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巧遇宣德青花砚滴
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现担任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山东地区分会会长的陈玉泉,常去国外淘古玩。2007年1月,他在越南胡志明市一家古玩店发现了一件青花鸳鸯砚滴,陈先生拿起砚滴在手中把玩了许久,发现无论从胎质、造型工艺还是青花发色上看,均符合明代宣德时期青花瓷器特点,且应是官窑之作,但他心里也犯嘀咕,“怎么没有款呢?”。
陈玉泉认为,从专业角度看,凡是明朝宣德年间官窑出产的瓷器,都应写有款识,所谓“款识”就是瓷器上应该写有当朝皇帝的年号的标记,鉴定经验又告诉他,宣德年间的瓷器通常落款较为随意,有“宣德器款遍全身”之说。于是他看了好多遍,仍未发现有款识。
通过咨询得知,这件器物为当地一收藏家旧藏,藏家去世后,店主从其家人处购得,也没发现此器上的款识,现开价800美金,陈玉泉觉得要真是宣德的东西不该这么便宜,因为在几年前的苏富比(微博)拍卖会上,宣德官窑的砚滴曾拍出百万身价,他将信将疑地跟老板砍价,但这老板倔得很,硬是分文不降,陈玉泉赌气之下就走了。之后陈玉泉又多次去往胡志明市,每次都去看那个物件,但老板依旧不还价。
就这样僵持到当年年底,陈玉泉又再次前往此间古玩店。他刚推门进店,就瞧见两个欧洲人正拿着那个砚滴观看,说来也巧,由于光线和角度的问题,他猛地看出“鸳鸯”翅膀底隐约有类似款识的文字。于是趁着欧洲人放下砚滴的空档,他一把拿过砚滴,借着阳光仔细一瞧,“大明宣德年制”的官窑款隐约可见。
陈玉泉先生这次没再还价,立即付款把宝贝纳入自己囊中。
珍贵的宣德官窑青花瓷
陈玉泉近日在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山东分会接受记者采访时,把这件鸳鸯砚滴拿给记者看。
“这个一看就是明早期典型进口钴料。”陈玉泉所指的进口钴料便是烧制青花瓷的矿料——苏麻离青,这种矿料非常稀少,由于其发色浓艳、沉稳,曾在阿富汗、印度地区曾经用来做佛头发髻的染色之用,“明朝早期烧制官窑青花瓷用的进口钴料多为郑和下西洋时从国外买来,这种颜料的使用大多用于明成化之前,到正德朝也偶有出现,之后便绝迹了。”
这只青花鸳鸯砚滴体积很小,长度仅九厘米,在翅膀处隐约有类似字迹的线条,陈玉泉介绍说,这是青花瓷的晕散效果所致,在明朝洪武皇帝之前中国是没有真生意义专为皇家烧制瓷器的官窑贡瓷,大都是“有命则烧,无命则止”,所以落官窑款识极少,大部分都是“金玉满堂”之类的吉语款。目前学术界公认官窑款识真正出现是明朝永乐时期,但极不成熟,此种写年代款识的制度确立并大量出现是在宣德年间,但是这个时期官窑瓷器有“器款遍全身”的特点,无论底部、腹部、颈部,哪都能写,直到明朝成化年间款识习惯才形成,虽器身还有继续写款的现象出现,但绝大多数都固定写在器物底部,逐后便形成定式。
陈玉泉说,全世界当时出产青花瓷的地方只有江西景德镇,以及云南的玉溪窑及建水窑。元末明初时,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用兵三年,把景德镇的窑全部毁坏了,部分窑厂和工匠迁移到了越南,在明景泰年间渐渐形成了另一窑场安南窑。
另一方面,由于越南曾经是中国的附属国,中国当时一直派遣官员驻扎当地,所以在越南能买到许多当时官员私藏的瓷器,品相非常好,基本上都是仿中国的龙泉窑,仿青花五彩。所以行家们经常会去越南淘宝。
陈玉泉介绍说,这个青花鸳鸯砚滴之所以稀有,还在于它是宣德年间的官窑之作。“鸳鸯图案最早出现在隋唐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到了元代人们特别喜欢鸳鸯,但立体造型的鸳鸯从明朝宣德年间才出现。另外,明代官窑和清代不同,明代官窑生产的瓷器残品是不许出厂的,要就地砸掉掩埋,而清代官窑出产的瓷器在皇室挑选之后,剩下的都可以做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易。所以宣德年间的官窑瓷器尤其罕见。”
鉴别青花瓷要三看
陈玉泉介绍说,分辨青花瓷的真伪,首先要看瓷胎。“一般底部都不上釉,最多刷一层浆,是护胎用的。宣德年间景德镇的瓷器底一般是细沙底,如果底部落款就可能有釉,因为瓷胎用的是官土——麻仓土,所以应该非常洁白细腻,具有油脂性,胎质极其细腻。”
第二点是看釉面,他说:“宣德年间生产的青花瓷釉面,从侧面看是有橘皮纹的,脂分很肥厚,表面有少许晕散,而且青花一定要高洼不平,个别有锡光现象,外面要有一层亮光,而且应该泛蓝较多,泛绿色和铁斑较少。”
陈玉泉表示,使用进口料和国产料的青花瓷发色有很大区别,“进口料青花高钴、高铁、低锰,所以发色泛蓝,而国产料高锰、高铁、低钴,所以泛铁斑多、泛绿多,泛蓝少”。虽然现代化学配方也可以将色料的化学成分配比得与进口料非常接近,但陈玉泉认为,由于仿制品没有脂分,缺少蜡质光泽,外表会有一层玻璃亮光,橘皮纹也比较生硬,而且青花高洼不平,发色显得很死,没有像水墨画中的色彩渲染过渡。
为何仿制品会出现这些缺陷?陈玉泉介绍说,古代窑厂烧瓷器都是用木柴,把要烧制的瓷器用匣钵罩住,然后放进窑里烧。这样烧的话要花费3到5天,时间很长,而且古代烧制瓷器是用减火发,就是往窑内续柴量越来越少,以此来降温,通过逐渐的降温来使青花颜料中锰、铁、钴、铅等微量元素发生化学反应,这是个还原过程,只有这样青花的颜色才能出来。而且这样烧出的瓷器具有很强的油脂性,不像新烧的瓷器出现“贼光”,现代瓷器烧得都比较急,用电烧,温度一下子就烧得很高,这样烧把瓷器里面的气泡都烧没了,没有气泡就没有折射了,油脂似的光泽就出不来了。
另外,要看造型是否准确,陈玉泉认为老的东西近看不是很细腻,但从远处看感觉特别好,“线条流畅自然,很舒展。而假的是越看越不美,远看不传神,因为在制作的过程中掺杂了太多模仿的痕迹,所谓“相由心生”,一件艺术品与它的作者的心是相通的。而且真的东西上往往有传世痕,就是玻璃质老化的痕迹。”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祭祀屈原还是祭祀伍子胥或是曹娥一直争论不休,但赛龙舟、吃香粽、避五毒、跳钟馗、烧艾叶、系彩绳等习俗却是一致的,这些习俗不仅仅体现在节日当天,也浸润在中国人的方方面面,中国的英文CHINA,是瓷器的意思,就让我们从瓷器说起,那些“瓷器上的端午”。
五彩张天师斩五毒纹小盘
明万历,高1.9cm,口径10.6cm,足径6.6cm
盘撇口,浅弧壁,圈足。内外青花五彩装饰。内底绘张天师斩五毒图,张天师持剑立于树下坡地上,周围描绘蟾蜍、蝎、蛇等。内壁绘相间排列的菖蒲叶、折枝石榴花、艾草等共八组。外壁绘相间排列的菖蒲叶、折枝石榴花、艾草等,间绘以蛇、蝎、蟾蜍、蜈蚣、壁虎等。外底青花双圈内署青花楷体“大明万历年制”六字双行款。
从此盘上的装饰题材看,这应是一件万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宫廷烧造的供端午节使用的应景物品,图案寓“袪毒辟邪”之意。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为端午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又名“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艾节”、“夏节”等。五月天气渐热,细菌容易繁殖,蛇、蝎、蟾蜍、蜈蚣、壁虎(俗称五毒)等毒虫纷纷出动,疠疫常常发生,致使五月又有“恶月”之称,五月五日又有“恶日”之称。因此,人们想方法设法在此时辟瘟祛邪,以求安康。民间在端午节这一天家家于在门上悬挂艾草、菖蒲或石榴、蒜头等,都是有此用意。因为菖蒲的叶子像剑,被称作“蒲剑”、“水剑”,因此,人们认为将其插在门上可以斩千邪。艾草有异味,是可以用来治病的药草,人们认为将其悬于户上,可禳毒气。花红似火的石榴花正是这个季节的花卉,也有治病的功能,可以避祸。大蒜头像锤子,气味辛烈,具有祛病消炎的功用。
张天师名陵,又名道陵,是东汉五斗米道的创立者,教人信奉道教,并用符水咒法给人治病,后世道徒尊其为天师。传说中的张天师神通广大,有龙虎护法,能除五毒并,辟瘟消灾。因此,民间习俗常在端午节悬挂张天师画像,以祛邪除祟、镇宅佑安。
霁蓝釉艾叶形洗
清乾隆,高1.7cm,长15.6cm
洗呈艾叶形,洗内随边沿的起伏划出叶脉纹。通体内外施霁蓝釉,釉色深沉匀净。
此洗以艾草叶为蓝本制作而成,当非偶然所为,必有其深层含意。
艾,又名家艾、艾蒿。其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中医学以艾入药,有理气血、祛寒湿的功效。而将艾叶加工成“艾绒”,是灸法治病的重要药材。民谚曰:“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时民间重要的习俗之一就是在门上插艾草或菖蒲,用以杀菌防病、驱瘴辟邪。
由上述可知,这件霁蓝釉艾叶形洗看似普通,却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慎德堂制”款粉彩赛龙、凤舟图盘
清道光,高5.4cm,口径28.5cm,足径17.8cm
盘敞口,浅弧壁,圈足。内外粉彩装饰。内壁近口沿处以金彩描绘如意头纹,内底以粉彩描绘赛龙舟、凤舟图,水中儿童们正在分别奋力划着一龙舟和一凤舟。龙舟的头、尾上各立一童,均手执令旗呼号指挥,尾部一儿童在鸣锣加油。凤舟之头上亦站立一儿童,正手执令旗呼号指挥。两舟上的其余儿童们正奋力划桨。岸上站立五位小童,正在燃放鞭炮、呐喊,为双方加油。外壁以粉彩描绘结带折枝花、杂宝纹,杂宝有书画、笔锭、方胜、如意、珊瑚、犀角、铜钱等。外底署矾红彩楷体“慎德堂制”四字双行款。
此盘造型规整,绘画笔触细腻,所署“慎德堂制”款字体工整。“慎德堂”系道光皇帝在圆明园的行宫,署有“慎德堂制”款的瓷器,应是道光年间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道光皇帝特制的,以供其居住在慎德堂时使用。从盘上所绘的赛龙舟和凤舟图看,此盘应有其特殊用途,应是供道光皇帝在端午节使用的应景物品。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之一,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遂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屈原踪影。此后,每年到了五月五日这一天,人们都要划龙舟以纪念屈原,主要目的是借划龙舟来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了屈原的尸体。
瓷胎矾红钟馗鼻烟壶
钟馗为民间传说中趋凶避鬼的真神,原为唐朝人,因长相狰狞遭小人谗言武举未中,触阶而亡。后托梦唐明皇,誓除天下恶鬼。由此钟馗的形象便在民间广为流传,是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钟馗也是端午节常出现的题材。此壶高6.3厘米,呈扁圆形,直口,圈足,上配裹铜矾红盖。两面所绘纹饰相同,矾红立姿钟馗,头顶天脚立地。乱发蓬髯,双眉倒竖,目光炯炯,左手执剑,右手怒指,面目威严可怖。瓷胎,胎质细密,釉色光洁。
青花五彩人物五毒纹盘
青花五彩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彩绘瓷品种之一,由宋金红绿彩瓷发展而来。青花五彩是在已高温烧成的青花瓷器上,用釉下青花与多种金属为着色剂的釉上彩料绘制图案花纹,再经低温烘烤而成的。此盘口径16厘米,撇口,浅弧壁,圈足。通体以青花五彩装饰。盘心绘张天师驱五毒图。张天师胯下骑猛虎,手挥宝剑,周围描绘蟾蜍、蝎子、蛇、蜈蚣、壁虎等,辅以松树、花草、山石纹等。内壁绘相间排列的菖蒲叶、折枝石榴花、艾草等。从此盘上的装饰题材看,这应是一件万历时期景德镇御窑场专门为宫廷烧造的供端午节使用的应景物品,图案寓“袪毒辟邪”之意。
中国瓷器对土耳其瓷器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外销瓷器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对中国瓷器的审美研究,可以得到审美变化给瓷器作品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审美的发展与土耳其瓷器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何种密切关系。
本篇论文关注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之间审美比较,以及他们在形式、材料和造型内容之间的关系,介绍包括造型,色彩,文化,图案纹样等工艺美术材料的特点,研究它们的表现能力。探讨为什么土耳其瓷器和中国瓷器会有不一样的审美观;雕塑家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材料的改变,是否随之而来所表达的内容、想法也会有所改变。
土耳其瓷器
中国瓷器的美丽让奥斯曼艺术家创作瓷器时得到灵感和借鉴。丝绸和陶瓷的质量让奥斯曼人羡慕,瓷器上图案纹样深深地影响了奥斯曼的艺术家。在后来过程中,奥斯曼艺术家做瓷器时受到了中国瓷器图案的影响。从15世纪,中国的瓷器就开始影响奥斯阿曼的陶瓷。在土耳其随处可以看到精美的瓷器和陶器,瓷器制品已成为代表土耳其文化特色产品。在土耳其,会发现很多瓷器和中国的青花瓷图案如此相似,又极具异域风格,原因就是,土耳其瓷器和中国之前的渊源。奥斯曼帝国时期,中国和土耳其之间已经拥有一条陆上的丝绸贸易之路。
景德镇瓷器皇室玫瑰英式描金骨瓷咖啡具
中国瓷器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陶器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陶器文化是其中精彩的一笔。尤其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陶器就像一个淳朴的母亲。最早的陶器距今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从古代到现代,陶器一直都很重要。陶器是人类真正的发明创造,是人类利用水、火、土、改变自然界物质的化学成分,创造出的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全新物品。1300多年以来中国瓷器除了欧洲国王以外,阿拉伯君主国王也表示赞赏。最大的原因是任何一个蓝色和白色瓷器里如果有中毒食品,瓷器转换为黑色。
每个朝代瓷器上有一些变化,有的朝代色彩有变化有的朝代是造型有变化。 商代时期,中国劳动人民就发明了瓷器。至西周晚期呈现了蓬勃的发展势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它们制作精良、纹饰细密,可以说进入了南方早期青瓷器的鼎盛期。在春秋、战国时期,青瓷器不仅造型和类别比较复杂,而且其纹饰也趋多样化。这情况来说;在中国各个不同的朝代和时期,瓷器的造型有变化。
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几个方面的关系
瓷器是因其透明、易碎、耳鸣、耐热的特点一直被人们所关注。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中国的瓷器都收到别国艺术家的喜爱。中国是英文翻译便是“陶瓷”的意思。 这是因为欧洲人早期对中国的陶瓷非常感兴趣。因此、中国人对外国人社会习惯和宗教信仰改变了。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是唯一和无价的。这情况来说中国瓷器的美丽影响奥斯曼帝国的画家。奥斯曼帝国坚持陶瓷艺术的创作,并不断创新。
1.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瓷器贸易
土耳其位于亚洲西部, 距中国遥远,但两国间的传统关系非常密切。奥斯曼土耳其人原居中亚地区,与中国为邻,对中国文化并不陌生,而这种情结代代相传。中国与土耳其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尤其是奥斯曼时,中国瓷器出口就其费用与安全来说,海路要优于陆路。中国瓷器输往奥斯曼帝国经海路者为多。这情况表明中国瓷器影响了土耳其陶器。
2.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文化交流
土耳其画家特别喜欢中国的瓷器美丽。这情况来说;中国青花瓷符合伊斯兰教的艺术审美, 受到奥斯曼苏丹和皇宫贵族的宠爱, 成为土耳其上层社会时尚与奢华的符号。奥斯曼苏丹经常用青花瓷盘、瓷碗进餐,并宴请外国使臣。奥斯曼苏丹苏菜曼一世尤其痴迷中国青花瓷, 他在位期间,托普卡迫皇宫新置了200多件青花瓷餐具, 专门服务于苏丹。皇宫至今珍藏着上万件中国瓷器精品,其中不少是中国古代的青花瓷。
3.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之间的相互影响
中国瓷器的传入对土耳其瓷器的生产产生了巨大影响。土耳其瓷器的生产从一开始便具有中国特色,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了中国的新工艺技术,使得土耳其瓷器制造水平不断提高。由于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审美情趣等各方面的不同,传统的中国瓷器运往欧洲之后并未受到欧洲人的欣赏。17世纪后,随着中国瓷器运销西方各国,中西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奥斯曼帝国文明之风伴随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渗透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结论
一直以来,中国瓷器和土耳其瓷器在不断发展。通过这篇论文,我们能从瓷器的角度,了解这两个国家的文化、生活、历史、技术等。这篇论文不仅体现了一种艺术形式更表现了一种行为艺术和一种人生态度。“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一直很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了土耳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还影响了两个国家的文化联系。如果想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那么应该理解这个国家的艺术。瓷器艺术和当代的艺术,为我们了解各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开拓了道路。
从明朝起,瓷器越来越具有观赏性,画面也不再单一,制瓷艺人开始学会讲故事
瓷器自由陶器演变而来以后,就变得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精致,而陶器还保持着它的质朴的品质和粗砺的外表。
细腻的瓷器更容易让制瓷艺人产生各种美好的联想,富贵吉祥、妻贤子孝、欢庆锣鼓各色喜庆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发展到清朝前期,青花、五彩瓷器上又出现了一大主题,那就是历史故事。
有的历史故事因为篇幅比较长,还会出现类似“连载”的情况,就是一个故事必须用一套瓷器来叙述,每件器物只是故事中的一出或一个场景;而篇幅短的故事,在同一件器物上就能运用它的几个侧面来一次说清。
早在数百年前,画工就知道出现在瓷器上的故事必须大都家喻户晓,这样才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如果都是陌生面孔谁还会买呢?因此世俗的主题应运而生,明亡以后,宫窑匠人流落在民间,于是更精良的工艺和世俗主题同时出现在清朝前期。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突出这些故事的情节,越曲折越好,哪些场景冲突多就描绘哪些。于是,一些神话和传说出现在瓷器上:伍子胥举鼎、周处斩蛟、西游记等。而民间故事和话本也为瓷器提供了另一个故事来源,比如空城计、《西厢记》等。因为《西厢记》这份古典的浪漫更有人情味,所以也被描绘得更多,所以瓷器发展到清初又成为文人雅士眷顾才子佳人戏的一个艺术载体。德-化-陶-瓷-总-站
在我们此次展示的《西厢记》青花碗中,一出才子佳人故事有序地开展:
唐贞元年间,洛阳书生张君瑞远赴长安赶考,途经河中府探望了好友白马将军,并游普救寺。正巧前朝崔相国病逝后,夫人郑氏携女儿侍从等也路过此地暂住。于是莺莺、红娘与张生佛殿奇逢后,就演绎出张生与莺莺、红娘三人一里一外地待月西厢。
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立即和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英雄救美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个通行的章节,待月西厢之人也不能免俗。就在此时,叛将孙飞虎的出现为张生救美创造了条件。孙将军为传说中的莺莺美貌所惑带兵抢亲,在崔夫人求救无门时,许愿:“谁有退兵计策,就把莺莺嫁给谁。”不知张生是为了这纸婚约还是真的见义勇为,总之,是他请来了白马将军,战斗场面在这只口阔20cm的青花大碗中也有表现。
神话故事也是民间对美好事物遍布人间的寄托。八仙、麻姑、《封神榜》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麻姑做为道教女仙,“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关于麻姑的传说很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麻姑原是亲见“东海三为桑田”的仙人,是长寿的象征,所以后世不同艺术载体都将麻姑献寿当做吉祥的作品献给尊长。
清道光年间的四只粉彩麻姑献寿碗,直径都只有8.5cm,是一口“小平珍玩”款。杯形玲珑小巧,方寸间以粉彩描摹麻姑献寿,人物纤毫毕现,印证了“道光所绘人物亦有极精者”的记载。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人物也是瓷器的绘画题材。清康熙年间五彩三国人物故事图筒瓶以24.2万的价格在北京保利春拍中成交。瓶身成直筒形、撇口,五彩绘刀马人物,为执双股剑之刘备於虎牢关大战执方天画戟的吕布。康熙“刀马人”画片为清代之冠,列阵厮杀、“奇伟可喜”。此瓶有趣之处在於所绘观战者为几个小童,有二童则对战争场面熟视无睹,仍然蹴鞠为戏。这也显出康熙晚期的太平盛世,战争已成回忆,对儿童而言,“刀马人”不过是一出戏曲罢了。
诗仙李白一生洒脱,民间文学对他的记载总是和不羁有关。清康熙年间出品的这尊青花李太白故事花觚造型秀美,青花发色浓艳有层次。尊上部绘“李太白醉草吓蛮书”故事。腹部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康熙朝政宽松,无文字狱。明代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等均能以明的遗民自居。因此,这一时期出品的诗仙花觚有可能为时代之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