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青瓷中的特殊品种。“秘色”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以后在有关杂史、诗文、笔记中屡有出现。如五代徐夤诗《贡余秘色条盏》、宋人曾造的《高斋漫录》、周辉的《清波杂志》、赵令畤的《侯鲭录》、顾文荐的《负喧杂录》、叶寘的《坦斋笔衡》、庄季裕的《鸡肋篇》、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由于记述不—,后人对“秘色”一词的理解产生分歧,莫衷一是。随着陶瓷考古的不断深入,今人对秘色瓷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中有14件越窑青瓷,同出的刊刻于唐咸通十五年(874年)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上称这类瓷器为“瓷秘色”,遂揭开了“秘色瓷”的真面目。这批瓷器中有一件青釉八棱瓶,其造型、釉色与1956年西安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张淑尊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八棱瓶相似。195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查浙江省慈溪县上林湖越窑遗址时,曾采集到同类八棱瓶残片、由此可推断、秘色瓷始烧于唐咸通年间,其产地为上林湖越窑,在唐代系指越窑青瓷中的精品。至于五代吴越国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来看,应为专供贵族、官僚使用,由官府监制的越窑贡品。宋中期以后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分析,泛指类似越窑的青瓷。
秘色瓷是瓷器发展史上风骚古今,成名于中外的第一名铁,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写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由此可知在诗人生活的晚唐时期,秘色瓷器的概念就已经出现,但是到宋代之后,关于秘色瓷的记录越来越模糊,由诗经描写美妙女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样,后人对这个瓷器王国的绝代佳人清晰仰慕,但不能窥其全貌,那么,秘色瓷究竟有多神秘?
世人对待秘色瓷最直观的认知归功于陕西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在地宫出土的保护文物中,有十三件震惊中外的秘色瓷器,同时跟着出土的碑文卡片,清晰的记载了这十三件宝贝的详细的描述。
这不仅证明了唐代诗文中记载了秘色瓷器就当时存在,而且表明这种瓷器品种已经被进贡于皇家,以视为珍宝,同时也有了今人认知秘色瓷的标准瓷器,如果说法门寺的出现为谁在用秘色瓷提供了实物依据。
那么,是谁烧制的秘色瓷的依据又在哪里?根据文献的记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单位机构等对浙江省上林湖越窑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晚唐古代时期越窑瓷器的精品,其中相当有一部分跟当时法门寺出土的瓷器相同。
从而证明了后司密窑址是秘色瓷最主要产地之一,也由此也揭开了秘色瓷神秘面纱的一角,但是关于秘色瓷真正的烧造方法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国真正瓷器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越窑是我国古代南方著名的青瓷窑,所在地主要在浙江上虞、慈溪、宁波一带。越窑开启了中国瓷器烧制的篇章,堪称中国瓷器的鼻祖。
到了晚唐和五代时期,人们将上品越窑称之为“秘色瓷”。故宫博物院目前就有一件五彩越窑秘色青瓷洗,唐代诗人陆龟蒙便写下了“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大力赞誉越窑秘色瓷,以“千峰翠色”来形容越窑烧制完成,窑口一打开,窑中堆叠起来的青瓷,就如同层层叠叠的翠色山峰一般引入眼帘。足以见得,唐代老百姓对越窑秘色瓷深深的喜爱。在五代时期,越窑秘色瓷是一种高级瓷器,当时只有上层阶级能够使用。五代吴越把越窑秘色瓷作为贡品献给北方的国家,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吴越王钱弘俶就曾经向宋太祖和宋太祖进贡了大量越窑秘色瓷,多达十四万件。在宋太宗时期,还进贡了金装定器两千事。因此,在大宋开国初期,越窑秘色瓷就已经被当作宫廷中被使用的器皿了。而在众多绚烂多彩的越窑珍品里,秘色瓷绝对是最夺目的一朵奇葩。但是作为宫廷御用品,在之前很少有人领略过它真正的风采,直到一九八六年,也就是陕西宝鸡法门寺坍塌之后的第五年,我国文物部门终于决定拆除全塔,也就在这个时候,人们才第一次有幸一睹越窑秘色瓷的真容。
法门寺一共出土了十四件秘色窑,在二零一三年的时候,其中的一件秘色窑在浙江展出,瓷器收藏爱好者争先恐后前去参观,受到了很大的震撼。秘色窑的颜色比较素,但是却给人一种大气规整的感觉,施以釉色犹如碧玉一般晶莹剔透,能够做到这个地步是非常难得的,足以见得当时工艺水平的高超。
乾隆皇帝对越窑秘色瓷极为推崇,曾经作下“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稀”这样的诗句高度赞美越窑秘色瓷。玩瓷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烧制瓷器一般都是用瓷土做一个匣钵,然后将瓷器放入匣钵里面闷熟,而越窑的匣钵是特制的,就相当于是一件瓷器,因此,它的成本相当于平常瓷器的两倍,甚至是三倍,所以秘色窑的贵重性不言而喻。
“霁红”别名“祭红”,又名“宝石红”,俗称“人造红宝石”。“祭红”一词的由来,缘于一个故事。在明代宣德年间,宣宗皇帝偶遇一件白瓷,发现白瓷的釉面被染成红色,且色泽鲜艳夺目。于是传下圣旨,命令御窑厂立即烧制这种红色釉瓷器。然而,要想烧出纯正的红釉异常艰难。正当窑匠们屡烧不成、一筹莫展、大祸就要临头之时,一位窑匠的女儿在梦中得到神仙指点,只要她投身到熊熊烈火的窑炉之中,以血染釉便可烧成。于是她便舍命入窑,从而满窑瓷器的釉面皆呈红色。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制瓷业献身的烈女,特把宣德时期的“红色宝石釉”命名为“祭红”。
而“秘色”之名,则是当时诗人叙述特色釉的“潜台词”。“秘色”一词的由来,既符合逻辑,也可进行重复性试验予以求证。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诗中的“九秋风露”与“千峰翠色”是因果关系。进一步说,当初越窑工匠是采用“秋露”湿润的松木柴作燃料,才烧成“翠色”的。“夺”字则点明烧成“翠色”犹如“夺隘攻关”之难。“千峰”的意思,完全与“一窑博烧百不同”雷同。陆羽《茶经》中所说的“越瓷类玉”,指的是“秘色越器”外表的“翠色宝石釉”;“越瓷类冰”则是指“秘色越器”内壁的“无色透明玻璃釉”。
“祭红”与“秘色”两者釉的质地,既非“石灰釉”,也不是钾钠含量较多的“石灰碱釉”,而是以石英为“骨架”、釉厚如脂、宝光内蕴的“宝石釉”。
“祭红”与“秘色”的烧成温度、烧窑工艺、所用燃料(松木柴)、窑内气氛(强还原焰)等条件基本相同。就“祭红”与“秘色”的差别而言,可谓“一色之差”,即前者是红色,后者是翠色。换句话说,“祭红”的呈色剂是氧化铜;“秘色”的呈色剂则是氧化铁。
秘色瓷是我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精品,属于越窑青瓷的一种,而唐代越窑烧制的秘色瓷是青瓷或青瓷中釉色的上乘者,秘色瓷是一种青绿色的瓷器,秘色瓷的烧制需要瓷土、釉色以及温度之间的相互配合,秘色瓷釉中的部分氧化铁被还原,釉色就会呈现出纯净的青色,如果还原的程度较弱,釉中一部分的铁还保持着氧化的状态,它呈现出的颜色就是青中泛黄。
其瓷土需经过四项工艺流程,粉碎、淘洗、腐化、捏练的工艺流程,最终可以达到非常高的“玻璃化的程度”,明亮度以及光润度都非常的高;釉色的提纯则是相当的繁杂,经过提纯、除去其中的杂质并且改良之前瓷器的烧制方法,秘色瓷的烧制方法是独一无二的,其瓷器全身都施加满釉之后在采取支钉架器的方法,使其釉色趋于稳定的状态,保持时间长久;而秘色瓷的烧制不仅仅需要瓷土以及釉色的控制,对于温度的要求也非常的高,秘色瓷的烧制该瓷器不直接的接触窑内的火,而是将秘色瓷瓷胎装到瓷质的匝体内进行烧制,通过釉水来密封两者之间的空隙,对于炉温的控制要求的技艺是非常高的,决定了秘色瓷瓷器的最终成色,这就是秘色瓷的独特烧制过程也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瓷器。
由于是秘色瓷是属于越窑烧制的一项工艺,在唐代的初期其胎质较粗松,提纯的工艺也不精炼,到中晚期时呈现为灰色还有淡紫色的出现,其细腻程度更加的好其胎层也变得更薄。从釉色上来看,早期的秘色瓷色泽呈青黄色,而中晚期时则呈现青中泛黄,其瓷器的釉面十分的光滑,似透非透,犹如玉般的色泽,这是经过长期的试验所达到的理想化的效果,而“千峰翠色”等词则是用来形容它。
经过长期的发展技师对于秘色窑这一工艺水平话的掌握十分的熟练,开始在其瓷器的外部添加纹饰,大多秘色瓷器上为素面无纹,少数的有荷花、双鱼、龙等纹饰的点缀,而在其花纹的装饰上则大多数为划花,少量的瓷器是通过印花的,这样的纹饰使其秘色窑纹饰更加的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其秘色窑瓷器的外层欣赏程度较高、收藏价值也就更大。
现在在我国的瓷器市场上唐代秘色窑瓷器的数量较少,但是其收藏价值较大、价格也是非常的高昂,因为其提纯度高、色泽、润度高的瓷器很少,现在的市场上是很少可以见到的,大多数都是青绿色,青黄色已经很少见,其收藏价值就会更高,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质地细腻的原料加上技师工艺的高超,胎质多呈灰色,胎壁较薄、表面的光滑程度较高,器型规整程度较高,施釉均匀这些都是其他瓷器所模仿不来的,也就造就了今天的唐代秘色瓷器的地位。
唐五代是越窑空前繁荣的时期,窑匠们以其神奇精妙的构思和炉火纯青的技艺,烧制出无数造型别致、装饰靡丽、釉质青润的瓷器,备受朝野青睐。唐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将越窑青瓷的釉比作“千峰翠色”。五代人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诗,则用“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华丽的辞藻来褒誉之。当这些工巧匠和文人雅士悄然退入历史帷幕时,随之带走了“秘色”的真实含义,留给后人的只有好坏不可再造的越瓷精品和聚讼纷纭的“秘色”之谜。
“秘色”一名最早出现于晚唐,遗憾的是陆龟蒙以及徐夤的诗都只是用比喻、跨张的笔触对“秘色”瓷器进行描述,而未涉及“秘色”的本义。由于吴越钱氏大规模烧造和进贡“秘色瓷”,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民间普遍认为“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日秘色。”但宋代有不少文人对“秘色”始于吴越的说法提出异义。赵令畤的《侯鲭录》在记录民间关于“秘色瓷”的传说后,引用了陆龟蒙的诗,借以说明“唐时已有秘色瓷,非自钱氏始”。曾慥的《高斋漫录》、叶寘的《垣斋笔衡》、嘉泰《会稽志》等书,均持相同看法。扶风法门寺唐代“秘色瓷”的出土及唐代越窑墓志罐上“贡窑”的铭文,为宋代的那场争论画上了句号。然而,实质性的问题并未解决。
明清时,关于“秘色”涵义的辨论迭起。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云:越窑“至吴越有国日愈精,臣庶不得用,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制器者姓,或云柴窑世宗时始进御云”。清人朱琰《陶说》记载:“王蜀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至语云,金棱含实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则秘色是当时瓷器之名。不然,吴越专以此烧进,而王蜀亦取以报梁耶。”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在谈及“秘色瓷”时指出:“其式似越窑器,而清亮过之”后又记述道:“秘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另是一窑,固不始于钱氏,而特贡或始于钱氏。以禁臣庶用,故唐氏又谓蜀王不当有不知秘字。亦不必因贡御而言,若以钱贡为秘,则徐夤秘盏诗亦标贡字,是唐亦尝贡,何不指唐所进御云秘,岂以唐虽贡不禁臣庶用,而吴越有禁故称秘耶?《肆考》又载,秘色至明始绝。可见以瓷色言为是。”综观各种记载,关于“秘色”的解释可归纳为两点:(1)“秘色”为“秘密之色”;(2)“秘色”为瓷器的名称或越窑青瓷的颜色。
关于“秘色”的解释,与客观情况相悖。首先,现已查明烧造“秘色瓷”的窑场广布于宁、绍等地,这些窑虽在官方监督下烧制部分贡瓷,但仍以生产商品瓷为主,其性质属民窑,故无“秘密”可言。其次,从古文献的描述和出土实物看,“秘色瓷”就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五代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句“陶盛行我得贡吾君”表明,瓷器出窑时,在挑选出进贡用的瓷器后,便可出售。考古资料证实,除了钱氏贵族墓随葬的灯、熏炉、罂等大件特制品外,其他类型的“秘色瓷”不仅行销南北各地,而且还从海路运往亚、非各国。近年来,在彭湖岛发现了大批五代至北宋早期的越瓷精品,这为“秘色瓷”的外销,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从宏观上讲,将大量越瓷用于商口贸易,是吴越钱氏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可见“秘密”亦无从谈起。再者,唐代越瓷是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普遍拥有的日常用品,骚人墨客曾用大量诗文加以赞美。南龟蒙的诗在越器前标“秘色”二字,又说它是越窑所产,这说明“秘色”只是一个带文学色彩的形容词。如果说这种世人皆可睹可用的越瓷属于“秘密”之物,那岂不违反逻辑?
越窑青瓷中的特殊品种。“秘色”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以后在有关杂史、诗文、笔记中屡有出现。如五代徐夤诗《贡余秘色条盏》、宋人曾造的《高斋漫录》、周辉的《清波杂志》、赵令畤的《侯鲭录》、顾文荐的《负喧杂录》、叶寘的《坦斋笔衡》、庄季裕的《鸡肋篇》、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由于记述不—,后人对“秘色”一词的理解产生分歧,莫衷一是。随着陶瓷考古的不断深入,今人对秘色瓷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中有14件越窑青瓷,同出的刊刻于唐咸通十五年(874年)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上称这类瓷器为“瓷秘色”,遂揭开了“秘色瓷”的真面目。这批瓷器中有一件青釉八棱瓶,其造型、釉色与1956年西安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张淑尊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八棱瓶相似。195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查浙江省慈溪县上林湖越窑遗址时,曾采集到同类八棱瓶残片、由此可推断、秘色瓷始烧于唐咸通年间,其产地为上林湖越窑,在唐代系指越窑青瓷中的精品。至于五代吴越国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来看,应为专供贵族、官僚使用,由官府监制的越窑贡品。宋中期以后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分析,泛指类似越窑的青瓷。(见下图)
浙江临安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的“秘色瓷”所呈现的则是另一种面貌。该墓出土了越窑青瓷25件,器型有熏炉、罂、灯、碗、罐、坛、粉盒、油盒等。熏炉通高66厘米,由盖、炉和座三部分组成,通体施青釉,釉下绘褐彩云纹,因焙烧温度的差异,故炉与座的釉基本脱落。罂通高66.5厘米,盖和器身的釉下饰褐彩云纹,施釉均匀,釉色泛黄。灯口径为37.2厘米,高24.4厘米,釉下布满褐彩云纹和莲花纹,釉呈青黄色。这三件形体硕大、装饰瑰异的青瓷,堪称唐代“秘色瓷”之最了。其制作工本远远超过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值得一提的是,偏黄的釉色不是有意追求的效果,而是由烧窑时未能避免的氧化气氛造成的,因为是造型、装饰特殊的定烧品,没有挑选的余地,所以便被带着遗憾纳入生活、携入冥界。水邱氏是五代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的母亲,卒于天复元年(901年),此时钱镠已被朝廷任命为镇海、镇东节度使,毫无疑问,越窑的“秘色瓷”生产必定在其监控之中,虽然水邱氏的身份不及“臣”,然从“秘色瓷”的享用权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不足为奇的。有意思的是,与水邱氏合葬的钱镠之父钱宽的墓中出土了19件白瓷,大多铭“官”、“新官”款,青瓷只有3件,而水邱氏墓中尽管亦随葬了17件白瓷,但数量少于青瓷,这一方面说明晚唐时“秘色瓷”的审美价值尚未被世人普遍认知,另一方面则昭示了“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的审美价值取向。
到了吴越钱氏在东南一隅设立小朝廷的时候,“秘色瓷”才在人们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吴越国王钱元瓘在位时非常重视“秘色瓷”生产,他曾向后唐朝廷进贡了“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这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用黄金装饰的“秘色瓷”,而且一次进贡的数量多达200件。由此可知,在钱元瓘统治时期,“秘色瓷”生产出现了质的飞跃。作为吴越国王,钱元瓘在“秘色瓷”的使用上并没有亏待自己,他死后随葬了10多件“秘色瓷”,造型有罂、注子、套盘、洗、碟、器盖等,其中,残高29.5厘米的罂,器身装饰二条呈浅浮雕状的龙,动态强烈,威猛无比,刚出土时,龙身还见有镏金的痕迹,可以想见,此罂制成时器身的双龙曾金光四射、异常耀眼,其华丽、珍贵的程度,在迄今所见的“秘色瓷”中还未有能与之比肩的。史籍记载吴越国进贡的越窑瓷器,有的为“金釦”或“釦金”。《说文解字》云:“釦,金饰器口。”从发现的实物看,所谓“金釦”或“釦金”是在器物的口沿上用黄金镶边。而镏金显然是一种更高级的装饰方法。据记载,仅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钱弘俶在位时就向北宋朝廷进贡了“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余事”。14万多件乃贡瓷的总数,“金银饰陶器”所占的比例当很小,但不知“金银饰”除了用金银镶边外,是否还包括镏金?若无,那么钱元瓘在“秘色瓷”的使用等级上可算是“僭越”了。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用来形容钱氏家族享用“秘色瓷”,诚不为过。杭州施家山钱元瓘次妃吴汉月的墓中曾出土过数件“秘色瓷”。而临安钱元瓘妻子马氏的墓中随葬的“秘色瓷”竟多达20余件,器型有罐、盆、注子、碗、唾壶、套盘、粉盒、盘、杯、茶托等,这批“秘色瓷”大多制作精致,釉色青莹滋润,基本没有二次氧化现象,可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媲美。临安板桥钱氏贵族墓出土的11件“秘色瓷”,造型有罂、钵、罐、洗、釜、碗等。罂高50.7厘米,最大腹径为31.5厘米,器身以褐彩云纹等作装饰,釉层匀净,呈纯正的青色。像这样造型高大、器形规整、装饰精美、釉质清纯的青瓷器,在五代“秘色瓷”中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钵、釜等器物的制作工艺均很精湛,釉的呈色亦反映出焙烧技术非同一般。有一件釉色偏黄的双耳罐,在一侧耳下刻有清晰可辨的“官”字,它印证了《余姚县志》的“唐宋时置官监窑”之记载,也显示了五代吴越国王室贵族对“秘色瓷”的重视程度。苏州七子山发现的一座五代墓,据考证墓主为钱氏贵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有碗、洗、罐、套盘等,其中,碗的口沿用金镶边,套盘不仅数量多达9件,而且做工与钱元瓘墓所出相比,亦在伯仲之间。
吴越国烧制“秘色瓷”的历史至钱弘俶统治时开始进入巅峰期,我将北宋立国到吴越国灭亡的18年称为越窑制瓷业的“极盛期”,这一时期,吴越国因进贡和外销的需要,将受官府监控的制瓷作坊扩展到了上林湖以外的地区,在上虞的窑寺前就曾设立了“官窑三十六所”。这些窑的产品风格与上林湖窑基本一致——胎体轻巧,釉质清亮,装饰繁缛而精细,盛行刻划花。宋太祖、太宗两朝的《供奉录》所载钱弘俶进贡的14万多件“金银饰陶器”,大部分器物的造型、胎釉、装饰特征应与窑址遗存的残瓷相类。虽然历史的尘埃无情地湮没了当年贡入朝廷的数以万计的“秘色瓷”,但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越窑青瓷盘、碗、套盘,使人终于窥见了钱弘俶进贡的“秘色瓷”的庐山真面目。这类青瓷制作精巧,釉层晶莹,饰有龙、云鹤、水波等线条流畅的刻划纹,其所显露的正是吴越晚期“秘色瓷”的典型风貌。
出土资料表明,贡入朝廷的“秘色瓷”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而吴越统治者自己倒是常常在窑场定制一些形体高大、装饰瑰丽、用途特殊的极品“秘色瓷”。从晚唐至北宋,“秘色瓷”的总体风格一直处于与世推移的嬗变之中,在它们身上烙有最鲜明的时代审美意识的印记。所有这些,对深入研究“秘色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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