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景德镇御窑厂考古遗址公园等23个项目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涉及全国15个省（市），江西唯一。这无疑是对景德镇御窑文化遗产的高度赞誉。
简而言之，考古遗址公园是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依托考古成果建成的遗址公园是以考古成果为内容，以公众参与活动为形态，有助于进一步实现遗址的社会价值，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进一步融入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位，进一步改善大遗址的管理体制，保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建设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助于进入国家重大文化遗产保护科技专项“指南针计划”“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发掘与展示”。通过重要科研成果，以景德镇御窑遗址为支撑平台，构建起世界级的陶瓷研究中心，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准备。
我市对御窑厂遗址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对御窑厂遗址的重视力度在不断加强，对御窑厂遗址的保护在不断增速。近几年来，市政府及18个部门从遗址区内整体迁出，并拆除了一些占压遗址的当代建筑，拆除面积达3000平方米。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立项和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保护,建设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时机已然成熟。
遗址公园的文化定位
御窑厂，是全面系统反映世界手工业最高水平的官窑陶瓷生产历史的巅峰之作。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延续长达500余年为宫廷烧造瓷器，对中国古代及世界制瓷业产生过重大影响。御窑厂遗址的整体格局和地下遗存虽遭遇不同程度的破坏，但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仍出土了大量的御窑瑰宝，震惊中外。在中国乃至世界大遗址当中仍享有独特的地位。正因如此，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文化定位至关重要，是整个建设项目的灵魂和核心。
御窑遗址是中华古代文明的共同记忆。CHINA、瓷器，与中国齐名。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景德镇是中国瓷器最杰出的代表。“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御窑的文明、御窑的灿烂，可以说都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把御窑建设成国家遗址公园作为中华文明的共同记忆，绝对是不二选择。
御窑文化的核心是追求至尊至美，不断推陈出新。御窑厂创制了青花五彩、祭红釉、珐琅瓷等许多著名瓷器装饰原料和技艺，传承了中华民族不断创新、进取的优良品质。乃至明清景德镇瓷器成为古代中国对世界交流、贸易的主流而影响世界。
遗址公园基本框架
御窑厂考古遗址公园以确保遗址本体安全、历史背景环境完整为根本目标，突出文物考古发掘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展示、文化交流、环境保护整治。体现教育、科研、旅游、休闲功能。彰显御窑的个性，突出其自身的历史、科学、艺术的特性、创造和运用多种展示手段结合互动式的参与体验，以构造出一个御窑历史文化的回廊。
遗址公园整体框架由御窑厂遗址分布区、历史街区和昌江水域三块组成。总面积约21.73公顷。遗址公园规划采用“一心、一环、一线”的景观结构。
一心，即御窑核心遗址区，东至中华北路西侧线，南至珠山中路北侧线，西至东司岭——毕家上弄一线，北至彭家上弄南侧线，总面积为5.4万平方米。包括明代窑场遗址区、考古发掘动态区、官署遗迹区、御窑文化休闲区。
一环，即围绕御窑核心区，东为御窑考古遗址公园配套工程，位于湖口弄——龙缸弄——中华北路南端西侧。包括新建御窑遗址博物馆、御窑陶瓷研究中心、御窑陶瓷考古研究所。南为御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服务中心，位于珠山中路南侧，西为历史街区，位中山北路东侧，北为古陶瓷业习俗区，位于彭家上弄北侧。以点、线相连形成御窑核心区外环。
一线，即西线，昌江流域。北至斗富弄，南至迎祥下弄，沿昌江东岸为一线。留住景德镇历史上制瓷原料、燃料和产品输出重要交通运输的记忆。
小编推荐
景德镇御窑厂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景德镇的瓷器名声大，看了景德镇的瓷器都对其赞口不绝。而很多人却不够了解景德镇窑厂的历史。下面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下：
在景德镇制瓷史上有一件不容忽略的大事便是明代御窑厂的建立。为了满足皇帝的宫廷用瓷，明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宋、元两朝景德镇监造选购皇家用瓷的基础上，专门在景德镇设置御窑厂，派遣督陶官，为皇帝烧制各种宫廷、外交、礼品用瓷。
御窑厂凭借帝王之威势，汇集大批精通瓷业生产，擅长制瓷技艺之工匠，投入大量资金，占用最好原料，对产品精益求精，因此制造出了许多景德镇精品瓷器。这些瓷器不仅品种繁多、风格多样，而且质量上乘，不少成为传世珍品，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回顾往昔，这个建立于公元十四世纪中叶的御窑厂，初建时有窑20座，以后增至58座，最多时可达到80座。代代相传，一直延续了明、清两个朝代。据统计，御窑厂历经27个皇帝，共500余年，对景德镇瓷器生产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陶瓷文化鉴赏-景德镇“御窑”遗址金秋开放
曾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景德镇御窑遗址发掘现场，于近期召开的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期间向游客开放。
御窑也称官窑，是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景德镇御窑集中了从元代至清朝历代最优秀的工匠和最好的原料，烧造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瓷器。为保护御窑遗址，景德镇正全力打造世界最大的官窑遗址博物馆。根据规划，整个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将分3个时期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第一阶段的工作，即遗址区的考古发掘。
据了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先后两次对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88平方米，出土了一批遗迹和一大批文物。出土遗迹有墙、窑炉和清末民国时期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房屋建筑等。窑炉遗迹一组6座（已清理出4座），均为葫芦形，坐东朝西，整齐有序地排列在一条直线上。窑炉均为楔形红砖砌成，由窑门、火膛、前室、后室和护窑墙等组成，这组窑炉遗迹的年代为明洪武中期至永乐时期。葫芦形窑炉是在龙窑的基础上发展改进而来的，在景德镇元代民窑中已见使用，而在御窑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
同时，出土的陶瓷文物也非常丰富，以瓷器为大宗。瓷器中以明代早、中期的数量最多，也是这次出土瓷器中的精华所在。出土文物的种类较为丰富，有青花釉里红、釉里红、红釉、黑釉、紫金釉、白釉、黄釉、青釉、仿哥釉、仿宋官青釉、青花和斗彩瓷器等。器类主要有梅瓶、瓶、僧帽壶、梨形壶、罐、小罐、碗、盘、方盘、杯、靶盏、盒、炉、觚、爵、花盆、栏板等。胎细釉润，纹饰丰富多彩，器物上多刻写有年款。有不少瓷器品种，如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釉里红云龙纹梅瓶、红釉刻花云龙纹梅瓶、内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内白釉外釉里红龙纹小碗、黑釉划花鼎式香炉和宣德仿哥釉瓜稜小罐等，在以往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中所不多见的，是极为珍贵的精品。同时，还出土了其他一些重要价值的标本，均为以往所不见或罕见的御窑文物，这些为研究、探讨明代早、中期御窑的范围、烧成技术、产品特征和管理制度等提供了科学可靠的实物资料。
陶瓷文化：钧瓷的辉煌历史
钧瓷作为古代的五大名瓷之一，有着辉煌的历史。现在，钧瓷的辉煌历史又新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钧瓷国礼已成为中国国家外交的一种赠送礼品。
图：钧窑瓷器收藏品钧瓷三羊开泰
7月12日，新华社发布的一幅图片引人注目。当日，朝鲜举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50周年纪念活动，出席活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向金正日介绍所赠送的国礼——钧瓷《大成盛鼎》。
《大成盛鼎》的创作者正是大宋官窑。这几年，有关大宋官窑的新闻不绝于耳：
2011年1月18日，胡锦涛主席访美时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赠送的钧瓷国礼《妙德吉祥》，来自大宋官窑。
2010年9月27日，胡锦涛主席向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赠送的钧瓷肖像版画，也来自大宋官窑。
胡锦涛主席对中国的陶瓷文化见解独到，对钧瓷情有独钟。2009年12月12日，胡锦涛主席在向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介绍大宋官窑创意的《如意尊》时，极其简练地概括了其深刻内涵：尊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器具，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钧瓷是中国陶瓷优秀的一支。
大宋官窑，已成为钧瓷国礼的代名词。正因为如此，2011年年初，由上海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收藏》杂志等联合主办的首届当代名窑评选中，大宋官窑的钧瓷与福建德化陈仁海的中国白、景德镇熊建军的珐琅彩、龙泉正聪的青瓷等一起被评为“十大名瓷”，大宋官窑荣列“十大名窑”之首。
多年来，大宋官窑在与国内众多名瓷的同场竞技中风骚独领，大宋官窑的每一次闪亮登场，每一次一枝独秀，都让钧瓷界为之振奋。钧瓷以帝王之气的伟岸身躯，披着釉具五彩华丽的盛装，在伟大的复兴之路上疾步前行!
在对大宋官窑的颁奖词中，当代名窑评委会有这样一段话：大宋官窑以复兴中国奢侈品品牌为己任，秉承我国宋代官窑的制瓷精神，坚持窑火凝珍、求珍去凡的制瓷理念，矢志不渝，精益求精，走出了一条陶瓷精品品牌路线。
浙江萧山:辉煌的陶瓷历史
日前，浙江萧山博物馆编著的《萧山古陶瓷》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图册精选了萧山博物馆馆藏和从民间征集的237件珍贵古陶瓷的图片，是萧山第一部文物专题类的书籍。它展现了萧山作为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的辉煌的陶瓷历史。有业内人士说，县区级的博物馆出版如此厚实的古陶瓷图片书籍，在全国实属罕见。
左图为越窑青瓷武士俑,右图为越窑青瓷仕女俑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考古资料表明，萧山制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桥文化时期。早在商周时期，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的窑址就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萧山、绍兴等地。因此，“萧山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之一”这一论断，在全国的文物考古界已属定论。古陶瓷文化是萧山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萧山博物馆馆长施加农是《萧山古陶瓷》一书的主编。他认为，萧山能够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之一，是有历史渊源的。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为募兵勇制兵器灭吴，将老百姓的金属器具收缴一空，动员百姓尽量使用陶瓷器具作为生活用品，客观上促进了陶瓷业的迅猛发展，使越国成了中国瓷器的发祥地之一。
收集在《萧山古陶瓷》一书中的237件珍贵古陶瓷图片，既有萧山出土的文物图片，也有博物馆在民间征集的珍品图片。这些古陶瓷都属于国家三级以上文物，上至新石器时代跨湖桥文化时期，下至唐宋时期。收入最多的是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西汉时期的原始瓷器，东汉时期的成熟青瓷。这些陶瓷都是古陶瓷中的珍品，许多为国内少有。
施加农说，萧山作为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的古陶瓷历史，非常值得萧山人骄傲。出版这本书就是希望让大家了解萧山古陶瓷的辉煌历史，进一步发掘这个文化瑰宝。
史记：掀开民国时期景德镇陶瓷的历史
民国时期景德镇陶瓷产业、教育、艺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在景德镇千年陶瓷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也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的重要篇章。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在人才基础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260余年的清朝统治，位于景德镇珠山南麓的延续达600多年的御窑厂宣告终结，这也标志着景德镇陶瓷自明代以来由官方引导的“官民竞市”产业格局变成民窑唱独角戏的局面，大批供职御窑厂的工匠和艺人或转入民窑，或自立门户，他们以高超的训练有素的制瓷技艺，给当地的陶瓷业界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活力。很快就成为景德镇陶瓷艺术生产的主流引导，促使景德镇陶瓷业走向兴旺。
在思想基础上，欧洲以科学思想、工业制度为主题的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文明在全世界掀起巨大波澜，现代科技文明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给景德镇的民族资本家带来思想上的震撼。受“提倡民主、科学、新道德、新文学”新文化运动思想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景德镇的一批社会贤达、有识之士、爱国实业家和陶瓷艺术家们提出“研究陶业，教导工人，改良制造，以完善商品”。力图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陶瓷产业和艺术创作呈现出一派新景象。
经过八年抗战的艰难时期，景德镇陶瓷业在经历挫折后逐步得到恢复，直至新中国成立。
民国时期景德镇瓷业生产按类型分为陈设艺术瓷和日用瓷。陈设艺术瓷品种主要有青花、粉彩、雕塑、颜色釉四大类。在这四大类品种中，创新产品和仿古瓷器并驾齐驱，各领风骚。
民国时期景德镇瓷器的新趋向主要是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工艺的转型，以及装饰技法与画意上的改变。在新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的推动下，民国时期景德镇陶瓷业在工艺成就上产生了诸多新的变化。
成型工艺：从原料的开采、泥料的炼制、坯胎的成型、装饰的方式等各个环节均基本上采用流水作业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半机械化或机械化的加工程序，制作工艺达到较高水平，具有明显的现代化特征。
彩绘装饰：普遍运用文人瓷画，并创新出“贴花”“刷花”工艺。颜料采用传统的矿物颜料，并与化工颜料结合，彩料纯度提高，色彩丰富，发色鲜嫩光洁。“新彩”的出现使釉上彩装饰变得简单，用油彩色直接在瓷胎上勾、皴、点、染，一人就能完成。烤炉也开始尝试采用电力，使温度、烧成时间逐步得到有效控制。
窑炉烧炼：在沿用传统的“镇窑”和“槎窑”的同时，也大量使用“圆窑”“隧道窑”等类型的窑炉，燃料采用煤和油。这一类型的窑炉窑温高，温差小，窑内器物受热均匀，胎土完全瓷化，成瓷率高。
青花瓷
民国时期的青花工艺常见的主要有传统手绘、现代贴花和印花三类。
传统手绘青花瓷的技法主要取法清代康、雍、乾三朝，题材广泛，画面生动，胎质细腻，釉面洁白，构图丰满工整，线条清晰流畅，料色清翠莹亮，线条勾勒纹饰轮廓，分块分片用洗水、分水法形成不同色阶，达到层次分明、水路清晰的艺术效果。民国青花是青花瓷中最为珍贵的品种之一。
现代贴花的青花瓷器，图样清晰，规格统一。印花的青花瓷，线条简洁，画面规整。
民国青花创新方面，以王步为典型代表，他把中国画"六法"的骨法用笔融入经他革新的青花分水技法中，在分水过程中，用笔徐疾轻重、婉转变化恰到好处，浓淡过渡自然。
(1图)青花制瓷图盘 盘面采用鸟瞰式的构图和深远取景法，并结合了明代版画的构图形式。画面描绘景德镇制瓷工艺中的原料、成型、画坯、烧炼等程序，着重描绘坯房和窑屋，有制坯、画坯、装坯、挑坯、满窑、开窑等场景，人物虽形态不同，却井然有序，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画面既有写实的操作动态，又有夸张变形的装饰风貌。盘边绘8个锦地如意开光衬托，是一幅饶有意趣的制瓷风俗画，又是罕见的表现瓷绘制瓷工艺过程的实物资料。用笔工整朴实，釉面洁白，料色清莹。底有“江西景镇陈新兴造”款。
(2图)青花蔬果图琮式瓶 圆敛口，短颈，方肩，四方形直筒腹，圆圈足微外撇，型如古代玉琮造型。腹四周采用青花分水法绘以大小不同形状的白菜，画面形象自然生动，构图简洁，线条粗犷却不失婉转，分水晕染达到水墨画的水墨淋漓的境界。画的压角印有不规则的青花角章“长湖”“竹溪”“陶青老人”“王步”，底书青花“景德镇制”无框四字款。
粉彩瓷
粉彩瓷在清代康熙晚期创烧，由于它色彩丰富，淡雅柔丽，又有软彩之称。其工艺是在彩料中引入了以砷配成的玻璃白的釉上彩，给人粉润清逸的美感，故称为粉彩。随后逐渐发展成景德镇彩瓷生产的主流。
民国时期景德镇瓷器彩绘业都以个体作坊式生产经营，称为“红店”。瓷器彩绘行业大致可分为“美术彩业”“写意彩业”“古彩业”上、中、下三类。
美术彩业指专绘高档艺术瓷的行业。民国时期美术彩业沿袭传统技法生产陶瓷产品，胎体精细，釉质润净，构图严谨规整，画面工整华丽。而最具收藏价值的就是这一类高档艺术瓷，其价值直逼明清官窑瓷，甚至超过明清官窑瓷。
在民国时期的美术彩业中，先后一批批艺术家致力于粉彩彩绘的研究与探索，借鉴、运用和吸收中国画营养，用于改良传统粉彩的技法和审美，构图灵活，画意清远，笔法精练，着色淡雅。提升了粉彩瓷艺术的文化品位。这一批批艺术家由于个性、阅历、修养、气质的不同，在选择题材、形象特征、表现技法等方面也各有特色，使民国时期美术彩业百花齐放。
(3图)粉彩碧桃图胆瓶 长颈，溜肩，圆鼓腹。采用传统粉彩工艺，设色明快艳丽，将桃花的妖娆表现得淋漓尽致。底款书红彩“洪宪年制”方框款。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仿效前朝，于1916年派员到景德镇监督烧造“御窑”瓷器，以粉彩为主。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烧出数量极少的一批“洪宪瓷”。这批瓷器质地精良，彩料考究，造型美观大方，是一批极为特殊的产品。
(4图)粉彩大富贵亦寿考图瓷板 平面作画。以红色为主色调，使得画面具有喜庆色彩。整个画面构图丰满疏密得体，色泽艳而不俗，人物线条细腻流畅，形态生动传神。衬景中出现的仙鹤插屏、牡丹、三果等物，有富贵、长寿、多子多福的寓意，合起来点明主题“富贵寿考”。题款墨书“大富贵亦寿考，时在丙子(1936年)春三月上浣，维明姻兄先生花甲荣庆，姻愚弟大凡王堃绘祝”。 篆书红彩印章“堃”“大凡”。
据景德镇地方文献记载，王大凡在1915年曾创作此题材瓷板画，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获金奖。1945年又以新创的落地粉彩技法重绘此题材瓷板。
(5图)墨彩描金五老图瓶 作者周湘浦。高39厘米。墨彩以水墨彩绘为主，兼用矾红、本金等彩料，并加以部分粉彩，如蓝粉、淡黄等彩色，但在每件器物画面上所施加的粉彩面积并不大，仅起到点缀的作用，然后经低温烧成。浓黑如墨的彩料或深或浅、或浓或淡，与如雪的白釉相互映衬，颇有传统的水墨画效果，因此又有“彩水墨画”之美称。画题出自《渑水燕谈录》：北宋庆历末年杜衍告老退居南京，与致仕的太子宾客王涣、光禄卿毕世长、兵部郎中朱贯、尚书郎冯平为双童沐浴，相聚甚欢。因五人都年逾八十，此会被称颂为“五老会”。
(6图)五彩弄玉吹箫盘 采用传统的釉上五彩工艺绘制。五彩是瓷器釉上彩的一种，又称“古彩”。五彩基本色调以红、黄、绿、蓝、紫等为主，特点是颜色丰富，五彩斑斓。因其线条明朗，烧成温度稍高于粉彩，且不及粉彩柔和，故又称之为“硬彩”，经二次烧成。画题出自《列仙传》之“吹箫引凤”：秦穆公之女独喜美玉，得名“弄玉”，弄玉在凤台上闲坐吹箫，丫环焚香，引来凤凰和鸣。画面色调丰满艳丽，线条硬朗但不失婉转，极富情调。
(7图)刷花“四爱”图瓷板 “四爱”指历史上的渊明爱菊、羲之爱鹅、和靖爱梅、茂叔爱莲4则典故。刷花人物瓷板画借鉴中国画的没骨画法，参照西洋油画的明暗关系，追求书法的神韵、节奏，在色彩上以对比调和为主，巧妙运用白瓷质地烘托来表现意境。人物形态生动、结构准确，画面构图简洁，色彩清新。
刷花瓷装饰。是以专用的毛刷，将彩料通过刻有纹样的丝网套版刷涂到器皿表面以形成画面。可以用在釉上，也可以用在釉下。有时在刷色后，可加绘线条以增强画面的表现力。刷花瓷在民国期间最为鼎盛。程大有开创的“薄刷法”拓宽了陶瓷釉上刷花的表现力，其中的人物刷花堪称陶艺界一绝。套版所刻纹样，线条平整、洁净，流畅而有节奏，人物的外在形貌和内在的气质及其动感都表现得丝丝入扣，用色也极为考究。
高温颜色釉瓷
高温颜色釉瓷是景德镇传统名瓷之一，最早创烧于宋代，到清代进入鼎盛时期，景德镇是中国烧造颜色釉瓷器历史最长、品种最多、质量最好、成就最高的地区。
民国时期烧制高温颜色釉工艺有很大发展，恢复烧造了难度极大的祭红、豇豆红，还有天青、豆青、祭蓝、仿钧釉、窑变花釉等釉色。还仿烧出一大批康熙、雍正、乾隆颜色釉佳器。其中最为有名的是“玉绫窑”主人吴霭生，在颜色釉艺术创新方面贡献卓越，他的 “美人醉”为一时杰出佳品。“鄢德亿瓷号”主人鄢儒珍的乌金釉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藏界盛传的“洪宪瓷”瓷胎及其加工绝大部分都出自“玉绫窑”和“鄢德亿瓷号”。
(8图)炉钧釉三足炉，圆口，短颈，扁圆腹，肩部镶双螭耳，腹部顶立兽头三足，笠盖镶狮钮。炉身和盖以浅浮雕方式刻兽面卷草纹，施炉钧釉，口沿和龙纹饰24K本金。炉的造型端庄，浑厚古朴，釉面肥厚滋润，色泽深郁，气韵幽雅，釉面呈密集不规则垂流状，天蓝釉中闪烁着红、紫色斑块，使釉面呈柔和的乳光与金交相辉映，给人以“流动”之美。底部刻阳款描金“大清乾隆年制”。
（9图）仿清康熙美人醉盘螭瓶盘口，直颈，丰肩，腹稍束，圈足外撇，颈肩盘一条绿釉螭龙。通器施红釉，由于烧成温度的关系，釉面发色深浅不一，并有绿色苔点。底部有青花“大清康熙年制”款。
“美人醉”又称“豇豆红”或“海棠红”。清代康熙年间御窑厂烧制的铜红釉色调淡雅，酷似豇豆的颜色，并带有绿色苔点。后人描述为“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釉色上乘者名“大红袍”或“正红”，遍体一色，明快鲜艳，洁净无瑕；略次者，釉色如豇豆，含有深浅不一的斑点及绿苔，称“美人醉”或“美人祭”；色调较浅者称为“桃花片”或“海棠红”“娃娃脸”。
(10图)仿清雍正天青釉堆螭瓶 莲瓣口，长颈，圆腹，矮圈足。仿照清代雍正时期的制作工艺和特点，在坯胎上堆成螭龙，再施上天青釉，经高温一次烧成。
天青釉是高温颜色釉的一种，又名“雨过天青”，以钴的化合物为着色剂，高温烧制，釉色幽淡隽永，有“青如天，明如镜”的特点。天青釉之名出自五代后周柴世宗批语：“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周世宗的要求是要把瓷器烧成雨后青天的颜色。清代景德镇窑天青始于康熙，呈淡灰蓝色，釉薄而坚，莹润光洁，制品以康、雍、乾三朝为佳。仿清雍正天青釉堆螭瓶与康、雍、乾三朝天青釉相比毫不逊色。
雕塑瓷
景德镇陶瓷雕塑始于隋朝。从宋代开始，制作的品种日渐增多，所出成品灵巧、典雅、秀丽，风格由简朴到精微。
民国时期景德镇瓷雕艺术题材丰富，品种多样，形式新颖，塑彩结合，塑釉烘托，开创了瓷雕艺术的新天地。
民国初年，福建游泽长(又名长子)来到景德镇，将何氏瓷雕技法与景德镇制瓷原料、工艺相结合，创作了一批别开生面的新作。何氏瓷雕风格与景德镇传统瓷雕风格的相互渗透和影响，使景德镇民国瓷雕起了质的变化，从而形成二者兼具却又超越二者的新风格。
民国时期景德镇瓷雕由于操作的方法不同，可分为圆雕、捏雕、堆雕、镂雕、浮雕、雕镶、雕刻等种类。景德镇陶瓷雕塑不仅题材广泛，有佛像、福禄寿三星等吉祥人物和英雄豪杰形象以及动物、花鸟等造型，而且装饰风格多样，其装饰技法一般有描、画、填、洗、扒、刷等。由于不同装饰技法的运用，丰富了雕塑的表现能力，使所要描绘的对象生动传神，具有非凡的艺术效果。
(11图)圆雕窑彩诵经罗汉 作者曾龙升。圆雕又称立体雕，是一种可以多方位、多角度欣赏的三维立体雕塑。此作品采用传统的圆雕工艺和窑彩装饰，用本金勾画袈裟，坐墩用青花绘描卷云纹，二次烧成。夸张的脸部表情，表达了和尚诵经的专注虔诚。<, /SPAN>
(12图)捏雕白釉蔬果笔洗 捏雕也叫“捏花”，以手捏为主，简单使用一些辅助工具，基本上是以写实的手法塑造各种动植物和人物的自然形象，无论是植物的花瓣、花芯或动物的羽毛均以手工为主，捏塑而成。其装饰方法有多种，有用高温颜色釉装饰的，有经高温烧成后再用釉上彩装饰的，也有用颜色釉和釉上彩结合装饰的。其成品精巧细致，形象生动，风格写实。
此笔洗的作者是杨海生。作品采用传统的捏雕工艺，整器以葫芦为主造型，左形瓜蔓缠绕，果实累累。看似凌乱，却章法有序；右形似掏空的半个葫芦，形态逼真，生动传神。整器施白釉，恰似一件玉雕作品。
陶瓷文化鉴赏-御窑
康熙时．刑部它女刘伴队源．佯行人，尝于一坊：谷帕rj《膝王阎序》一首．／4心经》‘部．了厕崭然。供奉内迂．王佯连数百．制式极性，所消姻窖秆处也。赵伯盼《棕巢余识＞按．庆景德小始肖镇尸浮梁西乡。固名景襟。以卒砌．运造瓷器，足为御窑之始。正本定本路总管监陶．然皆时作时铝。汉武二[上午，始外窑烧造解京，仑御厂一所．官窑二7·楔。白后一代，岁为常供，有请问之，增甘市山二[。座．分：十：作。
御窑也称官窑，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从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浮梁磁局”，到1911年清朝覆亡，景德镇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所在地，中国封建社会的官窑制度在这里延续了632年，江西景德镇也由此拥有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景德镇地下也因此存有大量因禁绝流入民间而被就地掩埋的古碎瓷，成为中国目前品类最完整、年代最可靠、信息最丰富的官窑遗址和“地下瓷都”。（官窑是我国古代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专烧宫廷、官府用瓷。官窑始于宋代，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
御窑遗址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
4月11日，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榜上有名，为瓷都千年庆典献上了一份最贵重的礼物。这是继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瑞昌铜岭矿冶遗址、丰城洪州窑窑址、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进贤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之后，我省又一个获此殊荣的考古项目。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是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和《文物天地》共同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考古工作评选活动。今年的评选，首先是从71项全国重要考古发现中筛选出15项，然后邀请各考古单位到北京现场进行学术报告，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示考古发现的内涵与意义，现场为评委和听众答疑。通过专家的投票，辽宁牛河梁遗址、郑州大师古姑夏代城址、陕西眉县扬家村青铜器窖藏、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等获得2003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次对御窑遗址考古发掘是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考古研究所三家联合主持的。这是对御窑遗址的第一次主动性考古发掘。考古发掘的明代早中期瓷器出土地点和层次明确，组合关系清楚，它的资料价值是传世品所无法替代的。其中不少品种，为以往考古资料和传世品所不见，是极为珍贵的佳作。
御窑元华堂：聚焦当代御窑文化的传承与复兴
粉彩山水纹伏桶瓶
粉彩寿桃纹天球瓶
青花瓷餐具
几百年来，神秘的紫禁城用高高的红墙让皇家生活倍增神秘，而珍藏于此的千年顶级艺术瑰宝却透露出帝王生活的细节。其中，皇家瓷器正是这些珍宝中的明珠，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承载着皇家瓷器艺术的御窑工艺散佚民间，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手工工艺，濒临失传。
传承明清御窑的御窑元华堂（以下简称“元华堂”），创立于1983年，专注于研发、还原代表中国瓷器最高水准的御窑制瓷体系。在其艺术发展的道路上，继承并恢复了明清两代近600年大量濒临失传的御窑传统制瓷工艺，并坚持以御窑工艺传承为核心，演绎当代御窑艺术，实现皇家极致制瓷文化与现代高端品质生活的完美对话。
创作基地：恢复断代的御窑工艺
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有云：“真足然后绝薪止火，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元华堂工艺传承创作基地继承了传统手工艺的制作精髓，完整地重现了御窑工艺制瓷流程。
元华堂的生产基地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罗家坞神仙井。基地占地1.2万平方米，在这里，有200余名能工巧匠，“分类聚一室”。因为“画者学画不学染，染者学染不学画，所以一其手，不分其心也。”
在基地里，从手工精制泥、釉料，到拉坯、印坯、挖坯、利坯、挖足、施釉、修模等，从青花瓷绘制、青花斗彩瓷绘制、粉彩瓷绘制、颜色釉瓷制作、雕塑瓷制作到柴窑烧炼生产，满窑、烧窑、开窑，甚至到出窑的筛选程序，元华堂都是按照御窑工序一步步进行，仿若再现了当年御窑厂的生产盛况。
高标准出高质量，这正是对御窑品位的完美诠释。也正是有如此品位，元华堂创作的艺术陶瓷一直保持高质量的水准，并受到广泛关注。1998年，元华堂的产品被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赠与来访的美国总统；2000年，元华堂制作的艺术陶瓷被赠与南非总统；2004年，元华堂圆满完成国家下达的中南海紫光阁陈设瓷的设计生产任务；2010年，元华堂作品代表江西省入选上海世博会，成为景德镇传统艺术陶瓷唯一代表品牌；2012年8月，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主办,“免费午餐基金”承办的“盛满爱・建好厨房吃好饭”慈善晚宴，元华堂捐赠的百鹿尊瓷板画获爱心人士追捧，成为当场拍价最高的拍品……
御窑工艺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窗口
元华堂投资建设的中国御窑工艺博物馆（以下简称“御窑博物馆”），创立于2008年10月20日，建于景德镇市珠山中路明清御窑厂遗址之上。馆内展品均由元华堂督造生产。御窑博物馆得到了景德镇市政府的全面支持，元华堂被授予景德御窑历史文化唯一代表品牌，全面参与博物馆的项目建设。
御窑博物馆总面积19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第一层主要以触摸影像资料和实物原料、颜料、器具、工具为主，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传统御窑制瓷工艺流程，连细节也一一诠释。置身于此，仿若进入时空隧道。第二层主要展示元、明、清三代瓷器的原件和高仿精品。开馆至今，御窑博物馆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陶瓷爱好者和游客的高度赞赏。
御窑博物馆的建立一方面对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传承和弘扬传统陶瓷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景德镇市的文化旅游经济，对景德镇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元华堂的产品在仿古等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博物馆对古代制瓷工艺各个环节的研究非常深入，遵循这些工艺生产出来的产品，将有助于研究人员解决中国陶瓷考古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为研究中国陶瓷史、科技史、文化艺术史提供了一份宝贵的事物资料。”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张燕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展示中心：御窑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基地
2012年，元华堂北上，在北京前门23号院建立了中国首家皇家瓷器艺术精品展示中心（以下简称“展示中心”）。
展示中心的展厅由台湾JOY室内设计工作室设计，店内共分两层，在保存原始古建风貌的同时，呈现出当代御窑的文化底蕴与内涵。展示中心从皇家文化、极致文化与祥瑞文化等多角度诠释了限量收藏与精品典藏两大阵营的瓷器与人文精致生活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建立了御窑艺术汇高端会所，并在今年3月与劳斯莱斯汽车集团成功举办了“向手工艺者致敬”的私享品鉴活动。
未来，元华堂将继续肩负御窑传承者的责任，将日渐式微的中国传统手工艺中的精湛技艺保留下来，将手艺人原有的个性和情感、质朴与天真、坚持和守道承载于中国高级瓷器，致力还御窑应有的地位和高度。
历史嬗变 再谈元龙泉瓷的辉煌
观音像
新安海底沉船中元代龙泉窑青瓷阴刻牡丹纹大花瓶人形油灯
龙泉窑自南宋中期起步入鼎盛时期。南宋王朝的覆灭以及元王朝的建立，并未阻止龙泉窑发展的脚步，相反，由于天下一统，南北沟通，经济活跃，文化交融，以及元王朝加强对外贸易的政策与举措，龙泉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调查统计，仅龙泉境内已发现元代窑址310余处，窑场在南宋的规模上沿瓯江两岸分布和蔓延，窑场数量和生产规模空前绝后，呈现出“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织”的繁荣景象。同时，在继承南宋传统制瓷技艺的基础上，随着蒙古族文化的渗透和审美观念的潜移以及市场需求的日益增大，龙泉青瓷在各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器型的演化和新增，装饰手法的创新和渐替，胎釉的嬗变和更代，装烧技艺的简化和成熟，这些循序渐进的变化，使元代龙泉窑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另一方面，元代龙泉窑更注重生产效益和市场需求，生产更趋规模化，各窑场产品在市场中的定位也进一步明确。某些窑场专门烧造供摆设、供奉、祭祀、文房等之用的陈设类器物，这类产品用料讲究，精工细作，多为上层社会和外销之用，可代表元代龙泉窑的较高水平。多数窑场则生产以餐饮器皿为主的日用类瓷，这类产品市场需求量大，多为寻常百姓使用，损耗率高，因此工艺相对简单，质量略逊，价格低廉，但亦不乏精美之作。
元代龙泉窑的胎釉演变
元代龙泉窑是在继承南宋的烧造技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初的产品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精美的陈设类器物，薄胎厚釉，胎质精白细腻，多层施釉，釉色以粉青为主，用瓷质垫饼垫烧，圈足深挖而规整，足内满釉，仅一丝露胎着地，多素面，少装饰，以器物造型和釉色取胜，装饰多为器物外壁刻划莲瓣等。另一类为日用瓷，胎质相对较粗，釉色青翠，有的青中泛黄或泛灰，亦有粉青釉色，用泥质垫饼或垫圈垫烧，圈足底心无釉，亦少装饰。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大以及大件器物的出现，元代龙泉窑的烧造技艺有了相应的演变。在胎釉工艺上，从在薄胎上多层施釉改变为一次施成厚釉，通过控制器坯在釉料中浸泡时间的长短来控制釉层厚薄。一次性施成厚釉既节省人力，降低成本，也节省了时间，缩短了烧成周期。由于薄胎厚釉成品率低，不能满足日益增涨的市场需求，龙泉青瓷的烧制工艺进一步改进，器胎逐渐加厚，出现了厚胎厚釉。为进一步提高成品率，以及出于器物装饰的需要，釉层逐渐减薄，出现了厚胎薄釉。元代龙泉窑从薄胎多层厚釉到薄胎一次性厚釉，到厚胎厚釉，直到厚胎薄釉的过程，也正是窑场不断增多，产量不断提高，国内外市场不断扩大的历程。
如果说粉青色釉代表了南宋中晚期至元代早期龙泉窑产品的正色，那么元代较长时段的龙泉窑产品的正色应该是豆青色。从以粉青色为主到以豆青色为主的过程是和胎质以及釉层的变化同步的。粉青色是厚釉的产物，薄釉层难以再现粉青如玉的风采。胎质的白度降低，加之釉料的些许变化，使釉层稍薄的豆青釉也能呈现如玉的效果。类玉是青瓷的最高境界，从类玉的角度看，豆青釉滋润如玉的感觉丝毫不比粉青釉逊色。明代陆容就曾在《菽园杂记》中说到“……凡绿豆色莹净无瑕者为上，生菜色者次之。”
与南宋中晚期龙泉窑产品的胎质相比，元代龙泉窑产品胎质的白度有所降低，呈灰白色，这说明胎料中掺入了更多的紫金土，提高了胎料中铁的含量，因此在二次氧化的作用后，器物的露胎部分，如人物造型中的脸、手部位，器皿中的圈足底部及露胎的贴饰等所呈现的“朱砂底”似乎比前朝产品的颜色更深、更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在龙泉道太乡上年儿元代窑址中曾出土“类哥窑”碗一件、盘两件及部分同类瓷片。与前朝的黑胎开片瓷，即所谓“哥窑”类相比，前朝多为薄胎厚釉，胎质较疏松，胎色黑或黑褐，属精工细作的产品；而这种“类哥窑”器却为厚胎薄釉，胎质致密，胎色灰褐，无论胎质和胎色均在黑胎和白胎之间，制作不甚讲究，似属大众产品。以其中的盘为例，盘高4.5厘米，口径16.2厘米；釉色灰青，釉层薄，但乳浊滋润；开细碎纹片，细察之似有“金丝铁线”；内底饰一道阴刻弦纹，内底心无釉，应为叠烧所致；圈足底部及底心均无釉，呈灰褐色。虽然此“类哥窑”器在已发现的元代龙泉窑窑址中绝无仅有，但其或许对研究和分析元代龙泉窑从薄胎厚釉到厚胎薄釉的转化以及历史上关于“哥窑”的许多悬疑提供了一个线索。
元代龙泉窑的装饰特征
元代龙泉窑一反前朝“少装饰，多素面”的风格，运用刻、划、印、贴、镂雕、捏塑、露胎等各种装饰手法对器物进行装饰，使产品更加精美。
北宋龙泉窑多采用刻、划装饰。与之相比，元代龙泉窑的刻、划多采用浅刻，以阴线为主，阳刻者入刀也较浅。一般装饰于瓶、盘、炉、罐及碗、杯类器物上。内容多为花卉瓜果之类。刻、划装饰在元朝前期运用较多，随后日趋减少。
印是元代龙泉窑运用最广泛的装饰手法。由于印花具有与刻、划花类似的装饰效果，且工艺简单，工效高，适合批量生产，符合规模生产的要求，故被广泛应用。印花的种类较多，手法不一。从形式上区分，可分阳纹和阴纹两大类，阳纹与阴纹又均有线态和形态之别。线态用阴线或阳线以白描形式勾勒出花纹形状，形态的效果则是将纹饰形状整体凸现或凹陷而产生的，两者一正一反，装饰效果迥然不同。从工艺上区分，可分为模印和戳印两大类。模印一般印饰于器物外壁，如碗、洗外壁的莲瓣等，以碗、盘、洗、炉、罐类器物外壁易于脱模的器型为主；戳印则大多印饰于敞口器物内底，如碗、盘、洗类内底心印饰花卉动物图案等。
贴也是元代龙泉窑盛行的装饰手法。贴饰工艺是从模印中脱胎而来的，操作时在印模上压制出带有花纹的泥片，然后装贴在器物表面，由此呈现出比印花更凸显的浮雕般的装饰效果。瓶、罐类器物表面的缠枝花、龙凤、云朵等，碗类内底的荔枝、团花、朵菊、金龟等，洗中的双鱼，炉类外壁的铺兽衔环和兽头等，盘中的龙、云、仙鹤等，这些造型和纹样运用十分广泛，题材多种多样。在原有贴花后施釉的基础上，元代龙泉窑创造了露胎贴花装饰，这种新的装饰手法运用了龙泉窑传统“朱砂底”的原理来装饰器物，亦即露胎处经烧成冷却后二次氧化呈朱砂色，如碗心鲜红的荔枝或橙红的朵菊，盘中朱砂色浮雕般的朵云和仙鹤，装饰效果十分明显，青釉朱纹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由于镂雕、捏塑手工强度大，费时费工且成品率低，不符合规模生产的要求，故在元代并不多见。镂雕多饰于瓶类器物上，或饰瓶颈一段，或分段饰之，亦有遍布器身的。由于镂雕器物烧制时容易断裂和变形，故非十分精美之器绝少采用。捏塑多为手捏动物或人物造型，如“立鼠水盂”中的老鼠，“舟形水滴”中的人物等，也有以捏塑单独成型的，如一些小型的动物俑、人物俑等。
元代龙泉窑的纹饰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寓意含蓄，内涵深厚。除沿用传统的带有宗教吉祥意义的云雷、莲瓣、万字、龙凤、如意、八吉、八卦等纹饰外，大量的植物和动物题材开始广泛流行。植物纹以花草瓜果纹为主，如荷花、牡丹、芍药、梅、兰、竹、菊、灵芝、芙蓉、葵花、牵牛花、蕉叶、树叶、藤枝、蔓草、桃、李、葡萄、石榴、枇杷、甜瓜等。动物纹多为飞禽走兽形象，如龙、虎、凤、鸡、狗、马、羊、鹿、鸳鸯、水鸭等，鱼、虫、龟等也很常见。同时文字款亦比较流行，通常在碗盘类器物内底心戳印“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吉”“吉利”“吉昌”“福”“禄”“寿”“禧”等吉语吉词。也有与图案搭配组合的，如在戳印“福”字旁戳印鹿纹，其意为福禄双全。文字款中另有一类为窑场或窑主的记号，如“国器”“清河制造”“项宅正窑”“石林”等，以及如“张”“李”“刘”等姓氏文字。这种文字款表明了当时戳印的广泛使用。值得重视的是元大都遗址及龙泉大窑、源口、安仁口等元代窑址中所发现残器、瓷片上的八思巴文，其内容多为百家姓氏和吉语，有八思巴文单独使用的，亦有与汉字搭配组合的。八思巴文是元朝政府强制推行的新文字，但阻力极大，直至元朝灭亡，其使用范围仅限于官方。从这点看，龙泉窑受到当时政府极大的关注和重视。
由于元代龙泉窑注重纹饰，因而留给人们更多的信息和更大的认识空间。另一方面，纹饰特别是印贴纹饰的逐渐推广，与元代龙泉窑从薄胎厚釉渐次向厚胎薄釉过渡息息相关，两者异轨同步。显然，薄胎不适宜印、贴和分段衔接，厚釉只会使纹饰变得模糊不清。认识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处于龙泉窑鼎盛时期的元代，其制瓷工艺上的这种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产品的影响，也就更能把握演变过程中各时期产品变化的脉络。
元代龙泉窑产品概貌
元初，产品种类沿袭前朝。随着市场需求日益增大，窑场数量逐渐增多以及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品种层出不穷，各种器型丰富多彩。由于制瓷技艺已相当成熟，各窑场产品虽仍有良莠之别，但质量上的差异明显缩小，已不能像前朝那样用精美器物和大路产品的标准来划分。相比之下，产品的质量差别更多地体现在器物的功能类别和产品走向上，一般而论，陈设类瓷及外销产品质量相对较高，日用类瓷及供百姓大众使用的产品质量相对略次。
龙泉窑自南宋中晚期起在部分窑场仿照青铜器、玉器、漆器造型制作器物，如鬲式炉、鼎式炉、簋式炉等炉类，琮式瓶、贯耳瓶、胆瓶等瓶类，以及觚类、洗类、盘类等。这些窑场集中于龙泉大窑、溪口一带，所产器物分白胎青釉和黑胎开片两路，以白胎青釉居多。产品流向多为贵族王室，故被后人称为“龙泉仿官”或“龙泉官窑”。出于依样定制的原因或者多用于礼仪祭祀等场合的需要，这些器物在仿制时循规蹈矩，制作上一丝不苟。入元后，黑胎开片一路基本消失，只剩白胎青釉一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时尚的变迁，这类器物的功能由宗教礼仪嬗变为陈设收藏，其产品流向除皇宫贵族等上流社会外还走向文人雅士、豪门富商，更多的则是出口外销。因此，生产这类产品的窑场逐渐增多，除大窑、溪口以及邻近窑场，如金村、岙头、石隆、高际头等均有烧制外，安福、安仁口、道太等龙泉外围的窑场亦有大量生产。器形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已不需要一板一式地刻意模仿，而是在仿照大致模样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入了创造性，实质上已经大大超出仿制的范畴，属于陈设瓷品种的创新。而对于文具、茶具以及一日三餐的碗盘之类的制作，则赋予了更多的变化和创意。
炉类器物似以继承为主，但器型变得更灵活、更随意。鼎式炉、鬲式炉等的三足增高增粗，器型变得端巧不足，厚重有余。簋式炉器身增高，口沿外翻幅度加大，双耳装饰较灵活多变，如龙耳、鱼耳等多有变化，有些简单得只用泥条、泥片粘贴，为了减少器物变形，提高成品率，双耳也相对缩小。樽式炉器身渐渐变得上大下小，器身刻饰数道宽凸的弦纹或贴花，器底渐凸，三足渐缩，甚至器底落地，三足悬空，这也与适应烧制有关。
瓶类器物种类十分丰富，产量很高。常见有梅瓶、缠枝牡丹瓶、玉壶春瓶、胆瓶、长颈瓶、琮式瓶、白菜瓶、吉字瓶、双耳环瓶，以及天球瓶、开光八角瓶等。除一些小型瓶外，瓶身或多或少以刻、印、贴等手法饰以花纹，瓶体增高增大，数十厘米高的花瓶大量出现，最高的可达1米以上。
洗作为文具是元代龙泉窑中较为独特的产品，产量极大，器型变化多端。依据口沿变化，有圆唇、宽唇、敞口、敛口之分；按照腹壁形式，有鼓腹、弧腹、折腹、直腹之别。洗的种类很多，名称不一而足，一般把平底、矮圈足、腹壁较盘深的均称为洗。常见的有双鱼洗、蔗段洗、直壁洗等。蔗段洗因器形如一束蔗段而得名。双鱼洗自宋代起就已出现，但并不流行，其鱼纹多为刻饰。与前代不同，元代双鱼洗十分流行，因此被后人认为是元代龙泉窑的典型器型。双鱼洗形式多种多样，尺寸也各不相同，有外壁光素的，但大多皆刻印莲瓣；内底鱼纹有戳印阴纹的，有贴饰施釉的，有贴饰露胎的；甚至还有双鱼一阴一阳，即一枚戳印阴纹，一枚贴饰阳纹的。某些尺寸较大者有贴饰四枚鱼甚至八枚鱼的，但并不多见。
盘和碗是元代龙泉窑产量最高的品种。盘类器物普遍器形较大，直径30多厘米到40多厘米的大盘十分常见，最大的甚至可达70厘米。大盘内壁和内底一般均有纹饰，如刻印荷花、牡丹、鱼纹或贴饰云龙纹等。一些大盘还制成花口。这类盘大多制作精细，釉层丰厚，显然不为日常所用，故被人称为“牲盘”，应为宗教祭祀盛置供牲所用。小型盘通常于内底戳印阴纹动物、植物，或贴饰荔枝、团花纹等。有更小者被称为碟，多有花口，碟内印饰蔓草等，元代后期起较为多见，明代较为流行。碗类器物与盘类不同，虽品种繁多，却以大众日用为主，产量最高的为直口深腹碗和翻口深腹碗。直口深腹碗内壁饰一些常见花草，外壁或光素或单线勾勒简单的莲瓣纹。翻口深腹碗一般少有纹饰。较精细的有莲瓣碗，这种碗在前朝十分流行，外壁的莲瓣大多刻饰而成，而进入元代不久，多用印饰代替，因此，其莲瓣相对肤浅，瓣头狭长，瓣脊模糊甚至消失。花口碗和花形碗也较常见，制作相对精细。高柄碗或名高脚杯，又名马上杯，器身属碗不似杯，柄较高，缘于蒙古族在马背上进行礼仪活动时举杯之需，属新创器型。此类产品明代相袭生产，但入明后杯口渐小，腹渐深，脚渐长并分节，有的还将杯身制成六角或八角状。
罐类器物也不少见，最有名的是荷叶盖罐，大小各异。与前朝大多通体光素不同，元代的荷叶盖罐外壁一般都有纹饰，如云龙、花卉、缠枝等。曾有外壁一周刻饰行草“美酒飘香”或“美酒清香”四字的，说明此物应为盛酒之器。较大的荷叶盖罐在成型后将底部挖空，然后填以比挖空略大的、向外微凸的饼状坯，再施釉烧成，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厚重的圈足开裂。有一种俗称“芋头罐”的小盖罐也十分多见，其形与荷叶盖罐并无二致，只是器高仅数厘米，盖为饼形，这种器物形制统一，数量不少，用途不详，似为元代特产。另有一种小口罐，为模印上下两段衔接成型，器身布满凸线印纹，腹中部有一道接痕，小口，平底，无耳或有一对系状小耳，此种器物亦很常见，传闻多为出口之用。
元代龙泉窑已普遍使用印模成型工艺，即“模范成型”，器物有光素的，亦有带纹饰的。有纹饰者一般在模子中刻出阴纹图案，印成器物即为阳纹图案。一些简单的器物如碗、盘、洗类可以一次压成，较复杂的器物如瓶、罐类则分段压模，衔接而成，因此器物常有接痕。如一种莲蓬形的莲花盏，器物虽小，却有一道明显的接痕。某些器物在接痕处进行装饰，如一种小型的双耳环瓶，三段衔接，两道接痕处以带状贴饰，其构思十分巧妙。方形器如琮式瓶，以及六角器、八角器和某些人物造像等则用分片模压粘合而成。模印成型的广泛使用既大大提高了工效，又统一了器型，顺应了规模生产和大量供货的趋势。与此同时，装烧技术进一步改进和改善：间隔垫器因物施材，灵活多变，有瓷质的，也有泥质的；有垫饼、垫圈，还有圆柱状、喇叭状、三足状垫器等。某些碗、盘的内底心饰以较大的露胎贴花，装烧时其上叠装，露胎的贴花既是这件器物的装饰，又是上件器物的垫器，这样既提高了产量，也不影响产品的质量。装烧上的灵活实用、器物成型和装饰上印模的广泛使用，以及大件器物的大量烧制，都表明了元代龙泉窑制瓷技艺的高度成熟。
无庸讳言，元代龙泉窑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在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青瓷产品的同时，也悄悄地越过了龙泉窑制瓷史上的顶峰。进入元代晚期后，这个声名显赫的窑系为应付庞大的市场，已隐现出质量下滑的端倪，这一隐患对其后的陶瓷发展进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青花瓷在各年代的辉煌历史
青花又称白地青花瓷器，它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器标本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鼎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红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等品种。
NO1：唐青花（618—907）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NO2：宋青花（960—1279）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NO3：元青花（1271—1368）
青花瓷造型独具特色。从制作工艺上看，此时出现了胎体厚重的巨大形体，如大罐、大瓶、大盘、大碗等。但也有精细之作，如胎体轻薄的高足碗、高足杯、匜、盘等。在元代社会，青花瓷还没有成为宫廷或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除酒具、明器外，主要产品是对外输出，因此元青花瓷的造型有一定特殊性，其原因乃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习惯使用者的需要。如大罐、大瓶、大盘、大碗是为了适应伊斯兰国家广大穆斯林席地而坐、一起吃饭的习惯而特别生产的大型饮食器皿。而元时生产的小型器皿如小罐、小瓶、小壶则多销往菲律宾。根据考古资料可知，许多小件元青花瓷都是当年为满足东南亚人陪葬需要而制作的外销商品。除了外销，元青花生产者对内为了符合元代社会生活习俗还生产了中小型瓶、炉、笔山、高足碗、连座器等。大体可综合为五大类。
NO4：明清青花
明清瓷器一般包含洪武到永乐、宣德时期,其中永乐和宣德的青花瓷器,以其胎釉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负盛名,创造了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釉料以花色浓艳的进口料“苏泥勃青”为主,以靛青为基调,胎大多比较白净,器型以青花花瓶、碗、盘、杯、盏等日用品为多。图案纹饰构图奇巧,线条洒脱。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瓷由于其制作的精美在拍卖市场上也独占鳌头,频频拍出高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