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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装饰中“八破”纹的应用
在众多的绘画纹样中，有一种较为少见的“八破”纹。“八破”又称“吉破”、“什锦屏”，景德镇陶瓷彩绘艺人俗称之“锦灰堆”，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并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一种特别带有市井文化品位的民间绘画纹饰。这种以残破文物片段堆叠构成的画面，纹式细致，大多是直接对实物的写生，追求形似逼真。表现出市民百姓的一种崇古复旧，追求风雅的审美心态和文化背景。虽然影响在后期有所衰淡，但随着现代陶艺的崛起，又成为诸多陶艺家绘制的背景纹饰之一。
“八破”中的“八”字是虚词。含有多、富、发等多重含意。“破”虽然是指残破的字画书笺，但隐喻了“破家值万贯”，“岁破吉生”的意思，八破纹的题材主要是金石碎犊的拓片、旧书散页，书画字简残片组合后叠成的画面。这与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拼贴画（collage）极为相似，故有人以为西方的拼贴画源于中国，其实这完全是误会，因为“八破纹”中的残破形象，完全是手绘而成的，并不是由实物剪裁后拼贴在画面上的，两者之间有着材质形式本体上的区别。
典型的“八破纹”画面，残章断简往往带有火焚过的焦痕，所以名之为“锦灰堆”。“锦灰堆”一词出之元代钱选的《锦灰堆》图卷，文曰“世间弃物，余所不弃，笔之于图，消引日月”。受其影响，历代不少文人画家纷纷作“锦灰堆”画幅，以至陶瓷装饰中也渐成风尚，《中国古代陶瓷鉴赏辞典》的纹饰条目中，对“锦灰堆”也介绍说：“瓷器纹饰之一，兴于明代成化年间，是一种繁密的规矩图案画”。但这种“锦灰堆”的文图与真正意义上的八破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钱选的“锦灰堆”画的也是“螯、钤、虾尾、鸡翎、蚌壳、笋箨、莲房，各极像物之妙”。
陶瓷上的锦灰堆也是“即所谓折枝花果堆四面，明人称之为锦盆堆，意为各种名花，瑞果堆集其中，后在锦地上画折枝花，叫锦上添花”。综上比较，八破纹俗称的“锦灰堆”，是多少有点同名歧义的了。由此可见陶瓷上的锦灰堆的描绘对象是自然生长或农家养殖之物，或瓜果、或花卉，真正意义上的锦灰堆是与文字有关的文化遗存、或竹简古币、或字画拓片，这就是在题材上真正的歧义。
然而，陶瓷上也有真正含义的八破纹的画面。同治年间也出品过不少以八破为题材的瓷盘、笔筒等物件。笔者曾于好友处见一私藏的八破纹瓷盘，是光绪年间彩制的，边饰为四季花鸟，主饰则是《耕织图，介子园画谱》残籍、《墨龙图》破幅，信扎散页“康熙通宝”的损迹，其混杂堆迭，似无序无章却气韵一体，值得细品体味。然而有人断言这仅是一件博古纹彩盘，其实不然。博古纹的形象是完整的，而八破纹则是残缺的，这就体现了八破纹最基本的特征——“破”。这种纹饰的产生和涌现，可以说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时表现某种“废虚”情结。不仅暗示了中国社会发生了观念上的转折，同时也是对那时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金石学的兴盛，诸如“残缺美”之类，审美观念的普及同时，列强入侵，江南文物毁于战火，这“毁烬残篇底蕴深，赢秦残酷不堪陈，当时古迹今难见，以此聊表旧精神”的八破纹的流行就并非是偶然了，显见是与当时的审美理念、社会现实，视觉经验有着直接的关系。
八破纹的风格是写实的，可以显出画家对实物写生的功力，力求达到逼真的效果。八破纹的背景是文化的，往往以文字的结体形式出现，有书信古籍，所简木犊，力求寓其古雅之气；八破纹的内容是历史的，可以追溯岁月的兴衰，寄托思古怀旧的情绪。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咸丰年的景德镇御窑厂出品的什锦屏纹瓷盘，边饰为开光山水，主题画面则是青铜古鼎和摩崖写法及《兰亭序》的拓片，且以半边字或半截字代替整字，这种风格与八破纹的形式极为相似。这固然反映了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好古风气，以及商贾市井小民附庸风雅的心理，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陶瓷装饰中心的八破纹集博古、写实、通俗、商品为一体，也折射出近代中国新兴都市文化的一些审视特征。
现代陶艺的崛起，为装饰形式和表现题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撷取领域，反朴归真的理念不仅局限于远古的、自然的、朴实的时空，也有文化的追求、历史的追溯、意韵的追索。于是不少人从“打翻纸篓寻灵感”的八破纹中得到了启发，在他们的陶艺作品中借鉴了八破纹的许多素材和形式，为其作品增添了许多意境和意味。如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何炳钦创作的《古风》亚光彩色喷花瓷瓶，以深褐色模仿了瓷器特有的天然色相，并残留了几处不同泥质的本色，即而在上面刻划出一些甲骨文字，点缀了九枚篆体阴刻印章，这种以亮色衬托主体的重色的装饰效果，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民族情感。而黄焕义教授设计的《城墙》陶艺作品，在嵌雕的连续残断的曲水槛字型的泥条上，于显著部位镶贴一块青花书写的《秋声赋》的破籍残页，于凝视中倍觉苍茫古拙，于沉思中愈显深邃博大。这都是把传统装饰题材与现代陶艺表现形式结合的范例，不仅具有民族的文化内涵，也有西方前卫陶艺的震撼魅力。
具有民族文化特征、审美旨趣和时代背景的绘画纹饰，不管它怎样经历过“其潮起潮落”的盛衰，怎样经历变迁革新的演变，都是其主题思维及表现形式的延伸和张扬，都是其纪实性、包容性的传承和展示。八破纹所产生的影响和在现在陶艺中的应用，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陶瓷绘画装饰纹 八破纹
在众多的绘画纹样中，有一种较为少见的“八破”纹。“八破”又称“吉破”、“什锦屏”，景德镇陶瓷彩绘艺人俗称之“锦灰堆”，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并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一种特别带有市井文化品位的民间绘画纹饰。这种以残破文物片段堆叠构成的画面，纹式细致，大多是直接对实物的写生，追求形似逼真。表现出市民百姓的一种崇古复旧，追求风雅的审美心态和文化背景。
“八破”中的“八”字是虚词。含有多、富、发等多重含意。“破”虽然是指残破的字画书笺，但隐喻了“破家值万贯”，“岁破吉生”的意思，八破纹的题材主要是金石碎犊的拓片、旧书散页，书画字简残片组合后叠成的画面。这与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拼贴画（collage）极为相似，故有人以为西方的拼贴画源于中国，其实这完全是误会，因为“八破纹”中的残破形象，完全是手绘而成的，并不是由实物剪裁后拼贴在画面上的，两者之间有着材质形式本体上的区别。
典型的“八破纹”画面，残章断简往往带有火焚过的焦痕，所以名之为“锦灰堆”。受其影响，历代不少文人画家纷纷作“锦灰堆”画幅，以至陶瓷装饰中也渐成风尚。但这种“锦灰堆”的文图与真正意义上的八破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钱选的“锦灰堆”画的也是“螯、钤、虾尾、鸡翎、蚌壳、笋箨、莲房，各极像物之妙”。
陶瓷上的锦灰堆也是“即所谓折枝花果堆四面，明人称之为锦盆堆，意为各种名花，瑞果堆集其中，后在锦地上画折枝花，叫锦上添花”。综上比较，八破纹俗称的“锦灰堆”，是多少有点同名歧义的了。由此可见陶瓷上的锦灰堆的描绘对象是自然生长或农家养殖之物，或瓜果、或花卉，真正意义上的锦灰堆是与文字有关的文化遗存、或竹简古币、或字画拓片，这就是在题材上真正的歧义。
八破纹的风格是写实的，可以显出画家对实物写生的功力，力求达到逼真的效果。八破纹的背景是文化的，往往以文字的结体形式出现，有书信古籍，所简木犊，力求寓其古雅之气；八破纹的内容是历史的，可以追溯岁月的兴衰，寄托思古怀旧的情绪。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咸丰年的景德镇御窑厂出品的什锦屏纹瓷盘，边饰为开光山水，主题画面则是青铜古鼎和摩崖写法及《兰亭序》的拓片，且以半边字或半截字代替整字，这种风格与八破纹的形式极为相似。这固然反映了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好古风气，以及商贾市井小民附庸风雅的心理，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陶瓷装饰中心的八破纹集博古、写实、通俗、商品为一体，也折射出近代中国新兴都市文化的一些审视特征。
现代陶艺的崛起，为装饰形式和表现题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撷取领域，反朴归真的理念不仅局限于远古的、自然的、朴实的时空，也有文化的追求、历史的追溯、意韵的追索。于是不少人从“打翻纸篓寻灵感”的八破纹中得到了启发，在他们的陶艺作品中借鉴了八破纹的许多素材和形式，为其作品增添了许多意境和意味。如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何炳钦创作的《古风》亚光彩色喷花瓷瓶，以深褐色模仿了瓷器特有的天然色相，并残留了几处不同泥质的本色，即而在上面刻划出一些甲骨文字，点缀了九枚篆体阴刻印章，这种以亮色衬托主体的重色的装饰效果，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民族情感。而黄焕义教授设计的《城墙》陶艺作品，在嵌雕的连续残断的曲水槛字型的泥条上，于显著部位镶贴一块青花书写的《秋声赋》的破籍残页，于凝视中倍觉苍茫古拙，于沉思中愈显深邃博大。这都是把传统装饰题材与现代陶艺表现形式结合的范例，不仅具有民族的文化内涵，也有西方前卫陶艺的震撼魅力。
浅谈唐宋元明清陶瓷装饰中的凤纹
[摘要]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龙凤这两种“生物”从萌生到定型,都分别留下了自己的历史足迹。凤与龙一样,几千年来,一直活在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心中,凤的精神品格也一直影响华人的生活,她的形象包含着极其丰富又深刻的内容。本文通过凤纹在中国唐宋元明清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特征的展现,探讨了陶瓷装饰中凤纹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及艺术表现。
[关键词]凤,凤纹,陶瓷,陶瓷装饰
一、引言
艺术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集中反映。几千年来,中国古代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文化内涵丰富的纹饰与造型,这些纹饰造型往往汇入了源于不同民族文化的艺术特征,而本文重点要谈的凤纹,正是中华民族喜爱的极具文化寓意的典型代表图案之一。陶瓷在表现珍禽类题材时,就经常选用凤凰。通过陶瓷来研究和探讨凤纹图案,可以使我们深入地了解凤纹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以及其对社会生活和人们审美的反映。对于凤纹在现代陶瓷设计中的运用和发展,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研究价值。与此同时,研究凤纹某一时期的变化发展过程,也是一种对古代陶瓷的鉴定和断代非常重要的依据之一。
二、不同时期陶瓷上的凤纹
1唐宋时期
唐宋以后,受中国画影响的凤纹多与花卉纹相结合,习称花鸟纹。唐代拥有辉煌而繁荣的物质文化生话,真正跨入了瓷器时代,装饰艺术的形式感更加强烈,更加富于生活的情趣,此时的凤纹在中国封建社会也可谓是灿烂一时,反映出盛唐升平的气象。
此时凤纹呈现各种形式,或清健、或壮美、或淡雅、或华丽,整体来说已逐步向修长秀丽的方向发展,一改过去的猛禽形象,变得和锦鸡、孔雀、山雉相似,成为后来凤造型的基础。在情态表达上,有凤凰嘴衔花枝、绶带、璎珞等,舞姿翩翩,并成双成对飞舞相戏,也有凤穿花等,用以象征喜庆欢情。如图1所示的嘴衔绶带凤纹,呈飞扬之势,凤冠明显,凤首亦清晰明了,凤翼较之汉代和魏晋时期丰满,尾羽也明显有唐代华丽隆重的韵味。另如图2所示唐代长沙窑飞凤纹彩绘壶,上面的凤纹呈现出唐时秀美隆丽的风格,与图1的凤纹有异曲同工之妙。
自唐代以后,中国瓷器工艺更加发达,使凤纹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
宋代的凤纹已定型为朵云状的头冠,修长的尾羽作飘带状,鸾(雄性)的尾羽作卷草状。在宋代的瓷器装饰中,常常将凤纹和牡丹纹结合起来构成凤穿牡丹的题材。如定窑、景德镇窑的盘、碗、盖盒上就常常出现有口衔牡丹拖着美丽的长尾翩翩飞舞的单凤形象,也有拖着彩带般的长尾在牡丹花中嬉戏的双凤形象,另外还有比翼双飞、双凤穿云、双凤口衔彩带在云间对舞等题材。在描绘这些纹样时,宋代喜用柔和的线条,显示怡然自得的情调。
宋代装饰艺术在观念形态上偏重寓意,凤鸟纹样便更多表现吉庆如意的民俗思想愿望和气息。如宋代吉州窑瓷器上的凤纹形式,其典型的特征是秀巧纤细,图案新颖,凤为鸡首长尾,锦翎展翅,并多以凤穿花的形式出现。如图3所示的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宋代时期的吉州窑剪纸贴花纹盏,开口宽大,深腹圈足,上淡黄褐釉,内壁有剪纸形凤鸟桃花纹,新颖别致,极为少有。凤的刻画虽只有寥寥几笔,但双凤自然飘逸的动感极强。双凤首尾相接,以一朵花相隔,碗中心亦饰以一朵花,形象生动而传神,具有浓烈的图案装饰效果。宋代的耀州窑瓷器上同样也有凤纹的体现,并以烧制印花凤衔牡丹纹碗著称于世。
2元明清时期
元代瓷器装饰手法成熟,凤纹的种种表现都富有艺术性,有些形象随手画来,浓淡得宜,明快流畅。元代的各种凤纹罐和青花凤首壶、“凤喜牡丹”执壶上的凤纹都是极为典型的代表。1974年北京旧鼓楼大街元代窑藏中出土了一件青花凤首壶(见图4),小口、直颈,扁圆形壶体,椭圆圈足。凤首仰头曲颈,凤尾卷曲作壶柄,壶腹绘展翅飞翔的凤纹,这里的凤纹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人所常见的凤造型的完整性,是走向明清定型时期的前奏。
明清一般看作是凤纹的定型期。
凤纹在明青花、五彩、素三彩等器物上,都有大量的装饰,其中以宣德、成化、嘉靖、万历四朝遗存器物较多。
这一时期的凤纹在官民窑中均有体现,一般来说官窑精湛细腻,民窑粗犷直率,但就凤的神采来说,民窑器物上的凤纹却丝毫不亚于官窑器物,同样形神皆肖,让人赞叹。概览宣德、成化、嘉靖、万历这四朝官民窑器物上的凤纹,可以得出如下总结:
明代对凤纹的描绘,喜用较大的笔墨反映凤首,而对凤翼则采取简约的画法,具体来说就是凤首描绘细腻,凤目清晰传神,凤翅圆润,展开后层次分明,凤尾一般为卷曲的花枝状,尾羽飘动,婀娜多姿,如图5所示的明青花凤纹碟。其中成化时期的凤纹一般以团凤及凤穿花的形式出现,较之宣德时期的凤纹,凤首繁复且大,凤颈粗短,凤翼顶端如倒三角,颈翼处装饰物较大、装饰味更浓。值得一提的是,万历时期的外销品种中出现的凤纹描绘有一个小细节与前朝有明显的不同,如图6所示的五彩刻花双凤纹军持,前朝的凤纹刻画,凤躯近尾处多为羽毛状,而在此件器物上则为如意状,给人以清新之感。
清代饰以凤纹的瓷器较明代增多,而且画法风格各不相同,按纹饰的组成分成双凤、团凤、夔凤、凤凰牡丹纹、龙凤纹等,此时凤纹的表现基本上贯穿整个时代的瓷器生产,并多为官窑制品。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处于清朝的繁荣阶段,由于篇幅问题,笔者将根据纹饰组成的特点就这三朝的凤纹来进行探讨。
2.1康熙时期
康熙时期的双凤纹头部较圆,眉目细长传神,颈如花枝,一凤尾如飘带,一凤尾如卷云,笔法流畅,装饰味浓。如图7所示的青花双凤纹盘的图案,即为康熙官窑的精品,这种双凤纹的装饰形态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而康熙团凤纹则具有绘工精细、画面布局清秀简练而明快的艺术特色,如图8所示,一般来说具有鸡首细目、长颈鳞纹的特征。在康熙凤凰牡丹纹的描绘上,值得一提的是康熙时期所独有双犄形花朵的出现。同时,康熙龙凤纹也具有栩栩如生、注重对细部描绘的特点。
2.2雍正时期
雍正双凤纹较之康熙时期具有如下特征:头部较大,凤冠明显而不重视凤目的刻画,有时凤下额饰有须毛,飘动的尾翼均为花枝状,如图9所示。而雍正团凤纹较之康熙朝具有一种脱俗的自然风格,典型特征是线条简单,图案化倾向日趋明显。值得一提的是凤凰牡丹纹的描绘,雍正与康熙区别较大,具体表现为:康熙时期追求写实,而雍正时期则爱好洒脱的写意画风,而在对龙凤纹的描绘上,雍正官窑基本上沿袭康熙旧制,但也亦有所创新,主要表现为:凤颈和近翼处都有装饰物,凤羽的处理也较康熙时期简单。
2.3乾隆时期
这一时期的凤纹整体上都追求富丽典雅的风格,特别注重描绘凤凰万鸟之主的华贵气势,这一点在凤凰牡丹纹的表现上尤其明显。另外龙凤纹的描绘也尽显华丽,为康雍二朝所不及,如图10所示。在此时期,凤翼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即翼展加大十分明显,翼的末端不是尖状,而呈圆弧状。乾隆官窑的夔凤纹更是极富特色,有变形及图案化两种,变形者极尽夸张之能事,具有富丽堂皇之感,装饰味较浓,仅见凤首而不见凤翼,凤目也刻画得非常传神。
乾隆民窑的夔凤纹也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凤首虽没有过分夸张的造型,但有些似兽非兽,似鸟非鸟的特征,而凤尾则向卷枝花的方向发展,可谓别具一格。
三、结语
综上所述,凤纹是经过历代传承而又不断创新的产物,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与人民大众的普遍情感紧密相联,又作为传统心理的载体,表现了民族心态,体现了时代特色。同时,从凤纹的发展演变历程中也可以意识到,传统图案是一个发展变动的范畴,吉祥图案的设计创造也是沿着民族传统这条路不断踏上新的里程,凤纹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陶瓷艺术在融入现代意识的同时又能表现人类整体共同化的情感形式,是陶瓷发展的突破口。我们要博采众长,培养推陈出新的能力,创造出与当代人,乃至与世界人民沟通的陶瓷艺术语言,创造出具有时代个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陶瓷吉祥图案。观诸崭新的凤鸟纹样,不仅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同时也保持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这是令人欣慰和鼓舞的事情,新的凤纹必将焕发出更美丽的光彩,为中国传统艺术发扬光大作出贡献。
八仙纹和八宝纹
八仙纹
一种典型的宗教纹样，以八仙为题材。“八仙”即汉锺离、吕洞宾、李铁拐、曹国舅、蓝采和、张果老、韩湘子、何仙姑，相传他们得道成仙，各有一套本领，故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说，习称八仙纹或八仙图。民间祝寿多以八仙为题，称“八仙祝寿”。
采用八仙手持之物代表各位神仙的，称为暗八仙纹。古时绣球花也称“八仙花”，采用海棠花和绣球花图案组合，也为八仙过海纹。
明嘉靖后，八仙成为瓷器的常见装饰题材之一，这与当时帝王和上层社会倡行道教有关，图样有“八仙过海”、“八仙祝寿”、“八仙捧寿”等内容。八仙图也是清代景德镇瓷器中常见的纹饰。首都博物馆藏明成化珐华八仙纹罐，在腹部以立粉技法描绘八仙过海，栩栩如生，神采奕奕。清康熙朝八仙纹仍旧盛行，并开始流行暗八仙纹。直到民国还很流行八仙纹。
八宝纹
1、传统吉祥纹饰。寓意八宝的纹样常见的有：一为和合，二为鼓板，三龙门，四玉鱼，五仙鹤，六灵芝，七罄，八松。但也有用其他物件作为纹饰者，如珠、球、磬、祥云、方胜、犀角、杯、书、画、红叶、艾叶、蕉叶、鼎、灵芝、元宝、锭等，可随意选择八种，称为“八宝纹”。道教把八仙手持的八种器物，作为记教八宝的符号，参见“暗八仙”。佛教中则用“八吉祥”作为八宝的符号。
2、也称“八吉祥纹”。瓷器佛教纹样，为藏传佛教象征吉祥的八件宝物为题材的纹饰。始见于元，流行于明、清。八宝为：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肠结。八宝纹常与莲花组成图案，作折枝莲或缠绕莲托起八宝的构图，也有以八宝捧团寿的图样。元代主要见于龙泉青瓷和景德镇卵白釉瓷，以印花技法加以表现，纹样排列尚未规范化。明、清时期景德镇窑多以青花、斗彩、粉彩描绘八宝纹，纹样排列规范化。明代早中期排列次序为：轮、螺、伞、盖、花、鱼、瓶（罐）、结；明代晚期至清代排列次序为：轮、螺、伞、盖、花、瓶（罐）、鱼、结。清乾隆以后又有见打乱上述次序。明宣德矾红彩八宝纹双耳炉、清乾隆粉彩八宝扁壶，具有代表性。
八吉祥纹详解
八吉祥纹又称“八宝纹”，是一种典型的含有宗教意义的瓷器装饰纹样，以八吉祥图案为题材。它们即是：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是佛家常用的象征吉祥的八件器物。简称为“轮、螺、伞、盖、花、缸、鱼、肠”。另外还有仙家八宝，即八仙之护身法宝。为渔鼓、宝剑、花篮、放篱、葫芦、扇子、阴阳板、横笛共八件宝器。也称为“八宝”。
八吉祥纹由西藏喇嘛教流传而来。法轮，佛说大法圆转万劫不息之物；法螺，佛说具菩萨果妙音吉祥物；宝伞，佛说张驰自如曲覆众生之物；白盖，佛说遍覆三千界净一切药之物；莲花，佛说出五浊世无所染着之物；宝瓶(罐)，佛说福智圆满具完无漏之物；金鱼，佛说坚固活泼鲜脱禳劫之物；盘长结，佛说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物。
八吉祥纹最早见于元代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窑卵白釉瓷上，表现技法为印花，纹样排列尚无一定规则。明、清时期较为流行，常与莲花组成图案，作折枝莲或缠枝莲托起八吉祥的构图，也有以八吉祥捧团寿的图样。多用作主题纹饰，也有作为辅助纹饰饰于器物肩部的。明清时期景德镇窑多以青花、斗彩、五彩、粉彩描绘八吉祥纹，纹样排列规范化。明代早中期排列次序为：轮、螺、伞、盖、花、鱼、瓶(罐)、长结；明代晚期至清代排列次序为：轮、螺、伞、盖、花、瓶(罐)、鱼、长结。清乾隆以后又见有打乱上述次序的八吉祥纹，并烧制出各自独立的粉彩八吉祥供器，八吉祥皆配以莲花柱形底座，显得庄重肃穆。
陶瓷艺术装饰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现代陶瓷艺术装饰更加强调作品对人的精神和心理产生的作用，且艺术家以传承与发展的设计理念，将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融入到现代陶瓷艺术装饰作品之中，使现代陶瓷艺术装饰作品更具有民族文化内涵。
一、陶瓷艺术装饰蕴含着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所谓陶瓷装饰，是根据装饰美的一般规律和表现形式，在限定的陶瓷器物上，将客观世界的真实感受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行艺术的再创造。运用装饰规律和美的法则去组织、安排陶瓷从器型到画面的关系组合，从而构建起一个新的视觉世界。陶瓷装饰简单地说，就是对陶瓷器物进行修饰、打扮，它是通过釉色、纹饰来美化陶瓷造型，达到釉色、纹饰与造型完美结合，用陶瓷装饰特有的语言表达作者的创意。
景德镇周惠胜手绘青花瓷家居花瓶
陶瓷产品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的作品，其在造型及装饰方面都具有特殊的艺术风格和形式。陶瓷装饰设计不同于一般绘画性艺术品创作，它的平面构成是在陶瓷器物的立体形体上完成的，必须服从陶瓷器物的形状和部位对装饰绘画的题材、形式的特殊需要，符合从任何一个角度对其立体形态的陶瓷器物及附属的装饰纹样进行审视，使之达到合二为一的完美性，才能称得上成功的陶瓷装饰。因此，陶瓷装饰是一种有局限性、有工艺材料限制及艺术要求的、同时以绘画或雕刻方式来完成的艺术创作，这就是陶瓷装饰的艺术语言。
二、陶瓷艺术装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历史悠久
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尤见装饰匠心。中国传统陶瓷装饰形式，大体上有刻镂、堆贴、模印、釉色、化妆土、彩绘六大类型。图案纹样装饰于陶器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的彩陶上就已出现。先民们感受生活的自然现象创造出波折纹、圆形纹、编织纹等图案，以二方连装饰形式呈现在陶瓷器物上，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一件绘有精美的人面和鱼纹的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彩陶中的精品。陶器上的纹饰体现了先辈们对于自然和人自身观察的结果，陶工们对于点、线、面的熟练融合，对花纹繁密的组合，以及对于旋纹与弧线的审美感，不但表明他们对于自然和人类自身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还表明自然界已经脱离了它的原貌，增加了人的思想和人的想象力，以及人对自然的美化和崇拜。
魏晋南北朝的中国，进入了瓷器时代。隋代，中国窑工烧成了白瓷，隋代这项伟大的成就，改变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以邢窑白瓷最为有名，有“类雪”之誉，开创了“南青北白”新格局。有“诸窑之冠”美称的越窑，在唐代创造了中国青瓷艺术的高峰境界，唐代诗人陆龟蒙曾经写出这样的诗赞：“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他把越窑的青瓷形容的“千峰翠色”，正是对越窑瓷青翠莹润之釉色特点的诗意写照。
宋、元时期的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更高的水平。宋代是中国传统瓷艺达到最高美学境界的时代，也是“玉的精神”和类玉的品质体现的最为深刻的时代。钧、汝、官、哥、定五大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中国在人类制瓷中上登峰造极。它那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品格，成为后世瓷业执著追求的审美风范。
明清时期的瓷器在宋、元制瓷技术的基础上，达到了制瓷业的顶峰。永乐年间的白瓷洁净如玉、薄如纸，给人以甜美的感觉；永乐年间的青花瓷也很有特色。宣德年间的青花瓷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明朝在高温单色釉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祭红见于成化，鲜红夺目，祭蓝以氧化钴为色料，蓝色纯正。宣德年间的祭蓝瓷尤为精致。清代的瓷器在康熙中后期有所发展。康熙时期的青花纹饰采用西洋画技。雍正、乾隆时期彩釉瓷发展最快，雍正时期以清丽媚见长，乾隆时期以富丽堂皇为特点。这期间烧制的仿古窑精品，无论纹饰、造型、款识都达到足以乱真的地步。
追溯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陶瓷产品，陶瓷装饰有两大特点：一类是以适合陶瓷器皿的图案纹样装饰形式；另一类是以中国绘画形式在陶瓷器皿上进行的工艺转换表现形式。
三、陶瓷装饰艺术表达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陶器和瓷器是人为制作的物品，它们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然反映人的主观意识，陶瓷艺术装饰表达了人的自然观念，人的想象、情绪和理想。陶瓷艺术装饰精致地表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文思想，历代陶器和瓷器装饰纹饰既有自然界的山山水水、花鸟鱼龙，又有人类自身，而且在这一纹饰中，总是执着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陶瓷艺术装饰表现了人物内心纯真的感情和潇洒的风度，使人成为真正优美的形象。中国瓷器还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历史的尊重。瓷器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反映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事物的藝术化的追求，它不愧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景德镇陶瓷珐琅彩牡丹凤凰冬瓜瓶工艺品
陶瓷装饰艺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华儿女勤劳智慧的结晶。中国的瓷器从古代就开始流向海外，宋代之后，瓷器更是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陶瓷艺术在作为一种价值交换产物的同时也在源源不断地向世界传递着中国的文化，在这一层面上来讲陶瓷艺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陶瓷制作的工艺从古至今可以说是代代相传，同时也在不断地创新。为了满足人民大众不同的审美要求，生产创作了各式各样的陶瓷产品。可以说陶瓷艺术在世界文化的传递及交流方面起到了一种纽带及桥梁的作用。极大地丰富和繁荣着中国的文化与世界的文化。
四、结语
中国陶瓷，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先进的技术、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历经千年的衍变，陶瓷艺术在变迁中并未暗然失色，反而愈加有东方民族的特色，历经时间长河的冲刷，更显出其独有的魅力。陶瓷艺术发展过程中的继承性，是一个历史的扬弃与发展的过程，从装饰题材到内容和形式，从创造方法到技巧，我们今天无一不是在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的陶瓷装饰艺术，是在继承与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已在无时无刻的影响着中国陶瓷装饰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新时期，陶瓷装饰艺术仍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精华，处理好创新发展与保留传统之间的科学关系，这需要陶瓷艺术工作者为陶瓷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只有一代又一代陶瓷艺术工作者不断传承与发展，就一定能够创造陶瓷装饰艺术更加辉煌的明天。
瓷器莲纹装饰的发展特征
我国用莲花作为装饰题材大约始于周代。这时的莲纹缺乏写实感，属于较为抽象的莲纹。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器上的莲纹开始趋于写实。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是一件装饰写实莲纹的代表作品。壶盖四周外侈的双层透雕莲瓣形象逼真，已经非常接近真实的莲瓣。与其相似的还有1955年安徽寿县出土的莲瓣方壶。河北易县燕下都十六号墓出土的陶方壶也装饰有类似的莲纹。战国陶器上的莲纹基本上延续了春秋时期的风格，但莲瓣数量明显减少。
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随着佛教艺术的兴起，莲花作为佛教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象征，在佛教艺术中莲花的图案造型随处可见，无论是石窟寺的柱础、藻井，还是佛像的台座、背光，都普遍与莲花有着不解之缘。
莲花纹饰出现在我国瓷器上面，则首见于六朝青瓷。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中国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推进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三国、西晋瓷器上出现了佛像、忍冬等与佛教有关的纹饰。东晋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了简单的莲瓣纹。
东晋青瓷在质地和釉色上比以前有显著提高，“瓷”的特点更加鲜明。为突出青翠如玉的釉质，东晋青瓷一改早期繁缛的装饰，仅饰以简单的弦纹或褐色彩斑。东晋晚期，盘碗类器物开始装饰简单的刻划莲瓣纹。从现有资料看，东晋青瓷中饰有莲瓣纹的器物数量有限，品种也较少。一般碗类多装饰在外壁，盘类则装饰在内心。装饰技法也较单调，多属划花、刻花之类。
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据史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多所，北魏末期僧尼多达两百余万人。随着民间信佛者的剧增和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它从东晋时期的初露端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莲纹此时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帖花等多种技法。
隋代瓷器的装饰风格与南北朝相比，显得朴素简洁，以罐类为例，北方生产的四系罐以腹部凸起的一道弦纹代替了覆莲纹；南方生产的六系、八系罐体形瘦长，大口丰肩，为适应器形特点，莲瓣纹上移到肩部。瓶类的莲纹也多装饰在肩部。隋代莲瓣的瓣尖有圆状和尖状两种。合肥隋开皇三年墓出土的青釉碗，外壁刻划仰莲一周，瓣尖细长。同墓出土的青釉盘口壶，腹部刻一道凹弦纹，弦纹上下分别刻划尖状覆莲和仰莲。这两件刻划尖状莲瓣的器物与凤阳武店灵泉寺东山早期寿州窑遗址出土的瓷片非常相似，当为隋代寿州窑产品。印花是隋代常用的一种装饰工艺。安徽出土的一件青釉四系尊，上腹部由数道弦纹分隔为几个区间，分别压印莲瓣纹和卷草纹各两周。这种印花莲纹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唐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和科学的进步，陶瓷生产呈现出新的局面。在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向青瓷的传统优势地位提出了挑战；在南方，铜官窑发明的釉下彩绘为瓷器装饰艺术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直作为瓷器主要纹饰的莲花，此时已基本脱离了佛教的影响，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所喜爱的装饰题材。莲纹装饰艺术开始进入了成熟阶段。
唐代以前，我国瓷器上的莲纹一直未能突破图案化、规格化的模式。湖南长沙铜官窑首创的釉下彩绘新技法，将绘画艺术引入瓷器装饰领域。完整的莲荷图案、水禽莲池图案开始以国画的形式出现在瓷器上。铜官窑釉下彩绘的纹饰题材十分丰富，包括人物、动物、花草、云气山水等。其中花卉题材所占比例最大，而花卉纹饰中又以褐绿彩绘的莲荷图案最多。莲瓣饱满圆润，荷叶舒张自如，笔法流畅，形象生动。虽仅寥寥数笔，却尽得写意之妙。这种新的装饰技法突破了以往刻划纹、印纹的局限，突破了多年来图案化模式的框框，使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除了釉下彩绘外，铜官窑的釉下点彩也很有特色。扬州唐代遗址出土的黄釉褐蓝彩双系罐，以褐蓝相间的大小斑点组成联珠，配置成云头和莲花图案。构思新颖，别具风格。此外，铜官窑印花、划花瓷器中也有大量的莲花图案。
瓷器吉祥纹饰—八吉祥纹
八吉祥纹又称“八宝纹”，一种典型的含有宗教意义的瓷器装饰纹样，以八吉祥图案为题材。八吉祥图案即：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是佛家常用的象征吉祥的八件器物。简称为“轮、螺、伞、盖、花、缸、鱼、肠”。另外还有仙家八宝，即八仙之护身法宝。为渔鼓、宝剑、花篮、放篱、葫芦、扇子、阴阳板、横笛共八件宝器。也称为“八宝”。
八吉祥纹由西藏喇嘛教流传而来。法轮，佛说大法圆转万劫不息之物；法螺，佛说具菩萨果妙音吉祥物；宝伞，佛说张驰自如曲覆众生之物；白盖，佛说遍覆三干净一切药之物；莲花，佛说出五浊世无所染着之物；宝瓶(罐)，佛说福智圆满具完无漏之物；金鱼，佛说坚固活泼鲜脱禳劫之物；盘长结，佛说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物。
乾隆青花八吉祥纹扁瓶
八吉祥纹最早见于元代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窑卵白釉瓷上，表现技法为印花，纹样排列尚无一定规则。明、清时期较为流行，常与莲花组成图案，作折枝莲或缠枝莲托起八吉祥的构图，也有以八吉祥捧团寿的图样。多用作主题纹饰，也有作为辅助纹饰饰于器物肩部的。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多以青花、斗彩、五彩、粉彩描绘八吉祥纹，纹样排列规范化。明代早中期排列次序为：轮、螺、伞、盖、花、鱼、瓶(罐)、长结；明代晚期至清代排列次序为：轮、螺、伞、盖、花、瓶(罐)、鱼、长结。清乾隆以后又见有打乱上述次序的八吉祥纹，并烧制出各自独立的粉彩八吉祥供器，八吉祥皆配以莲花柱形底座，显得庄重肃穆。
八吉祥图，藏语称“扎西达杰”，是藏族绘画里最常见而又赋予深刻内涵的一种组合式绘画精品。大多运用在壁画、金银铜雕、木雕刻和塑造的形式出现，这八咱吉祥物的标志与佛陀或佛法息息相关。八吉祥图分别为：宝伞、金鱼、宝瓶、莲花、白海螺、吉祥结、胜利幢、金轮。
宝伞
古印度时，贵族、皇室成员出行时，以伞蔽阳，后演化为仪仗器具，寓意为至上权威。佛教以伞象征遮蔽魔障，守护佛法。藏传佛教亦认为，宝伞象征着佛陀教诲的权威。
金鱼
鱼行水中，畅通无碍。佛教以其喻示超越世间、自由豁达得解脱的修行者。藏传佛教中，常以一对金鱼象征解脱的境地，又象征着复苏、永生、再生等意。
宝瓶
藏传佛教寺院中的瓶内装净水（甘露）和宝石，瓶中插有孔雀翎或如意树。即象征着吉祥、清净和财运，又象征着俱宝无漏、福智圆满、永生不死。
莲花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至清至纯。藏传佛教认为莲花象征着最终的目标，即修成正果。
白海螺
佛经载，释迦牟尼说法时声震四方，如海螺之音。故今法会之际常吹鸣海螺。在西藏，以右旋白海螺最受尊崇，被视为名声远扬三千世界之象征，也即象征着达摩回荡（乐曲十分动人）不息的声音。
吉祥结
吉祥结较为原初的意义象征爱情和献身。近佛教的解释，吉祥结还象征着如若跟随佛陀，就有能力从生存的海洋中打捞起智慧珍珠和觉悟珍宝。
胜利幢
为古印度时的一种军旗。佛教用幢寓意烦恼孽根得以解脱，觉悟得正果。藏传佛教更用其比喻十一种烦恼对治力，即戒，定、慧、解脱、大悲、空无相无愿、方便、无我、悟缘起、离偏见、受佛之加持得自心自情清净。
金轮
古印度时，轮是一种杀伤力强大的武器，后为佛教借用，象征佛法象轮子一样旋转不停，永不停息。
这八个图案可以单独成形，也可堆成一个整体图案，这种整体图案在藏语中称“达杰朋苏”意为吉祥八图宝瓶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