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瓷器是如何赚到全世界的钱
中国自30年前改革开放后，又开始重新融入世界。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处于世界的大背景下，人们也越来越发现，在与世界的交往联系中，坚持自主性，保持自己的特色是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后，面对遭受影响的中国制造业，一个几年前便已提出的概念，又使人们获得了新的认识，这就是要自主创新，要自己掌握主动。现实的事情有很多现实的条件，没有绝对化的标准。从历史上说，中国古人在很长的时间里，都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其典型就是中国的瓷器。
中国的瓷器曾经为中国赚了多少钱，实在不好统计。从数量上说，销往欧洲的中国产瓷器，超过几亿件是肯定的。清朝时期，据中国的官方记载，每年销往欧洲的瓷器几百万件是常态。但是，我们现在很难统计它到底值多少钱。中国瓷器在欧洲最贵的时候，与丝绸一样，与等重黄金同价。但是，那些冒着巨大风险，在大海上颠簸飘荡的欧洲商人或船东们，赚取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瑞典17世纪创建了东印度公司，它有一条著名的商船，名叫哥德堡号。当年在到达瑞典港口时意外沉没了，前几年又被复制，重游中国。哥德堡号共载中国货物700吨，其中一部分是瓷器。据估计，这700吨中国货物等于当时瑞典全年的收入。虽然中国制造的收入只在这个最终市场价里占据一部分，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中国瓷器到底赚了欧洲多少钱，还不包括销往阿拉伯、东南亚等地的瓷器。
当欧洲人评定中国的“四大发明”时，居然没有将瓷器纳入其中，一方面说明评判的标准是欧洲人所需要的标准，另一方面也说明，培根所处的时代，欧洲人包括培根本人，对于中国还缺乏了解。他们容易只看到中国人的创造对他们的发展造成巨大改变的东西，例如火药、纸张、活字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而很难看清中国人的哪些创造对于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瓷器。欧洲人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中国的瓷器、茶叶等等最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对于中国的意义，甚至对于改变世界的意义。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说，中国古人的很多创造发明，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绝不亚于当今世界的电脑、互联网。
瓷器从很早以前就成为中国百姓的日常用品，虽然皇家对于瓷器的特供要求，使得官方瓷器与民间瓷器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在中国平民百姓的家里，瓷器绝不是稀缺之物，而是极为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品。相反，瓷器传到欧洲后，很长时间都是王室和贵族专享的高级物品。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明末清初，欧洲王室和贵族都有专门收藏、陈列中国瓷器的习惯。例如俄国沙皇、奥匈帝国皇帝、法兰西国王、英国国王等等。马未都先生讲过一个例子。当时欧洲贵族宴请宾客，能用中国瓷器作餐具是一件非常体面和奢侈的事情。但是，为了防止客人中有人心生贪念，顺手牵羊，主人必须加派人手，盯着每一个瓷器，某种程度上，把其他贵族客人都当成潜在的小偷了。这是因为中国瓷器当时在欧洲非常昂贵，而且，在那时的欧洲人看来，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也是无以伦比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当时的中国，瓷器早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极为普遍。
那么，中国瓷器为中国人大赚全世界的钱，而且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都没人能够超越的奥秘究竟在哪里？我认为，主要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成本低廉。瓷器的前生是陶器，陶器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是，陶器在使用性能上有一定的局限，因此，陶器一般只被当作比较低层次的用品。在高级的场合，以前人们一般不使用陶器，而使用金属器。使用金属器的习惯，欧洲人远远高于中国人，尤其是欧洲的贵族，金属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是，金属器成本较高，很难广泛使用。以中国来说，也有不少青铜器的出土。大型青铜器是国家祭祀的用品，小型青铜器是当时贵族的用品。青铜器造价高昂，使用太多则不利于民生，因此，汉朝以后，青铜器渐渐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汉时期，中国的瓷器在原先陶器的基础上正式形成。瓷器以低成本又不失高贵的方式，大规模地取代了金属器。中国瓷器的这个特征给今天的人们什么启示？只有低成本、低消耗的产品才能普及和长久。而在现代工业生产领域，大量高成本、高消耗的产品充斥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甚至认为它就是现代生活的必然。事实上，现代生活中大量高成本、高消耗的产品，迟早会被淘汰。
中国瓷器的第二个特点是实用性强。拿瓷器与玻璃器相比，瓷器比玻璃更坚固，但是，瓷器即便有小的破损，也不至于像玻璃破损后那样容易伤人。而且，玻璃在冷热变化下容易破碎，但瓷器不会。因此，自从瓷器在中国出现后，玻璃器在中国的地位便退居很次要的位置。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阿拉伯玻璃器，很多也非常精美。但由于其实用性差，只能作为摆设，因此，在产品的市场竞争性上，玻璃器远远不如瓷器。对此，我们不得不对那些发明瓷器的祖先表示无比的尊敬，虽然他们都没有留下名字，然而，他们发明瓷器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在今天依然是非常有效的。
中国瓷器的第三个特征是工艺简单。除了皇家需求的特供瓷器有复杂的工艺要求外，绝大多数中国瓷器的工艺都很简单。中国瓷器的普及，除了前面提到的材料成本低廉外，工艺的简单，也是造成产品价廉物美的重要因素。而且，中国历史上每一波瓷器的高峰后，都会出现工艺越来越简化的明显趋势，例如瓷器表面雕刻的简化，形状的简化，色彩的简化等等。它使得瓷器在工艺繁琐和简化之间，寻找到不同的市场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上不同层次的需求。贵者如帝王，贱者如乞丐，都能手捧瓷器。
中国瓷器的第四个重要特征是突出本地性。钧窑瓷器在中国的瓷器家族中非常著名，曾经有人说，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钧窑瓷器的特殊性来自于它的色彩，而它的色彩则来自于瓷釉中铜的成分。这种铜的成分则来自于一种叫做孔雀石的矿石。事实上，钧窑所在的地点附近就有出产孔雀石。因此，钧窑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把本地的物产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产品。再比如说景德镇的瓷器能够独领风骚几百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景德镇附近的高岭土。今天的科学分析指出，景德镇附近的高岭土是制造瓷器最好的原材料，但是，在景德镇开始烧造瓷器之前，谁能做出这个结论？只有当景德镇的工匠们，将本地的高岭土不断通过实践后，烧造出大批精美绝伦的瓷器时，它的方法才成为了标准。几乎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窑口，都是以其地方色彩的独特性而享誉世界的。这个事实在今天讲究标准化、统一化的工业生产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换句话说，接受ISO、申遗等别人的标准，永远只能受制于人，创造自己的标准，才是真正的主动。所谓大国心态，标志之一就是，我定的标准成为其他人接受的标准，而不是相反，一味去迎合别人的标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现代中国人还需要不断地努力。
中国瓷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兼收并蓄。一些人在讲古代中国的时候，总是以一种偏见，把古代中国说成是封闭的、保守的、拒绝外来文化的等形象，实际上，造成这种偏见一是基于他们所接受的某种西方理论，二是对中国历史缺乏基本了解。仅从中国瓷器的发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偏见是多么无知。中国瓷器虽然是很多普通的、默默无闻的中国人的创造发明，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也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比方说瓷器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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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明朝洪武年间，曾一度实行海禁，使外贸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瓷器的出口并没有停止，只是限制政府对外国的赠予。永乐年间以后瓷器输出的途径更多：政府的对外馈赠、入贡国使节的回程贸易、郑和的大规模远航贸易和民间的海外贸易等等。通过这些渠道，明朝的瓷器不仅继续畅销亚洲各国，而且也大量销售到欧洲。同时外商还根据本国的生活习俗和民族习俗，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要求，订购所需瓷器；我国许多窑场也适应西方市场的需要，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明代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而且还从陆路对外销售。据万历年间刊刻的《野获编》记载，阿拉伯各国来我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回去时所带的瓷器多达数十车。出口的瓷器，既有官窑的产品，也有民窑的产品。在品种上，不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红绿黑三彩瓷。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尤其是郑和八次出使西洋，既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更刺激了瓷器生产的繁荣。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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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器，向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器，包括各种用黄金制作的用品，从分类上看，有饰品（头饰、服饰、主器上的嵌件等）、器物（小型的壶、碗、盘、盒、印、金元宝及大型的塔、棺、造像等）两大类；从工艺上看，又分为金器、错金器、贴金器和鎏金器等等。狭义的金器，通常指器物甚至仅指器皿。本文涉及的范围仅限于后者，且多兼顾金器发展的文化因素，在尽可能地把握金器发展脉络的同时，又试图指示它变化的文化内涵。我国用金的历史很长，从早商开始一直到清代，几乎贯穿了整个的中华古代史。但纵观金器的发展史，只分为一头一尾两个兴盛期，其中时代靠前的指的是唐代，晚些的则是清代，发展走向呈马鞍状。再从横向来看，主要分布在几个地域：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内蒙、辽宁、吉林、河北、陕西、宁夏等地）、中原地区、西部的西藏、南方的云南等地。伴随着特点鲜明的地域文化，这几个地区的金器文化风格也各有不同。但就某一个具体时段来说，金器的使用范围并不十分广泛。唐以前的金器文化特色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唐代成为金器发展的第一个兴盛期。但此前金器制造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虽然装饰性的金饰占主导地位；但也开始出现了个别的明显脱离了纯装饰性作用的金器，较早的如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等。 稍晚一些如陕西凤翔秦公1号墓出土的金犬（春秋）、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战国）出土的金盏等。尤其是后者，称得上是目前所知的先秦时期最早、最大、最重的金器，距今2400多年。该器通高10.7厘米，重2150克。器内附镂空金勺，重50克，有盖，盖及器腹饰蟠虺纹、云雷纹和绹纹。三个凤首足作倒置状，采用钮、盖、身、足分铸法，制作十分精细。这时期北方的金器工艺也值得一提，如匈奴地区的金器代表作——鹰形金冠（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国墓出土）、鹿形金兽（山西神木纳林高兔村出土），几乎使用了金细工艺中的锤揲、压印、抽丝、镶嵌和镂铸等所有手段。 秦代的年限极短，迄今尚未发现有关的金器，这与天下一统的气概有些不符。目前只有从文献上管中窥豹，如《史记·秦本纪》：“秦始皇葬骊山，以黄金为凫雁。”汉代统治者笃信神道，世间炼丹成风，“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史记·孝武本纪》）因此汉代黄金产量激增，金细工艺趋于成熟，分布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到北方、中原和南方三地。北方的如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的金灶、河北满城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金龙等。中原地区当以江苏盱眙南窖庄发现的窖藏金兽为代表，通高10.2厘米，长17.8厘米，重9000克，是我国古代金器中极具地位的一件重器。南方则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龙钮金印、金杯形器为代表。另外，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西方文化有了交往，出现了兼具中西风格的金器，如广陵王刘荆墓出土的王冠形器和金丝刀鞘，工艺特点、器形风格是西方的，而花的纹饰和“宜子”铭文却无疑是中国的。《太平广记》载：光武皇后的弟弟郭况“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人，以金为器皿，铸冶之声，彻于都璧。”曹操在《上献帝器物表》中也提到纯金香炉、纯金唾盂等物，但就目前出土的金器实物来说，与史籍记载的汉代金器文化并不相称，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经济萧条，金器文化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为代表。如具有鲜卑风格的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出土的金奔马、金瑞兽，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出土的金龙，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出土的镶嵌宝石的兽形金印，以及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范阳公章”龟钮金印、喇叭管形金器、笔帽形金器等，都称得上是当时金器制品中的优秀之作。隋朝的年代也较短，目前出土的隋代金器，也只有西安李静训墓及丰宁公主墓的各一件金杯而已。但这两件金杯均为高足杯，从风格特点及出土时伴随的金币、金戒指、头冠金饰片等物来看，这两件高足杯极有可能是欧洲拜占廷的制品。 总的来说，唐之前的金器文化以地域特色为主，民族风格突出。中西文化兼容的唐金器众所周知，我国的整个文化体系在唐代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金器制造业，必定也受到了这种文化思潮的巨大冲击。中西文化的相互交往，带来了人文思想的空前活跃。人们以宽容的心态接纳了不同的文化思想，由此也形成了包括手工业 在内的新的创造理念和表现风格。唐以前，外国金器或具有外来风格的金器也曾出现过，如上面所说的汉代王冠形器和金丝刀鞘等。但是还谈不上形成风格，远不能与唐相比。唐代金器受外来影响，主要以中亚的粟特、西亚的波斯萨珊形式为主，另有少量受欧洲拜占廷、印度和阿拉伯等地艺术风格的影响。 粟特风格的器物以带把杯为主，杯体为八棱形。杯柄呈圆形，上面有指垫。如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器体呈八棱形，侈口，器壁内弧，下接八瓣圈足。杯柄由连珠组成，指垫上饰有一个深目、高鼻、长项的胡人头像。杯体八个棱面上各饰有一个身着胡服的人物像，人像两边饰忍冬纹。棱面由连珠纹区分。后经过适合中国国情的演化，杯体呈花瓣形、碗形、有的取消了指垫。纹饰上也多以仕女出游或缠枝、折枝花草为主，如何家村团花纹金带把杯等。萨册风格的金器缘于对萨珊银器的模仿和改造。代表器物是长杯，特点是器身和口沿呈曲线状，器内部有凸起的棱线。萨珊式金器的造型，在实用性上不符合唐人的习惯，后经过不断的改进，加深器身并减缓棱线的弧度，使曲线趋于柔和，增高了器足，也使器身更为稳定。如西安出土的摩羯纹长杯，杯体分为四曲瓣，分瓣处略为内曲，凸棱不明显，但器身较浅。杯内底錾刻摩羯纹、火珠纹，以水纹为地。外围附以连珠纹和花瓣纹。 可以看出，以上两种风格的金器，其内部又明显分为不同的两种；一种是原汁原味的异域特征多一些，另一种唐代本土特点多一些。而从时间上看，也正好以“安史之乱”为界，把唐代金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外来风格浓郁，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器形，如带把杯、长杯等。纹饰以忍冬纹、折枝花鸟纹为主体，辅以各种动物纹饰和连珠纹。后一阶段在脱胎于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融入本土文化，形成崭新的面貌。器形主体继承前一阶段，但在局部上有改进，如有的将带把杯的指垫取消，或将八棱形的器体改为花瓣形等。流行于前期的忍冬纹少见，而团花、缠枝花、花鸟纹案盛行。综合来看，前期纯模仿器多一些，也有个别的是直接输入品。后期则创新的仿制品较多。 直接的输入品：据古籍资料表明，唐与西亚的波斯萨珊交往密切，相互之间仅通使就达29次（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8年。），这是在当时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完成的。其间，有些通使过程其实也就是一次完整的商贸活动，因为这些波斯使节本身就是商队的首领。其余民间小规模的商贸活动就更是数不胜数。在交往中，萨珊金器便很自然地流入了中国。中亚的粟特人向来会经商，他们在与中国进行易货贸易的过程中，不但将粟特金器带入中国，而且还有可能把欧洲拜占廷等地的金器转输到中国。 仿制品：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中国工匠仿制的；另一种最后住在中国的外来工匠制作的。后一种本来并不能算是仿制品，但这些外来工匠制作的金器，毕竟不是外来的输入器物，而是在中国制作的具有外来风格的金器，同时，他们在制作具有本民族风格的金器时，有些还融入了中国风格。所以为了以示区别，便把这些都统归于仿制品。准确地区别输入品和仿制品，其实很难做到。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出土的金器来看，只有一小部分可明确归于输入品，其余的则基本上算是仿制品，这些仿制品构成了唐代金器的主体风格。 除上述制品风格外，唐代金器还呈现出另外几种风格，如吐蕃金器。 据文献记载，从贞观十四年（640年）到太和元年（827年），其间几乎一直都有吐蕃金器输入。贞观二十年（649年），吐蕃遣其大使禄东赞“作金鹅奉献，其鹅黄金铸成，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册府元龟·外臣》卷九六四）开元十七年（729年），吐蕃赞普向唐朝进“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等等。再如陕西法门寺的金器，南方浙江、江西等地的金器等，也都具有一定的特点。宋元明金器的民俗色彩宋代金器制造业继承了唐代的繁荣，并在工艺手段上有所发展，如将唐代加工金器的十四种方法发展为十九种。宋时社会经济繁荣，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对于金器的需求面也进一步扩大上至皇室王族，下至商贾庶民，甚至酒肆妓馆，都可见使用金器。加工金器的作坊，也遍及全国，仅临安一地就达到了“纷纭无数”的程度。但是由于宋代“理学”的兴起，寓理于物的思想也影响到了手工制作的审美观念上，“明天理，灭人欲”追求“格物（探寻事物之理）致知（获得知识）”的思想，无疑是一种凝固的、呆滞的，甚至可以说是倒退的文化思潮。随着这种思想的蔓延和金器使用的大众化、商品化，金器风格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器形，尤其是纹饰，一反唐代的炫奇斗彩、富丽浪漫之风，变得世俗化和生活化。如浙江义乌窖藏出土的金龙、陕西武功报本寺塔地宫出土的金棺等，都具有典型的民俗色彩，与晚唐时南方生产的金器一脉相承。因而仅就金器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及表现思想的活跃性、多样性和丰富性来说，宋代金器显然较唐代金器有明显的差距，这也是为何一说中国金器史就首先提到唐代而忽略宋代的原因。辽、金、大理等国的金器制造业，在文化上除了继承各自的民族色彩外，也融入了内地的汉文化。如内蒙古哲里木盟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金面具、云南大理崇圣寺出土的金佛像以及陕西临潼金代窖藏的金凤步摇等。 元代金器基本继承了宋代的传统，风格也大体相近。制作中心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太湖之间，工艺上没有什么创新。代表器物如江苏吴县元吕师孟墓出土的如意金盘等。明代金器在创作思想上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但工艺上有着自己的特点，如较多地使用宝石镶嵌手段等。能代表明代金器发展水平的当属北京定陵出土的一批金器，如金冠、金壶、金爵杯、金盂、金粉盒等。这些金器造型大方，纹饰繁缛，用金厚重；装饰堆砌，开创了自唐以后金器工艺的另一种风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清代金器的风格走向。 综合来看，唐以后的金器发展比较缓慢，所蕴含的文化内容浅薄，但工艺上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准。金器史上的又一座高峰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封建制度即将完结之际，金器文化却走向了继唐之后的另一个高峰。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鉴于本身文化根基的浅薄，其金器制作也像其它工艺门类一样，大多简单继承了前制。清王朝初创时期，也就是“后金”政权统治期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整个清代金器文化的孕育阶段。在历史上，清代和金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公元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女真政权，就称为“后金”。如前所述，金代金器文化已开始融入了内地的汉文化，作为同一个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地区，汉文化的影响应是可以持续的，这也就为清代金器文化沿袭明代金器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打下心理和技术上的基础。清代金器文化的主要内容都集中在了皇家用金器上。遍观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金器，可以用“一多”“二新”来概括。一多：指的是种类多，几乎遍及了典章、祭祀、佛事、冠服、陈设、科技、生活、鞍具等各个方面。如金编钟、嵌宝石金佛塔、金坛城、金盔甲、银盆金铁树、金天球仪、金錾花八宝双凤盆、嵌珠“万寿无疆”金杯，等等。二新：即工艺新、风格新。工艺新是在继承明代多嵌饰的基础上，进而发展为将金与其它材料混合制作。如在金器上点烧低温珐琅或以金掐丝填烧珐琅（累丝嵌宝石点珐琅金八宝）；以金为胎，外面覆以其它材料，形成“金骨穿衣”（金胎珊瑚云龙纹桃式盒）等。风格新是说与前面任何一代比较，清代金器把黄金的庄重、雍容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在这些高贵的光晕中，让人感到了些许的俗气。但清代金器的“俗”与宋代的“俗”又不一样，宋代金器主要是民俗，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上；而清代金器的俗是一种强调显赫的俗，是多而滥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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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章_瓷器的器型名称
瓷器的器型名称
琢器——景德镇制瓷专用术语。指不能在轮车上一次拉坯成型的器物，如瓶、尊、罐等。圆器——景德镇制瓷专用术语。指能在轮车上一次拉坯成型的瓷器，如碗、盘、碟等。博山炉——炉的一种式样。盛行于汉、晋，系仿铜熏炉烧制。因其炉盖高耸，象征海上蓬莱三山，故名。使用时，燃香料于炉中，香烟从盖上镂孔冒出，有如云雾缭绕。汉代一般为陶质，南北朝时有青瓷博山炉。谷仓——一种陪葬物。下部为罐形，上部堆塑楼阁、人物、家畜、粮仓等，故名。三国至东晋时期浙江地区烧制，多为青釉。耳杯——杯的一种式样。亦称“羽觞”。酒具。系仿汉代漆制羽觞，器身呈椭圆形，两侧有对称的小耳，故名。流行于东汉至两晋、南北朝，品种有绿釉陶、青瓷等。压手杯——杯的一种式样。口平外撇，腹壁较直，自腹壁处内收，腹壁渐厚，圈足。握于手中有凝重之感，稳妥合手，故称压手杯。以明永乐青花压手杯最为著名。鸡缸杯——一种洒具。敞口，浅腹，卧足。杯上以斗彩绘画雌、雄鸡及雏鸡，间以山石、兰草、牡丹，故名鸡缸杯。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曾名噪一时，清代各朝都有仿造，尤以康熙、雍正时所仿最佳，几可乱真。爵杯——杯的一种式样。酒具。仿青铜器造型，口沿外撇，圆腹略深，前尖后翘，下承三高足，口沿两侧有对称的立柱，一旁有〓。明、清两代均有烧造，有青花、白釉、蓝釉及粉彩等品种。高足杯——杯的一种式样。酒具。因杯身之下有高足，故名。口微撇，近底处丰满，下承高足，高足有竹节形，圆柱形、四方形等。明、清两代均有烧造，品种有青花、斗彩等。高足碗——碗的一种式样。造型与高足杯相同，略大。元代龙泉窑、景德镇窑盛烧，明清继续烧造，品种有青釉、卵白釉、青花、釉里红等。宫碗——碗的一种式样。口沿外撇，腹部宽深丰圆，造型端正，多为皇宫用器，故名。明正德时烧制最为著名，有“正德碗”之称。净水碗——碗的一种式样。佛前供器。侈口，下腹宽圆，圈足，有的饼形足或高足。明末清初流行，碗身上往往题有信士弟子名称，乞求内容、施舍时间等。品种多为青花。孔明碗——碗的一种式样。由两只碗粘合而成，两碗间中空，外碗底心有一孔，故称孔明碗，亦称诸葛碗。始于北宋龙泉窑，明代景德镇有烧制。斗笠碗——碗的一种式样。广口，斜腹壁呈45角，小圈足。因倒置过来形似斗笠，故名。宋代始烧，此后历代均有烧制。折腰碗——碗的一种式样。敞口，圈足，碗下腹部硬折，故称折腰碗。最早见于五代，元代销行最广。鸡心碗——碗的一种式样。深腹，小圈足，碗底心有鸡心状突起，故名。明永乐、宣德两朝烧制较多，以青花瓷器为多。卧足碗——碗的一种式样。浅腹，碗底心内凹，以碗壁充当圈足，故称卧足碗。多见于明清两代。注碗——碗的一种式样。温酒具，与注子配套使用。一般碗壁直而深，有的通体呈莲花形，使用时碗内放适量热水，注子内盛酒置于碗中。宋代南北瓷窑均有烧造，以南方居多。玉壁底碗——碗的一种式样。流行于唐代中后期，明清亦有少量烧制。圈足宽大，中有脐，似玉壁，故名。圹碗——指明代墓葬出土的民窑青花小碗。明末多见，工艺粗率，绘画豪放潇洒，多绘山水、花鸟、梅竹、蔬果等。蟠龙瓶——瓶的一种式样。明器。因瓶的颈、肩处堆塑一条蟠龙，故名。亦称“扳依瓶”或“招魂瓶”长颈，有盖，盖顶钮塑成虎、凤、鹤等各种形式，圆腹、圈足。常见于宋、元明各代。多管瓶——瓶的一种式样。因器身肩部塑有向上直立的管，故名。直口，上有花形钮盖，瓶身有圆筒式和多节葫芦式。宋代南北瓷窑均有烧造，以龙泉窑制品较多，一般为五管。北方磁州窑系也烧制，瓶体短而浑圆，肩部有直立六管，管粗短。梅瓶——瓶的一种式样。小口、短颈、丰肩，至足胫部稍狭，因口径之小只能插梅枝，故名。宋代创制，元、明、清各代均有烧造，但梅瓶之名始于清代。花口瓶——瓶的一种式样。细颈微撇，圆腹，撇足，因瓶口有如开放的花瓣，故名，宋代景德镇、磁州窑、耀州窑均有烧造，明清亦仿制。琮式瓶——瓶的一种式样。仿周代礼器玉琮烧制。圆口、方身、圈足，器形四面以凸起的线纹为饰，口与足大小相若。宋代创制，以龙泉窑、官窑多见，元、明清仍有烧制。玉壶春瓶——瓶的一种式样。由诗句“玉壶先春”得名。撇口、细颈、圆腹、圈足，以变化的弧线构成柔和的瓶体。宋代创制，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均有烧造。元、明、清景德镇仍烧造，品种有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等，是中国瓷器造型的典型器物。宝月瓶——瓶的一种式样。亦称“抱月瓶”。小口、直颈，颈侧双耳，因瓶腹似圆月，故名。明代永乐、宣德景德镇窑常见器物之一，清代雍正、乾隆仿制，多为青花。天球瓶——瓶的一种式样。直口、长颈，腹浑圆，似圆球，故名。明永乐宣德景德镇窑创制，多为青花。清代雍正、乾隆又烧制青花釉里红、粉彩等品种。象腿瓶——瓶的一种式样。广口外撇，短颈，身如直筒状，平底，造型如粗壮的象腿，故名。多见于清初顺治、康熙两朝，品种有青花和五彩。胆式瓶——瓶的一种式样。直口，长颈，削肩，腹下部丰满，器形似胆，故名。宋代哥窑、钧窑烧造此式，清代景德镇窑多见，大多为单色釉。葫芦，故名。南宋龙泉窑创制，元、明景德镇窑多见，并有四方、六方、八方、上圆下方及扁腹等式。品种有青花、五彩、白釉、黄釉等，有的书“大吉”二字。橄榄瓶——瓶的一种式样。撇口，短颈，肩、颈部内收，腹部微鼓，足部外撇，口、底大小相若，瓶体似橄榄，故名。宋代河南登封窑创制，清代仍有烧造，造型略有变化，颈部稍长，匀称秀美。凤尾瓶——瓶的一种式样。喇叭状口，长颈，鼓腹，下敛，至底又广，形状略似凤尾，故名。清代康熙景德镇窑创制，产品多为民窑，品种有青花、五彩等。蒜头瓶——瓶的一种式样。长颈，削肩，圆腹，圈足，瓶口似蒜头，故名。系仿汉代铜瓶式样，宋代始烧，明清景德镇窑常见，品种有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等。棒槌瓶——瓶的一种式样。口沿外翻，直颈，丰肩，腹似直筒状，圈足，造型似洗衣用棒槌，故名。清代康熙景德镇窑创制，品种有青花、五彩、洒蓝描金等。油锤瓶——瓶的一种式样。小口，细长颈，圆腹，圈足，形似榨油作坊用的油锤，故名。清代康熙景德镇窑创制，品种以青花和颜色釉多见。柳叶瓶——瓶的一种式样。撇口，短颈，丰肩，肩下削瘦至足，足内凹，器身细长，形似柳叶，故名。清代康熙景德镇窑创制，康熙豇豆红釉柳叶瓶，是极为珍贵的产品。藏草瓶——瓶的一种式样。小口，直颈，颈中间凸出，鼓腹，腹一侧有流，腹下承以喇叭形足，造型奇特。清代雍正景德镇窑创制，系宫廷用器，乾隆以后不见。转心瓶——瓶的一种式样。外瓶腹际镂孔，腹内套装一个可以转动的内瓶，拨动上瓶瓶口，内瓶即转动，故称转心瓶。清代乾隆景德镇窑创制，多为官窑器。
精品文章：正德时期瓷器鉴定
正德时期瓷器鉴定
1、正德时期，大器日益增多，修胎欠佳，接痕明显。2、此时正处于大明瓷由细致、薄胎向粗糙、厚重过渡的阶段，因而粗细兼有。
3、釉面有白中闪青的特点。
4、图案纹饰中，多有表现回教、道教色彩的装饰。青花器的绘画，除沿用一笔勾勒点划外，兼用双线勾勒、填色平涂法。民窑器物，大多粗率豪放。
5、器足露胎处一般修切平齐，也有滚圆状出现。较浅的器足多向里收敛，有跳刀旋痕和塌底现象。有的足心似乳状突起，与明初的肚脐状底足相似，民窑也是如此。
6、器底釉面，有典型的青白色和亮青色特征。
7、正德以四字或六字楷书为主，其中以四字居多。亦有用回文、巴思八文和红彩梵文书写的款识。其特征 是:“大”字横短头非高，“明”字日月平微腰，“正”字笔锋 三横平，“德”字，心宽十字小，“年”字横划上最短，“制”字衣横少越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