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官窑烧制的毛泽东用瓷(16张)“红色官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直接投资，它的发展是国家根据国民经济计划的需要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国家公有制为企业的根本制度，企业生产完全按照国家下达 的计划进行，企业的职工无需为产品的销路、生产和扩建资金的来源操心，一门心思用于生产和技术革新，厂与厂之间，不同技术之间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以景德镇建国瓷厂、景德镇艺术瓷厂、人民瓷厂、红旗瓷厂、雕塑瓷厂、湖南群力瓷厂、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等单位，先后为中央国家机关生产过一定的生活用瓷、陈设瓷及礼品瓷，这些单位也堪称当代的“红色官窑”。“红色官窑”的发展和壮大，经过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在各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红色官窑”产品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第一”，“一切服从、服务于大众”成为这一特定 历史时期的生产指导思想和方针。尽管“文革”中为不计成本、只求精品的“红色官窑”，在制作了大量印有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文革”专用宣传口号的生活 用瓷外，也生产了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精美艺术瓷一一一政治艺术瓷。景德镇雕塑瓷厂生产的“收租院组雕”、“样板戏组雕”，景德镇艺术瓷厂创作的大量画工优美、紧跟形式的瓷板画和瓷瓶，如“红灯记”系列画瓶、“收租院”系列画瓶。当时以“吴康”、“章鉴”、“章文超”、“赵惠民”等著名美工画师，绘制了大量的“礼品瓷”、“国家机关陈设瓷”，均为政治艺术瓷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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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毛瓷”的故事
聆听毛瓷的故事
在中国璀璨的现代陶瓷艺术长廊中，有一种被业内人士称作“毛瓷”的独特瓷器。此种瓷器之所以能闻名于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批研制生产于文革晚期的瓷器，是毛泽东主席专用瓷。由于该种瓷器工艺水平高、存世量少，并且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陶瓷制作的最高水平，因而备受陶瓷爱好者的推崇。1996在北京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68件“毛瓷”首次亮相，就以870万人民币的总成交金额被拍卖一空。
昨日，当年毛主席专用瓷项目的总负责人，时任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副所长的杨火印先生专程来到西安，并接受了本报的专访。漫步于美丽的世园园区，这位年近古稀的陶瓷大师，向本报记者讲述了那段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了三十余年的“毛瓷故事”。
历史面纱下的“7501工程”
1975年初夏，时值“文革”后期，当时只有31岁的杨火印，忽然接到了一项来自中央办公厅的秘密政治任务。“任务下达时的原话是，要求我所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诗人研制生产一批生活用瓷，但却不能告知这位使用者究竟是谁。”讲到这里，白发苍苍的老人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当时虽然不能明说，但每个人都心照不宣，知道肯定是为毛主席研制瓷器。”
在接到这项政治任务后，制作主席专用瓷就成了研究所的头等大事，由于时值1975年，便将这个项目称为“7501”工程。在确定了目标和时间后，杨火印和他的团队，便一头扎进了瓷器的设计生产中。“据说在我们之前，湖南曾经生产了一批以红苹果、红辣椒为主题画面的彩瓷样品，送往北京后并未受到好评。因此，我们所生产的瓷器不能仅有实用性，还要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在经过了反复研究和讨论后，最终确定了高白釉的技术路线，以明正德官窑瓷器型为蓝本，予以改进和创新，在釉上使用清新雅丽的“水点桃花”，釉下则使用毛主席最喜爱的红梅花面。“经过近半年时间的手工制作，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万余件成品，其中的435件被送往北京，供毛主席使用。”
杨火印透露说，当时中央下达的指令是，挑选后剩下的瓷器必须全部销毁，不得流出。“但这些瓷器凝聚了我们全所人的心血，实在舍不得。”于是杨火印上报领导征得同意后，将其封存在仓库中。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些瓷器陆续流向社会，便成为了现在备受推崇的“毛瓷”。
大师赞叹世园会“精、美、奇”
转眼间，当年一手带领大家圆满完成“7501瓷”制作任务的杨火印，已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但每当说起往事，他却思路清晰，侃侃而谈。“记得我上次来西安，还是1967年因公出差。当时还没有兵马俑，我只去了华清池，但西安深厚的历史底蕴，仍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时隔44年再次来到西安，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杨火印惊奇不已：“我没有想到，虽然西安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大都市，但这里文化氛围却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浓厚，带动全国文化进步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
谈起漫步世园会的感受，杨火印则用“精、美、奇”三个字来形容：“整个园区的布局精致而富有意境；树丛、花海、水面交相辉映，美不胜收；长安塔、创意馆等建筑争奇斗艳，运用了许多独特的艺术手法，令人目不暇接。”杨火印表示，世园会的宽阔而清澈的水面景观，让他不禁想起了鄱阳湖畔的家乡：“西安虽地处北方，却也有南方小桥流水的意蕴了。”
事实上，虽然年事已高，但杨火印攀登艺术高峰的热情却从未停歇过。为了延续和发展“毛瓷”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杨火印又在“7501”的胎质上加以改进，创作了“7501”艺术版陶瓷。“在研制‘7501’陶瓷时，我一直有一个遗憾，由于技术不成熟，只能制作碗、盘杯等小型瓷器，没能做成大型瓷器。”而如今的杨火印，运用当年“毛瓷”的制作手法，配合现代工艺，终于做出了大型瓷器。“这桩沉浸在我心中半辈子的心愿，也总算得到了一次了解。”
克拉克瓷的来历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
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景德镇或武昌所产的青花瓷。
克拉克瓷
历史渊源
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造福百姓，获取厚利，这些到任的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加以扶持，组织民间生产烧制参与市场竞争。从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它窑口，但其模印或刻划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加。据史料记载，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17世纪的80年间从中国运出1600万件。这样大量的瓷器，等级不一，而且仅靠处于困境中的景德镇窑是难以承受的。西方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一方面寄希望于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民窑，当然更希望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生产，以减少运输之苦和搬运过程中的大量损坏。也就在此时，明万历(1573—1620)年中，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发展为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于是，福建沿海民窑就成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南胜、五寨等地的民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壮大。据文献记载：1621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同时，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瓷器，其中不乏数目可观的的南胜、五寨窑产品，考古资料已经证明。
到了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内外基本销声匿迹，带给后人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神秘“毛瓷”如何诞生？
作为特殊时代的瓷艺杰作，毛泽东用瓷（简称“毛瓷”）已逐渐成为现代瓷器的一个神话。当年，为了把“主席用瓷”制作得尽善尽美，专窑职工进行了多次探索实践。醴陵专窑先后数次为主席制作过生活用瓷，1958年烧制过茶杯，1971年烧制过烟灰缸和餐具，1972年烧制过汤盘和平盘，1973年烧制过带盖的鱼盘，1974年11月，烧制出一批釉下五彩薄胎碗。碗内外用红月季、红芙蓉、红秋菊、红腊梅四种纹饰，分别代表着春夏秋冬。1975年春，研究所奉命研制新的“主席用瓷”。根据毛主席自己提出的要求，设计出两套瓷器图案：一套为“梅花图”，取“梅花欢喜漫天雪”之诗意；另一套为“桃花图”，取“桃花源里可耕田”之诗意。两套瓷器所用原料全是经过反复精选的优抽白泥，桃花用釉上彩，梅花用釉下彩。“桃花”一套98件，“梅花”一套47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领导让各选3套送北京，剩下的吩咐就地销毁。但研究所舍不得，将之分发给了职工。近年来，充满传奇色彩的“主席用瓷”已成为海内外藏家重金搜求的稀世珍品，拍卖价持续攀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