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瓷，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引入汝瓷制作精华，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瓷器，是汉族陶瓷史上唯一一个将窑址建在宫廷烧制的瓷器。当时，北宋官瓷结合瓷器制作大师的精湛技艺与宋徽宗的艺术才华，既在制作技艺上远远超出民间瓷器，同时又充盈着皇室瓷器的华贵与精致。
在金兵攻克汴京时期，宋徽宗忍痛毁窑，北宋官瓷就此停止生产。宋高宗时期，斥国资复古礼器，最终传承了北宋官瓷的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南宋时期，瓷器的需求量增大，朝廷大量烧制以北宋官窑为蓝本的南宋官瓷，使得两宋官窑得到延续，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清乾隆皇帝十分喜爱北宋官瓷，并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清仿北宋官瓷作品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一些仿烧作品几乎可乱真。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北宋官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烧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
改革开放后，国家重视北宋官瓷的恢复，通过立项研制，最终研制成功。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是开封市政府2014年第一批颁布的民办博物馆，该馆隶属于开封宏达检测集团和宏达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是集收藏、研究、生产、展示于一体的地方民办博物馆。多年来不断挖掘、研究北宋官瓷精湛制作技艺，生产出的官瓷可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北宋官瓷传世真品相媲美。
立足于开封深厚的古城文化底蕴，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集营利和公益为一体，进行北宋官瓷艺术的研究和传承。2014年，北宋官瓷博物馆在瓷器上釉色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一窑三百多件，经常只有十多件烧制成功，一窑就损失三四万块钱，而连续十几窑都失败了。但是这个过程却为艺人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慢慢成功率有所提升，现在的成功率能够达到每窑80%的成功率。
立足于开封深厚的古城文化底蕴，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集营利和公益为一体，进行北宋官瓷艺术的研究和传承。2014年，北宋官瓷博物馆在瓷器上釉色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一窑三百多件，经常只有十多件烧制成功，一窑就损失三四万块钱，而连续十几窑都失败了。但是这个过程却为艺人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慢慢成功率有所提升，现在的成功率能够达到每窑80%的成功率。
手拉坯工艺制品储罐和笔洗
在博物馆的经营过程中，博物馆还免费为开封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开放，游客可以进馆内免费参观，同时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陶艺，馆内的陶瓷艺人也会为其烧制，瓷器出窑后可带回家。此外，博物馆成立实习基地，为开封市内的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免费传授学生关于瓷器的知识，学习和了解陶器制作工艺。
1984年用煤窯烧制的传世品器型：方尊
1984年煤窯烧制：出戟尊
现在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的经营慢慢趋向稳定，烧制成功的瓷器，经常被全国的瓷器爱好者和收藏家购买，也被一些外地的瓷器店和厂家来此批发瓷器。另外，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还会带着制作精致的瓷器参加一些民间艺术的展出，不断扩大北宋瓷器的传承。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馆内展品共计2000余件，主要分为1984年煤窑烧制官瓷作品、历代瓷器作品和现代瓷器作品展区。
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展厅陈列的北宋官瓷精制作品
展柜陈列的是2010年在烟台中国民间艺术品展览会上获得金奖的大弦纹瓶
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的艺人正在制作茶壶
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的艺人正在制作茶壶M.TaOcI52.com
官瓷制作第一次素烧过的半成品：茶壶、公道杯、菊花茶杯
对于今后北宋官瓷的传承，开封宏达集团将会继续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形成文化、商业、旅游共同发展，做好官瓷的展示、展销以及收藏于一体的文化产业项目，继续推动北宋官瓷文化产业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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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钧瓷器“北宋说”遭质疑
明代方流鸡心扁壶
近年来，随着河南禹州市钧台窑遗址最新出土文物的发现，许多中外学者对“官钧北宋说”这个主流论点提出质疑。在河南禹州去年举行的钧窑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官钧”瓷器究竟是北宋还是元末明初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由于缺乏关键性的证据，该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无法有定论，“官钧”瓷器“北宋说”仍然占据着主流。
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一直在关注“官钧”瓷器年代的争论。今年初，该所获知有一批“官钧”瓷器刚刚在河南钧台窑遗址出土后，由于保管不善而流落民间，便向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准备将这些珍贵文物回收珍藏。在获得该基金资助后，他们以有偿捐赠的方式接收了约160件“官钧”瓷器标本，其中包含许多前所未见的器类与器型，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
事实证明，这批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们正是古陶瓷学界一直在寻觅的物证。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如获至宝，马上开展了对这批钧瓷生产年代的研究。经过科学细致的器物排比、文献考察和广泛征询，大家一致认定，所谓“官钧”瓷器实为明代产品，绝非北宋制品。比如其中一件“方流鸡心扁壶”就是具有断代意义的典型钧瓷器型，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
在这次研讨会上，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任志录和副所长郭学雷正式公布了“官钧明代说”的研究成果，并为这项成果提出了翔实可靠的证据。他们提出，传统认为的宋徽宗“艮岳”与“花石纲”之役与“官钧”花器并没有必然联系，所谓钧窑位列“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也是根据部分明清文人的推测和伪书《宣德鼎彝谱》的演绎而以讹传讹，钧瓷“北宋说”的重要依据“宣和元宝”钱范同样存在重大谬误。因此，钧瓷“北宋说”的观点缺乏论据支撑。
根据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对这批新出土的“官钧”瓷器标本的深入研究，无论通过器物类型学排比、考察特殊釉色品种出现的时间，还是对相关绘画资料的比对研究和真实历史文献的梳理，都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证明，“官钧”瓷器的生产时间为明代永乐、宣德年间。
文中提到的“方流鸡心扁壶”是明初梁庄王墓发掘品，这个同样造型的钧窑壶和高足杯这次都属于被抓实了的证据。笔者个人认为这个观点即使不是最终结论，离真相也也越来近了。官钧的问题外国人早就提出来了，国内对以前河南的考古发掘有不同意见，认为地层分得不细，现在看来当时是把不少明代的白地黑花瓷都算作宋代地层出土，这次钧窑窑址出土的钱范被指出有很大的问题，应该是古人的伪作，真相终于慢慢被揭露了出来。
官、汝、哥窑的特点和影响
这三个窑不属于一系，但它们是“名窑林立”阶段的重要品种，因为影响巨大，所以专门列出。
（1）官窑：“官窑”的基本含义是皇家、官方营建，主持烧造瓷器的窑场。不计工本，以最好的材料，最好的窑制，工艺最精良的工匠烧制。
产品不具有商品性质（在特殊情况下，也有宫廷选择之后出售、外销、赏赐等），仅供宫廷使用，严禁民间使用。官窑虽然只为满足最高统治者的糜费，但都促使中国制瓷业之精益求精。明洪武以后直到清代“官窑”，与早年“官窑”性质有一些区别。“官窑”的起源一般认为可追溯到唐、五代，如唐代“秘色瓷”之“秘”，如五代吴越钱氏宫廷垄断越窑精品生产，使之成为自己的官窑。据文献记载，北宋时，朝廷在汴京设置官窑，史称北宋官窑。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其产品就是“汝窑”亦不无道理。南宋时，建立修内司和效坛下官窑。北宋官窑和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至今尚未确认，一说近年发现的杭州老虎洞窑可能就是修内司窑。因为官窑产品民窑不得仿烧，所以有的专家认为官窑不会形成窑系，而且它的烧制技术密不外传，烧造过一批瓷器后，瓷窑要被毁弃。生产状况亦是严格守密，所以文献笔记中罕有详细记载。其实，官窑技术中明显受越窑“秘色瓷”，耀窑五代产品，钧窑、汝窑、龙泉窑工艺的影响，只是提纯，担高罢了。
官窑产品以生活用品和陈设用器为主。宋代官窑主要器物有碗、盘、碟、洗、瓶、炉、尊、及仿周、汉时期青铜壶等式样的瓷器。早期釉色有粉青、青灰，青黄等，晚期采用厚釉工艺，追求釉色的玉质感，在素烧过的坯胎上反复施釉，裹足支烧，在器底部留下细小支钉痕。有的周身布满冰裂纹，口足呈紫色。宋代官窑的贯耳瓶，直口，细长颈，鼓腹下足。一般认为，杭州乌龟山窑址即为郊坛下官窑，又有人认为杭州老虎洞窑为修内司官窑。
所谓“传世官窑器”的特点，胎质细腻坚致，器壁薄，胎色黑或紫褐；釉色有天青、粉青、月白、油灰、绿、米黄色，釉层肥腴莹润，玉质感很强，釉面有各种开片；器型有碗、盘、碟、洗、盏托、直颈瓶等，还有仿古铜、玉器样式的瓷器。
官窑器的仿伪，自宋元以龙泉产品的高档化，就搞得十分复杂化，有的已难以定夺。从明代的仿品看，一般胎色较白，即便是仿紫褐色胎也是在白色瓷胎外面深色使然。清代大量仿烧，雍正朝工艺之高，甚到连乾隆皇帝都不辨真伪。近现代有一种深色胎，但质地粗糙，是机器制作而非手工制品。仿品的釉层都不似原件那样肥厚滋润，变得较薄，有的还趋于透明，釉面的开片极不自然。官窑瓷器固有的支钉痕往往不见，仿品做成无包釉支烧者，支烧痕圆正而不自然。造型上往往出怪民品种，基本上失去了宋代特有的秀美，而显得粗笨。
仿伪官窑的地点主要在景德镇，近年也扩大到河南、陕西、浙江等地。
（2）汝窑：位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又称青龙寺），烧造时间约是北宋神宗到徽宗（公元1068-1125年）时期，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
汝窑器物胎较薄，但细腻、坚致，色如香灰，迎光可见微微红色，坯修得相当精细、规整。釉以天青色为主，还有天蓝、粉青、豆青、葱绿等色，釉面匀净较薄，开片可分牛毛纹、柳叶纹、鱼籽纹、蟹爪纹等。器型有盘、碟、洗、瓶、尊、碗、盏托、水仙盆等，盘、碟、洗、碗多为圈足外卷，多采用满釉裹足支烧，足底心有三至五个细小的支烧痕。盘和洗的数量最多，盘有花口、敞口、圆口、敛口等。汝窑盘敞口，斜壁，圈足，淡青色釉，釉面有细碎开片，采用满釉支烧（图1-54）。瓶有棒槌瓶、长颈瓶、长颈撇口瓶。尊有三足尊、出戟尊，还有六瓣花口的盏托和椭圆形的水仙盆。汝窑器以素面为主，个别有纹饰的有铭文“奉华”、“蔡”两种。
汝窑的仿伪品自宋元起各朝皆有，特点是：胎多为注浆模制，胎壁较厚，胎色偏白，迎光看并无真品能见的微红色。釉色清澈透明，有贼光，无真品那样的肥厚釉和釉面的珍珠状开片，而呈现直线网状开片，造型不够大方，有过大或过小器皿。汝器中常有五代耀窑素面器、钧窑器等混入，需要严加鉴定。另外，汝窑与官窑器有的也难以区分。汝窑仿制地区曾集中于景德镇，近年河南、陕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有仿烧。
（3）哥窑：哥窑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特色是釉面布满碎片纹，又称“百圾碎”。
“哥窑”器以其高贵的器类，新民的造型，变废为奇的创制，从宋代起即引起人们激赏，由此还衍生出一些神话传说。然而，哥窑烧制的确切时代、地点、哥窑的性质，它与官窑的关系等等，都成为古瓷研究中诱人的谜团。至于龙泉地区哥窑瓷器的特征是：灰白色胎，胎质粗糙，胎壁较薄；施浅灰色青釉，釉层较厚，釉较透明而有玻璃光泽；釉面的开片大小相错，深浅有致，形成所谓“文武片”；又因为窑内作用加人工染色，形成“金丝铁线”，及品类繁多的名目，一般都具有“紫口铁足”。用匣钵装烧，内置垫饼或垫圈，垫烧工具的质地很细腻。传世哥窑器中，还有铁骨胎、深灰胎、土黄色胎，胎壁较厚；釉色有炒米黄色，浅炒米黄色，不透明，其光泽如人面上微汗沁出。器型有鱼耳炉、三足炉、乳丁炉、贯耳瓶、直颈瓶、穿带瓶、胆瓶、五足洗、碗、小罐、花盆、仿古觯等。南宋哥窑的灰白釉四瓣口洗，深灰色胎，施灰白釉，釉面开片，呈“金丝铁线”。花口，深腹，釉及底，底有四个小支钉。字串5
仿伪哥瓷从明代起大量出现，以明代优秀产品以及清前三朝产品为代表，其新异、逼真程度往往使鉴定家十分为难。一般来看，仿品胎色偏白，有的釉面有贼光，有的釉层过透亮，也有的失透,缺乏生气。仿品的釉面开片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工填色，易于识别。真品的开片呈现一种自右上向左下的自然走势，而仿品的开片，紊乱而无规律。仿品的足部常常上宽下狭，恰与真品相反，有的在器足上涂黑褐色釉做出假“铁足”。手感偏重或偏轻。真品多为小件器，而防伪者有大器。有的用着油污来作旧。
民国前仿烧地点以景德镇为主，据说日本也有仿烧。近年来几乎全国都有防伪，产品数量巨大，各地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产品的优劣程度差异极大。
佛山举办石湾陶塑技法保护与传承系列活动
本报综合消息4月29日，石湾陶塑技法保护与传承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佛山市石湾美术陶瓷厂举行。
石湾陶塑技法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胎毛技法正是其中之一。今年正值石湾动物陶塑宗师区乾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以区乾为代表的石湾历代动物陶塑名家，同时也为了推动石湾陶艺发展，在五一期间，将由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办公室和石湾镇街道办事处主办，新石湾美术陶瓷厂有限公司承办石湾陶塑技法保护与传承系列活动。传播和推广胎毛技法这一石湾陶塑的精髓，将胎毛技法发扬光大，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据悉，本次活动包括石湾陶塑胎毛技法大比拼、区乾诞辰100周年陶艺传承作品展、区乾原创胎毛作品《喜迎牛市》和区乾之女区桂婵胎毛作品《百艺精柔》的限量版首发式（各100尊）等。
胎毛技法是石湾陶塑技法中的精髓。它是利用一些特制的工具，在泥胚上雕刻出动物的羽毛，让陶塑动物呈现出刻划细腻、栩栩如生的立体效果。据介绍，本次胎毛技法大比拼，将分为辘毛、刻毛、啄毛三个技法组别，参赛者最多可参加两个组别的比赛。
石湾陶塑技法是石湾公仔的灵魂，去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佛山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廖之春表示，石湾公仔是佛山人引以为傲的本土文化，保护和传承好石湾陶塑技法，既是荣誉，更是责任。
此外，佛山市陶艺收藏家协会还将借此良机，召开第四届一次会员大会，届时来自海内外的200多会员将共聚一堂，商讨石湾陶艺的发展大计。
景德镇陶瓷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译介学探究
在传统保护传承方式的基础上，陶瓷译介传播可以充分开发利用当地瓷业资源，输出陶瓷文化资本，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国际陶瓷文化交流。
一、景德镇陶瓷简介
千年“瓷都”因宋景德元年（1044年）宫廷诏令此地烧制的御用瓷底款皆署“景德年制”而得名。不断的窑火，不仅为世界呈上精美绝伦的瓷器，也为这座古老的城市留下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制瓷工艺发源于汉代，历经千年历史，形成现在“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的独特陶瓷生产工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包括十几道核心工序，出产的瓷器享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明如镜”的美誉，青花瓷、颜色釉、玲珑瓷、粉彩瓷四大名瓷享誉全世界。
作为中国灿烂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德镇制瓷工艺依赖于广大民众世代相传，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经过千年的历史传承积淀，景德镇陶瓷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古“瓷都”，景德镇拥有丰富的窑址古迹、精湛的制瓷工艺、独特的瓷业习俗、精致的瓷灯瓷柱、优美的瓷歌瓷舞、多彩的瓷会瓷展，为陶瓷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天然优沃的土壤。
二、景德镇陶瓷译介输出势在必行
景德镇陶瓷的保护和传承关系民生、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和谐国际社会的创建。景德镇陶瓷的译介输出将有助于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国际陶瓷文化艺术交流，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学者和游客的兴趣和关注，进而带动陶瓷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古瓷都陶瓷的艺术价值、人文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在当今的形势下，景德镇陶瓷译介输出势在必行。
首先，景德镇陶瓷具有“独特性、或泰兴、传承性、流变性”等特点。沿袭千年的师徒制传承方式存在诸多弊端，传统制瓷工艺现在面临最大的威胁是“后继无人”。现今有些博览会和古窑遗址有传统制瓷技艺表演，但是脱离生产需要的手艺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难以长久。此外，由于历史的贡品文化和市场经济烙印，景德镇陶瓷艺术精品日渐难寻，小作坊主打着瓷都的名号以次充好，致使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社会和国际影响力越来越低。因此，跨文化译介输出将推动景德镇陶瓷走出国门，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吸引更大的关注度，为其传承保护提供源源不竭的资源。
其次，景德镇陶瓷跨文化译介输出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客观要求。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但同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任重而道远，光靠地方政府和相关学者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组织机构的帮助和支持。而这都需要借助多模态和多元化的翻译、介绍和宣传。景德镇陶瓷的跨文化译介输出有助于推动身在中国腹地的陶瓷艺术文化对外交流，吸收国际性资源参与其保护和传承，为景德镇瓷业资源的创新性开发和利用提供新的契机和力量。
三、景德镇陶瓷跨文化译介输出的可行性
景德镇陶瓷是“物化的文化”，其涉及面广，专业技术程度深，且陶瓷译介兼具科技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双重性质，自然其译介颇为讲究，难度较大。就内容来讲，陶瓷翻译涉及许多诗词、典故、技术等难翻成分：就形式而论，译者会面临语义对应缺失、专业文化信息难以简译等问题。但是难度大并不意味着不可译介。
首先，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化学派的理论为陶瓷文化译介输出提供理论基础。陶瓷译介的受众主要是观光游客和相关学者。根据目的论原则，译介输出陶瓷文化的目的就是帮助受众跨越时空领略景德镇陶瓷艺术的魅力，了解瓷业文化的内涵。这一功能和目的决定了译者可以灵活采用翻译策略和技巧，采用创造性译法传递陶瓷的艺术文化特色。至于诗词典故等难译成分，文化学派认为诗歌翻译并非简单地对原文本的复制，而是创造相似的译文。陶瓷文化的译介输出也不是照搬原文，而是将整个陶瓷文化艺术的种子“移植”到异域文化环境，达到传递文化信息的作用。因此，译者不必受限于语言层面的转换，而应专注于移植陶瓷艺术的“种子”，介绍陶瓷作品蕴含的文化艺术内涵。
其次，景德镇陶瓷译介输出已有一定的基础，并将不断吸引各界资源。景德镇陶瓷艺术文化已吸引国内外专家的广泛关注，相关部门也已对其进行抢救和保护。单就译介来说，早在清朝，法国殷弘绪和儒莲就分别译介了《浮梁县志·陶记》和《景德镇陶录》，开启了中国陶瓷典籍西译的大门，随后《陶说》《陶雅》等陶瓷著作相继被译介到西方。现代不断有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引起学术圈的关注。“景德镇学”的兴起，为陶瓷文化的保护传承和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海上陶瓷之路”、瓷博会以及陶瓷文化周等活动成为景德镇陶瓷译介的重要平台，景德镇与欧亚十几个国家产瓷城市建立的友好城市关系也推动了景德镇与西方的陶瓷艺术文化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体系、各类陶瓷研修和赛事、陶瓷专访节目都在客观上营造了陶瓷译介输出的文化氛圍，为景德镇陶瓷文化走向世界打开新的窗口。
四、基于译介输出的景德镇陶瓷艺术传承与开发
传统景德镇陶瓷文化危在旦夕，保护的努力已然赶不上消亡的速度。陶瓷文化的译介输出可以为景德镇陶瓷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提供全球化的途径和资源。
首先，发扬传统节日，深挖民俗历史。景德镇历来全城制瓷，瓷业习俗已成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景德镇的瓷业习俗文化历史悠久、体系完整、特征鲜明、内涵积极，在世界行业习俗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深受相关国际人士的青睐。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庆典活动和民间神话传说是景德镇所独有的，对于外国友人来说是全新的文化信息，是景德镇陶瓷文化译介输出的重要载体，值得深入挖掘利用。烧“太平窑”的节日习俗、吃“知四肉”的饮食民俗、迎瓷业师祖“风火仙师”童宾的“陶人盛典’等节日习俗具有鲜明的地域名族特色，应该在其消亡之前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合理保护和科学利用。
其次，谢绝千篇一律，沿袭古城特色。由于商业旅游的兴起和人员流动性的加大，城市建筑相互借鉴越来越多，导致现在的中国“千城一貌”。为了传承自身独特的制瓷文化和艺术氛围，景德镇应杜绝走其它城市的繁华商业模式，而是着重保护原有现成的古窑古城，保留和恢复原有的瓷都风貌和味道，以独特的瓷业文化氛围吸引国际人士的目光。
再次，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被动抢救保护已难抵挡时代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多模态、多元化的发展利用可以提高艺术文化的推广传播效果。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帮助国内外朋友足不出户领略瓷都精品艺术；修复传统柴窑、恢复传统陶瓷烧制，生产性保护才是传承的最佳途径；专访节目、数字影片有助于对外宣传介绍，古窑民俗博览区、元代馒头窑、风火仙师庙、瓷行等遗址景点可以吸引游客的积极参与，实现译介输出促进陶瓷艺术保护、拉动当地经济的目标。
五、结语
景德镇陶瓷既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又是精美的艺术和珍贵的历史资料。相关的保护和传承应该将传统方式与创新途径相结合，以开发性利用促进传承和发展，译介输出则提供了一条不可多得的国际路径。译介输出是景德镇陶瓷保护传承的新途径，也是国际陶瓷文化交流的客观要求。景德镇政府可以借助陶瓷的译介，输出陶瓷文化资源，开发瓷业旅游，借陶瓷艺术的开发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译介输出促进与国际的陶瓷文化交流，借鉴国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经验，为景德镇陶瓷艺术的保护和发展提供国际化的视野和资源。
北宋官钧窑历史文化背景
官钧窑是继官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北宋官窑。考古工作者据“花石纲”史料及有关方志记载，结合宫中传世的钧窑瓷器，对其产地今河南禹县进行过多次调查。1965年，终于在禹县城北门内的八卦洞发现了古窑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在造型、釉色方面均与宫中传世钧窑瓷相同。从而证实了禹县窑址即是北宋官钧窑遗址。
北宋后期，在苏、杭设置“造作局”，以应皇室之需，竞相制作各种奢华奇巧玩物。尔后，有设“应奉局”搜罗各种珍贵的花石树木，运作汴京，史称“花石纲”。徽宗根据《周礼》记载，大兴土木，凿池引泉，修建殿阁楼台。庭院满目嘉花名木，室内陈设奇花异石，并建“寿山艮岳”。为了种植奇花异草和制作怪石盆景，便在河南禹县建立了官钧窑，以烧制陈设用瓷。
官钧窑自民间择选能工巧匠，烧制各种宫廷陈设用瓷。如花盆、奁、出戟尊、鼓钉洗等，釉色以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称最。质地优良，制作精细。其中的玫瑰紫花盆、月白釉出戟尊均为宫中收藏官钧窑中的精品，这类官钧窑瓷器的底部分刻有“一”至“十”的编号字样，标明每类器物有自大到小的10种型号。官钧窑出窑后皆遴选入宫，臣民难得获得，故罕见墓葬出土。北宋灭亡，官钧窑废弃后民窑承其余绪继续延烧，生产民间用瓷。所以后来墓葬出土的钧瓷，都是民间瓷窑的产品。
官钧窑遗址发掘证明，官钧窑瓷器为两次烧成。即在器物成型后，坯体先要经过、一次素烧，然后施釉，再次入窑烧造。因为钧釉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艺术釉，须以多次分层挂釉，比一般瓷釉为厚。若坯胎强度松软，不经素烧，即挂釉烧造，会造成废品迭出。素烧还可以在施釉以前剔出不合格的坯胎，素烧有高温与低温两种。官钧铀成于高温，因此，钧游要求胎体的强度较高，经过高温素烧，可使胎釉强度一致。从而，达到提高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的目的
北宋官瓷：千年神韵今犹在 繁华落尽见真淳
精美的官瓷
何浩庄
高华志
王振宇
一抷素土，一窟窑火，在泥与火的碰撞中，千锤百炼，终成大器。北宋官瓷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在琳琅满目的中国瓷器中以“极简之美”征服世人。
不涂不绘、不雕不琢、不渲不染，端看北宋官瓷，清丽幽韵、趣雅拔俗，深有“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之感叹。
北宋官瓷代表着中国陶瓷艺术的至尊和荣耀，时至今日，这一尘封百年的顶级瓷品又在古城开封重现风采，成为众多文化遗存中的一朵奇葩。
旷世佳器百代沉浮
中国陶瓷经过汉、唐的发展，到宋朝时已是名窑辈出、百花齐放，达到璀璨瑰丽的顶峰。宋瓷窑场首推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后人称之为“宋代五大名窑”。
据考证，北宋官窑是宋徽宗赵佶亲临指挥的皇家御窑。这个亡国之君虽治国无术，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诗词书画无所不能，具有很高的审美能力。因而，在宋朝宫廷废定（瓷）用汝（瓷）之后，他又弃汝（瓷）兴官（瓷），对官瓷的造型、色彩、釉质、纹饰有极高的要求。据史料记载，北宋宣和、政和年间，宋徽宗举国家之力，荟萃大批瓷艺大师，将我国青瓷制作技艺推向了巅峰。因北宋官瓷创制和生产的时间极为短暂（公元1111年至1125年），加之其用料考究、制作精细，故而产量极少，多为宫廷陈设、收藏，极少流入市场和百姓家。
公元1125年北宋南迁之后，官窑便从此销声匿迹。“靖康之变”后，南宋官窑应运而生，但烧制出的瓷器在造型、釉色、质地方面都远不及北宋官瓷。史料记载，在金兵破城之际，为不使自己的心血结晶落入金人之手，宋徽宗竟亲自捣毁了窑炉、毁坏了神器。经此浩劫，能传之后世的北宋官瓷作品几乎屈指可数，目前基本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外几家著名博物馆也有部分藏品。
炉火纯青神韵天成
千锤百炼、炉火纯青、简约古朴、神韵天成，是北宋官瓷最典型的艺术特色。北宋官瓷素有“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的美誉。
为了获得悦目的釉色，工匠们严格选料，讲究工艺，瓷器色彩深浅的变化不靠简单增加色剂，而靠增加釉层厚度来实现，不涂不绘、不渲不染、不雕不凿，造就了浑然一体的青瓷。在火候的控制和驾驭上，北宋官瓷也有其不传之秘，使用多次轻重不一的还原烧制方法以及被誉为“神火”的“瞬间氧化气氛”烧法作为辅佐，使得用火恰到好处。在这种复杂的驭火工艺烧制下，作品器物口所施之釉微有下垂，内胎微露，产生了另一种美感的“紫口”，而底部由于釉分子的气氛还原，而成为黑红色，是为“铁足”。此独具神采的“紫口铁足”令人赏心悦目，构成了北宋官瓷的独特风韵，冠绝天下。
传承创新重现风采
“识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由于官瓷地位尊贵，因此鲜有流入民间的官瓷器物，北宋官瓷的恢复可谓困难重重，仿制难度可想而知。如此精美的北宋官瓷艺术，今人是如何继承和创新，使之再现神韵和魅力的呢？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时任国家计经委主任余秋里的亲自过问下，国家计经委和河南省轻工业厅划拨资金110万元，支持开封恢复失传千年的北宋官瓷技艺，并成立了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研究所实验组的成员夜以继日地收集、研究大量文字资料，走访数十位陶瓷专家，试验了近200种胚胎、釉面配方，前后烧制了100余次，终于在1984年研制成功。首批仿北宋官瓷精品釉面如玉、质地生辉，受到国内权威专家的首肯，专家鉴定后认为“可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宋官窑传世品相媲美”。2009年，北宋官瓷烧制技艺入选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探访北宋官瓷的千年神韵和今日仿北宋官瓷的累累硕果，近日记者走访了北宋官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三位传承人何浩庄、高华志、王振宇。
今年74岁的何浩庄对恢复北宋官瓷艺术贡献卓越。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家有关部委和省、市科委的支持下，由何浩庄为组长的实验组开始了历时4年的北宋官窑恢复重建工作，并获得成功，同时编汇了《北宋官窑历史文献集》。他本人先后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一级工艺美术家”称号和“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首批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等多种称号，其研究成果先后获数十个部级和省级大奖。
身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何浩庄更多考虑的还是如何把技艺传承下去。让他深感欣慰的是，儿子何世忠、儿媳胡利民已经把官瓷制作技艺继承了下来。何世忠不仅深得父辈真传，在品种研发、鉴赏水平和市场运作上更是青出于蓝。他把官瓷的品种从几十种研发到数百种。目前，48岁的他已是宋瓷领域的翘楚，连续13届担任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评委。
已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菊德对恢复北宋官瓷艺术也做出过巨大贡献。他曾任开封工艺美术厂厂长、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课题实验组副组长。1995年，退休后的高菊德带领家人自筹资金20多万元，率先创建了开封高氏北宋官瓷研究所。近年来，高菊德的弟弟高华志所制作的官瓷作品更是佳作不断、屡获大奖。其作品曾在2000年中原文化新加坡行活动中获得金奖，2001年被选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2004年获全国旅游产品博览会精品奖，2005年获河南省首届旅游商品博览会优秀奖，2008年获中国国内旅游商品展示会一等奖，2009年获中国钧瓷文化节陶瓷技艺大赛珍品奖，2010年获中国汝瓷国际文化节银奖。因成就突出，身为开封市高氏北宋官瓷研究所所长的高华志目前不仅是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还是开封市官瓷协会副会长。
今年66岁的王振宇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任研究恢复北宋官瓷项目技术主要负责人、开封市北宋官瓷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理事、中国古陶瓷协会会员、陶瓷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开封市陶瓷协会常务副会长、开封陶瓷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从事官瓷仿制事业40年来，王振宇创作的官瓷作品曾先后获得第12届中国艺术品博览会金奖、首届香港紫荆花杯国际工艺品博览会银奖、全国陶瓷原创设计赛金奖、中国历史名瓷烧制技艺大赛金奖等诸多奖项，他本人更被联合国第43届国际陶瓷学术大会评为当代陶瓷名家。王振宇制作的北宋官瓷高仿品经常作为高档礼品，为省、市主要领导对外交流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得到其制作的高仿官瓷制品“大观音瓶”后曾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赏。
近年来，王振宇为弘扬官瓷文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2007年，在他的倡导下，河南陶瓷基地举办了“正和杯”仿瓷大赛；2008年中国收藏（开封）论坛又以“正和”冠名；2009年3月，他积极参与成立了北宋官瓷研究行业协会；2009年9月，他创建了“开封市振宇北宋官瓷工作室”，目前他带领工作室的工匠师们从事着传承和重振官瓷艺术的工作。
对于如何进一步传承官瓷艺术，何浩庄、高华志、王振宇三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约而同地表示：“北宋官瓷是我们先人留下的民族宝藏，继承和弘扬这一艺术，使之发扬光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作为大宋官瓷的传承者和研究者，我们有责任让它走进寻常百姓家，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
盐运官和紫砂壶的故事
清代扬州有一个盐运官，此人心直口快，性格刚烈，在秉公办事的过程中，得罪了顶头上司。这个上司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是个贪官。贪官决定除掉这个不听使唤的心腹之患。在那个年代，欲加其罪，何患无词？经过一番暗箱操作，把盐运官送进了大牢。盐运官很不服气，一再地喊冤，没人理他。盐运官决定以死抗争，在牢里又是绝食，又是撞墙，总而言之，不想活了，谁劝也没用。这可把外面的家属急坏了。家属也没有办法，只好四处烧高香，请求上天开眼。
有个老道士，十分同情盐运官的遭遇，觉得应该帮帮他。他想了一个办法，请人做了一把紫砂壶，打通关系，让人把壶带进监狱，送到盐运官手上。怪了，盐运官得到那把茶壶以后，不再寻死觅活了。什么样的侮辱，什么样的冤屈，都能默默地承受。就这样，一晃许多年过去了。那个贪官倒台了，罪名是贪污腐化，欺君犯上。盐运官获得了新生，还官升三级。
人们问他：你是怎么熬过那艰难岁月的？他说是那把壶叫我别死。大家听不懂他的话，他就把老道士送给他的那把壶，拿出来给大家看。那壶上刻着八个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第一句话是说那贪官的，别看他现在火，物极必反，总有倒台的一天。第二句话是说给我听的，别看我现在倒霉，也有时来运转的可能。于是，我天天捧着这壶喝茶，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贪官的倒台，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在盐运官家的神龛（kān）上，他供奉的不是菩萨，而是老道士送给他的那把紫砂茶壶。
略论无锡惠山泥人的传承和创新
地处中国大运河之畔的无锡惠山泥人，相传已有400年的历史。明末散文家张岱在《陶庵梦忆》卷七愚公谷中，记有泥人在店铺中出售的情况。清乾隆南巡时，惠山名艺人王春林制作泥孩数盘进献，得到了乾隆皇帝的称赞(见《清稗类钞》)。由此可见，在清中期以前，惠山泥人已有相当高的技艺水平，并且名重一时。据说，惠山泥人全盛时期，大小作坊有40多家。著名艺人有王春林、周阿生、丁阿金、陈杏芳、王锡康等30多人。每年入秋以后，有六七百条货船、几千人次自苏北来惠山采购泥人，部分高档泥人则随着前来无锡经营蚕丝、米面的各地商贾作为礼品运往远方。惠山泥人由此远销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广大农村乡镇，相当一部分流入上海、杭州、汉口等大城市。
惠山泥人技艺的发展
惠山泥人在制作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模印泥人。艺人们创作出一件样品，俗称“捏仔子”。然后制成模型，进行批量生产。模印泥人造型古朴丰满，表现手法简捷洗练。《大阿福》、《一团和气》、《三胖子》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模印泥人数百年来始终是惠山本地的主流产品。另一类是手捏泥人。它除了面部由模印制外，身段、手脚、衣冠都由手工制作，因为多以戏曲为表现题材，所以又称“手捏戏文”。它造型生动、活泼，衣纹流畅而富于装饰性。代表作有昆曲《挑廉裁衣》、《教歌》，京剧《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手捏泥人是咸丰皇帝年间发展起来的，多数专家认为它从苏州传入，100多年来经过历代艺人们的辛勤努力、创新和发展，最后取代苏州虎丘泥人而在国内独树一帜，成为惠山泥人中的一朵奇葩。
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国内军阀混战，日军侵华，惠山遭日寇狂轰滥炸，泥人作坊接二连三倒闭，80%的从业人员和艺人纷纷失业和流亡，市场几乎全部丧失。一部分身怀绝技的艺人在饥寒交迫下含恨而死。到解放前夕，惠山泥人濒临人亡艺绝的境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惠山泥人采取了多方扶持措施。首先是组织艺人归队，搜集流散的历代惠山泥人作品和模具。其次，从华东地区的美术院校、文联抽调了一批美术工作者对惠山泥人进行调查和辅导。1954年成立了惠山彩塑创作研究所。柳家奎、王木东两位国家级大师就是这个时候来到惠山的。第三，在上世纪50年代中、晚期，培养了一大批接班人。现在活跃在惠山艺坛的另三位国家级大师、四位省级大师都是在这个时期从师学艺的。
1958年10月，我考进惠山泥人厂创作组随著名艺人周作瑞学艺，时年17岁。我自幼在叔父柳家奎的影响下喜爱美术。1948年叔父考入杭州国立艺专雕塑系后，在寒暑假教我学做泥塑。进厂后，惠山泥人朴拙厚重的底蕴、丰富多变的风格、洋洋大观的历代彩塑原作，使我为之陶醉。当时我日以继夜地学习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痴迷程度。一年后，我的一套习作《小演员》入选国庆10周年工艺美术展览会，并在2万多件展品中脱颖而出，受到专家和同行的好评。《小演员》在同年的《美术》(第11期)、《装饰》(第6期)两家杂志上发表。
惠山泥人的造型艺术
惠山泥人和我国其他民间彩塑一样，受原料(泥巴易碎)、工艺的制约，又要适应批量生产。因此，为了克服这些制约，泥人的造型和色彩必须进行夸张、变形和再创造。惠山泥人中迷人的代表作《大阿福》，就不是现实生活中儿童的缩影。大胆的夸张和变形、变色是惠山泥人的主要艺术特点。
《关公》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作品受吴作人、关良、程十发、方成等诸多名家和泥人同行的好评。1978年，叶剑英元帅看到这件作品后连声称赞“做得像”。为什么身子只有3个头长的《关公》会让人感到做得像呢？关羽被尊为“忠义千秋”的神将，关公戏在戏曲舞台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如何用彩塑形式来表现舞台上的关公？我吸收了惠山传统“小板戏”的一些表现手法，首先突出和夸张脸部，对胡须等特征进行变形处理，其余都被减弱和省略了。动作上我没有表现关羽过关斩将或夜读《春秋》的具体情节，而是在近似三角形的构图中安排了他一手掀须、一手提刀的姿势。举手投足、提刀亮相既表现了关公的神威，又显得庄重儒雅，分寸掌握得十分准确。
齐白石提出过“贵在神似”的美学主张。我们的先辈艺人运用的正是这种用简练、生动的手法来概括对象的主要特征，摒弃那种琐碎、模拟外表的“形似”做法，以突出描绘对象的精神面貌。由于我较多地注意了“神似”的追求，因而《关公》的气质像了，达到了不似而似的境界。工艺制约给惠山泥人的创作带来了许多局限，我们先辈艺人在化局限为特点方面总结了许多宝贵经验。他们在或长或圆或方的单纯形体里做出了不简单的造型，正是跳出了工艺制约，才形成了惠山泥人浑厚、简练的造型特点。
早期的惠山泥人是用一片模印制的，所以造型必须简练，不能有过多的棱棱角角，绝大多数的泥人构图在正面展示，行话叫重前不重后。我在创作时常常把表现对象组合在一个规定的形体中。如在创作《八仙》时把人体做了扁体处理，适当采用了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将体积凹凸起伏大大减弱，使之成为一个浑圆的形体。在塑造动态时巧妙利用视觉的错位，抓住侧身旋转的动作，恰到好处地捕捉了各个人物的精神状态。
《民族娃娃》是我在表现形式上的一次新的尝试。在传统“阿福”塑造手法上较多地借鉴了车木玩具的塑造方法，将对象进行了大胆的夸张变形，用两个不同形态的球体组成了儿童的形象。作品很小，高2.5厘米，人头占了1厘米多，整个脸部只画了一双眼睛。虽然省去了其他的面部器官，但并不使人感到五官不全而不舒服。由于夸大了儿童胖乎乎的两个面腮，反而平添了几分儿童的天真和稚气。小孩子的身体是个短短的圆柱体，除了用简洁的线条刻画了手臂的动势之外，其他的全部省略。表现身体的圆柱体是静止的，但因为手臂动作处理得当，结果仔细一看，这些胖娃娃又似乎在蹒跚学步呢！
以上作品说明，创作设计时多考虑一些生产和制模，并不会使作品流于呆板，相反会使造型内涵更完善、赋予装饰的美。任何构图形式的产生，都不是什么奇思妙想就能一蹴而就的，而是客观事物从“形似”到“神似”的演变过程中升华出来的。
惠山泥人的着色艺术
你能从现实生活当中找到红色的老虎、绿色的狗吗？在惠山泥人的传统作品中，狮子是蓝色的，水牛是五颜六色的。这种艺术夸张被艺人称之为“变色”。民间彩塑的用色决不是自然色彩的再现，必须进行大胆的变色和夸张。
惠山泥人，彩和塑是相互依存的，好的色彩可以使造型更完美、更有感染力。我比较喜欢用鲜艳、饱和的色彩，较多地采用对比色的配合。如《关公》，我用红脸和绿袍的对比，以绿色为主基调，辅以蓝和金。为了不使红绿色对比的反差太大而造成视觉的不适，我采用金色的帽盔和大把黑色的胡须包围了红色又分隔了绿色使之调和。
又如《民族娃娃》这套作品，共有10个人物。我只用红、黄、蓝三原色为主色调反复使用，另用亮度极高的桃红来呼应和统一全局，增强了视觉冲击力。变形的泥塑造型用色必须对比强烈才能相得益彰。
开相是整个作品画龙点睛之笔，对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开相也必须根据造型的需要，进行适当的概括变化。如美女、儿童的眼睛，我常常将他们画得细长细长的，有时超过真人的一二倍，不但不会有怪诞之感，反而使描绘对象的气质俊秀而含蓄。有时甚至有意破坏和改变事物的常态，而代之以想象的理想形态。画达摩、铁拐李一类人物，有时有意把眼珠画成方形，使人物的精神面貌更为凛然。易圆为方，好像破坏了人们正常的视觉习惯，但它所破坏和违背的，只是自然形体的个别规则，而它所遵守和运用的乃是形式与内容相互关系的普遍规律，这是一种高于自然的美。
“不是青花、胜似青花”的泥人
《回娘家》、《年年有余》、《姑苏女》等十数件作品是我借鉴青花瓷色调来彩绘惠山泥人的又一次尝试。学习借鉴不能照搬、照抄，泥人和瓷器有着完全不同的质地和肌理。釉料在瓷质上泛射出来的蛤蜊油光泽和剔透坚硬的玉质感，用泥塑加粉彩是无法仿效的。同样彩塑所展现出来的质朴、沉稳的乡土味，也不能轻易丢失。如何把青花瓷幽静艳丽的色泽、清新素雅的韵味嫁接到泥土上来？数十年间，我断断续续试了无数次，关键都失败在选用蓝色的定位上。青花瓷从元代开始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所用蓝料的色相和水粉色的群青十分接近，但是用群青画出来的泥人，根本没有青花瓷那种白地青花的亮丽品相。相反，蓝白两色显得对比生硬，色与色交接呆板乏味。更有甚者用蓝色画头发、眉眼，令人看了害怕。为什么同一种颜色画出来的感觉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我认为，青花瓷以制造器皿为主，历史上极少见青花人物，没有多少现成的技法可借鉴。关键的一点是瓷质的光泽，釉彩在烧制过程中的自然晕化、流淌所产生出来的变幻莫测的过渡色，泥人彩绘是达不到的。
数年前，我换了一种湖蓝的颜色替代群青，因为湖蓝色相比群青亮丽。同时采用惠山老艺人常用的“褪色法”，在湖蓝色上加白和黑，降低湖蓝的纯度，使蓝色出现了丰富的层次，恰似国画中的墨分五色。如此一来终于找到了入口，不少问题迎刃而解。用深浅不同的蓝色画出来的毛发、眉眼和整个人物，非常生动协调。后来又在作品上增加了一点淡淡的朱红和带青味的绿色，偶尔也用淡黄、淡紫。如小孩、女人的嘴，《人比黄花瘦》中的黄花，《醉里挑灯看剑》中的灯火，贴近现实的色彩，更能让人接受。
惠山泥人是传统的工艺美术保护品种，更是大运河畔的一座丰碑。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保护和支持，已成为无锡的招牌产品。泥人技艺要发展就要不断创新，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国内喜爱和收藏惠山泥人的人越来越多，技艺人员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惠山泥人产品正在走向世界。
北宋官汝窑历史文化背景及鉴别常识
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徽宗时期，在宋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宋瓷之粹。南渡后，因袭故京遗制，重建官窑。故宋代官窑有南北之分，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润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段文字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治资料，它言简意赅，把宋代官窑瓷器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及其建窑地点作了明确的叙述，使我们对民窑“受命”烧造“贡瓷”至皇家“自置官窑”烧造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据前述《坦斋笔衡》记载，州治临汝应为其遗址所在地，然而，临汝遗址始终未能获得考古证实。
1977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时，曾采集到与宫中传世汝窑器相同的标本，并对它进行了两次科学化验，其结果与50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传世汝窑洗的化学数据相同。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说明二者的窑口相同。但由于当时采集标本的数量很少，因此不能以一概全而作为定论。1986年11月、12月间，上海博物馆清凉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当地窑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共采集汝窑瓷标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
上述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了《坦斋笔衡》所载的“宫廷先命汝州烧造贡瓷，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坦斋笔衡》提到“京师自置”，而宝丰清凉寺窑址并不在京师，这又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就文字上讲，“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与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是紧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与“命”二字是相应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窑烧制贡瓷而言的，“自”则是指朝廷自身建窑而言。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这种类似句式还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处“故都”实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钧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要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
考古资料证明，河南是我国唐、宋瓷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河南全省的古瓷窑的分布情况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以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官窑来源于民窑，从这个逻辑上讲，在汴京建立之前，理应有个民窑的存在。否则，这种“汴京官窑”青瓷便成了无源之水。河南宝丰清凉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解决北宋官窑遗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考古证实，清凉寺遗址的部分发掘品与传世汝窑瓷相同，官汝窑器的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基本为淡天青色。色调稳定，釉面滋润而不甚光亮。釉层开细小纹片并伴有冰裂纹，因裹足支烧。器底留有芝麻大小不等的支烧痕，制作十分精致。在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民汝窑器，经研究，当时官汝窑烧造前的遗存。这证明了先“命”汝州烧青窑器，后“自”置官窑的历史事实。
南宋官窑的发掘为研究北宋官窑的源头提供了珍贵资料。南宋官窑的发掘者认为：“南宋官窑的早期产品，受浙江制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而是根据汝窑的技术而生产的，所以，从胎、釉配方，胎色、器形、釉层不透明、开裂和用支烧等，都与汝窑官窑相似。”可见，文献上的“袭故京遗制”是袭官汝窑而不是袭所谓的“忭镜官窑”。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宫中收藏三者相互印证，即可得出官汝窑即时北宋官窑，亦即汴京官窑的结论。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汝窑产品的特征为：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呈淡青色。并注重釉色的典雅，以开纹片为美，不讲究刻划花的装饰，个别器物仅仅装饰一道或几道弦纹。造型大多模仿古代青铜器的样式烧造，古朴而端重。制作精细，盘、碗、洗等均采用裹足满釉支钉烧法，圈足卷曲外撇，器底留有细小如芝麻大小的支钉烧痕迹。
关于官汝窑烧造的时间可作如下推断：《坦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指明了官汝窑的上限在政和（1111—-1118年）年间。又据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的《宣和和奉使高丽图经》内记有“汝州新窑器”之说，证明官汝窑建立距宣和六年不会太久。而后便是靖康之乱。故而笼统言之，官汝窑的烧造史是上起政和年间至北宋灭亡的10余年间。
官瓷精品艺术展：诠释唯美的官瓷文化
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展出的瓷器
2014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期间，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推出官瓷精品艺术展，将以惊世精品弘扬展示宋代独有的官瓷精粹，诠释唯美的官瓷文化。
北宋官瓷，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居我国五大名瓷之首，瓷坛地位显赫。1981年，在余秋里副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国家划付资金，恢复北宋官瓷，于1984年研制成功。首批仿北宋官瓷作品釉面如玉、质地生辉，受到国内权威专家的首肯，专家鉴定后认为“可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宋官窑传世品相媲美”。
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是集收藏、研究、展示于一体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建于2013年10月，建筑面积1638平方米。珍藏1984年煤窑烧制官瓷及历代瓷器150余、现在作品2000余件。展区分为1984年煤窑作品区、历代瓷器展区和现代气窑作品区。通过珍贵的历史照片、详实的文字资料和当年煤窑烧制的官瓷作品及现代官瓷作品，将北宋官瓷辉煌的历史展示给世人。
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以传承大宋官瓷艺术文化，弘扬大宋官瓷艺术文化，特别是宣扬北宋官瓷艺术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渊源为宗旨。保护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大力宣传推广大北宋官瓷艺术文化在中原地区的认识和发展。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不仅将积极保护一大批文物，对宣传开封、推广和营销开封。极大调动本区域的文博旅游和观光服务，为我市广大官瓷爱好者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