瓷器与金玉同珍者，有其过之，无不及也。”永乐，宣德时期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制瓷艺人的高度技艺水平。永乐宣德年间造的祭红，为色调庄严肃穆，深沉安定的深红色，也有象红宝色一样艳丽的。宣德时期的瓷器“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王”。斗彩，铜红釉，单色釉等彩瓷，使瓷器的玉器效果更加绚丽夺目。成化朝青瓷“胎薄釉白而青色淡雅”，“玲珑、精巧”的造型，配上“柔和淡雅而又透澈的蓝花”；嘉靖朝青花“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浓重、鲜艳的色调”，使人感到“幽菁可爱”。
清代，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进入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进入瓷器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已有的工艺和品种，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这一时期，又创制了很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和鸟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录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康熙五彩一般都是彩色鲜艳，光泽透澈明亮。康熙寸人许谨齐写诗赞誉郎廷捆督造的瓷器“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郎窑红因宝光艳色而鲜艳夺目。美人醉则兼幽雅清淡，柔和悦目，给人以意境深远的美感。雍正粉彩比五彩更为娇艳，以淡雅柔丽名重于世。乾隆朝，把许多玉雕品都做成粉彩瓷器。唐英窑“至此集大成矣……龙缸、均窑追绝业，复古制，翡翠，玫瑰更出新色。”
鸦片战争后，洋瓷充斥我国市场，加上国内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瓷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但我国瓷业在与洋瓷的竞争中，也出现了新工艺、新材料、新装饰。民国初，从国外引进了新彩颜料，贴花纸、金水、电光水等。不过，万变不离其宗，瓷器的玉质风彩始终一脉相承。
新中国建立以来，各大瓷区在继承玉器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蓬勃发展。酸陵的釉下彩晶莹润泽，淄博的鲁玉瓷，唐山的白玉瓷，德化乳白釉做成的瓷雕，简直就是一座玉雕。北京李鸿仓发明陶玉，用于生产工艺美术品及建筑装饰砖板，产品远看似玉，近看是陶，通体自然花纹，色彩变幻奔放。作者介绍，陶玉是受中国南京雨花石、青海丹麻玉等的启发，经过多年研究发明的。白如玉一直是瓷都景德镇的特色，它清秀淡雅的青花瓷，万紫千红的粉彩瓷，巧夺天工的薄胎瓷，五光十色的颜色釉，晶莹剔透的玲珑瓷等，都具有玉的本质特征。
“瓷器之源，与国齐名。”李政道先生的题词，说出了中华民族玉器文明的特征。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它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于一身，它作为玉器文明的结晶，得到了世界的认同和高度赞誉，至迟从九世纪下半期起我国陶瓷已输出到国外。陆上丝绸之路所到的西亚，海上我国唐代东西洋航路所及之处，都发现有唐瓷碎片。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称为“瓷器之路”。正是不朽的瓷器记录了古代人民友好往来的踪迹。瓷器不仅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中国瓷器文明对人类文化做出卓越的贡献。日用瓷和艺术瓷在未来社会也必将长期作出新的贡献；建筑、卫生陶瓷的普遍使用给人类文明增添了新的光彩；而特种工业陶瓷则在工业、科研和航天技术设备等方面，显示这种新材料的无比优越性，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探讨瓷器是玉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有助于深刻地认识瓷器的丰富内涵及其本质特征。瓷器的胎质细密和色泽莹润则是玉器本质的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