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浅析:“红色官窑”之谜

“红色官窑”之谜

在近年的瓷器收藏中,“红色官窑”是一个逐渐被人们提得多起来的名称,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品种。“官窑”历朝历代都有,指的是官方开设的窑厂为官方生产瓷器,是各朝代瓷器的最高水平。“红色官窑”瓷指的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尤其是70年代,以湖南醴陵群力瓷厂和江西景德镇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为主要代表的一些生产研制单位,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处生产的瓷器,以及国家礼品瓷。这些瓷器从设计、原料、拉坯,到烧制、彩绘等环节,无不精良,代表了当代中国陶瓷制造的最高水平。而同时,与历代“官窑”相比,这类产品数量不多,更显得珍贵,为藏家所关注也是很自然的了。 关于“红色官窑”,由于社会对其关注的时间不长,相应的研究及著作也不多,不像对历朝历代瓷器的介绍那样俯拾皆是。2002年出版的一本《红色官窑文革瓷器》是近十余年来最全面的收集介绍,另有些回忆、介绍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和互联网站。这些资料基本是介绍上世纪70年代的“红色官窑”,但是目前在市面上可见的“红色官窑”瓷器,有相当数量其款识却是60年代的,其绘画风格和内容也与70年代的产品有很大不同。笔者收藏有几件60年代产品,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收到的两件不同器型的产品,其图案因笔法、字体、诗文相同,显然是同一人所绘,按照这样的机率推算,当时的画师不多,产量也不会很多。 这些产品究竟有什么样的产生背景?从资料上看,醴陵和景德镇从50年代开始就生产“红色官窑”了,但是,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情况,已有的资料语焉不详。假如这批产品根本就是托伪之作,那么,又是什么人能做出这样一批高质量的产品?制作于什么年代?为什么而作?再者,那为何又会有对这批产品的仿品出现?此为谜之一。 70年代的“红色官窑”瓷器的图案以花卉为主,最多的是梅花,另有桃花、月季、芙蓉等,画面比较简单,注重装饰性。而60年代的产品,除梅花外,还有很多传统图案,如四季花卉、动物等,画面较大,注重整体性。绘画的笔法以传统笔法为主,有些接近于工笔,十分细腻。另外,从“中南海用瓷”来说,70年代的产品基本是以生活用品为主。而60年代的产品则除了生活用品、文房用具之外,还有不少装饰用瓷,如花瓶、鱼缸等。从这些情况看,似乎这两段时间在产品设计的主导思想上有所不同。是否真的如此?此为谜之二。 从底款来说,70年代的产品一般是“景德镇制”、“中国醴陵”、“醴陵群力”,以及“群力厂”的商标。而60年代的产品底款则是“中南海怀仁堂珍品陶瓷研究所敬制”、“中南海西花厅珍品陶瓷研究所”等。因为中南海还有其他一些知名的场所,如丰泽园,那么,有没有其它场所的款识?底款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变化?此为谜之三。 70年代产品的底款没有年代,而60年代的产品有的有年款,最多的是“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六年”,少数也见过有“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八年”的,但从品质看,很可能是仿品。底款的字体一般只有两种:楷书和隶书,有红蓝两种颜色。底款字体十分规整,凡不规整的必是仿品。那么,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年份的产品,其他年份有没有生产过?此为谜之四。 从“陶瓷研究所”的款识来看,这些产品应该是设在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研制的,那么,60年代有没有醴陵的产品?如果有,是些什么产品?醴陵的产品是否从来就没有过年款?那又为什么?此为谜之五。 这一系列的谜让人捉摸不透,愿与有此同好的藏友共同来揭开。收藏本来不是为了占有,而应该是一种文化的积累,是一种探索,是一种体味。收藏的过程就是去了解历史,了解文化,学习知识,体验美、体验生活的过程。抱着这样一种目的,收藏就会使你的精神和生活更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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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和民窑瓷器的区别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新平(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50多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广义地讲,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窑及其产品,都是民窑。

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陶瓷器均产生于民间中,到了唐代,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印度、埃及和波斯等地。据考证,在这些地区都发掘有唐三彩、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等。民窑于此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唐代以后,各地民窑辈出,竞相媲美,往往有供不应求之势。其中著名的,宋代有钧窑、汝窑、定窑等。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300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陶瓷浅析:访元青花之谜:民间元青花存世量凤毛麟角


访元青花之谜:民间元青花存世量凤毛麟角

元青花罐“鬼谷下山”

提到元青花,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应该是如雷贯耳。元青花价值几何?英国伦敦曾经拍卖了一件“鬼谷下山”元青花大罐,当时的成交价折合人民币是2.3亿,以当天的国际牌价可以买两吨黄金,这就是元青花的价值。

而在中国,收藏元青花最多的要数江西高安博物馆,该馆共收藏元青花瓷器19件,是国内收藏元青花最集中、最规整的博物馆。元青花缘何如此价值连城?它的独特性在哪里?元青花为何会在江西高安如此集中出土?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中国又到底有多少元青花?带着这些疑问,8月7日,大江网记者特意来到高安市博物馆,对该馆馆长刘金成进行了专访。

元青花出现的意义非同凡响

当本网记者开门见山的问及元青花为何有这么大的价值时,刘金成馆长信手拈来——元青花瓷是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结晶,作为当今无可争议的国宝级文物,元青花在中国曾长期无史可稽、无人所识。

在元青花陶瓷没出现以前,中国的瓷器通常是以书面的艺术表现手法为主,而元青花出现,史无前例的打破了以往的一些书面艺术表现手法,让元青花从艺术观赏和艺术价值有了一次质的飞跃,同时也触动了明清陶瓷艺术的发展。因此它被发掘出现的意义非同凡响。

此外,刘馆长还指出,元青花的价值还要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它,其一,它珍贵是因为他开创了釉下彩的先河;其二,因为元青花的表现艺术手法比原来的艺术表现手法更丰富,更有立体感,更有陶瓷艺术感染力了。其三、元青花确实稀少,正因为稀少才凸现了它的价位和价值,这就是俗话说的物以稀为贵。

民间存世的元青花数量凤毛麟角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说法是全世界元青花完整器存世量约三四百件。而据媒体报道称民间收藏家发现和收集的元青花,已经达到一万五千件左右,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元青花?刘金成馆长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他认为,元青花窖藏从目前掌握的一些情况看,元青花窖藏在国内曾陆续发现过一些,比如说河北省保定市窑藏、北京元大都遗址、浙江省杭州元墓、新疆霍城县窑藏、安徽省安庆市元墓以及江苏省南京明初墓葬等20多处,但高安元青花窖藏却依旧是出土元青花和釉里红最多的一个窖藏,也是整个目前国内,元青花数目最多,工艺最精湛,艺术渲染力最强的一个。

至于媒体给出的民间元青花过万件的说法,刘馆长予以了否定,并给出了自己的说法。据中外专家统计,国内外的元青花数量实际上是不多的,全世界元青花完整器件数量不到200件。元青花民间到底有没有,刘金成馆长个人认为可能存在少量,但绝对不会像媒体报道的那么悬乎,可能是凤毛麟角的数量。刘馆长表示,自己就曾鉴定20多个收藏家数件元青花,但是没有发现一件是真的。

高安元青花被“严加看管”收藏在6道密室门内

元青花如此宝贵,却全部保存在一个县级市博物馆里,它的安全性是否能确保?在前往高安博物馆深入采访中,记者才了解到,原来,国宝“元青花”被藏在高安博物馆的密室里,必须由6个分别掌管钥匙的人打开6道门才能看到。

刘馆长告诉记者,因为高安元青花文物价值巨大,因此博物馆在文物保管方面做了很细致认真的工作。目前,高安市新博物馆正在修建中,文物目前仍保存在老博物馆,而老的博物馆目前还不能达到供游人参观的条件,所以文物部门不得已才采取了通过6道密室门的方式来保存这些“国宝”。

刘馆长还表示,待高安博物馆新馆建好,同时具备一流的保管技术和人员条件,将会把收藏文物对外开放,供市民、游人以及专家研究和参观。

陶瓷浅析:景德镇官窑研究院欲打造陶瓷影视拍摄基地


景德镇官窑研究院欲打造陶瓷影视拍摄基地

“景德镇官窑研究院是集影视拍摄、陶瓷展示、旅游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体。作为央视热播大剧《大瓷商》的拍摄地,我们有信心将珠山景德镇官窑研究院打造成中国第二个好莱坞。”当记者问及珠山景德镇官窑研究院如何定位时,该院相关负责人兴致勃勃地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打造陶瓷影视拍摄基地

景德镇官窑文化研究院是按照清代景德镇御窑厂原貌,新建的旅游项目,占地面积3.7万平方米,目前已建成面积1.7万平方米,成为集研究景德镇官窑文化、景德镇陶瓷传统生产工艺和瓷器文化旅游、开发景德镇特色瓷器新产品,以及官窑文化为重点的资料信息中心。借助2009年央视年底压轴大戏——《大瓷商》的热播,作为《大瓷商》的拍摄地,景德镇官窑的名字也火了一把。在景德镇官窑研究院内,到处都是夏雨和伊能静拍摄《大瓷商》时的剧照。王海周就是想借助大瓷商的余温,继续打造陶瓷影视拍摄基地。“希望今后,景德镇成为古代陶瓷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首选地,而在景德镇首选官窑研究院,我希望官窑研究院能像浙江横店那样,成为中国的好莱坞。只不过我们打造的是陶瓷影视方面的好莱坞。”负责人说。据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8月,著名导演吴子牛又将来踩点,准备拍摄下一部古装电视剧。

处处都打陶瓷牌

除了影视拍摄外,官窑研究院还将在陶瓷展示、陶瓷旅游、陶瓷交流等方面多头并进。据负责人透露,下个月15日,官窑研究院的气窑将正式投入生产,这样不仅是复原清代景德镇烧瓷器的场景,为陶瓷旅游增添景点,同时还能生产出高档礼品瓷。在旅游方面,该院还将设DIY陶吧,让前来游玩的游客都能自己动手制作陶瓷作品带回家留念。为了配套旅游,官窑研究院还建有院内宾馆,这样就能让客人在院内吃、住、玩一条龙。目前,官窑研究院已经拥有了4个展厅:世界文化遗产展厅、名人名作展厅、陶熔圣火展厅,还有一个《水浒传》一百零八将雕塑展厅,该院将陆续打造12个陶瓷展厅。

陶瓷浅析: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可修复瓷器1000多件


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可修复瓷器1000多件

今年3月,长沙铜官窑遗址启动考古,到8月初,发掘出土可修复的瓷器超过1000件,出土文物上万件。不仅如此,还挖出来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展示了大唐盛世的制瓷场面。随着考古的深入挖掘,长沙铜官窑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而通过立法保护这座千年瑰宝更显得迫在眉睫。据介绍,《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有望年底出台,这将是全国首部窑址保护条例。

出土可修复的瓷器1000多件

“此次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目前已发掘出土可修复的瓷器超过1000件!”昨日,这次考古发掘的执行领队张兴国顶着烈日,站在工地上兴奋地对记者说。

今年3月,张兴国带着来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工作人员,一头扎进了位于望城县丁字镇彩陶源村的长沙铜官窑遗址,几个月来的发掘让他与同事们收获颇丰:“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都基本上被挖掘出来了!”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唐代诗人李群玉曾作诗《石潴》来描写唐代长沙铜官窑工匠们泥洞深掘,旋胚彩绘,龙窑长宽,柴火烧瓷,焰炽冲天,瓷业繁盛的场面。这次对遗址的深度挖掘帮助了今人追寻昨日的历史,窥视往日的辉煌。

展现当年制瓷的完整画面

在遗址处,记者看到,近40米坡度不等的窑床,在四周绿树的环绕下安静沉睡着,托起了栩栩如生的历史画面。在窑炉西侧山坡底部,是拉坯制陶的地方,古代制陶的工棚,以及取泥洞、储泥池等都一览无遗。在最近找到的四个大小不等、深浅不一的圆形坑中,工作人员甚至找到了一些残留的深色泥土,已被提取送去化验,据队员们透露,那很有可能就是窑场工人给瓷器施釉的釉缸。沿着窑址旁的斜坡向上,就是陶工们对成型陶瓷器皿进行晾晒烘烤的地方,而整个窑址的最上一级平台,则给人们展示出了当时装窑出窑的活动平面。

这些地洞、旧址,并没有被时间擦去痕迹,它们向人们生动地展示了当年制瓷的画面。千年以前,窑工为了获取质量更好的瓷土,不顾危险走向深处。地洞内的黑暗遮盖了窑工的辛酸、苦难,但他们为长沙铜官窑所创造的辉煌却永远闪耀。

遗迹历史价值无法估量

“在已发掘出土可修复的1000多件瓷器中,一件留有咸通纪年的瓷器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完整器也出土了一些,其中不乏可评上二、三级文物的。”张兴国说,“这一次考古发掘最大的亮点其实不在于挖出来的文物,而是在于这些挖出来的遗迹,也就是做瓷器的作坊。这些能体现瓷器生产制作流程的相关遗迹,告诉人们长沙铜官窑的瓷器是怎么做出来的,向大家展示取泥、淘洗瓷泥、拉坯、上釉、装窑、烧造的整个过程,这本身存在的历史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他介绍,在已挖掘出的遗迹中,取泥洞、储泥池、陶车坑是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其他的部分有的已经残缺不全。

据悉,此次挖掘出的遗址,已经在做详细的展示方案,遗址将被设计成一个很漂亮的展示区,预计将于两年后跟大家见面。

遗址遭到破坏令人痛心

“长沙铜官窑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不论在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必须加大对它的保护力度。”看着部分遭到破坏的遗址,张兴国痛心地说。

由于长沙铜官窑遗址面积大、埋藏浅,任何人与牲畜都可以随意登临践踏窑址,长期的人类农事与建筑取土活动,严重破坏了遗址原有表面,特别是对遗址区的文化层产生极大的扰动。加上大面积分布的文化层裸露地表,山地水田随处可见瓷片、匣钵散落其中,俯首可拾的瓷片给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机。文物资源都不可再生,加大对长沙铜官窑的保护力度就变得势在必行。

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将出台

“长沙铜官窑遗址是目前湖南省最有可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望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雪明介绍,“1988年1月,长沙铜官窑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全国100个重要大遗址保护项目,现在正积极着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湖南省政府函请国家文物局将长沙铜官窑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并已收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复函。复函中要求做好各项申报的前期基础工作,其中就包括要制定《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

2008年,望城县政府组织编制了《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于今年2月经湖南省政府公布实施。规划确定了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明确了保护措施,提出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总目标。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到长沙铜官窑来调研,要求把长沙铜官窑遗址打造成世界一流遗址公园。”长沙铜官窑管理处主任文德霖介绍,各级领导对于长沙铜官窑的保护非常重视,省委书记周强,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陈润儿都曾到长沙铜官窑来调研,并现场办公,要求加大保护力度,实现“挖掘文物资源优势,打造特色旅游名村”的目标。

“今年年初,望城县政府在市政府法制办、市人大法制委的指导下,起草了《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草案初稿并报市政府法制办。市政府法制办先后组织征求了市县相关部门、政协委员、法制专家和文物专家的意见,并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反复修改和完善。《条例》将于本月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然后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市政府法制办相关负责人说,《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有望年底出台,将是全国首部关于窑址保护的条例。

陶瓷浅析:瓷器的款识


瓷器的款识

纪年款

纪年款是在器物上用写、刻、印等不同方法,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一种款识。我国古代瓷器款式,大部分属于纪年款。

纪年款可分为两大类:书以当时的帝王年号者称年款;用六十年周而复始的甲子表明年号者称干支款。明清两代的年款有不同的书写形式:六字款常书二行,首二字为朝代名,中二字为年号,末二字则为“年制”或“年造”二字。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

四字款则缺朝代名,首二字即为年号。如“成化年制”、“雍正御制”等。干支前加上当时帝王年号,如“大明成化元年乙酉”款。单纯使用干支的并不多。另外,也有只书朝代,而缺年号者,如“大明年造”、“大清年制”款,属于特殊现象。“康熙御制”

纪年款的款字,多用青花书写,兼有暗刻、凸印、朱书等。款外多加边饰,常见有双圈、双线方框或单圈,个别也有无圈框或用双长方框的。无论何种形式,款字均为竖写,极少横排书写的。

纪年款以官窑瓷器运用最多,但部分民窑尤其是景德镇民窑,亦有书写年款的。民窑纪年款字体略为草率,不及官窑规整。

堂名款

以典雅的堂名、斋名和“清赏珍玩”之类的文字烧在瓷器上,作为私家烧藏的标志,这种铭款就是堂名款,或称私家藏款、室名款、斋名款。堂名款内容包括堂名、居名、斋名、轩名、室名、殿名、楼名、阁名等等,制品之人有封建帝王、皇亲显贵、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和少数良工名匠。“翠竹轩 信卿”

堂名款在明代以前极其罕见,明代的亦多见于后期。入清以后则各朝皆有,尤以康熙、乾隆时盛行,且形式多种多样。同纪年款一样,堂名款也多见于官窑制品。

吉言款

在瓷器上烧上具吉祥意义的词句或短语,以表示祝愿的款识,称作吉言款。早在三国西晋时的青瓷上,就可以见到“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等字样。宋元时期则有“金玉满堂”、“寿山福海”、“佛光普渡”、“家国永安”等吉言款。

明代的吉言款多出现于晚期,且以民窑器上最为流行。如正德时的“天下太平”;嘉靖、万历时的“万福悠同“、“长命富贵”、“福寿康宁”、“食禄万钟”、“三元及第”等等。还有只题一、二字的,如“双利”、“吉兴”、“福”、“寿”、“万”、“贵”、“善”等。“福”

清代吉言款,一般沿袭明代,也常见于官窑器,如康熙六旬庆典七寸碟,四周围以淡赭饰纹,分嵌万寿无疆篆字。有的礼器,则题“喜”字款,以有署以“庆”字或以蒙古文作吉言款识的。

吉言款款试亦多种多样。像“福”即有单、双线方框或双圈内草书“福”字的,有无圈框而用粗笔道在碗内底大书一“福”字的。“长命富贵”款写法也有两种,一是双圈内书写两行;一为钱形,四字对书于穿孔四周。“万寿无疆”、“永庆常青”款则往往采取以花捧字的形式。

赞颂款

赞颂款即赞颂、欣赏瓷器的款识。虽然早在唐代的长沙窑就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赞颂款铭,但它的流行却是在明清两代。

明代的瓷器上有“玉堂佳器”、“上品佳器”、“昆山美玉”、“昌江美玉”等四字款;也有“美玉”、“雅珍”等二字款;一般都在款识之外环以单圈或双圈,圆圈大小各异,个别也有无圈者。晚明赞颂款,多带“佳器”二字。清代有赞颂款的瓷器,多属私人,故又称私家款,如“美玉雅玩”、“奇珍如玉”、“珍藏”、“雅玩”、“玉”、“古”、“珍”等;字数比较多者,则有“奇玉宝鼎之珍”、“其石宝鼎之珍”等等。 “从来佳茗似佳人 仲芳”

花样款

用含有寓意的纹样图案作为款识,呈“花样款”,亦称“记号款”。

花样款多为民窑所用。明代已流行,到清代则形式更为繁多:一、博古图案。如八卦、太极图、八宝、琴棋书画、八音器、及礼服上所绣的十二章等。二、佛教符号。如八吉祥及转轮王的七珍。三、道家符号。最著名的为八仙所持物,汉钟离的还魂扇,吕洞宾的宝剑,李铁拐的葫芦,曹国舅的绰板,蓝采和的花篮,张果老的渔鼓,韩湘子的笛子,何仙姑的荷花(笊篱)。

四、“豆腐干”款。在双圆圈中心绘双线方框,框内再绘横竖相间的线条。五、“四朵花”款。在双圈内绘不太规整的“四朵花”,简单的仅绘四个“×”或四个有如眼睛的“花”。六、其他花样。动物类的如龙、凤、鹿、鹤、龟、还落,植物类如松、竹、梅、蟠桃、瑞草、灵芝、树叶等。

陶人款

在瓷器上署以陶工、作坊主、店主姓名、或陶店名号的款识,称“陶人款”。陶人款在早期青瓷上即已出现,但常常与纪年、赞颂、吉言等内容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条铭文。单独陶人款,直到明清时才可见到,而且比较少,特别是官窑器上更为少见。清初官窑器可偶见督陶官的款识;乾隆以后,督陶官形同虚设,陶人姓名才见于款识。“时大彬制”

陶人款的格式,一般是在匠人姓名后加一“造”字。也有光书姓名、姓氏或店号的。

仿款

仿款,就是在当代所制的瓷器上,仿写前代的款识。有些仿款并不一定是存心作假,而是因羡慕前代著名瓷器或其他原因。如清初的康熙、雍正两朝曾有过仿写前代款识的旨意。仿款由明正德年间开其先河,以后无论官窑民窑,仿者越来越多。入清以后,制瓷技术迅速提高,为仿古瓷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之当时统治者嗜古成癖,使仿古之风更加盛行。实烧年代:明代嘉靖年

要分辨仿款和真款,必须仔细观察款识的风格、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并结合器物的造型、胎质、釉色、装饰等方面互相印证,认真推敲。

辨伪,首先可以从研究各代款识不同风格入手,将真假款识相互对照,结合实物,反复审度其款字的书写笔法、字体结构、排列形式、落款的部位。另外,也应当注意总结同一时期早中晚期款识不尽相同的变化规律。

其次,注意款识的用料和颜色。以青花写款为例:元代和明初的颜色深厚下沉,有黑色结晶斑点和凝而不舒的现象;尤其宣德时,蓝色中有黑、灰等色杂夹其中。成化款则舒展清晰,蓝色优美;嘉靖事青中泛紫,十分浓艳;万历以后色调匀净,但发色不深,清初作品也大抵如此。康熙款色调明快,幽倩艳丽;道光以后则蓝色涣散,浅淡上浮。

陶瓷浅析:景德镇假官窑瓷器产业链 流向富翁或直接拍卖


景德镇假官窑瓷器产业链 流向富翁或直接拍卖

未能谋面的“高仿第一高手” 暗访人物:盛荣光

身份特征:行事谨慎的神秘“双面人” 暗访地点:盛华公司

在景德镇官窑造假业里流传着一个排名榜,能进入榜单的都是各方面的造假高手,虽然很多人都自诩是前几名,但第一名的位置从来无人敢抢,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位置只属于一个人:盛荣光。

之前听很多人说起过盛荣光,但和他取得联系是一次意外。

汽车行驶在去景德镇的路上,记者接到一个电话,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古董贩子李永发打来的,电话里说他正从上海回到景德镇,晚上会带些好东西送到记者住的宾馆。

晚上7点钟,李永发准时按响了门铃。这个黑瘦的年轻人声音有些沙哑,滚圆的眼睛不时扫视着四周。

和李永发同来的还有一个人,他40多岁,身穿红色羽绒服、体态微胖、脸上冒着油光,透过银边眼镜可以看出他的一只眼球转动不太自如、额头左方斜着一道伤疤、本来稀疏的头发打上啫喱后一撮一撮地竖了起来。他叫盛荣祥,是“第一高手”盛荣光的哥哥。圈内人管他叫大盛,把他弟弟称做小盛。

两人将手里的大纸箱轻轻放下,把“古董”一件一件地亮了出来:一对永乐粉彩瓶,一个乾隆釉里红瓶,还有两个康熙青花罐。大盛张口就说,这些高仿品与真品的相似度都在90%以上,“在景德镇没有别人能做得出”,而且这都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第二件。“我们很讲规矩的,只要这件东西能拍出去,我们绝不会再做第二件。”

记者借着宾馆里的灯光把几件仿品看了一遍,称需要更好的仿品,起码仿真度在九五成以上的。大盛想了想说:“要不明天带你去我弟弟的厂子里看看,他那的东西是最好的。”记者便答应第二天下午跟他们一起去,见识一下传说中的“第一高手”。

李永发后来告诉记者,盛家是景德镇较早从事高仿瓷行业的,上世纪80年代初,大盛先做出了名声,后来小盛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两兄弟曾经为了竞争互不往来,最后大盛为了维护兄弟情谊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生意,还把厂里最好的配料师傅“送”给了弟弟。大盛现在主要做销售,帮弟弟介绍客户,也做其他高仿厂的生意。

第二天下午3点半,大盛开着一辆银白色的现代汽车带着记者出发了。20分钟后,车停在了一片闹市中。大盛说弟弟有事正忙,让我们先去看看小盛个人的陶瓷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约有5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主藏元明清三代的瓷器,正是四月好春光,但博物馆中却没有任何游客,只有一位接待人员守在门口。记者匆匆扫了一圈发现,陈设的100多件瓷器中,除了少数几件民国时期的真品外,其他瓷器都标明是复制品。

既然打着博物馆的招牌,陈设的为何却都是仿品?正当记者不解时,大盛笑嘻嘻地介绍起来:“这些瓷器都是我弟弟那儿做的,这件明成化孔雀绿釉鱼藻纹盘在某拍卖行上拍过,拍了880万元,当时一个鼎鼎有名的鉴赏家都过了眼的。还有这个九桃瓶,在几个拍卖公司都拍过,当初光研制就用了3年时间,花了100多万元呢。你看上了哪件,一会儿到我弟弟那儿再谈。”这回记者明白了,这个陶瓷博物馆名义上是旅游景点,实际上是一个赝品展销平台,在这里光明正大地看完货后,接下来如果有需要便可以进行幕后交易。

随后,大盛将记者带往小盛的公司。汽车开到市郊一处偏僻的巷子停下,眼前有两幢四层的办公楼,上面竖立着大大的牌子“盛华”,这就是小盛的公司。在院子的停车棚里,停放着3辆宝马,大盛说这分别是弟弟、弟媳和大侄子的,说话时他又看了看自己的旧现代,口气里明显有些不平衡。

小盛并未出现,一个公司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他说盛总正在与“北京人民大会堂”来的人谈事情,走不开。这个所谓的接待室其实也是一个赝品瓷陈列室,房间的四周摆放着各种器型的瓷器,装饰很是考究。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小盛还没有来,大盛有些坐不住了。他出门打了个电话,回来后告诉记者,小盛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了,可以改天再来。

大盛悻悻地开车离去,在车上,他告诉记者,小盛之所以没有出现是摸不准来者的身份。凡是心里没底的,他都不会贸然相见。而他也根本没有见什么人民大会堂的人,整个下午是和当地一位领导在一起。

陶瓷浅析:“西畴书院”款考证


“西畴书院”款考证

上海博物馆藏顺治十年的青花山水人物筒瓶(图一),是海内外众多学者经常引用的具有明确纪年、风格典型的转变时期的标准件。该瓶肩部空白处青花隶书题写唐人陈羽《优翼西洞送人》诗:“洞口春晴花正开,看花人去几时回,殷殷寄语武陵客,莫引世上相逐来。”落款为“癸巳秋月写为西畴书院”,上有“中山人”叶形引首章记,下有“竹景”篆文款。“癸巳”为顺治十年(1653年)。

图一

瓷器上堂名款可分两类:1、制作者的名字、店号、商号。2、使用者的名字、居室、庭院名称。这件筒瓶显然属于后者,是专为“西畴书院”制作的陈设器。但对“西畴书院”一直未见有明确的说法。笔者对此做了一点考证。

根据清道光八年刊本《歙县志》(清•劳逢源、沈伯棠等纂修)卷二之三记载“西畴书院在棠樾,宋鲍寿孙、元曹泾、方回讲学其中”(图二)。民国二十三年《安徽通志稿•教育教稿》卷三书院中记载“西畴书院棠在樾宋,鲍寿孙、元曹泾、方回先后讲学其中。盐运使鲍漱芳重修于嘉庆八年。”这两条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直接记载西畴书院的文献,虽未曾说明其创立的具体时间和创立人,但我们从其他相关资料中可以得知。康熙年间刊本《歙县志》(清•靳治荆、吴苑等纂修)卷之九•人物“鲍寿孙”条记载:“字子寿,宗严子。寿孙早慧,中咸淳丁卯漕解第一,时年甫十八。至元丙子,郡将李世达军叛,郡贼窃发,富者皆不能免。或拽寿孙父子至贼所,父子争代死,贼心怜之,顾求索不已,忽大风起丛林间,疑有骑军至,遂散。父子俱免。”从中可知,鲍寿孙咸淳丁卯年即1265年(至元二年)是十八岁,他大概是在1247年出生,至元丙子年即1276年(至元十三年,宋德二年),那时他应二十九岁左右,笔者估计西畴书院创立在至元十三年的前几年,也就是南宋灭亡的最后几年里。在西畴书院的初创时期,他应一直肩负着主持书院和讲学的重任。上两条文献提及的曹泾、方回在该书中均有传记,都是元初歙县有名的学者,如曹泾就是《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的老师,至元年间任紫阳书院的山长。这些人参与讲学说明在初创时期,西畴书院和紫阳书院由于地理相近的原因,在师资方面是互通的,只是紫阳书院其独特性质远胜过家族模式的西畴书院。

图二

因恩荫赐官的鲍氏子孙为数众多,从而棠樾鲍氏在明中期成为地方官场上特殊的团体,徽州地区的望族。又因其子弟孝廉,恪守祖训,为官颇有政绩,曾受明朝皇帝敕封,赐建牌坊,目前棠樾牌坊群是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

西畴书院在鲍氏子孙成才教育中功不可没,随着家族威望上升其发展也步入辉煌时期,虽然晚明朝廷对书院存在诸多限制,政治环境恶化,但西畴书院却平静地保存下来继续为培养下一代鲍氏子弟发挥重要作用。嘉靖年间(1561)鲍氏家族修建了“棠樾鲍氏支祠”与西畴书院相依,共存一地可见西畴书院在鲍氏后人心中有神圣的地位。

晚明以来,文人雅士以瓷器装饰居室书房蔚然成风,为了满足不同爱好的要求,专门订制便应运而生。当时,歙县是徽商云集的中心,驻集了许多贩运瓷器的商人;歙县地近景德镇,瓷器运输方便迅速。订制者自己提供瓷画的范本或转告自己喜爱的图文,委托这些商人去订制。清初动荡的社会和遗民的心态,让此时期瓷艺工人也深有同感,在接受订制和自行设计中也慢慢渗入这种循世超脱意识来迎合这一失意的士人阶层。两者在清初特殊的时期内达到思想互动的最佳状态。随着南明王朝的最后垮台,台湾郑民家族的归顺,曾是官宦士人的老一辈遗民更是心寂如水,步入暮年大多数已纷纷老死。三藩之乱打破了往昔的宁静生活,避乱循世的思想再度出现在文人缙绅之中,但战乱平息后却没有像清初那样蔓延,主要是新一代已慢慢接受了满清皇朝统治的事实。不像父辈在中年遭受剧烈的心灵病楚,他们更多明白到战乱后,安定和幸福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应如何开始实现个人价值。因此,往昔延续了数十年的避乱循世的心态渐渐在瓷画中消去,在康熙十五年之后慢慢孕育着新的风格出现。

总之,明末清初时期是中国陶瓷史上颇为精采又相当复杂的一页,当皇权尚未在制瓷业中建立它的统治时,那么主宰瓷器生产的就是以文人官宦阶层为主的消费市场,这一阶层的思想感情便影响着瓷器的风格,决定着瓷器的装饰和器型。对它的人文精神研究需要我们详细地考证,深入的挖掘。

陶瓷浅析:釉——陶瓷的变色外衣


釉——陶瓷的变色外衣

釉,陶瓷的外衣,是对陶瓷胎体的装饰和保护,也能提高陶瓷的性能。历史上人们对釉的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胎体,例如宋代五大名窑,除了定瓷胎体洁白质坚之外,其它如钧、汝、官、哥四窑和龙泉窑等均更重釉色,而有时人们也不太严格要求胎质。世人对中国古代陶瓷釉的成就有说不尽的赞美。随着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釉的成果之一便是本文说的异光变色釉。

釉的颜色会随着不同光源的变化而变化,这不是很奇妙吗?这种奇异的釉在2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是浙江陶瓷专家叶宏明的发明,由萧山瓷厂和绍兴瓷厂制作成功。当时外国财团要出丰厚的代价购买其配方,他不卖,把技术留给国内。不久,唐山和景德镇以及多个产区也都制作成功这种变色釉瓷器,并风光地出现在国内外一些展会上。

在一次展会上,人们惊奇地看到一尊菩萨瓷像的衣衫在不同光源下会变颜色。在阳光和白天自然光下呈现浅紫色或紫中泛红;而在白炽灯下,衣衫却变成粉红色或大红色;在日光灯下又呈现天青色或泛紫的青色;在高压汞灯下的变色更加奇幻,开灯后的不同时段会激发出三种不同的强烈色光。第一分钟由紫变红,第二分钟渐成黄绿色和鸭蛋青色,第三分钟由黄绿色变成蓝绿色,随后即为美丽稳定的蓝绿色;而在高压钠灯下则呈现深橙红色;在称作小太阳的钪钠灯下会变成美丽的深蓝色。据报道,1985年秋,北京举办的国际稀土及其应用博览会上,展出景德镇一尊36寸高的变色釉瓷雕女神,那神奇迷人的色彩,使展厅为之轰动,外商竟相重金订购。

唐山陶瓷研究所的变色釉,因与瓷质结合相得益彰,效果尤佳,成为变色釉产品中的佼佼者。至于它为什么魔术般的变色呢?这还要先从稀土元素的利用谈起。

我国被称作稀土大国,稀土资源是世界上储量最多的,稀土品种也最为丰富,对稀土已有不少研究和应用。由于稀土元素具有特殊的原子结构,尤其它的外层电子层中,有一层未充满电子的4f电子层,这个不饱和电子层的跃迁产生多种多样的电子能极,可以吸收或发射从紫外光、可见光到红外光区各种波长的电磁辐射,对光辐射吸收具有特殊的选择性,因此有可能利用稀土作为玻璃或陶瓷釉料很好的物理脱色剂或着色剂。它不但能产生丰富多彩的各种色调,某些稀土元素还能显示出多色效应,可用以制作陶瓷变色釉。

制作变色釉通常是以镧、铈、镨、钕、钐、铕、铽、钬等中的混合稀土氧化物,经过工艺处理、精制以后掺入高级细瓷的基础釉中。这种釉料在烧成中经一系列物理和化学变化,产生一种新的固溶体。由于稀土元素性质有相似之处,且难以提纯,往往富集两种以上元素,所以变色釉对于光干涉产生的效应在色彩纯度上也是会有差异的。据技术人员介绍,稀土材料无须过分提纯,且在基础釉中加入千分之三为宜。

但是当我们有了变色釉瓷之后,并不能如意地配以各种光源去欣赏它的奇幻。然而我们不乏自然光、 日光灯、白炽灯,也能让我们不难领略它美丽的风采。

唐山陶瓷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研制成功高白细瓷镁质瓷,曾以变色釉用来装饰日用瓷茶具、咖啡具、酒具,和美术瓷“花神”、“贵妃出浴”、“两个胖娃”、“女孩捧鸽”等,取得很好的艺术欣赏效果,把本已享誉海内外的高档产品玉兰瓷装点得更为富丽和名贵。同时,它也为别的各类高档瓷种提供了可以美化的漂亮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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