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瓷学上界定,原始瓷应该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个时期。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中国陶器是20世纪后半叶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约12500年的夹粗砂红陶。浙江也是中国较早制造陶器的地区。迄今发现浙江最早的制陶实物,距今约11000-90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这些陶器的特征是火候低、陶色不纯、厚薄不均、内壁凹凸不平,制陶技术相当原始。
中国古代史籍中多有关于制陶的记载。《太平御览》卷78引《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神农为何人?神农即神农氏,也即炎帝,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传说炎帝神农,人身牛首,三岁知稼穑,长成后,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
2001年5至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余姚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而且在出土的小陶釜中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印证了史前“神农尝百草”的美丽传说。
起初,作为实用器的陶器,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内涵,改变了生活习惯,提高了生活质量。之后,陶器走向了实用和审美的结合,陶器由朴实、素雅变得华丽而富有文化、精神内涵,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升华。人类对美的追求确立了人类的价值规范。原始瓷在文明时代开始的商朝已经出现,从它的釉料使用和胎体结构看,比陶器是进了一步。这种进步,是经过了人类几千年的探索和发现。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科技进步都是经历了漫长的积淀,一代一代的叠加,丰富了深度和厚度。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文字便是刻在陶片上的文字———“刻契陶文”。由原始瓷到瓷器,人类也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思考、探索和实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原始瓷(ProtoPorcet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西夏瓷器的纹饰题材与中原北方诸窑瓷器大体相似,有动物、植物和人物,图案多样,构图完美和谐。
(一)植物纹饰
1.牡丹纹
牡丹被人们视为富贵的象征。宋周敦颐《爱莲说》云:“牡丹,花之富贵者也。”所以,牡丹花又称富贵花。西夏在经瓶、扁壶、罐、盆、钵、盘和碗等器物上剔刻或模印大量牡丹花。花纹有折枝、缠枝和交枝三种。西夏陵出土的牡丹纹盘,盘内模印三枝交枝牡丹,枝头缀以怒放的花朵,花朵两俯一仰,宛如牡丹池中盛开的牡丹花交织在一起。同时出土的牡丹纹碗,碗内模印两枝牡丹,一俯一仰,两花相对,婀娜俊俏。磁窑堡窑址出土的牡丹花纹瓷器多为剔刻技法,其中折枝牡丹在开光内,以一朵花为最多,也有两朵或三朵的,枝叶舒展,花姿各异;缠枝则无开光界限,布满整个画面,如在扁壶上用一花枝曲折缠绕四个花朵,枝叶相互缠绕,花叶纷披,俯仰有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出土的西夏酱釉剔刻花罐,图案上的缠枝牡丹呈宽带状布满罐腹。回民巷窑址内更是出土了不少单模凸印的牡丹花纹碗和外壁阴刻牡丹花纹的碗状印模。
总之,牡丹花纹是西夏瓷器中最常见的纹饰,体现了西夏人民对牡丹花的情有独钟,这也可能与牡丹花雍容华贵,象征着幸福美满有关。
2.莲花纹
我国人民自古即喜爱莲花,同时,莲花又是佛教的象征,所以莲花在西夏瓷器、建筑材料中多有出现。西夏经瓶常见剔刻鹿衔莲花纹。在盆内壁也有剔刻莲花现象,磁窑堡出土白釉盆内壁剔刻串枝莲花水波纹,盛开的莲花茎蔓相连,似在水中飘浮荡漾。建筑材料中多在滴水表面饰莲花。
3.菊花纹
菊花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同样也受到西夏人的喜爱。磁窑堡窑出土的经瓶,在开光内剔刻有折枝菊花,花朵硕大,刻工纤细秀丽。西夏陵出土的六格菊花纹盘,六条棱将盘内壁分为六格,每格模印一折枝瘦叶菊花,盘底为四瓣四叶团花纹,其造型、印花、青绿色釉浑然一体,给人一种制作精细工巧、装饰俊秀之感觉。
4.葵花纹
葵花纹饰在中原各窑较少见,磁窑堡和回民巷等西夏窑址并未出土葵花纹瓷器,仅在西夏陵建筑遗址中有少量器物发现。如陵区北端建筑遗址中出土的葵纹盘,盘内壁刻划葵花纹,两葵两叶,两花相对;葵纹碗内壁刻葵花纹,一叶两花。葵纹盘、碗均施青绿色釉,釉质晶莹透明,而纹饰用笔简练,线条明快,显示出西夏工匠较高的技艺。
(二)动物纹饰
1.鱼纹
鱼字因与多余的“余”同音,所以鱼就具有了丰收、富裕的意义,并广泛用于瓷器装饰上。磁窑堡、回民巷、西夏陵等西夏窑址或遗址中都出土有鱼纹盆,可见鱼纹在西夏瓷器纹饰中的重要地位。西夏鱼纹盆内口下刻一带卷草纹,其下,刻划水波鱼纹。水波鱼纹一般刻三条游鱼,相互追逐,鱼纹与水纹巧妙结合,产生了静中有动的艺术效果。
2.鹿纹
同样,鹿字与福禄的“禄”同音,故鹿也成了吉祥的象征。西夏鹿纹有两种,鹿衔牡丹花和鹿衔莲花。如磁窑堡标本褐釉经瓶,主体图案为一只长着长角的鹿奔跑在花丛中,并回首顾盼,嘴衔牡丹花,体态生动。伊金霍洛旗西夏窖藏发现的一件褐釉经瓶,在腹部剔刻牡丹花纹之下又剔刻一只梅花鹿,回首作惊恐状,口吐云雾。鹿纹与表示祥瑞的花草结合在一起,既好看又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3.狩猎图
仅见于磁窑堡窑址出土的一件深腹瓶上。瓶腹刻一周送葬狩猎图。图中间刻有一马,鞍上立幡旗,马前有一狗在奔跑,狗左前侧为一猛禽(海东青)在抓一鹅,右前方有一惊慌奔逃的小兔,马后有一高靴,内插长竿前挑一灯,靴后另有一灯。
(三)人物纹饰
人物纹饰仅有婴戏纹一种。婴戏纹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故宋、辽、金、西夏在剔刻花瓷器中多有此题材。磁窑堡窑出土的深腹罐片上剔刻的婴戏纹,婴儿肥头大耳,两眼凸起,炯炯有神,简洁的线条表现了婴儿天真幼稚之态。碗模中的婴儿则头梳“冲天槌”,攀缘在牡丹花丛中,体态活泼,惹人喜爱。
(四)边饰
除上述主要纹饰外,作为边饰还有不少,如卷草纹、几何纹、钱纹、水波纹、卷云纹和山形纹等亦比较常用。
1.卷(花)草纹
在一条连续不断的“S”形波状主茎上,饰以各种花卉、枝叶或其他装饰纹样,构成一个以图案化的藤蔓植物为主的装饰带。卷草纹在西夏瓷器边饰中数量最多,有卷草、卷枝、卷叶和花草等纹样,多饰在盆、碗的内壁近口处。
2.卷云纹
像一朵朵翻卷的白云,多饰于经瓶腹部下边。
3.几何纹
有Z字形、山形和波浪形等,连续不断,呈一带状,在盆的内口和经瓶腹下边亦间有此边饰。
4.钱纹
盆内口部有此装饰,也有用作主体纹饰的。
另外,西夏瓷器纹饰还有剔刻藻井式图案、点彩菱形和梅花纹、刻划弧纹和模印石榴花纹等。
发现定窑
有关定窑的文献记载很丰富,时代最早的当属现藏于曲阳北岳庙的《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处铭文包括有:“冶将”“冶副将”“都知瓷窑”等与瓷窑管理有关的官职名称(王丽敏等《曲阳发现<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6期);另一条被定瓷研究者们广泛引用的材料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内容中出现了“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瓷窑税务官职衔,龙泉镇即今定窑窑址所在地(董涛撰、周斯億等修《光绪曲阳县志》,光绪三十年曲阳小学堂本)。由此可知在唐代中期,曲阳已存在制瓷业并受官府的监管。五代还出现了税务使收取课税,不仅证明确有瓷窑,而且规模可观,管理有序。古代瓷窑址一般以州命窑,曲阳古属定州管辖,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称为定窑。
有人做过专门的统计,宋至清时期文献和方志中有关定窑的记载三十余条,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刘祁《归潜志》,卷八“联句亦诗中难事”条,中华书局,1983年)。刘氏所言的“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而言,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宋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瓷琢红玉”(苏轼著《苏东坡集》(上),卷三“试院煎茶”,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3页)。苏东坡北宋元祐年间曾知定州,对辖区内的定瓷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懂得饮茶器具在茶道中的重要性,道出了定瓷与好茶的相得益彰。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锦》给定瓷以极高的评价,把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认为皆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邵氏闻见录》中记有宋仁宗一日去张贵妃处,见宫内陈设有一件“定州红瓷器”,仁宗问怎么来的,贵妃回应说是某大臣所献,皇帝听后震怒,训斥其不守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馈赠。说明定窑不仅白瓷天下知名,也产红瓷器,且在当时也属珍贵物品,并为达官贵人所喜爱(邵伯温撰《邵氏闻见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页)。
定窑虽因其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屡见于文献记载,但由于窑火的熄灭,遗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人们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定州本地并没有发现窑址,窑址遗迹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上田恭辅《关于定窑的考察会》,陶雅会,1925年。尾崎洵盛《支那陶瓷小考》,宝云舍,1934年)。
1934年,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这位背负实业报国留洋归来的学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之迷,他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即涧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年,第10页)。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根据《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的记载,跟着日军扫荡的队伍进入了曲阳,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一次调查,获取了一定数量的瓷片,同年他以《关于定窑遗址的发现》为题报告了窑址的情况(〔日本〕小山富士夫《关于定窑窑址的发现》)这批材料后来由东京根津美术馆结集出版(根津美术馆《定窑白瓷》,东京,小学馆,1983年)。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复查,从刻花、划花、印花、泪痕以及细腻洁白的瓷胎等方面,基本确认了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即史载的定窑遗址所在地(陈万里《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采集到近两千瓷片标本,并初步判明了始烧的年代,认为唐代开始烧白瓷,五代时期有较大发展,宋代为极盛时期(冯先铭《瓷器浅说(续)》,《文物》1959年第7期)。
定瓷之美
定窑白瓷唐代时就堪与邢窑媲美,宋到金是定窑的鼎盛时期,定窑的白瓷工艺达到极高的水平,定瓷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00oC以上,高于一般成瓷的1250oC,所以定瓷比其他窑烧出的瓷胎更坚致。定瓷的胎料经过精心加工,因此产品烧成后胎质细腻温润。定窑烧制白瓷为主,由于釉料中氧化钛含量较高,加之用氧化焰烧成,故釉色多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之美感,因此也被人誉为:中和之美。
白瓷乃彩瓷之母,定窑除烧制白瓷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两色釉彩瓷等,定窑还生产三彩器物。黑酱、芝麻酱色釉瓷即是文献记载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时人的欢迎,价格皆高于白定。
定窑瓷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窑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产,以金代的装饰手法最丰富。定窑纹样有花卉纹、莲瓣纹、海水纹、云龙纹、禽鸟、游鱼、走兽等,丰富多样。其装饰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层次分明,纹样清晰,图案布局富于变化,独具一格。定窑装饰技法中,印花最为人称道,在宋、金时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被推为印花之冠。所见传世的印花花鸟图盘,内壁上的两孔雀之间以一枝牡丹相隔,盘心配以鸳鸯牡丹,图案优美宛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画。印花龙纹标本窑址多见,造型多数为盘,盘内满印云纹,盘心印一条姿态矫健的三爪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张牙舞爪,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