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是我国宋金时代北方生产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贡御时间最长的瓷窑场，是中国古代白瓷生产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杰出的窑场。白瓷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瓷器产生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白瓷的发展史中，定窑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综观定窑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定窑遗址无疑是一座宝库，一座丰碑，它沉淀和蕴藏着创造性的天才杰作和独特的艺术与美学成就。
编者按
陶瓷文明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之一。中国陶瓷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名窑名品不胜枚举，宋代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已名扬海内外，其中的定窑就是河北大地孕育出的艺术奇葩。河北是陶瓷大省，河北先民创造了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都堪称辉煌的陶瓷文明，燕赵大地有许多令人骄傲的古窑址，比如邢窑、定窑、磁州窑、井陉窑等等。邢窑被誉为中国白瓷的发祥地；定窑开创了继邢窑白瓷之后的一大瓷窑体系；磁州窑有“中国第一民间瓷窑”之称；井陉窑更是填补了中国北方瓷窑分布的一个空白。故此，邢窑、定窑、磁州窑、井陉窑被称为“河北四大名窑”。
本刊从即日起，推出“走近河北四大名窑”系列报道，邀请我省文物考古、陶瓷研究领域专家学者撰写文章，梳理河北四大名窑的历史发展脉络，用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考古材料揭开四大名窑留下的诸多千古之谜，共同探索我省四大名窑保护传承的新路径，寻求依托古瓷窑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做强文化产业等现实问题的答案。
定窑之名
定窑之名是怎么来的？古人对定窑有何评价？定窑何时入围“五大名窑”？定窑的流布范围到底有多大？
定窑是精细白瓷生产最具代表性的窑场。北宋时期，取代了曾在唐代盛极一时的邢窑白瓷的地位，一跃成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因为定窑器物的精细特征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注定成为当时士大夫们所关注和青睐的瓷器。许多被进献到宫廷、官府，供皇帝贵族使用。随后，定窑瓷器也被各地瓷窑纷纷仿烧，因此，对南北方的诸多窑场如周边的山西的介休窑、平定窑、北京龙泉务窑等窑场，甚至江西景德镇、四川的彭县窑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窑场仿造的定窑瓷器，通常被人们称为“仿定器”，而效仿定窑不同地区的瓷器烧制工艺生产的精细白瓷被命名为“定窑系”。
据不完全统计，宋至清时期文献和方志中有关定窑的记载达30余条，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刘氏所言的“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宋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瓷琢红玉”，认为定瓷精细坚致，可与玉相琢。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锦》给定瓷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等皆为“天下第一”的名品。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宋仁宗一日去张贵妃宫，见宫内陈设有一件“定州红瓷器”，仁宗问怎么来的，贵妃回应说是某大臣所献，皇帝听后震怒，训斥其不尊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馈赠。说明定窑不仅白瓷天下知名，也产红瓷器，且在当时也属珍贵物品，并为达官贵人所喜爱。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及“新官”字款的，可见定窑与官家关系之密切。
据说，清代乾隆帝也是一位喜欢艺术收藏的帝王，极爱定瓷。据统计，乾隆在位期间创作咏定瓷的诗达32首，有些诗作被宫廷匠师镌刻在器物上流传至今，可见其对定瓷情有独钟。乾隆曾有一首《咏定窑海兽洗》的诗：“海马瀛羊舞浪中，扶桑想见涌曦红。不为玩器为盂洗，淳朴犹余暮古风”，此件方洗现藏于故宫。
古代瓷窑址一般以州命窑，定窑在曲阳，古属定州管辖，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称为定窑。定窑是长期以来人们所公认的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历史学家傅振伦先生曾谈到：“世之言瓷者，以为宋世有瓷，且以定、汝、官、哥、钧为宋代五大名窑。”
定窑瓷器流布的范围很广，考古发现东到我国东北的辽宁，北到内蒙古，南到江浙、湖南，西至陕西的广阔区域内都有定瓷遗物出土。即使在宋金对峙时期，也从未阻断过定瓷产品的流通。近年来，在杭州市开展的南宋都城临安城考古的许多重要发现，如南宋太庙遗址、临安府衙署遗址、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等等，在遗址南宋地层中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定窑瓷器，有的还带有宫廷使用的款识。甚至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过不少北宋时期的定窑瓷片，非洲的东海岸以及东南亚等地也都有定窑瓷片被发现。这说明定窑的产品不仅全国驰名，而且曾畅销海内外，大洋和战争都没能阻挡住定瓷的流通，可见其在对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定瓷之美
定窑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以中华大地上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精细白瓷窑场著称，而且，定瓷之美也有目共睹，其色温润，饰精妙，型精美，流传后世的精品更是家喻户晓。
色温润。定窑白瓷唐代时就堪与邢窑媲美，宋到金代是定窑的鼎盛时期，定窑的白瓷工艺达到极高的水平，定瓷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00摄氏度以上，高于一般成瓷的1250摄氏度，所以定瓷比其他窑烧出的瓷胎更坚致。定瓷的胎料经过精心加工，因此产品烧成后胎质细腻温润。定窑烧制以白瓷为主，由于釉料中氧化钛含量较高，加之用氧化焰烧成，故釉色多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之美感，因此也被世人誉为“中和之美”。白瓷乃彩瓷之母，定窑除烧制白瓷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两色釉彩瓷等，还生产三彩器物。黑酱、芝麻酱色釉瓷即是文献记载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时人的欢迎，价格皆高于白定。
饰精妙。定窑瓷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窑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产，以金代的装饰手法最丰富。定窑纹样有花卉纹、莲瓣纹、海水纹、云龙纹、禽鸟、游鱼、走兽等，丰富多样。其装饰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层次分明，纹样清晰，图案布局富于变化，独具一格。定窑装饰技法中，印花最为人称道，在宋、金时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被推为“印花之冠”。所见传世的印花花鸟图盘，内壁上的两孔雀之间以一枝牡丹相隔，盘心配以鸳鸯牡丹，图案优美宛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画。窑址多见印花龙纹标本，造型多数为盘，盘内满印云纹，盘心印一条姿态矫健的三爪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张牙舞爪，栩栩如生。
型精美。定窑瓷器的造型很丰富，其高端产品造型精美，有枕、炉、洗、盘等生活用具，也有佛事用具等。如在定县（现定州市）出土的一件白釉刻划花莲瓣纹龙首净瓶，高达60.9厘米，通体刻花，肩部刻三重覆莲瓣纹，上腹部刻缠枝菊纹，腹中部以下又刻有四重仰莲瓣，堪称北宋早期定瓷的代表作。层次明快、饱满、优美，有浅浮雕之立体感，是国宝级文物之一。
定瓷以造型精美独特著称，最精美的代表器物恐怕当属世人熟知的白釉孩儿枕。枕高18.3厘米，长30厘米，为婴孩造型，双臂交叉环抱，头侧枕其上，双腿相叠上翘，以背为枕面。婴孩长裤坎肩，手持绣球，伏卧于榻上。体态丰腴，清眉秀目，若有所思，逼真可爱，栩栩如生。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曾多次提看孩儿枕，并下令为其配制木座、锦垫，可见对其喜爱。孩儿枕是定瓷中的珍品，已知存世两件，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藏有一件，造型如出一辙。定窑之谜
定窑创烧于何时，是隋代或唐初，还是唐中晚期？是官窑，还是民窑？贡御时间有多长？都有哪些工艺创新，对历史上瓷业的贡献是什么？
发现定窑。定窑虽因其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屡见于文献记载，但由于窑火的熄灭，定窑遗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人们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定州本地并没有发现窑址，窑址遗迹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1934年，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这位背负实业报国留洋归来的学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之谜。他通过实地考察，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即涧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复查，基本确认了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即历史上记载的定窑遗址所在地。
揭秘定窑。20世纪60年代初和80年代中期，文物部门先后对定窑进行了两次发掘，2009年底至2010年初，对定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遗迹遗物，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就达数千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揭开了定窑许多历史谜团，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古发现并清理了从中晚唐到元代各个时期的地层，从而证明了定窑自中晚唐直至元代，乃至明代生产没有间断，窖火从未停息。我们发现的考古文化层堆积物很丰富。最重要的是在不同发掘地点发现了晚唐、五代到宋初的地层，其下即为生土，并出土有中唐时期特征的碗、执壶残片等，这种事实使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定窑的创烧时代在中晚唐时期，早不过中唐。这初步纠正了定窑创烧初唐和隋代的说法。又通过对燕川附近的野北、杏子沟等地的地面调查，发现了大量的元代遗物，推断出定窑在元代烧造规模仍较大，但产品质量下降，与宋金时期的精美定瓷已相差甚远。从而推断出，定窑成规模的瓷器生产在元代宣告结束。
另外，我们此次发掘出了一批代表定窑各时期贡御情况的重要遗物，如五代、宋代初期地层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至金代地层中的带“尚食局”、“尚药局”、“东宫”款，装饰龙纹器物的碗盘等。这说明自五代，历宋至金代定窑都在为宫廷烧制瓷器。另外，考古工作者发现在集中出土这些官用器物的地点，同时还生产胎釉粗劣、制作草率的另一类产品。由此推测定窑的官用精致产品似乎是由许多水平较高的窑户承造的，同时其还从事民间商品生产。
定窑创新。定窑要生产薄胎瓷器，就必须克服烧制中器物变形的问题，因此，定窑发明了“覆烧”的工艺。定窑的发掘不仅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同时也出土了大批量的不同形状的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用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承托器物的口部入窑烧制即采用覆烧工艺，这种工艺首先解决了器物变形的问题，同时也由于覆烧的装窑密度大于一般的叠烧，特别是匣钵单烧，因此极大地提高了产量，有学者统计，采用覆烧工艺可以使瓷器产量比匣钵单烧方法提高4倍左右。定窑发明的覆烧工艺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对整个瓷器业生产的繁荣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定瓷之光
近年来，各级政府正在把定窑遗址的保护纳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视野中去考量，把定窑窑址的保护利用和定窑技艺的保护和传承纳入一个大盘子，整体推进，统一规划。一幅宏伟壮丽的整体保护、活态保护的画卷，正在徐徐铺开。定窑经历千年历史风雨之后又散发出了生命之光。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定窑遗址的保护工作。195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定窑遗址公布为重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1988年，国务院将定窑遗址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1985年，曲阳县人民政府在定窑遗址设立了专门保护机构“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修建了专门的重要遗迹保护展示棚。
特别是近十年来，各级政府和文物部门对定窑遗址开展了一系列保护管理工作。制作遗址保护规划、支持对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和保护、大力扶持复仿制品产业的发展、成立了定瓷研究室，培养出了定瓷制作大师陈文增等制瓷名人，以陈文增为代表的定瓷人在继承、挖掘古定瓷的基础上又开发创新新产品数百品种，产品远销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港澳等国家和地区。定瓷坯釉研究及艺术瓷产品等项目多次荣获省级、国家级金奖和专利。2006年“定瓷烧制技艺”被列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曲阳投资拍摄了《定窑考工记》纪录片，提出了建设定窑考古遗址公园的计划并开始积极实施等。
尽管定窑遗址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其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还不相称，经费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研究人才匮乏，考古发掘成果公布迟缓，复仿制人员少和场地分散，大部分为小作坊，严重影响了世界视野下的定窑研究和保护传承。
众所周知，定窑的保护利用，绝不仅仅只是作为窑址进行单一的文物保护，还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并传承弘扬传统技艺，积极推进生产性保护，开拓文化产业市场。“两条腿”走路才会给千年定窑带来勃勃生机。下一步文物部门要稳步推进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建设遗址博物馆，让出土的文物有安身之所，让流出去的文物能够回来展示。支持整理和出版定窑论著和考古资料，在遗址区外建设定窑复仿制产业园区，把分散的小作坊进行集中和整合，使定瓷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同时，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资者，从而改善发展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韩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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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白瓷独步天下
宋定窑孩儿枕在五大名窑中定窑是唯一以烧造白瓷取胜的窑场，它历经唐、五代、宋、金、元五个朝代，在长达五百余年的悠久岁月中，一直盛烧不衰。其产品不仅是人民大众日用所需之瓷，而且最早进入北宋朝廷，成为历代帝王、文人、士大夫赏玩的名瓷，单从这点来看，足以使其他各窑逊色，因此也有人将定窑作为五大名窑之首。
定窑始烧于唐代，当年邢窑盛名满天下时，定窑就受邢窑的影响开始烧制白瓷了，而且所制精品堪与媲美，到后来定盛而邢衰，至宋时人们已只知有“定”而不知有“邢”。定窑白瓷之所以能够取代邢窑白瓷而显赫于天下，一方面是由于在色调上，它属于那种暖白色，细薄润滑的釉面，白中微闪黄，恰似淡施脂粉的少女肌肤，给人以温柔恬静的美感。另一方面它善于运用印花、刻花与划花的技巧，将白瓷从纯白釉装饰推向一个繁花似锦的新阶段。
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刘祁所言“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而言，其清新明快的刀法，刚劲有力的线条，层次分明的构图，以及取法于宋代丝织品中缂丝图案的纹样，均在定窑暖白色釉层的掩映下相得益彰，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
古代瓷器：大英博物馆馆藏定窑白瓷
定窑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今河北省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定窑原为民窑，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此后定窑白瓷更加精致，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而花纹更是丰富多彩，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
在五大名窑中，定窑是唯一以烧造白瓷取胜的窑场，定窑白瓷之所以能够取代邢窑白瓷而显赫于天下，一方面是由于在色调上，它属于那种暖白色，细薄润滑的釉面，白中微闪黄，温柔恬静。另一方面它善于运用印花、刻花与划花的技巧，将白瓷从纯白釉装饰推向一个繁花似锦的新阶段。
瓷中奇葩——粉彩轧道瓷
图1 凤尾形卷草纹
图2 “卍”字纹
图3 图案纹
乾隆朝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官窑瓷器以其丰富的品种和制作精美著称于世。尤其是乾隆早期发明的粉彩轧道瓷就是其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历年来，粉彩轧道瓷备受人们的青睐，市场价格逐年攀高。2011年在香港苏富比[微博]举行的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上，一只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以逾2.5亿港元成交，创下了清代瓷器拍卖的历史纪录。
粉彩轧道瓷始创于乾隆早期，它是在督陶官唐英和景德镇工匠不懈努力下，借鉴瓷胎画珐琅制作工艺而创制的一釉上彩新品种。它的烧制地点就在景德镇御窑厂，在督陶官们的严密组织下，集中景德镇和周边地区的最好的瓷用原料、最好的工匠，不惜工本精工细作而成。
粉彩轧道瓷就是在主体或局部纹饰外的锦地上轧上花纹的瓷器，这种瓷器做工复杂繁琐。它把粉彩和轧道的工艺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珠联璧合。所谓粉彩就是用玻璃白料为底色，运用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中的没骨法彩绘渲染图饰的彩瓷，这种瓷器的特点是画面阴阳突出，浓淡分明，立体感强，色泽柔和淡雅又明亮。所谓轧道，又叫雕地，宫中称锦上添花，景德镇艺人谓耙花，它先在白胎上用丝绵均匀拍上一层色料(锦地)，如红、黄、紫、胭脂红等，再在锦地上用一种状如绣花针的工具刻划出细小的、诸如凤尾形卷草凹纹，从凹纹上可隐约看到白胎。最后配以花鸟、山水或开光等图饰。
笔者根据纹饰把它分三种形式，第一为常见的凤尾形卷草纹(图1)，第二为“卍”字纹(图2)，第三为图案纹(图3)。第三种制作难度最大，传世的品种不多见。
在存世的粉彩轧道瓷中，台北故宫[微博]藏品最为丰富、乾隆藏品最多，北京故宫次之。民间也有极少数，但多为晚清或者民国仿品，其中不乏老胎新加彩，且做工粗糙。其造型除了常规的碗、盘外，还有灯笼瓶、爵杯、套瓶、转心瓶等，器身的空雕、镂雕、堆雕应有尽有。纹饰多以缠枝莲、洋花为主体，并加饰夔龙、夔凤、鸳鸯、蝙蝠、八仙等纹样，组成各种符合圣意的寓意祥瑞、吉庆的图饰。
粉彩轧道瓷在乾隆后期均有仿制，但精美程度都不能和其相提并论。
近几年来，景德镇的工程技术人员充分吸收和消化粉彩轧道技艺，为有关文博单位复制了一批以假乱真的仿品，同时还不断创造、创新了许多款式新颖的轧道瓷。如礼赠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绿地粉彩轧道花鸟石榴尊，被收藏界誉为新一代“官窑”瓷。
古代瓷器：[图文]台北故宫定窑系白瓷特展
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定州花瓷－院藏定窑系白瓷特展】展期至2014年9月30日。北宋苏东坡曾咏叹「定州花瓷琢红玉」，金人刘示阝亦记载有「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句，足见有花纹的定窑白瓷，风靡当时代。白色胎土上或以刀刻划花纹、或以模子范印花纹，罩上透明釉后，纹线间积釉色深，呈现清晰的图案，为牙白素净的瓷面增添无限的华美。这样含蓄温雅、变化万千的美感，是赏鉴家们心目中的白瓷典范，遂也为宋代以来各地官民窑场竞相袭仿。台北故宫藏定窑类型的瓷器近八百件，多数带花纹，无论划花流畅如画、印花繁丽如织绣，均能见到古人纹样设计的多样趣味。
古代瓷器：瓷中奇葩——粉彩轧道瓷
5亿港元成交，创下了清代瓷器拍卖的历史纪录。
粉彩轧道瓷始创于乾隆早期，它是在督陶官唐英和景德镇工匠不懈努力下，借鉴瓷胎画珐琅制作工艺而创制的一釉上彩新品种。它的烧制地点就在景德镇御窑厂，在督陶官们的严密组织下，集中景德镇和周边地区的最好的瓷用原料、最好的工匠，不惜工本精工细作而成。
粉彩轧道瓷就是在主体或局部纹饰外的锦地上轧上花纹的瓷器，这种瓷器做工复杂繁琐。它把粉彩和轧道的工艺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珠联璧合。所谓粉彩就是用玻璃白料为底色，运用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中的没骨法彩绘渲染黄、紫、胭脂红等，再在锦地上用一种状如绣花针的工具刻划出细小的、诸如凤尾形卷草凹纹，从凹纹上可隐约看到白胎。最后配以花鸟、山水或开光等乾隆藏品最多，北京故宫次之。民间也有极少数，但多为晚清或者民国仿品，其中不乏老胎新加彩，且做工粗糙。其造型除了常规的碗、盘外，还有灯笼瓶、爵杯、套瓶、转心瓶等，器身的空雕、镂雕、堆雕应有尽有。纹饰多以缠枝莲、洋花为主体，并加饰夔龙、夔凤、鸳鸯、蝙蝠、八仙等纹样，组成各种符合圣意的寓意祥瑞、吉庆的创新了许多款式新颖的轧道瓷。如礼赠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绿地粉彩轧道花鸟石榴尊，被收藏界誉为新一代官窑瓷。
定窑遗址：追寻定瓷的历史
定窑遗址位于曲阳县灵山镇涧磁、燕川村一带，总面积10余平方公里，因宋时曲阳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定窑创烧于唐，兴于宋金，衰于元，其白瓷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美誉。1988年，国务院公布定窑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定瓷烧制技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和我国六大瓷系之一，其刻花奔逸，印花典雅，辅以剔花、堆花、贴花各得其趣。其在北宋时期所创烧的“覆烧”工艺，在我国和世界陶瓷史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宋代苏轼) “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元代刘祁)这是两首吟咏定窑的诗句。在大英博物馆、巴黎国立亚洲美术馆、旧金山亚洲美术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定瓷均被作为古老东方艺术珍品收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孩儿枕是定瓷代表作之一。
定窑遗址遗存十分丰富，现保存完好瓷片堆13个，文化层堆积厚达10余米，是中国制瓷历史的缩影和重要见证，具有极高的考古和科研价值。河北省曾3次对定窑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遗物残片。
1960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发掘420平方米，出土了上自晚唐、下至金、元时期的一批遗物。1985至1987年，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发现窑炉、作坊等遗迹，发掘出土遗物标本达万余件，瓷片、窑具等残片30多万片。
2009年9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的联合考古发掘队发掘面积776平方米，揭开了定窑四大历史谜团：始烧于中晚唐时期；最繁荣时期在金代；再现五代、宋、金代贡御瓷器真貌；初步断定在元代定窑窑火未熄。定窑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00年以来，定窑遗址先后修建有定窑遗址博物馆、定窑作坊遗址展馆、定窑遗址博物馆定瓷研究室等。为盘活定窑文化资源，惠及当地百姓，河北省文物部门开始探索“遗址公园+文物复制”的定窑保护和发展模式。把定窑遗址打造成一个遗址公园，将定瓷的历史完整还原，完美展示。
甜白瓷
甜白瓷：也叫填白釉，是明代永乐年间，由景德镇瓷窑创烧的白釉瓷，系宫廷祭器，宣德以后多有仿制。其特点：胎体较薄，釉面柔和，釉色似棉白糖，故称“甜白”。器物常可见透光刻纹或印纹。永乐甜白价高一等。清三代亦有仿制，区别是工艺精湛，轻盈秀丽，胎壁极薄。
巩县窑白瓷概要
唐代白釉长颈瓶。
唐代白釉贴兽面纹罐。
唐代白釉双龙柄瓶。 河南巩义市东约5公里，伊洛河的一条支流由东向西汇入伊洛河，然后又与黄河交汇。巩县窑址就分布在这条支流的两岸，总长5～6公里，分为3段：上游为白河段，因主要烧制白瓷而得名；中游为铁炉匠段，主要烧制酱瓷、黑瓷兼烧白瓷；下游为黄冶段，因主要烧制唐三彩而得名。白河段、铁匠炉段和黄冶段之间并没有明确分界，只是因各段主要烧制的陶瓷制品略有不同，所以学术界有人分别称之为“白河窑”“铁匠炉窑”“黄冶窑”。
巩县窑是我国北方烧制白瓷的代表性窑场之一。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时期便已烧制白瓷，隋唐时期臻于成熟阶段，所烧制的精细白瓷曾为朝廷贡品。除文献记载外，西安唐代大明宫的考古发掘中亦发现了巩县窑所产精美白瓷残片，为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巩县窑烧制的白瓷，也和其他陶瓷品种一样，由粗到精，有一个产生与发展的过程。
巩县窑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理条件相当优越，附近有丰富的陶瓷胎料、釉料资源，以及燃料和水资源，并具有良好的商品交易环境。加之工匠师具有长期烧造陶瓷的传统经验和创新精神，因之巩县窑以其各类陶瓷制品工艺精良、品质上乘、风格特殊逐渐被人们广泛接受，并被邻近地区瓷窑竞相模仿、学习，乃至成为驰名中外的名窑。
北魏窑炉、窑具与白瓷制品
北魏窑炉(ⅢY1)残长13.7米，由窑前作业坑、火膛和烟囱组成。作业坑平面呈长方形，长6.1米，宽6米，深0.7米。作业坑的东部有炉灰堆积，东壁与附近地面均有一层烧结面，表明这里是窑工把炉灰从火膛清出时暂存炉灰的地方。火膛平面呈马蹄形，残高1.1米。火膛口部残缺较严重，火膛两壁下部残留部分是用耐火材料制成的壁砖，后壁用耐火砖平铺9层，与窑床面持平。窑床平面呈长方形，残长4.7米，宽3.35米。窑室壁残厚仅0.22米，保存状况较差，周围护墙以及窑后烟囱均已破坏无存。
窑膛内出土大量青瓷器和少量白瓷器，以及大量三角形或柱形支烧等窑具。有的支烧器与青瓷器粘连一起。从窑炉形制结构与窑内出土遗物可判定此窑炉是北魏时期烧制青瓷和白瓷器的窑炉。
窑炉周围比较集中地分布着多个包含北魏白瓷和青瓷制品的灰坑。
窑炉与同期灰坑中遗存大量大小不一的三足支垫和柱形支垫等窑具。两种支垫均为捏制而成。
从遗迹、遗物情况观察，初步推测北魏时期烧制瓷器的装烧办法是：先在窑床上放置柱形支垫，柱形支垫上放置器物，器物内底放置三足支垫，三足支垫上再依次叠加数层器物。以柱形支垫支撑器物，其作用是避免和防止器坯受窑床底部沙尘污染釉面，又可使瓷器坯件处于适当的最佳温度区；三足支垫的作用是隔离瓷器坯件，防止坯件在烘烧过程中相互粘结。
这种“重合叠烧法”在汉末、魏晋时期已经出现。其优点是增加了装窑密度，充分利用窑室空间，因之这种装烧方法延续时间很长。
巩县窑的北魏白瓷一般是与青瓷同窑一起装烧的，数量上青瓷多于白瓷，两种瓷器在窑床上安放的位置可能不同并且是固定的。就目前而言，这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烧制白瓷的窑炉。
与青瓷同窑烧制伴出的白瓷，在器类、形制、制作工艺等方面基本上与青瓷相同，器类以碗为主，皆为深腹，下有饼形足，口沿外饰弦纹一周。其次是杯，此外有盘、斗、钵、盆等。一般北魏白瓷制品胎壁都比较厚重，而且厚薄均匀，自口沿向下逐渐加厚，胎质较细白，可知瓷泥经过了淘洗，烧成温度高，胎体有的有气孔和黑点。一部分器物通体施化妆土。器内壁施满釉，器内积釉现象较普遍，外壁色釉过腹，少见垂釉现象。釉色一般白中泛青，显然是早期白瓷的特征。这也表明早期白瓷是在烧制青瓷的基础上逐步改进而来，主要是选用含铁量低的胎、釉原料，通过筛选、淘洗、制作、烧制等工艺改良而完成的。当然，早期白瓷的烧制成功，是制瓷技法上的重大突破和进步，成为我国制瓷史上由青瓷向白瓷转化的一个里程碑，为以后的精细白瓷和多种多样的白釉彩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的白瓷
巩县窑烧制白瓷，隋唐时期是以白河段为主，其次是黄冶段。由于白河段北魏时期已烧制出较精的白瓷，随着时间的推移，隋唐时期的白瓷烧制技术已臻成熟阶段，烧制的白瓷制品其特点是烧制技术起点高，产品精，以高品质与精美的造型取胜，在唐代已成为河南府开元前后贡白瓷的重要窑场之一。
1.窑炉、窑具与装烧技术
唐代窑炉(ⅡY1)：此窑炉是在以前黄冶段考古发掘中发现多座窑炉之后，于2005年至2008年白河段发掘中发现的。瓷窑炉残损较甚，残长8.5米，宽4.6米，由窑前作业面、火膛、窑室和烟囱构成。烟囱和窑室后半部因被民房所压未进行清理。
作业面是用废弃的耐火砖铺垫而成。呈扇形。火膛口损毁相当严重，平面呈马蹄形，底部遗留一层炉灰。火膛北部被现代水井打破处的断面可看到火膛底部有两层堆积，上层是废弃耐火砖铺成的火膛面，下层是厚薄不均的青灰色烧结面。窑室与火膛结合处的断面上，可以看到用石英沙粒铺垫的三层窑床面。窑室平面呈长方形，残长3.6米。根据火膛、窑室等各部位残留的痕迹，以及火膛内和窑床上清理出的璧形底白瓷碗、器盖、盏、瓶等器皿以及大量匣钵、垫饼等窑具，可以判断此窑炉是以烧制白瓷为主的唐代窑炉。窑具的种类相当多，仅匣钵的形状就有筒形、漏斗形、盒形等，另有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垫圈、垫饼、支烧等窑具。
装烧方法也有改进：首先在窑床上摆置与器物相应的垫饼或三叉支烧，然后置放器坯。大件器物如炉、钵等，多在器内置放支烧具，装上小型器物，然后在大件器物口沿上放一个拱形三叉支具，拱面向下，这就形成一个套、摞并用的烧造方法。为了充分利用窑床空间，还采用窑柱上架设垫板以分层摞烧的新工艺。这又是装烧方法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一直沿用到晚唐时期。此外，匣钵烧造已在瓷器烧造中广泛应用。
2.巩县窑白瓷制品的阶段性发展
从隋到唐代晚期，巩县窑白瓷制作水平逐渐提高，且有明显的阶段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其发展、改进过程中，精美白瓷的出现以及整体白瓷制品的质量和数量的普遍提高，加之各类华丽典雅而独树一帜的色釉瓷和白釉彩瓷等优良产品的生产，使巩县窑在河南陶瓷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当时的创新型名窑。
隋至唐初，白瓷的品类较少，仅见罐、塔式罐、瓶、砚、碗，以碗、罐数量较多。盛唐时期，白瓷的品类大增，成为大宗产品，这从文化层和灰坑中包含的白瓷残片数量之大得到证明。品类有罐、碗、杯、盆、执壶、瓶、盘、灯、水注、茶托等。各类白瓷制品的器体造型、胎质、釉色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较之北魏与隋、唐初期大有提高，出现一批质坚、胎薄、釉色纯白的精美、细致、规整的白瓷，标志着巩县窑的白瓷生产已达到鼎盛时期。中晚唐时期，白河段和黄冶段生产的白瓷仍为大宗产品，并且烧制工艺和整体质量普遍提高，但精美、规整、薄胎的白瓷制品确已极为少见，显然此时白瓷的生产和使用已趋向大众化。由此可以推测，晚唐时期，巩县窑可能出现了专烧对外贸易或为朝廷、权贵所用白瓷精品的窑炉，只是尚未被发现而已。
巩县窑白瓷产品的质量逐渐普遍提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在胎料的选择与加工方法的改进上，首先是选择含铁元素与其他杂质少的胎料，再经过多次淘洗、沉淀，已达到净化、减淡胎色的目的。同时，胎体表面开始普遍涂一层化妆土或二次涂釉的方法，不仅改变了胎体表面的颜色，也可以填补瑕疵，增强胎体表面的平滑度。此外，选择铁元素与其他杂质少、而含硅铝元素高的釉料，使烧成后釉的成色更清淡。施釉的工艺技法有所改进，可能是器物内壁以荡釉为主，外壁则为蘸釉，施釉后，在烧前作二次修整，使釉层薄而均匀，烧成后达到釉面洁白、透明、光亮、莹润的效果。
窑炉内烧造气氛和火候的控制及装烧方法的优劣，对瓷器的呈色、质量有着明显的影响，是瓷器烧制技法中的关键所在。在窑内烧装与气氛控制的改进上，隋到初唐时期，白瓷的烧制技术较之北魏与北齐时期更为完善和成熟，已初步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体现在外观上，是减轻了釉色不均和白中闪黄或泛青程度，更趋于洁白、透明，为盛唐时期烧造出整洁、纯白、薄胎的精美白瓷，以及成熟期炼制白釉蓝彩、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白釉红彩等彩瓷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述情况表明，隋唐时期白瓷制作与装烧工艺的不断改进并不是孤立进行的，更多的是延续了两汉以来低温釉陶器的烧制工艺，也直接促进了白瓷制作技术的多种创新，这从青瓷、白瓷同窑装烧以及器类、器形、制作与装烧工艺等方面的较大的一致性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几点认识
白瓷制品是巩义窑的大宗产品。从考古发掘与暴露的文化层堆积都可看出，大量白瓷制品是供大众日常生活用的较粗放产品，而不见作为外贸和宫廷贡品的精致上乘白瓷掺杂在内。
形式多种多样的塔式罐(包括白瓷、绿瓷、青花瓷以及陶质三彩塔式罐)和双龙瓶(包括白瓷、青瓷、绿瓷以及陶质三彩双龙瓶)，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都可看到这两种造型规整、形式多样并带有中东伊斯兰风格的产品。因而可以认为它们是巩县窑最具特色的代表作品，是巩县窑的经典。
在河南省范围内烧制白瓷的窑场中，学界一般认为以安阳相州窑为早，年代可早到北齐或隋。安阳北齐范粹墓(葬于575年)出土10件白瓷器，可能即是相州窑的产品。这次巩县窑白河段出土的大量北魏白瓷器，与距巩县窑址不远的洛阳汉魏皇城中出土的北魏白瓷器在造型、器类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完全一致，由此表明：一、找到了北魏皇城所出白瓷器的产地；二、安阳相州窑在白瓷的烧造工艺与器物造型上曾受到早于它的巩县窑的影响。
日本国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所著《陶瓷之路》《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等著作中谈到，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如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埃及以及菲律宾群岛等地区的考古调查中都发现了巩县窑所产白瓷制品。由此可知盛唐至中晚唐时期，巩县窑白瓷产品和唐三彩制品曾大量出口到海外，并受到当地人的青睐。三上次男先生在谈到尼罗河流域和菲律宾群岛地区时写道：“中国陶瓷不仅为下游地带贵族、富人所崇拜，而且是尼罗河流域所有都市普遍的爱好物。”“中国陶瓷的研究脱离了名品鉴赏的领域，现在可以说已经渐渐地开始活跃在艺术史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甚至世界贸易史的舞台……它对于广义的历史的贡献是很大的。”
明官窑瓷器中的白瓷赏析
永乐白釉方流直颈执壶 高32.6厘米 198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 永乐白釉浮雕莲瓣纹束腰三足座 高19.3厘米 198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
清白釉印龙纹尊 高24厘米 私人藏品
白瓷，是指呈白色调的单色釉瓷，明代称其为“白磁”，清代多称“填白”或“甜白”。我国传统瓷器主要有青瓷、白瓷、青花瓷以及彩瓷等，白瓷属于其中一大分类，也是明清景德镇御窑厂中较为常见的单色釉品种。
与其他色釉瓷相比，白瓷制作较为简单，因此在历史上创烧时间较早。制作理想的白瓷也并非易事。首先，高质量的白瓷需要纯净的胎土与釉，其中含有其他微量杂质，容易影响胎与釉的发色，降低成品质量。例如明代麻仓土提炼不如清代纯净，导致胎土略带黄色调。清代胎土纯净，对表面釉色几乎没有影响，于是釉面发色更为洁白。另外入窑烧制时的火候控制也非常重要。通常使用氧化焰烧制，白釉呈牙白色；使用还原焰，白釉则呈青白色。因此，白瓷的主要色调可以分为牙白色(偏黄)与青白色(偏青)两大类。
明官窑白瓷
1995年8月，在城市建设改造中，南京明皇宫遗址内玉带河西侧一口古井中出土不少明初白瓷残片，造型主要有盏、杯、盘、爵、梅瓶等，制作风格在元与永乐之间，被学者断为洪武制品。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判断早在洪武时期，御窑厂白瓷已经大量制作，并广泛用于祭祀、赏赐以及日常使用中。由于明初御窑厂早期制瓷种类不多，色彩相对单一，因此白釉瓷大量制作属于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时，景德镇御窑厂已经具备相当成熟的制瓷技术，使用研磨细腻的麻仓土与瓷石配制的二元配方胎土，并用磁铁成功吸附，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胎土中的铁含量，还将釉料中的铁元素含量降低到最低点。
到了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制作白瓷的技术更加娴熟，胎土光滑细腻，釉水丰润如脂，呈半透明状。其制品被历代推崇，甚至为它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即“甜白”。永乐御窑厂的白瓷制作不仅在于釉水发色方面很有特色，在造型方面更是首屈一指。从景德镇御窑厂发掘出土瓷器的情况看，永乐甜白的制作量相当可观，造型尤其丰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仿伊斯兰器。该类器物主要为永乐年间配合郑和下西洋以及明朝与伊斯兰圈诸国的贸易往来所制。造型仿制伊斯兰地区常见的青铜器、玉器等，如执壶、烛台、扁瓶以及西亚地区的其他罕见造型。除了用于波斯等地的赏赉外，该类器物在内地并无太多实用价值，仅作为陈设观赏瓷使用。因此，随着后来郑和下西洋的终止，该类器物在景德镇御窑厂的制作量急剧减少。
仿中国古代青铜器。从景德镇御窑厂发掘出土情况看，永乐时期还制作了白瓷、白瓷爵等仿古代青铜器造型的白釉瓷。白釉仿制东周盛行的青铜乐器，原本是一种形制接近于钟的乐器，不像钟那样口部呈弧状，而为平口，器身横截面为椭圆形。明初制作白釉并不是作为乐器使用，应该是一种用于祭祀或象征性陈设观赏的博古瓷。白釉爵也是仿古代青铜饮酒器爵。当时御窑厂制作了大量高足杯等饮酒器，因此爵同样无太大实用价值，也应主要作为祭祀、陈设观赏器使用。
日常用器。永乐白釉瓷中，盖罐、玉壶春瓶、盘、碗、杯(包括高足杯)等都是历代传统制作造型，也是宫廷内部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器。因此，这类饮食用瓷制作量最大，所占比率较高。
除了以上各类造型的白釉瓷之外，永乐时期还制作了仿石雕器座、罕见的碗类造型，以及藏族等地流行的僧帽壶等。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御窑厂为了丰富制品造型，服务于巩固团结各族关系的劳动成果。
由于永乐朝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与海外诸国积极广泛的贸易往来使得朝廷需要数目巨大、造型多样、质量精美的各类瓷器以保障贸易顺利进行。因此，景德镇御窑厂在瓷器生产方面不遗余力，促使御窑厂制瓷迅速繁盛起来。
永乐甜白釉并非完美无瑕，基于当时的制瓷水平，永乐甜白釉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制作缺陷。例如永乐甜白釉的釉面处理还不够理想、成熟。特别是制作大器时，容易出现明显的厚薄不均的情况。由于釉面较厚，釉与胎土的膨胀系数没有控制好，导致釉面出现大量开片，影响审美效果。
尽管如此，这些技术缺陷并没有妨碍永乐甜白瓷在明清白瓷中的主导地位，该时期制作的白瓷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不少制品空前绝后，堪称明清时期的白瓷制作高峰。
宣德时期对海外贸易不够重视，导致该朝仿伊斯兰器的白釉瓷数量、造型也明显减少，许多造型停止生产，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实用日常用品。
洪熙和宣德朝史料中有一些涉及白瓷的档案记载，如：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己酉条：“命行在工部(即北京工部)江西饶州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瓷祭器”(《明实录·宣宗实录》)。宣德元年(1426年)，赐杨荣：“……赐公端砚，御用笔墨及白磁酒器，茶钟，瓶罐，香炉之类”(《杨文敏公集》)。宣德三年七月，“己巳，(明)使臣昌盛、尹凤、李相至，赉赐白素瓷器十桌，白瓷青花大盘五个，小盘五个”(《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宣德四年十一月甲辰，“使臣金满来，赉曰：‘……兹谴内官金满来敕谕王，特赐白瓷器十五桌”(《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从以上史料看，宣德时期的白瓷主要用于祭祀以及赏赉，其中几筵制品较多，也就是日常实用的杯、盘、碗之类。
由于宣德朝紧随永乐朝，所以宣德时期的白釉制品与永乐时期在工艺上差别不大，时常也出现釉面开片现象。但整体制作技术略有提高，釉面厚薄处理上优于前朝。宣德之后，御窑厂青花制作昌盛，并开发研制出斗彩及其他各类色釉瓷，统治者日常饮食所用多为青花或斗彩等制品。白瓷制作主要为满足祭祀需要。特别是《大明会典》记载：“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圆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解。”说明后来白瓷曾被统治者指定为祭祀月坛专用制品。白瓷的制作量与使用范畴，在明代皇家变得日益有限。
清官窑白瓷
清初，随着康熙帝逐渐稳定了全国政权，御窑厂体制也开始逐渐恢复，并进入正轨。这时，白瓷的主要功能与以往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仍然着重于祭祀、赏赉、日常使用几方面。随着宫廷审美观的不断提高，观赏瓷越来越盛行，景德镇御窑厂开始集中精力提高器物的实用性与观赏性，使得观赏性与实用性紧密结合的新颖白瓷制品大量问世。
雍正时期，彩瓷制作工艺不断发展，白瓷在官窑中越来越不平常。为体现本朝制作风格，御窑厂瓷设计者只能在造型上不断创新，突出新意。唐英等优秀督陶官的涌现，使得雍正单色釉再次异军突起，出现更多新造型。
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海望奉上谕：将霁红、霁青、黄色、白色高足靶碗每样烧造些。厚的亦烧造些，以备赏蒙古王用。年希尧家人郑天赐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办理。”说明当时对赏赉等瓷依然有一定需求。
与以往历史时期相比，雍正时景德镇御窑厂又多了一种白瓷制作，即宫内造办处珐琅作烧制珐琅彩瓷所用的白瓷(又称“填白釉”“填白瓷”)。这类制品在以往档案中经常提到，如：雍正十年(1732年)七月初十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日司库常保持出五彩花瓷果托一件，说殿监副侍李英传旨，着传与年希尧，照样将填白釉果托烧造些送来，令造办处将黄色画珐琅烧些。钦此。”(《珐琅作》)八月初六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日司库常保，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沧洲传旨，着将二十四日交出白地画红龙大玉壶春瓶照样镟木样，交与年希尧烧填白釉几件。钦此。”(本日交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家人郑天锡持去，讫。)(《记事杂录》)
严格地说，宫内造办处珐琅作所用白瓷只是半成品，最终要烧制成为珐琅彩瓷。雍正时期御窑厂制作白瓷的水平相当成熟，可以根据调节釉内成分的方法烧制不同特点的白瓷，如仿明初甜白釉瓷，仿宋代定窑白瓷等。这些高质量白瓷都可以证明清代御窑厂对传统白瓷的推崇以及制作技术的高超。
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六年秋八月，怡亲王宣圣命，唐英着内务府员外郎衔，驻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充驻厂协理官。”截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景德镇官窑制作主要由唐英主持，因此这期间的白釉发展基本属于同一阶段，其白瓷制作变化主要是唐英在造型方面呕心沥血，推陈出新。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时期出现了白釉玲珑瓷。乾隆之后，御窑厂制瓷较少出新。
明清官窑白瓷的装饰
白瓷色泽相对单一，装饰手法不太复杂。从现有明清官窑白瓷制品看，该类器物的主要装饰方式可以分为贴金与描金、印刻花以及镂空等方式。
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了明初贴金白釉瓷，该装饰手法在当时的青花、单色釉器物上也曾出现过。只是因为金箔不太牢固，容易脱落，所以类似的贴金箔制品数量有限。到了清初康熙时期，金饰方式出现改进，御窑厂开始使用胶类与金粉调和，再用毛笔描绘的装饰手法局部装饰白瓷，于是出现描金白瓷。
刻印花的装饰手法流行于北宋定窑、耀州窑，在明清白瓷中也被大量使用，大致分阴刻、阳刻两大类。从明清官窑的白瓷制作看，刻印花装饰手法是它们的主要装饰方式，使用时期最长，制品最多。
乾隆时期，白瓷出现了镂空制品。这种题材相对有些新意，只是制作难度较大，需要先在器体表面绘画图案，再将局部镂空，上白釉烧制，所以产品数量较少。
宣德朝御窑厂曾经制作过一种祭祀用坛中供器——白釉“坛”字碗。该器碗心内落“宣德年制”双圈四字青花年款，器口沿内外以及足底处各有两条青花圈线，由于碗底足内书写青花双圈“坛”字，所以被称为“坛”字碗。从装饰角度看，该碗介于青花与白瓷之间，因为它的用途、装饰都十分特殊。
明清官窑白瓷的主要用途
在汉民族文化中，白色与死亡、丧事相联系，所以，白瓷是明清统治者指定的祭祖色釉瓷。例如明初宣宗时期的奉先殿白瓷祭器，太宗、仁宗皇帝几筵白瓷祭器，以及嘉靖之后的祭祀月坛所用白瓷祭器。因此，白瓷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庄重、肃穆。
白色亦象征纯洁、神圣、和平，因此对于海外诸藩、使臣以及国内皇亲功臣，白瓷经常被作为明清时期的贸易、赏赉瓷使用。
由于釉色明快，便于清洁，所以白瓷适合作为宫内日常饮食器、观赏器。与其他单色釉瓷相比，明清御窑厂尤其重视白瓷制作。这不仅与宋代定窑大量制作应用白瓷对后世所造成的历史影响有关，还与汉族人重视祭祀天地、祖先的传统有关。因此，明清统治者对待白瓷的情结相当复杂，既有对纯洁、和平的向往之情，也蕴藏着对天地日月的敬畏之心，更饱含了对先祖的无比怀念与敬意。
元代历史和元代白瓷
元是一个游牧民族，它在很多地方跟辽、金、西夏有类似之处。元世祖忽必烈在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1279年灭南宋。1271年，元定都北京，当时叫大都。元在至正十五年(1278)，统一中国之前就设立了浮梁瓷局，这是中国的行政政府第一次在景德镇设立官方管理瓷器的机构。这个机构设立后的第二年，元就把南宋灭掉了。浮梁就是景德镇，浮梁瓷局官九品，芝麻官，非常小。虽然官阶非常低，但它毕竟是一个行政机构。
元朝人开始对瓷器生产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和记载。烧窑的人都记录在案了，每个人都是让烧什么就烧什么，如果超出规定的范围，可能就要受罚。凡是犯了错误的人，一律问罪。如果发生欺蒙，牙人，就是中间的掮客、经纪人；商人；甚至运输公司都要一起担当罪过。
元朝有一点跟辽、金、西夏不同，它的对外交流非常多。元帝国输出的地方包括中亚、西亚、东南亚、东非、北非、西非，触角伸得比较远。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当时到中国来转了一大圈儿，写了《马可·波罗游记》，对后来欧洲了解中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元朝沟通中外文化的能力比较强，但同时又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朝代，所以对中原的伤害相对来说也比较大。元对中原的不利有这么几点：一、战争的破坏。元人确实是横扫千军如卷席，一直都打到欧洲去了。二、元是个游牧民族，比较相信武力，漠视农耕，觉得种地这件事不重要。其实如果所有人都觉得不重要，就麻烦了。元人是靠抢，可别人不能靠抢。再有，元人对文化也比较漠视，所以这时文人的地位开始下降，完全不如宋朝。
景德镇在元代建立了浮梁瓷局，烧造了很多优美的陶瓷，比如蓝瓷、白瓷、红釉、釉里红、青花瓷等。其中元代特有的瓷器青白瓷到了元代，塑造的东西就多了，比如观音像。工匠利用瓷土的特性，塑造出元代观音，观音带的璎珞都具有少数民族的特征。首都博物馆就藏有一件。
青白釉观音坐像
元代景德镇追求白瓷是因为元朝人“国俗尚白”，“以白为吉”。首都博物馆还收藏了一件元代景德镇的白瓷多穆壶。多穆壶是蒙古人专门装奶茶的，汉族人不使。壶的形状跟汉族的壶完全不一样，这些少数民族特征都可以在瓷器中反映出来。
白瓷多穆壶
元代烧的白瓷叫枢府瓷。“枢府”指元代的枢密院，是国家的中枢神经。枢府瓷是官方定烧的瓷，白瓷，上面常写“枢府”二字。民国时期，枢府瓷的地位非常高，后来人们开始喜欢花花绿绿的瓷器的时候，就把它看得比较低。明朝《新增格古要论》中提及“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说得很清楚，只要写上“枢府”两个字，就知道是元朝的官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