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又称白地青花瓷器，它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器标本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鼎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红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等品种。
NO1：唐青花（618—907）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NO2：宋青花（960—1279）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NO3：元青花（1271—1368）
青花瓷造型独具特色。从制作工艺上看，此时出现了胎体厚重的巨大形体，如大罐、大瓶、大盘、大碗等。但也有精细之作，如胎体轻薄的高足碗、高足杯、匜、盘等。在元代社会，青花瓷还没有成为宫廷或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除酒具、明器外，主要产品是对外输出，因此元青花瓷的造型有一定特殊性，其原因乃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习惯使用者的需要。如大罐、大瓶、大盘、大碗是为了适应伊斯兰国家广大穆斯林席地而坐、一起吃饭的习惯而特别生产的大型饮食器皿。而元时生产的小型器皿如小罐、小瓶、小壶则多销往菲律宾。根据考古资料可知，许多小件元青花瓷都是当年为满足东南亚人陪葬需要而制作的外销商品。除了外销，元青花生产者对内为了符合元代社会生活习俗还生产了中小型瓶、炉、笔山、高足碗、连座器等。大体可综合为五大类。
NO4：明清青花
明清瓷器一般包含洪武到永乐、宣德时期,其中永乐和宣德的青花瓷器,以其胎釉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负盛名,创造了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釉料以花色浓艳的进口料“苏泥勃青”为主,以靛青为基调,胎大多比较白净,器型以青花花瓶、碗、盘、杯、盏等日用品为多。图案纹饰构图奇巧,线条洒脱。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瓷由于其制作的精美在拍卖市场上也独占鳌头,频频拍出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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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的历史与发展
青花瓷又叫青花， 自问世以来一直被上至帝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所喜爱。风格独树一帜的青花瓷器， 既有继承， 也有创新，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青花瓷器素以其胎釉精细、花色鲜丽明爽、造型古朴多样、精细粗犷并存、豪放工致兼有著称， 器物纹饰优美， 以纯朴、大方蜚声海内外。有人认为， 清青花与明永、宣青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成书于清代的《陶雅》记载： “ 雍乾两朝之青花， 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 康青虽不及明青之浓美者， 亦可以独步本朝矣” 。《饮流斋说瓷》谓： “ 硬彩， 青花均以康窑为极轨” 。清《在园杂志》中也说： “ 至国朝御窑一出， 超越前代， 其款式规模， 造作精巧” 。
仿古官窑青花瓷花瓶摆件
青花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 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 再罩上一层透明釉， 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现今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 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元青花纹饰的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 层次多而不乱。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 清康雍乾三朝发展到了顶峰。
据历史文献记载， 8 0 年代末西藏出土的宣德斗彩莲池鸳鸯图碗上主要纹饰以青花勾画鸳鸯、莲、水草所需部分， 再以釉上填绘红、黄、绿等色。构图疏朗、色彩搭配雅致。外壁沿以青花绘二方连续龙纹， 内壁口沿一圈梵文装饰。此碗不仅有较高的艺术观赏性， 还有很高的考古研究价值。成化斗彩将宣德斗彩瓷局部纹饰使用青花勾线， 填彩技术进一步发展成整体器物的斗彩装饰、构成了新的陶瓷装饰品种， 它既保持了青花清新素雅的特点， 又增加了浓艳的釉上颜色，改变了传统青花单色单一的局面， 画面充满活力、生气。成化斗彩的艺术格调很高， 在胎质、色釉、装饰、工艺技法等方面都高出宣德窑， 所以成化斗彩成为斗彩发展史上的高峰阶段。成化斗彩专为宫廷赏玩烧制、产量有限， 所以相当名贵。明《神宗实录》中记载， “ 神宗时尚食， 御前有成化斗彩鸡缸杯一双， 价钱十万” 明时价格已值十万， 所以收藏价值极高， 鸡缸杯取材于生活中平凡一景， 母鸡带领小鸡寻觅食物， 威武雄壮的公鸡引亢而立， 几只小鸡游戏其中， 神态可爱， 绘画之精巧， 值得后人借鉴学习。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官窑都有一些仿成化斗彩的产品， 特别是雍正时期已很有把握地烧造出仿成化斗彩， 且在质量上超过成化时期， 有“ 明看成化， 清看雍正”之说。清三代的斗彩有了长足发展， 在釉上绘画有了新的提高， 出现了青花斗彩新的表现形式， 而且开始用珠明料代替以前的釉下青花勾线， 使得成品上的瑕庇减少。青花斗粉彩比传统斗彩更醒目， 而且釉上打玻璃白后更具厚重感， 更为娇艳。清三代以后， 因国势日衰， 斗彩生产开始走下坡路、“ 豆彩始于康熙、盛于雍正， 而式微于乾隆， 嘉道以后殆未之见也” 斗彩产量减少， 制作粗糙， 艺术性降低。
随着社会的发展， 青花斗彩装饰艺术也进入了多元化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风格迥异， 表现形式多样， 个性张扬的陶瓷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拓性， 使得青花斗彩风格多样， 表现技法不断推陈出新， 表现形式丰富，可谓百花齐放。
现今青花斗彩将釉上与釉下彩绘相结合、形成了统一的整体。所以它更构成了要素个体的突出。“ 一件真正完美的艺术品” 没有任何一部分比整体更重要。一件好的斗彩装饰品， 各构成要素应合理、有序地组合到一起， 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以整体美作用于人的审美心理。因此在创作一件斗彩作品时， 便应成竹在胸， 不仅要考虑釉下构图， 而且要将釉上的创作考虑到位， 合理地预留出釉上要斗的位置。当然， 不是所有的釉下作品在经高温烧制时都能完美无瑕， 当出现像桔皮釉等， 这种小小的不足之处便应该以釉上彩绘去遮盖， 使整体作品完美。
青花瓷的运用应表现出一种更为“ 接地气” 的特质， 与官窑青花相比突出淳朴活泼的特征。
一、浓淡相宜的色彩
青花瓷以白底蓝花为主要特征， 瓷面洁白晶莹， 青花幽雅苍翠， 色泽清新， 纹饰优美。尽管只有一青一白两种颜色， 却将美发挥到极致。古人曾赞曰： “ 薄如纸， 明如镜，声如磬， 白如玉。” 在现代， 画家吴进良对青花瓷也情有独钟， 他笑言： “ 纵有百媚千红， 我独爱这一种” ， 一语道出怎样的痴迷与神醉。在传统中国哲学看来， 青花瓷中的青色体现了春天万物生长时的颜色， 即生命之色。《尔雅》中说： “ 春为青阳， 谓万物生也。” 青花山水题材呈现出流光溢彩表现在青花分水技法更为突出， 中国画讲究墨分五彩，青花绘画高手以特制“ 鸡头笔” ， 蘸着青花水料， 素坯上一挥， 墨分五色， 浓淡相宜， 层次分明， 柔和匀称， 清新明快， 流光溢彩。
二、水墨画般的意境
青花瓷如水墨画般拥有兼收并蓄的绘画意境美。水墨画是中国人文精神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之一， 画风与中国人的信念息息相关， 印证了中国儒家的伦理学， 道家的自然观和佛家的禅语等。笔者认为， 最高的艺术水平是用最简单的色彩或线条表现了最丰富的内涵， 如中国的水墨画， 它只用一种颜色却表现了万物和内心， 不能不认为是最高的境界。青花同样是用一种颜料表现了世界万物和内心世界。青花瓷白底蓝花， 静静伫立， 像美丽的仙子， 让人感觉到一种生命的激情和律动； 它的白， 也不是单纯的白， 而是白里泛青， 犹如玉脂， 看似简练却有不动声色的奢华； 用色单一却不单调， 浓浓淡淡、疏疏密密、有深有浅、有粗有细， 于一白一蓝间， 幻化出无穷的神奇。可以说每一种青花纹样， 都是一幅中国水墨画。
三、形神合一的整体感
何谓形神合一？ 南齐谢赫在《六法论》中也阐述了这一观点： “ 应物象形” 。南朝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更是在他的《神灭论》中将形神做了细解： “ 形者神之质， 神者形之用” 。元代文人画家倪云林通过放飞思绪的反思和累积，较早地提出了： “ 逸笔草草， 不求形似， 以形写神， 形神兼备” 这一论述。实际上， 这些观点都是通过形象的诉说来寓神似的慰藉。所以， 在国画山水创作中要求形愈简， 神愈全。形简如筛糠见米， 去糟存真； 神全， 则神入影迹， 遗貌取神。
国画山水在青花装饰上的运用， 实现了其形神合一的整体感。国画大师李可染以画树林为例阐述山水题材的形神合一： 画树林重要的是要把每棵树看成是一个整体， 每棵树不能太大， 太大了会破坏整体感。画阔叶树时都是用点印， 每一个点印不是代表一片叶子， 而是代表一簇一簇的叶子， 这样表现得含蓄概括， 采用横点笔法和墨的变化表现随山势变化的层林， 这样就有利于整个画面的整体和谐。
优雅青花， 神韵山水， 只有充分理解了国画山水的神韵所在， 才能在陶瓷青花艺术创作中将这种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贵者胆， 索要者魂。” 在百花争艳的艺术创作空间里， 既要有更多的胆识进行艺术创新， 又要从传统技法上吸取其精髓， 运用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上， 寻求新的突破和提升。
现今在青花瓷上的创作和表现， 普遍都延续着传统的手法， 缺少创新。我们应与时俱进， 结合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及风俗生活进行创新， 力求多变， 体现民俗文化底蕴。色彩不应该局限于搭配上的自然与和谐， 应有独特的个人见解， 才能体现这个时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民俗情感表现的是每个时期人们不同的追求。现如今， 对于这类文化遗产， 所追求的应是精神上的延续。传承民间的朴实， 在青花瓷上找寻适合这个时代的变化。
解读中国青花瓷背后的历史信息——青花瓷的兴衰
导读：青花瓷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的一个大项，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产品当年行销世界。青花瓷最早在唐朝就出现了，从现存的唐代青花瓷及考古发现的残片看，唐代青花瓷质量不是很高。宋代青花瓷没有大的发展，依然在摸索阶段。元代有一些着名的青花瓷用品传世，质量已有很大提高。明朝是青花瓷迅速发展的高峰时期，中间虽有衰落，但到了清朝康熙时，青花瓷达到顶峰。清朝中后期，青花瓷彻底走向衰落，已无在国际上无限的风光。我不是研究青花瓷的专家，本文只是从明代青花瓷的一些变化，探讨一下历史重大事件对于青花瓷乃至中国的影响。
青花瓷虽然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来自海外。元代青花瓷之所以能在前代基础上突飞猛进，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用了来自海外的色料，明朝中前期也同样。专家称这种色料为“苏麻离青”、“苏渤泥青”等。它是锰含量较低，铁含量较高的钴料，故而能烧制出漂亮的青色花纹图案。有学者从“苏麻离青”从发音上说，这种色料来自索马里，也有说来自苏门答腊。但是，一般认为，“苏麻离青”来自波斯(今伊朗)和叙利亚一带。
明永乐的青花瓷工艺水平非常高，这与郑和下西洋有关。海上贸易的畅通，使得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苏麻离青”(简称“苏青”)能够很方便地运到中国。宣德以后，明朝朝廷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其原因很多，但青花瓷依然在少量生产。由于朝廷的这一命令，“苏青”的进口几乎停止了，烧制青花瓷的色料，主要是靠以前的库存。15世纪中后期，明朝青花瓷的生产又出现了上升，但此时，史书记载，库存的“苏青”已经用完。从青花瓷的色料上看，15、16世纪交界时期，进口的色料不多，主要用国产青料。实际上，国产青料很早就用使用，只不过因为含量与进口的“苏青”不同，烧制的结果不如进口“苏青”，因而，在进口能够保证时，国内窑口一般不愿使用国产青料，尤其是进口“苏青”也不很贵的时候，更是如此。
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从嘉靖朝，一直到万历朝，青花瓷的技艺有所进步。但是，此时用于烧制青花瓷的色料已不是大名鼎鼎的“苏青”，而是一种叫做“回青”的色料。所谓“回青”，也就是“回回青”，与“苏青”一样来自阿拉伯。有专家考证，“苏青”与“回青”其实是同一种钴料的不同称呼，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苏青”来自海上贸易，但“回青”来自与西域和中亚的陆路贸易。一般研究瓷器的专家，探讨这个问题解释到这里，找到了答案或结论，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是，我想把这个问题再扩展一点。明朝前期来自海上的“苏青”为何在明朝中后期会被来自陆路的“回青”取代?这种取代对于中国的青花瓷有什么影响?对于明朝历史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明朝前期是郑和称雄海上的时代，从海外进口中国需要的货物很方便，从而使得“苏青”有大量的进口，以至于一直可以用到15世纪后期的明成化年间才用完。当进口的“苏青”用完后，明朝政F再想要进口的时候，却发现不行了。因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出现了一批强盗，这就是葡萄牙人。达伽玛绕过好望角，到达阿拉伯和印度，被欧洲人称为划时代的进步。但是，达伽玛其实在阿拉伯就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还在印度建立了军事堡垒。葡萄牙人还攻占了新加坡，推翻了当地政F，建立了葡萄牙人的政权。换句话说，随着欧洲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几百年来，这条航线上各个亚洲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被彻底打破，一伙欧洲强盗彻底破坏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完全使用武力，建立起自己的贸易垄断。这才出现了15世纪后期，明朝“苏青”库存用尽，不得不改用国产青料的现象。但国内青料当时的效果不好，明朝必须另想办法。
16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野蛮的葡萄牙人占据并垄断了海上丝绸之路，明朝不得不回避海上贸易，改用从陆路进口“回青”。但是，陆路进口“回青”的成本很高，因而我们在这一时期的明代史料中发现，明朝官府对于“回青”的使用严格控制，甚至还制定了防盗措施。到了万历朝后期，连从陆路进口“回青”都很难，青花瓷在明朝终于走向衰落。欧洲人占据海上丝绸之路为非作歹，对于明朝的影响之一是，财政收入下降，于是才有了万历时期张居正的改革中兴。但是，仅仅针对国内的改革，并不能改变日益恶劣的外部环境。由于财力的下降，改从陆路进口“回青”，最终也因成本日益高涨而难以维系。
欧洲人破坏了几百年间形成的亚洲海上贸易环境后，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与远方的阿拉伯、印度贸易几乎中断，较近的东南亚贸易也受到很大影响。大批原先靠海上贸易为生的百姓，因无法从事正常贸易秩序而失去了生计，不得不沦为海盗。明朝中期，中国沿海的一些百姓加入到海盗的行列，就是这个原因。在正常的海上贸易秩序恢复之前，明朝政F很难放开贸易，Z压海盗和倭寇变成当务之急。在海盗平定之后，明朝又开放了海上贸易，但由于欧洲人控制了海路，自由贸易严重被破坏，结果以大不如从前。其实，当时的葡萄牙人只是更危险的海盗。在这场被野蛮的欧洲人引发的海上混乱中，唯一得以自保的亚洲小国家，只有日本。它借助中国的影响力，真正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才使它没有像印度、菲律宾、印尼那样成为殖民地。当代一些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日本当年彻底的闭关锁国，是它日后能够振作的必要条件。
欧洲海盗破坏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贸易，明朝财力下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东北满族发现有机可趁，试图趁明朝虚弱之际，获得自己更大的利益，明朝Z压的能力有限，不能很快平叛。以至于养成后患。此外，整个16世纪，中国的海外贸易还在进行，但是，它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由于欧洲人没有多少实际有用的货物，只能用金银与中国交易，中国的货物反而一直在出口，金银又不能兑换成中国需要的东西，造成的结果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这也成为百姓生计的威胁，引发了民变，或者成为农民起义。用内忧外患来形容明朝并不过分。
从总体上看，明朝中后期，文有张居正，武有戚继光，自然科学有李时珍、宋应星，他们的着作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自然科学成果，人文领域也有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依然毫无疑问地领先于世界。但是，由于对欧洲人到来的深刻影响认识不足，对于欧洲人的本性认识不清，惯常使用的对付外邦的手段，面对欧洲人作用不大，明朝也没能及时找到对付野蛮欧洲人的有效手段，简单来说，守是没用的，必须主动出击，日本式的闭关锁国，如果没有中国做依靠，它也难以自保。种种原因，造成明朝意外地亡于满清。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本文不打算深入描述明朝覆亡的原因，只是把青花瓷的变迁与当时的世界大事联系起来，也许能为我们认识明朝的最终命运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明朝之后，清朝的青花瓷其色料主要是国内色料，由于国外色料难以获得，中国人凭着聪明才智，研制出了同样出色的国内色料使用办法。随着欧洲人掌握了瓷器的技术秘密，中国的青花瓷终于失去了昔日的风光。抚今追昔，我们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
青花瓷器的高潮年代——明朝
瓷器是品味的象征，也是艺术的体现，家中书房摆一件明代的瓷器，就轻易的把我们和遥远的明代联系在一起。历史上，明朝是一个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青花瓷器艺术的高峰期。明代的瓷器已不仅仅停留在单一的色彩上。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不仅能烧造出花纹更为丰富、体形更为巨大的青花瓷器，还从青花中衍生出了斗彩、粉彩和五彩等多种类型。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
独特斗彩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这两件瓷碗一件是没有上斗彩的，而另一件则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
万历极致五彩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永乐三奇宝
永乐是明代青花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佳士得专场推出三件稀有的永乐重器上拍。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绶带耳扁壶，结合了中西方的艺术风格，形制源自伊斯兰地区的器物，造型隽雅和谐，纹饰优美独特，估价逾2,000万港元(Lot1664)。壶身绘有莲花和从奇石中萌发的花草，婀娜曼妙，图案布局对称，花叶枝条作喷泉状向上散射蔓生，并饰以伊斯兰装饰风格的不规则图案，这些图案常见于伊斯兰地区的彩绘砖和金属器，以及某些《可兰经》典籍的皮革扉页。
明永乐青花缠枝葡萄纹执壶，造型挺拔，青花浓艳，在执壶的颈、肩及壶嘴饰以缠枝灵芝纹。壶腹开光内绘折枝葡萄，硕果累累，藤蔓缠绕。开光外饰折枝花纹，近足处饰蕉叶纹，足墙饰海水纹。这是现存唯一以缠枝葡萄为主题纹饰的执壶，为传世中的孤品，殊为珍稀，极具收藏价值(估价:700万至900万港元，Lot1662)。
另一珍品为明永乐青花葡萄纹菱口盘，釉光莹润如玉，青花发色艳丽，盘心绘折枝葡萄，枝叶翻倦，藤蔓缠绕，硕果累累；外壁饰灵芝、牡丹、菊花等十二组折枝花卉。永乐青花纹饰明显地较元代疏朗，描绘手法趋于自然、写实。此器所绘的葡萄纹饰，画工独特，带阿拉伯风情，应是为出口中东专门烧制的，在伊朗阿德比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宫都有收藏(估价:500万至700万港元，Lot1661)。
明代民窑青花瓷的发展历史
在我国明代的陶瓷当中，青花瓷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中除了青瓷、白瓷、青白瓷和彩绘瓷之外，产量最大、使用最广的陶瓷用品。青花瓷装饰是一种瓷器上的绘画，这是将中国的传统国画表现在瓷器上，虽然绘画的笔法因为在坯体上不如在宣纸上流畅，也因此装饰表现上略微粗糙，但是明代各个时期的青花瓷装饰风格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联系，所以在题材选择方面与传统的国画相比内容就更为丰富。
明代民窑青花瓷
明代时期是中国封建专制的社会体制逐渐进入衰败的时期。使得封建传统思想受到冲击，那时的文学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在明中期到明末期青花瓷的艺术风格也有了明显的人文风格倾向的转型。明代民窑青花因此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也因商业的流通，文人思想便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主要在青花装饰上的表现特点，便是用笔犹如书法中的行书，意达而笔到，将这种大写意中的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青花的装饰中来，具有雅俗共赏、格调奔放、典雅敦厚的艺术特点。“民窑绘画意境之美犹如无声之诗，极其自然灵妙。其山水人物画往往简练几笔就绘出远山近水以及人物的动态，清新淡远，耐人寻味。”
在明代陶瓷业的发展中，主要分为官窑也称为御窑与民窑两种。而这其中明代瓷器的烧造和对外销售当中，民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当时朝廷因为规定禁止一部分的彩瓷在民间使用，因此民窑中的青花瓷成为了民间的主要产品。一些远销海外市场的陶瓷也主要以民窑青花瓷器为主。青花瓷作为一种将绘画装饰与日用品相结合的日用工艺品，紧密地将商品交换中的经济价值与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明代时期的官窑青花瓷与民窑青花瓷两者中，民窑青花的传承性很强，因为民窑青花的表现能力比官窑青花的表现更加淳朴自然。这些特点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更加肯定了民窑青花瓷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也因此，青花瓷装饰的创作者不仅要考虑创作出的产品符合世俗想法的要求，还要考虑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审美口味。
在明代时期，郑和七次出海下西洋，也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开拓了一个很大的海外市场，也因此商业贸易方面与民间各个手工业方面比前代都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尤其是在明代万历年间之后，在当时有一大批的走出思想枷锁的美学理论和美学范畴潮流涌现出来，这些美学理论和美学范畴，都有着艺术革新和自由独创的精神。这是一种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艺术思想的崛起。因为这种文学思想精神对于人存在这个本体的意义给予了肯定，也是对个人的价值和个人需求欲望的肯定，于是在民窑青花瓷器绘画装饰的表现方面，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主要以民俗风土为主题，以情爱自由为题材，以及追求人间富贵为内容的装饰绘画开始较多的出现。艺术创作者们在原本单纯简单的花鸟作品中，有的便会加上能够反映这种写意精神的诗词与之相配。
明代的瓷器无论是造型，绘画装饰以及工艺技术都超越了前代的规模。元代的总体艺术风格偏于厚重和繁复，到明代时期便转为轻巧与简练，明代的青花瓷品种更丰富，装饰风格有的清新雅淡，有的淋漓豪放，有的质朴简练。在谢赫《古画品录》“六法”中，首要提及的便是“气韵生动”，其次就是“骨法用笔”，这种强调笔法韵律的审美便在文人画客中流传至今。虽然民窑艺人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六法”，但在青花瓷器装饰上的运笔和形式以及气韵的掌握上都体现了他们不俗的才华。
明代的民窑青花瓷器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装饰风格与表现特点。我们一般将明代的青花瓷艺术分为三个时期，即明代早期、中期和晚期。
1、在明代早期，即从明洪武、永乐、宣德到明正统、景泰、天顺时期，这是民窑青花瓷发展的孕育时期，从装饰方面上来看构图也较为单调，基本以单线描绘为主。这是一种简淡的风格，但它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在善于观察，通过识别抽象或具象的东西，将其概括出来，这是一种简约质朴的绘画风格。虽然没有明中期青花分水技法那样丰富的层次关系，但从美学层面上看，明早期民窑青花的装饰则也是极具特点的。一是装饰极为大气，无论是构图还是画法基本上是一挥而就的，画面概括。二是画法虽然单一，但也正是如此便造成了画法技术的高超水准，在画面中有的笔法加一笔则多余，减一笔则缺少神韵。其三，绘画的画笔造成了整体画面的气势非常连贯。
2、从明中期开始，即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民窑青花得到快速的发展，一方面是装饰的题材比之前丰富，二是绘制技法有了不断的创新，三是创造出与青花色泽极为和谐的胎质釉面，把青花瓷所特有的陶瓷艺术特征从单纯的绘画中完全分解出来。在这个时期内，尤其具有魅力的要数明成化时期的青花瓷了。成化朝时期青花瓷器的精品所具有的优雅韵味是历代青花瓷无法企及的。中期的青花装饰风格较之前明早期的青花装饰有了明显的变化，从画面的勾线来看，明中期的勾线渐渐变得圆润含蓄，没有了之前的粗犷和充满张扬的气概。但明中期的民窑青花瓷中却有着一种特有的雅拙的味道，笔法中虽然不甚流畅，却能给人一种如品好茶般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在深沉的东西。郑玄《<周礼>注》“雅、正也。古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而“雅”便是一个传统的审美准则。而“拙”，在画家看来，生拙、古拙意味着不逞才、不使气。他贵在敛约，在明成化期间我们可以看到“雅”对民窑青花瓷的影响。而民窑中的拙又影响到了青花瓷的装饰中，因为拙是民间美术的最基本的造型风格。外加明成化期间，青花瓷的釉层表面乳浊的感觉更甚，透过那如脂般的釉面观赏青花瓷便有一种神秘的味道。
明代晚期的民窑青花瓷，即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几朝，从这一时期装饰题材上来看，几乎每一类题材都有其极为精彩的代表作品。这一时期便是中国明代民窑青花瓷发展最为全面的时期，题材从反映民间市井生活，农人劳作的情景到文人墨客，神仙题材都有，非常丰富。在嘉靖至万历年间，随着对外贸易的需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作为出口最多的产品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陶瓷之都，而外贸的发展则使民窑青花瓷也吸收了许多西洋的文化，创作的作品中既有生活中的鲜活，又有中国传统画的水墨韵味，将两者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产生出更为动人的艺术形象。
民窑青花瓷的来之于民，用之于民，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保持其淳朴活泼，不事雕琢的民间艺术特色。文人思想的高雅情趣和深远的意境深刻地影响了民窑青花瓷艺术的发展。民窑青花瓷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充实的物质世界，而且以其清晰的格调、淳朴的风格，为我们营造了永恒的精神世界。
历史嬗变 再谈元龙泉瓷的辉煌
观音像
新安海底沉船中元代龙泉窑青瓷阴刻牡丹纹大花瓶人形油灯
龙泉窑自南宋中期起步入鼎盛时期。南宋王朝的覆灭以及元王朝的建立，并未阻止龙泉窑发展的脚步，相反，由于天下一统，南北沟通，经济活跃，文化交融，以及元王朝加强对外贸易的政策与举措，龙泉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调查统计，仅龙泉境内已发现元代窑址310余处，窑场在南宋的规模上沿瓯江两岸分布和蔓延，窑场数量和生产规模空前绝后，呈现出“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织”的繁荣景象。同时，在继承南宋传统制瓷技艺的基础上，随着蒙古族文化的渗透和审美观念的潜移以及市场需求的日益增大，龙泉青瓷在各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器型的演化和新增，装饰手法的创新和渐替，胎釉的嬗变和更代，装烧技艺的简化和成熟，这些循序渐进的变化，使元代龙泉窑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另一方面，元代龙泉窑更注重生产效益和市场需求，生产更趋规模化，各窑场产品在市场中的定位也进一步明确。某些窑场专门烧造供摆设、供奉、祭祀、文房等之用的陈设类器物，这类产品用料讲究，精工细作，多为上层社会和外销之用，可代表元代龙泉窑的较高水平。多数窑场则生产以餐饮器皿为主的日用类瓷，这类产品市场需求量大，多为寻常百姓使用，损耗率高，因此工艺相对简单，质量略逊，价格低廉，但亦不乏精美之作。
元代龙泉窑的胎釉演变
元代龙泉窑是在继承南宋的烧造技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初的产品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精美的陈设类器物，薄胎厚釉，胎质精白细腻，多层施釉，釉色以粉青为主，用瓷质垫饼垫烧，圈足深挖而规整，足内满釉，仅一丝露胎着地，多素面，少装饰，以器物造型和釉色取胜，装饰多为器物外壁刻划莲瓣等。另一类为日用瓷，胎质相对较粗，釉色青翠，有的青中泛黄或泛灰，亦有粉青釉色，用泥质垫饼或垫圈垫烧，圈足底心无釉，亦少装饰。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大以及大件器物的出现，元代龙泉窑的烧造技艺有了相应的演变。在胎釉工艺上，从在薄胎上多层施釉改变为一次施成厚釉，通过控制器坯在釉料中浸泡时间的长短来控制釉层厚薄。一次性施成厚釉既节省人力，降低成本，也节省了时间，缩短了烧成周期。由于薄胎厚釉成品率低，不能满足日益增涨的市场需求，龙泉青瓷的烧制工艺进一步改进，器胎逐渐加厚，出现了厚胎厚釉。为进一步提高成品率，以及出于器物装饰的需要，釉层逐渐减薄，出现了厚胎薄釉。元代龙泉窑从薄胎多层厚釉到薄胎一次性厚釉，到厚胎厚釉，直到厚胎薄釉的过程，也正是窑场不断增多，产量不断提高，国内外市场不断扩大的历程。
如果说粉青色釉代表了南宋中晚期至元代早期龙泉窑产品的正色，那么元代较长时段的龙泉窑产品的正色应该是豆青色。从以粉青色为主到以豆青色为主的过程是和胎质以及釉层的变化同步的。粉青色是厚釉的产物，薄釉层难以再现粉青如玉的风采。胎质的白度降低，加之釉料的些许变化，使釉层稍薄的豆青釉也能呈现如玉的效果。类玉是青瓷的最高境界，从类玉的角度看，豆青釉滋润如玉的感觉丝毫不比粉青釉逊色。明代陆容就曾在《菽园杂记》中说到“……凡绿豆色莹净无瑕者为上，生菜色者次之。”
与南宋中晚期龙泉窑产品的胎质相比，元代龙泉窑产品胎质的白度有所降低，呈灰白色，这说明胎料中掺入了更多的紫金土，提高了胎料中铁的含量，因此在二次氧化的作用后，器物的露胎部分，如人物造型中的脸、手部位，器皿中的圈足底部及露胎的贴饰等所呈现的“朱砂底”似乎比前朝产品的颜色更深、更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在龙泉道太乡上年儿元代窑址中曾出土“类哥窑”碗一件、盘两件及部分同类瓷片。与前朝的黑胎开片瓷，即所谓“哥窑”类相比，前朝多为薄胎厚釉，胎质较疏松，胎色黑或黑褐，属精工细作的产品；而这种“类哥窑”器却为厚胎薄釉，胎质致密，胎色灰褐，无论胎质和胎色均在黑胎和白胎之间，制作不甚讲究，似属大众产品。以其中的盘为例，盘高4.5厘米，口径16.2厘米；釉色灰青，釉层薄，但乳浊滋润；开细碎纹片，细察之似有“金丝铁线”；内底饰一道阴刻弦纹，内底心无釉，应为叠烧所致；圈足底部及底心均无釉，呈灰褐色。虽然此“类哥窑”器在已发现的元代龙泉窑窑址中绝无仅有，但其或许对研究和分析元代龙泉窑从薄胎厚釉到厚胎薄釉的转化以及历史上关于“哥窑”的许多悬疑提供了一个线索。
元代龙泉窑的装饰特征
元代龙泉窑一反前朝“少装饰，多素面”的风格，运用刻、划、印、贴、镂雕、捏塑、露胎等各种装饰手法对器物进行装饰，使产品更加精美。
北宋龙泉窑多采用刻、划装饰。与之相比，元代龙泉窑的刻、划多采用浅刻，以阴线为主，阳刻者入刀也较浅。一般装饰于瓶、盘、炉、罐及碗、杯类器物上。内容多为花卉瓜果之类。刻、划装饰在元朝前期运用较多，随后日趋减少。
印是元代龙泉窑运用最广泛的装饰手法。由于印花具有与刻、划花类似的装饰效果，且工艺简单，工效高，适合批量生产，符合规模生产的要求，故被广泛应用。印花的种类较多，手法不一。从形式上区分，可分阳纹和阴纹两大类，阳纹与阴纹又均有线态和形态之别。线态用阴线或阳线以白描形式勾勒出花纹形状，形态的效果则是将纹饰形状整体凸现或凹陷而产生的，两者一正一反，装饰效果迥然不同。从工艺上区分，可分为模印和戳印两大类。模印一般印饰于器物外壁，如碗、洗外壁的莲瓣等，以碗、盘、洗、炉、罐类器物外壁易于脱模的器型为主；戳印则大多印饰于敞口器物内底，如碗、盘、洗类内底心印饰花卉动物图案等。
贴也是元代龙泉窑盛行的装饰手法。贴饰工艺是从模印中脱胎而来的，操作时在印模上压制出带有花纹的泥片，然后装贴在器物表面，由此呈现出比印花更凸显的浮雕般的装饰效果。瓶、罐类器物表面的缠枝花、龙凤、云朵等，碗类内底的荔枝、团花、朵菊、金龟等，洗中的双鱼，炉类外壁的铺兽衔环和兽头等，盘中的龙、云、仙鹤等，这些造型和纹样运用十分广泛，题材多种多样。在原有贴花后施釉的基础上，元代龙泉窑创造了露胎贴花装饰，这种新的装饰手法运用了龙泉窑传统“朱砂底”的原理来装饰器物，亦即露胎处经烧成冷却后二次氧化呈朱砂色，如碗心鲜红的荔枝或橙红的朵菊，盘中朱砂色浮雕般的朵云和仙鹤，装饰效果十分明显，青釉朱纹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由于镂雕、捏塑手工强度大，费时费工且成品率低，不符合规模生产的要求，故在元代并不多见。镂雕多饰于瓶类器物上，或饰瓶颈一段，或分段饰之，亦有遍布器身的。由于镂雕器物烧制时容易断裂和变形，故非十分精美之器绝少采用。捏塑多为手捏动物或人物造型，如“立鼠水盂”中的老鼠，“舟形水滴”中的人物等，也有以捏塑单独成型的，如一些小型的动物俑、人物俑等。
元代龙泉窑的纹饰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寓意含蓄，内涵深厚。除沿用传统的带有宗教吉祥意义的云雷、莲瓣、万字、龙凤、如意、八吉、八卦等纹饰外，大量的植物和动物题材开始广泛流行。植物纹以花草瓜果纹为主，如荷花、牡丹、芍药、梅、兰、竹、菊、灵芝、芙蓉、葵花、牵牛花、蕉叶、树叶、藤枝、蔓草、桃、李、葡萄、石榴、枇杷、甜瓜等。动物纹多为飞禽走兽形象，如龙、虎、凤、鸡、狗、马、羊、鹿、鸳鸯、水鸭等，鱼、虫、龟等也很常见。同时文字款亦比较流行，通常在碗盘类器物内底心戳印“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吉”“吉利”“吉昌”“福”“禄”“寿”“禧”等吉语吉词。也有与图案搭配组合的，如在戳印“福”字旁戳印鹿纹，其意为福禄双全。文字款中另有一类为窑场或窑主的记号，如“国器”“清河制造”“项宅正窑”“石林”等，以及如“张”“李”“刘”等姓氏文字。这种文字款表明了当时戳印的广泛使用。值得重视的是元大都遗址及龙泉大窑、源口、安仁口等元代窑址中所发现残器、瓷片上的八思巴文，其内容多为百家姓氏和吉语，有八思巴文单独使用的，亦有与汉字搭配组合的。八思巴文是元朝政府强制推行的新文字，但阻力极大，直至元朝灭亡，其使用范围仅限于官方。从这点看，龙泉窑受到当时政府极大的关注和重视。
由于元代龙泉窑注重纹饰，因而留给人们更多的信息和更大的认识空间。另一方面，纹饰特别是印贴纹饰的逐渐推广，与元代龙泉窑从薄胎厚釉渐次向厚胎薄釉过渡息息相关，两者异轨同步。显然，薄胎不适宜印、贴和分段衔接，厚釉只会使纹饰变得模糊不清。认识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处于龙泉窑鼎盛时期的元代，其制瓷工艺上的这种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产品的影响，也就更能把握演变过程中各时期产品变化的脉络。
元代龙泉窑产品概貌
元初，产品种类沿袭前朝。随着市场需求日益增大，窑场数量逐渐增多以及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品种层出不穷，各种器型丰富多彩。由于制瓷技艺已相当成熟，各窑场产品虽仍有良莠之别，但质量上的差异明显缩小，已不能像前朝那样用精美器物和大路产品的标准来划分。相比之下，产品的质量差别更多地体现在器物的功能类别和产品走向上，一般而论，陈设类瓷及外销产品质量相对较高，日用类瓷及供百姓大众使用的产品质量相对略次。
龙泉窑自南宋中晚期起在部分窑场仿照青铜器、玉器、漆器造型制作器物，如鬲式炉、鼎式炉、簋式炉等炉类，琮式瓶、贯耳瓶、胆瓶等瓶类，以及觚类、洗类、盘类等。这些窑场集中于龙泉大窑、溪口一带，所产器物分白胎青釉和黑胎开片两路，以白胎青釉居多。产品流向多为贵族王室，故被后人称为“龙泉仿官”或“龙泉官窑”。出于依样定制的原因或者多用于礼仪祭祀等场合的需要，这些器物在仿制时循规蹈矩，制作上一丝不苟。入元后，黑胎开片一路基本消失，只剩白胎青釉一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时尚的变迁，这类器物的功能由宗教礼仪嬗变为陈设收藏，其产品流向除皇宫贵族等上流社会外还走向文人雅士、豪门富商，更多的则是出口外销。因此，生产这类产品的窑场逐渐增多，除大窑、溪口以及邻近窑场，如金村、岙头、石隆、高际头等均有烧制外，安福、安仁口、道太等龙泉外围的窑场亦有大量生产。器形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已不需要一板一式地刻意模仿，而是在仿照大致模样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入了创造性，实质上已经大大超出仿制的范畴，属于陈设瓷品种的创新。而对于文具、茶具以及一日三餐的碗盘之类的制作，则赋予了更多的变化和创意。
炉类器物似以继承为主，但器型变得更灵活、更随意。鼎式炉、鬲式炉等的三足增高增粗，器型变得端巧不足，厚重有余。簋式炉器身增高，口沿外翻幅度加大，双耳装饰较灵活多变，如龙耳、鱼耳等多有变化，有些简单得只用泥条、泥片粘贴，为了减少器物变形，提高成品率，双耳也相对缩小。樽式炉器身渐渐变得上大下小，器身刻饰数道宽凸的弦纹或贴花，器底渐凸，三足渐缩，甚至器底落地，三足悬空，这也与适应烧制有关。
瓶类器物种类十分丰富，产量很高。常见有梅瓶、缠枝牡丹瓶、玉壶春瓶、胆瓶、长颈瓶、琮式瓶、白菜瓶、吉字瓶、双耳环瓶，以及天球瓶、开光八角瓶等。除一些小型瓶外，瓶身或多或少以刻、印、贴等手法饰以花纹，瓶体增高增大，数十厘米高的花瓶大量出现，最高的可达1米以上。
洗作为文具是元代龙泉窑中较为独特的产品，产量极大，器型变化多端。依据口沿变化，有圆唇、宽唇、敞口、敛口之分；按照腹壁形式，有鼓腹、弧腹、折腹、直腹之别。洗的种类很多，名称不一而足，一般把平底、矮圈足、腹壁较盘深的均称为洗。常见的有双鱼洗、蔗段洗、直壁洗等。蔗段洗因器形如一束蔗段而得名。双鱼洗自宋代起就已出现，但并不流行，其鱼纹多为刻饰。与前代不同，元代双鱼洗十分流行，因此被后人认为是元代龙泉窑的典型器型。双鱼洗形式多种多样，尺寸也各不相同，有外壁光素的，但大多皆刻印莲瓣；内底鱼纹有戳印阴纹的，有贴饰施釉的，有贴饰露胎的；甚至还有双鱼一阴一阳，即一枚戳印阴纹，一枚贴饰阳纹的。某些尺寸较大者有贴饰四枚鱼甚至八枚鱼的，但并不多见。
盘和碗是元代龙泉窑产量最高的品种。盘类器物普遍器形较大，直径30多厘米到40多厘米的大盘十分常见，最大的甚至可达70厘米。大盘内壁和内底一般均有纹饰，如刻印荷花、牡丹、鱼纹或贴饰云龙纹等。一些大盘还制成花口。这类盘大多制作精细，釉层丰厚，显然不为日常所用，故被人称为“牲盘”，应为宗教祭祀盛置供牲所用。小型盘通常于内底戳印阴纹动物、植物，或贴饰荔枝、团花纹等。有更小者被称为碟，多有花口，碟内印饰蔓草等，元代后期起较为多见，明代较为流行。碗类器物与盘类不同，虽品种繁多，却以大众日用为主，产量最高的为直口深腹碗和翻口深腹碗。直口深腹碗内壁饰一些常见花草，外壁或光素或单线勾勒简单的莲瓣纹。翻口深腹碗一般少有纹饰。较精细的有莲瓣碗，这种碗在前朝十分流行，外壁的莲瓣大多刻饰而成，而进入元代不久，多用印饰代替，因此，其莲瓣相对肤浅，瓣头狭长，瓣脊模糊甚至消失。花口碗和花形碗也较常见，制作相对精细。高柄碗或名高脚杯，又名马上杯，器身属碗不似杯，柄较高，缘于蒙古族在马背上进行礼仪活动时举杯之需，属新创器型。此类产品明代相袭生产，但入明后杯口渐小，腹渐深，脚渐长并分节，有的还将杯身制成六角或八角状。
罐类器物也不少见，最有名的是荷叶盖罐，大小各异。与前朝大多通体光素不同，元代的荷叶盖罐外壁一般都有纹饰，如云龙、花卉、缠枝等。曾有外壁一周刻饰行草“美酒飘香”或“美酒清香”四字的，说明此物应为盛酒之器。较大的荷叶盖罐在成型后将底部挖空，然后填以比挖空略大的、向外微凸的饼状坯，再施釉烧成，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厚重的圈足开裂。有一种俗称“芋头罐”的小盖罐也十分多见，其形与荷叶盖罐并无二致，只是器高仅数厘米，盖为饼形，这种器物形制统一，数量不少，用途不详，似为元代特产。另有一种小口罐，为模印上下两段衔接成型，器身布满凸线印纹，腹中部有一道接痕，小口，平底，无耳或有一对系状小耳，此种器物亦很常见，传闻多为出口之用。
元代龙泉窑已普遍使用印模成型工艺，即“模范成型”，器物有光素的，亦有带纹饰的。有纹饰者一般在模子中刻出阴纹图案，印成器物即为阳纹图案。一些简单的器物如碗、盘、洗类可以一次压成，较复杂的器物如瓶、罐类则分段压模，衔接而成，因此器物常有接痕。如一种莲蓬形的莲花盏，器物虽小，却有一道明显的接痕。某些器物在接痕处进行装饰，如一种小型的双耳环瓶，三段衔接，两道接痕处以带状贴饰，其构思十分巧妙。方形器如琮式瓶，以及六角器、八角器和某些人物造像等则用分片模压粘合而成。模印成型的广泛使用既大大提高了工效，又统一了器型，顺应了规模生产和大量供货的趋势。与此同时，装烧技术进一步改进和改善：间隔垫器因物施材，灵活多变，有瓷质的，也有泥质的；有垫饼、垫圈，还有圆柱状、喇叭状、三足状垫器等。某些碗、盘的内底心饰以较大的露胎贴花，装烧时其上叠装，露胎的贴花既是这件器物的装饰，又是上件器物的垫器，这样既提高了产量，也不影响产品的质量。装烧上的灵活实用、器物成型和装饰上印模的广泛使用，以及大件器物的大量烧制，都表明了元代龙泉窑制瓷技艺的高度成熟。
无庸讳言，元代龙泉窑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在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青瓷产品的同时，也悄悄地越过了龙泉窑制瓷史上的顶峰。进入元代晚期后，这个声名显赫的窑系为应付庞大的市场，已隐现出质量下滑的端倪，这一隐患对其后的陶瓷发展进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国陶瓷历史中的青花瓷概述
青花瓷是瓷器大家庭中的一个品种。所谓“青花”，青者，乃青色之意，而花者，则为花纹。这些瓷器或单色，或三彩，品种繁多，釉色丰富。
青花瓷在我国源远流长的陶瓷文化中，汇聚着千姿百态的陶瓷器，而其中的瓷器更是“独领风骚千百年”。这些瓷器或单色，或三彩，品种繁多，釉色丰富。特别是傲立于世界陶瓷艺术之林的青花瓷，更以其独特的风韵受到人们的青睐。
回眸历史青花瓷是瓷器大家庭中的一个品种。所谓“青花”，青者，乃青色之意，而花者，则为花纹。也就是说，瓷匠在事先做好成型的胚胎上，用钴料在其上面绘制花样纹饰，然后再施一层透明釉，用1300度左右的高温一次烧成，釉下便呈现出蓝色花纹，人称“青花瓷”。
这种青花瓷通常以白色衬底，蓝色的花纹也不尽相同，且各朝代都有其不同的风格，花鸟鱼虫、飞禽走兽、人物仙佛、民间传说等等，各种题材几乎都有涉及，不仅具有传统的中国水墨画的艺术效果，给人一种清新、雅洁、明朗的视觉享受，而且由于其“花”在釉下(即“釉下彩”)，不易磨损和褪色、花纹稳定等优点，故而自问世以来就一直受到人们的追捧。
除此之外，不可否认的是，青花瓷还具有其他瓷种不能比拟的优点，无论是原料还是制造上，前者所含钴的天然矿物，不仅国内有，国外也可进口，原料比较充裕；而后者在烧制中窑内气温对其影响较少，因此成品率相对较高。这就决定了青花瓷在所有瓷器中所呈现的独特魅力。
趋于成熟关于青花瓷的起源，史料曾多有记载。但据古陶瓷研究专家李正中和朱裕平合著的《中国古瓷汇考》一书中说，早在1300多年前的唐代早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制成了以钴为呈色剂的白釉蓝彩罐钮。1948年，我国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出土的白釉蓝彩三足罐和1988年在河南鹤壁市集西部唐瓷窑址中出土的釉下彩绘残瓷碗等，均佐证了“青花瓷是中国人发明”的。只是到了元代中后期，青花瓷在经过长期的酝酿探索中，才完全成熟并得到了蓬勃发展。
而明清两代，青花瓷则更加成熟，烧制窑口几乎遍及大江南北，其中尤以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为最，从而使之成为了中国青花瓷器烧制的主要产地，官窑的精致不凡，民窑的质朴庄重，有不少甚至还越洋过海，远销世界各地，成为了中国瓷器业的代表与象征。
青花瓷的款识分类和历史变迁
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到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
历史
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着的成效。不但国家机关、人民大会堂和我国驻外100多个使馆选用了青花瓷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宾馆、饭店，甚至单位团体、家庭等几乎都用青花瓷器。更值得一提的是，青花瓷器已成为我国外交礼仪上的珍贵礼品。如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周恩来总理送给他一套名贵青花餐具;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以青花文具礼赠日本皇太子、福田首相。1979年人民瓷厂生产的青花梧桐餐具荣获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1984年又荣获法国莱比锡、捷克布尔法、波兰波兹南国际博览会三枚金质奖章。
现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从总体上看，釉质白里泛青，青料发色青翠，造型美观大方，装饰有古朴典雅的艺术效果。在众多的青花品种中，人民瓷厂生产的“青花梧桐餐具”是青花瓷中的代表产品。它由数十件乃至一百几十件大小不同、器型各异的瓷器配套组成，器型轻巧大方，轮廓秀丽匀称，线条工整细腻，色彩和谐诱人。
“梧桐”是指青花传统画的名称，“梧桐”为呈吉祥之意，这是根据我国民间传说“梧桐引得凤凰来”的美句而定的。画面通过点、线、面的巧妙结合，对江南的园林风光做了理想的描绘：近处是石桥杏仁、花鸟树林、楼台亭阁，远处是层峦叠嶂、平波荡舟，如此湖光山色，确有“白浪青峰非人间”的意境。艺人运用中国画散点透视法，将繁杂的景、物、人铺叙在一幅画面上，运用吊珠图案装饰，中间衬以民间象征吉祥的“八宝”图案纹样。整个画面构思深邃，寓意深刻，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东方艺术风格。优秀画面除“梧桐”外，还有芙蓉、海棠、满莲、敦煌、双龙、锦葵、金鱼等装饰，或丰满严谨、端庄秀丽，或挥洒自如、诗情画意，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
款识
我国古代青花瓷，绘画装饰清秀素雅，瓷器底部的文字，图案款识种类繁多，各个时期的款识均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根据青花瓷款识的形式、种类来看，主要可分为纪年款、吉言款、堂名款、赞颂款和纹饰款五大类。
纪年款
在青花瓷上，用写、刻、印等方法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款识，称为纪年款。我国古代瓷器款识，以纪年示为主，纪年款又帝王年号的年款和以天干地支表明年号的干支款两类。明代永乐年间，在青花瓷上开始出现纪年款，篆书字体飘逸流畅，边饰莲瓣纹。宣靖款端庄刚劲。成化款铁划银钩，釉面有云蒙气。嘉靖款笔画粗重，劲中藏秀。前人曾将明代纪年款归纳为：“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五句话。清代康熙款字体工整，青花料色明丽。雍正款楷书苍劲有力，格式讲究。乾隆、嘉、道光款多为篆体，字体排列紧密，犹如一枚篆印。近代款识中“江西瓷业公司”款较多，楷书秀逸，其中还有英文款识“CHINA”，是近代出口瓷的标志，是青花中最早使用的英文款。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很少，有“大明年造”等，字体草率。书写得很随意。
吉言款
书写含有吉祥寓意的词句，民间青花瓷上常普遍见到。字体多为行草，潇洒飘逸，一气呵成。“福寿康宁”、“长命富贵”、“万福攸同”等语句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堂名款
以典雅的堂名、人名书写在瓷器上，作为私家收藏的标志。有“浴砚书屋”、“若深珍藏”、“白玉斋”等。堂名款瓷的制作精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赞颂款
寄托了陶瓷艺术对瓷器的喜爱之情，如“玉石宝珍”、“今古珍玩”、“昌江美玉”等。“哥瓦弟玉”四字款，清新俊逸，很有意思。“瓦”即陶，比瓷器历史悠久，是为大哥，而瓷又比美“玉”更洁白光润，“玉”就只能屈居为“弟”了。
纹饰款
又叫“花样款”，以简练的图案装饰器底，为民间青花瓷的特色款识，与篆刻中的“肖形印”有异同工之妙。图案有博古图、暗八仙、八吉祥等。纹饰款中的“豆干款”为菱形框架结构，犹如现代建筑中的高楼大厦，是民间作坊的记号，又叫“花押”。
青花瓷韵在现代居家餐厅的体现
产自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是我国世界闻名的众多瓷器中的一种，被世人誉为人世间的瑰宝。据史书上記载，它最早出现在唐代，明清两朝当属最鼎盛的时期。它在每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艺术美感，而在现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青花瓷不仅继承了古代的精巧的手工工艺，还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创作、创新，又形成了其在这个时代的独特魅力。而在中国陶瓷的发展史上，青花瓷不是最早出现的瓷器，在它之前，亦有很多的优秀的瓷器面世，例如青瓷、黑瓷、彩瓷等，青花瓷是继它们之后出现的，自它出现之后，就受到众多的青睐，尤其是很多的皇室贵族、达官显贵，尤为热爱。也因此，它在瓷器界被公认为是一朵艺术奇葩。
1、在室内外设计中的应用现状
广大的设计师把青花运用到了室内设计中，，白底蓝花在墙面上作为装饰，打破了纯白墙面的单调感，在室内采用一些具有青花瓷元素的小摆设，使得整个室内的氛围相统一，让人感觉清新自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当代社会上的一些顾客对于文化涵养的追求。
青花亦可融合到室外景观设计中，例如，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江西馆的建造，，其主要是以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为元素，从造型上来看，形似三个大小不一的矮罐连接而成，在外面则是以独特的青花作为装饰，白底蓝花的色彩搭配，足以凸显出青花瓷特有的东方雅韵。
2、青花瓷装饰纹样的类型及特点
2.1 植物类纹样。莲花纹，造型大方，美丽。它是青花装饰纹样中尤为重要的植物纹饰。它在佛教中有象征意义，是中国人民用来追求幸福、表达吉祥的纹饰。
牡丹花纹，灿烂大气，富贵繁华，寓意吉祥美好，故受世人所喜，并将其作为一种装饰素材而广泛应用。
菊花纹，因为菊花可以清热解毒，延年益寿。它也是我国古代让众多诗人歌颂的名花之一，所以它被寓意长寿和一种高傲不屈的情操。
岁寒三友（松、竹、梅），在历史性十足的器皿物体、服饰中，都经常采用。常被用来形容友谊长存。
2.2 动物类纹样。龙纹，龙在古代是皇权的标志，在当代，则意味着五十六个民族的精神。
凤纹，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着美好。
鱼纹，鱼通余，所以鱼纹常常寓意富足有余。
2.3 辅助类纹饰。云纹，天空的云朵，轻逸自然，变幻莫测。象征吉祥，也有自由飘逸的美感。
回纹，因其纹饰的形状特点和“回”字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被命名为回纹。由于它的特点，所以它经常用来装饰一些器具的侧边和底部。
3、青花瓷韵在现代居家餐厅中的体现
3.1 青花中的“蓝”、“白”艺术。青花瓷从色调上来说，明艳而不俗气，鲜亮而不轻佻；从观赏性上说，明亮、安定；从工艺上来说，既可远观，亦可近赏，一句“远看颜色，近看花”足以表明工匠的手艺何其高。以视觉感官来说，蓝白的色彩搭配使人赏心悦目，这就是它独特的韵味美。将青花中的“蓝”、“白”两种色调作为主基调，二者相辅相成，凸显本身的色彩美。
3.2 青花瓷装饰纹样元素在现代中式餐厅的彰显。因为民族性与地域性的关系，中式传统的装饰风格，都有其不一样的装饰特点。在“青花瓷韵”主题餐厅的设计中，将青花瓷图案融人进去是极为重要的。在餐厅的人口处，起隔断作用的造型墙，以牡丹花纹作为装饰纹样，布满整面，在白色墙体的衬托下，显得越发明艳、鲜亮，采用牡丹纹样象征富贵吉祥。在餐厅的就餐区域采用佛教象征的莲花纹样，和松、竹、梅三者组合的岁寒三友图案象征了友谊长存、生生不息的精神，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体现出了自己特有的魅力。现代中式风格的室内设计尤其注重室内文化氛围的营造，这主要表现在室内的陈设艺术上，偏中式的家具，搭配上一些特色的青花瓷瓶、瓷盘来做摆件，局部陈设加入一些盆景、古玩等，增添空间的文化氛围，彰显东方古国的独特韵味。
4、结论
将青花瓷韵运用到现代居家餐厅的设计中，这样取其精华，传承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一种优秀美好的设计理念。则青花纹样在现代设计运用中多用于陶瓷和纺织品的设计上，也可用于室内的装饰设计。空间整体的装饰氛围则主要靠色彩来给人最直观的感受，青花纹样的蓝白色调决定着空间的氛围与意境，这种意境恰恰就是决定人们第一眼印象的重点。
陶瓷文化：钧瓷的辉煌历史
钧瓷作为古代的五大名瓷之一，有着辉煌的历史。现在，钧瓷的辉煌历史又新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钧瓷国礼已成为中国国家外交的一种赠送礼品。
图：钧窑瓷器收藏品钧瓷三羊开泰
7月12日，新华社发布的一幅图片引人注目。当日，朝鲜举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50周年纪念活动，出席活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向金正日介绍所赠送的国礼——钧瓷《大成盛鼎》。
《大成盛鼎》的创作者正是大宋官窑。这几年，有关大宋官窑的新闻不绝于耳：
2011年1月18日，胡锦涛主席访美时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赠送的钧瓷国礼《妙德吉祥》，来自大宋官窑。
2010年9月27日，胡锦涛主席向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赠送的钧瓷肖像版画，也来自大宋官窑。
胡锦涛主席对中国的陶瓷文化见解独到，对钧瓷情有独钟。2009年12月12日，胡锦涛主席在向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介绍大宋官窑创意的《如意尊》时，极其简练地概括了其深刻内涵：尊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器具，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钧瓷是中国陶瓷优秀的一支。
大宋官窑，已成为钧瓷国礼的代名词。正因为如此，2011年年初，由上海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收藏》杂志等联合主办的首届当代名窑评选中，大宋官窑的钧瓷与福建德化陈仁海的中国白、景德镇熊建军的珐琅彩、龙泉正聪的青瓷等一起被评为“十大名瓷”，大宋官窑荣列“十大名窑”之首。
多年来，大宋官窑在与国内众多名瓷的同场竞技中风骚独领，大宋官窑的每一次闪亮登场，每一次一枝独秀，都让钧瓷界为之振奋。钧瓷以帝王之气的伟岸身躯，披着釉具五彩华丽的盛装，在伟大的复兴之路上疾步前行!
在对大宋官窑的颁奖词中，当代名窑评委会有这样一段话：大宋官窑以复兴中国奢侈品品牌为己任，秉承我国宋代官窑的制瓷精神，坚持窑火凝珍、求珍去凡的制瓷理念，矢志不渝，精益求精，走出了一条陶瓷精品品牌路线。
浙江萧山:辉煌的陶瓷历史
日前，浙江萧山博物馆编著的《萧山古陶瓷》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图册精选了萧山博物馆馆藏和从民间征集的237件珍贵古陶瓷的图片，是萧山第一部文物专题类的书籍。它展现了萧山作为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的辉煌的陶瓷历史。有业内人士说，县区级的博物馆出版如此厚实的古陶瓷图片书籍，在全国实属罕见。
左图为越窑青瓷武士俑,右图为越窑青瓷仕女俑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考古资料表明，萧山制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桥文化时期。早在商周时期，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的窑址就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萧山、绍兴等地。因此，“萧山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之一”这一论断，在全国的文物考古界已属定论。古陶瓷文化是萧山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萧山博物馆馆长施加农是《萧山古陶瓷》一书的主编。他认为，萧山能够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之一，是有历史渊源的。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为募兵勇制兵器灭吴，将老百姓的金属器具收缴一空，动员百姓尽量使用陶瓷器具作为生活用品，客观上促进了陶瓷业的迅猛发展，使越国成了中国瓷器的发祥地之一。
收集在《萧山古陶瓷》一书中的237件珍贵古陶瓷图片，既有萧山出土的文物图片，也有博物馆在民间征集的珍品图片。这些古陶瓷都属于国家三级以上文物，上至新石器时代跨湖桥文化时期，下至唐宋时期。收入最多的是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西汉时期的原始瓷器，东汉时期的成熟青瓷。这些陶瓷都是古陶瓷中的珍品，许多为国内少有。
施加农说，萧山作为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的古陶瓷历史，非常值得萧山人骄傲。出版这本书就是希望让大家了解萧山古陶瓷的辉煌历史，进一步发掘这个文化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