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江西文人徐世溥才雄气盛却屡试不第，明亡后山居晦迹，绝意仕进。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不无惆怅地回忆起晚明万历年间的文化盛况，并罗列赵南星、顾宪成、海瑞的道德风节，董其昌的书画，徐光启、利玛窦的历法，汤显祖的词曲，李时珍的本草以证明“天下文治”之“响盛”，甚至赞扬说：“时氏之陶，顾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陆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与古作者同敝天壤。”
所谓“时氏之陶”即指时大彬之紫砂壶艺。在徐氏看来，大彬之砂壶可与董其昌之书画、汤显祖之词曲、何震之治印一起，代表晚明那段张扬、萧散、孤冷、淡雅却又浮华、奢靡甚至扭曲的艺术年华。
早先，时大彬在我脑海里只是一帧制壶艺人的剪影，看大彬壶波澜安闲的样子，我相信了明末才子周容对他的评价：“时为人敦雅古穆。”有时就想，他似乎和晚明那个狂放畸变的时代有些距离。直到某日读到黄宗羲所编《明文海》中徐应雷的文字，时大彬才在眼前生动起来。徐说时大彬“嗜酒，所得钱，辄付酒家，与所善村夫野老剧饮，费尽乃已。又懒甚，必空乏久，又无从称贷，始闭门竟日抟埴，始成一器，所得钱复沽尽。当其柴米赡，虽以重价投之，不应”。心中豁然开朗，这种才情、性情才是晚明的风味，好一个颓唐、懒散、自在、放逸的艺术大师！
其实，大彬壶朴雅粗放的造型中渗透出来的正是他坚劲质古而纯净散淡的心性。难怪他的弟子徐友泉一辈子讲求制壶之精细，晚年终于感叹：“吾之精，终不及时之粗。”此种艺术境界之高下，同时代的明末四公子之一陈贞慧看得出来，他说：“后则陈(用卿)壶、徐(友泉)壶，皆不能仿大彬万一矣。”其实，他们不及的是时大彬身上的那股子晚明文人气息和孤傲情怀。
大彬制壶多兴起而为，偶然发愤，一二把而已。纵如此，烧成后若不惬意，碎之——名窑宝刀，不可使天下满，使天下满必不佳！
真品既少而难求，则赝品充斥。《阳羡砂壶图考》记录清初戏剧家孔尚任收藏有三把大彬壶，其中一件据底款判断亦为赝品。可见晚明或清初一见大彬真容已绝非易事，何况四百年后的今天？统计下来，出土的大彬壶比较可信的不超过五把，传世较为可信的不过十把上下。其中1968年扬州江都丁沟乡曹氏墓(1616年下葬)出土的六方壶，1984年无锡甘露乡华师伊夫妇墓(1619年下葬)出土的如意纹盖三足壶，以及1987年福建漳浦盘陀镇卢维祯墓(1610年下葬)出土的鼎足盖圆壶影响较大。相比而言，漳浦卢氏墓出土的入葬年代最早，墓葬资料最完整，墓主的身份也最高，故最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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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陶（图）
何谓紫砂陶
紫砂是中国宜兴特产的陶土。全世界皆有产陶土的地方，但是没有紫砂，因为此陶非彼陶。可以说紫砂是陶土的一个种类，只有在宜兴才有的。为什么称这里的陶土为「紫砂」呢？那是因为紫砂陶土制成的紫砂器，无论是黄、红、棕、黑、绿的本色，在其表面皆隐含着若有似无的紫光，使其具有质朴高雅的质感，故称为「紫砂」。
紫砂之所以称为「砂」，是因为紫砂的成品，具有特殊的粒子感。即使土质练得很细，在细腻的外表下，仍然看得见漂亮立体的粒子感。
紫砂的特色清明古雅，不上釉的表皮，在一千度到一千两百五十度之间的窑火里，烧炼出自然平和的质感。缤纷的色彩可变化出几十种的颜色，大致可分成紫、褐、红、黑、黄、绿的基本色系。它的颜色烧成之后，不会褪色。经过泡茶滋养后可呈现温润光和不炫的质感，与其它陶土混浊不清的色泽有很大的分野。
紫砂的原料经过科学的分析，其中含有氧化铁、氧化铝、氧化镁、氧化钾、氧化钠、氧化铅、氧化锰等化学成分，矿物组成的胎土属于高岭、石英、云母类型，适当的矿物、化学组合、颗粒配合，使得紫砂的成品吸水率小于百分之二，气孔率介于一般的陶器瓷器之间。紫砂的气孔分成闭口气孔和开口气孔两种，由于这种特殊的结构，使它有良好的透气性，茶水放在紫砂壶内，可几日而不馊。紫砂成品还有吐纳的特性，置久不用也会吸收空气中的尘埃，若拿来装油，则油味便积贮在胎土内，很难清除；泡茶则将茶味贮留下来。
紫砂壶的胎土遇热时（如用沸水里外淋过，胎土升温时），则气孔张开，将胎土内贮藏之物吐出来。贮存是茶，就会吐茶香；贮存是油，就会吐油；贮存的是尘垢，就会吐尘垢。通常这种替换作用是同时进行的。所以紫砂壶用来泡茶，泡茶的效果最好，也因为它的贮换功能，可使泡茶效果越来越好。
历代文献记载
紫砂见重于明清两代，可供参考的书目有︰
1.《阳羡茗壶系》 明 周伯高著。
2.《阳羡茗壶图谱》 明 周嘉胄著。
3.《阳羡名陶说》 清 张●堂著。
4.《阳羡名陶录》 清 吴槎客著。
5.《壶史》 清嘉庆年间 朱石梅著。
6.《阳羡砂壶考》 民国二十三年，张虹等人合编。
紫砂的记载自明代以来，多半未深入探讨，只以记录为主，对紫砂之特性，很少有详细的解说，对于紫砂艺术的著述，更是乏善可陈。基于保护国粹的愚心，只求中国之一宝，能在中国人手里发扬光大，而不是等外国人，善知中国之宝，趁我们自己无知未醒之际搜括空了，再回头向我们炫耀。所以将从古至今紫砂器，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书，以供大家参考。中国人的珍宝，必须要中国人自己懂得爱惜才行。
紫砂年代区域划分之依据
紫砂年代区域划分的依据，是以宜兴紫砂业的兴衰而定的。宜兴是紫砂的产地，紫砂业的兴衰当然是受时代兴衰的影响，而跟着上下起伏。大致可分为──
1.创始期
紫砂壶创始于明正德年间，相传在江苏宜兴东南四十里处，唐相陆希声山房故址有一金沙寺，金沙寺里某一僧人，闲时常与制陶缸者相处，取其陶土，加以抟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剖刮胎内使其中空，另外捏制壶嘴、壶钮、壶盖与壶体相接，跟随一般陶制品的窑烧成，人称金沙寺僧，他做壶喜欢用紫砂泥，常以指螺纹为标识。若金沙寺僧壶，只以指螺纹为标识，无款识印章，那么后世的人即使遇到他的传器，也无法辨认，所以金沙寺僧只能算是传说了。
开始在所制紫砂壶上署名号者据说是供春，所以又有人认为紫砂创制者是供春。供春是明代四川参政吴颐山的家僮。吴颐山常在金沙寺读书，供春在空暇时，偷学金沙寺僧取细土抟坯手捏，故壶身内外指螺纹隐现。这些也只能作为参考而已，因为现在所谓是供春制的供春壶，都存有疑点待清。
董翰是明万历时人，开始制造葵花式样。
赵梁万历时人，多作提梁式壶，可以说是提梁式壶的鼻祖。
元畅万历时人。
时鹏是时大彬之父，万历时人，与董翰、赵梁、元畅为当时四大名家，除了董翰重精巧外，其余三家多古拙。
李茂林，万历时人是紫砂小壶的鼻祖，虽说是小壶，明朝时的小壶其大小在现代来说应算是中型的壶。
从金沙寺僧开始到李茂林的这段时间，可称为是壶艺创始期，在这段时间因为烧制时，未装入匣钵内烧，而是与瓷器，而是与瓷器同窑，故难免会微沾釉泪。所以时大彬之前的这段时间，可称为壶艺创始期。
紫砂文化：宜兴紫砂陶刻的兴起和发展
任淦庭紫砂陶刻作品
宜兴紫砂陶刻由来已久，元人蔡司沾《霁园丛话》里就有“奈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五文字”的记载，这是目前所知在紫砂器物上题刻词句的最早年代，但仅见诸记载，原物已佚，尚不知是刻于壶底还是壶身。据考证最初的镌刻大多位于壶底和壶盖的边沿而很少见于壶身，其内容也仅仅记载着作者的名号而已。稍后便有在砂壶身上题刻诗句的作品出现，绘画绝少。明“供春壶”之前的紫砂陶刻是用竹尖刀(制陶工具)在坯体未干时刻制的，其刀刻痕与现代意义上的陶刻味有明显区别，后发展成用专门的铁制刻刀在坯将干未干时镌刻。明清以降，宜兴紫砂名气大盛，紫砂壶以简括大方之形、淳朴典雅之色和安逸恬静之态深受文人学士关注，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来宜兴定制紫砂壶和文房玩具者甚众，如赵宦光、董其昌、顾元庆、郑板桥、吴大徵、任伯年等定制的壶器均署室斋名以传世。紫砂壶成为众多文人闲士品茗吟诗，风花雪月时的把玩物，其典雅、恬适、朴茂的风格正与文人澹泊、雅致、清丽的审美情趣相吻。
紫砂壶镌刻题辞的盛行，推进了文人直接参与创作。有意识地将紫砂壶作为创作的载体者，当推清嘉庆年间的陈鸿寿(字曼生)。陈曼生是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不仅娴熟于金石书画，更是嗜壶成癖。他和杨彭年合作设计的紫砂壶，其色含蓄，其质温润，其形典雅，亦书亦画的陶刻艺术“切茶、切水、切壶、切情”，可谓美妙绝伦。由于陈曼生的倡导及一批金石书画家的参与，推动了紫砂陶刻的发展也大大提高了紫砂壶的品位。陈曼生留下的“曼生十八式”可称道艺结合的经典，后世奉为圭皋。曼生之后“壶随字贵、字随壶传”成了文人和匠师合作时共同认呵的审美标准。与曼生同时代的梅调鼎，曾在一款称砣款式的“秦权”壶上题铭：“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称来”，其文回味十足，其字遒劲有力，方寸之间便构成壶、字、意、情皆佳的绝妙之作。
清末民初，紫砂产业大兴，宜兴紫砂陶商人始请本地书画名家参与紫砂陶刻，此时的陶刻装饰风格渐趋明朗，切壶切情的铭文款识减少，饰壶风格通常为壶身一面题词，一面绘画，诗文大致出自《茶经》或有关茶事的唐宋名句，画面多表现梅兰竹菊或简笔山水，也偶人物，笔意多仿石涛、八大、董其昌意。此时的陶刻刀法老到、技艺娴熟、构陈懋生、陈研卿、沈端田、韩泰、邵云如等人，遂形成了当时的陶刻行业。商户在普通产品上镌刻简单的字域，视技艺高低而刻制不同档次产品，其价位自然也就不同，此时的陶刻品种已从紫砂壶发展到花盆、陶瓶、餐具及其它品种，内容也不限于书法和绘画，还包括任淦庭等名艺人留世，他们的高足徐秀棠、谭泉海、鲍志强、毛国强等今已成为陶刻界的领军人物。又承金陵亚明、沪上唐云、王个移、京华韩美林诸大家的鼎力推助，几代艺人的探求和摸索，紫砂陶刻语言日趋丰富和成熟，形式风格已臻完美。再有大批民间爱好者的加盟，一时陶刻业红红火火，兴旺无比。近年收藏热带来紫砂热，因此陶刻艺术也渐人佳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喜爱。
紫砂壶的装饰—陶刻
陶刻是紫砂陶以及陶瓷中应用最广泛的装饰方法。最初是用来落款，在半干的坯体上，用竹刀、金属刀刻上款识，后演变为装饰。
陶片上刻文字，在中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邹平县丁公村一座4200年前的古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刻有至少11个字的文字陶片，一下子将中国书法史推进了近一千年，这种文字早于甲骨文，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一种文字。
紫砂壶中的文字陶刻装饰，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已趋成熟。陈曼生的参与使当时的紫砂一改过去的繁琐，变得造型简洁、明快、新颖、美观，线面结合较多，体现了设计功能与形式的统一，大面积的留白，显得干净利索，让诗、书、画尽情发挥，从而将诗、书、画、印集为一体，达到完美统一。所以曼生与诸名匠的合作也就成了“壶随字贵，字依壶传”，此举一直影响至今。
今天的陶刻艺术，题材已极为广泛，不但注重形式、内容、手法、陶刻技巧，以及陶刻家的文化素养，也已经注意到了“陶刻应该有它本身独立存在的表现形式，而不只是把书法、图案搬移到壶体之上”。
清·宜兴紫砂刻梅纹茶壶
紫砂文化：简述时大彬对紫砂壶艺贡献
时大彬，号少山，又称大彬、时彬。壶艺名家时朋之子，明代万历年间人。其生卒年代不详。“考诸记载，少山万历间人。张叔未云：顺治十八年，时年已老。然则少山克享天年，清初始殁，可无疑义”。据徐秀棠大师在《中国紫砂》中考证，时大彬可能生于嘉靖末年的1560年。《宜兴人物志》，称其为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人，具体生卒年代为1573—1648年，而台湾的徐鳌润先生则推测其生于1573年卒于1662年，享年89岁他是继供春后，紫砂壶艺史上知名度最大、影响力最深的一位壶艺大家，被誉为“千载一时”、“明代良陶让一时”事实上，时大彬确实为紫砂壶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一、在工艺上：时大彬基本完成了手工成型的制壶工艺。所谓“壶艺传至大彬，始蔚然大观，为完成之初期”周容在《宜兴甆壶记》这样记载：壶艺“至时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为之。供春更斫木为模。时悟其法，则又弃模。而所谓削竹如刃者器类增至今日，不啻数十事。”这就是说，不知名的金沙寺僧原来是徒手捏壶而供春“斫木为模”，用木模挡坯制壶；而时大彬又抛弃了木模，用手工制壶，而且大大发展了制壶的专用工具。时人评论“良工虽巧，不能徒手而就，必先器具修后制度精。甆壶以大彬传，几使旊人指”时大彬不仅手艺巧，而且器具修，所以其制壶“制度精”，使天下制壶陶人为之折服。我们可以这样说：是时大彬总结了前人制壶经验，奠定了今天紫砂“拍身筒”、“镶身筒”手工制壶的一套独特的制壶工艺的基础。紫砂泰斗顾景舟生前也常说：“自时大彬开始，制作紫砂陶的一整套传统技法，已大体上建立，并传承给以后的各代艺人，这应是时大彬最大的功绩。”
二、是泥料上，在紫砂泥料上，大彬也是一位敢于创新的能手。“或淘土、或杂以砜砂土，诸款具足，诸土色亦俱足。”如果说，“淘土”，即从陶土中“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是金沙寺僧和供春首创的活，则在其中“杂以砜砂”，即相当于现在的调砂、铺砂则应是大彬的首创。调砂的目的是什么？一是掺砂后增加“细土”的强度；二是增强砂壶的艺术效果，周高起曾形容“壶之土色……上有银沙点点，迨砜砂和制，壳绉周身，珠粒隐隐”。至于是怎样“杂以砜砂”的，李斗《扬州画舫录》说得很具体：“其制法，陶土之内杂以砜砂。尝毁旧甓以杵舂之，使还为土，范为壶，燑以熠火，审候出之”《阳羡砂壶“时大彬故入以沙，炼土克谐”时加按语也说“砜砂即陶缸已成之器捣碎舂之参入土中，故曰参砂”我曾请教一些业内人士，谓现今之掺砂、调砂是掺入本土绿泥，不是将陶缸捣碎掺入，因而认为所谓“杂以砜砂”是文人以派传讹。但更多的业内人士则认为，时大彬开创的“杂以砜砂”是可信的，那是针对当时制壶所用的“细土”而为之，而且就是这一创举为今日的铺砂、调砂奠定了基础。
时大彬不仅善于调砂，且能调配泥色，所以“诸土色具足”，因此，时大彬在砂壶泥料上的创新对壶艺的发展也是一大贡献。
三、在造型上：时大彬制壶有多种造型，所谓“诸款具足”。兹从出土时壶、文献记载以及存世传器中略加分析，则时大彬制壶造型有圆器、方器、仿生象形器及筋囊器等多种，真不愧是制壶造型的多面手。
出土文物：明户部尚书卢瑞锋墓出土了时大彬制圆壶、无锡涵莪墓出土时大彬制“如意盖三足圆壶”、江都曹氏墓出土的时大彬六角紫砂壶；存世传器：现存世“大彬款”的紫砂壶共有13把，分别藏于各地博物馆或私人，现按造型归类为分别如下：
圆器：
特大高执壶。壶身铭：“江上清风，山中明月丁丑年大彬”。
仿供春龙旦壶。共有二款。一藏香港茶具文物馆，底款“大彬仿供春式”。一见海洋公司版《砂壶集》第335页，底款：“万历丁酉春时大彬制”
虚扁。上海博物馆藏，底款“源远堂藏大彬制”。
提梁壶。壶唇外有楷书“大彬”二字，又刻有方印“天香阁”三字。南京博物院藏。
方器：
开光方壶。共二款。一见40期《壶中天地》，底款“万历丁酉时大彬制”；另一款香港茶具博物馆藏，底款“时大彬制于三友居”。
高僧帽壶。唐云藏，底款“丛桂山馆大彬”。
莲瓣僧帽壶。底款“万历丁酉年，时大彬制”。
仿生器：
凤首包袱壶。唐云藏。底款“万历丙申时大彬制”。
半瓜水盂。唐云藏。壶身铭“辛亥夏制于正已堂为可先老先生少山时大彬”。
筋囊器：
玉兰花六瓣壶。香港茶具文物馆藏。底款“万历丁酉时大彬制”。
史籍记载：
“张叔未得时少山方壶，赋诗，有句云‘削竹镌留甘字铭，居然楷法本黄庭。’”
“苇村尝以时大彬梅花砂壶赠汪近人，汪赋诗谢之，有浑然制作梅花式句”《阳羡名陶录》。
吴槎客诗题云：“芑堂明经以尊甫翁旧藏时少山茗壶见示，制作醇雅，形类僧帽，为赋诗而迎之。”
张燕昌云云先府君性嗜茶，尝得时大彬小壶，如菱花八角的……随手合盖，举之能翕起全壶……。
“宜兴时大彬壶，予有三执。…其小者，得自陈健夫，扁如柿饼，不得容杯水…。
《艺术从编》载大彬方壶…又载大彬六角壶…。”
郑秋枚《砂壶金形拓本》刻大彬菱花式壶，工巧有致…”
披云楼藏老朱泥大彬中壶一持，参砂坚润，形式如柿…。”
吴槎客云：长洲陆贯夫，博古士也，赏为予言，大彬壶有分四底、盖为一壶者，合之注茶，渗屑无漏，名六合一家壶，离之乃为六，其艺之神妙如是。
时大彬壶的这些造型，当然并不都是他凭空创造的；有的是继承模仿前人已有的款式；如仿代春龙旦壶；又如菱花式壶，前人董翰的“菱花式，忆殚工巧，”同样赵梁制壶已“多提梁式”。但他能在前人基础上有新改进；而有的则完全由其创新设计。最为人称道的是，他能适应文人饮茶的需要及时地由大壶改作小壶：“初仿供春，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和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作为一位民间艺人，能与时俱进适应饮茶之需，在壶艺造型上不断变革创新这在封建时代的工艺史上是不多见的。无怪人们要称赞其为“千奇万状信手出，巧夺坡诗百态新”。
四、在风格上：时大彬制壶形成了独特的朴雅坚致的艺术风格。大彬对待壶艺作风严谨，“雅自矜重，遇有不惬间者碎之”，而且他的人品亦好：“时为人敦雅古穆，壶如之，波澜安闲，令2人起敬。”因而形成他的壶艺的独特的风格。即“凡所制壶不务妍媚，而朴雅坚致，妙不可思”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壶“粗而不媚，朴而大雅”正如吴梅鼎品评的二字：“典重”，也如清代阳羡词人陈维崧在诗中评价的那样：“彬也沈郁并老健，沙粗质古肌理匀。”时壶的这种质朴古雅的风格不仅赢得文人雅士的青睐赞赏，在紫砂业内亦备受推崇。时大彬的高足弟子，与时大彬，李仲芳并称“壶界三大”的徐友泉，也是一位“综古今、极变化、技进乎道”的壶艺高手，但他自己“晚年恒自叹曰：‘吾之精，终不及时之粗’。”可见时壶的“沙粗质古”、“朴雅坚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时大彬技艺功力、艺德人品的集中体现，是砂壶的一种最本质的艺术表现形式，因此，历来被壶艺界推为“大家”“正宗”，且“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
五、在识款上：时大彬在制壶的识款、题铭上表现了较高的文化修养。大彬虽出身于壶艺世家；但骨子里可能还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有记载称其为“宋尚书时彦裔孙”，此事久远且无从稽考，但时大彬肯定十分抑慕时家这位先祖。时大彬平时与文人交流广阔，如他之由大壶改作小，便是受文人品茶习惯的影响以后所作的变革。也是受文人的影响，他刻苦学习，精通书法。他在壶上题刻款识，“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但后来他苦练书法，“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时大彬的刻款，博得文人的赞美。如周高起曰：“大彬款用竹刀，书法逼真换鹅经”张叔未得时大彬方壶，见其题铭赞曰：“削竹镌留廿字铭，居然楷法本黄庭。”
时大彬还开壶上题铭之先河，不过其内容大多是现成诗句，且偶见于壶身，多镌于壶底。略举几例：
客耕武原，见茗壶一柄于仉氏六十四砚斋底有铭曰‘一杯清茗，可沁诗脾。大彬’凡十字
张叔未得时少山方壶，底锓“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素涛起”二句，欧公诗也
碧山壶馆藏猪肝色大壶，泥质湿润，工巧敦朴兼而有之，底镌行书“叶硬经霜绿，花肥映日红，大彬制”
综上所述，紫砂壶艺到时大彬已基本成熟，加上他广收门徒，继承技艺，“弟子甚众，知名于世，”遂使砂壶艺术发扬光大，“蔚为大观”。时大彬在紫砂壶艺的制作工艺、泥料配制、造型设计、识款题铭上都有变革创新，并形成了他独特的质古朴雅的艺术风格，因此，人们把“砂壶”直接呼为“时壶”，且把他的嫡传、再传弟子的一脉奉为“壶艺正宗”。总之，时大彬是壶艺史上位具有里程碑式的大师。
紫砂陶的历史起源与陶器的创始
中国陶瓷，发达最早，首先使用釉及窑火的伟大艺术，千变万化，无涯无尽，技术达世界最高峰。
大约在1万年到7千～8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使用磨制石器、过着渔猎生活的时代，就开始创造了原始的陶器。制造的方法有篮制、模制、手捏、圈泥和转盘等几种。
关于陶器的发明，恩格斯作过科学的阐明，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原始陶器的制作和编织物的产生，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和创造。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陶器的发明曾经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陶瓷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原始社会的彩陶和黑陶；商代的白陶、硬陶、釉陶；汉代的近似瓷的釉陶；西晋的青瓷。唐代的三彩陶，宋代的此砂陶，明代的青花、五彩瓷器，清三代瓷器，等等，都驰名中外。在英文字典里，陶瓷和中国是同一个单词“CHINA”，古代中国在世界上享有“陶瓷之国”之美称。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古代人类发明了制陶技术。学会制陶，对农业的发展与定居生活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产陶，历史悠久，古代文献上早有记载。《周书》里有“神宜耕而作陶”，《路史》里有“燧人范金合土为釜”，《资治通鉴》里有“黄帝命宁封为陶正”，《吕氏春秋》里有“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物源》里有“轩辕作碗碟”，《周礼．考工记》里有“虞氏上陶”，《史记》里有“舜陶于河滨”等记载。
中国陶器始于何时？过去没有确切的定论。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用放射性同位素对出土古陶器进行科学测定，确定中国制陶工艺始于6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陶器以“彩陶”和“黑陶”为代表。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中国河南省渑池仰韶村，首先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址中有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绘有红、黑或紫色的几何图案，考古学家称之为“彩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的“仰韶文化”。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省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许多黑色陶器，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继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器形浑圆端正，乌黑发亮，考古学家称之为“黑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龙山文化”。这就是中国史前文化阶段的两个主要系统。此外，还有与仰韶文化同时发展的“马家滨文化”，有与龙山文化同时发展的“齐家文化”，以及“青莲岗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等，也多以红陶，灰陶、彩陶、黑陶为主。
广义的陶器可分为四类：土器、炻器、陶器和瓷器。土器，坯质粗松，多孔，色泽不洁，成陶火度最低，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砖瓦钵；炻器，坯质致密坚硬，取天然泥色，成陶火度在1010oC～1020oC，无吸水性，音粗而韵长，如紫砂陶；陶器，坯质孔较细，上釉，成陶火度较高，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缸、瓮、罐、坛；瓷器，坯质致密透明，上釉，成陶火度最高，无吸水性，音清而韵长，如江西景德镇的产品。
远在石器时代宜兴就开始制陶，宜兴鼎蜀镇窑场是世界炻器的发源地，它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大量生产陶器。每一时代都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并且或多或少地呈现一种独特的生活样式。因为隐患的使用在表示文化上连续时代开始的标准不如家畜、铁或文字的使用等来得明显，所以人们采用制陶术作为表示时代的标准，便需要说明理由。陶器的制造假定着村落生活的存在以及简单技术的出现。
近年来，在文物普查工作中，考古学家陆续在宜兴的鼎蜀、张渚和杨巷等地发现大量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氏族社会，这里的先民就开始从事农业和陶业劳动。距今约5000～6000年以前，宜兴出现了原始部落。归径乡的南唐村、骆驼墩，邮堂乡的西溪村先后都发现了属于这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骆驼墩是一处距今5000多年的原始村落遗址。村落选择在地势高爽的土墩上。当时的人们已普遍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用石斧、石锄等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过着以种植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还进行采集、渔猎和饲养家畜。骆驼墩原始人已能建造低矮简陋的房屋。当时的手工业也有了发展，人们已普遍使用陶器（有红陶盆、陶鼎、陶碗等），而且在西溪村原始文化遗址出土了陶壶和陶罐。在这些遗址上，与粗糙的或打磨的石器一起出土的丰富的夹砂工陶、泥质红陶、白衣黑陶和灰陶的碎片。器皿的成型方法，基本上是手制，也兼有轮制的，较晚的泥质红陶上面，可以看到简单的方格纹。骆驼墩原始人是按母亲的血统来定亲属关系，处于母系氏族阶段。
距今约4000～5000多年以前，宜兴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原始村落逐步发展到近河旁的高地和山麓南坡上，由几个相邻的居民点组成一个村落。宜兴的杨巷、鼎蜀、张泽、铜峰、新芳、善卷等地先后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其中以杨巷镇一处新石器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最为典型。在今杨巷东北部的三块高地，以蛳螺墩（也叫城头地）为中心的原始村落有很大规模，周围面积达300多亩。原始的农业已得到较快发展，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器。这时的石器工具出现了石镰、双翼形石耕田和半月形双孔石刀、石犁。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发展起来，出土了大批古陶器，其中有完整的红陶鼎，大部分为日用器皿，造型多样。烧造陶器的温度达800oC～700oC。杨巷原始遗址还出土了多种陶纺轮，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
陶瓷文化：紫砂陶刻和书法的关系
自陶刻艺术诞生以来，书法就与陶刻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在陶刻中彰显书法的魅力，在书法中衬托陶刻的韵味，似乎是很多紫砂陶刻艺人永恒的追求，在陶刻中彰显书法的魅力，在书法中衬托陶刻的韵味一句就能很好地概括书法与陶刻的关系。
紫砂陶的雕刻不同于一般的雕刻，也有别于漆雕、木雕、碑文铭刻利其它陶瓷刻绘。它是在紫砂陶坯凹凸不平、多角线条等复杂的造型上进行刻画。诚然，书画雕刻是紫砂工艺过程中最后的一道工序，书画题材的取舍与笔法，基本上与国画相似。即有书有画，书画之外，还有款识印章。只是布局有不同，要按照砂陶器各种造型分别施艺，画面要求清晰而层次分明，一般都是先在陶坯上书画，然后依著字画雕刻。刻字要划平竖直，刻得珠圆玉润，鹿画要刻得有来龙去脉，做以结构相称，刀法分明。而雕刻用刀法则可归纳为划、竖、撇、踢、捺五个字。刻划刻刀先下后上；刻竖刻刀先左后右；刻撇先用顺刀后用逆刀；刻踢先用逆刀后用顺刀；刻捺刻刀先上后下。
陶刻艺人常常以书法来表现紫砂陶艺作品的个性和气质。将书法作为紫砂陶艺的主体，来表现该作品的思想、感情、风格以及丰富的内涵。作品或古朴端庄、或高贵典雅、或霸气十足，很多方面都是通过书法艺术来展示的。
而在紫砂陶艺中变现书法艺术，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通过书法的线条与紫砂壶作品的造型、色彩、材料等有着内在的一致与融合。因为每一件陶艺作品其实都是包含着一种感情、一种思想、一种境界的，不管是刀法、刻法还是表现内容都需要与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感情、思想想一致，那么作品中所融入的书法艺术也应该与陶艺作品的正题造型、感情相吻合。
紫砂陶刻的思想丰富而深邃、感情丰满而浓烈，它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和文化的积淀孕育的最宝贵的珍品。有人曾说一个民族可以没有传奇，但不能没有传承，紫砂陶刻，就是中国民族千百年来最好的传承。
“赌书消得泼茶香”，品茶时“陶与瓷”的选择烦恼
茶文化与陶瓷文化一样在我国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渊源，拿着一套精美的茶具煮茶品茶是一件非常安逸文雅的事情。但是茶具的选择主要有瓷器与陶器两种，虽然二者像双生花一样非常相似但又各具自己的独特之处，接下来就为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与实际情况做出适合自己的绝佳选择。
瓷器使用高岭土高温烧成，表面光洁透亮，胎薄致密，气孔少，吸水率低，传热快，保温性适中，泡茶能获得较好的色香味。瓷器致密，对茶味的反映不偏不倚，真实公正。因此，瓷器是适用最广泛的茶具，所有的茶都可以冲泡，不失真香真味。瓷器讲究“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罄、薄如纸”，表面温润洁净，用灯光照射透亮无暇可判断为好瓷器。青花或彩绘的瓷器，注意看其颜色是否不艳不晦、不浅不深、有光泽。注意分辨釉上彩和釉下彩。釉下彩是图案在釉面下，表面摸起来光滑，颜料不直接与茶汤接触，安全性高;釉上彩是绘制在釉面上，摸起来有凹凸感，一般作为观赏，不宜盛装食物。
陶器使用陶土较瓷器低温烧成，造型一般比较古朴粗犷，大气沉稳，颜色较深，表面略粗糙，胎厚，气孔多，传热慢，保温性好。如果说瓷器适合“发香”，那么陶器适合“发味”。陶器特别能凸显茶的韵味，适合冲泡黑茶、老白茶等等，用于煮茶、煮水都很合适。陶器通常用含氧化铁的粘土烧制，色泽多为棕红、棕黄、灰等颜色。陶器一般保持原色，较少上釉。上釉的陶器，注意选择颜色不要太鲜艳的。选择陶器，除了注意外观的颜色外，质地和手感也是很重要的，只有将茶具的功能、质地、色泽三者统叫协调，才能选配出完美的茶具。
其实陶器茶具和瓷器茶具彼此各有千秋，一个有助于激发茶香，另一个则有助于凸显茶味。二者并无明显的高下之分，大家根据自己品茶的喜好去选就对了。当然一定要注意茶具的质量与安全问题，不管什么材质的茶具健康安全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陶瓷文化：紫砂壶的陶刻艺术
紫砂陶刻装饰俗称刻字、雕刻。陶刻者用锋利的小钢刀，先在已成型的紫砂器物上雕刻文字和绘画、金石、篆刻诸艺术融于一体，神韵怡然，彰显了笔墨艺术与工艺技巧高度结合的高雅风貌，形成了具有民族工艺特色的艺术。自古以来便有文人雅士吟诗作画于紫砂壶上，再用钢刀进行篆刻做为装饰。紫砂壶也因历代文人的参与，留下许多切茶、切壶的壶铭，固而陶刻铭文内容丰富多彩，使紫砂壶一跃成为具有文化内涵的文房用品。
紫砂陶刻的技法，可分为刻底子和空刻两种。刻底子，是先用毛笔在胚体上书画，定稿后用陶刻刀依照墨迹篆刻；空刻，是指以刀直接在胚体上篆刻。
紫砂陶刻的表现形式，除阴刻外，还有阳刻、啄沙地等。泥未干时称湿刻，泥胚干后称干刻。陶刻完成后，不上色的陶刻叫清刻，刻后着颜色的叫着色刻。一件紫砂陶刻作品，书画墨迹和篆刻可以一人完成，也可分别为不同的人完成。这件【扁石瓢】壶的陶刻，就是由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毛国强和工艺美术大师赵明生共同合作完成的，该壶现收藏于济南绿宝石艺术陶瓷馆。一把茗壶配上得体的陶刻书画装饰，便为好的艺术作品，闲暇之余，沏上香茗，品茗赏壶，涤滤烦忧，当余甘留舌之时，细细体会铭文刻画的意境，方能理解文人雅士对茶道的钟情、砂壶的珍爱以及对陶刻艺术的颂赞。
紫砂壶的历代款识—时大彬壶款与赝品
据考古发现所知，最早的有款识的紫砂壶，为近些年来出土的时大彬壶。
（一）1968年扬州江都丁沟乡出土六方大彬壶，发掘时伴有砖刻地券一方，注明为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墓葬，款为刻款，楷书“大彬”二字。
（二）1987年7月福建漳浦盘陀乡出土鼎足盖圆壶，墓主位明万历年间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入葬年代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该壶底部刻款：“时大彬制”。
（三）1987年7月无锡县甘露乡彩桥村东萧塘明华察家族墓地，华师伊夫妇墓中出土三足如意纹盖壶。该墓下葬时间为崇祯二年（1629）。该壶把下与足钉之间刻款“大彬”。
上述三件大彬壶，均是刻款，且内容都较简单，仅是姓名款，基本上刻反映出晚明紫砂壶落款的现象。三件作品刻款，均为刀刻。早期紫砂壶刻款，有竹刀、金属刀刻款之区别。竹刀刻款泥会溢向两边，高出平面，留有痕迹。金属刀刻款，刻印痕在泥平面以下，刀痕干净、利索。
福建漳浦出土鼎足盖时大彬制圆壶底款
如果将考古发现的三件大彬壶进行相互比较，不难发现扬州出土的六方壶制作工艺要差一些。紫砂壶由圆器到方器，从工艺上来说，方器难于圆器，或许六方壶也可能是时大彬的早期作品。流与鋬的处理都已强调了茗壶的使用功能。
纵观时大彬的紫砂壶艺，无论是泥料、成型制作、烧成等工艺与明中期相比，都已趋向成熟，并且作品有了名款。
无锡出土时大彬三足如意纹盖壶刻款
大彬壶的制作工艺，拿现已见到的明代晚期其他壶艺与之相比较，当以时大彬制壶工艺为最佳。不少制壶者，虽与时大彬为同时代人，但制壶工艺却相差甚远。据史料记载，在晚明，时大彬在世时，就已出现仿时大彬作品的仿品。
前不久，见一紫砂残器，底部上刻有“戊午年日时大彬制”，为无锡东林书院泮池出土，现藏无锡东林书院。据说同时出土的物品大多为明末清初。该残器从底部来看，器型较大，做工粗糙，底为圈足，类似福建漳浦出土的盯足圆款“戊午年”当为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如果将此残器与三足如意纹盖壶工艺相比，相差甚远。
无锡东林书院泮池出土“戊午年日时大彬制”款
无独有偶，清初戏曲家孔尚任（1648~1718）收藏有三件大彬壶，其中极大的一件，体肤粗糙，底部刻款为：“戊午年日时大彬制”，只是孔说：“时字与日子连，可疑也。”看了，孔尚任收藏的此件大彬壶款与东林书院出土的残器的款内容相同，排列可能有点区别，如果孔尚任收藏的此件大彬壶工艺也同东林书院出土的残器相同或相似，那么可见，晚明确实已有大量的大彬款仿制品。
“大彬仿供春式”款
