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的颜色不会都以均匀形式出现，古人很早就会发现这一点。在陶瓷釉色的追求中，斑状釉色的出现可能是个偶然，但追求变化，追求自然的主观愿望，使古陶瓷的偶然最终会走向必然。
色斑在陶瓷上的出现意在打破传统的平衡。单一色泽的陶瓷在某时刻会让人略感疲惫。追求色泽变化，尤其是自然的色泽变化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工匠们的愿望。当其愿望最终实现，原来陶瓷可以具有另一类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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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 青釉褐斑四系壶
自唐代起，当西域的拍鼓拍响了迷人的节奏之时，花釉悄然登场，在梦幻般的旋律中增加了梦幻般的色彩。
这种斑驳陆离的釉色，传达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美学特质，让古人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让古人不再囿于一种传统的思维模式，开放思想，探索新路。
其实，这种探索总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不是主流，时而被主流社会抛弃，亦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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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黄釉绿斑席纹执壶
色斑类瓷器，如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孤芳自赏，天长日久，继而有人欣赏。
作为陶瓷美学中的独树一帜，色斑给社会以启迪。因为有启迪，才有探索;有探索，才有成功;中国陶瓷美学的成功其实正是来源于古人襟怀的开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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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月白釉褐斑大罐
唐色斑作品首推拍鼓。故宫博物院的唐黑釉蓝斑拍鼓，早年就被定为国宝，可见其受重视程度。此鼓长近60厘米，鼓身起弦纹七道，中间细两头粗，粗细比例悬殊，黑色器身不严谨、不规则的装饰有状如巴掌大的色斑，明亮抢眼，异域风采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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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黑釉蓝斑拍鼓
宋代陶瓷装饰百花齐放，民窑八大窑系南北均衡。南方龙泉窑、景德镇窑、吉州窑、建阳窑与北方耀州窑、定窑、磁州窑、钧窑等相互呼应，充分体现了南北方相同的美学追求中微妙的差异。
民间宋瓷总体上的追求呈世俗态势，崇尚艳俗的普遍审美。不论刀刻还是笔绘，纹饰的表达反映了宋代人的内心世界，花草鱼虫、翎毛走兽都是宋瓷的自由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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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黑釉褐斑罐
只有一点例外，在宋磁州窑风行的华北地区，主要在河南河北两省，有一类瓷器以很个别的审美情趣，小幅沿袭了唐花瓷的风格，这就是铁锈斑。
铁锈斑装饰有别于宋代主流的具象手法，完全一幅抽象绘画。这类作品分两类，一类色斑呈无规律分布,如大英博物馆的黑釉铁锈花斑圆腹瓶);一类则呈有规律分布，如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同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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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黑釉铁锈斑瓶
在铁锈花装饰中有一类常见的碗，其铁锈花装饰一般五瓣呈现，宛如盛开的花朵。这种碗民间有一极俗的称谓，叫“狗舔碗”。
主要是其色斑上宽下窄，如舌舔状，故有如此形象的俗名。1985年，山西省朔州市出土过一只。这类碗地域性较强，仅在华北地区发现，应为地方流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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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 黑釉铁锈斑碗
过去曾很长一段时间错误地认为，钧窑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窑乃窑变艺术而不可控制。但细观钧窑，这一说法无法成立。几乎所有钧窑带色斑作品都可以清晰看出其红色呈现时的笔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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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 黑釉褐斑梅瓶
以铜为呈色剂在高温下一次呈现红色是钧窑对中国陶瓷史的贡献。金代人看见钧窑色斑之红理应兴奋。在此之前，尚没有人将瓷器烧得如此绚丽斑斓。尤其玫瑰红色，在冷色调中呈现一抹暖色，亲切感人，这种冷暖相间的对比给金代人的感受远远强烈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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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钧窑「三潭映月」盘
入元以后，钧窑在北方大兴。原因是钧窑的乳浊釉遮盖能力极强，对胎土要求不高。加之玫瑰红色赏心悦目的色斑，处处相同又处处不同，让人充满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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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 黑釉褐斑柿蒂钮盖罐
龙泉窑自北宋至南宋至元一直生产青瓷，品种保守，所寻求的变化只在釉色上追求，大体上沿着釉色深、浅、深的路子行进，北宋时期老绿，南宋时期嫩青(梅子青、粉青等)，元以后又回归老绿，凝重沉着。
龙泉青瓷的色泽变化，反映了时代潮流的轮回规律，小至青瓷这一具体事项仍不违背社会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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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龙泉铁锈斑玉壶春瓶
可是龙泉青瓷入元后，冷不丁生成一个新的品种，褐斑装饰的龙泉青瓷。这类作品在日本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叫“飞青”。飞青一词为专业术语，即便在日本一般人也弄不清来源。
日本人认为这一词汇由中国传入，但中国陶瓷专业领域并不使用此词汇，各类文献也不见记载。飞青一词，仅在日本指龙泉褐斑瓷器，其他褐斑瓷器并不使用此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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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龙泉青瓷铁锈斑瓶
实际上，飞青装饰并非单独出现。再早一点的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上已有褐斑装饰，手段布局近同，只不过青白瓷褐斑与青瓷褐斑比较起来，前者过于强烈，后者显得温和了许多。青白瓷褐斑作品明显多于龙泉青瓷褐斑作品。
北京市丰台区金代塔基出土一对宋末元初的青白釉褐斑荷叶罐为其中典型。景德镇这类点彩作品可以上溯至五代，北宋也较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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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青白釉褐彩荷叶形盖罐一对
釉里红本是元朝人景德镇始创。铜红釉烧造时难度很大，稍微控制不好就会“灰飞烟灭”，痕迹全无。在画意受宠的元朝，有这样的作品出现，大体上是不合时宜的，加之这种抽象力极强的表现手法，让汉人颇不适应，所以产量低于景德镇当时其他所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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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釉里红玉壶春瓶
明朝整个一朝，未见色斑作品再占有一席之地。汉人的务实精神引领景德镇制瓷业，带有画意的作品统治了瓷业江山，要不是近年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出土一件红斑大碗，我们真不能想像景德镇在明初还做过这样的探索.
尽管这个唯一的红斑大碗装饰得有些可笑，但正是有这样的错误，人类才得以正确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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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 内红釉外釉里红点彩纹碗
虎皮三彩--康熙一朝恢复、创新的品种最多，虎皮三彩算是创新。虎皮三彩是素三彩的变种， 它将素三彩的一贯陪衬地位升至主角，让黄绿紫三色尽情展现，让没有规律形成规律。这种斑状三彩被誉为虎皮三彩，名称取其意并非取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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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虎皮三彩撇口碗
雍正、乾隆的窑变釉一直追摹古意，少量作品偶有呈现斑状，红底蓝斑或蓝底红斑。
雍正款仿钧太白坛，红斑在腰间呈现环状，与口部红色呼应;乾隆款窑变釉钵形缸，红斑连成片，穿插于蓝色之中，气象万千;这类作品观图形有事先勾勒设计之嫌，并非完全浑然天成。清盛世瓷器中有此景象，可见天朝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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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仿钧窑太白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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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毫斑
宋代建阳窑创烧的黑釉结晶斑纹。在黑色釉面上透出尖细的棕黄色或铁锈色条纹，状如兔毫，当时文献称为兔毫斑或玉毫、异毫、兔褐金丝。釉中含有较多量的氧化铁、还含有微量到少量的氧化锰、氧化钴、氧化铜、氧化铬等其他着色剂。所形成的兔毫纹在显微镜下观察，呈鱼鳞状结构。毫毛两侧边缘上，各有—道黑色粗条纹，系由赤铁矿晶体构成。毫毛中间由许多小赤铁矿晶体组成。兔毫的形成可能是由于在烧制过程中釉层中产生的气泡将其中的铁质带到釉面，在1300℃高温下．釉层流动时，富含铁质的部分流成条纹。这些细条纹都闪银灰色光泽，是冷却时析出的赤铁矿小晶体所致。兔毫纹结晶釉制品均为宋代建阳窑茶盏，即所谓“兔毫盏”，是宋代点茶器的上品。底部刻有“供御”、“进盏”字样的，是专为宫廷所制。宋徽宗《大观茶论》曰：“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玉毫条达者”即指兔毫斑。福建省除建阳窑，很多瓷窑也都烧制这类茶盏。此外，江西、四川、山西等地的瓷窑也仿烧兔毫盏，但数量比福建少。（见图453）
秘色瓷器的研究
关于秘色瓷器在90年代已在各地召开过多次的研讨会，但最有影响应算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不术讨论会》，这是一次规模空前，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国古陶瓷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认为，这次会议，将对越窑秘色瓷乃至中国古陶瓷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笔者在会上发表了《谈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会议的主要学术观点有9个方面。
1·制品的产地讨论
秘色瓷的产地在何方？这在过去是十分明确的。唐代以来的文献都明白无误的记载了产地在浙江的越窑。自从法门寺秘色瓷出土后，有的学者认为南方、北方都有秘色瓷有应产自浙江，它们可能属于北方地区烧造。有的甚至认为其产地可能就在陕西地区。其原因是法门寺秘色瓷烧造质量很高，釉色青绿，与常见的越窑青瓷存在着区呷。有的研究者还说，陕西古代生产的青瓷其特点为“类余姚县秘色”，因而这批瓷器很可能产自陕西。但绝大多数学者认同法门寺秘色瓷产自浙江的越窑，来自陕西的学者也多持这种观点。由于经过了各地运到沪地实物的对比研究，因而也获得了不少较有说服力的证据。如一位有影响的学者在会上指出，法门寺秘色瓷釉面多见有稀疏的黑点子（常称为“落灰”），在越窑瓷器尤其是上林湖采集的标本釉面也常见这种黑点子。不少学者通过书面文章和发言，进一步论述了法门寺秘色瓷为上林湖越窑烧造的事实，从烧造工艺、制作特点和科学分析多方面加以证论，受到了与会大多数研究者的赞同。通过这次会议，上林湖越窑说，可以说已占主导地位，越窑、秘色瓷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应当说为时不远了。这个事实的出现不是新观点的产生，也不是千百年来“越窑秘色瓷”的文献概念，它是经历了学术界重新研究，讨论后得出的全新概念。
2·秘色瓷器的概念
什么是秘色瓷？秘色瓷的范围有多大？哪些瓷器属于秘色瓷？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是秘色瓷的概念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讨论中，一此国家和地区及国内代表的论文和发言，基本上还是按各自习惯理解这一概念。提议较多，至少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第一， 越窑瓷与秘色瓷划等号，越窑瓷就是秘色瓷、秘色瓷就是越窑瓷。
第二， 秘色瓷专指那种釉色青绿的越窑作品。
第三， 艾色和青绿釉色的越窑作品都是秘色瓷，只要这些作品在秘色瓷烧造时间的上下限以内都可算入。
3·秘字含义的探索
秘色瓷之“秘”究竟含何意？这在过去就存着不同看法，法门寺秘色瓷出土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更多了。会议期间，许多代表撰文或发言认真地进行了讨论，从古文献中关于“秘”字的含义到唐代秘色瓷之名的由来，从陆龟蒙的“千峰翠色”到法门寺秘色瓷的青绿釉色，论点颇多。有的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有的觉得秘色是一种“香草色”，也有的说秘色实为“碧色”。此外，还有神秘色调和神秘、珍奇和本身色调的混称等等。归同乡会起来，持“香草色”的说者较多；“稀见之色”说者颇有见地；“碧色”之说论据也较充分。总之，对“秘”字含义的认识，集中到一点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指的是釉色，至于究竟属哪一种色调 ，还有待于进一步统一。
4·秘色瓷性质
有关秘色瓷是官窑还是贡窑所烧的问题在会上展开主讨论。法门寺秘色瓷属上林湖越窑焙烧，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但唐代上林湖越窑秘色瓷是官窑不是贡窑所烧？有的代表回顾以往对越窑官瓷烧造性质研究时，提出了“官窑论”、“官监论”和“官搭论”三种不同观点。也有的代表提出了唐代为贡窑、五代已成为官窑的观点，从政治体制的变更等方面来判断这一窑场的性质的转变。也有的代表认为唐、五代、北宋烧制秘色瓷的窑场不是官窑而是贡窑，因为唐代已明确有贡窑，而五代、北宋秘色瓷窑场很多，慈溪、鄞县、上虞均有，这么多窑场单靠官窑力量创办是不可能的，历代文献也没有越窑设官窑的记载。另外，器物本身刻铭表明了其贡窑性质，器物上“官”、“官样“等文字的出现证明了它们不是官窑而是兼烧贡瓷或官用瓷的民窑。还有的不者提出了上林湖贡窑是什么性质，它算不算官窑的问题。有的不对嘉靖《余姚县志》中提到的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的说法作了探讨，并对其中关于育龄代是否置官监窑问题提出了质疑。还有的代表在讨论中提出宋官窑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真正的官窑是否在北宋时期的疑问。收于会议主题是越窑秘色瓷，因而官窑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5·秘色瓷烧造上限
有的代表认为，秘色瓷始烧于9世纪50年代之前，浙江宁波和义路唐大中二年（848）一批越窑作品即是这时期的产物。许多代表认为，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为唐咸通十五年（874），而以绝对烧造上限为咸通十五年前。还有代表从烧成运输等方面推算，法门寺秘色瓷至晚在咸通十三年已经烧在，因而其上限应是咸通十三年（872），有的代表甚至列出了上林湖出土的咸通十三年青瓷残器（在大批匣钵中），从而也得出了法门寺秘色瓷在咸通十三年春天已经烧成的结论。有的代表认为，法门寺秘色瓷的烧造 质量、制作特点不尽相同，可能是分批烧成，因而烧制年代可能有早晚之分。不有的代表把西安唐咸通十二年张叔尊墓出土的八棱瓶看成最早的秘色瓷。
6·关于秘色瓷分期
一些代表对越窑秘色瓷的烧造进行了划分，主要有下述三种分期：
第一种，越窑青瓷的发展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初唐至晚唐是开始时期。第二阶段为9世纪中叶的晚唐至五代，秘色瓷烧于这一时期。第三阶段是吴越降宋以后。
第二种，分成早、中、晚三期。早期为晚唐时期，以法门寺和钱宽墓出土器物为代表。五代为中期，以钱元瓘、钱元玩墓和苏州吴县七子山出土物为代表。北宋肖期至晚期，晚期以宋大宗元德李后陵、辽陈国公主墓、韩佚墓等出土物为代表。
第三种分期分得最细，第一期，唐元和朝（806—820）前后，秘色瓷开始烧造时期。第二期，大中、咸通朝（847—873），其间分两段，大中朝段以宁波和义路出土器物为代表，咸通朝（860—873）段以法门寺出土瓷器为代表。第三期，光化、天复（898—903）前后，以吴越国钱氏家属墓出土物为代表。五代天福、开运和广顺（936—953）前后。 以文穆王钱元瓘及其次妃吴陪葬品为代表。第四期为北宋太平兴国至咸平朝（976—1003）前后。第五期亦即最后一个时期为咸平至熙宁元年（1003—1068），这一时期是秘色瓷衰落到停烧阶段。
这三种分期各有各的特点，也各有各的理由，以第三种论据较充分。
7·关于八棱净水瓶
有的学者提出了法门寺八棱瓶是否属于秘色瓷的问题。由于八棱瓶未现其它秘色瓷存放一处，《衣物帐》也未记载，因而不能算作明确的秘色瓷，但肯定是上林湖越窑烧造。曾经参加过发掘工作的代表则肯定八棱瓶是秘色瓷，由于八棱瓶出土时内装有佛教五色宝珠29颗，瓶上有一大珠覆盖，这样的陈放式肯定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这件作品符合秘色瓷应具备的式样、釉色、御用等三大基本要素，而且它肯定来自宫廷，因而把它排挤出秘色瓷行列是没有道理的。这些来自发掘现场第一手的材料过去鲜有人知，发掘报告也未写明，因而使人们只能从现象上分析。会议期间，了解了前因后果后，使代表们更进一步掌握了秘色瓷出土的背景材料，从而使原有的观点得到了补充或修正。
还有不少代表认为，法门寺八棱瓶同上林湖窑场发现的那些八棱瓶残器风格相似，有的则认为完全相同，因而肯定是越窑烧造，有的还肯定是同一窑场烧造甚或出自同一人之手。还有的则认为各地出土或传世的八棱瓶大同小异但不完全一样，虽可肯定均为越窑烧造仍就歌剧中的首席女主角注意区分其不同风格。
8·五代越窑的地位
不少学者提出五代越窑以全国制瓷业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经过唐代数百年的烧造，五代越窑烧造瓷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现在所见越窑秘色瓷以五代产品为最佳。由于五代越窑产品质量优异，受其影响，南北各地许多窑场予以仿烧，对这些情况应引起进一步重视。有的代表就五代越窑的烧造和各地发现的仿越窑产品进行了探讨，从工艺上和科学测试数据等方面进行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五代越窑烧造技法和对各地青瓷窑业的贡献。
9·秘色瓷质量等级
有的代表提出，历代的秘色瓷应当有一个产品质量和使用等级的问题，因为有是所有秘色瓷都是优质产品，其间也有质次产品，而且不一定所有秘色瓷都是皇帝使用的，这王所用秘色瓷是最上等的质量最高的产品，公侯、贵族的可能差一些，那些质次产品也为一般文人阶层使用。
洪宪瓷器介绍
彩绘陶潜图瓶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洪宪”。在袁世凯短暂的83天皇帝生涯里，景德镇曾马不停蹄地烧制了一批御用瓷，后来者将其统称为“洪宪瓷”。
底款
关于“洪宪瓷”，流传最广的历史版本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定国号为“洪宪”（1916年）。九五之尊的皇上要摆出一副真命天子的“谱”，当然要设计出许多桥段。袁世凯在阴谋称帝时，亦仿效清朝制度，设御窑，曾派古玩商人郭葆昌（字世五）到景德镇监制，具体操作的陶艺师为鄢儒珍，地点为湖北会馆。
粉彩花卉过墙枝大盘
郭葆昌是个瓷器行家，接到命令后便开始全力延揽名匠画师，仿雍正、乾隆两代官窑瓷器，精心烧制了一批粉彩和珐琅彩瓷器。据说这些瓷器仅仅是烧制费用就用去了140万大洋。当时，在北京城买一套四合院也只要1500块大洋，由此可见这批瓷器可谓是斥巨资打造！
居仁堂制款天青釉饕餮纹觚（天津博物馆藏）
在烧制过程中，郭葆昌常常废寝忘食，对烧制成的瓷器更是逐件检视，凡不合格者一律毁掉，所以最后烧制的成品，每个都胎白而薄，色彩淡雅丰满，极为精美。基于这个版本，郭世五也被称为“最后一个督陶官”。
居仁堂制款天青釉饕餮纹觚（天津博物馆藏）
洪宪瓷大部分是落款为“居仁堂”的瓷器，“居仁堂”瓷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和袁世凯自用，都是仿珐琅彩和粉彩的器物。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又很有民国风味，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因中华民国总统府设在中南海，袁世凯居住的地方为中南海的居仁堂，所以所烧瓷款为红色篆书“居仁堂”和“居仁堂制”。
袁世凯的皇帝生涯只维系了83天，相应的，“洪宪瓷”也一样短命。
其实当时尚未有“洪宪瓷”之称谓。其后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断，而“居仁堂制”款的瓷器因时间短暂数量极少，但在制作造办处的备余瓷土却有大量积囤，瓷工们又以“洪宪年制”为款烧制了一批，时间横跨两年，与前制“居仁堂制”（觯斋）款统称为“洪宪瓷”。
2005年12月12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以57.2万元成交，创下了洪宪瓷的拍卖纪录。
其后二三十年代，景德镇的民窑仿官窑更是以“洪宪年制”为标准，精美不亚于原时之器，遂成就了一个完整的、含御制、官窑、民窑仿官窑（后期）三大构成的收藏系列。据说：“洪宪瓷”的薄胎、洁白度、透明度都大大超过乾隆御瓷，时至今日，在市面上收集“洪宪瓷'是一种时尚，十分珍稀；但能再细分当时的御制“居仁堂制”、郭世五的“洪宪年制”官窑和后来的民窑仿官窑，却如凤毛麟角，构成了民国初年（约在1916年左右）瓷器收藏的一个有趣话题。
居仁堂胭脂红地开光花鸟瓶
现在大家茶余饭后说到洪宪瓷，“最标题党”的说法是——“这是最后的官窑”。其实不然，“所谓的官窑，要官办、官家投资、有固定场所、经费、管理，洪宪不是，实际上都是民间烧制的”。
洪宪年制黄地轧道墨彩花鸟纹墨床
洪宪款龙纹盘及胭脂红开光纹茶盘
洪宪 蓝地轧道粉彩开光山水四雅图长颈瓶
洪宪 粉彩多子多福天球瓶
洪宪 红龙粉彩水盂
洪宪年制款粉彩牡丹花瓶
洪宪款粉彩花卉纹碗
洪宪年 粉彩童子游戏瓷瓶
洪宪 粉彩人物纹观音瓶
洪宪元年款大富贵寿孝人物瓷片
洪宪 粉彩达摩像瓶
洪宪 粉彩人物纹瓶
洪宪 粉彩麻姑献寿图撇口瓶
居仁堂粉彩花瓶
居仁堂蓝地粉彩福寿纹水洗
居仁堂款矾红地粉彩人物纹瓷瓶
居仁堂粉彩人物花觚瓶
居仁堂青花加彩花卉纹花盆连底盘
居仁堂粉彩婴戏纹瓶
洪宪 粉彩庭院婴戏瓶
红绿彩瓷器介绍
十二世纪后期即南宋中期，在中国北方的女真人统治区域，窑工们创造出了一款装饰色彩非常鲜艳的彩瓷，那就是红绿彩瓷。
早期的红绿彩瓷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装饰色彩浓烈，纹饰自由奔放，是草原文明跟中原文明碰撞交流的结果，这些红绿彩瓷存储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市民生活的大量信息，诸如各宗教为主题的题材，以花鸟人物绘画为主题的题材，以人物陈列摆设为主题的题材。
这些信息无疑成功地研究了宋金历史以及当时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红绿彩瓷属于釉上彩，它是在高温下用白釉瓷或者白点黑花瓷烧成后，在白釉上用黄红绿等彩勾画出文字，第二次入窑以八百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烧制而成。
红绿彩瓷的出现意义十分重大，一是它开创了再瓷釉上进行彩绘装饰的新方法，这是一项杰出的贡献，二是它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中间作用，直接为明清五彩，豆彩、粉彩，乃至珐琅彩装饰打下了基础。
我曾经有幸遇见一件红绿彩瓷，它是明朝的一个热点，包括欧洲，日本，那个时候对中国明代的彩瓷都特别的追捧，管他叫大明彩，它主要是民窑，民窑加上一个彩瓷的光，如果光是白釉，现在在市场也经常出现不会超过1万元，但是我看的那红绿彩瓷上面加了彩，所以它的价格也就往上增加了许多。
但是它也就限度就那么高了，因为那件有几个缺点，第一它缺了一个盖儿，第二它的彩有点剥落，如果这个彩特别完好，没有剥落也带盖，这个价格就上去了突破之前那个限度了，大概最少起拍价就是7万到8万之间，拍卖行会根据你这个藏品的特征会给你一个适当的评估起拍价，这是符合当前市场规律的。
古瓷器汝窑介绍
汝窑非常稀少，很不容易碰到。原因是什么呢？汝窑的烧造时间非常短，只有二十来年。南宋人周在《清波杂志》中这样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他发出这样的感叹，说“近尤难得”。南宋离北宋时间很近，南宋人都觉得汝窑非常难得，那今天距离南宋已经有八九百年了，就更为难得了。周的这段记载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汝窑不是官窑，是“供御”的。就是把好的瓷器先让宫廷挑选，剩下的这部分还可以卖出。这也就解释了宝丰发现的那个汝窑窑址出土的瓷器为什么质量不一，有的跟清宫收藏的汝窑非常一致，有的却相距甚远。
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记载，在雍正七年（1729）的时候，宫里有过一次统计，雍正皇帝让太监刘希文、王太平整理了一箱汝窑瓷器。这个档案今天可以查到，清点的结果是：雍正时期宫里有31件汝窑。我们要注意一点，那时对汝窑的判断不是科学的判断，而是凭个人去判断，有时会官汝不分，或者钧汝不分，因为它们的颜色很接近。所以当时一定会有误差，但大致不会差很多。雍正时期整个皇宫里才有31件汝窑，很少。今天我们有多少汝窑呢？汝窑的统计不是非常精确，因为有个别汝窑在私人手里，未必能统计到。目前有一个统计比较可靠，说全世界有记录可查的汝窑大约有67件。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汝窑绝大部分都在世界级的博物馆里，可能供你收藏的机会微乎其微。说起来，这都是稀世之珍了。今天要想看到汝窑，到哪儿去看呢？台北故宫是汝窑最集中的地方，现在精确的统计是21件。其余的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都有汝窑收藏和陈列，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
汝窑因其稀少，所以非常珍贵。历史上各类文献记载中，都对它推崇备至。汝窑作为上供的御器，给皇上使用。南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有一段记载：“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第……张俊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一共多少件汝窑呢？16件。这是宋代所有的历史文献中记载汝窑最多的一次，说的是南宋第一个皇帝赵构，在1151年到清河郡王张俊家里巡幸，可能出门走到他这儿，就进他们家了。那张俊当然受宠若惊了，皇上都到他们家了。他就拿了一批汝窑瓷器进奉给皇帝，这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礼品，所以周密才在《武林旧事》中做了详细的笔记。这里说的汝窑瓷器大部分很容易理解，比如“香炉”，我们大致想想也知道是什么样子；“香合”，肯定是有盖的。那么，“大奁一、小奁一”是什么呢？有人猜测是一种盒式炉，有的专业书上就把它称之为“奁”。这个事很巧，这种奁现在全世界就存两个，一大一小。大点儿的那个在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直径23.8公分；小的一件直径18公分，现藏在北京故宫。所以有人认为古书里的那两件就是这两件，“大奁一、小奁一”，说得很清楚。北京故宫的那个奁我亲手拿过，很轻。汝窑为什么珍贵呢？史书上也有记载，《清波杂志》里这样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这段记载非常重要，提出汝窑的釉色是靠玛瑙呈现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对玉和玛瑙都充满敬畏之情，玛瑙是很贵重的材料。在烧造汝窑的时候，釉里加了玛瑙末，所以汝窑釉面的光泽跟其他瓷器不一样。这里有个巧合，周为什么这么写？汝州这个地方本来就产玛瑙。所以，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历史上从来没有记载过任何其他瓷器，在釉中使用玛瑙。但从科学的角度上讲，玛瑙究竟能不能对釉色产生好处，至今没有结论。
那么，汝窑究竟卖过没有呢？历史上公开卖过。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卖过一只，是一个很小的汝窑盘子，直径8公分。这个盘子有点儿变形，当时没烧好，有点儿拧着，北京话叫翘棱。估计烧出来以后，工匠一看不合格，顺手就给扔到废料堆里掩埋了。由于盘子小，一个巧劲儿没摔碎，很多年前出土后，就被人认出来了。在二十多年前的美国，这个歪歪扭扭的小盘子当时卖了154万美金。当时像今天特别值钱的元青花、清代粉彩、永宣青花等等，这些非常名贵的瓷器都卖不到这价钱。甚至现在卖到上亿人民币的珐琅彩，当时也就卖个二三十万美金，你想想汝窑的价钱。历史上就公开地卖过这么一个。我当时非常震惊，不能想象154万美金买一个小盘子。
因为汝窑的崇高地位，很多人就特别想收藏到汝窑。有些古瓷收藏家把官、哥、钧、定，都收藏齐了，就缺这汝窑。汝窑非常难得、稀少，我们先不谈它的价值，即使你碰到它，可能也买不起，是这个问题。碰见汝窑的机会非常罕见，所以我们只能到博物馆去看。收藏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事，碰见了是缘分，碰不见也得心安理得。
造假手段
中国历代皇帝都对汝窑有所追求，尤其到了清代，雍正皇帝对汝窑非常赞赏，所以雍正时期仿汝窑的成就最高，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今天的仿制手段也非常高，有大量赝品充斥市场，我见过很多人拿着各式各样的汝窑来给我看。由于汝窑窑址的发现，使我们对汝窑有了新的认识，也知道了汝窑不仅仅有青灰色，还有其他颜色，所以大量仿品也出现了。
汝窑的特征
汝窑有什么特征呢？古书上记载得比较含糊，说有“蟹爪纹”。蟹爪纹说得非常抽象，书上的记载也不是很清楚，大致就是说那釉面开片的纹理毛毛扎扎的，我们看大闸蟹的蟹爪尖上都是小毛刺，就是那个感觉。
第二点是“鱼鳞状开片”。你注意看，汝窑釉面的开片跟所有瓷器的开片都不一样，裂纹的角度是斜着的，不是直着的。斜着就会有折光率，看着很漂亮。
第三点就是香灰胎。我们能看见的汝窑，胎是浅浅的灰色，像烧了香以后落下来的香灰。胎非常薄，一般情况下，胎和底同厚。一般的瓷器，都是底厚，壁薄。
汝窑是裹足烧、芝麻钉。所谓“裹足烧”，非常专业，是指瓷器的足部有釉，釉要裹过来。“芝麻钉”，是指足部用很小的支钉支起来，把瓷器支在空中烧，烧好后，底部釉面会有几个点，是非常讲究的工艺。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讲，汝窑是个夹生胎，没烧熟，有点儿像夹生馒头。为什么要夹生呢？就是汝窑不能烧熟，如果烧熟了，它的釉色就达不到那么漂亮了。烧汝窑的温度不能达到1300度，到1200多度就行了。有时在艺术的追求上，就不能严格遵循科学的规律了。
第四点就是汝窑的釉色呈天青色。与当时其他窑口相比，它的颜色是天青色，我们可以看到标准的颜色。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这样说：“汝窑器，出北地，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媚，薄甚亦难得。”这是曹昭对汝窑精确的描写，说它的颜色是淡青色，釉色很滋润，如果薄就更难得。明代人讲得非常有道理，但我们掌握起来要灵活。比如他说“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有蟹爪纹是真的，没有的更好，这话比较绕。今天说起来，有和没有都不是标准。现存的汝窑器，确实大部分都有蟹爪纹，但也有少量的不开片，就是所谓的“无纹者尤好”。
一般的情况下，汝窑都是素器，不带纹饰。因为它釉厚，胎上面不好刻划。那么，历史上有没有带纹饰的汝窑呢？英国大维德基金会里有一个汝窑洗，椭圆形，洗中间刻着两条相对的鱼。因为它釉厚，刻的鱼模模糊糊，非常不容易看清楚。以致乾隆时期宫廷画谱的记载，说它是“如意暗花”纹。那些太监们看了半天，把两个鱼头看成两个如意头了，所以记载成“如意暗花”了。这件汝窑不要说看照片，就是看实物，都看不清楚。这种汝窑洗，现在全世界有两件，一件在英国大维德基金会，一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汝窑的款识
一般喜欢瓷器的人，首先都要看瓷器的款识，就是把瓷器翻过来看看底下写的什么。电视剧里演的买假瓷器，一翻底，下面写着俩字：西汉。都成笑话了！没东汉时，西汉人怎么知道自己是西汉。
在宋代，并没有形成瓷器底下写款的制度，只有部分瓷器写款。比如汝窑的款识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甲、乙、丙。我们一听很简单，就是编号，按照顺序。但这种编号不是烧制的时候写上去的，都是后来才刻上去的。
第二种，底下写很明确的文字，比如写“奉华”两个字。“奉华”指什么呢？奉华堂，南宋德寿宫的配殿，是宋高宗赵构的宠妃刘贵妃居住的地方，很多写“奉华”的汝窑都是她用的。史书上记载，刘贵妃还有点儿才华，会画画，她自己有两方章，一大一小，刻着“奉华”两个字，画完以后盖在上面。奉华款的汝窑都应该是刘贵妃的私人之物。
台北故宫里有个纸槌瓶，上面也刻着“奉华”两个字，中间留着一块空地。乾隆皇帝看见以后，不甘心，觉得自个儿也得刻上点儿什么。其实要说起来，乾隆皇帝地位比妃子要高。乾隆就写了首诗刻在上面：“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口欲其坚铜以锁，底完而旧铁余钉。”这个纸槌瓶原来是一个小撇口，到了乾隆时期，口碎了，镶上了一个铜圈。“口欲其坚铜以锁”，意思是想让口变得结实一点儿，只好用铜包上。乾隆皇帝对一个破瓶子还这样珍惜，你想想后来的人，当然更希望得到汝窑了。至今这个瓶子还在台北故宫，镶着当年的铜圈。
还有一种款识，只写一个字：蔡。一听就是姓氏，马上查查当时姓蔡的大官都有谁呢？不用查，蔡京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蔡”原来应该指蔡京，字写得漂亮。但因为他是奸臣，后来就把“蔡”换成蔡襄了。中国人有很强的好恶，你是一个坏人，就把你换下去。以蔡京当时的地位，完全可以使用汝窑。
海外遗珍
历史上确实有偶然发现的汝窑。英国有一个收藏家，在四十多年前逛英国的跳蚤市场，偶然发现一个汝窑，他就给买了，花了多少钱咱也不知道。但我估计没花多少钱，跳蚤市场买东西都是几个英镑的。1971年，他把这件汝窑捐给英国的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在博物馆的藏品编号中是0001号，第一号。这是一个什么汝窑呢？盏托。宋代人喝茶非常讲究，不像我们今天拿着大茶杯咕咚咕咚一通喝。宋代人端茶盏的时候得有盏托，茶盏端着烫，被烫着时样子不雅，把茶盏搁在盏托上，端着非常雅。这种汝窑盏托全世界也只有两件，咱什么东西
都是两件，都在英国。这件汝窑盏托的边上刻了三个字“寿成殿”，是宋代著名的宫殿，台北故宫里也有刻“寿成殿”款的定窑白瓷
最早从中国流入欧洲的贵重之物中，陶瓷是主项。当时的欧洲贵族家里都有古董柜，要不然显得没文化，很土。在欧洲，怎么看你是不是贵族呢？不是房子大不大，而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古董柜。这古董柜有个名字，叫“奇物柜”，就是放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虎皮斑的贝壳，那时交通不发达，内陆见不着海里的东西，觉得新鲜，没见过，就搁在奇物柜里。欧洲人把中国陶瓷搁在里头。当时欧洲人没见过这么硬的陶瓷，不知道是怎么造出来的，有很多误解。其中有一种误解，认为瓷器本来是一种液体，埋在地里时间长了，就成了固体。还有人
认为瓷器是用蚌壳、石灰和鸡蛋皮的碎末，研在一起做成的东西。这都是很无知的猜想。欧洲人认为中国的陶瓷是类似宝石的东西，所以跟其他一些很贵重的物品摆放在一起，这是欧洲中世纪贵族之间很流行的一种陈设方式。
汝窑的成因
最后讲讲汝窑的成因。汝窑是宋徽宗在位期间烧造的瓷器，当时为什么要烧这种青瓷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徽宗的追求。当时奸臣蔡京和各种道士都在撺掇宋徽宗信奉道教，导致宋徽宗后来笃信道教，他大力推行道教，称自己是“教主道君皇帝”。史书记载，宋徽宗设道观二十六等，等级非常多，你一年爬一级，也得爬二十六年；又设立了道学，每年举行大考；把古今道教事迹编成《道学》一书。政和七年，宋徽宗集道士2000人，一起释讲道学。他是真信，不是假信。那么，道教主张什么呢？“静为依归”、“清极遁世”，就是要很清静的这种感觉。道教仪式中，给天神写的祈祷词叫“青词”，又叫“绿章”。青词、绿章，道教都是追求这个颜色。今天台北故宫所藏的宋人书札中，有这种天青色的纸，是淡淡的一种蓝灰色，用来写道教的祈祷词。道教对青色的追求，直接影响了宋徽宗的审美。
欧阳修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于外饰。”意思是说：我们追求的道，就是返璞归真；我们追求的理，不用加任何装饰。这个追求的道理不仅影响了汝窑的烧造，也同样影响了宋代其他官窑的烧造。下一讲就讲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官窑、哥窑。
广彩瓷器介绍
广彩也就是广州彩瓷的简称。行内也叫广州织金彩瓷。清代雍正年间，随着中国对外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发展扩大，各类瓷器从广州出口增多，为了适应外销市场需要，江西景德镇部分釉上彩绘瓷器移至广州加工生产。景德镇釉上彩瓷在这里与当地的烧青艺术（铜胎瓷珐琅）相结合，并根据欧洲市场的来样来稿，融合中西，使得釉上彩瓷出现新的装饰形式，成为早期的广彩瓷器。
广彩在乾隆年间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形成了专门给欧洲各国加工外销瓷的专门产地。将在江西景德镇定制好的素白瓷胚运到广州，按照西洋各国定好的画片，彩绘于素胚上，在销售出去。清中期，广彩外销瓷业务，由十三行商开设的专营广彩出口的瓷庄和洋行负责，因此底款多落统一款识，书写多为专人，也有印制款，款识内容多含有定制国家，公司，或者家族名称，时间等，到晚清时期，广彩的控制逐渐脱离政府，因此款识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各式各样，什么都有，也很随意，但年代一般都有标注，主要就是通过这些判断，当然如果没有底款，或者款识书写无年份，就要通过全方位的判断了。
广彩瓷是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结晶，以绚彩华丽、金碧辉煌著称。而清末民初时，由于岭南画派画家参与广彩的生产，促使岭南绘画风格的瓷画逐渐兴起。本文根据文献资料及留存实物，从瓷器的表现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岭南画派对广彩瓷所产生的影响，凸显清末民初受岭南绘画影响的广彩瓷的艺术特色。
广彩用色浓重，料厚色艳，对比强烈，以红、黄、绿、黑、金为主色。料厚又用平涂晕染，更具遮盖力。广彩用色十分注重调子，并用金色和黑色压住原色。从而统一了色调的倾向并出现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这是欧洲市场接受广彩的主要原因之一。广彩所用色料不拘一格，有古彩、粉彩、珐琅彩、新彩和自制与兼用的等等。所用色料有厚的、薄的、透明的、不透明的、半透明的、光亮的、哑光的。只要能用即为所用。难怪前人称赞广彩织金彩瓷：“彩笔为针，丹青作线，纵横交织针针见，不需缎锦绣春图，春花飞上银瓷面。”
广彩发展到清末民初时，受景德镇等瓷器产地将传统绘画移植到瓷器的风尚影响，此时的广彩瓷也出现这一倾向。尽管广彩在晚清时受欧洲陶瓷业发展的影响，外销的数量有所减少，日渐走向衰落，但由于这时期一些文人画家的直接参与，岭南绘画风格的瓷画逐渐兴盛起来，为广彩瓷绘艺术开辟了创新的道路，并出现一批新的彩绘组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位于广州河南宝岗附近宝贤大街的广东博物商会。
该商会是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陈树人等人于1908年建立的绘画和彩瓷艺术室，同时它也是同盟会为掩护革命行动而设立的众多机关之一。博物商会一方面从瓷庄承接外销订单，按照客户需要进行彩绘和烧制，当时商会中的名家画手就曾绘制过许多彩瓷珍品；而另一面，博物商会则以此为掩饰，在烧窑处制造炸弹从事革命活动。
当时高氏兄弟、陈树人、潘达微、刘群兴等人在数年间画了不少艺术性极高的彩瓷，他们一方面受广东地区传统文人绘画的影响，在瓷器上表现传统中国画意蕴，表现技法上多采用国画的形式，很少使用图案作装饰，画风淡雅清逸；一方面结合岭南画派祖师居廉、居巢的绘画技法，精写花卉、草虫、动物，在选材构图、设色用笔上均体现居氏状物精微、博彩鲜丽的风格。博物商会当时还有很多没有留下姓名的画师，商会1909～1910年间在《时事画报》登过招聘画师的广告：“兹本商会拟聘请画师四十位专司绘事，以能绘精细人物花鸟者为及格。”由此可知，商会当时的规模不小，画师能绘精细人物花鸟，水平高于普通工匠，因而商会除了文人色彩极浓、兼工带写的彩绘瓷器作品，也有不少精细的工笔之作。
岭南画派画家对广彩瓷地域特色的形成有不小的推动作用，他们的瓷绘风格也影响到当时其他的彩瓷组织。高氏兄弟和刘群兴所居的广州河南地区是广彩作坊和广彩艺人最为集中的地区，同时那里也活跃着一批很有功力的文人画家，南社、十香园、伍家花园等都是他们的聚集之所，绘瓷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目前所见的民国彩瓷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这里的文人画家的作品。
这些文人画家并没有入行会，但也纷纷在广州芳村、鳌洲一带成立画室，冠名“化观瓷室”“笔花仙馆”“咏梅别墅”“碧梧画居”等。这批岭南画家的绘瓷作品多为瓷庄收购或在广州西关的古玩铺出售，广彩行会内部也会拿来复制，因此也影响到行会内部的生产。如任广东博物商会技术主导的刘群兴从小就在高剑父的指导下学习中国画，能将中西绘画元素很好地结合起来运用在广彩上，时有创新，如一缕清风令时人大开眼界，其作品在当时销路很好，价格不菲，好几家瓷庄都以刘群兴绘制的彩瓷为样板，大批量生产以满足外商的需求。这些岭南画派的画家当时绘制了不少广彩瓷器，多已外销，留在国内的较少。
从保存在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以及广州市文物总店的为数不多的带有岭南绘画风格的广彩作品来看，这些瓷器造型基本以用于陈设的盘为主，也有少量的瓷板及瓷瓶，这与以往主要用于餐饮、造型种类繁多的广彩瓷器有很大区别。这可能是因为盘和瓷板造型比较宽大，相对于其他器型更适宜绘画，使画家犹如绘于纸面一样，能自由挥洒，随心所欲。这些带有岭南绘画风格的广彩作品所绘内容基本上以人物、山水、动物题材为主，其中又以人物最为丰富多彩。早期的广彩人物纹有中国人物，也有西洋人物，中国人物一般描绘的是世俗生活，画面人物较多，气氛热闹；西洋人物或描绘世俗生活，或取材于神话故事、宗教题材。
清末民初带有岭南绘画风格的广彩作品除了上述题材外，还有历史故事、戏剧小说以及文学题材。与此前的广彩人物纹相比，画面简洁雅致，人物笔简神全，情景简单。如表现世俗生活的广彩人物盘(图1)和广彩牧牛图高足碟(图2)，前者描绘绿荫下一对夫妇在窗前注视着窗外嬉戏的孩童，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孩童天真稚趣，整个画面生活气息浓郁。表现神话传说的广彩寿星图碟(图3)和麻姑献寿图瓶(图4)，前者绘一寿星用拐杖吃力地背着一个大寿桃，虽寥寥数笔但生动自然，形神具备。表现历史故事的如潘妃图花口盘(图5)，绘潘妃步莲图。潘妃是南齐东昏侯的妃子，东昏侯曾凿地为金莲花，令潘妃步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也。”整个盘施肉红色地，加金彩花朵，彩工精细，华贵高雅。表现戏剧小说的则有《西游记》图盘(图6)，描绘师徒四人面对变成童子的妖怪，各人不同的反应，或怜悯、或怀疑，很好地刻画出不同角色的性格特征，绘制手法成熟。取材于文学题材的作品如广彩“东篱秋色”图盘，以晋代诗人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题材而绘制。描绘西洋人物的作品如广彩妇女头像盘(图7)，描绘了一个身穿华服，头戴丝巾，手捧鲜花的西方贵妇的侧面半身像。此画像应是受到西方油画的影响，与高剑父所提倡的用西洋画之写实改造中国人物画相呼应。
以往广彩瓷的风景画大致可分为中式风景和西洋风景两大类，其中很多都是将自然风景与建筑结合在一起。而此时受岭南绘画影响的广彩作品所表现的山水风景基本上和传统的中国山水画无异，都是一些树木、山川、河流、房屋、人物的组合。如广彩山水图盘(图8)，以红、绿、赭彩绘山水风景，近景刻画了几棵树，远景几座小山，中间有一片湖泊，一叶扁舟漂于其上，画面意境深远，当出自专业画家之手。又如制作于清末的一件广彩山水图盘，以赭、绿、墨彩绘制，构图上与前一件作品相类似，画面分为三段，中间一大片地方留白以作湖泊，体现了中国画计白当黑的布局法则，画面清秀雅致，诗意浓郁，颇有文人趣味。除了单纯地描绘山水，部分瓷绘作品也会添加一些人物，使山水风景更具生气。如绘制于清末的广彩人物图盘(图9)，山水人物小景图中，一老人正手执扇子，闲适地靠在一棵大树上，神态悠然自得，旁边一小孩正看火烧水，画面简洁雅致，颇有岭南画派的风格，应出自文人画家之手。
以往广彩瓷中单独描绘动物的较少，且以鹿为主，也有少量龙凤纹，此外是一些鸟雀、蝴蝶与花卉相结合的花鸟的图案。这些动物图样往往寓意深厚，色彩艳丽，极富洛可可艺术风格，是广彩瓷绘中一个重要的装饰纹样。而受岭南画派二居注重写生、善于描绘花鸟草虫特点的影响，以及高剑父、陈树人等人曾留学日本，受当时日本流行动物绘画的影响，清末民初单独描绘动物的广彩作品有所增加。表现手法也不再是图案化，而是既有接近中国传统绘画的兼工带写的风格，又有笔法细腻、造型逼真、追求写实的动物形象。如高奇峰、潘冷残、陈树人合作的“冷月栖篁”图盘(图10)，以及广彩鹌鹑图盘(图11)和广彩梅雀图盘(图12)，都比较接近中国传统的花鸟绘画，用笔虽少，但颇有意境。三件作品背景皆有一轮圆月，尤其是后两件，通过背景的渲染突出一轮淡淡的圆月，给人以迷离空蒙的感觉，很可能是受日本画喜欢渲染背景表现天色以增强深度与空间感的影响。当时日本画吸收了西方绘画表现造型与光色的方法，注重写生，画坛非常流行细腻写实的动物画，日本画家竹内栖凤的《狮》《猿》、木岛樱谷的《鹿》、横天小连的《虎》均成为学生临摹的范本，曾留学日本的高剑父等人也受其影响。如高剑僧绘制的群鹿图圆瓷板(图13)，所画的鹿当是受木岛樱谷的影响，作品描绘了6只神态各异的鹿立于原野之上，以写实的笔法把鹿的体形、肌肉和机敏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广彩狼盘(图14)，绘溪边一狼似作势欲扑，又似沉思凝望的姿态，作品以极细密的笔法刻画出动物皮毛的质感，通过明暗对比衬托出形体与结构，表现得惟妙惟肖。此外，还有高剑父的广彩猛狮图盘，以及受高氏兄弟常以鹰隼入画影响而作的广彩鹰盘(图15)，这类题材与高剑父等人在辛亥革命前后所绘的啸虎、雄鹰、跃马题材的绘画一样，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唤起民众进行战斗的感人力量，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和作者的理想。
受岭南绘画影响的广彩瓷除了表现内容与以前的广彩有区别，在表现形式上也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如在布局方面，清嘉庆以前有构图繁密和疏朗两种风格并存的现象，道光以后则基本都是以繁密为主，较少留白，多为满地开光，一般有边饰、开光和地彩，然后将主题内容安置其中，相互衬托。而此时受岭南绘画影响的广彩作品则很少采用边饰和开光，即便有边饰也是非常简单。画面留白较多而不再繁密，构图简洁明快，一件器物多以一幅完整的绘画作装饰。如上面所提到的一些广彩山水纹盘，它们很多出自岭南画派之手，注重布局与意境，一改早期广彩山水风景配以边饰的习惯，借用中国画的构图形式，随意伸展，自由穿插，能够很好地表现出山水画的意境和主观情趣。这些作品的瓷绘内容基本上都是文人画内容的移植，而且一改广彩不许作者落款的旧行规，署上名款和印章，将融诗书画印于一体的文人画移植到瓷器上。
广彩是在五彩、粉彩等瓷器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发展初期在色彩运用上受景德镇瓷器影响比较大，生产了很多比较素雅的瓷器。但发展到繁盛时期的广彩用色以红、绿、金为主，色彩非常鲜艳华丽。尤其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金彩被大量使用，绘出的图案绚彩华丽、金碧辉煌，与以往一些比较素雅或效仿中国画的传统瓷绘作品大相径庭。而到了清末民初，由于文人画家的介入，广彩瓷绘中又开始融入中国画的技法，颜色运用上一改绚彩华丽为清新素雅，色彩古雅清幽，意境含蓄。而一些描绘花鸟的瓷器，依然能感受到居廉、居巢花鸟画的韵味，如广彩玉兰花盘 (图16)，画面简练素雅，寥寥数笔就勾绘出花与叶的冷峻清香引来蜂飞蝶舞，营造出此处无声、暗香袭人的意境。而一些具有纸绢浅绛画艺术效果的瓷器，如广彩人物盘(图1)，其风格与清末民初的浅绛彩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处，可知广彩也受到当时国内流行的浅绛彩这一绘瓷方式的影响，这些都为广彩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笔法上，发展到清后期的广彩出于装饰效果的需要，瓷绘线条往往是一些粗细均匀的轮廓线，仅起到定型的作用，与写意多变的线条渐行渐远。尤其越到晚清，画法更显粗率，逐渐消解了线条作为绘画形式主要表现的造型功能。在清末民初时，受岭南绘画影响，文人绘画中注重笔法的画风开始渗透到广彩作品中，从以前以工笔为主变为半工半写或以写意为主。如广彩寿星图碟(图3)，简简单单的几笔勾勒就使寿星公挑着桃子那种笨拙的姿态跃然瓷碟之上，笔法相当纯熟，顿挫多变的线条使画面充满了节奏感和韵律美。除了中国画传统的笔墨形式，受岭南画派“折中中西”的影响，瓷绘作品中也出现西方的写实手法，尤其在动物的刻画上。如广彩雪松攀猿图盘(图17)，整幅画是国画的绘画形式，但在猿的刻画上加入了西画的光色造型方法，将中国画线条、笔势的优点与西画善于色彩和表现立体感的优点结合起来。
清末民初广彩受岭南绘画风格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岭南画派大师如赵少昂、杨善深等在其老师高剑父的影响下，曾创作过不少瓷绘作品。一些广彩艺人如司徒洪也曾师从黎雄才、梁占峰、黎葛民等岭南派画家，将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广彩上。画家参与广彩制作，一方面拉近了艺人与画家之间的距离，使岭南绘画走出象牙塔，做到雅俗共赏；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广彩瓷地域特色的形成，丰富了广彩瓷器的绘画样式。
广彩的装饰风格是构图丰满，密难行针，紧而不乱，犹如万缕金丝织于白玉之上。它的另一个重要的装饰特点是满地加彩，不漏白胎。这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广州不生产白胎瓷器，只做釉上彩绘加工，所用的白胎瓷器早期主要来自景德镇，后来也采用其他多个产地的产品，胎色、胎质不一，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瓷器表面缺陷颇多，用满地加彩的方法，可以遮掩缺陷，变缺点为优点和特点，提高产品的合格率。同时，满地加彩的装饰方法亦为欧洲市场所欢迎。
斗彩瓷器介绍
斗彩又称逗彩，创烧于明成化时期，是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的一种装饰品种。斗彩是预先在高温（1300°C）下烧成的釉下青花瓷器上，用矿物颜料进行二次施彩，填补青花图案留下的空白和涂染青花轮廓线内的空间，然后再次入小窑经过低温（800°C）烘烤而成。斗彩以其绚丽多彩的色调，沉稳老辣的色彩，形成了一种符合明人审美情趣的装饰风格。
据历史文献记载，斗彩始于明宣德，但实物罕见。成化时期的斗彩最受推崇，明清文献中也称之为成“窑彩”或 "青花间装五色"。传世成化斗彩瓷器图案绘画简练，内容主要是花鸟、人物。它的做法是先用青花在白色瓷胎上勾勒出所绘图案的轮廓线，罩釉高温烧成后，再在釉上按图案的不同部位，根据所需填人不同的彩色，一般是3至5种，最后入彩炉低温烧成。按照专家陈万里先生的意见，成化斗彩又可以分为点彩、覆彩、染彩、填彩等几种。成化斗彩除个别的大碗外，多数造型小巧别致，有盅式杯、鸡缸杯、小把杯等。还有一种绘有海马或团花的盖罐，底有一青花“万”字。
成化斗彩鸡缸杯
清朝斗彩瓷器的产量要大于明朝成化时期。康熙、雍正、乾隆官窑也有不少精品堪与成化斗彩媲美，而且出现了较大的器型。总的来看，清朝盛世的斗彩瓷器大多数绘画精工，改变了成彩 "叶无反侧"、"四季单衣" 的弱点，图案性更强，但也失去了成彩清秀飘逸的风采。康、雍、乾官窑都有一些仿成化斗彩产品，特别是雍正时期己能有把握地仿烧出成化斗彩，但这些仿品大都署本朝年款或不落款，只有少数寄托成化款。对这些器物要从胎、釉、彩绘等儿个方面仔细辨别。另外雍正时期还烧成了粉彩斗彩，使斗彩瓷器更加华贵。乾隆以后，斗彩仍在生产，图案内容多为花草，且多团花，延续了清朝盛世时期的风格，但笔法日渐草率。
清代，朗士宁等人将西洋画技法带到中国，自康熙朝始，内务府及养心殿造办处将其大量融入陶瓷工艺，以油画技法为基础的珐琅彩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发晶釉面，则以西洋硬笔画技法为基础，精到细腻的笔法，糅合彩瓷工艺特有的渲染效果，辅以粉彩的写意，呈现出疏密有致、刚柔相济之状。而珐琅所独有的色彩凝练更起到了画龙点睛之效。
三种不同风格的工艺，反差强烈却又浑然一体、风格迥异却能相互提携，争奇斗艳中构成一幅情趣盎然的生动画面，故名:逗彩。
对“斗彩”一词，通常的理解是以釉下青花为轮廓，釉上填以彩色，烧成后遂有釉下彩与釉上彩斗妍斗美之态势，故称“斗彩”。但也有其它理解。有人认为“斗彩”应为“豆彩”，因为绿色如豆青。有人认为“斗彩”应为“逗彩”因为釉下与釉上彩似在相互逗趣。有人认为“斗”是江西土话，是“凑合”的意思，应写作“兜”。《南窑笔记》的作者有自己的理解与表述。他说道：“成、正、嘉、万俱有斗彩、五彩、填彩三种。先于坯上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日斗彩。填（彩）者，青料双钩花鸟、人物之类于坯胎，成后复入彩炉，填入五色，名曰填彩。五彩，则素瓷纯用彩料画填出者是也。”他的分类逻辑实际是依据两大要素。一是从色料构成角度，以有否青料（即青花）将五彩与斗彩、填彩区分开。二是从技术方法角度，以是否“双钩”法将斗彩与填彩区分开。平心而论，有这样程度的分类方法在当时难能可贵，缺点是说得不全。成化斗彩除了他所说的填彩，“斗”（即凑其全体）彩，还有点彩、覆彩、染彩和青花加彩（后文将有述说）。而且，成化斗彩瓷器大多是一件器物上兼用几种施彩方法，单一的施彩器极为罕见。
明万历青花斗彩百鹿纹罐
当今为成化斗彩科学命名，是沿袭清人并不完全的认识呢，还是起用明人自己的称呼？我们觉得，还是以“成化斗彩”冠名为善，但是，必须重作科学阐述。“成化斗彩”称呼约定俗成已有二百年左右，人们在研究实践中也不断地以自己的经验充实“成化斗彩”的认识内涵，海内外相关人士皆知“成化斗彩”，因此，易名不善。我们可以给“斗彩”概念重下定义为“以釉下青花与釉上彩色相结合的、以钩勒填充、点缀、渲染、覆盖、拼凑等装饰方法表现的彩瓷工艺。这样下定义便对传统概念作了科学的扬弃。而“斗”字，仍取“拚逗”之意和“斗妍”之趣。
明·沈德符《敝帚轩剩语》中说：“本朝窑器用白地青花，间装五色，为今古之冠，如宣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
明·谷应泰《博物要览》中称：“成窑上品无过五彩葡萄撇口扁肚靶杯，式较宣杯妙甚。五彩宣庙不如宪庙……宣窑五彩深厚堆垛，故不甚佳，而成窑五彩用色浅淡，颇有画意……”
斗彩瓷器
以上二例记载了明代宣德与成化时期有“白地青花间装五色”与“五彩”的瓷器都很名贵，但“青花间装五色”和“五彩”是什么样的瓷器，其特点如何，说得不够明确。若结合传世品及近年的科学考古材料分析，明人沈德符、谷应泰所述应是宣德青花五彩，而记载中的“五彩葡萄撇口扁肚靶杯”现在看来则是成化斗彩中的名品。可见明人将青花五彩和斗彩统称为五彩。
乾隆朝唐衡诠《文房肆考》说：“成窑以五彩为上，酒杯以鸡缸为最，上画牡丹，下画子母鸡，跃跃欲动。”
近人许之衡先生著《饮流斋说瓷》则称：“成化五彩人物，其工细者，系以蓝笔先绘面目衣褶，继乃加填五色。”
以上三例记述较明人书籍交待得更具体些，指出了施彩的工艺有“点染”或“蓝笔先绘面目衣褶再填五彩”，实际上这些都是成化斗彩的施彩方法。可见明人、清人、近代人在著书立说时将明成化斗彩瓷器称为五彩。
斗彩瓷器
清中期《南窑笔记》作者不详，成书时间大约清雍正至乾隆时期)中写到：“成、正、嘉、万俱有斗彩、五彩、填彩三种。关于坯上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填彩者，青料双勾花鸟、人物之类于坯胎，成后复入彩炉填入五色，名曰填彩；其五彩则素瓷纯用彩料填出者是也。”此段记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南窑笔记》是出现“斗彩”之说最早的一本著作，但分析得不够全面。与实物对照，记载中的“填彩”与“五彩”较准确。这里所说的五彩为纯釉上五彩。填彩为斗彩中的一种施彩方法。关于“凑其全体名曰斗彩”的说法与成化斗彩传世品的施彩方法不符，可能作者将青花五彩称为斗彩，因为这种“凑其全体”的画法实属青花五彩类。《南窑笔记》作者在当时也是将“斗彩”与“五彩”相为混淆，但能将明代彩瓷划分出斗彩、五彩、填彩三大类，实难能可贵，对后世彩瓷研究也具有积极影响。
斗彩出身高贵价值不菲
多年来叶洁瑜“过手”的斗彩并不少。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在1999年前后，一个佛山的大收藏家从她手里买下了一件乾隆斗彩小碗：“当时的青花官窑大器也不过5万~6万元。”虽然这件斗彩小碗“一入豪门深似海”，再也没有露面，但是按照目前的行情估算，身价已经远不止五六万元。
事实上，自“出生”起，斗彩就不是普通器物，而是“身娇肉贵”的名品。在元青花大热、也就是“鬼谷子下山”拍出天价之前，瓷器家族中都是斗彩拿“头牌”的，也有一个说法，古代瓷器以珐琅彩为首，斗彩次之。上世纪80年代时，一只斗彩鸡缸杯以500多万港元的价格成交，引起世界对中国瓷器的关注。在1999年时，又有一只拍出2900万元。
不过，不是所有斗彩价格都是“亿亿声”，有的清三代普通斗彩价格只为数十万元。很多有瓷器专场的拍卖行以有斗彩为“上档次”的标准，如果一场拍卖会的图录封底、封面是斗彩，那么这场拍卖会也能吸引诸多藏家捧场。“尽管这一年半载以来艺术品市场有所调整，瓷器市场也比较平淡，但是斗彩的价值还是逐渐上升。”叶洁瑜说，目前一件晚清之后的斗彩大瓶价格已达60万元了。
斗彩的胎、釉、彩皆为上品
而青花加彩的价值就不能与斗彩相比。一件清三代的普通青花矾红外销瓷，价格为数千元至上万元，而如果是斗彩，价值可达数十万元。为何斗彩价值远高于青花加彩？有收藏者认为，因为“皇帝老爷”偏爱斗彩，所以斗彩价高。有的认为是因为斗彩的工艺难度更大。“斗彩可以说是青花加彩的‘升级版’。它们出于同源，但展现出不同的光彩。”叶洁瑜认为，要综合对比斗彩和青花加彩的价值：“斗彩和青花加彩有相同之处，但也不尽相同。斗彩之昂贵，一是出身高贵，二是工艺难度大，三是存量稀少。”另外，用于制作斗彩的胎、釉、彩一般都是上选材质，“好鞍配好马”，斗彩的矜贵也就不言而喻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制作青花加彩的就不是好的瓷胎。
如何识别
由于斗彩价值高，坊间赝品无数，尤其是鸡缸杯更是随处可见，张卫星要求收藏者抱着欣赏而不是拥有的心态去收藏。另外在收藏前还要学好鉴定方法：其一，由于成化年间的斗彩早于雍正年间的珐琅彩，因而到了雍正年间，优质的胎土早已被用尽，所以仅从胎土上面来看，斗彩略高于珐琅彩的质量。通过对比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成化斗彩胎土的显露部分色泽非常纯白而且油润。其二，斗彩与珐琅彩所绘制的图案均突出胎体表面，但是仔细比较会发现斗彩略低于珐琅彩。其三，成化年间的斗彩绘画图案均为宫廷画师亲自创作，线条生动流畅，笔法活泼。而雍正年间的珐琅彩图案是市面上其他精品画作经皇帝批准之后绘制于瓷器之上的，虽然笔法依旧老练、准确，却略显呆滞。
民国瓷器特征介绍
提到民国瓷器特征，首先手民国这个概念。民国的概念不太好把握，晚清与民国初年很多瓷器在生产工艺上非常接近，难以区分。目前古玩收藏界对民国瓷器也不太重视，其价格低是主要原因。相比起来，古玩收藏者跟喜欢民国之前的瓷器，特别是明清瓷器深受众多藏家的追捧。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民国瓷器特征。
1.胎釉 民国时期瓷器胎质同明清时期比，相对疏松。瓷釉与胎骨结合不够紧密，釉面上出现气泡和脱釉现象。早期的民国瓷器有精粗之分，粗者胎釉结合部多泛黄，晚清瓷器大多没有这种特征，也比青瓷要显得紧密一些。
釉料均机械处理，故釉面均匀明净，细若凝脂，光亮柔和不刺眼，在放大镜下观察下可见汽泡排列非常均匀，且大小也相一至。
2.工艺 民国初期瓷器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开始明显由制瓷作坊向瓷业公司转型。民国时期瓷器制造逐渐完成了由传统的手工生产到现代机械化生产的转变。这时期机制瓷器普遍出现，使得器物造型更加统一并且规范化，但同时也显得呆板，这在一般商品化日用粗瓷器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瓷胎有明显的现代瓷质感，白度和硬度都相对较高。描金工艺是民国瓷的一大特色，主要在器口、壶嘴、瓶的双耳、瓷塑罗汉像、底款等实施描金。一部分描金瓷器销往海外。
一般制作工艺水平较高，现代化制作的痕迹明显。民国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各窑厂均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加工程序，从采料、练泥、制坯、晾晒、成型等各个环节均基本上采取流水作业，因此制作出来的坯体整齐划一，厚薄均匀，旋削切割精准，干净利索，胎土细润，少有铁星。
3、窑炉通常均已采用名种类型的隧道窑，燃料多用煤、气、油，因此窑温提高、温差小、窑内器物受火均匀。这样烧成的瓷器一般胎土完全瓷化，不易变形，釉面光润，胎体坚致，以手弹之其声音清脆而有余韵。
4 纹式 由于使用化学彩料，大多数产品色彩浮艳，以“洋蓝”绘画的青花更是普遍有飘浮的感觉。为省工力，日用粗瓷的绘画也常见偷工减料，更多采用了简笔画法。 除机械炼泥、制坯、成型外，民国制瓷工艺最大的变化是贴花纸的使用，大大提高瓷器生产力。民国瓷器以彩绘为主要装饰手法，彩绘内容丰富多彩，人物、花卉、山水、鸟兽、博古、吉祥图案等一应俱全，装饰图案也由过去的山水、人物、花卉图案，演变为一面是绘画，一面是诗词文字装饰。但画风和图案等均未脱清朝人的绘画特点。尽管如此，在图案内容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色。民国瓷器的特点主要是通过绘画而表现出来的。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流行于清代的吉祥寓意纹样依然很多见，但也出现了一些宣传时事和政治主张的内容。
5 民国彩瓷 有浅绛彩和粉彩等多种彩瓷。尤其是新粉彩工艺与内容的革新，还表现在原本作为瓷器装饰而存在的彩绘，一部分发展为专门的瓷画艺术。民国二十年代已成风尚，彩绘工匠中的佼佼者们完成了由瓷画艺匠到瓷画画家的转变。除传统画法外，与彩料的变化相适应，还引入了西洋画法。除了大量手工绘画瓷器以外还有大量瓷板画同时出现。事实上民国彩瓷已经成为绘画艺术的载体之一。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瓷绘艺术家当首推景德镇的“珠山八友”。1928年中秋节，王琦、王大凡、田鹤仙、汪野亭、程意亭、邓碧珊、刘雨岑、徐仲南等多人（其实是以十二人为主，组织的一个群体）在景德镇文明酒楼组织“珠山八友月圆会”，约定以后每月十五日集会，论画品茗。这些名家各怀绝技，饮誉瓷画艺术界。由于瓷画艺术的发展，瓷器装饰匠师的艺术家化，使得短暂的三四十年间留下姓名的制瓷名家的人数超过了以往各朝代。为后人留下珍贵艺术品。王琦在参加上海国际博览会时其瓷板画作品被外国人订销，回来后王琦组织一些人，制做了大量瓷板画销往国外，和同时期外销描金瓷器制做工艺水平不比清三代官窑瓷差，为世界留下珍贵艺术品。
6、各种彩料通常采用科学配制而不是采用传统的矿物颜料，因此彩料纯度提高，少有杂质，颜色鲜嫩有光泽。又由于二次入窑烧彩时多用小窑炉，温度、时间及火向都能很好地控制，故少有烧坏的彩面。
近些年来民国瓷器精品已经在悄悄地升温了。主要是因为民国瓷器本身就具备了较高品质，其艺术表现力也并不逊色于前朝。因此许多有识之士已在不动声色地把平常人仍视为杂货的民国瓷器悄悄地纳入怀中收藏了起来，等待着“一朝成名天下知”的那一天。
综上所述，民国瓷器的特征从胎釉、工艺、窑炉、纹式、色彩上都具有现代科技的特征，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多初级作假者喜欢从民国瓷器上入手。但是只要我们具有一定的鉴定知识，辨别民国瓷器的真假还是比较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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