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罐多瓶少的原因

细心的收藏者会发现,在传世和出土的瓷器中明代的罐多于瓶,而清代却瓶多于罐。这是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首先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和人文风俗说起。

中国古代人原本就很在乎避讳,在当时社会大兴文字狱,对同音字发音格外谨慎,重要到了要命的程度。明太祖(朱元璋)和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有大兴文字狱记录,刑罚残酷,株连众多:

有一年元宵节,明太祖看见一张画,画的是一个妇人怀抱一个西瓜骑在马上,那个马的脚很大。朱元璋勃然大怒,认为此画是在有意讽刺马皇后脚大。马皇后是淮西人,“淮"与“怀"谐音。于是开始大杀京城居民中所谓“不守本分者",人数达数以万计(“黑春秋"丛书《十大屠杀》)。明代万历、崇祯至清代康熙年疠疫流行。最严重的是1641年,直隶、山东、安徽、浙江、贵州、湖南等地疠疫大作,山东东明县等地白骨积山,遗骸遍野(《古代治疫经验》)。人们可望平安生活,希望仕途得到升迁,于是清代《平升三级图》为瓷器纹饰流行。瓷器上绘瓶(平)、笙(升)、三戟(三级),以谐音取其意。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过去的明、清代人不同的心境。应当说,古代中国既然“罐"叫人贴心,而“瓶"须套用三个谐音,方可“官运亨通"。那么,经历了文字狱的明朝百姓,对龙泉青瓷罐(寓意清官)、白地青花罐(寓意“为官清白")等罐类器物情有独钟。

于是,颇具雄风的各类罐应运而生,在迷信谐音能带来好运的明代人中罐越做类型越多,并崇尚大罐(大官),成了兴旺门庭的吉祥物,成了劝人读书、讲礼教的陈设品。它们的用途与品位,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并取代瓶,成为人们居家陈设的重要物品。到了成化年,宫廷居然史无前例地烧制了“天"字罐,该罐的意味更为深远。此外,出现在正德、嘉靖青花罐上的一些孔雀纹、锦鸡纹及仙鹤纹、锦上添花纹等明示世人,说明罐的主人的社会心态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为罐上装饰了一些只有明代的公、侯、驸马等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文官才可使用的动物纹(《明史·舆服志》),而这类纹饰,除了香炉上出现武官二品的狮子、九品的海马纹以外,在明代瓷器的其他器形上,则难得一见。

另外,从明代罐上盛行的各式高士图、祥云纹、瑞果纹、婴戏图、月宫图等一些装饰题材上,亦可知晓人们对罐所寄予的深情厚望。譬如万历时期的一件五彩开光人物罐其菱花形的四开光内分别绘“吹箫引凤"、“举案齐眉"、“指日高升"、“状元折桂"等民间传说故事,把文人的心声渲染得淋漓尽致。由此说明,明代大部分罐,并非传统概念上的盛贮器,由于罐的谐音此刻代表一种境界,罐便具有了其他器物不可替代的文化内涵和使用功能。

由于罐在这一历史阶段不负众望,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所以,获得明代各阶层人士的青睐,成为明代景德镇窑琢器生产中的大宗。同时,在明末,在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的状况下,莲子罐和粥罐的应运而生,对构筑当时的文化生活和提升百姓的精神追求、文化心态,无疑是有一定的社会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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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民窑日用瓷器产量多销路大


历代民窑日用瓷器的品位和产量、销量,难见史料有详细记述。现在想了解那些品种产量销量,靠史料是难得解答的。日用瓷随用随破,破碎之后,可说去路只一条,就是作为垃圾埋入地下了。因而,从全国各地地下出土的瓷片,窥见历代瓷品的品种和产量销量,成为没有办法中的可行办法。

据我多年天南地北捡集瓷片的经验,印象中,所见次数最多的品种是明代后期到清初之间的青花团螭碗。这种碗从已知标本得知,始于明嘉靖年间,“大明嘉靖年制”款的瓷器多有出土,我本人也在北京、南京和景德镇检集到嘉靖年款的碗底多个。嘉靖画法,总的看较为工细,器型也有嘉靖特点,胎薄而较规矩,可视为初创期。到后来,画面才逐渐从具象向抽象演变,到崇祯时已出现完全的抽象画面了。这时有些器皿瓷质粗糙,估计产量相当多。

说团螭碗产量多销路大的依据,一是出土数量多,天南地北足迹所到之处,几乎处处能遇到这种碗底;二是出土地域广,不仅城镇闹市有,高山、海滨和穷乡僻野都有出土。例如五台山上,在山顶一个小庙周围也能捡到团螭碗残片。又如五夷山顶,也能见到相当完整的碗底。一位友人赠我从北京慕田峪长城烽火台里捡到的残片中,竟也有这种碗。南京王志敏先生曾收集到“庚午科制”团螭碗底,是当年崇祯科考考场的专用瓷。可见,城乡百姓、山中僧道、戍边士兵和科考员生,都用到这种碗碟了。

从器物纹饰看明代各朝梅瓶的变化发展


明代各朝梅瓶除以白釉、蓝釉、红釉、青釉、绿釉等作饰外,主要采用青花绘画的技法而成,个别的也采用刻划工艺。其构图主要承袭传统的二种形式,一种自上至下以排列整齐的多层图案组成,另一种则在器身随意绘画纹样,由此可知明代各朝梅瓶装饰的变化不在纹样的构图上,而在图案的具体绘画上。

明代洪武梅瓶在承袭元代图案排列满密、布局却井然有序的风格的同时,在具体绘画上则有了明显的变化,纹样一改元代大花大叶的特点,而趋向写实,画笔硬朗,画风洒脱,线条活泼流畅而不失刚劲有力之感,图案以花草树木、云龙、松竹梅及扁菊纹为典型。其中扁菊纹的花芯内有斜直纹,复合菊瓣的外层,一侧留白,另一侧填彩。胫部所绘变体仰莲瓣纹,也由元代各花瓣的独立成体,改变为合用一条公共边,由于节省了空间,所以洪武梅瓶的变体莲瓣纹瓣数较元代增多。

永乐梅瓶画风较洪武有了明显的变化,画面布局疏朗,纹样由洪武的多层改变为三层(中间一组主纹,上下二组辅纹,其间用弦纹间隔),纹样中间的空白较洪武增多,画面绘画精细,线条生动活泼,主题纹样以缠枝莲花、折枝花果及桃树等纹为主。肩部辅助纹样则为缠枝、如意云头、折枝花果纹等,胫部流行缠枝灵芝、折枝花、朵花及蕉叶纹等。元代、洪武常见的胎部变体莲瓣纹在永乐朝并不流行。

宣德梅瓶纹样和永乐相比,龙纹明显增多,以海水龙、云龙及螭龙为典型,龙纹形态变化多端,矫健而又凶猛。除龙纹外缠枝花亦颇为流行,但宣德梅瓶上的缠枝花较永乐的布局满密,朵花变小,一件瓶上往往由牡丹、菊花等多种花卉组合在一起。胫部辅助纹样又以变体莲瓣纹为常见,但较以往的莲瓣瘦长,而且多为复合莲瓣纹,第二层莲瓣一般只见尖端,有的两莲瓣间还留出一条空边,以示第二层莲瓣,变体莲瓣内的花纹亦各有变化。肩部辅助纹样除与胫部呼应的变体莲瓣纹外,还流行如意云头及兽面纹等,其中如意云头纹虽是元以来的流行纹样,但宣德的如意云头较小,一周如意云头的数量增多。肩部与胫部的纹样往往上下呼应,如肩部是变体莲瓣纹,胫部也是,肩部是如意云头,胫部也相同,只有个别是例外的。器身三组纹样一般多自然分层,不用弦纹间隔。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梅瓶的纹样在宣德的基础上又有明显的变化,就目前已发表的资料看,此三朝梅瓶的主题纹样主要有折枝花卉、缠枝莲花、孔雀牡丹、文人高士、莲池鸳鸯纹等等,其中文人高士往往与山水景物、云纹等组合在一起,云纹作为一种陪衬纹样在画面上占有相当大的位置,这种繁复的云纹日本人称之为云堂手,尽管这种纹样在永乐朝已经出现,但像空白期那样绘在较大形的瓶腹上作辅助纹样的则甚为少见。此三朝梅瓶肩部的辅助纹样亦变化多样,常见的图案有凤穿缠枝花卉、折枝花卉、锦地开光花卉、变体覆莲瓣、如意云头折枝花卉、云纹飞马、海水飞马纹等等。一部分梅瓶的肩部纹样一直延至上腹部,从而使腹部主题纹样的位置下移,形成了三朝部分梅瓶装饰的特有风格。这一时期梅瓶胫部的图案主要有复合蕉叶、海水波涛、变化仰莲瓣纹等,此时的变体仰莲瓣又出现了元代不合公共边的构图。尤值得一提的是宣德朝一度不流行的在各组纹样中以弦纹间隔的画法在三朝又恢复了,而且打破了以往不在瓶颈部及与颈部相连的肩上部不饰花纹的习惯,开始在颈部流行弦纹、回纹、锦纹、朵花纹等纹样,形成了三朝特征强烈的装饰风格。

明代中期梅瓶传世甚少,所见纹样的内容题材上与三朝的相似。如上述广东省博物馆藏匿梅瓶腹部所绘文人高士图是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流行纹样,连人物旁点缀的山石小景、祥云等都与三朝的如出一辙,只是绘画较三朝的精细,肩部与胫部呼应的瘦长蕉叶纹及近底部所绘的一周回纹则显示了成化梅瓶装饰的风格。

嘉靖梅瓶的纹样在承袭前朝的基础上又有了些许变化,如尽管空白期三朝已在瓶颈部装饰纹样,但唇口外侧多无纹,嘉靖器开始在唇口处饰弦纹,出现了不易被人觉察的区别。此外在嘉靖之前分隔纹样的弦纹多以二道弦纹为一组,而嘉靖的弦纹除以二道为一单元外,一件器物上的分隔线已不再一致,如上腹的分隔线由二道弦纹组成,弦纹内还绘有细小的朵花,下腹分隔线则由中间一条宽边,上下二条细弦组成,尤明显的特点是部分嘉靖梅瓶胫部的辅助纹样由传统的一组变化为二组(其中一组为辅一组为主)。流行的主题纹样主要有凤穿花卉、缠枝花、折枝花、莲池与云螭纹等。肩部流行如意云头纹,并承袭了前朝云头内饰折枝等纹的装饰。在传世器皿中,官窑器的绘画比较精细,一部分民窑器的绘画则相当草率,部分器皿恢复了明初梅瓶口颈部不饰纹样的特征。

万历梅瓶的装饰官民窑区别较大,其中一部分民窑的装饰完全承袭嘉靖器而来,另一部分则在此基础上又有变化,器身主要突出主题纹样,图案写意,胫部辅助纹样较以往的明显变短。如上海博物馆青花锦鸡牡丹纹梅瓶就是这样的代表作,主题纹样虽为锦鸡,但将其置身于远山近石、花草丛中,胫部装饰的图案与腹部一致,画面较短,肩部为锦地开光图,颈部饰蕉叶纹,两蕉叶间有一条直线,似复合蕉叶,又似分隔线,唇口有弦纹,画工略草,时代特征鲜明。

万历官窑梅瓶的装饰纹样较民窑精细、有规律,从传世实物看,官窑梅瓶的纹样大多由器腹、肩部、胫部三组图案组成,恢复了明初图案的布局格式,但在具体绘画上则具有万历本朝的风格。典型的主题纹样为缠枝莲花、缠枝莲龙、螭龙纹等,其中缠枝莲花与缠枝莲龙纹的布局较满密,螭龙的图案较疏朗,纹样生动,肩部与胫部往往饰上下呼应的变体复合仰覆莲瓣纹,莲瓣的画法与以往的不同,花瓣瘦长,瓣端勾线似云纹,部分器皿所饰变体莲瓣纹由于瘦长,内不饰其他纹样,好似菊瓣,口、颈及肩上部均无纹,盖上纹样多与器身相呼应。

故宫明代梅瓶PK扬州元代梅瓶 永乐皇帝是个白瓷控


即将亮相扬州博物馆的“紫禁城·扬州·大运河——故宫博物院、扬州博物馆馆藏文物展”,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昨天,本报披露了参展的部分玉器珍品,让读者大饱眼福。陶瓷器也是该展览的一大亮点,今天,记者再次邀请专家推荐了即将亮相的部分陶瓷类文物。

【故宫珍品瓷器】

宋·哥窑青釉梅花式洗

别具一格的“缺陷美”

哥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宋代哥窑瓷器的造型庄重、古朴典雅,釉色淡雅自然,尤以独特神奇的纹片为装饰而著称。此次来自故宫的哥窑青釉梅花式洗,就让我们领略了这一特色。

只见它呈梅花式,洗心微向内凹,底部有五个小支钉痕。通体施灰青色釉,釉色莹润,釉面布满黑、黄两色大小纹片,俗称“金丝铁线”。

【专家解读】

哥窑釉面开片本因釉与胎的收缩率不一致,冷却时形成一种釉裂胎不裂的现象,古代工匠巧妙地利用错落有致的开片,顺其自然,形成一种妙趣天成的装饰釉。哥窑瓷器釉质凝厚,釉色沉稳,因其胎体中氧化铁含量较高,烧成时口沿处釉熔融垂流,釉层变薄,遂隐现酱紫色胎骨。宋人将这种开片纹作为缺陷美来装饰器物,使之别具一种古朴、自然的审美趣味。

哥窑青釉梅花式洗胎体厚重,造型优雅大方,是典型的传世哥窑器物。

清雍正·斗彩龙凤纹折沿盘

寓意“龙凤呈祥”“寿山福海”

通体以斗彩为饰,盘心绘龙凤戏珠纹,内壁绘八对红、绿相间排列的缠枝并蒂莲,莲花中心有一篆书“寿”字。折沿上满绘祥云图案。盘外壁绘海水、山石、灵芝、蝙蝠纹。圈足内施白釉。外底中心青花双圈内署青花楷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款。

【专家解读】

雍正斗彩无论在器物造型设计,还是纹样绘画布局,乃至色彩渲染的配合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传统斗彩中加入了粉彩,使色彩显得更加亮丽柔和,突破了明代斗平涂彩料的局限,使纹样富有立体感。

这件雍正斗彩龙凤纹折沿盘形制较大,形体规整,纹样的绘画繁复,构图满密。所绘纹样具有“龙凤呈祥”“寿山福海”之吉祥寓意。

明永乐·甜白釉划花缠枝莲纹梅瓶

“洁素莹然”,凸显永乐皇帝喜好

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可谓闻名海内外,记者打探中发现,故宫博物院此次参展的陶瓷器中,也精选了一件梅瓶。

这件梅瓶,高27.8厘米,瓶小口,肩下渐敛,胫处略外撇,圈足,砂底无釉。通体施甜白釉,釉面暗画3组纹饰,依次为卷草纹、缠枝莲花纹、折枝花卉纹,以弦纹间隔。

【专家解读】

永乐时期甜白釉器物是宫中主要用瓷,据1989年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厂遗址发掘报告,在永乐前期地层出土瓷器中甜白釉瓷器占98%以上,这或与永乐皇帝的喜好有密切关系。

据文献记载,永乐皇帝朝夕喜用的是“洁素莹然”的素白瓷器,即甜白釉瓷器。此件梅瓶保持了宋代梅瓶器身修长挺拔的特点,适当压缩了瓶身的高度,放宽了肩部和足部,使各部位比例更趋协调。瓶体所施甜白釉纯正洁净,色泽柔润,纹饰刻划细腻,是永乐时期甜白釉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扬州珍品瓷器】

隋·湘阴窑青釉鸡首龙柄壶

隋代湘阴窑经典产品

去年,隋炀帝墓在扬州曹庄的发现,使人们对隋代的文物也格外感兴趣,扬州博物馆藏的这件隋代湘阴窑青釉鸡首龙柄壶,是1984年扬州文物商店收购而来的。

这只壶的造型有些特别,壶盘口、细直颈、颈部起两道扁平凸棱,器腹近球形、束胫、平底。只见肩部前置实心鸡首,后置螭龙形双泥条柄,螭首伸入盘口内似吸水状,肩部两侧置对称四系;最大腹径处有一道明显的刻痕。壶胎质细密,胎体厚重,胎色青灰;腹部以上施青釉,有开片,开片处泛红。

【专家解读】

壶整体造型巧妙,制作规整,是隋代湘阴窑经典产品。

唐·白釉褐彩轿车

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扬州博物馆藏的白釉褐彩轿车,是1992年在念四桥薛庄出土的。

唐代,是扬州历史上的第二个繁盛时期,时有“扬一益二”之誉,而这件白釉褐彩轿车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无论是人物还是轿车的造型,都非常生动有趣。

只见,牛驾二轮车舆,轿车上面还有高篷可以遮阳避雨,篷顶还配有很多花纹,形似如今我们看到街头美眉在夏日戴的太阳帽。

车内端坐一高髻簪花的贵妇;前方左侧站立手扶牛角的驭者;右侧为一骑马佩箭的侍官;车后有两扶辕侍从;轮侧各有一只生动可爱的小犬。舆箱上刻斜线、竖线作装饰,牛首饰缨络,牛体健壮有力。人物、动物及车的显要部位以褐釉点饰。轿车满施青白釉,釉面开片,底部露胎,胎质细腻洁白。

【专家解读】

这件作品造型复杂,做工精致,堆塑的人物、动物造型准确生动,十分可爱,反映出唐代制瓷的高超水准。

明万历·大彬款紫砂六方壶

蕴含古人深厚哲学思想

紫砂壶,你一定不陌生,那么,你见过古代人使用的紫砂壶吗?扬州博物馆就藏有明万历时期的紫砂壶。据专家介绍,这件明代的宝贝,是1968年在江都地区一座明代曹氏墓里出土的。

明万历·大彬款紫砂六方壶为红泥胎,有银砂闪点。壶圆口、短颈、折肩,壶身为六棱柱形,向下渐渐微收,平底内凹成圈足。壶平盖,子母口与壶身紧密结合,盖上置倒椎形纽,纽微倾斜,纽面印对合的半弧纹。壶身一侧附六棱形三弯流,另一侧附五棱形耳把,壶底竖刻阴文“大彬”楷书款。

【专家解读】

这把壶流、把、款字均位于一条中轴线上。壶纽面所印纹饰为道家的“水火匡廓图”,结合壶身六方造型,可以看出作者扎实的制壶技艺与深厚的哲学思想。

通讯员杨双博记者陶敏文/图

责任编辑:陈书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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