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办的中国海峡工艺品博览会上，“界首彩陶烧制技艺”传承人张茜文的作品《福禄》脱颖而出，获得银奖。界首彩陶这一相传千年的古老工艺再次焕发光彩——
首界彩陶烧制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烧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流传至今。界首彩陶以刻、划、堆、贴的装饰手法和黄绿白的三彩釉色，在《民间瓷器》、《陶瓷艺术》、《中国工艺美术史》等书刊中有着绚丽多姿的一页，受到国内外专家的一致肯定，在业界享有“东方之秀”的美称。
黄胶泥“摔出”工艺奇葩
历史上，界首彩陶主要分布在界首颍河南岸，散布于13个村子，因每个村子的村民大都以冶陶为生，并且村子均以陶窑为名，因此，俗称“十三窑”，即：卢窑、魏窑、后魏窑、计窑、前计窑、朱窑、尹窑、高窑、盆张窑、田窑、沈张窑、韩窑、王窑，现属界首市田营镇管辖。
界首彩陶工艺最初起源于唐宋时期。在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淮北柳孜古运河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界首彩陶片和部分剔花彩陶完整器，尤其是在一眼宋代井中发现的界首刻花三彩陶片，为研究界首彩陶的始烧年代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徐州明城遗址也出土了界首彩陶器物及残片。通过这些发现，可以推断界首彩陶的制作工艺最晚出现在宋代。另外，据《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部分》，在颍河的发源地嵩山以北不足百里，便是唐三彩三大产地之一的巩县，而水运又一直是古代运输的重要方式，因此可以推断，界首彩陶工艺的发展很有可能是通过颍河直接或间接受到唐代三彩工艺的影响。
界首彩陶采用的陶土取自当地的黄胶泥，窑工又称之为“黄河淤”，即黄河泛滥后沉积下来的黄色粘土。当地窑工介绍，黄胶泥又有大、小胶泥之分，黄河泛滥之前的粘土称为小胶泥，其性硬，只能做盆、盘、盏等造型简单的陶器；黄河泛滥以后波及到的地方，沉积的粘土称为大胶泥，其性软，可塑性较强，能制作造型较为复杂的陶器。元代以后，界首彩陶吸收当地比较盛行的木版年画和剪纸贴花的装饰技法和纹饰内容，出现刻画、剔花工艺，初步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在清晚期至民国时期，界首彩陶在继承前期制陶技艺的基础上，又受到当时戏曲艺术影响，纹饰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除了花鸟鱼虫外，出现了大量以传统剧目为题材的人物场景画，刻划、剔花装饰工艺更为普遍。
界首彩陶的制作采用手工拉坯、模印、刻画、剔花和彩饰等艺术技巧，通过民间艺人随心所欲、简练而遒劲的笔触，表现出的画面主题生动而传神。界首彩陶生产工艺流程由泡泥开始，经过踩泥、揉泥、拉坯、修坯、刻划、剔花、施釉等十几个步骤，一件完美的彩陶成品便俏立眼前。界首彩陶的器型多为圆腹外鼓，还采取内外施釉，适合于老百姓作日常盛储器皿之用。这种艺术和使用功能的结合，反映出淮北劳动人民在日复一日繁重劳作之中，以最原始的方式对精神艺术之美的追求。TAocI52.Com
“刀马人”创出独门技巧
说到界首彩陶技艺的发扬光大，就不得不说说如今已经逝去的老艺人卢山义。
卢山义1920年出生于界首市卢窑村一个制陶世家，由于老艺人出生的年代处在旧社会，童年没念过书，于是他就从民间戏剧人物中找素材。卢山义刻画的刀，刚劲有力、势如破竹，刻画的戏剧中的马，天马行空，不仅是战马，更像是神马。对于人物的表现，卢山义抓住京剧中的脸谱形象，画出的人物具有精、气、神综合的美感。
“刀”、“马”、“人”三者聚在一起，便形成卢山义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一技巧被他命名为“刀马人”。将此艺术绘制在器皿、花瓶、坛、罐上，配以界首特有的黄、绿、白三彩釉，烧制成“刀马人”工艺品，件件如同在向人讲述历史故事，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刀马人”是老艺人在国内独创一派的艺术技巧，充分体现民间艺术的风格，是民间艺术的传奇珍宝，他的作品被艺术家们评誉为：“有形不至而艺至之妙趣”，被称为“东方之秀”。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文化艺术重获新生，界首彩陶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卢山义所在的界首工艺陶瓷厂在著名工艺美术家韩美林的指导下，研制出硅硼系列彩釉，代替了原来的铅釉，同时把陶器由低温型转为高温型，胎釉结合较前更为紧密，彩釉更加艳美，极大地丰富界首工艺陶瓷的花色品种，使界首工艺陶瓷达到空前的艺术高度。1984年，卢山义刻画的“刀马人·战罗成”三彩腰鼓罐在全国釉陶类评比中荣获第二名。2004年4月“酒坛·破洪州”荣获安徽省首届民间工艺品博览会金奖。同年6月，“三彩刻花酒坛”荣获第三届中国民间工艺奖金奖。2006年元月，界首彩陶的烧制技艺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12月中下旬，由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领导机构调查、认定和命名的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名单发布，全国166人获此殊荣，安徽4位老艺人榜上有名。其中就有传承界首剔花陶艺技艺的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全国民间艺人卢山义老人。
活态传承迎来发展春天
进入新世纪，我国传统文化遗产受到了国家和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界首彩陶艺术也迎来了又一次蓬勃发展的春天。
界首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告诉记者，近年来，界首市委、市政府非常关注界首彩陶传统工艺的保护和产业化道路探索。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成功后，借着国家保护政策的逐步落实，界首市委、市政府逐年加大对界首彩陶传承发展的扶持力度。首先成立了“界首彩陶发展保护委员会”和“界首彩陶研究会”，对其今后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同时提出“艺术彩陶之乡”的地域文化发展名片，为界首彩陶的繁荣发展指明方向；其次，投资建设了“界首彩陶博物馆”，使之成为界首彩陶工艺历史、演变、现状、制作流程和精品最完整、集中的展示场所，通过博物馆的现代展示手段让每位观众在有限的时间内全面、立体地领略界首彩陶的风采。
另外，在传承人方面，界首彩陶曾经有过传承人青黄不接的困境，这也是限制界首彩陶大发展的障碍之一。近年来，随着国家不断加大非遗保护力度和界首彩陶知名度的空前提升，人们对界首彩陶这一古老民间工艺的认识也在悄悄转变。过去，许多彩陶艺人的子女后代因为生计所迫或远走他乡，或另择他业，而今他们中有许多已回到家乡，重新拾起了祖祖辈辈代代相传的技艺，同时，许多青少年朋友们也表现出学习陶艺的浓厚兴趣。截止到目前，长期从事界首彩陶制作的传承群体已从过去的不足十人，发展到了六十余人，涌现出了卢群山、卢莉华、王京胜、卢华、曹振亚和张茜文等一批工艺精湛的新一代彩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近几年，他们在制作工艺上，精益求精、大胆创新，推出了一批精品和新品，并在国内各类大型评比活动中屡获大奖，其中卢群山、卢莉华的彩陶作品还分别被国家博物馆和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如今，13岁就跟随父亲卢山义学习彩陶技艺的卢群山，已经被文化部、省文化厅分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安徽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但他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更深层次琢磨着对界首彩陶的再创新、再利用和再发展。卢群山告诉记者：“今后，我们要争取让界首彩陶不仅成为人们欣赏和收藏的艺术品，而且还要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生活常用工艺品。只有这样，界首彩陶才能更好地保持艺术生命力。 ”
扩展阅读
作为千年传承的紫砂文化也是水涨船高，日益丰富
紫砂艺术，是融陶文化、茶文化以及诗文、书画、篆刻等诸多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为一体，极具中华文化代表性的一门艺术。随着传统文化的普及以及媒体的助推，紫砂艺术已经日益为大众广泛地认知。紫砂艺术品在市场上的表现也在日渐升温，大师作品不断树立市场的新标杆，作为千年传承的紫砂文化也是水涨船高，日益丰富。
紫砂创始在何时，在我国陶瓷史上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明、清时代的史籍中明确地说，紫砂陶器创始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金沙寺的和尚和书僮是创始人。如明周高起在[阳羡名壶系-创始篇]中说:"金沙寺僧，逸其名，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兴陶缸翁者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传口柄盖的，附陶家穴烧成，人遂传用"。周容[宜兴瓷壶记]说："今吴中较茶者，必言宜兴瓷，始万历，大朝山寺僧（即金沙寺僧）传供春者，吴氏小吏也"。供春和吴氏是何许人呢？[宜兴县志]记载说：供春是明正德年间公元1504年＿＿公元1521年提学副使吴颐山随带的书僮，吴读书于湖洑金沙寺中（此寺今仍尚存遗址）。吴梅鼎的[阳羡茗壶赋]说："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之功。信陶壶之鼻，亦天下之良工"。这些记载清楚地说明紫砂创制于明代中晚期，绝对不提宋代已有紫砂的事实。
千年陶器之村——小塔子村
缸----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并不陌生，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家户中可是生活必备用品，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储存生活用水，而农村则用途更广，除盛水外还可以储藏粮食、腌制咸菜、酿造陈醋等等，那时每个家户都有大小高低不同规格的水缸，随着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这些陶缸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城市中已几近绝迹，只有一些酿酒、酿醋企业还需订制这些传统的容器。山西临县招贤镇小塔子村，就是一个以手工业制陶闻名于黄河边的传统手工业村庄。
小塔子村距离招贤镇中心4公里，处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相传在隋朝年间，这一带发现了大量的陶土矿，加上山沟里充足的水源和丰富的燃料煤炭，具备了烧制陶器的条件，于是从元代时就有生产陶瓷的记载。小塔子村生产的陶器主要是黑釉粗陶缸。村民祖祖辈辈都在做瓷,是家家有瓷窑,户户都做瓷活。从黑陶大盆、大瓮，小到面盆、油瓶。当时的黑陶大盆、大瓮需求量很大,所以生意很好,当年这一带热闹非凡。白天从沟口到沟里面全是来这里拉瓷器的骆驼和骡马车,这条窄小的沟里最多时有过五十几座瓷窑,上百人在干活。明、清和民国年间，碛口水旱码头的繁荣带动了小塔子村的陶器市场，一批批陶器从小塔子村运送到碛口码头，然后通过水运将陶器运输到陕、甘、宁、蒙等地销售。当时的碛口镇上有多家专营陶瓷的商铺。在上世纪70年代，这里曾生产出了雨点釉，又名“油滴釉”，是我国传统名釉之一，其釉面漆黑油亮，不规则地散布着小星点，产品还远销至日本。
来到小塔子村，看到人家都住在黄土高原特有的窑洞里。靠着沟崖，上下层层，松松散散，几乎不成聚落。窑前用残损的大缸大盆垒矮墙围成小院，挂在崖壁上的蜿蜒小道都是住户踩踏出来的。以前各家窑主自己垒小小的馒头窑，陶窑与住宅靠近，便于窑主管理和经营业务，烧陶的师傅或伙计也多半是窑主的亲戚。窑多，而且造在住宅近旁，以致空气污染严重，矽肺病患者很多。关键技术多有保密，如釉的配方。当地有一句俗话叫"家有老产，辈辈能缓"，说的就是陶窑作为祖产发挥的作用。所以这种结合实际上反映出小塔子村陶窑的家族特性。小塔子村主要的崇神活动只在窑神庙，也就是老君庙，农历正月、二月和八月都有香会。二月的香会，要连演四天大戏，每天两场，外村外县的都会来看。现在小塔子窑村还有几户窑主依靠炼焦业而维持着耐火砖和陶缸生产，现在一般大缸的制作的整个流程为45天。
在小塔子村阳坡西侧较高处，有一窑院的窑洞的正上方书有繁体的"德盛厂"三个字，这是小塔子村唯一留下厂名的老陶窑。老陶窑大都用石材叠涩砌筑，大石头在下，小石头在上，内壁用耐火泥均匀涂抹（防止石头在高温下熔化），耐火泥是由黄泥和石坂泥以1:1混合而成。小塔子村的窑院外墙通常用高度1米多的大缸排列而成。这些缸大多数是烧制不成功的残次品，少数是近年来销售不出去的积压货。小塔子村的产品是盛水和粮食的大缸、大盆，漆黑的釉，器形不整而且笨拙，虽然残损件排成围墙长长地展列在黄土陡崖上，原始而犷野，能产生强大的冲激力，但日常使用毕竟显得粗糙。由于山坡上高高低低的几十户窑院大都用黝黑油亮的大缸做院墙，每当阳光撒下的时候，宁静的古村里，别是一番景致。
同行的朋友介绍，由于大工业时代的到来，西方工业的规模性生产对于传统手工业的冲击，黄河水系航运的衰败，就是这样一个辉煌的小市场，由于社会生活方式的逐步变迁，以及传统的落后经营方式，小塔子村生产的传统陶缸制品，市场已越来越狭小，以致现在小塔子村保存的老陶窑大部分或停产或破败，许多村民也再不从事制陶生产了，过去那种大规模的制陶场景，再也没有了。
堆积着许多陶制品的村庄，没落而孤寂。喧嚣的制陶声音归于沉寂；烟火弥漫瓷窑湮没于杂草丛生的山坡，小塔子村的陶窑还与住宅紧密结合，它们或者位于住宅侧旁，或者利用山坡地势设于住宅下方或上方。满眼都是大缸，院墙、羊圈，甚至茅房都是大缸砌成的。大缸还能用来做烟囱，把缸底敲破，倒扣在排烟口上就成了烟囱。有的烟囱由3口甚至更多的叠加起来，高度达3、4米，可谓是一奇观。
非常巧的是，我们遇到了唯一手工作坊窑正在生产大缸，他们沿袭传统的工艺在面临关闭中艰难的生存，制缸工人非常脏、累、苦。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把古老的制陶工艺传承延续下去，要想将古老的制陶工艺保存下去，最好的出路就是将制陶工艺纳入旅游开发体系，让传统文化成为旅游景点，这样才能让制陶工艺永久的传承下去。
伊犁河谷彩陶：绘就千年色彩
陶器的形成，源于对火的应用和对粘土的认识。火在生产活动中的长期使用，使古人逐渐发现成型的粘土经火烧后异常坚硬而且耐水性强。自此，陶器便成为了人类生活中的必需品。
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种手制陶，它不仅是制陶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当时人们某种情感、观念和精神的体现。从目前的考古发掘看，我国的彩陶出土量很大，分布地域很广，各类彩陶文化几乎遍及整个中华大地，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像张网纵横交错。它东至浙江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直到龙山文化及东海峪遗址；西至黄河源头附近区域、仰韶文化、大地湾文化；南边有石峡文化、昙石山文化；北有辽宁、内蒙古的红山文化等。如此众多的彩陶文化遗址，汇聚成了我国庞大的陶器博物馆。
我国最西部的彩陶文化是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新疆地区出土的陶器颇具特色，尤其是彩陶纹饰风格独特，自成一派。某些纹饰虽然受到甘、青地区的影响，甚至借鉴了西方纹饰，但是新疆彩陶纹饰仍然保持本土特色。尤其是挥洒自如的几何纹，巧夺天工的物我融合，使抽象的图案纹饰与陶器的立体空间交汇的质朴无华，这一切展现出先民创造的富有生活气息的、魅力无穷的纹饰模式，为后世开拓了令人心醉神迷的审美空间。
新疆伊犁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属于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公元元年。它是我国与中亚地区相邻最近的彩陶文化，在地缘上两者同属广义中亚的范畴，从理论上讲应当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与费尔干纳盆地的楚斯特彩陶文化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绝不雷同。
伊犁地区出土的上百件精美彩陶，主要分布在昭苏县夏台墓地、新源县黑山头墓地、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墓地、特克斯叶什克列克墓地和恰甫其海墓地、尼勒克县穷科克墓地和奇仁托海墓地、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墓地等。从这些彩陶的形制看，有高颈壶、梨形罐、彩陶杯、彩陶钵等，其中尤以无耳、圜底的彩陶器最多且最具地方特色。彩绘多为红色陶衣红褐色彩或黑彩，少数施浅黄色和白色陶衣。纹饰以几何纹为主，主要有三角纹、斜线纹、网格纹、棋盘纹、杉针纹等，另外还有逗号形纹、垂带纹等。伊犁是一个水草丰盛，是马背民族游牧的好地方。这些彩陶的发现，有助于了解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爱好，揭示出其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彩陶表面连续性的几何纹饰，它充分运用线的特征，把曲线、直线、折线等组合在一起，上下连续，给予跃动的视觉感受，再加上粗、细线的变化，使纹样颇具生气。前后上下的连续并不是重复，而是线纹丰富的审美内涵，更显示出作者对于大自然独具慧眼的观察力，从而创造出高于生活自然形态的抽象纹饰，给人以更为含蓄的内在美。游牧人情趣所致，使几何纹生动而不呆板。
新疆伊犁地区的彩陶纹饰，与其地域生态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北疆山区面积很大，天山以北的崇山峻岭中，那高大挺拔的雪岭云杉，连绵数公里，体现了大自然的雄厚气魄。例如，出土于察布查尔索墩布拉克墓地的彩陶钵(图1)，其纹饰即是云杉的松针为主线的杉针纹。那叶如针的衫纹，展示了其内在生命的张力，作者巧妙的安排枝叶相连的关系，提取自然中抽象、象征的意蕴，寄托着作者对自然的丰富情感，使杉针纹显得端庄典雅。陶钵的下半部，绘出波状起伏的山脉纹，衬出杉树的自然环境、氛围与流动的线感。致使整体构图相交融汇，色线生动，余韵无穷，显示出情景交融的绝妙境界。而尼勒克县吉林台墓地出土的高领单耳彩陶壶(图2)、彩陶壶(图3)和单耳彩陶杯(图4)的线纹富于变化，不难看出作者注重的是其装饰性。尤其是这件高领单耳彩陶壶通体红衣红彩，规整的棋盘格纹和整齐的线纹交错搭配，纹饰变化多样，层次感很强。
此外恰甫其海墓地出土的彩陶的形制很特别，彩绘的纹饰规整高雅，不难看出作者工笔干净利落，如(图5)所示，这件单耳彩陶壶收口鼓腹的形制，加上网格纹、线形纹的彩绘纹饰使得整件器物显得古朴淡雅，似乎透过它能看到当时作者优雅安静的心境。
其实，伊犁河谷出土的各类彩陶很多，它们的主人可能是活跃在伊犁草原的塞人、乌孙人、突厥人等，这些都为我们更深一步的研究工作展开了更广阔的领域。彩陶上的纹饰，以富有意匠的装饰构成和装饰形式美法则的应用，以穿插有致的装饰线条和合理的装饰部位，使彩陶的造型更富有美感，更加衬托出造型的艺术魅力，使彩陶的实用和审美功能都得以充分体现。从它们的精美程度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豁达的游牧者们细腻的一面。
风雨千年磁州窑
金代磁州窑褐彩孩儿枕 早就知道我国古代北方有一个庞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对它心仪已久。7月下旬的一天清晨，我不顾大雨如注、狂风四起，前往河北省邯郸市磁州窑遗址考察。 走进古老的燕赵大地，街头耸立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塑像，令人顿生思古之幽情。邯郸，是战国时期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很多成语典故出自这里，如邯郸学步、负荆请罪、黄粱一梦、完璧归赵等。 方圆百里之内，元、明、清代的古窑遗址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蔚为壮观。仅观台镇和彭城镇两地，已经发现的古窑场就多达200余个。位于彭城镇的富田窑遗址，依然散发着悠远古老的异彩，古井、料池、作坊、碾槽等，诉说着先民冶瓷的艰辛。我们走进“裤衩街”(俗称)，放眼望去，到处弥漫着陶瓷文化的气息，几乎所有人家的院墙、圈棚等都用古窑具匣钵垒成。在老乡的院落里，还有多处保存完好的“馒头窑”，窑炉内堆放着生产工具和粮食，有的还住了人。 磁州窑创烧于北齐，一直到今天仍在烧制。“这里，古代文化流传有序。”同行的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河北站副站长穆青告诉我，“磁州窑瓷器保留了大量古代民间绘画、书法及反映民俗民风的实物资料，形成了质朴、洒脱、明快、豪放的艺术风格，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名窑。”千年炉火从未间断，这是十分罕见的。 我们来到盐店遗址，但见元明清的馒头窑林立。馒头窑炉的外表是用废匣钵装土后垒起来的，像一串串铜钱，古朴而美观。走进元代馒头窑，我们看到了当年的炉膛、烧红的炉壁、灰白的残渣和散乱的黑花白釉瓷片，有些瓷片上清晰地写着“酒”等文字。还有古窑洞，今天仍作为仓库和生产车间使用。在这里，我意外发现了竹刀、竹篦等生产工具，于是才恍然大悟，原来很多精致均匀的纹饰是用特定的工具刻画出来的。 听说当年盐店遗址有四条长两公里、高十几米的煤渣山，后来用于生产水泥而仅剩现在这么一段了。炉渣山上长出了绿色植物，淡化了沧桑痕迹。我们在炉渣山上也发现了许多瓷片，考证下来是清代的，承袭了磁州窑瓷器黑白对比鲜明的装饰艺术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磁州窑，它继承了唐代长沙窑的书法艺术传统，这与当时文人雅士的参与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短语，真、草、隶、篆、行等字体均可见到，笔墨豁达，气韵生动，自成一格，对研究书法艺术，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喜悉，河北省磁县已开工建设磁州窑遗址博物馆，我又专程到磁县的库房里仔细品赏了磁州窑的一流精品，印象非常深刻。磁州窑不愧为我国一代名窑。
千年瓷都的古老典故
千年瓷都，窑火传烧不止。那些华美的瓷器记录下历史的印记，从古至今绵延不断。不知道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还是对于美丽的事物人们总爱赋予各种美好的想象，那些古老的美丽典故悠然而出，与景德镇有关。
高岭土的故事
“高岭土”是世界对这种瓷土的通称，景德镇的高岭村成了这种瓷土的命名地。
关于“高岭土”有个传说故事：很久以前高岭村住着户姓高的穷汉，夫妻两人租地种田为生，生活很苦。一个冬天早晨，高老汉看到屋檐下躺着个被冻僵的白发老头，他忙唤来老伴把他抬到订床上，然后烧姜汤把他灌。老人饿得不会说话，只用手捐捐嘴想吃东西。可是他们家只有野菜。怎么粉呢？他们只得去向富户人家借了一升米熬成粥送给老人吃。老人吃了粥后忽然哈哈大笑：你们确实是好人，名不虚传。于是从口袋里拿出一粒洁白晶莹的小石块，交给高老汉，叫他把埋在高领山上，过七七四十九天去挖出，那就会变成挖不尽的白玉土，送到景德镇去就是上好的制瓷原料。老按照他的话去做，果然出现我奇迹，到处是白嫩嫩的玉土，便和村里人一起去挖，运到景德镇，卖了很多钱。景德镇的瓷器也因用上了这种瓷土，质量更好，为国内外的人所喜爱。
刚正凛冽的“风火神”
“风火神”，本名童宾(公元1567一1599年，)字定新，明代浮梁里村人。幼年读书，秉性刚直，因父母早丧，遂投师学艺，执役窑业。死后尊他为风火神，把在“佑陶灵祠”。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潘相任江西矿使兼理景德镇窑务，督造大器青龙缸，久不成功。潘相便对窑户进行“例外苛索”，派役于民并对瓷工进行鞭笞以至捕杀。瓷工衣食不得温饱，还要受到迫害，处境十分凄惨。童宾目睹同役瓷工的苦况，非常愤慨，竞以自己身体为炼瓷的窑柴，纵身火内以示抗议。据说次日开窑一看，所烧炼的龙缸果然成功了。这种缸直径三尺，高二尺多，外围环绕着青龙，下面有潮水纹。能烧成这样大的龙缸，在当时确实是烧制瓷器的一大奇迹。童宾投窑焚身后，余骸葬在凤凰山。童宾之死，激起了工匠们的义愤，全镇起来暴动，焚烧税署和官窑厂房，潘相只身逃走。事后，封建官府为了缓和人心，在瓷工和镇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为那因大众利益而牺牲自己生命的童宾立桐在御器厂的东侧，并号之为“风火仙”，祠名“佑陶灵祠”，至今尚保留有瓷制的“佑陶灵祠”匾额。祠内供奉的是童宾坐像，即风火仙师像，两边是窑厂烧炼工人神像，有把桩、托坯、架表、收兜脚、打杂、小手、二手、二手等(都是瓷业烧窑工种名称)各脚师祖。
此后烧窑业还定出行规，二十年一届开禁迎神，招收徒工，定升工种岗位，并举行迎神盛会。这种迎神会既庄重，又热闹，成为当时全镇陶人的盛典。邻近各县的农民、商人和工人的家属都赶来观光，一时人山人海，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过去景德镇有日食“千猪万米”码头的说法，如果按当时迎神盛会的流动人口来计算，确实不算过分。这种迎神盛会，一直延续到1949年才自然消失。
唐英和唐窑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镇镇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唐窑瓷器非常精美，其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就说：“中国瓷器，到了唐窑，确实集过去所有制作之大成。这表现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以及制瓷技术方面。”瓷器装饰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而且“规抚名家，各有原本”；造型设计上，则从"古札器尊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应有尽有。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间长近30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他悉心钻研陶务，身体力行，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
这些美丽古老的故事千年传唱，我们相信明天还会有更多的人来讲述这些属于千年瓷都的古老典故。
深山蕴瓷史——浙江宝溪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这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偏远乡镇，本该寂寂无名。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在龙泉青瓷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于式微中延续着青瓷的血脉，于断断续续中承载着传承的窑火，在近现代龙泉青瓷的发展史上，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宝溪也因自身所深蕴的历史内涵，一如镶嵌在大山中的一棵明珠，熠熠生辉。
山中乡镇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宝溪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
“宝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它不仅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填补了龙泉青瓷历史上的空白，还在龙泉瓷厂的恢复和当代青瓷发展的两个过渡时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宝溪乡乡长周义泉在谈到宝溪的制瓷历史时这样告诉记者。
众所周知，龙泉窑是我国历史上的五大名窑之一，它始于三国两晋时期，发展于北宋，兴盛于宋元，而衰落于明末清初。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从宋元以来极盛数百年的龙泉青瓷几近断脉。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一批土生土长的宝溪青瓷艺人却一直在家乡传承着龙泉青瓷的窑火。
据《龙泉瓷厂厂志》记载，1825年间，宝溪乡溪头村李君义在当地建窑称“李生和号”，这是近代龙泉青瓷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私人窑厂。
1934年，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邀本乡瓷工李怀德、张高岳、张高文、张照坤等组织成立了第一个仿古青瓷研究小组，青瓷生产技术和工艺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承，仿制古青瓷的热情也在龙泉民间一度高涨。
“应该说，民国时期宝溪的仿古青瓷技艺已经很精湛了，否则，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也不会挑选百余件精品送给政府。”据周义泉介绍，1945年，陈佐汉曾把仿宋弟窑制品牡丹瓶、凤耳瓶等100余件仿古青瓷精品寄送南京中央实业部请功，分送盟友，并被蒋介石题赠“艺精陶仿”予以勉励。而这在宝溪的历史上也有明确记载。
至于宝溪在现代龙泉青瓷史上的地位更是毋庸置疑。
据张高岳老人的回忆录记载，195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恢复面临绝迹的“龙泉青瓷”生产。当时，浙江省政府按照总理批示成立了11人的仿古小组，由他牵头，连他在内，包括李怀德、李怀荣、李怀川、张照坤、龚庆平、张高文等共有七位宝溪青瓷艺人参与其中。当时，仿古小组把地址也设在了宝溪，即当时的宝溪张二昌小厂内，取名“宝溪仿古瓷厂”。可以说，现代龙泉青瓷的第一窑火就是在宝溪点燃的。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宝溪仿古青瓷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据周义泉回忆，1967年，从张家菜园里挖出300多件仿古青瓷没收，八十年代中期，仿古青瓷被禁，很多仿古艺人也不得不放下了这门手艺。但时隔不久，80年代后期随着浙江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90年代初仿古瓷又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龙泉瓷厂、艺术瓷厂等国营企业先后破产，龙泉青瓷又一次走向困境，一大批宝溪青瓷艺人下岗回到了家乡。而正是这批下岗工人，重新拿起瓷土，做起了仿古瓷。
对此，宝溪青瓷艺人曾轶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在大批国营瓷厂倒闭的时候，龙泉青瓷行业几乎是奄奄一息，但是一大批宝溪工人却回到宝溪做瓷，形成了一个仿古青瓷的文化市场，延续着青瓷的血脉。 “在关键时刻，宝溪总是成为青瓷文化延续的最后一块净土，把宝溪称为近现代龙泉仿古青瓷中心一点也不为过”。
百年龙窑群“佐证”人类文明
曾轶星是现在宝溪青瓷艺人中从事仿古青瓷制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看来，龙窑是2000年中国南方烧制陶瓷的历史见证。“龙窑在结构、功能和形状上延续了2000年，从未有过改变，可以说龙窑也是见证人类文明活动的重要佐证。 ”
对于龙窑，曾轶星有着自己的见解。在他眼中，宝溪不仅有龙窑，还有龙窑群。“这样的龙窑群，现在只有宝溪乡有，世界上也只有宝溪有。”作为土生土长的宝溪人，对宝溪的认知自是不同一般。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记者实地走进了宝溪乡溪头村，感受龙窑群见证历史的痕迹。
据曾轶星介绍，宝溪共有12支龙窑，大多建于民国时期，也有几支建于清代，主要以生产民间家用器皿为主。由于后来煤气窑取代了龙窑，古老的龙窑逐渐退出实用生产领域。“煤气窑成品率高，宝溪的几支龙窑几年前都先后停火了”。
而在溪头村，记者看到，现存的几支龙窑依岗而建，气势不凡。窑室多为宽1.6-1.8米，一般为19间，多则26间，整体风貌保存较好。
位于溪头村老桥头附近的龙窑，是最迟停烧的，之前一窑可烧制上万只碗。窑主丁绍清对当年的龙窑盛况记忆犹新，他说，“每逢烧窑，火出窑尾，烈焰腾空，数里之外均可看到”。虽然歇业多年，但从龙窑的轮廓和摆设中，我们仍能够想象出当年民间利用龙窑烧制土碗的场景。
曾轶星告诉记者，龙泉市窑工在北宋时期就建立了龙窑，一直持续到现在它的结构都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可见龙窑应该是非常科学的制瓷工具”。
但宝溪拥有的12支龙窑，自停烧后，命运各不相同。“龙窑占用面积较大，有几支龙窑在几年前被村民拆除了，现在仅剩下7支。近期在宝溪乡党委政府的重视下，组织人手进行了清理，目前已焕然一新，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几支。”
据他介绍，为了让龙窑炉火再燃，日前，宝溪乡的一批青瓷艺人打算重新烧窑。“龙窑隔5-6年就要修缮一次，长期不用会坍塌，近期有准备开窑的打算。”曾轶星告诉记者，龙泉青瓷申遗成功，是荣誉也是责任，“作为青瓷艺人，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技艺传承历史，而重燃龙窑窑火，就是传承的重要一步”。
而记者也从周义泉那里了解到，“恢复宝溪龙窑烧制领导小组”已于8月初成立， 目前正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预计10月底前可以开窑。“做为党委政府，我们也在做一些规划，以更好的保护及传承宝溪的这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