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又称“古彩”,是瓷器釉上彩主要品种之一。
彩绘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源远流长。五彩瓷的出现是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彩绘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五彩之“五”泛指多彩,与素三彩之“三”有同工之意。五彩兼色丰富,一般以红、黄、绿、蓝、黑、紫五色为主调,它从古代彩绘艺术中脱衍而出,起源可上溯至金代,是古代北方民间瓷窑独具一格的艺术精品!时处宋元更替之际,北方瓷窑遭到破坏,瓷工们纷纷逃往南方,这也成为日后明代景德镇彩瓷高速发展的一大助力。
金代 五彩水禽纹碗
金代五彩瓷器的确定,是学术界对近十几年在考古发掘以及海外陆续发现的金代釉上五彩瓷研究的结果。北方著名瓷窑磁州窑所烧造的白底黑彩、白釉红绿彩、白釉绿彩等品种,无疑是明清五彩瓷器的先声,为后期景德镇五彩瓷器的出现起到了启迪作用。
元代 五彩狮子戏球纹玉壶春瓶
元代景德镇逐渐发展成中国瓷业生产的中心,“枢府窑”的瓷器为五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清朱琰《陶说》记载:“新烧大足素者,久润。有青色及五色,花且俗。”这一评述认为,作为新品种的五彩器不如元代以白为主的枢府瓷、卵白瓷和青花瓷好,反映了元代尚白的审美习俗。这对后人了解元代有五彩瓷这样一个事实,恰是一个有力的注脚。
明成化 五彩莲池禽戏纹盘
明嘉靖 五彩八角形大罐
明嘉靖 五彩西游记图罐
明万历 五彩牡丹龙纹出戟花觚
明早期五彩瓷较少见,中期时官民窑均有生产,并且成为明代外销瓷的一大品种,尤其对日本影响巨大,现今日本是保存中国明代彩瓷最多的国家。明代五彩具代表性的是嘉靖、万历两朝,无论从质量、数量上还是从色料、彩绘工艺、烧成工艺来看,都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高峰阶段,并开创了五彩瓷的全新局面!
清代顺治时期国内民族矛盾尖锐,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都被战争阻碍,御窑厂也遭到破坏,许多陶瓷品种停烧甚至失传,五彩瓷的烧制数量也严重缩水。
直到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正式恢复官窑烧造。康熙五彩在继承各种优秀工艺的基础上,又比以前各代都有明显进步。正如当时江西按察使刘廷玑著《在园杂志》中说:“至国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国外不少学者称康熙五彩为“中国美术”“康熙美术”,可见其声誉之高,康熙五彩不仅是清代五彩瓷的顶峰,也是整个五彩瓷发展过程中的顶峰!
清康熙 五彩云龙纹大盘
清康熙 青花五彩雉鸡牡丹盖碗
康熙五彩施彩较厚,深凝浓艳,红就是红,绿就是绿,没有深浅变化,所以也常被称为“硬彩”或“古彩”,这是相对于“粉彩”的粉润柔嫩而言,但是康熙五彩自有一番沧海韧涛般大气势的柔美,极耐咀嚼!
清康熙 五彩描金鹭莲纹尊
清康熙 五彩八仙人物纹碗
清康熙 五彩双狮戏球纹胆式瓶
在用彩上,一、出现呈天蓝色的釉上蓝彩,可代替青花使用;二、重用黑彩,大量使用墨线勾勒轮廓,突出黑彩的艺术效果;三、金彩用来表现纹饰线条美,或局部、大面积的涂染,如金色的太阳、金色龙、金莲等,富丽华贵;四、红彩是五彩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色调,传世的康熙五彩瓷上,红彩色泽鲜艳光亮,画彩技术非常精细,康熙的红彩甚至还有多种叫法,像“盖血红”、“抹红”等。
清康熙 五彩描金花蝶纹攒盘
康熙五彩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大,器型大、气势大,具有浑厚的结实感。而且刻、绘、印、镂、雕、塑等诸般工艺无不具备。然而,康熙以后,粉彩大兴,占据了清代彩瓷的主导地位,特别是雍正之后,五彩就更加稀少了,虽然它的烧制一直有延续,但都无法与康熙五彩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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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代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称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代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0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 950℃—1000℃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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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我国东不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2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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