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朝末年，瓷器大量出口，而马六甲海峡作为亚、非、欧等地往来的海上枢纽，成为中国商船必经之地，由于自然条件及当时造船技术落后等问题，一些商船因故在此沉没，所载瓷器打捞出水后统称为海捞瓷。
业内人士认为，海捞瓷虽不能与明清官窑瓷器相提并论，但由于来自沉船，具有较明显的历史背景，所反映出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海捞瓷”在拍卖会上的亮相，吸引了越来越多收藏者的关注。2005年年底，一批在海底沉睡了数百年的海捞瓷首次登陆拍场。尽管这些瓶瓶罐罐算不上官窑的名品，但在中国嘉德四季拍卖会上却大显身手。2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达2727万元、成交率为92.05%，而拍前的预估价仅为100万元。显然拍卖成交结果情况出人意料，而各方对明清流失海外的外销瓷的热情也出乎人们的想像。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的京广中心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一把元末明初的青花龙纹大提梁壶和一只明洪武釉里红莲口鱼藻大盘，都是海捞瓷中难得一见的大型器物，前者以671万元人民币落槌，后者以792万元人民币拍出。自去年底以来，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办的海捞瓷专场拍卖，成交率竟达到了92%，成为当年瓷器拍卖的一大亮点。而在此之前，这几年来瓷器拍卖不温不火，即使在香港佳士得公司的大拍上，成交率也只有58%。“海捞瓷”在海外市场也深得藏家的青睐。像佳士得2004年3月份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所拍的“海捞瓷”不仅件件成交，而且多数成交价都高出估价，虽大多小器形的瓷器有的甚至都能拍出22万美元的身价。但是，特大器形海捞瓷在国外拍卖市场还是少见。以去年嘉德拍出的海捞瓷为例，国内目前海捞瓷的成交价格仅是国际上行情价的二三十分之一，有些价差甚至更大。
此套瓷器乃南海岛渔民于西沙群岛浪花礁附近捕鱼作业时潜水发现。发现时是成套在一起,能保存到现在这么完整实属罕见,表面纹理清晰,属于海捞瓷类品相非常好的。表面雕刻松鼠,其含寓意非常深刻。另一套青花花卉纹茶盏雕饰的纹饰非常精美,有理有条,器型也非常不错。此两套藏品品相精美,保存完整,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具有很高的收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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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捞瓷的船舶往事
在工业时代以前的海上交通，人类尽管已经横跨大洋，沟通起七大洲的联系，但是，遇到风暴，或者不熟悉航路而触礁，或者被海盗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或者自己的疏忽，都会使船舶丧身海底。在地球的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据甘雪莉先生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记载，“全球的海底到处可见沉船，其中至少有40艘西班牙对华贸易的帆船。”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和南海一号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六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五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数量巨大的海底沉船，只有极少数被打捞上来，古代的来往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沉船，一旦被打捞上来，就成为一个轰动的新闻，会引起世界陶瓷界、文博界和拍卖行业的密切关注。这是因为，陶瓷不仅是中国古代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古代商人牟取巨额利润的一种商品，而且还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仓物，所以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中国古代的瓷器，也会给发现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益。
后面我们介绍的沉船，是每个希望了解海捞瓷的收藏者都应该知道的。它们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陶瓷的生产年代、窑址、品种、器型和釉色，都会有极大的帮助。海底沉船，隐藏着一部完整的陶瓷贸易史，记载着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史，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需要人类的高度重视。了解这些沉船的年代和装载的陶瓷，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陶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一部实物写就的中国古代陶瓷史。
克拉克号
在和陶瓷相关的古代船舶中，“克拉克号”，也许在世界上最为出名了。“克拉克”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不仅是一艘船的符号，而且是一种瓷器的符号，它是特定年代特定纹饰的一种瓷器的符号，在陶瓷界，只要一说“克拉克”瓷，人们就知道，这是指一种典型的青花瓷器，它的器型包括盘、碗、瓶等等，其中以宽边的青花瓷盘最具代表性，这种青花瓷盘往往盘心是蓝底的装饰性的主体纹饰，而盘沿绘着开光的各种青花纹样。这种青花瓷盘的生产年代为明晚期至清初，或者称之为十七世纪的典型青花瓷器。在日本，把这种青花瓷器称之为“芙蓉手”。
克拉克瓷的命名，也许来自于一艘葡萄牙的远洋海船。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了解这些瓷器的产地，荷兰人就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不过，很有可能“克拉克”不是船的名称，而是同类船只的型号，因为在1602年至1604年之间，荷兰人所截获的两条葡萄牙大船，一条为“圣·亚哥”号，另一条为“圣塔·卡塔得那”号，这两条船所载的数以万计的瓷器，在阿姆斯特丹拍卖时，引起了疯狂的抢购，从此，精美的中国瓷器，不再是欧洲皇室独享的珍品，它开始进入欧洲普通百姓的家庭。
克拉克瓷是典型的外销瓷器，尽管它在欧洲很为出名，但在中国国内，长期以来，很少有克拉克瓷的报道，它的生产窑址也一直是个谜。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国内才在福建的平和地区找到克拉克瓷的生产窑址，后又在景德镇也发现了克拉克瓷的窑址，说明大量的国外市场需求，使得这种“克拉克”瓷器成为各地争相生产的对象。
从现有克拉克瓷盘的形状观察，它往往有比较类似的盘形，完全可能是由金属模具压制生产的，因而它的器壁较薄，器形不规整，精美和粗糙并存，这是为适应市场需求而大规模生产的结果。从明代嘉靖开始至清代康熙终止的克拉克瓷，在中国陶瓷史和中外贸易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当然，克拉克号并不是一艘沉船，而是被俘获的商船。而1643年沉没的“哈察”号上就装载着典型的克拉克瓷器，这艘船被打捞出25000件瓷器。在世界各地陆续打捞的古代沉船上，许多都发现了克拉克瓷。
哥德堡号
瑞典的哥德堡号也许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艘古代沉船了，因为，一艘复制的命名为哥德堡3号的瑞典仿古船在2005年10月2日清早，正式远航中国。中国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的两位记者随船采访。
2006年7月10日-17日,记录新哥德堡号远航的大型记录片《追逐太阳的航程》在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热播，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2006年7月18日上午,哥德堡号胜利抵达广州港,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2006年7月18日中午,哥德堡号顺利停靠广州南沙客运港,人们欢庆哥德堡号和瑞典国王王后的到访。
2006年7月21日下午,哥德堡号驶入广州内河,广州市民在洲头咀江面举行了龙舟欢迎仪式，晚上又举办了名为“哥德堡号—广州之夜”的盛大焰火晚会。在访问广州期间，瑞典国王将1906年从瑞典沉船“哥德堡”号打捞出水的乾隆时期完整的青花斗鸡图盘，作为国礼赠送给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先生，张市长随即将这件两百多年后重还故土的青花瓷盘转赠给广州博物馆。
2006年8~12月：哥德堡号访问中国上海，停靠在黄浦江边，和上海人民交流。
2006年12月~2007年1月：哥德堡号访问中国香港、澳门。
在中国停留的半年，中国人民对这艘瑞典古代船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哥德堡1号瑞典商船是十八世纪来中国进行贸易的。
1745年1月11日，“哥德堡1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的中国物品，包括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当时这批货物如果运到哥德堡市场拍卖的话，估计价值2.5至2.7亿瑞典银币之间。8个月后，“哥德堡1号”航行回到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时，突然船头触礁沉没，正在岸上等待“哥德堡1号”凯旋的人们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到海里，幸好事故中没有人员伤亡。从沉船上捞起了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哥德堡1号”这次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而且还能够获利14%。后来，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又建造了哥德堡2号继续开展至中国的贸易。
从随船来访的打捞出水的青花瓷器上可以看出，十八世纪中国的出口瓷器已经和克拉克瓷有了明显的变化。青花盘不再是宽边，也失去了盛行的开光图案，其釉面比克拉克瓷更为精莹。
黑石号
“黑石号”是一艘著名的阿拉伯沉船，它沉没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因为在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中有唐代宝历二年的年号，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826年），所以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打捞时，黑石号的船体基本保存完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阿拉伯沉船，它的发现和打捞，证明了在唐代，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已经存在直接的海上陶瓷贸易，这是“海上陶瓷之路”的直接证据。1998和1999年间，德国“海底探险公司”将“黑石号”打捞出水。
这是一艘满载货物的阿拉伯沉船，上面发现的唐代瓷器多达67000多件，船上所载的长沙窑瓷器和金银器已经引起极大的关注，而三件完好无损的唐代巩县窑烧制的青花瓷盘更是引起陶瓷界的轰动。
在“黑石号”出水文物的整理研究阶段，我国陶瓷界的一些知名学者曾应邀前往新加坡观摩沉船上的文物，他们拍摄的大量图片，使国内文博界对“黑石号”出水文物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从2002年开始，我国国内的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扬州博物馆等都提出了购买意向，而新加坡、卡塔尔、日本等国的博物馆也表达了购买的意愿。但是，打捞方提出“必须整体购买”的标的，并开出4000万美元的高价，当时折合人民币3亿元，不知什么原因，我国的博物馆在此数字面前居然都失去了话语权。此时，新加坡的“圣淘沙”机构抢先购买了打捞文物的展览权，随后筹措3000余万美元全部购得这批出水文物，2005年所有出水的“黑石号”文物分批完整落户新加坡。
在“黑石号”打捞出水的陶瓷中，长沙窑瓷器有56500多件，使国内陶瓷界对长沙窑瓷器的产量、款式、器形、纹饰和市场有了新的认识。这批长沙窑瓷器中，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他有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和少量生肖瓷塑。瓷器上的款明确记载了瓷器的用途和生产商，这些“款”不仅为当代人对唐代瓷器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更使我们对瓷器上写款的认识大大提前。比如，有的碗中写有“茶盏子”，说明了茶具的用途，有的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款识，说明产品来自长沙窑。这种带有广告性质的款记，为我们认识元代瓷器上的“张家造”、“陈家造”提供了借鉴。在唐代就出现了在陶瓷上写明生产厂家的款识，那么，在唐之后的宋代、元代和明代，也完全可能在陶瓷上出现类似的款识。而大量的花叶、莲蓬、飞鸟、摩羯鱼纹，这些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充分说明了长沙窑为适应外销市场而作的变化，这种变化巩固了长沙窑外销窑场的地位。
如果“黑石号”出水的瓷器能够留存国内，它对我们认识唐代瓷器，以及认识我国陶瓷款记、纹饰和器型的演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碗礁一号
碗礁一号是2005年6月被我国福建省渔民在平潭碗礁附近捕鱼时意外发现的一条清代康熙年间的沉船，同年的7月6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沉船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命名为“碗礁一号”。类似由渔民首先发现的古代沉船，在中国海域内绝不会是碗礁一号一条船，这也是各地古玩市场充斥着海捞瓷的原因。在类似沉船上出水的古代瓷器，绝大多数都是一般的日常用瓷，因而也不太会引起太大的反响，但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古代瓷器，所以往往会引起收藏者的追捧。
碗礁一号沉船以及被打捞出水的瓷器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水下沉船的打捞，不在于沉船上的财富，而在于沉船可以还原历史，在于沉船上的器物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这是水下考古和艺术品投资的根本不同。沉船和沉船上的器物，可以相互印证它们所处的时代信息。在驶往欧美地区的沉船，往往有详细的航海记录和商品货物的清单，凭着这些记录和清单，就能判定船上陶瓷的年代；反过来，凭着沉船上陶瓷的器型、纹饰，特别是陶瓷上的款识，也很容易判定沉船的年代。当沉船和沉船上的货物被一起发现时，几乎没有造假的可能，尤其是深水中的沉船。只有陶瓷和沉船分开出现时，才有可能怀疑陶瓷的非真实性。
碗礁一号就是因为船上装载着康熙时期的瓷器而被认定为清代早期的沉船。
还原碗礁一号的历史，能使我们了解什么呢？
碗礁一号的沉没地点和出水的15000件文物，隐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首先，这是一艘运载外销瓷器的船舶。因为船上发现了许多带盖的高足杯和精美的咖啡具，这些器型具有明显的异国情调。另外，一些精致的造型各异的小瓷瓶，只能是西方餐桌上的装饰用具。即使在一些中国传统的器型上，也出现了典型的克拉克纹饰，如前文所述，克拉克瓷是典型的外销瓷器。
其次，碗礁一号的沉没地点说明了，福建平潭附近有中国清代贸易港口，是福州还是泉州，还有待于证实。
第三，这艘船沉没的原因是触礁。所谓“碗礁”，就是平潭海域一些碗状暗礁，这里的风浪和海流往往会使过往的船只因触礁而沉没。
第四，出水的瓷器多数是青花瓷器，也有不少五彩瓷器。青花瓷从其胎釉、发色来看，应该是景德镇窑的产品。而五彩瓷，因是低温烧制的釉上彩，所以出水后，表面多有剥落，这种自然剥落，将成为鉴定海捞瓷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五，出水的康熙瓷器，表面晶莹光亮，打破了习惯所述的古代瓷器的表面光泽。
第六，出现了简化字，这也使一些墨守陈规的“鉴定家”感到不可思议。
碗礁一号的出水对中国文博界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使我们对清代早期瓷器有了新的认识，对清代早期瓷器的釉色、光泽、纹饰和器型，都应该重新作出新的判断，否则，极有可能将真东西说成假东西。
同年10月23日，中国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馆员李滨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上看到了一种康熙中期青花大瓷盘，直径超过40厘米，标价8万元人民币，这就是他们刚刚发掘过的沉船上的文物。这样的东西已经出现在古玩市场上，是让外国人买去呢还是让中国人收藏呢？让外国人买去，或许若干年后我们又要花大价钱从海外抢购“国宝”，要知道这件瓷盘的年份比圆明园的兽头要老。给中国人买去，若干年后，我们还要为这件瓷盘的真伪争论不休，谁叫它的出身如此不正呢！
南海一号
在广东阳江市海陵岛十里银滩上，有一座五个不规则的大小椭圆体连环相扣组成的博物馆，这就是“南海一号博物馆”。被整体打捞上岸的我国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就在里面的椭圆形的海水环境密闭展厅—水晶宫中展出，而相关的文物整理也在可以探视的环境中进行。
这样的整理和展出可谓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
南海一号是一艘宋代木质尖底船，它全部装载的文物约有60000件，其中已经发掘整理了金、银、铜、铁、瓷类文物4000多件。与碗礁一号的陶瓷器相比，南海一号的文物年代更久、窑口更多，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就更被考古学者所重视。
“南海Ⅰ号”现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品种超过30种。这些瓷器窑口众多，有福建的德化窑白瓷、河北的磁州窑的瓷器、江西的景德镇窑的影青瓷和浙江的龙泉窑的青瓷等宋代的著名窑口瓷器，其中许多都是可以评为国家一级或二级文物的陶瓷精品。特别可贵的是，出水瓷器中不少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显然这些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当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在为外贸的形式争论不休时，我们的祖先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接受“来样加工”这种外贸形式了。
作为一本研究海捞瓷的著作，作者当然把比较大的篇幅关注瓷器，但是，这样做很可能造成错觉。因为，南海一号的价值虽然在于它所承载的文物，在于被打捞出水的瓷器，然而，南海一号的价值更在于它本身，在于它整体的文物价值。“南海一号”对于研究海上陶瓷之路、研究我国的陶瓷史、研究我国宋代的社会生活，研究我国宋代的造船技术、研究我国的对外贸易史和研究我国宋代的对外交往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南海一号的瓷器全部整理完毕，我们对宋代瓷器的认识，必然会发出耿宝昌先生一样的感叹：“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新安号
1975年5月，韩国渔民在新安外方海域偶然打捞出了大量中国青瓷，从而发现了元代的“新安沉船”。1976年至1984年，韩国考古界对这艘沉船进行了发掘，并最终把它打捞上岸。在这条元代中国的沉船上，总共发掘出了两万多件青瓷和白瓷，两千多件金属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以及800万件重达28吨的中国铜钱，目前韩国在木浦建立了博物馆展出新安沉船及其文物。
为什么说这是一条元代的沉船呢？这从所出水的瓷器的胎釉、器型和纹饰上可以做出判断，更可以从船上出水的铜权上的铭文可以判断，元代流行铜权，铜权上往往铸有铭文，新安沉船上铜权的铭文为“庆元路”字样，这是元代对宁波地区的称谓。同时，更为可靠的是，在一块木牌上还保留着“至治叁年”的墨迹，这是公元1323年，所以说，新安沉船是一条元代早期的船舶。
在新安沉船上有元代的一万多件瓷器，其中绝大多数是浙江龙泉窑的产品。这批瓷器不仅数量大，质量也高，堪称元瓷的精品，保存状况又非常完整。其中一件为宁波“使司帅府公用”铭龙泉青瓷盘，说明了这是一件元代官窑的瓷器，它对研究元代官制和地方志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浙江金华铁店窑的器物，江西赣州七里镇窑的瓷器，都使我国元代外销瓷的窑口，有了新的扩充。这也说明了元代外销瓷的规模，出口瓷器的窑口已经遍及东南沿海。可惜的是，这件沉船上没有发现元代的青花瓷器，否则，对于国内关于元青花的争论一定有所帮助。
2003年10月，宁波的“海外寻珍团”一行来到了韩国新安郡木浦市的国立海洋遗物展览馆，考察这条被韩国考古工作者从海底发掘出的元代沉船遗物。当这些贵宾被数百年前的沉船上的遗物深深吸引时，他们一定感叹我们祖先的伟大。在地球的海洋之下，有多少宝物还在等待我们去打捞和发掘呢？
海捞瓷，它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它所记载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信息，还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和研究。当一批又一批海捞瓷出现在古玩市场上时，不是一句简单的盗卖文物就可以聊以自慰的！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海捞瓷，去识别海捞瓷，由此去认识我们还尚未认识的中国陶瓷史，耿宝昌先生说得多好啊：“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这就是海捞瓷！这就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海捞瓷。
何为“海捞瓷”
自从2005年末，国内拍卖业首次推出“海捞瓷”专场，这个名词就渐渐印在收藏者的脑海中。沉睡在海底上百年的“海捞瓷”在拍卖会上的亮相，吸引了越来越多收藏者的关注。
“海捞瓷”对许多收藏爱好者来说是陌生而神秘的。何为“海捞瓷”？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瓷器？在采访中，有不少藏友提出类似的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瓷器收藏的行家。
瓷器藏家告诉记者，据史料记载，１６、１７世纪的欧洲人认为拥有中国的瓷器是一种荣耀。他们大量收藏中国的瓷器，从而带动了中国瓷器的出口量。而那时中国正是明朝末年，瓷器大量出口到国外，而马六甲海峡作为亚、非、欧等地往来的海上枢纽，成为商船云集之地。几百年的波涛汹涌和连绵海战，吞没了无数商船，也造就了今天的“海捞瓷”。
明末外销瓷生产的质量非常好。外销瓷器的整体画面繁而不乱，又将东、西方的文化气息和艺术韵味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有非常优秀的工匠，另一方面国外特别是欧洲，订购的价格非常高。用最好的原料、最好的工匠、最精的工艺进行生产，所以外销瓷都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海捞瓷”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就在国际艺术品拍卖行市上出现了，一直以来它的拍卖成交价在不断上升，早就赢得海外藏家们的青睐。有业内人士表示，“海捞瓷”来自海底沉船，基本上还原了制造时代的艺术风貌，而且价位不是很高，造假的可能性比较低。除了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外，一个“真”字或许是“海捞瓷”受到买家欢迎的原因之一。
海捞瓷、外销瓷和沉船
航行于中国沿海，乃至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中国古代陶瓷器，从中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新器形与新品种，因此每一次海捞瓷新发现都在改写中国陶瓷史。
海捞瓷，顾名思义，就是从海水里捞起来的瓷器。同意这个定义，也就意味着，海捞瓷没有年代的规定，即使是本世纪沉入海底的瓷器，它也应该是海捞瓷。这样的阐述，显然和市场上通行的海捞瓷的观点有相当的距离。
更为确切地说，海捞瓷，就是从海底古代沉船上捞起的瓷器。这个“古代”，一般指我国清代以前，也可以放宽至我国的民国时期。
海捞瓷和我国古代的外销瓷虽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把海捞瓷完全等同于外销瓷。在我国古代近岸的沿海航线上，也行驶着不少国内的船只，它们载负的货物中，完全可能有不少瓷器，在这样的沉船中发现的古代瓷器，就不应该是外销瓷。然而，远洋航行的船只失事的概率要比近海航行的船只大得多，同时，远洋航行的船只所载的货物中，瓷器的比例也大得多，所以绝大多数的海捞瓷都是从远洋航行的船只上打捞起来的。
我国瓷器的外销有着久远的历史，其贸易线路主要有北方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它最早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命名。在研究我国海上贸易的出口地和出口商品后，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条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应该称之为“陶瓷之路”更为恰当。
早在汉代，我国就开始了和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从我国至印度的航线，这条航线沿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出土记载也说明了陶瓷贸易的存在。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发地区，曾经出土了汉代初期的薄釉瓷龙勺一件。东南亚各地发现的这些汉代出口陶瓷，对陶瓷史、海上交通史和世界贸易史研究都很重要。
唐代的经济、文化和艺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唐代的税赋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税赋，而海外贸易在政府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所以陶瓷的大规模出口还没有形成气候。尽管如此，从海外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陶瓷，也足以震撼世界陶瓷界，在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六万多件中国唐代的瓷器。
宋代是我国海上贸易的繁盛时期，也是陶瓷之路形成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特别是陶瓷的输出，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宋代疆域不及西域，大大限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使得海上陶瓷之路成为宋代出口商品的主要通道；其次，宋代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大量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商品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商品供求和输出的需求，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第三，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政府管理海外贸易机构的诞生和成熟，反过来，它又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第四，宋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如水密隔舱新技术的出现增加了船舶抗风抗沉的能力，使得对外贸易的风险率大为降低；第五，无与伦比的宋代制瓷技术，在陶瓷商品的质量和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陶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占有率。
鉴于以上原因，在宋代，瓷器已经代替丝绸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我国宋代瓷器的海上贸易主要输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非洲海岸。而海上贸易的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三上次男先生在介绍宋代向日本的瓷器输出时说：“十世纪至十二世纪，泉州有许多商船运载中国陶瓷器东渡日本，发现最集中的是镰仓，在这里采集到的中国陶瓷器有五万余件。”日本九州福冈修地铁时出土中国陶瓷片有十万片之多。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当地的博物馆十几年来发掘所得的中国瓷片多达一百多万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宋代瓷片。在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有二万片之多。据古运泉和杨少祥等先生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路瓷器中，一年的总产量可高达一亿三千万件。而2007年发掘的浙江龙泉市的龙窑遗址，其规模之大，足见宋代龙泉窑瓷器的数量相当惊人，而作为宋代主要出口瓷器的龙泉窑在欧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我国宋代通过海上出口的瓷器，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实在难以统计，这个天文数字的出口瓷器，只要有万分之一突遇风浪沉没，其数量就是数十万件。
元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官方垄断，但商品的出口仍然如火如荼。元代统治者充分认识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好处，由于元代疆域的广大，陆上的贸易从北京可以直达巴格达，而海上的贸易也可以从福建的泉州到达波斯湾地区。现在保存于土耳其博物馆和伊朗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就是那时运抵西亚的。这些元青花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显然是适应阿拉伯地区社会生活的需要的。现在我国收藏界和文博界争论不休的元青花瓷器的数量问题，也许解决的最终途径是元代海捞瓷的官方发现。而西沙海域已经发现载有元青花瓷器的报道，将使揭开谜底的日子逐渐接近。下面的公文可见元人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南人燕参政说，有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帘子，这般与了，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人汪大渊也在《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我国陶瓷外销至琉球、爪哇和天竺等地的情况。
明代对海洋的感情是复杂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明代首都的北迁和倭寇的骚扰使得明代中后期的海上贸易受到相当的影响，但是，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一直刺激着民间瓷器的出口，官方的禁止或开放，使得这种贸易或者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走私的方式连绵不断地进行着，其规模之大，使得日本市场、东南亚市场和欧洲市场充斥着中国的瓷器。
据《明史》记载的官方赏赐：1374年（洪武七年），始以陶器送给琉球国，还以7万件和他们贸易；1417年（永乐十五年），明朝遣使到阿拉伯，送给他们王公大臣以鹰花绫、文锦和瓷器；1524年（嘉靖三年），又送给波斯失刺思部瓷器等物。民间的贸易数量更是惊人。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10年装走9227件瓷器，1612年运走38641件瓷器，1636年6只商船装走259380件瓷器，1637年装走21万件，1639年装走件数达到366000件。统计从1602年到1657年，运往荷兰瓷器的总量，约在300万件以上。日本和我国的瓷器贸易量也很惊人，仅1635年8月下半月，就从我国台湾装运了4船瓷器到日本，数量达135005件。可见，在明代，瓷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
17世纪是中国陶瓷出口的鼎盛时期，每年输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至少有300万件之多，这个明末清初的年代，瓷器的输出形成了一个U形的曲线，从明代晚期的高潮，明清之际的低谷，再至清初的大量输出，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声誉鹊起。据T.佛尔克先生所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所载，“从1602年至1682年，在这短短的80年里，我国瓷器的输出量竟达1600万件以上。”当然，进行中国陶瓷贸易的不止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因此，17世纪中国陶瓷出口的数量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清初我国瓷器的海外贸易有着一个很好的势头，出水的清初瓷器可以证实这种民间的瓷器贸易。然而，康熙二十三年后的长期海禁中断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头。虽然民间的瓷器贸易还在悄悄地进行，但已经不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流。清代中晚期，虽然还有着大量瓷器的出口，但瓷器的制造技术，已经外泄，我国瓷器生产也已经走入下坡路，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汉至清，我国外销的陶瓷以数十亿计，在航行于我国南海、黄海、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只要有万分之一因战争或自然的因素沉没海底，累计的数量就是十分惊人，所以说，海底不仅会出现数量惊人的我国古代陶瓷，更有可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古代陶瓷器皿和古代陶瓷品种，它们的发现，完全可能改写中国陶瓷史，使中国陶瓷史更全面更完整。
在工业时代以前的海上交通，人类尽管已经横跨大洋，沟通起七大洲的联系，但是，遇到风暴，或者不熟悉航路而触礁，或者被海盗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或者自己的疏忽，都会使船舶葬身海底。在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据甘雪莉先生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记载，“全球的海底到处可见沉船，其中至少有40艘西班牙对华贸易的帆船。”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和西沙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6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5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中，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海底沉船一旦被打捞上来，就会成为轰动的新闻。因为，陶瓷也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舱物，所以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中国古代的瓷器，也会给发现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益。
鉴宝区
清冬青釉盖罐
此物品系清雍正时期作品。器小口，带盖，丰肩，腹收敛，圈足，底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青花双圈楷书款，胎质纯净细腻，器身通体施冬青釉，釉色匀净莹润。青釉是以铁为着色剂，在还原焰中烧制而成的，这种传统的高温釉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出现的釉，是中国最古老的颜色釉。青釉瓷器一直是中国瓷器的主要产品，历经了东汉、六朝、唐、宋、元直到明、清不绝。明清景德镇窑继承龙泉青瓷的优良传统，烧出了深浅不同的各种青釉瓷器，但直到清雍正时才达到了呈色均匀，稳定的烧造水平，是青釉历史上最成熟的阶段，雍正时景德镇青釉瓷器的生产，无论是配方还是烧窑技术的掌握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同类品种的釉色保持高度一致，青釉按呈色深浅不同划分，淡青色称粉青，稍深者称冬青，最深者称豆青，此罐为冬青釉色，堪称佳器。
物品描述：高46.3厘米，口径9.4厘米，腹部最大直径33厘米。
物品年代：清雍正年间
持有人：吴女士
当代青花龙纹碗
此藏品系当代作品。深腹、弧壁、敞口、圈足较小，器壁较厚，为仿制明宣德永乐胎碗。此碗浓艳明亮，碗上青花绘釉下九龙，形象各异，釉上海水以细腻鲜艳的抹红绘出，和釉下九龙的豪放形成鲜明的对比。釉下青花和釉上红彩相结合，在中国陶瓷的彩瓷制作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只可惜此碗为当代作品。
青花和矾红彩结合，是明宣德时期一种新创的瓷面彩绘方式，其制作程序为：先在透明釉下以钴蓝绘九龙，高温烧成后再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矾红画出浪花，经低温烧成。釉下青花艳丽深沉，釉上矾红凝腻温润，在如脂的白釉的衬托下，呈现出强烈的色彩对比，极好地表现出雄健的画面主题。
物品描述：高11厘米，口径12厘米物品年代：当代持有人：夏先生
乾唐轩陶瓷礼品 以文化塑造品牌内涵
本网讯陶瓷，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传承。英文China是中国,又是瓷器。这说明中国最先以瓷器闻名于世,世界最先从瓷器了解中国。中国部分瓷器沿着“丝绸之路”运往亚欧诸国,而大宗瓷器则是沿着平稳量大的海运“瓷器之路”出口。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快速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仅仅实用性的陶瓷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且一些企业还在使用最原始的生产制造方式，在寻求生产量增长的同时，浪费着巨大的不可再生资源，继续在陶瓷行业红海中拼争。而从物质需求到精神需求的巨大转变，已经让现代陶瓷发展理念与技术工艺远远跟不上时代潮流了。因为陶瓷发展的不仅仅是经济，也是蕴涵着千年文化的积淀。当把一件陶瓷拿出来使用时，往往不单是它的实用价值外，而是要更多的关注它的技术含量、环保、以及最重要的美学气息与文化蕴涵。
创立品牌
乾唐轩，一个听起来就颇有文化色彩的名字，1986年在台湾创立。其品牌创始人于春明出于自身对唐朝文化的神往和喜爱，与几位伙伴成立了名为「乾唐轩」的工作坊。创立之处，乾唐轩就以汉唐文化元素作为其品牌内涵，将现代设计理念和工艺融合其中，
并在1999年发明了远红外线应用陶瓷技术，并创造「活瓷」品牌之系列陶瓷产品，以独特的艺术、文化结合日用科技陶瓷，带给消费者健康的生活为发展理念。
体验价值
乾唐轩，极其重视顾客的“体验价值”。在进入每个乾唐轩专卖店后，进入眼前的是以中式复古风格结合现代浪漫主义元素为基调的装修设计，然而摆放在一角的体验休息桌，更添加了几分生活气息，这时导购员会热情的迎上前来招呼您坐下来，用活瓷品牌陶瓷泡上一壶茶或一杯咖啡，在余香袅绕中，品味人生百味，欣赏着乾唐轩的经典商品，听着她讲述着每个商品所赋予的文化故事，犹如穿越了整个世纪，仿佛又回到了当时的汉唐盛世。这种乾唐轩的体验价值，使得它的品牌文化定位具备了独特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感恩人生
在乾唐轩企业文化宣言中，将员工与顾客放在第一位，利润放在第二位。他们认为，只有首先把尊重、敬意与尊严交给他们，感恩员工的奉献感恩顾客的给予，才是最优厚的福利待遇与价值体现。这种企业文化使得乾唐轩的广告费用投入不多，“员工与顾客是我们最好的口碑广告载体，”他们才是最好的品牌传播者，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感恩与使用价值，”于春明不止一次的这样讲。事实上也是如此，乾唐轩在创立以来20多年中，不但留住了优秀的人才，还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忠诚度。经常光顾乾唐轩的人都会记住他们员工最真诚的微笑与服务，这更加深了顾客对于乾唐轩商品的信任感。这种独特的品牌文化，是乾唐轩‘消费体验’的绝对保证，无论在中国任何不同地域文化、不同信仰的市场中都能引起同样的销售热浪。”
创新发展
中国是当今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和人口最多的国家。沿着这样的思路，乾唐轩在进入大陆以来，分别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高端商场开设了10家直营店，作为品牌标杆传播其品牌文化，这也带动了一些喜爱并推崇乾唐轩品牌文化的经销商加盟进来，目前在全国各地乾唐轩加盟连锁店已有150余家，这种快速的复制能力使得乾唐轩品牌文化快速的在全国传播开来。
现在于春明把精力全部集中在更关键的工作上——创新及发展。在产品新技术方面，公司每天都会试验或推出新措施，更优化产品的使用价值和顾客感受，比如对于新开发的陶瓷釉色与技术的升级，都会先自己使用然后与朋友分享，听取他们的意见后一次次与研发设计师交流，这使得乾唐轩在推出每个新品上市后都能很快使顾客接受。这种一切以顾客感受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成为了乾唐轩在发展中的核心竞争力。
敬自然惜万物
乾唐轩在行业中还有一个独特的品牌文化“敬自然惜万物”这是品牌创始人于春明20年做陶瓷下来总结的座右铭，陶瓷行业原材料皆是来自自然中的万物，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是不可再生，我们这一代人要将这有限的资源，赋予更大的价值，给予顾客留下时代的印记，创造人类更美好的生活，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工作。
康熙朝御制玻璃赏析
据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工艺始于西周。经过缓慢的、绵延不绝的两千余年的发展，玻璃制造工艺到清代达到顶峰，玻璃制作得到皇家的重视，品种增多，颜色多达数十种，玻璃的成型、加工工艺更加成熟。清代的档案史料证明，清宫内官办作坊造办处下设的玻璃厂，从康熙到宣统，从未间断过玻璃的制造与生产。本文旨在结合宫廷造办处档案和珍贵的玻璃实物，使读者了解玻璃厂建立之初的康熙时期玻璃的品种和制作工艺。
一、清宫玻璃厂的建立
众所周知，内务府是清代管理皇宫禁室事物的机构，以七司三院为主干，造办处是内务府的下属机构之一。造办处是专门负责制造、修理和储存帝后及宫廷需用的各项器物的机构。造办处具体建于何时，各种官家史书的记载略有出入，主要有康熙十九年(1680年)之说和康熙三十年(1691年)之说。记载比较多的是，造办处初设在养心殿，后移至慈宁宫，但习惯上仍称为“养心殿造办处”。为了具体承办制造、修理各项器物，造办处内又分为不同的“作”。造办处成立之初并未设玻璃作。玻璃厂是在康熙三十五年建立的，“三十五年奉旨设立玻璃厂，隶属于养心殿造办处，设兼管司一人……四十九年，设玻璃厂监造二人。”据杨伯达先生引证，康熙敕命建造的玻璃厂是在传教士日耳曼人纪里安(kilianStumpf)指导下进行的，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传教士协助下开始筹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建成。玻璃厂集中了以山东和广州为主的各地能工巧匠，同时外国传教士也参加和指导玻璃生产。玻璃厂是造办处内众多作坊之一，是专门为皇室成员制作御用玻璃的地方。为了满足皇家对玻璃器皿的大量需求，雍正年间在圆明园也建立了玻璃厂。北京夏天炎热，工匠无法操作，故玻璃厂每年“八月开窑，五月止窑。”
玻璃厂的建立是康熙皇帝重视玻璃制作的具体体现，也是清代玻璃制作走入正轨的重要契机。
二、康熙朝玻璃的品种与制作工艺
康熙年间是清代玻璃制作的首创时期，从康熙三十九年玻璃厂的建成到康熙在位的最后一年即六十一年的二十余年间，玻璃厂制作了哪些玻璃器，是了解和掌握康熙玻璃品种的关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起于雍正元年，迄于宣统三年，惟独没有康熙朝的记录，这无疑增加了我们了解康熙朝造办处玻璃制作情况的难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现有的文献和流传下来的珍贵实物来了解康熙朝玻璃制造的概况。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期已有单色玻璃、珐琅彩玻璃、套玻璃、刻花玻璃和洒金玻璃等品种。
l.单色玻璃
单色玻璃是指用一种颜色的玻璃吹制或磨制的器物。流传于世的康熙时期玻璃器，过去仅知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一件透明玻璃水盛（图1）。该水盛高7、口径2.8厘米。有盖，削肩、阔腹、平底。盖上磨成六角形龟背纹，腹部饰下垂似莲瓣纹的尖状花瓣。器底正中阴刻“康熙御制”篆书款。水盛乃文房用品之一，此水盛系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烧造，属皇家御用器皿。该水盛玻璃无色透明，质地匀净，其制作工艺为：先将熔融的玻璃料吹成扁圆状，再用琢玉的方法加工而成。它是已知清代早期玻璃器皿的珍贵实物，也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熙玻璃器的孤品。这件玻璃水盛的造型与中国传统的器物造型不甚相同，有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这也恰恰说明了西方传教士对康熙时期玻璃制造的协助与影响。康熙时期的单色玻璃除此件珍贵器皿之外，香港李氏收藏家还珍藏一件“西瓜水色”玻璃水盛（图2）。此水盛高6、口径3.8、腹径10、底径6厘米。水盛圆口，往下渐渐凸起，形成鼓腹。水盛的颜色像熟透的西瓜瓤一样，红润明亮，晶莹剔透，故称“西瓜水色”。器底正中阴刻“康熙御制”篆书款。此水盛造型别致，色彩鲜艳纯正，手感沉重，其款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透明玻璃水盛的款识相同。这两件玻璃器是康熙时期极为珍贵的传世品。除此之外，见于记载的康熙单色玻璃还有蓝色、黄色、雨过天晴色等。
2.珐琅彩玻璃
玻璃胎珐琅彩是清代首创的玻璃制作工艺之一。玻璃胎珐琅彩器始于何时，未见详细史料记载。有的研究者只是笼统地讲，康熙时已有玻璃胎珐琅彩。但康熙玻璃胎珐琅彩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并没有作出回答。前面已经讲过，康熙时尚没有档案记录造办处的生产情况。过去已知最早的玻璃胎珐琅彩实物，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绿地珐琅彩竹节式鼻烟壶。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玻璃胎珐琅彩，最早的是乾隆时期的器皿。所以，康熙时期是否有玻璃胎珐琅彩器，尚是未知数。因为谁都没有看到具有准确年款的实物。但根据珐琅彩在其他胎体器物上的运用，在理论上可以推断出，康熙时期应有玻璃胎珐琅彩。众所周知，珐琅是一种绘烧于金属器、瓷器、玻璃器上的原产于欧洲的釉料，大约在康熙年间传入我国。金属胎珐琅器首先在广州烧成，旋即在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也烧制成功，署有康熙御制款的铜胎画珐琅器在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均有比较多的收藏。画珐琅在铜胎上能烧制成功，可以从侧面证明也能在瓷器和玻璃器上成功烧制。事实上，康熙时已有瓷胎珐琅彩，由此不难判断，康熙时也应在玻璃上进行过试烧，因雍正时已有比较成熟的玻璃胎珐琅彩。当然，推断并不等于事实，最有说服力的应是署有康熙款识的玻璃胎珐琅彩实物的出现。令笔者高兴的是1998年在香港徐氏艺术馆，笔者第一次亲眼见到了一件康熙款玻璃胎珐琅彩小杯（图3、4）。1999年，同一件小杯被香港爱好玻璃收藏的李先生出高价收买，笔者有幸又一次将其捧在手中反复观察，仔细琢磨，爱不释手。此杯或称其为盅，高3.6、口径5.1厘米。圆形，直口，底略内凹。杯身由白色不透明玻璃制成，有四个圆形开光，内绘四季花卉，依次为月季、牡丹、菊花及荷花；开光外深红色珐琅地上绘有团花。口沿处绘有环带菊花纹。杯底署有蓝色“康熙御制”楷书款，款外有内细外粗的双栏框。杯身原破碎，经修复再现原貌。这件小杯大小不过盈握，类似于酒杯，其造型与纹饰均属于典型的宫廷风格，不带有任何外来文化的痕迹，与透明玻璃水盛形成鲜明对照。从其成型工艺和珐琅色彩看，已属于比较成熟的作品了。由此可见，玻璃胎珐琅彩是继铜胎、瓷胎珐琅烧制成功之后，清代珐琅彩的又一创新。这件重要的玻璃胎珐琅彩杯的出现，改变了以往清代玻璃工艺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传统认识，弥补了因文献缺乏而造成的模糊，从而对玻璃胎珐琅彩工艺在清代的制作时间有了大致准确的答案。
3.套玻璃
康熙时期玻璃制作工艺的另一创新，是“套料”的烧制成功。所谓“套玻璃”是指由两种以上玻璃制成的器物，其制作方法有两种，一是在玻璃胎上满套与胎色不同的另一色玻璃，之后在外层玻璃上雕琢花纹；一是用经加热半熔的色料棒直接在胎上作花纹。它是玻璃成型工艺与雕刻工艺相结合的产物，是玻璃制作工艺史上的重要发明。这两种方法制作出的器物均见凸雕效果，既有玻璃的质色美，又有纹饰凹凸的立体之美。清代著名学者赵之谦在光绪六年(1880年)撰写的《勇庐闲诘》中写到：“时(康乾之时)天下大定，万物殷富，工执艺事，咸求修尚，于是列素点绚，以成文章，更创新制，谓之曰套。套者，白受彩也，先为之质曰地，则玻璃砗磲珍珠，其后尚明玻璃，微白，色若凝脂，或若霏雪，曰藕粉。套之色有红有蓝，更有兼套曰二彩、三彩、四彩、五彩或重叠套，雕镂精绝。康熙中所制浑朴简古，光照艳烂若异宝。乾隆以后，巧匠刻画，远过詹成，矩凿所至，细入毫发，扪之有棱。”文中详细记载了套玻璃工艺的制作时间、康熙、乾隆时期套玻璃的不同风格以及套玻璃的不同种类。实际上，套玻璃有套一色与套多色之分。“白受彩”分为白地套红、套蓝、套绿、套黄等，这是套色玻璃中之主流产品。此外，还有“兼套”，即在同一色玻璃胎上套二色以上的玻璃器。文献记载告诉我们，康熙时期已有此工艺，但迄今尚未发现康熙套玻璃器实物。流传至今的最早、最多、也是最精美的套玻璃器是乾隆时期的作品。我们期待着像发现康熙玻璃胎珐琅彩一样，有朝一日能够亲眼见到康熙、雍正时期套玻璃器的面世。
4.刻花玻璃
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雍正时期《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可以知晓，康熙时期还有一种刻花玻璃。如：“雍正三年，玉作。十一月初六日，首领太监程国用持来，雨过天晴刻花套杯一套，十二个。雨过天晴素套杯—套，十二个。说太监杜寿传旨，着查问，钦此。随查得雨过天晴刻花套杯系广东匠人程向贵做的，于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初八日丁皂宝呈进的。进的雨过天晴素套杯系家里学手匠人周俊做的。于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丁皂宝呈进的。海望回过怡亲王谕，做杯匠人今在何处，随问丁皂宝处。丁皂宝来说，广东匠人程向贵、周俊二人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交巡抚送去迄。于本日，首领太监程国用将雨过天晴杯二套仍持去，交太监杜寿迄。”
以上这段珍贵的档案史料，至少向我们传递了三种信息：第一，康熙时期玻璃厂有来自广东的匠人，并交代了他们离开造办处玻璃厂的时间；第二，雨过天晴套杯有两套，色彩相同，但制作工艺、制作时间、制作人均不同；第三，至少在雍正三年，这两套玻璃杯仍在清宫收藏。遗憾的是，现在仅能看到文字记载。雨过天晴玻璃是仿柴窑雨过天晴色烧造的。雨过天晴色玻璃屡见于雍正时期的档案中，由此不难看出，这种颜色的玻璃深受皇家的青睐。
5.洒金玻璃
洒金玻璃是康熙时期创新的另一个玻璃品种。据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玄烨巡幸江南时，至苏州接见巡抚宋荦，并赏赐了玻璃鱼缸一个、洒金蓝玻璃瓶两个、蓝玻璃盘一面、黄玻璃小盘十面、蓝玻璃瓶两个、蓝玻璃花笔筒一个、蓝玻璃座蓝玻璃水盛一个，共十八件玻璃器。这批玻璃器很可能是皇家玻璃厂遵照玄烨旨意烧造的，专供皇帝御用或赏赐。洒金蓝玻璃是仿照阿富汗所产的青金石烧造的，需要很高的技术。玄烨的颁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玻璃厂在建造仅仅几年的时间里，就已掌握了洒金玻璃工艺。
以上向读者介绍了清代康熙玻璃厂的建立与康熙时期制作的玻璃品种与工艺。玻璃质脆，不易保存，故能够留存至今的康熙玻璃器寥若晨星，目前仅知比较准确的只有三件，其珍贵程度不言自明，它们是康熙御制玻璃的缩影。康熙玻璃厂的建立为清代玻璃的制作、发展以及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匏制乾隆御题六棱瓶
瓶直口，细颈，凸腹。从颈至身呈六棱式，底为六方圈足。器体丰满，棱线突出，分隔出六面装饰区间，分别在腹部饰团寿纹，于瓶颈下半部、肩部和近底处饰以变体蕉叶纹、连弧纹、仰覆莲瓣纹、蔓草纹等，纹饰多变而规律，与光素的颈部恰成对比，虚实之间意蕴丰富。器身之棱线至器口渐归于圆滑，显现出渐变的外形轮廓线，是又一引人注目之处。器底足内有阴文隶书填绿彩御题诗一首：
幸谢蒸鹅佐脱粟，
却成槌纸得全壶。
囫囵弗藉范而范，
穆何妨觚不觚。
孝士漫嗤书依样，
陶人那问铸从模。
无烦贮水安铜胆，
随意闲花簪几株。
末署“乾隆壬寅新正月御题”，并“古香”、“太璞”。壬寅年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此诗载《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八五，原题作《咏壶卢缾》。此题诗亦见于匏制缠枝莲纹槌形瓶上。
“宝光四射”的四色琉璃镶嵌宝瓶
公元六一七年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反隋，李渊于公元六一八年称帝，世称唐高宗，建帝都于长安，唐代共历时近三百年，在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贞观年间，国力强盛国土宽阔，可谓雄风豪迈，四方各国纷至沓来朝贡，往来于“丝绸之路”与大唐帝国建立贸易关系，国民经济大步发展，即后世称为“贞观盛世”也，当时由宫廷制作的绚丽多姿出神入化的唐代金银器和琉璃器亦称誉世界。虽然琉璃器于汉魏时期由埃及西欧等国作为贡品进入中国，但至唐代时中国已能吹制出质量很高、器壁极薄、光亮度极美的琉璃重器，备受世人珍爱。
本文所示图为唐代四色琉璃镶嵌宝瓶。此瓶系用唐代的手工镶嵌吹制工艺，造型优美流畅。虽遍体疤痕满布粉色“银釉”，却掩盖不住它“宝光四射”的英姿。在深绿色的瓶体上嵌入靛蓝、玫红色琉璃线各二条盘旋而上至瓶口，让观者有种随风起舞之感，而曲线优美的瓶颈自然地延伸至瓶口，造型犹如一颗硕大碧水自天而降。瓶口向外翻卷并在上面镶嵌二排红色及白色的琉璃珠，尽显唐王朝工匠高超的技艺和聪明才智。
“海捞瓷”的历史片断：出水芙蓉汉陶俑
南沙出水汉五铢钱
南沙出水汉男俑
南沙出水汉女俑
海捞瓷，中国历史上外销瓷的一个分类。在历史上，中国的瓷器就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各国，所以这条线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过去10余年，在越南的南海岸，历史上5艘中国沉船相继被发现打捞。失事的沉船隐藏着历史的沧桑，是埋葬在海底里的一段历史片断。
由于船的装载量大，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上万件瓷器，因此在文物市场上有“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业内人士认为，海捞瓷虽不能与明清官窑瓷器相提并论，但由于来自沉船，具有较明显的历史背景，所反映出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海捞”是海南收藏界的经典和骄傲。说到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海捞”，很多人可能会将它与海捞瓷混为一谈，事实上，“海捞”的概念远比海捞瓷丰富得多。
业内人士称，“海捞”是海捞器物的总称，海捞瓷正是“海捞”中最耀眼、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门类，除此之外，“海捞”还包括海捞钱币、象牙、香料、石雕、琉璃、铜镜、红木、兵器、药材、珊瑚、紫砂、茶碾等，可谓繁花似锦、五光时色。
一件件精美的出水“奇葩”，密藏着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外贸活动，从汉代开始至清代，每个时期的“海捞”都有，从未间断。
从今天起，海南周刊将陆续推出“海捞”系列报道，同读者一同回味那些藏品背后珍贵的历史片断。
出水芙蓉汉陶俑
这是一尊高5厘米的男俑。他头戴围巾，双手合琴于胸，席地而坐，双趾内向交叠，笑容可掬。那份其乐融融的样子，难免令人想起出土于四川成都的汉代说唱俑。男俑双唇微微开启，嘴角略微上挑的轻鸿一笑，含蓄而不内敛，舒畅而不放纵。可能是男俑一曲完毕，怡然自得，仍沉浸在余音绕梁，袅袅仙曲之中而不能自拔。亦或是面对听众的掌声，有一点手足无措，不好意思的样子。
这件陶俑，是1998年琼海渔民在南沙群岛万安滩进行水下作业时，无意中发现的。在同一处出水的，还有铜质五铢钱。此五铢钱圆形方孔，钱文五铢，重如其文，钱径2.5厘米，厚0.12厘米，四周郭，“五铢”二字古雅浑厚，凸版疏朗，品相上乘。据史料载，西汉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刘彻下诏“罢半两钱，行五铢钱。”由此，这五铢钱，无疑为这几件“海捞”的断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出水的还有一尊5.7厘米的女俑。她一手持瓶于胸前，另一手抚膝，席地而坐。裙摆前逸出一绣花鞋，另一花鞋置于臀后。女俑盘巾束发，仪态清淑，典型的汉代墓画像中的侍女形象。女俑平静素雅，温润感人。汉代艺术家发自内心的感情寄托，通过泥土的揉捏，勾融了人类上善若水，淳真豁达的人性述说。
另一尊石敢当捉鬼俑，则把中国古代万物有灵、道巫合一的鬼仙文化表达到通透。此俑高7厘米，身穿交领右衽短褐，气宇轩昂，威武雄壮。石敢当双手倒提小鬼双腿，小鬼伏于石敢当脚上呻吟哀号的样子。
石敢当原是一人名，最早出现在汉元帝时代（公元前48年至前33年）黄门令史游所撰《急就篇》：“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在山东泰安一带，石敢当除暴安良，敢作敢为，在民间慢慢演变为神的化身。宋人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等，均记载了出土唐代大历五年“石敢当”石铭一事。至今，各地还有建房时安置“泰山石敢当”石刻的风俗。
可以看出，汉代是一个重鬼好祀、神秘浪漫的时代。以汉武帝为例，他的一生就同鬼怪神仙联系在一起。石敢当捉鬼俑，真实再现了西汉谶纬观念的流行，以及道家思想在彼时世俗化的形态表现。但就其艺术性而言，石敢当捉鬼俑，于方寸之间填充精彩内容，充实而不拥挤，栩栩如生，令人爱不释手。
汉人早已到南沙
汉代陶俑和秦俑类似，以白色陶土作胎，运用塑、捏、刻、画相结合的技法，揉合成气象万千的造型艺术，然后用黑褐、土黄、大红和粉白分别着色，以700℃左右烧制。处于由陶向瓷的过渡期，因此，还不具备瓷的特征。
南沙出水的这几件汉陶俑敷设粉彩和表层铅釉，已在烟波浩淼之中荡然而去。但是，洗去浮华铅尘流露出的却是一份率真，一份不加掩饰的、令人爱怜的汉代文化记忆！
早在1974年3月至5月，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组成考古队，在西沙
永乐群岛的珊瑚岛、甘泉岛、金银岛、晋卿岛、深航岛、广金岛等，宣德群岛的永兴岛、陈述岛、北岛和东岛等地，进行了第一次文物调查，又于1975年3月至4月进行了第二次文物调查。发掘出土一批西汉至唐宋的钱币和陶瓷，填补了西汉考古的空白。自1998年12月18日至今，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队会同海南省文博单位，先后赴西沙进行了10余次水下考古，都取得了丰富成果。
那些沉睡在海底的“宝贝”，是最好的历史印证。海南建省伊始，老一辈革命家熊向晖，在游览三亚天涯海角时，依偎在傲岸巨石“天涯”两字之旁时追古抚今，触景生情，慨然赋诗曰：“此处何必名天涯，汉人早已到南沙。”
开张恣肆的汉代造型艺术
在璀璨的历史长河中，两汉雄强轰响400多年。汉代文学作品和司马迁历史丰碑《史记》一样，彪炳千秋，流芳于世。荡气回肠的两汉文章，不仅影响了一个王朝的文化氛围，也催生了艺术家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创作灵感。
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墓的98件东汉“铜出行车马仪仗俑”震撼世界。其中，脚踏飞鸟的“铜奔马”，写实俊美，灵动飘逸。而出土于湖南长沙的西汉马王堆汉墓造型艺术品，如彩绘漆棺和帛画、彩绘木俑，洋溢着楚文化典雅庄重、开张扬厉之美。线条游走之间，闪现出秦汉时期沉雄古朴，静穆神秘的恣肆色彩。
建国以后，出土的汉代陶塑兵马俑，前后有三次重大发现。如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出土骑兵俑500余件，步兵俑1800余件，俑高44厘米至68厘米。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出土兵马俑80余件。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兵马俑1000余件。秦朝兵马俑与真人比肩而立，汉代兵马俑则重于精微，大若尺余，小则盈握可以手。两汉造型艺术的另一朵奇葩汉简，是中国书法由篆书向隶书过渡的重大变革。西北汉简纵横恣肆，开张飞动。荆楚汉简好圆好曲，妍美流畅。两汉造型艺术的恢宏气象，浪漫唯美，和汉时民殷国富，纵横四海的大国雄姿相映生辉。
南沙帆影数中原
据司马迁《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其中象郡治理范围包括海南岛。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兵平定了南越王国，也就是南方三郡。在三郡故地设九郡，其中珠崖、儋耳两郡设在海南岛。至此，汉朝疆域版图濒临南海。
汉武帝刘彻视野开阔，胸怀四海，派遣使臣积极开展海外贸易。汉武帝派遣的船队，从广东徐闻出发，经过南海，到达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汉书》卷二八下记载。夫甘都卢指今天的缅甸西南部一带卑谬附近。黄支国指印度东南部的康契普腊姆。）
《前汉书·地理志》记载：“所致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东汉杨孚在《异物志》中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磁石”意指南海水下的暗礁，航船经过会触礁沉没或搁浅不能前行。《异物志》还记载，南海诸岛盛产海龟和玳瑁。
汉武挥鞭济沧海，南沙帆影数中原。这就充分说明，早在汉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发现南海诸岛，中华文明的灵光永远镌刻在南海诸岛的礁盘上。
元明清官窑瓷器武汉展出 由数万青花瓷片复原
中新社武汉8月27日电(曹旭峰孙夏)由数万片元明清景德镇官窑青花瓷片，遴选修复的126件青花瓷器，8月27日在湖北省博物馆展出。来自西陆军事http://
记者当天在展场看到，展品中的元代青花松竹梅纹长颈瓶、明代斗彩鸡缸杯、明代青花海浪仙山双耳三足炉、明代青花莲托八宝纹僧帽壶等重量级瓷器，虽然皆由碎瓷片修复而成，但是整体品相较好。展品中，郑和下番时带往中东的充满伊斯兰风情的永宣青花器，以及专供宣德帝嬉戏的青花蟋蟀罐，都堪称孤品。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江建新介绍，在景德镇发现了元代官窑、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嘉庆等时期的大量官窑遗址，遗址中有数以万计的青花瓷片。有些瓷器稍有瑕疵就被毁掉，有的无瑕也被毁掉，足见当时官窑产品挑选之严、管理之严。
“清理修复的126件青花瓷器，涵盖了元至明正德官窑青花瓷器中的重要品类，是研究元明清官窑的标准器和最科学资料。”江建新说。
景德镇青花瓷器生产源于唐代，元明清曾在此设官窑。元代起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远销埃及、土耳其、阿拉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明代青花瓷器制作技术传至日本、朝鲜及越南，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此次展览由湖北省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暨御窑博物馆共同主办，展期至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