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是人类精神的花朵，是画家对自然界无情的花、鸟、虫、鱼移入人的情感，使之有情化、意象化，然后通过笔墨等媒介来加以表现的绘画艺术。它蕴含和寓寄着画家的思想美、人格美-----即所谓天人合一，画如其人也。而瓷器装饰中的花鸟画内涵丰富、清新雅丽，更具有动人心扉的艺术形式美。
中国花鸟画自唐成为独立画科以来，经历代画家长期艰辛的探索，留下了许多令人目不暇接的优美画卷：五代黄筌、黄居采笔下花鸟形象勾勒精细，形象逼真而富有真实的美感；五代徐熙、徐宗嗣开创的“落墨花”、“没骨花”花鸟画，给人以清淡高雅的美感；以赵佶等为代表的两宋花鸟画华丽鲜艳、结构周密而具有浓厚的装饰美；明代以青腾、白阳为代表的水墨淋漓、笔意奔放的写意花鸟画，独具笔情墨趣；清代朱耷的花鸟画形象夸张、笔法简练，作品富有清寂、孤独和冷峻之美；清末任伯年以生动活泼的笔意，鲜活明丽的赋色描绘出一幅幅令人喜爱的花鸟画，给花鸟画的发展引入新的生机；清末民初画家吴昌硕以篆草书法笔意入画，其作品浑厚苍劲。笔酣墨饱，带有明显的书法线条美和雄浑苍老的美；现代著名画家齐白石擅作花鸟虫鱼，笔墨雄健、造型质朴，吸取民间美术色彩强烈的特色，促使文人画与民间美术的融合，大大促进了花鸟画的发展。
异彩纷呈的传统绘画给瓷器装饰带来了丰厚的营养。花鸟画在瓷器装饰中得以充分的施展。
如宋代磁州窑瓷器上的花鸟画，写意花卉生动传神，不逊文化画家手笔。它的特点是将中国画的技法大量运用于陶瓷绘画，形成了白瓷黑花的独特风格，取得了强烈的对比效果。请看绘制器皿的牡丹纹饰，有双钩的、写意的或图案法的，一花一叶或缠蔓绕枝，不满器身；或花朵怒放、花枝招展，一派繁荣富丽之感。在线条运用上流畅之中又显出特有韵味，线条具有顾盼生姿、翩翩起舞、气韵生动的效果。其使用装饰纹样变格多至近百种，可见当时瓷器绘画表现手法之丰富。
宋画史中常有关于“墨花”和“逸笔写生”的记载，此类作品鲜见，但在民间瓷器中，却留下了不少墨花和逸笔写生的作品，使我们从这些瓷画中看出当时宋代文人画的风貌，廖廖数笔之中抓住对象神采，具有“不似之似”之的写意画韵致，这种文人画的写意形式在后来景德镇的青花瓷画上，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我们瓷都景德镇，在元明清三期，除官窑外，大量的民窑，生产民用瓷器，其中最多的一类是青花瓷。明代继承了宋代“墨花”和“逸笔”的手法，进一步把画法简化为“简笔”瓷画，知识瓷画中的大写意派，其中含有抽象化的艺术手法。这种简化风格的形成，一方面是长期的描绘工作实践，熟能生巧，逐渐减去琐碎的细部，而留下了画中最主要的线形，神态生动，这种抽象的表现形式在瓷画中是逐渐形成的。从先存的瓷画中，可见明显的痕迹。另一方面，是制瓷画工受社会上文人泼墨画的影响。陈淳、徐渭等一批在文学、书法艺术上造诣颇深的文人画家，以绘画抒发个人情怀，自由地发挥笔墨的特长，创泼墨大写意花鸟画。他们生活在人民之间，与社会各层任务都有密切联系，他们的画风不仅影响了明代的文人画，不可——避免的也为民间瓷画的发展提供了新鲜养料。如肯花瓷婴戏图的画法即为水墨写意形式，这样的画法，至今还每每被画人运用。至于一些涂抹的花朵或点线，则十分抽象，如文人“墨戏”。梅兰竹菊四君子是文人画家喜爱表现的题材，民间瓷画上也常常出现，无论是圈点的梅花，还是点虱的竹菊，在用笔上。都再现了文人画的姿纵、浑穆的笔意，此种笔法亦可从清代杨州画派的李方膺等人作品中显示。最为生动的是鱼的表现，鱼是瓷画艺术的传统题材，但在青花瓷画中，一变以线为造型的表现手法，仅以极少几笔画出水中游鱼，一作卧游状，一或折尾状，尾鳍如在水肿划动，加上运色之浓淡，效果十分生动。这样笔法与后来的八大山人的间笔花鸟画很相似，说明朱耷生长在江西这个环境，他是生活在民间的文人画家，除受到传统文人画的影响，亦受到当时十分兴盛的民间瓷画人的启发。同时他那鲜明个性的文人画风、简练的笔墨、奇绝的构图，又被民间画工所吸收采用，用瓷画上一时广为流传。釉下青花受写意画影响较大，釉上粉彩、新彩却更受工笔画风的左右，任伯年、齐白石、潘天寿、张书旗的影子在景德镇的釉上彩装饰中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中国的花鸟画与瓷画装饰互相影响、互相交流达到了水乳交融之状。从民间瓷画上我们可以看到花鸟画的兴起与发展，可以看到花鸟画风格流派的变化。
另外，花鸟画从宣纸走上瓷器，变换了一种新的载体，这个载体与平面的宣纸不一样，它是立体的、是一定造型的。花鸟画之所以在瓷器装饰上运用广泛是因为它构图随意自如，能适应各种器形，加上花鸟的结构亦能使立体器形无论从哪个角度欣赏均能获得完整的美感。加上花鸟画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特点，使光洁细腻的景德镇陶瓷装饰丰富了内含美和形式美。
花、鸟、虫、鱼本身并非社会属性的产物，人们在一定时期赋予了它们的寓意。“笔墨当随时代”，让我们不断努力去探索花鸟画与瓷器装饰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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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器莲纹装饰的发展特征
我国用莲花作为装饰题材大约始于周代。这时的莲纹缺乏写实感，属于较为抽象的莲纹。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器上的莲纹开始趋于写实。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是一件装饰写实莲纹的代表作品。壶盖四周外侈的双层透雕莲瓣形象逼真，已经非常接近真实的莲瓣。与其相似的还有1955年安徽寿县出土的莲瓣方壶。河北易县燕下都十六号墓出土的陶方壶也装饰有类似的莲纹。战国陶器上的莲纹基本上延续了春秋时期的风格，但莲瓣数量明显减少。
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随着佛教艺术的兴起，莲花作为佛教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象征，在佛教艺术中莲花的图案造型随处可见，无论是石窟寺的柱础、藻井，还是佛像的台座、背光，都普遍与莲花有着不解之缘。
莲花纹饰出现在我国瓷器上面，则首见于六朝青瓷。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中国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推进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三国、西晋瓷器上出现了佛像、忍冬等与佛教有关的纹饰。东晋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了简单的莲瓣纹。
东晋青瓷在质地和釉色上比以前有显著提高，“瓷”的特点更加鲜明。为突出青翠如玉的釉质，东晋青瓷一改早期繁缛的装饰，仅饰以简单的弦纹或褐色彩斑。东晋晚期，盘碗类器物开始装饰简单的刻划莲瓣纹。从现有资料看，东晋青瓷中饰有莲瓣纹的器物数量有限，品种也较少。一般碗类多装饰在外壁，盘类则装饰在内心。装饰技法也较单调，多属划花、刻花之类。
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据史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多所，北魏末期僧尼多达两百余万人。随着民间信佛者的剧增和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它从东晋时期的初露端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莲纹此时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帖花等多种技法。
隋代瓷器的装饰风格与南北朝相比，显得朴素简洁，以罐类为例，北方生产的四系罐以腹部凸起的一道弦纹代替了覆莲纹；南方生产的六系、八系罐体形瘦长，大口丰肩，为适应器形特点，莲瓣纹上移到肩部。瓶类的莲纹也多装饰在肩部。隋代莲瓣的瓣尖有圆状和尖状两种。合肥隋开皇三年墓出土的青釉碗，外壁刻划仰莲一周，瓣尖细长。同墓出土的青釉盘口壶，腹部刻一道凹弦纹，弦纹上下分别刻划尖状覆莲和仰莲。这两件刻划尖状莲瓣的器物与凤阳武店灵泉寺东山早期寿州窑遗址出土的瓷片非常相似，当为隋代寿州窑产品。 印花是隋代常用的一种装饰工艺。安徽出土的一件青釉四系尊，上腹部由数道弦纹分隔为几个区间，分别压印莲瓣纹和卷草纹各两周。这种印花莲纹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唐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和科学的进步，陶瓷生产呈现出新的局面。在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向青瓷的传统优势地位提出了挑战；在南方，铜官窑发明的釉下彩绘为瓷器装饰艺术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直作为瓷器主要纹饰的莲花，此时已基本脱离了佛教的影响，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所喜爱的装饰题材。莲纹装饰艺术开始进入了成熟阶段。
唐代以前，我国瓷器上的莲纹一直未能突破图案化、规格化的模式。湖南长沙铜官窑首创的釉下彩绘新技法，将绘画艺术引入瓷器装饰领域。完整的莲荷图案、水禽莲池图案开始以国画的形式出现在瓷器上。铜官窑釉下彩绘的纹饰题材十分丰富，包括人物、动物、花草、云气山水等。其中花卉题材所占比例最大，而花卉纹饰中又以褐绿彩绘的莲荷图案最多。莲瓣饱满圆润，荷叶舒张自如，笔法流畅，形象生动。虽仅寥寥数笔，却尽得写意之妙。这种新的装饰技法突破了以往刻划纹、印纹的局限，突破了多年来图案化模式的框框，使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除了釉下彩绘外，铜官窑的釉下点彩也很有特色。扬州唐代遗址出土的黄釉褐蓝彩双系罐，以褐蓝相间的大小斑点组成联珠，配置成云头和莲花图案。构思新颖，别具风格。此外，铜官窑印花、划花瓷器中也有大量的莲花图案。
宋辽金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南北名窑辈出，官民窑竟相发展。无论是釉色品种还是装饰题材都空前繁荣。在花卉图案中，国色天香的牡丹后来居上，作为主题纹饰开始超过莲花。莲瓣纹在北宋早期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后来随着荷塘风光、莲池水禽、婴戏莲花等富有民间生活气息图案的大量出现。莲纹逐渐失去了长期以来在装饰领域中的显赫地位。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丰富精美的装饰是它的突出特点。北宋早期，定窑的装饰技法以刻划花为主。1969年定县北宋塔基出土的一百多件定瓷，绝大部分是定窑早期产品。其中高达65.5厘米的龙首净瓶堪称宋代莲纹层次最多、最精美的作品。净瓶从顶到底部装饰着五组连瓣纹，自上而下分别为单层、双层、三层、四层，上三组采用刻划手法，下两组采用浮雕手法，刀法犀利，立体感很强。从宋辽早期墓葬出土的定瓷看，刻划莲瓣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装饰手段。北宋后期定窑刻划花和印花装饰达到成熟地步。“刻花器皿最常见的是莲纹，这种花纹在涧磁村窑址碎片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定窑划花盘，盘心装饰简洁的一花一叶，随凤摇曳的荷叶映衬着亭亭玉立的莲花，画面清新典型，刀法潇洒秀丽。这种一张荷叶托起一朵莲花的图案在宋代十分盛行。定窑莲纹千姿百态，布局富于变化。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刻花梅瓶，腹部饰两朵迎风开放的莲花和侧垂的枝叶，上下辅以菊瓣及蕉叶纹，主题鲜明，疏落有致。印花器皿也以花卉图案为多，常见的有牡丹、菊花等。印花在风格上与刻花迥然不同，构图严谨，讲求对称，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盘类的中心常装饰莲花水禽，四周辅以牡丹、莲花、萱草及飞凤等。层次分明，格调和谐统一。
磁州窑是北方民间著名的窑系。产品种类繁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间色彩。在观台镇窑址碎片中，划花的盘碗数量最多。纹饰均在器里，刻划深刻，线条明快流利，纹样的空隙部分多用篦状工具划出细密的线条。题材以花卉为主，尤以荷叶莲花最多。刻划技法熟练，构图随意性很强，莲瓣及荷叶往往自由地越出边框。这种不拘一格的作风，充分体现出北方民窑粗犷豪放的特征。釉下绘划黑花是磁州窑最精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敷好化妆土的胎体上用黑彩绘出黑花，再用尖状工具划出花蕊及叶筋，剔掉黑彩的部分露出洁白的化妆土，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这类作品的主题纹饰大多是缠枝牡丹，莲纹作为辅助纹饰装饰在下部。
耀州窑在北宋初期主要烧制越窑风格的青瓷，盘碗外壁多采用浮雕技法装饰双层莲瓣纹。中期以后刻、印花工艺日趋成熟，有时在一件器物上兼用刻花、划花、印花等几种手法，艺术效果十分完美。刻花青瓷以莲纹最为常见，刀法宽阔有力，线条粗放。印花瓷器除了单纯的莲荷图案外，还有水禽莲荷、婴孩戏莲等。耀州窑的把莲纹最有特色。“印花把莲多出现在小碗的碗里，以海水为地的稍多，主题以莲花、莲实、荷叶或茨菇叶四五枝为一把；印有两把莲纹的，用交错对称布局；印三把莲的，并印有‘三把莲’三个字，使我们由此得知这种纹饰叫‘把莲’，意为一把或一束莲花。”1972年甘肃华池县出土的耀州窑荷叶盖碗是一件器形与纹饰巧妙结合的佳作。盖碗口沿做出六个向下卷曲的缺口，俯视如同荷叶一般。碗盖状如荷叶，边沿有六个向上卷曲的缺口。上下缺口互相吻合，造型精巧，新颖别致。
龙泉青瓷是继浙江的越窑、欧窑之后兴起的青瓷体系。装饰技法以刻划为主。早期产品与欧、越两窑有许多相似之处，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北宋中期以后，刻划花逐渐由纤细娟秀向繁密发展，器物外壁经常装饰一种带叶脉纹的莲瓣。南宋是龙泉刻花青瓷的全盛时期。此时其它窑系已不甚流行的莲瓣纹在这里仍作为主要纹饰盛行不衰。“外壁单面刻制莲瓣的装饰似乎已成为各类制品的共同花纹，几成一个时期的装饰风格。这种半浮雕式的刻花莲瓣纹，中脊显明而挺拨，瓣面自中脊坡向两侧，大小相间，形成双层仰莲，象一朵盛开着的荷花”。
莲纹自东晋出现在瓷器上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到宋代已完全脱离了宗教影响，成为优美的纯装饰性题材。由于唐宋以来推崇牡丹，莲花已逐渐失掉其传统的优势地位。但深受人们喜爱的莲纹仍是宋代各大窑系中普遍使用的题材。
莲瓣纹是青花瓷" target="_blank">元代青花瓷器最常见的边饰，这种经过变形的莲瓣俗称“八大码”，外廓由外粗内细的两道线构成，线条转折生硬，显得棱角分明。瓣与瓣之间均留有空隙，瓣内绘制各种纹饰。其中以绘制火珠、火轮、银锭、珊瑚、犀角、双钱等图案的杂宝纹最有特色。
莲池鸳鸯和莲池鱼藻是元青花中的写实性主题纹饰。布局繁密，结构严谨，笔法遒劲有力，生动自然。莲花的花瓣状如饱满的麦粒，“荷花、荷叶、莲蓬都不填满色，鸳鸯、水藻都带几笔水纹，仿佛水在流动。”这类画工精湛的作品艺术效果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图案纹饰，是元青花中的精品。
宋元时期流行的缠枝花卉，到明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由于它变化无穷，用起来非常灵活机动，不论是作器物胸腹部的主体纹，或是在口沿、颈、肩、胫、足部作辅纹，都容易与器型浑然一体”。因此被大量应用于官民窑瓷器上。其中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形式的缠枝莲纹使用最为广泛。明代缠枝莲布局疏朗，空间宽阔，花叶明显变小，花头的布位和主枝的姿态灵活多变。除了单纯的缠枝莲外，明代还有大量与莲纹合绘的图案。如龙穿莲、凤穿莲、缠枝莲托八宝、缠枝莲托梵文等。
变形莲瓣仍是主要的边脚纹饰。洪武时期的莲瓣纹保留有元代遗风，但轮廓转折圆润，瓣内纹饰不象元代那样复杂，仅见团花、云纹等简单的图案。永宣青花瓷器上的莲瓣纹更加简略，常在勾出的轮廓线内用青料平涂为地，以留出的空白形成图纹。正统、景泰时期民窑青花瓷器的肩、胫以及器盖上常装饰一种双层螺丝靥形莲瓣，瓣内勾画叶脉纹的写实莲瓣也开始出现，成化以后，莲瓣纹逐渐趋于复杂，尤其是晚明珐花瓷器上的莲瓣纹，繁缛华丽，具有较强的装饰性。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大批量生产的需要，民窑日用瓷器上的莲瓣纹向着高度简单和抽象发展，有的甚至简化成一排平行的竖线条。
清代是中国彩瓷艺术的最高峰，青花、斗彩、五彩、珐琅彩等各个品种五彩斑烂，争奇斗艳。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品类繁多，数量甚多。“吉祥寓意的图案在宋瓷上兴起以后，至明代已成为陶瓷装饰的重要内容，入清更是发展成‘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境地”。莲是花中君子，莲字与“莲”、“廉”谐音，因此许多莲荷图案被赋予了吉庆寓意。例如一茎莲花的图案寓意“一品清廉”；莲池鱼藻图案寓意“连年有余”（莲与连、鱼与余谐音）；鸳鸯与莲花合绘的图案寓意“一路连科”（路与鸳鸯谐音）。莲是盘根植物，并且枝、叶、花茂盛，于是用莲花丛生的图案寓意“本固枝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缠枝莲仍是莲荷题材中数量最多、应用最广的纹饰。清代缠枝莲纹一改明代疏朗自然的风格，开始向繁密、规整、对称发展。经过美化变形的花头和枝叶姿态万千，装饰性很强。清中后期民窑青花缠枝莲纹常加绘双喜字，莲叶细密繁杂，除少数绘制较精外，大多画工粗率。
清代莲荷题材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康雍时期的写实莲荷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五彩加金莲荷纹凤尾尊，颈部和腹部满绘两幅完整的莲荷图。莲瓣丰腴饱满，荷叶舒张自如，莲丛中点缀着芦苇、茨菇、浮萍，水鸟鸣叫，彩蝶飞舞，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色彩浓艳的红莲绿荷与一朵用金彩描绘的莲花交相辉映，整个画面金碧辉煌，宛如一幅精美的工笔国画。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雍正“二年试乙号样”款粉彩莲纹盘，“盘内壁粉彩绘出荷花纹饰，共画八朵荷花，三朵盛开，五朵含苞。这些荷花都是先用黑彩勾勒出花瓣的轮廓线，再填淡粉彩进行渲染，然后用深粉色在花瓣尖端略加点缀，使花朵明暗层次清晰，彩色秀丽温雅。荷花周围配几片荷叶，或肥硕碧绿，或残败苍劲，从而更衬托出荷花亭亭玉立，香远益清的高雅风姿”。清新的画面，纤巧的笔法，柔和的色彩，形成了雍正工笔花鸟图案清雅秀丽的风韵。
乾隆时期，瓷器装饰雍荣华丽，刻意求精。但过分追求规整和工细导致了繁冗和堆砌，艺术上的倒退使莲纹失去了昔日的生机，在斑烂的色彩、华贵的外表下，隐含着僵化、呆板和滞气。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陶瓷工艺也开始由盛转衰。各种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虽然数量众多，但艺术上已远不能和前期相比。
莲花是我国传统的装饰题材，在西周晚期的青铜纹饰中已开始崭露头角，春秋战国的铜器、陶器上普遍采用莲瓣作为装饰。但中国瓷器上的莲纹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从东晋的初露端倪到南北朝的鼎盛时期，莲纹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及至唐代、中华民族巨大的同化力已将外来艺术中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瓷器上的莲纹进入了成熟时期。宋辽金时期我国陶瓷器装饰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装饰题材日益丰富，加上牡丹花的异军突起，一直在装饰领域据统治地位的莲纹开始进入萎缩时期。元明以后，缠枝莲纹作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长盛不衰。乾隆中期以后陶瓷业日趋衰落，莲纹在艺术创新上无所建树，但作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题材仍广为流行。建国以后，作为中华民族所崇尚并具有传统力量的莲纹又重放异彩。随着新中国陶瓷业的繁荣昌盛，流行了千年的莲纹必将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永不泯灭。
古代瓷器：清代宫廷画珐琅精品欣赏
清畫琺瑯荷葉式盒高6.2公分口徑12.4x14.1公分
清畫琺瑯風景渣斗高9.8公分口徑10.8公分
清畫琺瑯纏枝花卉蓋碗及扥碗高14.0公分口徑14.4公
清畫琺瑯風景人物蓋罐高9.8公分口徑12.1公分
清畫琺瑯風景蓋罐連座高14.5公分腹徑13.8公分清畫琺瑯仿青花瓷盤高3.3公分口徑24.5公分
清畫琺瑯瓜楞式手爐高10.3公分長16.1公分寬13
清畫琺瑯瓜楞式壺高8.7公分腹寬10.5公分
清畫琺瑯福壽瓶高13.4公分口徑4.7公分
12345下一页井陉窑瓷器的十大独特装饰手法
井陉窑的装饰既兼诸窑的长技，又有自己独创，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举凡印、刻、划、篦划、剔、绘、粘贴、捏塑、雕镂、金绘等工艺无不毕具。如印花，至少唐代中期就有了精美的作品，绝非是宋以后才由定窑传来。待到金代定窑印花大盛，这里亦不示弱，1995年河东坡窑址一次金代窖藏就出土了12件完整的井窑印花模子，其中的蜀锦心仰莲盘模、荔枝心重瓣莲纹碟模、荷花型温碗间花璎珞饰内模等至今为定窑所未见。所出瓷片中，池上仙人图、飞龙、蜺戏、仙女双妃图等亦为定窑所缺，可以认为，在印花瓷领域，井、定二窑争奇斗艳，各有千秋，足以能见井窑的实力。
井陉窑金代旋子花纹戳模
特点鲜明的井陉工艺：
点彩。在井窑唐代的白瓷中就已出现了点彩装饰，其中五代点彩塔式罐腹周饰以团花、束穗为主图，上下七层点彩，为此项装饰的代表作。这一装饰技法一直延续到元、明，成其传统。
井陉窑五代白瓷点彩塔式罐
戳印。这一技法在金代大盛，制作了人物、动物、花卉等形形色色的大小不等的戳模，小者朵花模、蝴蝶模直径仅半厘米，中等的直径二到四厘米，有旋子花、折枝花、缠枝花、海兽波涛、灵貓戏蝶、乐人击鼓、击钹等。较大的五厘米及以上的有卧鹿、对鹿、奔鹿、奔牛等等，多配套组合使用。发掘中见到枕面排满戳印立鹿、波涛海兽的方块图案，足证上述戳模的存在。
戳印点彩。所见以旋子朵花压印碗心，再以毛笔蘸浓褐釉汁点于花印内。此法凸现了旋子花的立体效果。
戳印填彩。此法是借鉴了珍珠地填彩的技法发展而成，以上述戳模在饰面上戳印之后，印纹内填涂棕褐或黑色釉粉，以彰显画面的纹饰，器表再施以透明釉。
戳印划花填彩。这是以划花和戳印两种技法结合使用的作品，以戳印为主纹。
沥粉。此种装饰见于晚唐、五代以迄宋、金，成为井窑装饰的传统技法。初始以沥粉装饰碗、杯内壁的凸筋，发展到宋、金除传承原作法外，还将沥粉凸线装饰到鼓腹小罐、瓶的外壁，所见有双线、三线一组，或周身满饰等。
沥粉填嵌。此法见于枕饰，先以沥粉法制出枕模，再翻印枕面，形成纹槽，再以沥粉技法填嵌纹槽，待晾干后挂釉、烧成。此法较单独的镶嵌，纹饰更具立体效果。
描金。1998年在抢救发掘窑址中于窑址区的一金墓中清理出金花白瓷盘及金口盏，其特征皆为井瓷。金花者与金花定器无别。在定窑所见的金扣、银扣、铜扣，井陉不见。描金口是以金汁涂于芒口的杯盏口部，此种做法显然较定器的金扣操作更为便捷，出土时盏口熠然生辉，较金扣者也更为俊巧。此开后世描金的先河。
井陉窑五代三彩塔式罐
滴点花斑。此种装饰见于井陉窑五代三彩，在绿釉釉面上以浓褐釉汁，滴点器表，出现了三彩中的独特花斑装饰。此后在金代井陉瓷中仍能见到以这种手法装饰的黑釉褐斑花瓷，成为井陉瓷的传统装饰技法。
滴泼交汇。这是独具特点的井陉三彩中的主要施釉方法，往往以浅绿、翠绿为底色，待晾干后，再采用点泼的手法，重点棕黄、深褐、墨绿等花釉，形成重点轻泼的效果，造成与它处三彩蘸点、泼洒等不同的艺术着色。
雕塑瓷的色釉装饰
近年来，艺术釉被广泛地应用在雕塑瓷上，鉴于艺术釉(尤其是高温颜色釉具有许多优点(如色泽丰富，自然生动，变化多样)，在雕塑造型时应采用概括简练的表现手法，让简明的艺术形体给色釉质地发挥， 自然流动，深化创造一个广阔的天地。雕塑尽量是表面单纯的形体，但与丰富多采的色釉一结合，即能成为有变化，有生命的艺术形象。特别是动物雕塑在这方面表现效果更为明显，各种艺术釉巧妙地装饰在各种动物雕塑上可以达到以少求多，以色制胜，以假乱真的艺术效果。
色釉装饰雕塑瓷的方法很多，可根据瓷雕的各种表现对象选择一种或数种方法，目前各地采用的方法有沾、喷，涂、浇釉等。沾釉(也叫浸釉)易于掌握，适应于大批量稳定生产，但变化不大。喷釉对釉层的厚薄部位灵活掌握和控制，以达到生动具体表现对象之目的。但在大批生产中不易达到统一的效果。有时为了某些局部进行装饰或突出某个局部的釉色，可采用涂、刮、刻、填等方法。也可用刻线的方法来控制釉色的流动或达到一定的装饰效果。为了表现人物雕塑的服装等经色釉装饰烧成后再用粉彩装饰其人物的面部及肤体，其艺术效果与色釉装饰巧妙结合相得益彰，更胜—筹。
古陶瓷的装饰技法
陶瓷装饰与器物的用途、造型和社会审美取向，有着密切而又不可分割的联系。装饰是对陶瓷器进行艺术加工的重要手段。它对提高器物的外观质量、丰富文化生活起着积极有效的作用。陶瓷装饰方法很多，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釉下装饰，另一类是釉上装饰。这里有传统工艺，也有近现代工艺。学习鉴定就要了解其发展和演变历史及其艺术特点与风格。
釉下彩是以各种高温颜料，在泥坯或素烧坯上绘画纹样，再施以透明釉、入窑经高温一次烧成。其特点是彩绘的纹样与坯釉在高温中同时烧成。色料充分渗透于坯釉之中，瓷面光洁滋润，色泽透明雅丽，有饱满的水分感。经久不变。
刻划花是我国陶瓷传统装饰方法之一。它是在坯体上用铁，竹制的刀、扦等工具刻划出装饰花纹，施透明釉烧成。这种装饰方法在原始青瓷上就普遍使用了，只是不同时期的陶瓷纹饰风格各异。
刻填花又称镶嵌花，是在坯体上先用一种特制的刻刀刻出花纹，然后在刻出的凹槽内填以色料的装饰方法，在古代多填白色料和黑色料，又称“刻花填白”和“刻花填黑”。
模印花技术是在刻划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古陶瓷最常用的工艺。一件模具可以多次使用，避免了像刻划花工艺的重复繁杂的工作，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青花玲珑是一种釉下青花加玲珑雕镂相结合的装饰。它是在瓷器坯体上，先制作玲珑透剔的玲珑眼，一般常用的是米粒状通洞，称为“米通”。再以“玲珑釉”充满玲珑眼，结合呈色青翠的青花纹饰，施釉入窑高温一次烧成。
“五彩”又称“硬彩”，是使用古彩颜料在釉上的绘画装饰，也是景德镇传统彩绘艺术之一。最早的五彩出现于我国宋、金时期的北方地区，其前身即磁州窑的“红绿彩”。
斗彩是明代永宣官窑创烧的新品种，成化斗彩在历史上最负盛名。它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相结合的一种装饰方法，先在坯体上用青花色料画出纹样的一部分或勾出纹样的轮廓线，施釉入窑烧成后，再施以古彩完成釉上彩绘，故又名“豆彩”，有的也称为“填彩”或“加彩”。
粉彩又称软彩，始创于清代康熙晚期，是使用洋彩进行彩绘的一种装饰技法。粉彩色彩丰富，粉润柔和，秀丽雅致，形象刻划细腻生动，它更多地吸收了国画工笔重彩的绘画技法，越来越倾向于绘画性，使用玻璃白打底，增加了画面色彩的层次感。
珐琅彩原名画珐琅，亦创烧于清代康熙晚期，是使用洋彩进行彩绘装饰技法之一，与粉彩装饰十分相似，有时甚至难分彼此，早期由宫廷造办处烧制，乾隆三年以后逐渐移至景德镇御窑场制造。珐琅彩的绘画技法，早期多仿铜胎掐丝珐琅。
素三彩是由琉璃釉发展而来，名为彩，实为釉，以釉代彩。它舍弃矾红以紫色代之，画面典雅素净，故以“素”相称。
矾红彩又称铁红彩，是以矾红颜料作主要色料勾线，染色描绘画面的一种装饰方法。
墨彩是以黑色(艳黑)作主要色料勾线，染色描绘画面的一种装饰方法。
同治彩即粉彩彩绘技法之一。它摒弃了康、雍、乾三朝繁杂的粉彩工艺，并融合了五彩设色简练的绘画风格，易于上手。
浅绛彩一词来源于浅绛画派，原指元代文人黄公望创造的一种以水墨勾画，以淡赭石渲染而成的山水画。陶瓷界所说的“浅绛”借用国画术语，是指晚清流行的一种浓淡相间的绘画技法。
广彩是“广州织金彩瓷”的简称，始创于清代康熙年间，流行于晚清民国时期，早期以古彩做装饰，晚期以粉彩做装饰，也是我国优秀传统彩瓷之一。
新彩又称新粉彩，是20世纪以来文人瓷绘艺术的一种。
电光彩就是光泽彩。它是用电光水作彩料进行装饰，属现代工艺，具有彩虹般的光亮色泽。
古代瓷器：元代磁州窑画枕上的道教故事——李渤驯鹿
磁县的磁州窑博物馆收藏一件金元时期的白地黑花画枕(图2)，出土于磁县南开河乡小侯召村。枕为长方形，长41.5厘米，宽16.6厘米，高15.6厘米。枕的前立面开光内装饰墨竹纹，后立面开光内装饰翔凤纹，两端绘荷花。枕的正面边框内墨书漳滨逸人制5个小字，枕底有钟形的王氏寿明窑戳。枕面的开光外装饰繁茂的4朵缠枝花卉，开光内为主题图案。画面背景是在一座幽静的山林里，祥云缭绕，树木苍劲，掩映着两扇镶有鼓钉的拱形大门，大门前的树荫下有三人，居中的道师正俯身向童子吩咐着什么，而另一人则向前呼喊，远处的一只鹿听到呼喊，正回头张望。
这幅枕画反映的是唐代李渤驯养白鹿的故事。唐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庐山东南五老峰下隐居读书。李渤驯养了一只白鹿，这只鹿温驯可爱，颇通人性，常随主人外出走访游玩，与主人形影不离，而且还能帮主人传递信件和购物，它常常跋涉20余里到南康府(今江西省星子县)为李渤买墨沽酒，投递书简。李渤需购物时，只需写一张纸条，连同银两放在竹筐里，挂在鹿角上，白鹿就会如数购回，因此被山民们视为神鹿，称李渤为白鹿先生或白鹿山人，将他隐居的地方称为白鹿洞。其实这里并没有洞，只是因为四周青山环抱，树木葱郁，由山间小路进去有数里之遥，真有点入洞之感；也有的说，这里四面环山，站在山颠俯视，貌似洞状而得名。
画枕中的三人，一人为童仆，余两人应为李渤兄弟。李渤神态安详，身穿道袍，头戴逍遥巾，两条帽带随风飘舞。而其兄李涉性格喜动，正向外奔跑着。画面上的人物有动有静，更显山谷的幽静。尤其是正在回头张望的白鹿，点明了画面的主题，显示出人与自然的和谐。
长庆元年(821年)，在文学大家韩愈的劝说下，李渤出任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刺史，便将昔日隐居之所起名为白鹿书洞。北宋初年，此地又改名为白鹿书院，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在这里任郡守时，重建院宇，在此亲自讲学，名声大振，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
现白鹿书院内的思贤台就是为纪念李渤在此隐居读书、与鹿相娱的史迹而建的，下凿一洞，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南康知府何岩雕一石鹿，并作石鹿记，寓见鹿思贤之意，以示纪念。
古代瓷器：元代磁州窑画枕上的道教故事——刘殷行孝
磁县博物馆收藏有3件表现刘殷行孝的元代白地黑花长方形画枕。第一件枕长42.6厘米，宽17.7厘米，高15.2厘米。枕面出檐，枕的五面绘有花纹。枕的前壁开光内绘两朵折枝喇叭花，后壁开光内绘一只黑熊似向灌木丛俯冲。两旁竖栏花框内分别楷书古相张家造和艾山枕用功。枕的底部印有竖式双栏上荷叶下荷花的张家造窑戳。枕面的边框与开光之间填充石榴花、喇叭花和细碎的花卉纹。开光内绘有刘殷行孝的主题危楼高千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枕的底部印有竖式双栏上荷叶下荷花的张家造窑戳。枕面的菱形开光中绘主题图案，一位双膝跪地的少年拱手作揖，目送宽衣长袍的仙人徐徐升天。
刘殷行孝画枕刘殷行孝画枕刘殷行孝画枕
第三件枕长29厘米，宽16.5厘米，高13.2厘米，出土于磁县都党乡冶子村。枕的前后立面开光内绘折枝牡丹花，枕面的菱形开光中绘主题图案，左侧露出一角的凉亭和大树，大树下一童子双膝跪地拱手奉送，一位仙人回顾童子，踏着云雾徐徐升天。开光内左侧楷书漳滨逸人制。
古代瓷器：元代磁州窑画枕上的道教故事——张天师断案
元朝统一全国后，统治者大力扶持道教，使道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形成了北方以王重阳及弟子丘处机为代表的全真道，南方以张天师为教主的正一道两大派别。
道教的盛行，对元代的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文化上的疏离和文人地位的降低，文人们难以进入仕途，转而向道教寻求精神的慰藉，他们将与世无争、超凡绝世的隐居生活作为理想的人生境界和最后归宿，致使许多有名的士人纷纷隐居名山学道，在创作上也寄情山水，作品中的人物一派仙风道骨，逍遥自在，皆身心安闲，不染世尘。代表元代艺术水准的元曲中，属于道教戏剧一类的至少有40种，约占元杂剧总数的十分之一。受当时道教文学作品的影响，在磁州窑的瓷枕上也出现了许多表现道教题材的绘画作品，大都以流行的道教故事为内容，画面生动，人物飘逸，场景奇特，亦真亦幻，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天师断案画枕张天师断案画枕
张天师是对五斗米道创立者张陵及世袭教主的通称。汉末时张陵创建五斗米道，自称太上老君降命为天师，故世人称张天师。元杂剧中有一批以反映道教神仙信仰、宣扬道教教理和修炼方术为内容的剧目，世人俗称为神仙道化戏。这类戏中的一个重要题材就是演述神仙断案的故事，从而宣传道教的天条戒律。如著名的元杂剧作家吴昌龄的《张天师断风花雪月》，又名《张天师明断辰钩月》，就是描述道教张天师断案的故事。剧情描写秀才陈世英赴京赶考，路过洛阳城时，探望在此任太守的叔叔。时值八月十五，叔叔在院中摆下美酒佳肴款待侄儿。酒宴散去，陈世英独自在书房的院中吟诗弹琴。一曲瑶琴，感动了月亮中的桂花仙子，便下临凡世，两人饮酒言欢，依依不舍，临别时约定来年的八月十五再次相聚。桂花仙子走后，陈世英苦思成疾，大病不起，多方求医，仍无疗效，以致错过了赶考的日期。到了第二年的中秋节，陈世英盼望着与桂花仙子相会，病情日趋加重。恰在这时，云游洛阳的天师道三十七代传人张道玄准备回龙虎山修行，特来向陈太守辞行。张天师来到陈太守的府衙，感到有一股污浊之气，便问道：你府上是否有染病之人？陈太守直言相告，侄儿陈世英已患病卧床一年，久治不愈。张天师见过患者后说：你侄儿是被花月之妖缠身，酿成大病，让我来为你驱逐妖魔。于是在院中筑设五雷坛，披上法衣，手持驱邪剑，登坛作法，驱赶走了桂花仙子，使陈世英病体康复。该剧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布局排场，匠心独运，颇受人们赞誉。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有一方表现元杂剧《张天师断风花雪月》场景的画枕(左侧是一座太湖石组成的假山和几株茂密的柏树，树荫下筑有一座高台，台上的凉亭下立有两人，后者为童仆，前者为张天师，他身披法衣，手持驱邪剑，直指台下的桂花仙子。桂花仙子披头散发，被罩在一片云雾中，头上飘拂着朵朵团云，空中还绘有弯月和各种星宿图，生动地表现了张天师在五雷坛断案审结的情景。
张陵的孙子张鲁任教主后，五斗米道的影响日趋扩大。曹操控制汉献帝后，为利用道教势力，委任张鲁为汉中太守。后曹操占据邺城，张鲁及其部众也随之北迁，五斗米道开始在北方得以传播。磁州窑的场区位于邺城遗址附近，是当时五斗米道传播的核心地区，使张天师的声望波及后世。磁州窑画工在瓷枕上选择这一题材，正是受到了元杂剧与道教的双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