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多年以前，北欧的瑞典王国有个地位显赫的贵族，他酷爱中国的彩绘瓷器，因此不惜重金派遣专人万里迢迢到中国来定制瓷器。他为了显示自己高贵的地位，严格地按照贵族等级的标准预先绘制了成套的图案，要求中国工匠必须依照他的图案烧制彩绘瓷器。
他派遣的人乘帆船在海上漂泊了好几个月才到达中国，不幸的是携带的制瓷图案被海水浸湿了，周围渗出一圈淡淡的水痕。
中国工匠接到图案后，发现了上面的水痕，但由于无法核实这水痕是否是作者的本意，只好忠实原作，把水痕也当作图案的组成部分烧制在瓷器上。
这位贵族收到成品后，起初有些不高兴。他认真地拿成品跟原稿核对，才惊奇地发现瓷器上水痕的成因，情不自禁地赞叹中国陶瓷制造者的技艺高超绝伦。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
这件由于误会造成的瓷器成了极为绝妙的珍品，如今它已经成为瑞典无价的国宝，也是中瑞两国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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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回赠中国18世纪珍贵陶瓷
令北京故宫人员赞叹的瑞典藏中国十七、八世纪古陶瓷26日将在北京故宫午门城楼展馆揭开历史面纱，其中18件精美瓷器由赞助商沃尔沃集团出资50万元购买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
十七、八世纪是中国外销瓷最为辉煌的时期。1732年，一艘名叫“哥德堡号”的瑞典商船启航，驶向广州港，从此大量瓷器、茶叶、丝绸等中国商品进入瑞典，由此开辟了以哥德堡港为起点的远东航线——海上丝绸之路，该商船后来在返回时距哥德堡港仅900米处不幸触礁。故宫博物院与沃尔沃集团主办的《瑞典藏中国外销瓷展》在这一背景下，展出181件（套）文物，主要展品为沉没的“哥德堡号”商船上打捞上来的中国外销瓷、瑞典收藏的中国瓷器以及仰韶文化的遗存、故宫收藏的16件（套）18世纪的文物等。届时瑞典王国王储维多利亚公主将出席开幕仪式。
沃尔沃卡车公司大中国区总裁吴瑜章说，让中国古代外销瓷器在中瑞建交55周年和北京故宫80华诞之际重归故里，这是沃尔沃为中瑞文化交流献上的一份礼品，也是大公司的一种社会责任。
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之审美比较
中国瓷器对土耳其瓷器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外销瓷器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对中国瓷器的审美研究，可以得到审美变化给瓷器作品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审美的发展与土耳其瓷器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何种密切关系。
本篇论文关注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之间审美比较，以及他们在形式、材料和造型内容之间的关系，介绍包括造型，色彩，文化，图案纹样等工艺美术材料的特点，研究它们的表现能力。探讨为什么土耳其瓷器和中国瓷器会有不一样的审美观；雕塑家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材料的改变，是否随之而来所表达的内容、想法也会有所改变。
土耳其瓷器
中国瓷器的美丽让奥斯曼艺术家创作瓷器时得到灵感和借鉴。丝绸和陶瓷的质量让奥斯曼人羡慕，瓷器上图案纹样深深地影响了奥斯曼的艺术家。在后来过程中，奥斯曼艺术家做瓷器时受到了中国瓷器图案的影响。从15世纪，中国的瓷器就开始影响奥斯阿曼的陶瓷。在土耳其随处可以看到精美的瓷器和陶器，瓷器制品已成为代表土耳其文化特色产品。在土耳其，会发现很多瓷器和中国的青花瓷图案如此相似，又极具异域风格，原因就是，土耳其瓷器和中国之前的渊源。奥斯曼帝国时期，中国和土耳其之间已经拥有一条陆上的丝绸贸易之路。
景德镇瓷器皇室玫瑰英式描金骨瓷咖啡具
中国瓷器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陶器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陶器文化是其中精彩的一笔。尤其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陶器就像一个淳朴的母亲。最早的陶器距今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从古代到现代，陶器一直都很重要。陶器是人类真正的发明创造，是人类利用水、火、土、改变自然界物质的化学成分，创造出的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全新物品。1300多年以来中国瓷器除了欧洲国王以外，阿拉伯君主国王也表示赞赏。最大的原因是任何一个蓝色和白色瓷器里如果有中毒食品，瓷器转换为黑色。
每个朝代瓷器上有一些变化，有的朝代色彩有变化有的朝代是造型有变化。 商代时期，中国劳动人民就发明了瓷器。至西周晚期呈现了蓬勃的发展势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它们制作精良、纹饰细密，可以说进入了南方早期青瓷器的鼎盛期。在春秋、战国时期，青瓷器不仅造型和类别比较复杂，而且其纹饰也趋多样化。这情况来说；在中国各个不同的朝代和时期，瓷器的造型有变化。
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几个方面的关系
瓷器是因其透明、易碎、耳鸣、耐热的特点一直被人们所关注。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中国的瓷器都收到别国艺术家的喜爱。中国是英文翻译便是“陶瓷”的意思。 这是因为欧洲人早期对中国的陶瓷非常感兴趣。因此、中国人对外国人社会习惯和宗教信仰改变了。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是唯一和无价的。这情况来说中国瓷器的美丽影响奥斯曼帝国的画家。奥斯曼帝国坚持陶瓷艺术的创作，并不断创新。
1.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瓷器贸易
土耳其位于亚洲西部， 距中国遥远，但两国间的传统关系非常密切。奥斯曼土耳其人原居中亚地区，与中国为邻，对中国文化并不陌生，而这种情结代代相传。中国与土耳其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尤其是奥斯曼时，中国瓷器出口就其费用与安全来说，海路要优于陆路。中国瓷器输往奥斯曼帝国经海路者为多。这情况表明中国瓷器影响了土耳其陶器。
2.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文化交流
土耳其画家特别喜欢中国的瓷器美丽。这情况来说；中国青花瓷符合伊斯兰教的艺术审美， 受到奥斯曼苏丹和皇宫贵族的宠爱， 成为土耳其上层社会时尚与奢华的符号。奥斯曼苏丹经常用青花瓷盘、瓷碗进餐，并宴请外国使臣。奥斯曼苏丹苏菜曼一世尤其痴迷中国青花瓷， 他在位期间，托普卡迫皇宫新置了200多件青花瓷餐具， 专门服务于苏丹。皇宫至今珍藏着上万件中国瓷器精品，其中不少是中国古代的青花瓷。
3.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之间的相互影响
中国瓷器的传入对土耳其瓷器的生产产生了巨大影响。土耳其瓷器的生产从一开始便具有中国特色，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了中国的新工艺技术，使得土耳其瓷器制造水平不断提高。由于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审美情趣等各方面的不同，传统的中国瓷器运往欧洲之后并未受到欧洲人的欣赏。17世纪后，随着中国瓷器运销西方各国，中西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奥斯曼帝国文明之风伴随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渗透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结论
一直以来，中国瓷器和土耳其瓷器在不断发展。通过这篇论文，我们能从瓷器的角度，了解这两个国家的文化、生活、历史、技术等。这篇论文不仅体现了一种艺术形式更表现了一种行为艺术和一种人生态度。“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一直很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了土耳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还影响了两个国家的文化联系。如果想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那么应该理解这个国家的艺术。瓷器艺术和当代的艺术，为我们了解各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开拓了道路。
古中国与埃及瓷器的渊源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深受中国影响的埃及瓷器工艺品
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高超的中国制瓷工艺，令瑞典贵族折服
《西湖十景艺术瓷碗》当代名家作品
在200多年以前，北欧的瑞典王国有个地位显赫的贵族，他酷爱中国的瓷器，因此不惜重金派遣专人万里迢迢到中国来定制瓷器。他为了显示自己高贵的地位，严格地按照贵族等级的标准预先绘制了成套的图案，要求中国工匠必须依照他的图案烧制彩绘瓷器。
他派遣的人乘帆船在海上漂泊了好几个月才到达中国，不幸的是携带的制瓷图案被海水浸湿了，周围渗出一圈淡淡的水痕。
中国工匠接到图案后，发现了上面的水痕，但由于无法核实这水痕是否是作者的本意，只好忠实原作，把水痕也当作图案的组成部分烧制在瓷器上。
这位贵族收到成品后，起初有些不高兴。他认真地拿成品跟原稿核对，才惊奇地发现瓷器上水痕的成因，情不自禁地赞叹中国陶瓷制造者的技艺高超绝伦。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
这件由于误会造成的瓷器成了极为绝妙的艺术品，如今它已经成为瑞典无价的国宝，也是中瑞两国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物证。
丁雨：中国瓷器与东非柱墓
从考古发现来看，东非沿海地区是中国瓷器的一个终端市场。中国瓷器在使用过程中完成了去商品化的过程，装饰墓葬是其最终消费形式之一。在东非沿海社会中，中国瓷器盛装食物的实用功能被弱化，而财富象征、促进商贸等其他功能通过展示的形式，大大增强。中国古代瓷器在东非沿海人群社交生活和公共空间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这是古代中国商品在异质文化的消费地“本土化”的典型例子。
中国瓷器究竟在古代东非海岸社会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是以往认识中的盲点。本文以曼布鲁伊和马林迪老城遗址个案为例，对东非沿海遗址出土中国瓷片的规律予以描绘和总结，并以此为线索，对中国瓷器在东非海岸社会中的使用情况予以分析，试图管窥这种中国物质文化的代表性产品对东非沿海社会生活的参与，和其“本土化”过程中的功能转变。
一、中国瓷器在东非沿海遗址中的出土概况
在非洲，东非沿海地带是中国瓷片出土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不过，假如对东非各遗址发现的中国瓷片数量和各遗址出土遗物的总数量进行统计和对比，会发现前者的绝对数值和比例并不高。赵冰指出，中国瓷片在各遗址出土的遗物占比一般在0.2%-1%。马文宽等称东非地区为中国瓷器的“储仓”，实际是基于东非与西非、南非、中非等非洲其他地区出土中国瓷片数量的对比情况而得出的结论。
在东非沿海地区，中国瓷器的分布呈现一定规律。弗莱舍（J. Fleisher）指出，10-11世纪，外来陶瓷主要发现于城镇聚落，乡村聚落少有发现。城镇和村落一定程度上或代表了当时不同聚居人群的阶层差别。因此，通过城镇这一“介质”，中国瓷片的出土更多指向了拥有财富或权力的精英阶层的聚居地。
即便在城镇聚落内部，中国陶瓷的分布似也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根据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的发掘结果，我们发现，至少在已发掘的区域内，出土中国瓷片以柱墓为核心的出土分布趋势。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柱墓与中国瓷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这种联系又可以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呢？
二、东非石质墓葬与中国瓷器——以曼布鲁伊和马林迪老城遗址柱墓为例
曼布鲁伊和马林迪的柱墓区聚集了大量中小墓葬，在墓区中，曼布鲁伊柱墓1座，马林迪老城有柱墓2座。在地表遗迹保存较为完好的格迪古城遗址，3座大型柱墓则分别与遗址内最重要的清真寺、宫殿紧密相连。
在此以曼布鲁伊和马林迪老城遗址的柱墓为例，管窥石质墓葬使用中国瓷器进行装饰的方式。曼布鲁伊遗址墓柱已经断为数截，其断裂时间约在20世纪30年代，柯克曼估计其原高应在8.2米左右。测量各残部后估计其原高可能在8.4米，墓柱原应位于整个墓葬的东侧。
曼布鲁伊遗址墓柱
墓柱剖面原为近似正十边形，每边0.38米左右（15英寸）。墓柱柱头顶部镶嵌有1个青瓷瓷盆（或罐）底，底部有刻划莲瓣纹，釉色青绿泛灰，灰胎，推测为明中晚期浙江龙泉窑产品。
图二 曼布鲁伊墓柱顶端龙泉窑瓷器
在柱头下侧的双箍之间，形成近似的正十面体，每一面凿出1个圆形壁龛，每龛直径约0.2米，共计10个环绕一周。柯克曼20世纪50年代对曼布鲁伊进行考察时，壁龛中的10件瓷器数量仅缺1件，均为青花瓷器，4件为碗，5件为盘。而目前仅有5壁龛上残存有中国青花瓷器残件。这5件青花瓷器中有3件为折沿盘，其中2件盘心图案为凤纹图，1件为莲池禽戏图；与柯克曼的报道对照，可知另2件为碗的底部，碗心图案1件为鹿纹图，1件为花卉鸣禽图。
图三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盘（凤纹）
图四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盘（凤纹）
图五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盘（莲池禽戏纹）
图六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碗（鹿纹）
图七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碗（花卉鸣禽纹）
马林迪柱墓使用中国瓷器进行装饰的方式有所不同。马林迪柱墓区共存在一大一小两座柱墓。墓柱均位于墓葬东侧。小柱墓通体素面，墓柱高约4.9米，墓墙高约1.2米，且无装饰。大墓柱高8.4米。墓柱本身并未使用瓷器进行装饰。综合四面墓墙，现存可见壁龛48个。不过，壁龛中的瓷器今已荡然无存。北侧尚有残墙，应为另一个墓。柯克曼指出，北侧残墓似应南侧大墓共用墓柱。此墓东侧围墙一龛中残存青釉瓷盘底部，釉色青绿发灰，釉层较薄，灰胎，器心浅印莲花，推测为明中晚期浙江龙泉窑产品。
图八 马林迪老城遗址的两座柱墓
图九 马林迪柱墓北侧残墓镶嵌龙泉青瓷
曼布鲁伊柱墓和马林迪老城柱墓似可代表使用中国瓷器装饰墓葬的两种方式。曼布鲁伊柱墓用中国瓷器装饰墓柱，如奥姆维（Omwe）、伊莎卡尼（Ishakani）拉穆等遗址也有柱墓也采用这样的方式，但存在镶嵌在墓柱顶部、上方、中部等多种情况。马林迪老城柱墓在墓墙上镶嵌中国陶瓷的方法似更为普遍，在乌瓜纳（Ungwana）、格迪等诸多遗址发现有类似的方式。
图十 格迪遗址的大型柱墓
三、石质墓葬之外的中国瓷器
在一些地表遗迹较为完整的遗址，能观察到中国瓷器在其他空间中的运用方式。在清真寺的礼拜龛、天花板、门道乃至卫生设施中，均镶嵌中国瓷器的例子。如在格迪遗址大清真寺礼拜龛遗迹中，礼拜龛门上部、两侧及“门框”上，均凿出了圆形壁龛，与墓葬中用于镶嵌外来陶瓷的壁龛，完全一致，而在大清真寺旁边就有同样造出圆形壁龛和拱门的大型柱墓。
图十一 格迪遗址大清真寺的礼拜龛
东非沿海这些清真寺遗址使用碗盘装饰的形式与石质墓葬十分相似。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应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在东非海岸，最重要柱墓往往与最重要的清真寺修建在一起，这使得在发掘可见的空间范围内，中国瓷片的出土，呈现出围绕单个中心分布的状况。
图十二 马林迪老城柱墓旧照
中国瓷器在其“最终消费方式”发生之前，应存在其他方式的使用。马林迪区域发现的瓷器器型以碗类为大宗，盘类次之。碗盘的基本用途是作为餐饮容器。东非海岸社会保持了它们的这一功能，但其功能不止于此。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资料来看，进口的中国瓷器，作为来自海外的珍奇，一般被摆放在传统斯瓦西里（Swahili）房屋卧室正对大门的墙壁上，用于展示。当外来重要宾客抵达时，主人将从壁龛上取用中国瓷器和其他珍奇，设宴款待。
在这种社交性的宴飨中，使用中国瓷器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展示和传达主人想要传递的信息。宴会中使用中国瓷器的核心意义，在于彰显财富与实力，而彰显实力的方法，在于展示。而这正与卧室正对门的墙壁上设计壁龛具有相同的目的——通过展示财富与实力，从而促进实际的商业贸易的开展。由此观之，中国瓷器被运抵非洲之后，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受到当地商业文化的影响，日益融入到当地社会的生活与文化之中，最终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功能的变化，其实现功能的核心途径也随之变化。
总体而言，在东非沿海社会中，中国瓷器作为餐具的实用功能退居次要地位。在新的文化环境中，适应于当地社会人群的生活方式，中国瓷器在社会交流层面和精神层面都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而展示则成为了其实现功能最主要的方式。这一情况反映出，商品跨文化的传递，往往会发生与文化环境的互动，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发生“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在生产地被赋予的功能被削弱甚至被消灭，而伴随着消费地的需要，另一些功能被开发或强化，相应地，实现功能的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作者：丁雨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古中国与朝鲜瓷器的渊源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远古时期两地人民就友好交往，中国陶瓷艺术、冶炼技术、农耕技术和儒家思想在半岛广为传播；三国时期，朝鲜半岛到中国留学的主要是僧侣；唐宋时期，两地海上交通最为活跃，大批使节、学者、商人来到中国.中国东南沿海建有新罗馆、高丽馆，许多中国商人也经常来到高丽首府开城。宋仁宗天圣元年，徐竞奉使高丽，著有<高丽图经>，中国的文化书籍、织物、药材、乐器、瓷器对朝鲜半岛的贵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朝鲜瓷器
朝鲜新石器时代发明篦纹土陶，公元前1000年青铜时代出现无纹土陶，公元100至公元200年出现无釉印纹陶，三国时代首创"新罗烧"，在世界陶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高句丽的陶器线条刚健轻快，百济的陶砖则很优秀，中国瓷器的传入，对朝鲜青瓷、白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朝鲜半岛的古代都城遗址中，有许多中国古代青瓷和白瓷出土。朝鲜半岛的王公贵族极力推崇中国陶瓷，从文化艺术上为中国陶瓷输入创造了条件，为景德镇陶瓷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浅说陶瓷王国的历史发展
隋唐的统一，特别是唐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兴盛，瓷器制造业蓬勃发展了起来。瓷器产地更广泛，出现了各种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且以地名冠之。如越窑、岳州窑、洪州窑、寿州窑、鼎州窑、婺州窑、长沙窑、鲁山窑、郏县窑、邢窑等等。
大体而言，在制瓷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青瓷和白瓷南北齐驱的局面。但青瓷仍占主导，代表青瓷的最高水平当推越窑；而白瓷则以邢窑最为有名（白瓷自北齐创烧，历隋至唐发展成熟）。
这一时期瓷器多以素面为主，也见划花、印花、刻花、镂雕和堆贴等装饰手法，线条简洁，流畅生动。型制品种繁多，式样优美、浑圆厚重，制作规整，工艺水平相当成熟。
同时，唐代盛行厚葬之风，色彩斑斓的三彩陶器（马、骆驼、仕女、武士、镇墓兽及日用器皿型制等）也作为陪葬品而大量生产。
“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以及其他彩绘瓷和花釉瓷的兴起，青花瓷的出现，使唐代陶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高峰的到来，为宋代走上巅峰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在这一领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